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懈的斗争

有些画家把太阳画成一个黄斑，但有些画家借助于他们的技巧和智慧把黄斑画成太阳。

——毕加索

《格尔尼卡》的创作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毕加索手中的画笔，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它解剖着人类，解剖着自然物，同时也无情地解剖着他自己。

毕加索以《画家与模特》为主题的绘画，堪称是这种“自我解剖”的力作。这个主题时断时续地绵延于他一生的创作之中，是他个人生活的写照。

在他年轻的时候，他曾以极快的速度作出自画像。获得了早期声誉之后，他就不再创作普通形态的自画像了。他更喜欢用《画家与模特》来表现生活、表现自我。

事实上，在创作实践中，画家与模特往往有着难以割舍的联系。他们既是合作者，又是朋友，或许还有更为亲密的关系。在创作这个主题时，毕加索总是能够非常准确地把握自己，非常客观地剖析自己。

毕加索以《画家与模特》为主题，创作了许多作品。从这些作品中，不难看出毕加索被称为“千面人”的性格。他用熟练的线条，勾勒出种种不同的面貌：或疑惑，或昏迷，或讽刺，或诙谐，或像希腊神，或像妖魔，或像牧羊神……

毕加索随着这些影像的发展，尽情地运笔，痛快地发挥，彻底地变形。他快活地畅游在艺术的天地之中。其实，这些影像不仅仅是他个人所有，它们也是人类共有的千面万相。

在这一时期，毕加索还创作了以斗牛士和米诺陶为题材的作品。在画幅中，画家内心的自我世界更是暴露无遗。

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使落后的西班牙经济陷入瘫痪，许多大银行停止了支付，工业、农业和财政都陷入解体。大批工人失去了工作。全国国民的不同阶层都普遍地滋长了不满情绪。工人罢工此起彼伏，人民迫切要求建立共和政体。在人民的斗争狂澜下，西班牙国王逃亡国外，斗争获得了初步的胜利。

1931年4月，西班牙建立了第二共和国。但是，正当西班牙人民的斗争取得胜利的时候，西班牙法西斯势力以德国的法西斯势力为靠山，于1933年抢夺了人民政权，并开始了独裁统治。

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到30年代初，毕加索一直关心着自己的祖国西班牙的命运和前途。1933年8月，正当西班牙国内发生激烈斗争的时候，毕加索回到巴塞罗那，当时那里是西班牙工人运动的中心。

毕加索被人民群众火热的斗争所感动。他怀着对法西斯势力的仇恨，开始创作《人身牛头怪物》。这是一幅铜版画，其创作灵感来自西班牙的斗牛场。

毕加索和许多西班牙人一样，对斗牛深感兴趣，而且他还通过斗牛的场面，联想到整个西班牙人民的命运。画中的那个人身牛头怪物是黑暗势力的象征。

在人们的心目中，斗牛场上的公牛，往往代表着妖魔鬼怪等邪恶势力，斗牛士则是英雄的象征。在斗牛士的攻击下，公牛难逃灭亡的命运。这就预示了法西斯势力终将在西班牙被消灭。在创作过程中，毕加索把自己的体验融入这幅画中。这实际上为铜版画《佛朗哥的梦幻与谎言》做了准备。

1936年年初，毕加索出席了由布鲁东和艾吕雅主持的超现实主义聚会。会议在圣日耳曼德普列附近的罗马教堂对面的德·马戈特酒吧举行，艾吕雅带着一个黑头发黑眼睛叫朵拉·玛尔的年轻姑娘来到聚会上，她原名叫亨利特·泰奥多尔·马科维奇，是《亚威农的少女》问世的那一年出生的。

她是布鲁东的密友和诗人乔治·巴泰的情妇。她既能绘画，又会摄影，曾随着父亲去过南美，是在阿根廷长大的，还能讲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

朵拉·玛尔戴着黑手套坐在桌边，手套上绣了一朵粉红色的小花。一会儿，她摘下手套，从桌上拿起一把长长的餐刀，在纤纤玉指间舞动着，楚楚动人地把玩着。

这一幕没有逃过毕加索的眼睛，他被朵拉·玛尔的优雅风度迷倒了，他毅然地走上前，请求她把那副手套送给他作纪念，玛尔微笑着点头答应。后来，这副手套一直存放在格兰·奥古斯丁大街寓所的玻璃柜里。

朵拉·玛尔是毕加索所遇见过的女人中最聪明的一个，她是一位南斯拉夫建筑师和法国女人结婚所生的女儿，当时全家正定居于巴黎，1936年时她是一个职业摄影师。

从任何标准尤其是毕加索自己的标准来看，朵拉·玛尔都是一个出奇好看的女人，黑头发、淡蓝绿的眼睛、椭圆的脸蛋、上颧骨相当高，有着高贵、出众的仪态和一双极美丽的手。她的美丽由于她所拥有的智慧而更加光芒四射。

朵拉·玛尔当时与双亲住在家里，她和毕加索并不常见面。直到盛夏来临的7月，正当巴黎人全都拥向南方避暑的时候，却从西班牙传来惊人的消息——内战爆发了。

住在巴黎的西班牙人反应非常激烈，一夕之间，连那些在巴黎住得久到连思考都用法文的人们，也再度成了情绪激昂的西班牙人，而他们之中几乎没有人认为有任何妥协的余地。

毕加索的朋友中从天主教保皇党一直到无神无政府主义者都有，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的立场正确，事情黑白分明，很少有人持着无所谓的态度。

虽然毕加索一度好像表现得与政治无所牵连，但是当事情重大得必须把他自己的祖国列入考虑时，他的决定是响亮、坚定，而绝不暧昧的。他宣布拥护共和政府。

1937年对于毕加索来说一切似乎都很好，奥尔佳已经成为过去，他跟朵拉·玛尔在一起又极快乐。朵拉·玛尔并没有跟他住在一起，但是她帮他找了一间很大的画室，让他在巴黎也能工作，而她后来也从家里搬出来，住到沙佛街的一间寓所去，这屋子就在那间画室附近。在朵拉·玛尔以及西班牙战争的刺激之下，毕加索又恢复了他正常的作画产量。

但是西班牙方面的战局发展很不好，虽然对马德里的直接攻击已被街道上和大学里惨烈的肉搏战所击退，但各强国的不干预政策越来越像是一场丑恶的闹剧。

法国和英国可能是出于糊里糊涂的好意，但却在文字的迷阵里搅得晕头转向，而在同时，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竟不断地把兵力投入到法西斯主义的一边。

到了现在这个地步，佛朗哥的军队中已经混入了大约1万名的德国士兵和4倍多的意大利军人。这些都是经过严格训练的正规军人，而且在德国军队里更有不少空军指挥官及飞行员，急着要在活靶上增进自己的技巧，并试验他们的新武器及新战术，以便为即将来临的更大战争做准备。

毕加索以一个隐藏在心中的怪物形象塑造了佛朗哥的丑恶形象，揭露这个妄自尊大的武装叛乱者给西班牙造成的暴力和灾难。为了体现这个独裁者残暴、伪善的性格，毕加索创造了一个戴着头巾的古怪而讨厌的形象，象征着这个人企图伪装成基督教的英雄、西班牙传统的救星。

这个形象拿着一面画有圣母玛利亚的旗子，却用一把利斧猛砍一尊古典胸像崇高的侧面。他在铁丝网的保护下跪着，面前有一个装着西班牙银币的匣子。他骑在一头猪的背上，拿枪刺太阳。

他神气十足地骑在马上，马的内脏拖到地上，后来被他亲手杀死了。有的母亲带着孩子从浓烟滚滚的房子里逃出来，失望地哭泣。《佛朗哥的幻想与谎言》把战争祸首佛朗哥的邪恶、丑陋的灵魂刻画得淋漓尽致。

毕加索情绪激动地同时写了一首诗——《佛朗哥的幻想与谎言》，这是一首超现实主义的诗，并且加上蚀刻的插图。这整套的东西显现出一种隐藏的紊乱、无理和战争无意义的残酷，以及毕加索不止对战争，还有对右派价值的极端排斥与憎恶。

当时，毕加索的出生地马拉加正经历着有史以来最恐怖的一场梦魇。在战争的初期，马拉加及其附近的地带是佛朗哥地盘内的一块共和政体属地，与其他共和国土地之间只靠临海的公路相交通。

1937年的1月中旬，攻击开始了，到了2月初，法西斯主义者，包括9个营的意大利军队以及武装的车辆和坦克，开进了这饱受炮击、轰炸的残破城市。最野蛮的攻占立即展开，死亡一直延伸到阿美利亚公路上，因为装甲部队和飞机在那儿赶上了无以数计的难民潮。

西班牙的内战此起彼伏，人民被杀害，家园被炸毁，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者不计其数。不仅如此，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分子还同佛朗哥勾结在一起，共同镇压西班牙人民的反抗斗争。

消息传到巴黎的同时，毕加索正在画一幅最冷静的“骨骼”新作，一个女人坐在海滩上，正从她的脚上拔出一根海胆的刺。愤怒隐藏在毕加索心中，并在消息传来之后不断地高涨着，可是一时却找不到宣泄的路径。等到过了数周，另一个大悲剧发生之际，才全部爆发出来。

4月里，毕加索搬到了格朗奥古斯丁街去，那里的画室十分大，毕加索想要多少空间都有。就是在这里，1937年的5月，他画了他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这可能是他一生中最伟大的一幅画。

因为在这一段时期里，佛朗哥与德意法西斯分子相互勾结，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格尔尼卡大轰炸”。

这是发生在1937年4月26日的一桩惨案。位于西班牙南部的如巴斯克地区，有一个名叫格尔尼卡的小镇，这是一个古老旧小的商镇。

那一天，人们像往常一样地生活着，没有一个人能够预料到迫在眉睫的灾难。16时30分，突然，空中响起了飞机巨大的轰鸣声，紧接着，一枚枚炸弹像一个个张牙舞爪的恶魔，向人们扑过来。

瞬间，烈火熊熊，浓烟滚滚，毫无设防的和平小镇成了一片火海，一个惨不忍睹的屠宰场。妇女、婴儿血肉模糊地扑倒在地，老人、孩子背负着烈焰，举步维艰地企图爬出这块死亡之地。这场景与轰鸣声、爆炸声、哭喊声、呻吟声交织成极为惨烈的一幕。

据事后统计，这一天，共有43架德国法西斯的飞机，对格尔尼卡镇进行了长达3个小时的狂轰滥炸。镇上的居民有1654人惨遭杀害，889人被炸伤，有幸生存者寥寥无几，小镇的70％变成一片废墟。

较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长崎和广岛一夕之间数几十万的死伤可能不算什么，但在1937年，它却震惊了整个世界，这是一次对人民残酷而有计划的毁灭，是野蛮行为的极致，而且是黑暗对光明的胜利。

独立的通讯员和摄影记者都在现场，虽然法西斯主义者宣称是格尔尼卡的居民自己用炸药把城市炸毁的，却没有人动摇过对真正发生的事情的认定。消息很快传出，确实而可信，并在4月28日传到了巴黎。

惨案发生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纷纷站起来，严厉声讨、抗议法西斯主义的残暴罪行。

毕加索的几个朋友，手执载有这条噩耗的报纸，来到毕加索的画室。他们一边哭诉，一边诅咒。毕加索知道后，异常的愤慨，新仇旧恨一起冲击着他。他立即决定以这个惨案为题材进行创作。

5月1日，他画了5张草图，3张上面各有一个单独的形体，另外两张则是他当时所思所想的组合。从那时开始到6月中旬，他发狂地工作着，并腾出一些时间来写一篇仔细考虑过的声明，这篇文章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西班牙的内战是反动势力对抗人民、对抗自由的斗争。身为艺术家，我的一生只不过是一场抗拒反动势力、抗拒艺术的死亡争战。

我如何能想象，即使只是片刻，我会同意反动势力和邪恶？……在我现在正在从事，而且将被命名为《格尔尼卡》的这幅画里，我明白地表现出我对那些把西班牙陷入磨难与死亡之海的军事独裁的憎恶。

毕加索很快就勾勒出了几十幅素描。紧接着，他又画了60余幅草图。其中，《马的习作》就是他的素描画得比较生动的一幅。图中的马在濒死前，前肢抖动着，企图重新站立起来，表现了它的强大生命力。这匹马象征着不可屈服的人民——他们是对抗法西斯的主力军。

接下来，他夜以继日地花费了几个月的时间，终于完成了这幅举世闻名的长7米多、高4米的大型油画《格尔尼卡》。

在画面中央的上方，一个电灯泡从像一只眼睛的阴影中向外发着光芒，它的下方站着一只瘦高的马，它尖叫着，一只长矛的残柄穿过它的背部，尖端从侧面穿出。马蹄下有一个男人的尸体，像塑像一样地碎成片，有着清晰的裂痕，一只手臂伸向画面的左端，另一只手紧抓着一把破碎的剑，这把剑碰到了一朵正在生长的小花。

战士虽然倒下了，但他仍然紧紧地握着那柄剑，表现了人民的复仇决心和决战到底的精神。人民是不可战胜的，即使法西斯势力暂时得逞，也终究要由人民来决定历史的命运。

画面还表现了受到法西斯狂轰滥炸的人民，奋起抗争、战斗的情景，也表现了人民所遭受的苦难。

在马的右上方，一个女人的头惊恐地由一扇窗内伸出，她的长手臂提着一盏油灯，几乎碰触到那马的头部，照亮了一个边缘很清楚的区域，包括了那匹马的胸部，还有另一个女人的上半身——她半裸着，痛苦地向中央移动，拽在身后的腿伸展到了画面的右边下缘。

在那匹马左边的黑暗之中，一只巨大野牛的头部、肩膀，还有一只腿，危险地出现在这光亮地带，同时在牛下方的左边一个蹲踞的女人哀号着，两手之间夹拖着一个垂死的婴儿。

她仰望着天空，以愤怒的目光注视着罪恶的法西斯飞机。她代表着全世界的人民控诉法西斯的罪行。就在左边哭号着的母亲旁边站着一只毫无表情的牛。

在这里，毕加索用牛来影射当时的政府——它对人民的痛苦漠不关心、无动于衷。整幅画就像沉默的宣言，宣告了法西斯的罪行，判决了他们的死刑，也表现了人民的坚强意志，形象地揭示出人民必胜的历史规律。

整个画面没有渲染复杂的色彩，只用了黑、白、灰3个冷色调。线条也很单纯朴素，使它成为毕加索诸多作品中最容易被人们理解的一幅作品。但它又不是“格尔尼卡惨案”的写实记录。

这一个个形象、一组组画面就是一个个象征符号，它们不但高度概括地表明了对暴行的抗议，而且使我们联想到古往今来、人类互相残杀的战争所产生的疯狂、仇恨和绝望。这幅大作成为毕加索历年创作中的精品。

《格尔尼卡》问世后，很快得到世人的公认和赞许。

一幅伟大作品的诞生，往往凝聚着画家的全部心血，这是不言而喻的。为了更好地表达出自己的思想和自己的情感，在创作《格尔尼卡》的日日夜夜里，毕加索始终与他的作品生活在一起。他一边绘制，一边修改。为了完成一个满意的造型，他从具象到半抽象，再到抽象，反复试验，反复刻画，几度易稿，作画态度十分严谨认真。

那时，他已成大名，但仍不肯有丝毫的松懈。画完成后，所有的草稿就可以辑成一本专门的画集了。从这本画集中，可以透视到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创作心态的历程和他为此付出的艰辛。

那时，毕加索已经是一位年近60岁的人了。节气又正值酷暑。他常常是光着脊梁，身穿一条短裤，挥汗作画。由于画幅很大，他常常需要爬到梯子的顶端挥笔勾勒。但他并不以此为苦。

他深知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他说：“西班牙发生的战争是反人民、反自由的战争。我作为艺术家的全部生活，无非是为反对反动派和反对使艺术走向死亡而开展的一场永不停歇的战争。”他是以一种大义凛然的姿态，临阵作战的。

巴黎《文献》杂志出了一期《向毕加索致敬》的特刊，他的情敌乔治·巴泰竟然撰写一篇文章登在特刊上。

诗人艾吕雅写了一首《格尔尼卡的胜利》的诗歌，与毕加索的画作遥相呼应。

在1938年第六期的《伦敦公报》上，诗人赫伯特·里德撰文《毕加索的格尔尼卡》中指出：

他的象征是平凡的，和荷马、但丁、塞万提斯的象征一样。因为只有最普通的事物在倾注了最强烈的感情时，一件超越所有流派的伟大艺术作品才会诞生，同时也诞生了不朽的人物。

在接受《法兰西文学报》的采访时，毕加索作了铿锵有力的发言，他大声告诉人们，怎样才能做一个真正的艺术家：

你以为艺术家是什么，一个这样的低能儿——如果他是画家，那就只有一双眼睛；如果是音乐家，那就只有一对耳朵；如果他是一个诗人，那就只有一具心琴；如果是一个拳击手，那就只有一身肌肉吗？恰恰相反，艺术家同时也是一个政治人物，他会经常关心悲欢离合的社会，并从各方面作出反应。

他怎么能不关心别人，怎么能以一种冷漠的态度逃避现实，而使自己同那么丰富的社会生活隔绝呢？不，绘画并不是为了装饰住宅而创作的，它是抵抗和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

《格尔尼卡》在挪威、英国、美国各地巡回展出，前来参观者络绎不绝、人头攒动，人群中混杂着极个别的法西斯分子，他们企图寻找机会，毁坏《格尔尼卡》。他们的别有用心是徒劳的，人们用生命保护着《格尔尼卡》。

一幅画，虽然不能把和平的钥匙交给人们，但它能赋予人们追求和平、幸福的信心和力量。在去伦敦展览前，因为张伯伦前往慕尼黑访问，使政局变得十分紧张。

罗兰特·潘罗斯电报请示毕加索怎么办？毕加索本来对展览看得很淡，听到这种情况后，他果断地回答：“继续筹备。”

展览如期举行，在各地巡回，普遍受到热烈欢迎。

潘罗斯感慨地说：“几乎没有人不感到它的力量所在。”

当《格尔尼卡》在伦敦新伯灵顿画廊展览时，佛朗哥的党徒们抢先一步，订走了较大的一个展厅，展出西班牙学院派艺术代表祖洛阿加的一幅大油画。这幅画构图僵化、平板，运用旗帜、枪炮、军服等乱七八糟的形式来鼓吹佛朗哥的军事独裁。

与之相通的另一个展厅里是战争悲剧的如实反映，一边是门可罗雀、渺无人迹，一边是人头攒动、门庭若市，两个展厅形成非常鲜明的对比。

接着，画展转到美国。《纽约时报》在展览期间刊登了毕加索写给美国艺术家代表大会的一篇声明：

我始终相信，现在仍然确信，以高尚的精神从事创作和生活的艺术家，面临这场人类文明的最高成就遭到危险的斗争，不能也绝不会熟视无睹、漠然处之。

20世纪40年代，经毕加索首肯，《格尔尼卡》暂时收藏于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但他同时表示，重获民主自由的西班牙，才是这幅画永远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