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古代最伟大的诗人屈原

第一节 关于战国晚期政治形势的说明——作为一个坚定而有远见的政治活动家的屈原之时代背景

我们讲过古代神话，把古代神话储存得最多而应用在文艺创作上最多又最好的就是屈原；我们讲过《诗经》，《诗经》的最大价值是它的现实主义精神，但那时还没有伟大的诗人的名字出现，能够继续发扬《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并且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也是永远作为伟大的诗人的名字出现的，就是屈原；我们讲过先秦诸子散文，能够吸取先秦诸子的思想精华并利用了先秦诸子散文的优长而扩大并充实了自己的文艺创作内容和形式的，就是屈原。

屈原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但我们不要忘了他同时是一个坚定而有远见的爱人民、爱祖国的政治活动家，并杰出的思想家。屈原的创作是和他的政治热情、政治苦闷分不开的，因此，我们首先要谈他的政治活动。为说明他的政治活动，我们又必须结合着当时的一般政治形势，特别是楚国的政治形势去加以考察。

屈原生于公元前343年，即楚宣王二十七年，中经威王、怀王，到顷襄王，他死于公元前278年，即顷襄王二十一年。怀王统治期间是30年，也就是屈原从16岁到45岁的时期，这个时期占了屈原一生最重要的岁月，他的政治活动也就集中在这个时期。

我们首先要了解的是，楚国是战国时代一个极其强大的国家，而屈原的青年时代正逢上这个强大国家的盛时。这可以由下列几方面说明。一是从楚国的历史发展过程看，楚虽然在春秋初年还自称蛮夷，别国也拿蛮夷看它，但它前后消灭了境内的45个小国之多，逐渐北侵，已经辟地千里，在公元前606年楚庄王就曾把兵力推进到洛阳，向周室问鼎，陈郑两国几乎都是被它灭掉的。到了战国初年，它的国土已有五千里。它是变法最早的国家，吴起变法在公元前381年，那就是在秦开始变法22年之前。公元前334年的灭越（这已是屈原的幼年）完成了长江下游的统一。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有为的大国。二是从楚怀王的时代看，楚国也还是很强的。楚怀王十一年（前318），曾当过六国合纵的领袖，打到过函谷关。就是后来因受张仪的欺骗，得不到六百里商于（河南内乡）之地的时候，楚怀王十七年（前312）曾一怒而战于秦郊的蓝田，如果不是韩魏掣肘，乘机攻邓，他是不会罢兵的。楚怀王并非毫无作为，他也曾经历过“国富强而法立”的时代，如屈原在《惜往日》中所说。他的毛病只是急躁而拿不定主意，屈原说“伤灵修之数化”，这是一点不错的，例如在最重要的问题联齐联秦上，他就反复了三次，结果是原来的盟邦也要来攻击他了。三是从秦对楚的应付方法上看，也可看出秦最初是怕楚的。秦不首先攻楚，先对付韩魏。头几次秦楚大战，像丹阳之役、蓝田之役，也都是楚取攻势，秦取守势，秦利用间谍张仪收买楚国的叛国集团来分化，又用欺诈的手段来骗怀王入秦，并用外交的手腕拆散楚的盟国，更用迂回的战略先攻占了蜀地，都说明秦对于楚的实力是不敢轻视的。四是从顷襄王的时代看，顷襄王虽然较楚怀王的才能差得多了，但在他十八年（前281）的时候，还有一个爱国者鼓动他再从事合纵为怀王报仇，他被说动了，甚而还想图周，因为这时楚国依然是“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可想见那时楚的实力和民气。无论就人口、兵力、地域说，楚在当时六国中也都居第一位。这时他的将领庄蹻曾经率兵入滇，在公元前280年建立了滇国。就是在郢都破后的第三年，顷襄王依然靠了十几万残军，夺回了15个城池。这已是屈原死后了。可见就是到这时，楚也没有完全垮。五是从白起攻破郢都后对楚的批评看：“楚王恃其国大，不恤其政，群臣相妒以功，谀谄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离，故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以有功也”，后来秦国灭楚时用了全国的兵力（60万），这是灭亡其他国家时所不曾使用过的。可见楚国失败不是由于军事不强，而是由于政治太坏。六是从楚亡后的余势看，后来抗秦的都以楚为号召，陈涉称大楚，又号张楚，项梁并且找到楚怀王的孙子仍立为楚怀王，这就都可见楚国原有的力量。七是从后人的评论看，整理《战国策》的刘向采取了苏秦说楚威王时的话，说“横则秦帝、从（纵）则楚王”，这可说是对当时的政治形势最概括的说明。总之，楚是当时一个强大的国家，楚统一中国的某些条件是具备的。在全国即将统一的前夕，在楚国具备某些统一全国的条件下，而楚国又正处在强盛时代（灭越，当纵约长），那么，爱国诗人屈原、有政治才能并有政治眼光的屈原为什么不热望由楚来统一呢？为什么眼看着楚国错过了那个好机会，不但不能富强独立、而且几乎亡国称臣，而焦灼万分呢？楚国的强大是符合楚国人民利益的，也是符合全中国人民利益的。在这方面的失望，是屈原最大的失望。也就是这种政治热情和政治苦闷成为屈原创作的动力和源泉。

楚在公元前606年庄王问鼎时，说“楚国折戟之啄，足以为鼎”，可见那时已有丰富的器用。就在楚庄王时，已有孙叔敖创勺陂（在寿县）灌田，楚国水利事业的发达在各国之先。楚在公元前548年已经“量入修赋”，比秦孝公的“废井田，开阡陌”（前350）还早200年。楚国用铁器不但很早，而且很有名，范雎说秦昭王时曾说：“吾闻楚铁剑利而倡优拙，夫铁剑利则士勇，倡优拙则思虑远。”至于用黄金白银当作钱币，也是楚国首先开始使用。我们再看赵平原君和春申君夸富的故事，平原君的使者“为玳瑁簪，刀剑室以珠玉饰之”。春申君的上客“皆蹑珠履，以见赵使”，结果“赵使大惭”。更从《招魂》所写的建筑“高堂邃宇、槛层轩些，层台累榭、临高山些”看，从1953年因纪念屈原逝世2230年而举行的楚文物展览会的实物看，楚在当时的物质生活水平是很高的。至于秦呢？正像李斯在《谏逐客书》中所说“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可知秦的生产倒是很贫乏的。有人以为楚国是很闭塞落后的，但这只能说是春秋初年的情况，后来的发展是很快的。在各国盛行赋诗言志的时代，楚国的贵族也同样学习着《诗经》。公元前520年，周的王子朝率领着旧贵族，带着典籍，还有百工等入楚，此后楚国就接受了中原的文化。再就战国初年的交通情形看，墨子由鲁至楚，十天就可到达，那么也就可见楚国更是很容易接受外来的文化了，事实上战国时代的各派著名学者如墨子、庄子、荀子等人，也都曾活动于楚国。

就是这种高度发展的文化生活和物质生活的存在，才有可能产生像屈原这样的诗人以及屈原所写的那样优秀的诗篇。至于屈原的反对秦的兼并，并不能理解作抗拒进步力量，也不能理解作反对统一。他同样是渴望中国统一，不过要求由一个有高度文化的楚国来统一，而不赞成由一个残暴专制的秦来统一就是了。果然在秦的统一方面固然有秦的贡献，但是它的残暴专制的统治却也自食其果——不久便被以楚为号召的起义所推翻了！

但是楚有没有弱点呢？有，那就是尽管有那样强大的条件，尽管有那样高度的文明，但是政治上落后的腐化势力，特别是旧贵族的势力是很大的。掌握楚国政权的，除了国王之外，就是一般贵族，很少有像秦国所起用的一些客卿。这是客卿吴起在楚国变法不能成功的原因，也是虽非客卿而反对旧贵族的屈原在政治上失败的原因。苏秦曾说“楚国之食贵于玉，薪贵于桂，谒者难得见如鬼，王难得见如天帝”，腐化的空气可见一斑。也就正是因为如此，屈原的苦闷产生了。

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活动家的屈原的时代的背景就是如此。

作为一个政治活动家的屈原，他的政治主张是前进呢，还是倒退呢？事实上也是前进的。

屈原在政治方面主张法治，也就是沿了吴起在楚所实行的改革走。吴起变法（前381）在屈原生前37年。商鞅在秦变法遭刑时屈原已经六岁（前338）。吴起的变法，因为遭到贵戚的反对，又没有秦孝公那样坚决支持的人物，不过一年，就失败了，吴起被肢解了。因此楚国不能在原有的良好条件上巩固和发展。商鞅在秦国，却把政策贯彻了20年，虽然也是遭贵族的反对，被车裂，但他的政策成功了。这样就给秦打下了强盛的根基。屈原眼看这样的前例，他既是爱国的，又是有丰富的学识和清晰的头脑的，当然要效仿这样的榜样。《惜往日》中说的“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娭”，就是回忆他在怀王初年，得到信任，实行法治，有了富强的成效的。《史记》上说“造为宪令”，根据《墨子·非命中》上说“发宪布令以教诲，明赏罚以劝阻”，《韩非子·定法篇》上说“法者，宪令著于官府”，我们可以理解“宪令”的确切含义，就可见他还兼为法律的制定者呢。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他在《离骚》里说的“虽体解吾犹未变兮”，体解正是吴起的下场，他的意思是说纵然结果如吴起，也仍然要坚持着的。他之遭到贵戚们的打击，而敌人也就通过这些顽固的贵戚而把他斥逐，正是和吴起变法后“诸侯患楚之强：故楚之贵戚尽欲害吴起”，有些相似的。虽然屈原本人出身贵族，但他的政治路线是反对贵族的。屈原不是空想的政治家，他为了实现他的主张，最初曾培植了一些人才，这就是他所说的“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冀枝叶之峻茂兮，愿俟时乎吾将刈”，然而结果呢，他这一派动摇了，变节了，瓦解了，“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固时俗之流从兮，又孰能无变化！”于是他所憎恶的那些自私自利的叛国集团（他所谓“党人”）在楚国却占了上风。楚国强盛的机会错过了，楚国人民的灾难加深了，这就是他的最大的苦闷。像吴起、李悝、商鞅所有着开端的，像荀子也吸取着的，后来又由韩非发展到完整程度上的法家思想，是当时进步学派，而屈原也就恰代表这一个线索上的杰出人物。

在外交方面，屈原是始终主张联齐的，这和叛国集团之媚秦固然立于两极，这和动摇于其间的楚怀王也十分不同。他曾三度使齐，怀王十二年（前317，屈原年27岁）使齐，结强党；怀王十七年（前312，屈原年32岁）使齐，因秦攻求援；怀王二十九年（前300，屈原年44岁）使齐，因齐恶楚背约，曾同秦来攻，这回是伴了为质的太子去，和齐讲和的。他的三次使齐，就标志着楚国外交的三次摇摆，其中都有着间歇的绝齐亲秦的错误外交路线。战国到了晚期，只有齐楚秦三大国的竞争。在怀王初年，楚是举足轻重的，所以秦齐都想拉它。但由于楚的决策不定，于是轮替地受秦齐的打击。到顷襄王十一年（前288）时，秦齐都曾一度称帝，而楚没有，这说明到这时统一全中国的资格已经没有楚的份儿了。楚国就是在这样的摇摆中，把大势丢掉了的。屈原个人的起伏，也就以此为线索。吴起的失败，是楚国第一次丢掉了富强的机会，屈原的失败，是楚国第二次丢掉了富强的机会，但也是末次了。然而作为诗人的屈原，他的作品却是在楚亡之后依然有着鼓动抗秦的作用，而且在更长的时间内是享有永久的地位的。屈原的作品就是在这样的时代中，这样的政治主张、政治活动、政治热情以及因政治热情而来的政治苦闷中产生出来的。

第二节 诗人屈原的生平和他的作品

（一）幸运的青年时代——《橘颂》

屈原这个人有无的问题好像已经过去了，但民族虚无主义者是会披了另一种外衣出现的，1951年就有屈原的作品是出自汉代刘安之手的高论。我们认为不但屈原这个人是明确的存在，自从大历史学家司马迁记载以后就没有可疑，而且从明清以来，对屈原的生平及他的作品的年代，也有了更进一步的鉴定。

生在公元前343年（楚宣王二十七年）的屈原，在他六十几年的一生里可以划分为三个时代。31岁以前，即楚怀王十六年（前313）以前、楚国在外交上还在联齐时代，而屈原在政治上也还未遭受打击时，可称他的青年时代。

他的青年时代是比较幸运的。据他自叙诗的《离骚》里说，他是“帝高阳之苗裔”，可见他是和楚的王室近系的贵族。屈、昭、景本是楚国的三大姓，在屈原之前，屈姓也出过很多有名的大将和政治家。历史上有记载的有二十几人。屈原的父亲叫伯庸，但伯庸的事迹却无可考了。

屈原的故乡是现在湖北和四川交界的地方秭归。走过长江水路的人，在出川入川的时候是会望到这个山明水秀的地方的。在它西边不远，就是有名的风景奇丽的巫峡。

他在早年可能受到一些各种思想派别的教育。其中尤其有重大影响的，大概是儒家，其次是道家。在屈原生前140多年，孔子到过楚境（前489）；在屈原生前100年左右，墨子到过楚都（前429年左右）；在屈原生前30多年，由儒入法的吴起在楚做令尹并实行变法；庄周和惠施的活动都在屈原的幼年，——惠施到过楚，传说庄周却过楚威王（怀王的父亲）的聘；那时孟子在齐魏之间活动着，楚国曾有游学于北方的陈良，热心儒家思想，为孟子所称道：至于新儒家的荀子，这时则和屈原一样，都还在幼年——这就是屈原早年的文化空气。由于职务的关系，屈原可能在楚的国都——郢（现在湖北江陵）的时候多些，他的职务是左徒。——左徒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从和屈原同时而稍后的春申君黄歇的情形得到一点线索：春申君就是顷襄王时的左徒，他由左徒升为令尹，令尹就是楚国的相。可见左徒是仅次于令尹的一种地位。同时我们再看春申君曾经以左徒资格侍太子于秦，可见左徒又是一种相当于太傅的官名。这样的人是一定要有渊博的学识的，屈原正是这样的人选。从左徒之相当太傅这一点看来，我们可以理解屈原在怀王时代和顷襄王的关系，我们也可以推想后来顷襄王为太子时在齐为质，屈原一定也是跟着去的，我们并且可以明了屈原在顷襄王时代遭放逐恐怕是由于长期在主张上和顷襄王意见相左的结果。

顷襄王的父亲楚怀王最初对屈原却是信任的。屈原后来在《惜往日》中回忆道：

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诏以昭时。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娭。秘密事之载心兮，虽过失犹弗治。

这也就是《史记·屈原列传》上所说：“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

由于楚怀王的信任，楚怀王的一切生活，他是参加的，《招魂》中就还回忆起他随从怀王在梦泽打猎的生活：“与王趋梦兮课后先，君王亲往兮青兕惮（殚）。”

由于楚怀王的信任，屈原的法治精神的政治措施和正确的联齐外交路线都曾一度得到实现，这也就构成了怀王初年“国富强而法立”的盛时，楚怀王当纵约长，也就在这时候。

屈原在楚怀王三十二年（前317）使齐，为的是巩固齐楚邦交，这是怀王为纵约长的第二年。屈原那时27岁，正是英年有为的时候。

但屈原并不是完全处在顺境中，他那法治思想根本与旧势力的贵族有冲突。一些同列的人也忌妒他。同时由于屈原超群的才能，以及不妥协不敷衍的个性，这也就容易遭别人忌妒。“以为非我莫能为也”，这固然是别人的谗言，但屈原自己那种不能遮掩的锋芒和有些骄矜的性格恐怕也是事实。那时国外的敌人就看穿了楚国联齐派的这一弱点，便利用这一个弱点对楚国进行分化。于是屈原的地位就越陷于不利了。

这就是屈原的青年时代，可以推定为这一时的作品的，可能只有《橘颂》一文。我们所以推定《橘颂》是这一时代的作品的理由是：首先，《橘颂》里丝毫没有因政治上苦闷而失望愤懑的情绪，也没有被放逐的痕迹，而且其中屡提到“嗟尔幼志，有以异兮”，“年岁虽少，可师长兮”，可知内容是指的一个少年，这少年以屈原自己为最适当；其次，《橘颂》的体裁还是四字句居多，兮字放在句尾，仿佛是刚从《诗经》那样的诗歌脱离出来的，还不曾到达由于大胆吸取楚地民歌形式而构成更显著的独立创造的风格，像他的其他篇什一样；再则根据《史记·货殖列传》“江陵千树橘”，可能写作地点没有离开郢城，这也是符合他早期生活的情形的。

《橘颂》是现在所见的屈原最早的文字，但已放射着令人不可逼视的光芒。《橘颂》的内容大概是自赞，也是自警。在这篇文字里，屈原把一个人坚定不移的性格和深带有泥土气息的“深固难徙”的橘树合而为一了，把一个伟大的理想——“秉德无私，参天地兮”，和洁白耀目的橘子——“青黄杂糅，文章烂兮，精色内白，类任道兮”合而为一了，他那样形象化地说出了自己的抱负。从这短短的小文里，已经看出他日后的伟大性格的轮廓——热爱祖国的乡土，公而忘私，打算做顶天立地的人物和事业。从这样高贵而伟大的理想里，已经看出他受有儒道两家的思想，而摄取了它们的精华，表现出青年诗人屈原已是有高度文化教养的人物。

（二）极大的政治苦闷和极丰富的文艺创作时期——《惜诵》《离骚》《远游》《悲回风》《天问》《抽思》《思美人》《招魂》

从楚怀王十六年（前313）到顷襄王三年（前296），也就是从楚怀王受了秦的欺骗，外交政策动摇于联齐绝齐之间，一直到他被骗入秦国而死在秦国，也就是屈原从31岁到48岁的时候，是屈原的中年时代。现在流传下来的屈原的作品，以这一期为最多。

在楚怀王十六年，也就是屈原31岁的时候，秦国破坏齐楚的联合得到成功。张仪在这一年到了楚国，收买了楚国内部一些自私自利的人物，使楚怀王听信了秦可以给六百里商于之地的谎言。但条件是：须要绝齐。楚怀王贪图便宜，又为左右群小所包围，就答应了。而绝齐之后，秦国所给的地方不是六百里而是六里。这时楚怀王大怒，发兵和秦战，但两次都战败了。一次是丹淅之役，损失了八万人，大将屈丐被俘。另一次是蓝田之役，蓝田在秦郊，可见最初楚的攻势是猛的，但韩魏乘机攻入，于是只好罢兵了。

在秦楚大战的时候，屈原曾奉命第二次使齐，这时齐楚又恢复了邦交。正是楚怀王十七年，屈原32岁。同时，孟子正在齐国，可能屈原会晤过孟子。在屈原作品中，有一部分思想是和孟子接近的（《怀沙》是最明显的一篇）。

秦国这时看到还没有对楚取得胜利的条件，便想和楚讲和，楚怀王不想要地，却指明讨张仪来报仇。无赖的张仪也就在次年又到了楚国。然而由于他的狡猾和利用楚国的内奸，不但没有被杀，反而又骗取了自由，大摇大摆地逃走了。这时屈原从齐国赶回来，很指责这事的失策，然而怀王要后悔也迟了。这事说明楚国媚秦派已经有了大的势力。从此以后，齐楚的邦交也就不能巩固了。

媚秦的集团既得势，屈原的联齐外交既不能贯彻，眼看楚国人民即将入于水深火热之中，于是屈原陷于极大的政治苦闷中。

在齐楚邦交不绝如缕的情况下，到了楚怀王二十四年（前305，屈原39岁），楚国正式投入秦国的怀抱，和秦国结为婚姻，这时和齐国本来不巩固的邦交便破裂了。次年楚怀王入秦，与秦有黄棘之盟。

齐楚邦交的动荡，也就是屈原在楚国地位的动荡的指标。这时楚国外交的振幅既已明显地偏于媚秦，于是屈原的政治苦闷也就达于极点。

自此至楚怀王二十九年最后一次联齐时为止（屈原39岁到44岁），诗人的屈原，以他那丰富的感情和超绝的才华，就像泉涌一样地写出了这些名作，《惜诵》《离骚》《远游》《悲回风》《天问》《抽思》《思美人》。

《惜诵》似乎是《离骚》的一个草稿。“令五帝以折中兮”“吾使厉神占之”，连结构也像是《离骚》的缩影。这可能是由《橘颂》到《离骚》的一个过渡作品。

根据《离骚》中的“何离心之可同兮，吾将远逝以自疏”，知道屈原在政治苦闷中有自动出走的一段。这也就是让人误认为在怀王时被放的一次。《离骚》中称“伤灵修之数化”，正是指楚怀王的外交政策的摇摆。“初既与余成言兮，后遁悔而有他”，也是指联齐外交的不能贯彻。“哲王又不悟”，更是指明楚怀王之背齐亲秦的失策的。然而这时还没有完全绝望，“恐皇舆之败绩”，只是有这种覆灭的可能而已。证之以“及年岁之未晏兮，时亦犹其未央”“及余饰之方壮兮，周流观乎上下”，都可见《离骚》的产生是在壮年。照我们的考证，正是他39岁左右的时候。

有人把“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那样的戒惧未来之词，误认是已老；有人把“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那样的想象之词，而误认为屈原已被放至江南，这都是不对的。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品。《离骚》已脱离了他青年时代模仿《诗经》式的《橘颂》体裁，它已经采取了楚地民歌的形式，并运用了当代散文的恢宏的结构，而创造了独具风格的巨制。《离骚》是中国文学史上有名的长篇抒情诗和自叙诗。“离骚”二字是楚的方言，正如现在所谓牢骚，凡是分成两字加以解释的，都不对。《离骚》的内容是首先叙述自己的先世和少年时进德修业的情况；以后谈到自己的成绩以及这些成绩是怎样被摧毁着；他在矛盾的心情下，一面想退，一面又舍不得；他没有听女媭劝他妥协的话，他于是在想象中向重华诉说他的冤枉；他又要上天，竟被守门的挡了驾；他想得到女神的安慰，但宓妃是骄傲无礼的，简狄跟前的媒人又不可靠，有虞、二姚也没有介绍好，因而他统统地幻灭了；于是向灵氛求占，期待巫咸降神，他虽然在灵氛和巫咸的话里得了些宽慰，然而他还是想远游；他终于眷恋故乡，热爱楚国人民，于是在矛盾冲突中留下来。最后，他所想的“美政”——法治和联齐，却全归泡影了。

屈原在这篇作品里突出地表现了他那坚强的不妥协的性格，热烈地表现了浓厚的爱祖国爱人民的情感，明确地表现了他在政治上的烦闷，极其形象地表现了他的周围和他的时代。他倔强；他寂寞；他憎恶；他燃烧；他不能忍耐；但他放不下，舍不得。——这就是屈原！从来没有这样热情激荡的一种创作，从来没有这样一个鲜明的火热的性格在内的创作，而那种性格又是和人民的遭遇休戚相关着的。

《远游》该是和《离骚》的写作差不多同时的。因为，所谓“远游”，也就是《离骚》中“吾将远逝以自疏”的念头的扩大。《远游》实际上并没有“远游”，只是精神上聊且在想象中解放一下而已，身体实在是没动的——“形枯槁而独留”。《远游》只可以说是神游，神游的结果却是又忽然望到旧乡了，这是和《离骚》的结束相同的，这也就证明它是和《离骚》在同样心情下写出的，因而时日也应该相近。《远游》中虽然援用了神仙家的许多智识，但《远游》的出发点却不是神仙家，事实上屈原仍在留恋现实、热爱乡国，这也就是《远游》可贵可爱的地方，这也就是《远游》依然是屈原的作品的理由。

《悲回风》应该是和《远游》差不多同时的作品。因为“据青冥而摅虹兮，遂倏忽而扪天”，是和《远游》的结尾有些相似的。而“岁忽忽其若颓兮，时亦冉冉而将至”，也正是《离骚》中“老冉冉其将至”的同样的感觉。

《离骚》上说“余既不难夫离别兮”，又说“吾将远逝以自疏”；《远游》上说“愿轻举而远游”，又说“形枯槁而独留”，都可见只在做出走的打算，还没有正式出走，至少没有远走。但不久，他就由打算变为行动了。根据《抽思》上的话“有鸟自南，来集汉北”，知道他实际的出走是从郢都向北走，到了汉水的北岸，那就是襄樊一带。这个地方有楚的故都鄢（现在湖北宜城），楚惠王就曾迁都于此。鄢之南有北郢，即安陆（钟祥），楚昭王也曾迁都于此。总之，这一路上是有不少楚国的富有历史意义的古迹的。我们根据《抽思》，断言屈原曾出走到汉北一带。但《抽思》写作的时候，已经是要由汉北南下了。在由郢往汉北的路上，也就是刚出发后所写的东西，应该是《天问》。因为《天问》是由于庙堂的壁画触动了情绪而写起的（或者有人认为题壁不可靠，因为那时的书写工具没有可能写下《天问》这样长的题词。但根据现代发现的楚国的毛笔和楚简看，因壁画而题词是可能的，因为《天问》中有“白蜕婴茀，胡为此堂”，就是指的壁画。同时《招魂》中也有“像设君室，静闲安些”“仰观刻桷，画龙蛇些”，也指壁画）。《天问》的内容是屈原用了他最清晰的科学头脑和理智对于古代科学知识、神话传说以及历史材料所提出的总疑问（共172个问题），也可说是总审查，但它的归结却是心中的愤懑和不平（“何圣人之一德，卒其异方”），以及对于楚的国事还没有完全绝望的情感（“悟过改更，我又何言”）。因为不是完全绝望，所以不会产生在屈原晚期；因为只有由郢往北的路上才有先王庙堂，所以断定是在这次出走时作。

《抽思》是屈原在汉北时要南下时作。一方面说了“有鸟自南，来集汉北”；但同时却也说“狂顾南行，以娱心兮”，可知他是又在怀念着郢都了。他是怀念到这样的程度，“唯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他这时恼恨的，仍是“昔君与我成言兮，曰黄昏以为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这依然是指联齐和法治一类的“美政”的原先的期许。他对于怀王，还在依恋，所以说“结微情以陈词兮，矫以遗夫美人”。

《抽思》所谓“美人”，也就是《思美人》中的“美人”。“吾将荡志而愉乐兮，遵江夏以娱忧”，是他原来的计划；“独茕茕而南行兮”，是他的真正归途。写作时间应该和《抽思》差不多。

从《离骚》《远游》《悲回风》《天问》，到《抽思》和《思美人》，统统是同一个时期的作品，这一个时期的作品的共同点：怀王还没有死，屈原自己虽然在心情上极度烦闷和不安定，但他没有绝望。屈原常提及他的理想人物彭咸，书中凡七见，也完全集中在这个时候：《离骚》中二见，《悲回风》中三见，《抽思》和《思美人》中各一见。这个时候是屈原作品最多的时候。屈原自己也是承认的，“道思作诵，聊以自救兮”（《抽思》），“介眇志之所惑兮，窃赋诗之所明”（《悲回风》）。这一个时期的作品集中在他39岁到44岁的时候。

在这期间，由于楚国背叛合纵，齐韩魏曾来伐过楚。楚为得秦救，把太子送到了秦国当质。屈原44岁这一年，是楚怀王二十九年，由于楚太子在秦杀了人逃回，秦兵来攻，楚怀王便做了最后一次的联齐，又把太子送到齐国当质，复交。照情理讲，屈原便因此被召回，又去使齐了。这是屈原第三次使齐，同时也是最后一次使齐。

第二年，楚怀王被骗入秦国。屈原曾经谏阻，可知屈原在前年被召回的推测是不错的，屈原曾经使齐的推测也是不错的。秦国果然是“虎狼之国”，扣住了楚怀王，逼迫他割地称臣，他不听，便因而没有放回。这时为质于齐的太子赶回来了，承继了王位，这就是顷襄王。

楚怀王在秦受了四年的折磨，要逃走又被捉回。最后被折磨而死，这是顷襄王三年的时候（前296），屈原48岁了。怀王的死，惹起了楚国普遍的愤恨，连别的国家也觉察秦国的狠毒而为楚国抱不平。和楚怀王有着特别感情的屈原，一度把理想寄托在楚怀王身上的屈原，而事实上在楚怀王初年也实现了自己理想的一部分的屈原，认为楚怀王虽然反复变化而终究执行过联齐抗秦路线的屈原，对于楚怀王的死能够无动于衷么？基于这样悲悼的心情，于是写了《招魂》。《招魂》没有问题是招一个国王，因为“有人在下，我欲辅之”，这不是国王是谁？“九侯淑女，多迅众些，盛鬋不同制，实满宫些”，这不是国王又有谁当得起？这时除了招怀王，又能招谁？屈原在这篇文字里，用了最大的想象力，把上下四方的可怕和故居之美统统写出了，希望“魂兮归来！”他叙述了他的回忆，“与王趋梦兮课后先，君王亲发兮惮青兕”，他是在深深地哀悼着。这也就结束了屈原的中年时代。

（三）晚年的斥逐和殉国——《九歌》《涉江》《哀郢》《怀沙》《惜往日》

楚怀王死了以后，楚国的情况不同起来，屈原的遭遇也大不同起来。顷襄王是没有怀王那样振作的，怀王纵然反复，但还有国家强盛的抱负，纵然鲁莽，但还是为了多开辟一点国土，顷襄王却连这点志气也没有了。只是依附秦国，过苟安的日子。他对于屈原，当然也不会尊重。屈原由左徒降而为三闾大夫，大概是这个时候。这时执政的是令尹子兰，子兰是顷襄王的弟弟，他是出名的媚秦派。怀王最后一次入秦时，别人都说去不得，只有他怂恿了怀王去，上了大当。他的执政，可说是楚国的大不幸，这不幸也体现在对屈原的冷淡和仇视上。从楚怀王死后，亦即从屈原49岁后，到他66岁沉水，是他的晚年。

屈原在长期的寂寞和牢骚中度过了他的岁月。在他51岁的时候（顷襄王六年，前293），秦的大将白起败韩魏联军于伊阙，斩首二十四万。战争的规模是愈来愈大了。这时秦要约楚决战，楚不敢应。楚对秦只好更表示和好起来。但是事实上秦所得的是土地，而楚所得的只是几个妇人。由于楚已经没有争霸的资格，这时强国只剩下秦和齐。秦和齐都曾一度称帝，后来觉得太早了点，才又取消了。这时是顷襄王十一年（前288），屈原56岁。屈原眼见秦日强，楚日弱，顷襄王这样无用，执政的又是被人民怨恨的劝楚怀王入秦上了大当的令尹子兰，他不能不常发牢骚，常发牢骚的结果便是顷襄王决定把他流放到江南。这一次才是正式的放逐，那时是顷襄王十三年，他已经是58岁的老人了。在他写《招魂》以后到这时，中间是不是还写了些什么，我们却不知道了。

但这个老诗人依然倔强地活着，此后又度过了八九年的流亡，才死去。在将近十年的流亡中，产生了他晚年的不朽的诗篇。具体地记载了他流放在江南的行踪的，是《涉江》。从涉江里，知道他曾到过武昌（鄂渚），越过大江和湘水，又越过沅水，还到过湖南的西部沅陵一带（辰阳），并到过溆浦一带。这一带是当时楚国最荒远的地方。“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猨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其承宇”，这就是那个僻远的地方的实况。屈原呢，则是“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就是倔强的屈原也不能不感到这地方的苦寂了。这同样的境界，屈原又曾写在《九歌》的《山鬼》中。但是屈原写《涉江》的时候，并不是写在初到辰阳溆浦的时候，正如他写《抽思》时是并非初到汉北一样，——他现在却是“忽乎吾将行兮”，要离开了。他为什么要离开呢？大概是因为自屈原流亡的次年以后，楚顷襄王经过两年间接连和秦国的三次会盟，楚的地位是江河日下了。顷襄王十八年曾一度恢复合纵，但次年即遭秦伐，把屈原壮年时所出走的地方汉北一带已割让出去了。又次年把屈原所曾经过的江夏一带也断送了，这时屈原已经65岁。他眼见国势太危险了，怀着他的永不会熄灭的热情，就又要返回故都了。《涉江》大概就作在64、65岁的光景。《涉江》一开头就说“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这时他真称得起“既老”了，和作《离骚》时的“老冉冉其将至”的情形已大不同了。

《九歌》可能写在他放逐在江南的时候。这是因为《九歌》和《九章》不同，它是成套的一组祭歌，如果其中有一部分的时代可以断定，全部也就可以断定，而《九歌》中的《山鬼》所写景色全然和《涉江》相同，“岁既晏兮孰华予”也明明是老年的感觉。再证之以《大司命》中的“老冉冉兮既极，不寝近兮愈疏”，这也是“年既老”的表现，而《少司命》中的“入不言兮出不辞”那样把握不定的性格无疑是对楚怀王的追忆，下面说“悲莫悲兮生别离”，更像是追念之词，至于《东君》中的“举长矢兮射天狼”，天狼星在秦地，这里含有吃过秦的大亏后而有的强烈的复仇情感；——总之，《九歌》是屈原的晚年作品无疑了。

凡是读过《九歌》的，没有不被它的美丽所征服的。里面有音乐，“五音纷兮繁会”（《东皇太一》）；有绚烂的颜色，“华采衣兮若英”（《云中君》）；有动人的自然的景色，“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湘夫人》）；有缠绵千古的情歌，“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少司命》）；有缥缈空灵的形象，“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山鬼》）；但也有轰轰烈烈的战鼓似的高歌，“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虽离兮心不惩；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国殇》）。它的体裁是那样的变化多端，正如它的内容是那样丰富多样。屈原的才华并不因为年老而枯竭，也正如他的情感和性格却像松柏样的历秋冬而不凋零。《九歌》是系统化的一套祀神歌曲，包括从至上神（东皇太一），太阳神（东君），云神（云中君），到星辰（大司命、少司命），到山川（山鬼、河伯、湘君、湘夫人），一直到人鬼（国殇，礼魂）。这是一套古代神话系统，也是一套古代宗教系统。屈原在写出这一套歌曲时，无疑包括三个成分：一是采取了传统的并民间的关于那些神们的传说，因而其中有着相沿下来的故事内容和情节；二是根据屈原所曾目击的祀神的典礼，因而其中有些是关于巫和尸的记载；三是在遇到神话传说和自己的遭遇类似的地方，屈原却也加入了自己的抒情的成分。

在屈原写过《九歌》《涉江》以后，要返回楚都的时候，正逢见楚都郢城被白起大军攻破。这时楚国正要往陈（河南淮阳）迁都。屈原眼见大批难民逃难（“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离开后又听说大厦变成土丘（“曾不知夏之为丘兮，孰两东门之可芜”），他已经找不到顷襄王（“哀见君而不再得”）了。他离开郢都的时间是二月（“仲春而东迁”），日子是在甲日的早晨（“甲之朝吾以行”）。他们慌乱到这样的地步，本来是要南下的（“将运舟而下浮兮”），但是顺了长江往东走了（“今逍遥而来东”“遵江夏以流亡”），这就是《哀郢》里所表露的。这一年是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屈原66岁了，离他被放的年代已经有九年，所以说“至今九年而不复”；他怀念故都，以为死了也应该死在故土，但是他却已经离故都一天远似一天了（“哀故都之日远”）。他不能忘掉他是主张变法图强，联齐抗秦的，如果那样，又何至有今天？“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这就是他在《哀郢》里的结束语。

现在到了他的生命的最后，他对一切感到真的绝望了。他大概离开郢都以后，虽曾顺流东下，但这时因为江夏一带已是秦兵所占据的地方，便又南行，于是又到“浩浩沅湘”的地方了。然而不安定的他，悲愤的他，认为死也要死在故土的他，却又“进路北次”了，这就是写《怀沙》的时候。这时间一定离《哀郢》不久，最可能的就是同年的“陶陶孟夏”。他明白地说“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他现在是决心拿死做一个爱国者的榜样了。在《怀沙》一文里，他表现了极度的绝望，他连作《抽思》时的“狂顾南行，以娱心兮”“道思作诵，聊以自救兮”那样的心情也已经没有了，而《思美人》中还有所谓“吾将荡志而愉乐兮，遵江夏以娱忧”，但现在却是“舒忧娱哀兮，限之以大故”，既认定了要死了，舒忧娱哀的念头也就消失。他这时回忆起少年的一切，“怀情抱质，独无匹兮”，多么像《橘颂》中的“独立不迁，生南国兮”，“离愍而不迁兮，愿志之有象”，多么像《橘颂》中的“行比伯夷，置以为象兮”。

同样是一篇回忆，像总结了他的一生的，就是《惜往日》。他想到了往日如何得怀王的信任，国家是多么富强，但后来的顷襄王是多么糊涂，“卒没身而绝名兮，惜壅君之不昭”。因为是临绝之音，他已来不及用任何辞藻，只是说“宁溘死而流亡兮，恐祸殃之有再”，那就是说怕还有比破郢还惨痛的事情发生呢，那是他再也不能忍受的；因而“不毕词而赴渊兮，惜壅君之不识！”（《惜往日》）是他的绝笔，大概在《怀沙》作后不久。传说他五月五日投水汨罗，时间和地点都是十分可能的。这一年是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屈原66岁。

在屈原死的这一年，秦兵把屈原在迁逐时曾经停留的地方辰阳、溆浦一带，所谓黔中郡也占领了。又过了50多年，楚国全亡。

屈原的一生和他的作品的写作年代，大略就是如此。至于曾经被认为是屈原的作品，明显地可断为别人的，则有《大招》《卜居》《渔父》。《大招》是模仿《招魂》的，可能是当时另一个作者追悼楚怀王的。《卜居》和《渔父》都是和屈原时代相去不远，又十分了解屈原的人执笔的，前者是在和屈原同一立场上指出了屈原的矛盾和解决，后者是在和屈原不同的立场上但却阐明了屈原的热肠的。虽然都不是屈原作，但其中却都有亲切的屈原的影子在！

第三节 屈原的思想、性格和艺术

随着全国政治形势逐渐走向统一，战国晚期的思想界已有综合的趋势。在这时，儒家已吸取了道家的一部分唯物论思想，组织成它的天道观，同时为适应当时政治的需要，也就吸取一部分初期法家的思想，并为集思想界大成的新法家开辟了道路。荀子就是代表这个趋势的。和荀子差不多同时生的屈原（荀子约生于公元前340年左右，屈原约生于公元前343年）在思想界的地位便恰如荀子，他的思想面目也最近于荀子。

屈原的基本思想，可说是儒家，但已不是初期的儒家，而是像荀子这样的新儒家。我们说屈原的基本思想是儒家，这是因为屈原所称道的人物像尧、舜、禹、汤就是儒家所理想化的人物，屈原有儒家反求诸己的精神（“苟余情其信姱而练要兮，长顑颔亦何伤”——《离骚》），屈原有孔子那种“学如不及，犹恐失之”以及“疾没世而名不称焉”的积极态度（“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离骚》），屈原运用了孟子那样“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以及“夜气不足以存”那样的语汇（“重仁袭义兮，谨厚以为丰”——《怀沙》；“一气孔神兮，于中夜存”——《远游》），屈原也有孟子所谓“绰绰然有余裕”的“从容”（见《悲回风》《抽思》《怀沙》），这都见出屈原是有很深的儒家思想的教养的。

但我们说他已是新儒家，这是因为新儒家已吸收道家的一部分思想，这在屈原就是表现在对于天命的怀疑上（“天命反侧”——《天问》），表现在把天命化为老子所谓“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理法上（“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离骚》），表现在对于一些规律性的现象的遵从上（“善不由外来兮，名不可以虚作，孰无施而有报兮，孰不实而有获”——《抽思》），表现在像《庄子·天运》篇对于自然现象的那样追问上（《天问》），表现在对于道家的支流神仙家的智识之熟悉上（《远游》）。

同时这所谓新儒家的精神又表现在和法家精神的接近，就犹如荀子是韩非的一部分思想的先驱然。屈原的法家精神不只表现在《惜往日》中对于“国富强而法立”的追忆上，而且《惜往日》中所谓“弗参验以考实兮……弗省察而按实兮……背法度而心治兮”，就直然是法家的术语。这种思想又不只见于《惜往日》，像《离骚》中的“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天问》中的“佥曰何忧，何不课而行之”，也都是显著的法家思想。但他的法家思想是和他的民主思想结合在一起的，他不像韩非那样经常地强调君权，反之，倒是限制君权，这是一看他对楚怀王的批评，对顷襄王的指责就可了然的。

在先秦的各派思想中，只有墨家思想是比较在屈原的思想体系里稀薄些的。这可能是由于屈原终究是贵族出身，瞧不起那种“贱人”的学派。同时也有一个可能是，墨家的末流已变为对新的改革的阻力，像吴起变法后的墨者巨子孟胜就是宁为旧的贵族死难的；——屈原既倾慕吴起，所以就看不起墨家了吧。

作为一个杰出的思想家的屈原在先秦思想界的地位就是：他已集中地表现了当代思想界的面貌，并站在当时最进步的思想的前列。这是从当时的学术思想的发展情况上去衡量的。

然而屈原究竟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他的思想是通过形象的语言表现出来的，不能像一般的哲学家那样一览无余；同时他的思想也有时为他的感情所冲激，不能像一般的哲学家那样统一和平静。

而且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的屈原，在我们谈他的思想的时候，最重要的还不是学术思想体系，而是他对于当时人民所抱的具体态度，如果从这一点上去衡量的话，屈原就更伟大了。因为最宝贵的，是在他具有伟大的时刻与人民休戚相关的思想感情，“唯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长勤”（《远游》），“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离骚》），这就是屈原所挂心的。有人说屈原只知道忠君，那其实是诬蔑。因为，屈原在他的早期作品《惜诵》里就已经借厉神的口吻说出“君可思而不可恃”，在《离骚》里对楚怀王也有“数化”“浩荡”的批评，而晚期作品中且称顷襄王为“壅君”，反之，他对人民却只有热情关怀而没有任何责难，这都可见屈原思想的人民性、民主性处。屈原和自私自利的思想是绝缘的。如果屈原只为自己的功名富贵，他满可以同当时他所谓“党人”同流合污，何必那样执拗地顽强地非主张联齐不可？非“明法度之嫌疑”不可？在《离骚》里，他借灵氛的话说：“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这也就是《史记·屈原列传》中所说“又怪屈原以彼其才游诸侯，何国不容”的意思，然而屈原却决不忍离开他的乡国，永远不离开！他自己受的挫折诚然不小，但往往一想起一般人民的灾难就把自己看轻了；这就是他在《离骚》和《远游》里所不止一次地表现出来的幻想出游、而终于眷恋乡国的缘故；这也就是他在《抽思》里说的“愿遥赴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

因为屈原热爱人民，所以他热爱他的乡国，他甚而爱乡国的一草一木。他赞美橘树，正是因为橘树“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一志兮”。当他在汉北的时候，他怀念他的故都到了这样的地步，“唯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当郢破以后，他立刻想到的是“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他要死也死在故土啊。后来他过了逃难的生活，不知流离了多少地方，然而最后投水在汨罗——还是想在祖国的怀抱中而死！就是这种爱国主义精神感染着一切人！也就是这种爱国主义精神，使屈原成为在当时是一个政治热情充沛的人物，而这种政治热情以及因这种政治热情而来的政治苦闷，就是鼓舞他创作那些辉煌的诗篇的！

屈原的意志是坚强的。他赞成婞直的鲧。他称赞像《国殇》中那样“终刚强兮不可凌”的鬼魂。“亦予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民生各有所乐兮，予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予心之可惩”（《离骚》），他为自己所认定的原则而坚决斗争，决不妥协动摇。六七十岁的高龄的屈原，折磨着、痛苦着，但是他活着，顽强地活着。他大概想万一还有实现他的主张的机会呢。直到国都被敌人攻陷，他真的无望了，便也毫不迟疑地死去。“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他的死不是盲目的；他的死乃是有意识地要起着教育作用，作为一个不妥协的爱国者死的。

由于他的坚强，他不能够和周围妥协。“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涉江》）他也不能容忍像楚怀王那样的反复不定。

世界上有种坚强的人物是冷酷的。然而屈原不然。屈原的坚强却是结合着烈火般的热情。“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他舍不得。《离骚》和《远游》里都曾说起他正在想象中游得高兴的时候，一眼看到故乡，便停留下来了。他对于人民有热情，对于乡国有热情，对于怀王，他希望着可以改好的怀王，在批评之中依然有热情，他甚而对于所痛恨的“党人”也还是热情地希望他们痛改前非的。他说“哀众芳之芜秽”，他说“莫好修之害也”，归根是希望他们好，仍怜悯他们，并要教育他们。如果他们不改，那当然只有痛恨他们了。在这里，屈原一方面是热情的，一方面又是爱憎分明的。

他的情感因为是太热了，所以简直像在燃烧，在煎熬自己。“余焉能忍而与此终古”（《离骚》），“登高吾不悦兮，入下吾不能”（《思美人》），“心不怡之长久兮，忧与忧其相接”（《哀郢》），“心踊跃其若汤”，“宁溘死而流亡兮，不忍此心之常愁”（《悲回风》），都表现这种极其焦灼而不安定的状态。在他的作品里时常有这样的字样，“忽乎吾将行”（《离骚》《远游》《涉江》），“忽反顾以流涕”（《离骚》），“狂顾南行”（《抽思》）。他的情感时刻是像火山样的在爆发着。

然而屈原的热情却又有时伴有极其冷静澄澈的理智，这就像《天问》中所表现的，他问主宰，他问数量，他问原因，他问真相，他问是非。正因为他能批判，所以能够做到爱憎分明。同时他的热情虽然是那样激动，但他又每每能选用极其美丽的语汇去安顿它。所有屈原这一切，爱人民、爱祖国、坚强、热情、理智、爱憎分明……却又结晶在一点上，那就是他有一个高峻的企求的目标，“与天地兮并寿，与日月兮齐光”（《涉江》），“秉德无私，参天地兮”（《橘颂》），因此他的心胸是博大的。屈原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诗人——有伟大的感情，并有伟大的性格。

屈原的艺术，没有问题，是达到中国、也是全世界第一流诗人的最高水平，他的作品继续发扬了《诗经》的现实主义的优长；我们在他的作品里清晰地见到楚国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也就是楚国当时一般人民最迫切的问题和楚国一般人民的爱国热情所在。见到楚国一般人民的灾难的生活，见到屈原周围的那些自私自利者的嘴脸，见到当时思想界的成就，以及像图画样的楚国可爱的山川景物；而尤其出色的，是令人见到屈原那毫无掩饰的一个伟大的诗人之深刻的在矛盾中活跃着的内心生活，从来没有一个诗人是这样详尽而曲折地表达了自己的心情的。我们读了他的作品是觉得那样亲切，就仿佛一个热情的诗人站在我们眼前。比起《诗经》来，这是古典现实主义的更进一步的成就。

屈原的作品，无疑是民间文学加工的结果。《九歌》是民间祭歌的提高，其中依然有民间祀神典礼的一些情趣。《招魂》也应该是民间形式的加工，从四方上下说起而要“魂兮归来”，这正是民间文学中不避雷同的一个形式原则。而《天问》也可能是采自民间问答体的民歌。至于屈原的一般创作乃是扩大并丰富了像《沧浪歌》那样的民歌形式的。照我们现在所知，《沧浪歌》乃是屈原之前唯一可靠的楚地民歌，据孟子说孔子已经听到过。那就是在屈原生前一百多年曾经流传过。不用说，屈原也采取了《诗经》中的一部分形式，但他发展了，变化了，使人几乎不能马上看出那密切的联系。然而还有一个显著的痕迹，那就是郭沫若所屡屡提及的口语的“兮”字。如果从《橘颂》以及其他篇章中的“乱词”看，这连锁也就更为豁然。

作为楚的地方文学的特点看，音乐是一个重要成分。从《九歌》上，“扬枹兮拊鼓”（《东皇太一》），“縆瑟兮交鼓”（《东君》），“成礼兮会鼓”（《礼魂》）等看，可能鼓是这种音乐中最具有特征的乐器。再从《招魂》上“竽瑟狂会，搷（填）鸣鼓些，宫廷震惊，发激楚些”，以及司马相如《上林赋》上“激楚结（急）风”等看，可见这种音乐是极其激烈高昂的。在我们猜想，也许像现在的川戏中所表现的那样状态，不习惯的人是会觉得太高昂了。而这种音乐却正适合屈原那样激昂爆发式的情感。我们甚而怀疑，屈原在作品中的乱词，也许就是像川戏中的帮腔（合唱）似的。其他地方戏中有时也是这样的。如果我们的推测不错，那就也是采自民间乐曲的一证了。

屈原的艺术是在除了继承并发扬《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吸取诸子散文的组织形式和语言成就并采取了楚地民间文艺的长处，而加以高度的提炼之外，又有他的风格的独创性，这表现在激昂的调子，以及善于用精练的语言描写客观事物的特点（像“洞庭波兮木叶下”“绿叶兮紫茎”等），善于使用把主要的副词提到句前的特有的句法（像“纷吾既有此内美兮”“汩余若将不及兮”“沛吾乘兮桂舟”“表独立乎山之上”等）；加上他那丰富的辞藻，变化的风格，不同的体裁，长篇的布置，有典型人物（像《离骚》中的女媭、兰、椒、灵氛、巫成），有生动的对话，能写声，能写色，能写情，能写景（像《山鬼》《涉江》《橘颂》），因而构成一种永远富有激昂的音乐美与绚烂的绘画美的不朽文学，是毫无可疑的。

值得注意的是屈原在艺术上的伟大成就是和他那热爱人民的高贵品质分不开的，也是和他那向民间文艺、文学遗产的虚心学习分不开的。

第四节 简短的结论

第一，屈原是一个伟大的爱人民、爱祖国的诗人。就战国晚期的政治形势说，屈原是代表全国即将走向统一时代的情感的诗人。“思九州之博大兮，岂唯是其有女”（《离骚》），“览冀州兮有余，横四海兮焉穷”（《云中君》）就是这种情感的具体表现。他的思想内容之丰富也反映思想界在即将统一的政治形势下的综合。他已经不为楚国一地的狭小所限了。但就楚国本国论，屈原尤其是代表着当时对楚国热爱的人民的情感。他不只爱楚国的风土，而且希望楚国强大，由楚来完成统一的大业。从当时的具体情况看，楚也原是有这样某些条件的。屈原所以伟大就因为当时的全国人民已创造了统一的条件，而楚国人民在反抗暴秦的兼并上是有着激昂的爱国情感的，这种情感同时也是日后在历史上保卫祖国抵抗外来侵略的动力之一，而屈原正是深刻地表达了这种情感的诗人。屈原所以伟大更在于他时刻不能忘记人民的灾难，时刻不能放松对人民的关怀，并且在思想情感上把这方面的重要性提高到如此的高度，以至对于自己难堪的遭遇的考虑降低到可以不足挂齿的地步，这也就是他所说的“从容”。自然，这其中是有矛盾的，他的作品也曾深刻地真实地表现了这种矛盾，然而战胜的却终于是对人民对祖国的热情，而不是自己小我的任何打算。正是这种地方才是屈原最宝贵的品质，才是使他有不朽的优秀创作的根源。

第二，屈原的一生可分为三个时期，1岁到30岁是青年时代。这是楚国在强盛，外交走联齐路线，屈原也在得意的时代。屈原这一期的作品有《橘颂》。31岁到48岁为中年时代，这是从楚怀王断绝齐交以后，经过几度动摇，终于客死于秦，而屈原陷于政治苦闷，一度跑往汉北的时代。屈原这一期的作品有《惜诵》《离骚》《远游》《悲回风》《天问》《抽思》《思美人》《招魂》。从49岁到66岁，是屈原的晚年时代。这时是楚国兵败，屈原被放逐在江南的时代。屈原这一期的作品有《九歌》《涉江》《哀郢》《怀沙》《惜往日》。

第三，屈原是已往的文学业绩的继承者并发扬者，同时也是有创造性的风格的诗人。在继承方面，在他的作品里，大量的保存了古代神话传说。而他又运用得那样好。《诗经》的一部分体裁为他承袭了，但又有了发展变化，例如由“兮”字之在两句之末改为在两句之中，由无题的短歌进而为有标题——也就是有明显的集中的主题——的长篇，由数章并列的形式进而为有组织的整篇（篇后并有结论似的乱词），由很少对话或简单的对话进而为不同的人物以不同的对话出场，这都是发展，而基本上却又是踏着《诗经》的现实主义前进的。屈原之所以能够构成这样大的有组织的篇幅，使用那样纯熟的口语的对话，并在较长的诗歌中加上了说明主题的标题，是和当时的发达的散文成就分不开的。在这些继承的方面之中，也就有着屈原自己的创造。至于那种适宜于抒写激动的情感的句型，善于运用文字的音乐美和形象美，那就更是屈原所特别出色的了。

第四，屈原不只是一个伟大的诗人，而且是一个有政治远见并坚定主张的卓越的实际政治活动家，同时又是一个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的屈原之主要贡献，是对内主张并实行过法治，对外主张并实行过联齐的正确外交路线，这对于楚国人民都是有利的。思想家的屈原是站在当时思想界最进步的思想的前列，这就是他已经成为摄取了道家思想的长处而发展着的新儒家，这种新儒家已含有法家思想成分。他不只有热情，而且有高度文化知识；他不只有主张，有理想，而且能见诸实践。

第五，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一个伟大诗人。他不但是古代的一个伟大诗人，而且是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站第一流地位的伟大诗人，他的名字是只有司马迁、李白、杜甫、关汉卿、施耐庵、曹雪芹等才可以比拟的。原因是他同这些伟大的诗人一样，忠实地并深刻地反映了他们的时代。他也不但是中国伟大的诗人，他并应该和俄国的普希金、英国的莎士比亚、德国的歌德、意大利的但丁比肩。理由是他也像这些伟大的作家一样表现了当时的进步思想，并优异地表现了祖国人民的真正优长。屈原在这里所表现的就是中国人民不妥协的坚强斗争精神，对一种美好的理想不放松地追求的乐观积极精神，以及时时刻刻都在道德修养上不断要求提高的精神等。自然，他的年代比世界上这些伟大的名字还早1500年到2000年！

第六，屈原是一向为人民所热爱的诗人。在中国历史上虽然曾经有统治阶级的御用学者像班固和司马光，或则指责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或则故意在史书中抹去屈原的名字，然而人民是一直热爱他的。每年端午节的纪念就是证明。在我们新文学运动的先驱间，也一律对他发生极大的兴趣并怀着崇高的敬意。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一书中有专文提到鲁迅所受屈原的影响，而郭沫若更不只作过屈原研究，把屈原的全部诗篇翻译成现代语言，而且创作过屈原的剧本，茅盾也特别研究过屈原所采用的神话。1953年的屈原逝世2230年纪念，不但在国内大规模地在纪念他，而且在世界范围内，凡是和平民主的力量所及的地方也都在纪念他，这说明屈原的成就已经被承认为人类公共的财富，我们对这财富的敬重正在与日俱增！

1977年12月27日校至此

7月26日校讫

1.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169页，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
2.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172页，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
3.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175页，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
4. 参看郭沫若：《评离骚底作者》，《评离骚以外的屈赋》二文，见《奴隶制时代》，159-169页。
5. 据清陈玚《屈子生卒年月考》，现一般学者多从之。郭沫若则推定为公元前340年生，见《屈原研究》15页，又，浦江清有《屈原生年月日的推算》一文（见《历史研究》，1954年第一期），推定为公元前339年生。这问题还有待澄清。
6. 游国恩：《屈原》（1946）63-64页有详细说明。
7. 见《史记·楚世家》。
8. 据闻一多《楚辞校补》改。
9. 郭沫若也说“《橘颂》作得最早”（《屈原研究》，37页）。游国恩则主张在放于江南时作（《屈原》，158页）。
10. 蒋骥说：“《惜诵》盖二十五篇之首也。”25篇这数本不足据，但《惜诵》当是仅次于《橘颂》之后的较早的文字。
11. 郭沫若说：“我始终认定屈原在怀王时不曾被逐。”（《屈原研究》，37-38页）这个见解是对的。
12. 司马迁《史记》和刘向《新序》都认为《离骚》作于怀王世。游国恩、郭沫若都认为《离骚》作于顷襄王时放逐江南后。兹从司马迁刘向。
13. 参看范文澜《文心雕龙·辨骚》注。
14. 游国恩认为《远游》是晚年作（《屈原》，162页）。
15. 郭沫若采取游国恩早年的见解，认为不是屈原作品（《屈原研究》，42页）。但游国恩在写《先秦文学》（1934）时（152页），及写《读骚论微初集》（1937）时（6页），均已放弃其早年《楚辞概论》中之说（1925）。
16. 郭沫若则以为《天问》系晚年作（《屈原研究》，32页）。
17. 游国恩认为《抽思》系怀王时作（《屈原》，156页），从之。郭沫若则以为晚期作品（《屈原研究》，38页）。
18. 郭沫若认为《抽思》和《思美人》是一个时期的作品（《屈原研究》，39页），我们同意，虽然不一定在晚期。游国恩则亦以为在晚期作，而和《抽思》不同时，兹皆不从。
19. 据游国恩《读骚论微初集》（1937），79页。
20. 据《史记》本传。《楚世家》则作昭睢，《索隐》谓：“盖二人同谏，故彼此各随录之也。”
21. 张裕钊有此说，见徐本《古文词类纂》，兹采之。郭沫若说同。
22. 《渔父》称屈原为三闾大夫。《渔父》虽不是屈原作，但是时代和屈原颇近，这是屈原被放后的称呼，屈原被放实在顷襄王时，故推知三闾大夫应为屈原最后的职位。
23. 《史记·屈原传》：“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返也。”
24. 据《读骚论微初集》，87页。
25. 据戴震：《屈原赋注》《东君》下注语：“此章有报秦之心。”
26. 蒋骥：《楚辞余论》《论九歌》条：“其亦暮年所为欤？”戴震也说：“《九歌》，迁于江南所作也。”（《屈原赋注》）
27. 据王夫之：《楚辞通释》。
28. 蒋骥认为《惜往日》是绝笔，从之。
29. 参看郭沫若：《屈原研究》屈原思想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