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战国时代的诸子散文

第一节 春秋到战国的基本历史事实

《诗经》之后，到屈原出现以前，是辉煌的先秦诸子散文的时代。散文的成就给屈原长篇巨制的写成无论在思想内容上或在组织形式上都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这些散文主要是产生在战国时代。

战国时代在什么时候开始呢？战国接着春秋时代。

狭义的春秋时代是指《春秋》一书所包括的时代，那就是公元前722到公元前481年（鲁隐公元年到鲁哀公十四年）。据说公元前481年，西狩获麟，孔子感觉道穷，所以《春秋》绝了笔。事实上获麟是偶然事件，倒是因为孔子这一年已是71岁，再过两年他就死了。大概没有精力编辑下去。就是不获麟，他也只好绝笔的罢。但这一年却也确有一件有历史意义的事件，那就是田常把齐简公杀了，自己取得了政权，这时虽然只当宰相，却为以后正式夺取全部齐国打下了基础。这应该就是战国的序幕。然而序幕是不够作为一个时代的标志的。

广义的春秋时代不能以《春秋》一书包括的时代为限。往前，我们提早到公元前770年，那就是东周之始。往后，我们推延到公元前403年。因为这一年是三家分晋的一年，也就是战国时代七大国之中突然出现了三个新国家（韩、赵、魏）的一年；过了17年，田常的曾孙田和完成了夺取齐国政权的政变，这就是七雄中的四个大国是差不多在这期间同时形成的。因此，我们认为这是春秋时代的结束和战国时代的开始。郭沫若把战国的开始放在公元前476年，这是根据《史记·六国年表》，但司马迁还是拘束于《春秋》一书包括的年代为断限，又拘束于以周天子为正统的缘故，因为这一年是周元王元年，所以便这样划定了。我们认为还是以公元前403年为标志合理些。

说以这一年为标志，当然不是说一刀两断。事实上战国时代也只是春秋时代的继续发展，不过变化更急遽些，正如斯大林所谓由不显著的变化到显著的变化就是了。

大体上说，春秋时代将近300年（前770—前403），战国时代将近200年（前403—前221，即到秦统一六国）。反映春秋时代的社会情况的，是《诗经》中的大部分作品；反映战国时代的思想感情的，主要是先秦诸子散文和大诗人屈原的诗歌。

有些什么突出事件表现这将近二百年的战国时代的急遽变化的呢？一是生产力空前提高了，春秋时代虽然已经发明用铁（铁字的始见是《诗经·秦风》中的《驷》），但大量熔铸和使用是在战国。二是商业发达了，春秋时代虽然有郑国弦高那样的商人，但战国时代却有更大的商人，像囤积居奇的白圭，像有着一万多奴隶的珠宝商人吕不韦，吕不韦甚而以商人的势力操纵了秦的政权。和商业的发达相应，货币也就显著地流通起来了。三是大都市兴起了，像齐国的首都临菑就有七万户，“车毂击，人肩摩，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其他像洛阳、郢、邯郸、大梁，大概也差不多。四是土地的私有制逐渐建立了，鲁国在春秋时已经实行“初税亩”（前594），其他国家则大半在战国时也都走上了这个道路。五是阶级矛盾较前更加深了，一方面有佣耕的人像陈涉，一方面有大地主并且经营高利贷的人，像孟尝君就是靠这样大量剥削而养食客三千人的。由于社会上这样不平，所以有了“民恶其上”“盗憎主人”那样的反抗，也有“杀盗非杀人”那样的镇压，更有像传说中盗跖一类的规模较大的起义。六是由于阶级的变动，也就是升降，出现了“士”这个阶层，他们是相当广大的政客群，也是官僚的后备军。七是由于物质条件的具备。战争的规模较前加大了，一个战争可以动员到几十万人。八是适应着这种急遽的变化，各国都经历着变法的过程；有名的楚国吴起变法在公元前381年，秦国商鞅变法在公元前356年。这种变法的主要意义是废除了残存的公社——井田，自然这也就意味着连带的其他上层建筑的变革。九是由于社会上这些变动，新事物是多起来了，表现新的意识形态的观念也多起来了，语言上也就不免引起了大的变化和混乱，因此从春秋末期的孔子就要求正名，到了战国更变成了普遍的要求，这种要求又特别发展而为讲究逻辑的哲人——名家的活跃上。自然，在他们要求正名的背后，也还反映不同的政治意义，但在说明社会的变动上是一致的。

这些突出的事件都是说明战国时代的社会是有着急遽的变化的，都是说明战国是有着划时代的重大意义的。但我们应该有如何总的理解呢？是奴隶制过渡到封建制么？是奴隶制社会由初期到成熟么？郭沫若倾向前者，苏联有些学者的结论倾向后者。采取后者看法的人，会觉得上面那些现象都有些好像很符合于奴隶制社会一般发展规律的。但是从土地所有制的变化看，从各国的变法运动都是适应这种变化看，现在一般所说战国是封建制社会的形成时期，是较合理的。

发生在这个时代的所谓先秦诸子散文是意味着什么呢？在思想上说，就是在奴隶制社会中，因为奴隶的劳动，而自由民得以发展文化的结果，这情形是正像古代希腊那些哲学家的兴起似的。文字的美妙，甚而最初所采取的对话形式也似之，它同时是这个大变动的不同阶级利益的不同反映，并包括对于迫切的现实问题的不同解决的各种企图。从那些思想的分歧看来，说明这个时代的下层基础还没有稳固，而是在急遽地动荡着，也就因此，那些思想家的散文特别表现一种“百花齐放”的伟观，这是中国后代社会所少有的。专就文学上说，由于当时社会上阶层的变动，扩大了自由民的数量，由于沟通宣传的需要，于是民间的生动语言大量被使用，因而可以有些“焉哉乎也”的传神的文章，同时由于物质生活的上升，那时也有了便于记录的工具；加之交通的发达，文化交流的频繁，这就使思想的表达上有了更多的刺激和推动；而社会关系的复杂化，新事物的不断涌现，这也提高了人们的观察力和概括力，给语言的精密、提炼、曲折繁复提供了条件。也就因此，先秦诸子散文是有着思想上的新鲜和多样，并文字上的丰富和提高的。先秦诸子散文的价值就在于此。

第二节 先秦重要思想家及其散文

我们讲先秦诸子散文，以重要代表人物为限，同时也以有较完整的书籍流传下来的为限。当时主要的思想派别是儒、墨、道、法，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四家的本身也是因社会的发展而有着发展变化的，同时也因思想的接触而有着交互影响。下面即依历史顺序，对重要思想家及其散文分别加以说明。

（一）孔子和《论语》

孔子（前551—前479）是初期儒家的代表人物。这时还是春秋时代，而且是狭义的春秋时代。社会上的变动是有了，但还不剧烈。因此，作为士阶层的代表者的孔子也便是一个新旧之间的人物。他对旧的有所留恋，例如他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述而》，五）。他对新的也有所希望，例如他很想参加一些政变，晋国范氏的家臣佛胖以中牟叛，他想去（《阳货》，六），公山弗扰以费叛（《阳货》，四），他也想去，虽然都经过子路的反对，事实上他也没去，但总见出他是有改革的念头的。由于当时的社会变动还不剧烈，由于他自己饱经世故的理智锻炼，尤其由于他的阶级的限制，他对于任何事是采取一种保留的、慎重的、不彻底、不明朗的态度。在哲学的根本问题上，他避免做肯定的答复，“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先进》，十二）。他一方面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阳货》，十七），好像是一个唯物论者，好像是一个人格神的反对者，但另一方面却也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八佾》，十三），“天生德于予”（《述而》，二十三），就仍露出了他依然有人格神的信仰。这处处见出他是一个新旧之间的过渡人物。因此，他的思想体系是相当有弹性的，也就因此，他的思想体系容易被后人利用，各人可以找到满足自己的一部分。我们认为，就当时的社会情况看，他的思想也该是表现这样的阶段。过誉过毁都是不必要的。

然而就是很平实地看去，孔子仍是有很大贡献的。由于社会阶层的变动，他提出了代表人道主义精神的“仁”，就当时说，在抬高人的地位上，是有进步意义的。“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孟子·梁惠王》，四引），可见他反对屠杀奴隶的人殉，并反对含有人殉的意识的存在。由于“士”这个阶层的出现，他为这个阶层规定了一些道德范畴，也想出了一些必备的条件，在一定的历史阶段，自有它的推动作用。是孔子把教育事业的范围扩大了，他虽然并没有把受教育的机会开放给所有的人，但“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述而》，七），在一定程度上是做到“有教无类”（《卫灵公》，三十九）的，这对以往的教育为贵族所专有而现在开放给一般自由民说，就是一个极大的革新。同时他又是一个“循循然善诱人”（像颜渊所称道他的，见《子罕》，十一）的教育实践家，他重启发，他尊重个性，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述而，二），他“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述而》，十九），乐观积极，够得上一个教育工作者的楷模。因为他对哲学问题采取保留的态度，把兴趣放在历史上，“好古，敏以求之”（《述而》，二十），“吾犹及史之阙文”（《卫灵公》，二十六），“多闻缺疑”（《为政》，十八），对于史学的发达上和文献的保存上，他的功绩也是很大的。他自己又亲手编订了一部大事提要式的《春秋》。作为一个开山的历史学家，他可以当之无愧。在文学艺术上，他看重音乐，也懂得音乐，含有大部分民歌的《诗经》之所以能够保留并得到尊重，和他的提倡并作为教材也是分不开的。孔子在历史上的地位就是如此。记载孔子的言行的书主要的是《论语》，《论语》未必是成自一手，大部分可能是曾子的门人整理的（参看柳宗元说）。曾子死于公元前436年，书中记到曾子的死，所以这书的编成应该在此后。《论语》是孔子及其周围（包括反对孔子的人）的生动活泼的记录。文字是那样简单，但已经能够传达丰富的思想感情，例如“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子罕》，十七）这是多简练含蓄！它已经能够刻画人物，像写子路的直率、子贡的聪明、颜渊的谦虚，都是非常成功的。孔子和子路的对照，就像《吉诃德先生传》中的吉诃德和山冠一样，也像《水浒传》中的宋江和李逵一样。《侍坐》一章（《先进》，二十四）是典型的刻画人物的一个好的短篇。由于孔子讲究辞藻，记载孔子的话处也往往富有形象性，而耐人寻味，像“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罕》，二十八），“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实者有矣夫！”（《子罕》，二十二）都是意义深刻、富有暗示性而又有形象化的辞藻的。

《论语》是用对话体写的一部最早的书，也是十分成功的一部书。

《论语》中记载的《凤兮歌》是我们见到最早的楚辞的形式。

《论语》最好的注释本是清刘宝楠的《论语正义》。

（二）墨子

墨翟（前480？—前390？）是墨家的创始人。他本人活动的时代是战国初期，但他这一派的活动一直继续到战国末期。孟子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滕文公下》，九）；韩非子说“世之显学，儒墨也，……今孝戾侈俭，俱在儒墨，而上兼礼之”（《显学》）；吕不韦说“孔墨徒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尊师篇》）——可见墨家在当时的势力。

孟子所遇到的一些反对派：像墨子的再传弟子许行（即许犯），先儒后墨的告子，实行非攻的宋牼（即宋钘），明称墨者的夷之，也都是墨家。这说明在孟子时代，不唯墨家是和儒家分庭抗礼的学派，而且是思想上的劲敌了。

作为一个学派的墨家的特点是什么呢？第一，这是一个产生自解放了的工艺奴隶的集团。墨子所以称墨，是因为他们的生活像受了黥刑的囚徒那样的艰苦。墨子的弟子禽滑釐在墨子那里的生活是“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备梯》），楚国的穆贺说墨子的言论是“贱人之所为”（《贵义》），荀子也批评他是“役夫之道”（《荀子·王霸篇》），而墨子自己讲道理时也每说“譬若筑墙然”（《耕柱》），正是三句话不离本行。他反对儒家的重要理由之一是“惰于作务”（《非儒下》），可见他们是过劳动生活的。第二，这是一个有组织的求仕的穷人集团。有一位曹公子，曾向墨子说，最初在他的门下，“短褐之衣，藜藿之羹，朝得之，则夕弗得”，后来生活好些了，“今而以夫子之教，家厚于始也”，但是还不满意，曾去质问墨子（《鲁问》）。又如墨子曾经介绍他的弟子耕柱子仕楚，只吃到三升米，他的弟子们便丧失了信心，但墨子却还是乐观的，后来耕柱子给老师送了十金来，墨子便说：“我说来么？”（《耕柱》）墨子介绍弟子去仕的例子还有很多。墨家的领袖称为巨子，是一代一代相传的。有一代巨子叫腹，他的儿子在秦国杀了人，秦惠王要赦他儿子的罪，他说：“墨者之法，杀人者死，……正虽为之赐，而令吏不诛，腹不可不行墨者之法”（《吕氏春秋·去私篇》），他终于把儿子杀了。可见墨家不但是有组织的团体，而且有严明的纪律。第三，这是一个能实践的反对战争的集团。墨子止楚攻宋是一个有名的故事（见《墨子·公输》《尸子》《宋策》《吕氏春秋·爱类篇》《淮南子·修务训》），传说公输般有九攻，墨子有九守，他并且说就是把他杀了，他的弟子禽滑釐等还有三百人，仍然会用他们守御的工具继续干下去。

这三个特点都是先秦诸子的其他学派所没有的。因为它是产生自解放了的工艺奴隶集团，所以他们有部分的科学思想。像“圜，一中同长也”（《经上》），就表现着几何学上关于圆的科学定义，“景不移，说在改为”（《经下》），就表现着对于物体的移动和影的构成的科学分析。墨子的非命思想，反对“我命固且穷”（《非命中》），更是合乎科学的世界观而有进步意义的。因为它是一个有组织的求仕的穷人集团，所以他们主张尚贤，反对“骨肉之亲”、“面目美好”者“无故富贵”（《尚贤下》），这对旧的贵族政治说，也是有进步意义的。同时因为他们是穷人集团，他们反对铺张浪费，反对耽误生产。这就是他们主张节用、节葬、非乐以及非儒的理由。除了由于他们不了解艺术的作用，在“非乐”一点上有一些偏狭之外，这许多主张也是正确的，并且切中时弊的。最后，因为它是一个能实践的反对战争的集团，所以他们不但是在理论上有兼爱、非攻的伟大思想，而且在实际上也有很有价值的防御知识的贡献。在现存的《备城门》等十一篇，提到发现和对付敌人穴攻的方法，防止奸细的方法，城外掘沟的方法，防火保密的方法等，这对弱小国家在防备侵略上都是有实用价值的。

这些都是墨家思想中可贵的成分。但是由于墨家是一群小生产者的手工业集团，他们的思想中有落后的成分，有矛盾的成分甚而有反动成分。例如当时已经“疑惑鬼神有与无之别”了，这本是当时的进步思想，但他们却认为这是“天下乱”的原因（《明鬼下》）。有盗贼，有战争，这本是阶级社会私有制起来的必然结果，但他们用唯心论的解释，认为是“皆起不相爱”（《兼爱上》），这是他们的落后处。讲节葬，但又讲明鬼，这是他们的矛盾。至于讲尚同，想维持从家长一直到天子天志的统治秩序，甚而主张广设“耳目”，要使“举天下之人皆恐惧惕栗，不敢为淫暴”（《尚同上》），又常说富者要“高墙深宫”来防盗（《尚贤上》），甚而说“杀盗非杀人”（《小取》），在这里虽然部分思想上反映了当时要求统一的历史趋势，但就他所提出的方法论，就是反动思想了。这是墨家虽然出身于工艺奴隶，虽然大部分思想反映了当时劳动人民的要求，但由于小生产者的生活限制，世界观的狭小落后，不免受有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的影响处。墨家曾经盛行于秦、楚，这些反动思想就构成了秦的统治者的专制思想的一部分。

墨子本人的时代在孟子之前，但《墨子》一书的时代大概和《孟子》同时，《墨子》一书，除了“经”的一部分可能是墨子自著外，其余大部分是墨子的再传弟子写的。在书的形式上，论文有了标题，而且篇幅已长，从实有的对话进而为理想的辩难（例如《非攻》中有“饰攻战者之言曰……”），这是论文的一大进步。墨家不重文章，说“若辩其词，则恐人怀其文，忘其用”（《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篇引田鸠语），但他们对于辩论是有自信的，墨子曾说“以其言非吾言者，是犹以卵投石也，尽天下之卵，其石犹是也，不可毁也”（《贵仪》）。墨子有所谓三表或三法，“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同之实。……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非命上》），这是他的思想方法，也是他的论著的写作方法。这种方法有重实践的意义，也有大部分人民立场，所以是可贵的。因为墨家重实用，又有初步的科学知识，所以他们很看重语法和逻辑。“名、达、类、私”，表现他们对名词已有分类；“以言为尽悖，悖，说在其言”（《经下》），已指出了全称否定命题的谬妄问题；“譬也者，举他物以明之也；侔也者，比辞而俱行也；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独不可以然也；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于其所取者予之也”（《小取》），已有了较为系统的辩论方法论。

《墨子》最好的注释本是清孙诒让的《墨子间诂》。

（三）孟子

孟子（前390—前303）是战国中期的儒家代表人物。他的时代距孔子已经有一百年左右。这时是各国争王的时代，是六国合纵抗秦的时代。这时代的社会变动已经剧烈化。就他对于当时一些具体问题的态度论，他的思想是有许多进步的方面的，这表现在“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十四）的某种程度的民主思想（因为他的民主思想是局限在上层阶级中，并非承认所有的人都有政治权利，所以说是某种程度上的民主思想；然而这句话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依然发生过一定的号召力量，对限制绝对君权说就还是富有革命性的），“五亩之宅，树之以桑，……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梁惠王上》，三）的改善人民的经济生活的主张，“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战者服上刑”（《离娄上》，十四）的非战思想，以及“天下恶乎定，……定于一。……不嗜杀人者能一之”（《梁惠王上》，六）的统一要求。其中虽然不免有些空想的成分，但大都是可宝贵的。然而就孟子的世界观和思想方法论，是明显地发展了孔子保守的唯心的一面的。他强调“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告子下》，十五），他是承认有人格神的。反之他却没有“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的物质的天道观。他的政治主张基本上是不合当时社会发展的情况的，各国在变法，在毁掉原始公社的残余，但他主张井田；各国在要求新的制度，但他主张“一治一乱”（《滕文公下》，九），“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公孙丑下》，十三）的历史循环论。在这些地方，他就代表了没落的反动的贵族思想，因而他到处碰壁是当然的。由于他的世界观和思想方法的限制，所以他那些伟大理想在当时不容易实现。总之，他的思想不免有些混乱状态，也正如当时社会秩序上的动荡。

孟子的书，大概是自己编订的。因为这部书已表现了鲜明的统一的个性，同时在记叙辩论的时候往往是胜利归自己，不像《论语》书中兼记那些反对者的言论，仿佛还没有结论似的，而且在《孟子》书中已经看出是有意做文章，虽然也是对话体，然而已是长篇巨制的高级形式了。因为他是有意识在做文章。所以《孟子》一书在文学上的影响，可说在过去所谓经典中是除了《诗经》之外影响后代最大的。《诗经》影响了后代诗歌，《孟子》影响了后代散文，尤其是影响了所谓唐宋八大家古文派，以及清代的桐城派，可惜他们所吸取的还偏于形式方面而已。

因为孟子生在战国中期，他不免受了纵横家的影响。“说大人则藐之”（《尽心下》，三十四），“子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滕文公下》，九），他的文章富有雄辩的气概，并有雄辩的制胜敌人的战术。又因为带有感情，他的文章也富有煽动性，能发生宣传鼓动的作用。他认为好的人，像尧、舜、伊尹、柳下惠、孔子，尤其是孔子，他尽了渲染的能事；他认为不好的人，像杨朱、墨翟、陈仲子，他也用尽了恶骂和挖苦。他的文字也善于形象化，例如他形容别人接受他的话时是：“王笑曰：‘是诚何心哉’”（《梁惠王上》，七），他形容别人不爱听他的一套时是“王顾左右而言他”（《梁惠王下》，六）。他写的那齐人有一妻一妾的故事（《离娄下》，三十三），够上成功的短篇小说。

一般地说，他的风格是“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借用《尽心上》，十六）。加上他有迅捷的比方，在战斗之中杂有诙谐，而他运用虚字的技术也到了纯熟的地步，都那么确切、传神，这就增加了他的散文的吸引力。

在文学见解上，“以意逆志”（《万章上》，四）和“知人论世”（《万章下》，八）给后代的文艺科学（特别是清代）指出了结合历史环境对作家或作品进行研究的道路，“养气集义”（《公孙丑上》，二）又给后代的古文派打下了理论基础。

《孟子》最好的注释本是汉赵岐《孟子注》和清焦循《孟子正义》。

（四）庄子和老子

老子和庄子是道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但这一个派别是有渊源的。它的渊源就是《诗经》中《考槃》和《衡门》那样的歌者，以及孔子晚年在南方所遇见的一些隐者。后者就是像告诉孔子说“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的楚狂接舆，孔子要同他说话，但他逃避了（《微子》，五）；像告诉子路说“岂若从避世之士”的长沮、桀溺，问路不答，耰而不辍（《微子》，六）；像讥讽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荷蓧丈人，孔子叫子路再去看他的时候，也逃避不见了（《微子》，七）；像讥讽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晨门（《宪问》，三十八）；以及骂孔子“鄙哉，硁硁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则厉，浅则揭”的荷蒉者（《宪问》，三十九）。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点，悲观、冷淡，只料理自己的事情。传说中的老子其人，也就是这类的隐者。他们大都是隐姓埋名，不出来奔走，也不赞成别人奔走的。他们不满意社会的变动，但认为没有办法。为维持生活，就自己劳动，此外呢，大有“由他去罢”的光景。这些人的身份大概是一些属于没落贵族的自由民，因为，一则他们不会是生产奴隶，奴隶不会有那么些知识，像知道鲁孔丘等，二则他们不会是新起的“士”这个阶层，士对当前的变动是不会持那样消极的态度的，三则他们又不是大奴隶主，大奴隶主不会自己劳动。从他们对当前变动的不满来看，显然是这些变动对他们不利。这种人不是没落贵族是什么？这样的人物在春秋时代已经很多了。

到了战国初年，就有构成一种思想体系的，那就是被孟子形容为“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的杨朱（《尽心上》，二十六）。孟子的话也许过分一点，但实在很突出地概括了孔子所遇见的那些隐者的共同态度。他们对任何人采取一种不合作的态度，他们既不像墨子那样组织团体，他们也不出来游说，他们更不参与新兴的“士”这个阶层的活动。他们把自己的智慧封锁着，囤积着，只打算做一个聪明的然而冷酷的旁观者。因为他们要彻底地做到“为我”，所以也就不讲学，不著书。杨朱就是在这阶段。

然而到了战国中期，社会的变动更加剧烈了，这些聪明的旁观者也就牢骚更加多起来。其中又碰巧有文学天才的人，便也情不自禁地写起书来。这样的人便是庄子（前365？—前290？）。庄子本人曾经却楚王聘（《秋水》），又曾经向惠施解释决不代替惠施现有的那样腐鼠一般的相位（同上），可知这正是隐者的态度；《庄子》书中也曾详细记载楚狂接舆的诗歌（《人间世》），又曾记载阳子居（即杨朱）见老子的故事（《寓言》），这也证明庄子正是继承了从孔子所遇见的那些隐者到杨朱的发展的。

庄子的根本思想是什么呢？基本上可说是一种可耻的自私思想。“可以保身，可以全生”，这就是他的理想。“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因此对善恶的批判是消极的。“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均见《养生主》），他对于知识的追求也是消极的（他用了很多文字，说明智识的相对性。以达到他那不可知论的唯心论的认识论）。他尤其反对科学技术知识，例如他说子贡曾向一个“为圃者”建议用一种“用力甚寡而见功多”的灌田的机械，便被讽嘲为“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他说子贡狼狈而逃，走了三十里地才定住神（《天地》）。这是多么倒退的思想！他说：“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齐物论》）他就是这样地做一个没有是非的“聪明”的旁观者啊！他把生活看作是“附赘悬疣”，死了倒是“决（胡乱反）溃痈”（《大宗师》），多么可怕的但也是多么可耻的寄生阶级的没落思想！

因此，就基本思想而论，我们对于庄子是应该否定的。

然而由于他的激愤，也就是他的牢骚，他作为一个时代的批判者，有时却也是深刻的。例如他说：“世俗之所谓知者，有不为大盗积者乎？所谓圣人者，有不为大盗守者乎？……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胠箧》），这就揭穿了统治阶级的道德的虚伪性以及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学术思想的阶级性。同时由于他和统治者不合作的态度以及他的恢宏开朗的解放思想，对于汉代反抗统治者的诗人是有一种鼓舞作用的。例如，嵇康等，就是以庄子思想为武器，而表现了不妥协精神，而苏轼、辛弃疾等的创作，在一个时期内，也受了庄子的启发。

假若单纯作为一个文章家以及艺术理论家看，庄子尤其有着不可磨灭的地方。他的散文在先秦诸子中是最活泼并最富有想象力的。像“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逍遥游》），他运用语言文字的技术是可惊的。像“夫大块噫气，其名为风，是唯无作，作则万窍怒号，而独不闻之翏翏乎？山林之畏佳（崔），大木百围之窍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柱上方木）、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謞（音孝，箭去之声）者、叱者、吸者、叫者、嚎（哭声）者、宎（深而声留）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随者唱喁，冷风则小和，飘风则大和，厉风济则众窍为虚，而独不见之调调之刁刁者乎”（《齐物论》），他的词汇伴随他的想象力，就是这样的丰富而不枯竭的。这正是《天下篇》上所批评的“彼其充实，不可以已”。作为一个艺术理论家，像“以神遇而不以目求”的庖丁解牛（《养生主》），“用志不分，乃凝于神”的佝偻丈人（《达生》），“以天合天”的梓庆为（同上），“尽垩而鼻不伤”的匠石运斤（《徐无鬼》），都对于艺术创造的精神集中状态以及技术纯熟的作用有所阐说，同时这四篇短文，也是写得很成功的小故事。至于所写“解衣般礴、裸”的宋元君画史，更表现艺术家藐视统治阶级的气概，在一般美术史上是常提到的了。

《庄子》最好的注释本是晋郭象的《庄子注》，清郭庆藩的《庄子集释》，王先谦的《庄子集解》。

《庄子》之后，道家中又有一部具有绝大重要性的书出现，这就是《老子》一书。作为一个哲人的老子是很早的，但却是一个传说最为分歧的人物，他的真相大概不过是像孔子所遇到的隐者一流。作为一部书的《老子》，经近代很多学者断定，却是很迟的。《庄子》书中虽引用了老子的许多话，但其中有些乃是庄子的创作，有些可能是隐者相传的一些成语。郭沫若说《老子》是环渊（前360？—前280？）所著。这是可能的，但也可能更迟些。书中有“使民重死而不远徙”（八十章）的话，这可能是指有一种大迁徙的史实。战国时迁徙最大的是楚国在公元前278年郢都被破，迁陈，可能就是指此。如果这个推断是可以成立的，那么书的成立就又在这以后了。但最迟不会在韩非（前280？—前233）著书以前，因为韩非有《解老》《喻老》，那时《老子》一书已经存在了。总之，《老子》一书的作者的渺茫，也正如老子一人的渺茫，只是大体上推知老子本人在春秋时代、《老子》一书成于战国晚期，也就是屈原时代而已。

《老子》一书是很驳杂的，就它的最大价值的一部分论，是在它提出了“天法道，道法自然”（二十五章）的素朴的唯物论（《庄子》书中还是偏于唯心论的泛神论的，《老子》全书中唯心论的成分也还很多），同时也运用了“有无相生，难易相成”（二章）的简单的辩证方法。它对于当时最深刻的批判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五章），这就揭穿了统治阶级的面目；“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七十五章），这就指出了剥削的事实；“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七十七章），这就更说明了阶级社会的残酷剥削的规律。“将欲取之，必固（马叙伦注：姑）与之”（三十六章），也是指出了阶级社会中欺骗手段的丑恶的，《水浒》上武松上了张团练的当，还不就是这个圈套么？同时这部书也是有反抗性的，像“抗兵相加，哀者胜矣”（六十九章），“强梁者不得其死”（四十二章），“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七十四章），都有一种愤怒的火焰在。这些简单而精辟的句子，同时也是它的文学价值所在，虽然它的文体正如它的思想也还是十分驳杂的。《庄子》和《老子》，在风格上都有近于楚辞的地方。

作为道家经典的《老子》，自然也不免是聪明的旁观者一流。但由于时代剧变的刺激，它较之《庄子》更激烈，也更深刻。至于它之想恢复“小国寡民”的生活（八十一章），当然是倒退落后的。同时它虽然揭穿了一些事实和规律，但事实上终被统治者利用，这就更巩固了那些事实和规律，因此，它变成了阴谋家的法宝。然而这部书中终有丰富的智慧，概括了很多生活经验，是几千年来令人探求不尽的，同时也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哲学著作之一。各国都有好几种译本，而新译本还在不断出现。

《老子》的注释本是很多的，但最标准的本子却还没有。最常用的是晋王弼的注本。

（五）荀子

荀子（前340？—前245？）是先秦时儒家的最后重镇，但他已经是变了质的儒家。他反对孟子、子思，他把孔子重礼、乐而轻刑、政的思想改变为四者并重的思想。他已经吸收了道家思想的唯物论成分，也推动了像他的弟子韩非那样成熟的法家思想的发展。他思想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分是关于对自然的斗争的思想（《天论》），关于音乐的理论（《乐论》），针对当时的迷信而加的批评（《非相》），以及关于当时各学派的中肯的分析（《非十二子》《解蔽》）。但他的性恶的学说，无疑为法家提供了理论基础，而对于所谓“小人之辩”，主张“圣王起所以先诛也，然后盗贼次之，盗贼得变，此不得变也”（《非相》），这就是焚书坑儒思想的先河，表现统治阶级的凶恶面目。荀子又有所谓“持宠处位，终身不厌之术”（《仲尼》），这都是见了叫人恶心的。但就《荀子》之能分析批评，就《荀子》之影响秦汉间学术说，他是有思想史上的地位的。

在文章上，他虽然没有韩非犀利，但却沉着，踏实有条理。他那带有攻击性的论文，像《性恶》《非相》《非十二子》，更特别出色。《荀子》中的《成相篇》和《赋篇》则保存了一部分民间诗歌形式，在诗歌形式的研究上是一种可贵的资料，但内容却是很少价值的。

《荀子》的注本有唐杨倞注和王先谦的集解。近人著作则有梁启雄的《荀子柬释》。

（六）韩非子

韩非（前280？—前232）是法家的主要代表人物。韩非也有他的先驱，那就是在战国初期、中期主张或实行变法的人物：李克（即李悝，前455？—前395？），吴起（前440？—前381），申不害（前400？—前377），商鞅（前390？—前338），慎到（前350？—前275？）等。

这些人物的共同点是彻底摧毁原始公社的残余，打破旧的贵族政治，企图用一套新的改革，富国强兵，从实际上解决走向统一的道路。他们的主张是符合当时的历史要求的，但和旧贵族的势力是冲突的，因此其中主要的人物往往在主张上是或多或少地被各国采用并实现了，但本人却遭受旧贵族的迫害，甚而被杀，吴起被肢解、商鞅被车裂、韩非被毒死。

因为韩非的时代已是战国晚期，他死时距秦的统一（前221）只有12年，所以他对于各派思想有了吸收并批判的机会。就法家思想的范围内而论，他综合了重法的吴起、商鞅，重术的申不害，重势的慎到三派；就以往的儒、墨、道三家论，他吸收了儒家正名分的思想，新儒家——他的老师荀子的性恶学说，他吸收了墨家的尚同思想，他吸收了道家老子的无为主张，而构成了他的中央集权的政治思想体系。但是他对儒、墨两家关于古代的争辩是批判的：“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后世之学乎？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殷周七百余岁，虞夏二千余岁，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审尧、舜之道于三千岁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显学》）他认为这是愚诬之学，杂反之行，应该彻底反对的。他对道家的恬淡恍惚也加以批判：“人生必事君养亲，事君养亲不可以恬淡，必言论忠信法术，言论忠信法术不可以恍惚，恍惚之言、恬淡之学，天下之惑术也”（《忠孝》）。这样，韩非批判了已往的各派学说（包括法家相传的学说在内），加以摄取，而构成了他自己的思想体系。

韩非是有唯物论思想的。他说“饥岁之春，幼弟不让，穰岁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爱过客也，多少之心异也。是以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五蠹》），他对社会现象的解释不但高出于墨家那样“起不相爱”的唯心论观点，而且较之道家《老子》一书的唯物论的思想轮廓也更为明晰。他反对倒退复古，他说：“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他认为“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这就是说要按照社会发展情况办事，这种主张是他高出于儒、墨、道三家处。

但是他的唯物论思想不免是一种庸俗的机械唯物论，因为他所理解的社会是片面的，重心只在帝王，而不在人民，“圣人治吏不治民”（《外储说右下》）；他所理解的人类也是片面的，只注意坏人，不相信好人，因此他的政治哲学是“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显学》）；因此，他主张刑多于赏，“刑胜，治之首也，赏繁，乱之本也”（《心度》）；更进一步，是强调用重刑“今取于轻刑者，其恶乱不甚也，其欲治又不甚也。……欲治者奚疑于重刑”（《六反》）。他把任何人看作敌人，他有一篇《八奸》，头三项是“在同床”“在旁”“父兄”，这都是要防备的，多么可怕的思想！后来秦始皇虽然采用了他大部分思想，而得了统一，但因为残酷的专制统治，遭到了人民的大规模反抗，也终于在很短的期间崩溃了！

作为散文家的韩非论，他的散文是犀利到可惊的地步。《孤愤》《说难》《五蠹》《显学》是他代表的作品。余如《亡征》一连举出40多条亡国的可能，最后说“亡征者非日必亡，言其可亡也”，而结之以“木虽蠹，无疾风不折；墙虽隙，无大雨不坏”，这就说明外在矛盾和内在矛盾的关系，他的观察是周详而深刻的。他又有《难言》一篇，指出了写文章时可有12种被人指责的地方，这是深知写文甘苦的话，是文学批评和修辞学上的重要文字，是像陆机《文赋》那样文字的最早先驱。在论文体裁上，他比以前的人更体系化了，他喜欢用概括的数字作为篇名（像《八奸》《十过》《五蠧》等），并用有组织的一系列的很多事实来说明问题（像《内储说上》《七术》《内储说下》《六微》等）。就是后世的论文家也很少像他这样系统化的。韩非为了说明道理，他的书中同样有很多小故事。

《韩非子》的注本有清王先慎的《集解》。

（七）《吕氏春秋》

先秦诸子到了荀子和韩非，都表现了综合化的趋势，更进一步表现这个趋势的是《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的编辑者在名义上是吕不韦（前290？—前235）。他是拥有一万多奴隶的奴隶主，同时是一个大商人，曾经在秦要统一全国的前夕，当过十年以上的相国，这在当时是一个煊赫人物。因为《吕氏春秋》是一部集体著作，参加编写的又多是当时第一流学者，所以书中有很多精彩的部分，如《上农》《任地》《辨土》《审时》就是很宝贵的生产知识，《决胜》就是军事斗争的一些经验总结，《尽数》就是一些卫生原理的说明，而《察今》一篇提出了变法的理论根据，《用众》一篇在某种程度上触及了群众路线的重要，《恃君》一篇则提到“太古常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又说“置君非以阿君也，置天子非以阿天子也，置官长非以阿官长也”，不但表现了素朴的社会发展知识，而且表现了某种程度上的民主思想，这些都是有进步意义的。在《用民》一篇里，说“不得造父之道，而徒得其威，无益于御”，并紧接着说“人主之不肖者有似于此”，这明显地是在反抗秦始皇的专制独裁。因此，我们不能不承认，《吕氏春秋》的内容尽管有些驳杂，不像上面那些有独特面目的学派，然而它代表当时很高的思想成就，是那时学术思想的优秀成分的结晶，是无疑的。

就文字论，《吕氏春秋》是朴实、醒快而简劲的，《察今》和《决胜》尤其可以算代表作。它比《韩非子》在锋芒锐利的地方虽然有些逊色，但在整齐、简短、干净利落方面，却也有它的优越处。至于全书系统性的组织，所谓十二纪、八览、六论，则是超过了以前所有子书的。就这点论，它代表了当时论文著作的最高形式。《史记》的一部分文字，就是采取了它的组织形式的。

吕不韦死在公元前235年，还早于韩非之死（前232）三年，而他编辑的《吕氏春秋》则完成于公元前240年，但就思想发展及著述体例论，它应该排在《韩非子》后面。——先秦诸子是以这部书光辉地结束了。

《吕氏春秋》最早的注家是汉高诱，近人致力最勤的成绩是许维遹的《吕氏春秋集释》。

第三节 简短的结论

第一，先秦诸子是当时散文的最高成就。那些灿烂的思想和杰出的散文是由于奴隶制社会到封建制社会剧烈变动所需要的结果，也是当时的民间口语被大量采用的结果（《墨子》是很好的一个例子），同时也是当时物质生活上升、书写工具进步的结果。现存的较完整的代表作品有《论语》《孟子》《墨子》《庄子》《老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成自西汉初年的《战国策》，也有不少精辟的说理文，但系统思想是少些了）。就是这些散文奠定了中国日后散文的基础。其中有些作品是已经成熟到这样的地步，它们已经可以够得上中国散文的典范。他们的散文又是有着这样的吸引力、说服力，所以如果不对他们的思想先作一个彻底的冷静的分析，那就很容易做了他们思想上的俘虏，这也就是我们特别不放松分析他们的思想的缘故。像《孟子》之笔锋带有感情，《墨子》之逻辑的说服力，《庄子》之丰富的想象，《韩非子》的犀利尖锐，尤其具有不可磨灭的特征，他们的文章的创造性是正如他们的思想的创造性那样突出的。

第二，先秦诸子散文除了纯熟地掌握语法，能够表达曲折繁复的思想之外，同时也创造了精练的短篇叙事文，有些是小说的萌芽，甚而本身已是相当好的短篇寓言或故事（《战国策》也是这样）。但纯粹的纪事文则是产生在战国初年，可能是出自吴起之手的《春秋左氏传》，它的最大长处是生动地叙述了一些战争，并记录了一些外交辞令，也塑造了一些人物形象。《左传》中很多四字句，并富有唱叹的意味，可视为《诗经》和先秦散文的过渡物。此外，《穆天子传》可能产生在战国晚期，《山海经》的大部分也可能是产生在这个时期。前者是简陋的小说，后者只是神话的零星原始材料。所以总起来看，战国时代叙事文方面的成就是没有论文的成就高的。

第三，从简单的对话体到长篇的对话体，从实写的对话体到想象的对话体，一直到设想的辩难，又发展成有组织的长篇论文，最后是系统的著述；从无标题到有标题，从零星的语录到有意识的写作——先秦诸子的散文就是在将近200年间经历了这样的一个发展过程，而打下了后代论文形式的基础的。

第四，从《诗经》以后，到大诗人屈原出现以前，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就诗歌一方面说是近于一段空白，但这近于空白的一段是由大部分先秦诸子散文填充着了。《诗经》在表现方法上，先秦诸子在思想内容的丰富上并文章的组织形式上，都给大诗人屈原的创作准备了一部分重要条件。屈原在思想史上的地位，也只有在先秦诸子的思想发展道路上才可以理解。

1. 郭沫若：《奴隶制时代》27页，1952年版。
2. 郭沫若：《奴隶制时代》19页。在《十批判书》中则有不同的见解（1944），说：“然安知非马名在先而铁名在后”（51页），兹采其最近说。
3. 参苏联最近的一篇论文见《苏联古代史通报》1952年第一期，《论古代世界史在世界通史中的地位》，译文见1952年11月30日，《光明日报》。郭沫若虽然在《奴隶制时代》一书中一方面取消了他在1950年把秦代也划入奴隶社会的见解（《后记》，188页），并明确地说把奴隶制的下限划在春秋战国之交，定为公元前475年（27页），但同书中也有这样的话“春秋战国时代正是中国奴隶社会动摇的时代”，“大体上我们可以说，自汉以后是转入封建社会了”（152页）；“认真说，如果把西汉作为奴隶制的末期（有的朋友是这样主张），那比起把西周作为封建制的初期来，倒还要更有根据一点”（115页）。
4. 例如“奴隶制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是金属的生产工具，开始是青铜的，后来是铁的生产工具”（康士坦丁诺夫《从原始公社到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中译本，20页）；“奴隶制时代生产力发展阶段的最重要的标志乃是拥有几万和几十万人口的城市的形成，这在以前时代是不可能的”（同上，23页）。此中铁的使用尤其是一个关键问题，因为，依照斯大林的说法“生产的变更和发展始终是从生产力的变更和发展上，首先是从生产工具的变更和发展上开始”（莫斯科中文版《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154页），而斯大林又在具体到铁器的使用和奴隶制社会的产生的关系时说“当原始公社社会中某些社员逐渐地摸索式地由石器过渡到铁制工具时，他们当然不知道，当然没想到这种革新会引起怎样一种社会结果，他们并没有理解到，没有意识到，由石器过渡到金属工具是意味着生产中的变革，结果一定引起奴隶制度”（同上，162页）。
5. 宋高似孙，明方孝孺都曾指出这点。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专有《吕不韦与秦王政》一长文，说得更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