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反法西斯斗争

20世纪30年代初到40年代，是世界局势动荡不安的时期。

毕加索比以往更坚强地生活和工作。他在这一时期的作品更明显地表现出时代的精神面貌，反映了人民的要求。同时，他和以往一样，始终不让自己的创作停留在一个水平上，他的创作方法也同样不拘泥于某一种形式和框框之中。

就其作品的内容和形式而言，可以分为插图版画、立体主义人物像、造型艺术和历史画四大类。他的插图画往往采取多种形式，来寄托他对人民的期望和同情。

毕加索的立体人物像比前期更加生动、复杂、富有幻想和感情。这些画从不同角度表现了毕加索本人的生活节拍。

当毕加索在1937年夏末到南方旅行时，并没有把《格尔尼卡》抛在脑后。这个主题留了下来，放在了他脑海中，而在此后数个月中，他画了或刻了许多的补遗，每一件都直接跟主画有关或具有相同的精神。

在创作《格尔尼卡》的间隙，毕加索又绘制了《哭泣的女郎》、《哀求者》及其他一些小型画作。它们是同巨作《格尔尼卡》站在同一延长线上的作品。

事实上，当年他在画《亚威农的少女》之后也做过同样的事情。在1907年时他所考虑的仅仅是美学上的问题，但30年后的今天，却是整个的社会体制，在其中绘画或任何其他精神活动有无意义都成了疑问。

西班牙战争显然是一个更可怕战乱的前奏，就像米契尔·莱利士所说的：“两个黑白的长方形里……毕加索送来了我们的哀悼信——我们所爱的一切都即将死亡。”

在那段时期里，不论是画坛大师还是年轻的艺术家，不论是超现实主义者还是立体主义者，都面临着人类生存最黑暗的年代。面对人类的劫难，毕加索绘制了几幅悲痛万分、眼泪滚滚的女郎变形扭曲的面孔。

对此，他解释说：“我并不是虐待狂，也不乐意这么做。她只不过是一种在我的视觉之下，被逼迫出来的产物，是一种有深度而且严苛的事实，绝对不是表面的、轻浮的东西。”

1937年的秋天以后，紧张和焦虑就开始充满了毕加索的作品。西班牙整个北部都失陷了，虽然马德里尚未失守，但是全国的三分之二，包括巴斯克的工业城市和阿斯杜力安的煤矿，都落入了佛朗哥的手中。

1938年9月的时候，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之间的争执忽然升级为一个可怕的危机，经过西方政客几天的激烈讨论却没有结果的折中之后，所有的人都知道一场大战是在所难免并且迫在眉睫了。

为此，整个欧洲都武装了起来，法国开始动员大量的军队，男人都从海滩上消失了，绵延无尽的军队开始各就各位。毕加索十分心慌，当消息变得更坏时他收拾了一切东西，连夜赶回了特伦布雷的幽居。

1938年末，西班牙内战的漫长苦痛已接近尾声。在荒凉的马斯特拉斯哥野外的惨烈战事之后，共和国军队丧失了7万人，开始节节败退。通往加泰罗尼亚的公路已经完全敞开，在1938年的圣诞节时，佛朗哥军队的反扑开始了。

共和国军队寡不敌众，弹尽援绝，几乎完全没有装甲车与飞机，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被赶往北方，撤退变成了溃逃。1939年1月26日，巴塞罗那失陷了。

普拉多的珍藏一卡车一卡车地运入巴黎境内，数天之后，佛朗哥的军队就抵达了边界，把50万难民和败兵驱入中立区，这些人就被拘留在那里的露天难民营中。

就是在这一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民忧国乱，几乎整个地球上的生灵都处在灭顶之灾的威胁之中。生存空间变得混乱不堪，心灵深处悲哀至极。就在这一年，毕加索的母亲猝然去世，他的祖国也完全陷入法西斯的魔爪之中。当他还没来得及从噩梦中醒来时，他在巴黎的住宅就挤满了从家乡逃来的难民。

故乡人泪流满面地向他倾诉了家园被焚毁的惨状，他们恳请毕加索与他们一起声讨法西斯。毕加索认为自己责无旁贷，于是他一边搞创作，一边义卖自己的作品。并发起了集资活动，捐款给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家乡人。

从战争一开始的时候毕加索就一直用他的绘画、他的公开声明、还有他的钱来支持共和政府。1939年早期的一份政府刊物说他一共捐出了30万法郎，另外有一位官员说是40万法郎。

毕加索是一个十分节俭的人，这样一笔钱至少相当于他两年的生活费用。但这些法郎还只是捐给公家机构的数目。

1938年的12月中，他曾设立两个儿童供食中心，一个在巴塞罗那，另一个在马德里，开办的费用是20万法郎。虽然在过去20年来他颇有人气，虽然他的画只要他舍得卖，销路都很好，但他的收入比起当前的支出却是微不足道的。另外他还得负担奥尔佳的优厚赡养费，并且养活他的子女和一些下人。他发现钱不多了，因而被迫卖掉一些自己想保留的画作。

当难民拥入法国之后也有很多人来向他求助，从来就没有一个空手而返的。1939年2月，一群卡达浪作家从他们的拘留营逃出来，到了波庇南。他们在那儿找到一家餐馆，肯让他们赊几天账，然后一群人便睡在车站的候车室里。

几天过后，餐馆老板提出了账单，但是共和国的钱已成了废纸，而他们身上没有任何其他的钱，他们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其中没有人认识毕加索，但有一位曾经写过一篇关于他的文章，因此餐馆老板发了一封求助的电报，但他不抱什么希望，因为彼此根本就不相识，而且也没有身份的证明。

第二天，援助电报送来了，足够付清账单，为所有6个人买鞋子和衣服，并把他们全送到托洛斯，而且还能剩下一些钱。

此外还有许许多多的这类事件，不胜枚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