来自心灵的全部深度　冯积岐

1881年，杰出的文学天才陀思妥耶夫斯基临终前在词薄上写着他的一段名言：“……人们称我为心理学家，不对，我只是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即描写人的心灵全部深度。”这不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针对一些人对他的作品的误读的矫正，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他自己的作品明晰而深刻的评价。他的小说描写的是人的心灵的全部深度，他的书信也是来自心灵的全部深度。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将近四百封的书信中，除了临终前两三年的几十封书信中没有提到一个“钱”字外，其他的书信中都有一个“钱”字，这个“钱”字是他的生活，是他的人生，他的一生为钱而苦闷，而奔走，而颠簸，一生没有钱，一生在极度的贫穷之中。一部作品还没有动笔，或者刚动笔他就开始向杂志社、出版商预支稿费，尽管这样，依旧入不敷出，穷愁潦倒，以至于跑到国外去躲债好几年。他觍着脸四处借钱，向哥哥借，向朋友借，向熟人借，借到了屠格涅夫那儿，甚至一度和屠格涅夫闹翻。从他的书信中可以读到，每次借债的时候，他甜言蜜语，好话说尽，几乎要跪到债主面前，用他自己的话说，已很“无耻”。在国外躲债的日子里，为了混饱一顿肚子，连身上仅有的一件大衣也在当铺里当掉了。他在给友人的信中不得不这样感叹：“人生只有一次幸福，往后就一直是痛苦、痛苦，因而在进入了尽可能正常的关系后就需要准备好去接受痛苦。”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信中说：“我太想能像托尔斯泰们、屠格涅夫们和冈察洛夫们那样写作了。”他不止一次地表示过羡慕这些作家生活有保障，可以无忧无虑、自由自在地专心写作。他在几乎绝望的穷困之中奋笔疾书。他的活着是为了写作。可是，他并没有因为急于赚钱而敷衍写作。他认为，他的每一部作品都要从心里掏出来，不能匆匆忙忙，急于赶时间。尽管，面包出自他的笔下，可是，他的笔是神圣的，没有乱写，没有仓促地写。他把《白痴》写了好多个印张之后，发觉有重复自己之嫌，便将作品撕毁，重新开头，如他所说：“每天像牛一样工作，直到把小说写完。”

在极端的贫困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承受着癫痫病的无数次折磨，一旦犯了病，他便口吐白沫、手脚抽搐，如死去一般，疾病大量地消耗他的体力和精力，考验着他的意志。犯病之后，他又爬起来，坐在案桌前，这是他生活的常态。

1894年12月22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给他的哥哥的信中说：“……不管身处何种逆境，不灰心，不绝望——这就是生活之所在，是它的使命之所在。我认识到了这一点，这种思想已经深入到我的血肉。……我的心还在，我的血肉之躯还在，它同样能爱，能感受痛苦，能希望，能记忆，而这毕竟还是生命！我的太阳。”“我内心的精神生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丰富和健旺，从未像现在这样沸腾。”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宣布判处死刑又获释免之后，在流放西伯利亚的途中给他的亲哥哥写的一封信中的内容。可以说，他是历经了一次“死”的人，他给哥哥说：“我绝不会失望，我一定要保持我的精神和心灵的纯洁。我一定向更好的方面重新诞生，这就是我的全部希望和慰藉。狱中生活已经差不多扼杀了我身上的肉体要求，不太纯洁的肉体要求。以前我不够保重自己，现在艰苦对我来说已不算什么了，所以别害怕物质方面的困难会把我毁了，不可能有这种事情。”他在给弟弟的信中说：“四年的苦役流放，我认为是我被活活装进棺材的四年，这是多么可怕的时光啊，我无法向你叙述，这是一种难以形容的无穷无尽的痛苦，因为每时每刻我的心上都好像压着一块石头。”

苦难的生活之所以没有把陀思妥耶夫斯基毁掉，原因，如他所说：“因为我心中有一把特殊的火，我相信这把火。”

这把特殊的火究竟是什么？是信念，是理想，是精神，是思想。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光靠面包是不能使人振奋的。况且如果没有精神生活，没有美的理想，那么人就会忧伤，会死去，会发疯。会自杀，或者会开始沉湎于多种神教的幻想之中……最好还是先将美的理想灌输到人的心灵。当心灵中有了美的理想，所有的人准会互为兄弟，那时他们当然会相互帮助，也就都会成为富有的人。而如果你给他们面包，他们却会由于烦闷而可能互为仇敌。”在物质和精神的关系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精神先于物质，精神是第一的。至关重要的是要有理想，有舍己为人、自我牺牲精神，要有同情、正直、诚实、怜惜和博大的爱，这样，即使物质贫匮的人也是有希望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将他的这种精神寄托在梅什金、阿寥沙等等人物身上。这些典型形象不只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物，而是一种思想。

在世界文学史上，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唯一一个把“思想”当作形象来写的大师。他在国外躲债的时候，写信给一个评论家朋友说：“我正在为丰富的思想写作，我说的不是写作，而是思想。”他构思作品，首先闪现的是思想。因而，他的作品中的每一个人物，无论是砍死放高利贷的老太婆的大学生拉斯尼尔柯科夫，还是《白痴》中恶棍式的罗任戈，他们既是一种典型，更是思想的集大成者。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谈到《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米佳的性格时说道：“他在不幸和误判的灾难临头时净化着心灵和良心……他的净化在进行预审的几个小时中已开始。”心灵的深度不只是来自痛苦和创伤，不只是来自不幸和打击，也来自自我净化，自我救赎。没有心灵的净化，人就会变为《群魔》中那种魔鬼式的恶棍。陀思妥耶夫斯基崇尚的是人身上的好品质，“即善良、诚实、正直、同情心，不做错误可耻的事，尽可能不撒谎”。如他所说：“一切能接受真理的人都会凭自己的良心感觉到什么是善德，而什么则不是。”他号召人们学习爱他人。他主张，人和人之间必须有一颗爱心，用博大的爱去赢得人生。他很注意一个人身上的天性和道德感情之间的这种相互关系。他希望从孩子开始，就要学习爱人，培养一颗善心和道德情感。这样，人就会自我救赎。

陀思妥耶夫斯基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爱他的亲人。在经济十分困顿的情况下，他依旧接济他的继子。他为哥哥死后留下的亲属花去了一万卢布。他献出的是博大的爱，他爱每一个人胜过爱自己。他对妻子安娜的爱情可以说是一曲惊人的爱情绝唱。如他在给弟弟的信中所说：“我很幸福，因为对我来说不可能有比我的妻子更好的妻子了。我找到了真诚的最忠实的爱，这种爱一直持续着。”1866年10月4日，安娜第一次上门去给陀思妥耶夫斯基做速记员。他很快地爱上了安娜，一个月过后，向安娜求婚，安娜欣然同意。1867年，二十一岁的安娜嫁给了已经四十六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此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有了一个称心如意的妻子，有了人生伴侣，也拥有了一个对他的写作很有帮助的助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给安娜的信中所说：“我爱你已达到了极点。你具有丰富、可爱和美好的性格，还有你开阔的心胸……我崇拜你的身体和心灵中的每一颗原子并亲吻你的全身。”陀思妥耶夫斯基极富于爱心，极富于情感，极富于责任，爱妻子胜过爱自己，爱到了疯狂的地步，爱到了嫉妒的地步。1877年7月17日，他在彼得堡给安娜写信说，他由于思念，一夜未睡，号啕着在租住的房间里走来走去。其实，是陀氏在思忖“各种可能发生的事情”，是他对久别的安娜难以放心。爱到了极致便是恨。这句话，也适合陀氏当时的心理。

1880年10月，距离陀氏去世只有三个月了，他给安娜写信说：“确实，整个文学界都与我为敌，喜欢我到入迷程度的只是整个俄国的读者。”他在给友人给家人的信中多次说，他不喜欢屠格涅夫，不喜欢冈察洛夫、车尔尼索斯夫。后来和支持过他的涅克拉索夫闹翻，和别林斯基结为仇人。一个伟大的作家被他那个时代不接受或者接受很晚是十分正常的事情。当下的红火和文学大师并不画等号。对作家最残酷的考验是时间。当时，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得到了一些评论家的赏识，得到了读者的喜爱的。托尔斯泰在读了他的《死屋手记》后，称赞道：“包括普希金在内的整个新文学中再也没有比这本书再好的书了。”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信集中，有几封是写给皇帝的，有一封信，是给皇帝表忠心的。

他写给皇帝的信确实很肉麻，极力歌颂、谄媚皇帝。在当时，他就受到过一些文人的嘲笑。一百五十年过后，冷静地读这几封书信，我觉得，陀思妥耶夫斯基并没有因为被皇帝判死刑，又遭释免、流放而有个人情感上的憎恨，他歌颂皇帝当然有个人的功利，他骨子里认为皇帝是伟大的皇帝——这和他反对社会主义者们，反对民主主义者们的观点是相一致的。他认为，皇帝不只是皇帝，也是伟大的俄罗斯人民中的一员。皇帝代表着俄罗斯精神。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贯坚持其人民性。他在给莫斯科大学生的信中说：“青年人到民间去，不是向人民学习，而是教训人民，居高临下，蔑视人民——这纯粹是贵族老爷的奇思怪想。”“只有人民是坚定和强壮的。”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这样写道：“如果一个人确实拥有才华，他会努力从消失的阶层转向人民。”“任何一个多多少少杰出的和真正有才华的作家最终要回归到民族感情，成为民族的斯拉夫主义作家。”在临终前几个月，他说过：“以充分的现实主义在人身上发现人。这是俄罗斯的特点。因为我的倾向来自人民的基督精神的深处。”

作为贵族出身，一生受尽折磨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他的作品中的人民性不是肤浅地对人民的讴歌，而是体现了一种人民精神，一种思想高度——来自心灵的全部深度。

《杂文月刊》2017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