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译制配音的艺术缘：从不曾忘记的往事 - 难忘岁月

难忘岁月

这块福地

1976年上海电影译制厂从万航渡路618号正式搬迁到了永嘉路383号，当时确有依依不舍的感觉。虽然618号老厂的工作场所简陋，不仅和美术电影制片厂合用，且只占了少部分地方，但这是我配音工作生涯的发源地，是我事业的起点。十六年来我从一张白纸到能画出较为像样的图画，这地方有好多难忘留恋之处。但此举是上译厂的一大发展，是跨前了一大步，我还是高高兴兴地随大家一起告别了老邻居美影厂，搬迁到了永嘉路新厂址。

永嘉路383号原先只有一座小洋楼，前面一块空地，原是旧中国四大家族之一孔祥熙家的产业，1949年后由人民政府接收过来。我们迁入前据闻是“苏侨协会”的办公处。这个地点在“文革”后期还在译制内部参考片的时代就已被选定了。听说原因之一是从这里把内参片送到康平路“康办”审片或那里的领导来这里看片路途较近亦较方便。当时还计划进口一套先进的技术设备，可以在厂里进行后期的影片混合录音，而不必再送到较远的电影技术厂去完成。可后来此事没了下文。原来为了打算混合录音而新建造的大棚成了放映电影的场子，后来还对外接收包场（放映的大部分是刚译制完成还未公映的影片，为的是先睹为快，少部分是内部参考片，通过一定的手续批准接纳一些单位的包场）。

旧有的小洋楼做了办公楼，底层一边是厂长、书记等几位领导的办公室，另一边是行政人员办公室（生产办、打字室、医务室等）；二楼是演员室和翻译室，底层和二楼之间拐弯处的后楼则是会计室（每月领工资时人出人进最热闹了）。三楼是尖顶的，有个小阳台，成了图书馆。而大门口传达室就仍由此处原来的传达人员担任（因在老厂是和美影厂共用，上译厂并无独立传达室），这位可是抗战时期的老革命，山东老大爷。时光流逝，现在他离休后顶替进厂的女儿亦已从我厂退休多年了。此是题外话了。

我看到小洋楼现在的照片，显然是已修缮过的了。因为原来二楼朝南的大阳台里面就是演员室。大阳台上是罗马式的石头柱子栏杆，而照片上的是重新改装的现代栏杆了。当年大阳台上摆满了养着各种花草的大小花盆，这是喜爱花草的同事们精心培育的。因为大阳台光照充足，而当时大家住房条件有限，就把各自的“宠物”带来“寄养”。大阳台像个小花园，色彩缤纷煞是好看。

由于工作场所需要，在我们搬迁过来之前就已在小洋楼前面的空场动工加建。除了上文所述新建了原欲作混合录音用的大棚外，正对小洋楼建造了二层技术楼，底楼是对白录音棚、放映间等，二楼则供剪辑、录音等技术部门所用。后来随着工作任务加重及人员增多，又扩充、加建了三楼。不仅如此，在大棚后面还辟了一个可供电视剧对白配音的小录音室，缓解了录音棚紧张的困难。记得有一次我正在这小录音室给日本电视连续剧《三口之家》对白配音，突然闻到一股煤气味，可开始其他同事并未闻到。我虽有鼻炎，可嗅觉还不错。后来请厂里的技工来检查，果然是因为紧靠大棚的食堂厨房里的煤气漏气，从通风管道窜到了小录音室。我小时就因嗅觉较灵敏，妈妈称我是“狗鼻子”，这次还真派上了用场。

永嘉路383号可真是块福地，自从搬迁至此，上海电影译制厂可谓蒸蒸日上，欣欣向荣。技术条件、录音棚环境大大改善。改革开放也迎来了译制片的春天，那些年译制了不少优秀的经典外国影片、电视剧，加上以前的部分内部参考片也可以上映了，广大观众给我们以极大关注。当时上译厂实力雄厚，配音演员班子老、中、青声音色彩行当齐全，艺术凝聚力强，《尼罗河上的惨案》等影片就是佐证。有不少著名外国电影演员来厂参观访问，互相交流。记得我曾参加接待的就有日本的高仓健、栗原小卷、吉永小百合、中野良子、倍赏千惠子，美国的格里高利·派克、德博拉·拉芬，法国的阿兰·德龙。我们不仅译制外国影片，而且很多国产片、中外合拍片争相来厂做后期对白配音。其中有英若诚导演、美国演员出演的根据巴金著作《家》拍摄的同名电视剧，李连杰演的第一部武打片《少林寺》等，都给配音演员提供了宝贵的实践机会。我也曾给多部国产片加工配音。

这当中亦有过一些曲折。由于潘我源去了香港和台湾，邱岳峰骤然去世，配音演员班子少了不可或缺的特色，不能不说确有些损失。但不久在1980年代初陆续有了补充，从上海电影制片厂调来了曹雷，后又调来了当时还年轻的程玉珠，接着招考进厂了部队文工团复员的施融、王建新、盖文源以及来自滑稽剧团的杨晓。老演员杨文元也终于落实政策从外地回厂了，他的嗓音被老厂长陈叙一形容为铜锤花脸，20世纪50、60年代配过不少好戏（那时我暗想，根据这个形容比喻，那于鼎该是个架子花脸了）。后来，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的解说员王伟也转到上译厂。至1980年代后期从中央戏剧学院招来了任伟、沈晓谦，从河南戏校招来了狄菲菲，从上海戏剧学院招来了刘风。这几位都是很有才华、嗓音条件不错的年轻人。我退休后闻知又吸收了好多位优秀的青年演员，都在永嘉路383号这块福地茁壮成长。退休后凡有时间回厂，我就会上上下下各处走走，看看老同事。这块福地见证了上译厂的辉煌年代，是永志难忘值得缅怀的地方。

译制厂的老厂长“老头”陈叙一

同事孙渝烽曾爆料，老厂长陈叙一有次在家洗脚，因反复推敲台词本，竟未脱袜子就把脚伸进洗脚盆里了。这倒使我想起了老陈的另一桩趣事。这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发生的，是我亲眼看见的。还是在万航渡路老厂时，大家在楼上大休息室热烈地谈戏。创作部门的人员绝大多数是“水桶”，茶水少不了，每人都有自备的茶杯；房中的长条桌上放着一排竹壳热水瓶。老陈当然是主讲，大家都集中注意力听他发表意见。只见老陈一边滔滔不绝说得起劲，一边端着杯子站起来走到桌旁欲拿热水瓶续热水。大家都一直看着他的脸听他说话，没注意他的动作，只听老陈“哎哟”叫了一声。大家一看，原来热水瓶的软木塞被他丢进了他的茶杯，水花四溅。再一看，众人都大笑起来，因为老陈的茶杯盖正在热水瓶口上坐着呢，当然是老陈自己放上去的啦。

老陈的习惯动作是坐着抖腿，这大多是他在编本子时苦思冥想地斟酌台词的必然表现。潘我源曾当众笑话老陈，说他想出的台词都是抖腿抖出来的。她说得好像也挺有道理。

在启发演员方面，老厂长很有一套。他不啰唆，没废话，一句话就让演员抓住了分寸。在《冷酷的心》一片中，老陈指点我：“这是一个修女对一个陌生男人说想洗个澡，可不是像我们工会发洗澡票时向组长请假去澡堂洗澡。”在一部内参片《黄道十二宫》中我配一个花痴女孩，怪声邪气地说话唱歌。老陈启发说：“那是只猫在叫春。”都是简单的点拨，一下子就说到点子上了。

老厂长对翻译本子这一先行的准备工作十分严谨，往往我们演员还未开始录音，他的嗓子却先沙哑了。因为前期的翻译剧本，最后都是老陈亲自编辑、整理台词（可银幕上却从不挂他这位编译者的名字）。一开始他就要和翻译讨论研究，尤其在译制内参片时没有原文本，要直接从原影片中听下来，难度很大。老陈往往与翻译各抒己见，争论不休，为了一句词可以“吵”得不可开交。他的嗓子经常在这时已累哑了。我们会笑他：“你又不配音，我们还没开始录音呢，怎么你的嗓子倒先哑得发不出声音了！”其实大家都明白是怎么回事，老陈真是拼了老命全身心投入译制片配音艺术事业。现在厂里的墙上还写着老陈的警句：“剧本翻译要有味，演员配音要有神。”

我牢牢记住老厂长陈叙一的一句话：配音演员要还原原片，完成角色声音形象上的再创作，对原片就得“上天入地紧追不舍，拐弯抹角亦步亦趋”。

老厂长爱听评弹，常要我们多读古代诗词。他认为配音演员接触的是世界不同国家不同艺术风格的影片，所以看书要“多而杂”。当然不可能什么都精通，但应该什么都知道一点，懂一点。这我倒有些歪打正着了，我看书绝对称不上多且只是看感兴趣的，但却杂七杂八。自幼从家中祖父母的藏书、买书，到学校图书馆的书，认为好看的都接触了一些。工作以后经常钻在和美影厂合用的图书馆里找《演员自我修养》《角色的诞生》及以前没看过的文艺作品来阅读，以补自己的不足。有时确有点囫囵吞枣，可在以后的配音生涯中却体会到从这些书中获得的生活经验、知识积累的重要性。我感到老厂长这些话是他自己在艺术道路上一路走来所总结的宝贵经验，肺腑之言。

多才多艺的“老邱”邱岳峰

邱岳峰也是前辈老师大叔中不但配音艺术魅力四射，而且心灵手巧、多才多艺的能人。老邱的木工手艺是“一级棒”，厂里有些木制家什是老邱一双巧手做成或加工的。老邱还有些绝活开始时深藏不露，我也是慢慢才知道的。

早年间有一阵子大家爱上了用五颜六色的塑料细绳缠在细铁丝上编成彩色的小扇子做摆设。老邱手巧，编出来的小玩意特别好看。我的手笨，学得慢，因我新婚不久，老同事们笑称我“小笨媳妇”。有一次我编着编着发现塑料绳不够了，正好看见老邱在悉心编制着一件尚未完成的玩意儿，下面拖着一长段细绳。我就自说自话剪下一段来用。老邱叫了起来：“哎，这不坑了我了，我还怎么编下去啊？”有同事见他愁眉苦脸琢磨着的样子，问他怎么了？老邱回答：“看，被这小笨媳妇铰去了一段，怎么办哪？”我虽手笨，最终也编了两把彩色小扇子，一直挂在床头和书桌的台灯罩上，挂了好些年。

和于鼎、富润生、潘我源一样，邱岳峰也会做好吃的。在万航渡路旧厂后期，老邱常把用黄瓜、萝卜、卷心菜腌成的泡菜带给同事们吃。在旧棚下面的大休息室里，大家吃了还想吃，还向他讨教腌制方法。

“文革”结束，改革开放，交谊舞渐渐兴起，引起演员组同仁们的兴趣。午休时住在厂附近的乔榛带来了四喇叭录音机和音乐盒带，大家学起跳舞来。记得赵丹老师来玩，时值冬季，他身着中式棉袄、老棉鞋，头戴老式鸭舌帽，围着厚围巾，与亦是一身厚厚冬装的潘我源大姐和着音乐跳起了“伦巴”，跳得真是美极了，这更把大家学舞的情绪推向高潮。后来发现老邱竟也是跳交谊舞的好手，大家自然不会放过他，争着跟他学，要他带。老邱家离厂近，中午回家吃饭。等他回来时还来不及脱棉大衣，有时口罩都还没摘下就被人急急拉走了。老邱虽身穿棉大衣，戴着厚帽子，但仍不掩舞技功力之深厚。

邱岳峰瘦瘦的，身体单薄，但工作十分投入，从不喊累，可就是怕感冒。听人说我们东方人感冒不算什么大病，但西洋人的体质、血统不一样，得了感冒特别难受，像患了大病。我从老邱身上印证了这一点。老邱的母亲是俄国人，他当然是半个洋人了。见过他一感冒就半躺在演员休息室的旧沙发上动不了了。真是“好汉就怕病来磨”，半个洋好汉碰见感冒就蔫了。就因为老邱是半个洋人，好几部国产片都请他去客串高鼻子洋人角色。戏份最重的该是《珊瑚岛上的死光》。好像老邱在电影中扮演的都是反面人物———“坏人”。

老厂长陈叙一在闲聊中曾透露，早年译制组成立之初，招收老邱的目的之一是因为老邱的母亲是俄国人。老陈私下想老邱是“半个外国人”，大约俄语不错，对当年译制大量苏联影片定有裨益。可后来工作中却发现老邱并不太懂俄语。老陈这个如意算盘虽未打响，但在创业之初吸收了像邱岳峰这样一个配音、对口型俱佳，又有事业心的演员可谓觅到一宝。从上影厂翻译片组创建起，老邱一直是几位功不可没的元老之一。

道临大哥哥·老孙·道临老师

1950年代，国产片《渡江侦察记》轰动影坛，孙道临的银幕形象深入人心。当时我是个中学生，课外戏剧组的同学都希望能请孙道临到学校辅导、座谈。戏剧组组长不断打电话，设法联系，口口声声“道临大哥哥”。我虽不像有些同学那样对影星疯狂崇拜，并非“追星一族”，但亦希望和艺术家见面，聆听指教。不过同学们几经努力，最终很遗憾没能请到道临大哥哥来校，这事亦不了了之。后来我也看了电影《王子复仇记》，对孙道临的语言表演功力十分仰慕，没想到这位大哥哥后来成了我的前辈老师。

到上译厂工作后，虽在上影系统的各种会议活动中见到孙道临，亦听过他的朗诵与唱歌，但从未交谈。“文革”中期译制内参片，孙道临被借调到我们厂担任翻译、导演、配音演员，大大充实了译制片的创作力量。那时我们有了工作上的合作，我们称他“老孙”。我还把以前在晚报上看到的一则谜面为“爷爷，我来了”———打一电影演员名，谜底为“孙道临”的谜语在闲谈中告诉了老孙。更有幸那时有机会在内参片的配音中与老孙搭档合作（在根据雨果小说《悲惨世界》改编的《孤星泪》中他配冉·阿让，我配珂赛特。在《梅亚林》中他配法国王储，我配女友玛丽亚。遗憾的是这两部戏都未公映）。

当时老孙借调上译厂，不但工作繁重，而且常要在中午骑自行车赶回去给尚年幼的女儿庆原安排午餐。“文革”结束后，老孙返回了上影厂。

改革开放初期上译厂已搬到永嘉路。有一天一位唱片公司的女编辑来找我，我们本不相识。她告诉我，外语学院要给外国留学生录制学习汉语的教材，他们在几十条音带中选择了孙道临和我两人担任男女声朗诵。“文革”后我们对老孙的称呼亦随当时故事片厂同辈谓“道临老师”。这是我第一次录有声读物，录了教科书配卡式盒带的《实用汉语600句》《汉语口语900句》，这些教材不仅热销，而且被留学生们带回或寄回国去做圣诞礼物。和道临老师合作是我极其珍贵的学习、实践机会，获益匪浅，汲取了可贵的艺术养分。有时录音结束已近午夜，衡山路唱片公司离道临老师住的武康大楼，离我当年住的新华路走回去都不算远，可晚上走夜路我有点害怕。道临老师本来应从宛平路走到家最近，可他却绕远路陪我从华山路走到淮海西路，这样离我家近些，让我少走些夜路。等把我送到家附近，道临老师再折回武康大楼。

因我先生的小提琴老师王人艺教授夫妇和道临老师是隔壁邻居，我们常带孩子去看望王教授及师母，有时会碰到道临老师。我的大儿子考入上海戏剧学院电影导演系后我亦带他去拜访道临老师。我也曾在道临老师导演的电视片中担任解说。

多年以后，道临老师去香港表演唐诗宋词，联系上了我，我赶去看他并聆听了道临老师的朗诵讲座，相见甚欢。好久不见，我觉得道临老师虽衰老了些，但精神状态仍不错。道临老师告诉我他在办公司，继续致力于电影工作和语言表演。我们很高兴地从过去聊到现在。后来道临老师曾来信关心鼓励我，互致贺卡，贺卡上有道临老师的照片，红衬衣搭配白长裤，很是精神。

那次讲座，主办方估计不足，教室不够大。许多人要求进来听讲座，实在容纳不下。道临老师好心建议多加些座位以满足要求。最后碍于当地消防条例的人数规定，很是遗憾。这也显现了道临老师受欢迎的热烈程度。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道临老师。

贪馋的“胡老汉”胡庆汉

我在中学时代，有一年暑假和课余戏剧组的同学们去一所学校的露天场地观摩在简易舞台上表演的朗诵节目。那次请来了几位专业演员，也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欣赏胡庆汉、苏秀、赵慎之三位老师的朗诵。不成想后来和他们成了同事。

胡庆汉的朗诵当年在爱好文艺的青年中是颇有影响的，他常在文化宫做朗诵辅导员。我们也看过胡庆汉配音的《红与黑》等译制片。

听观众朋友们称我“公主的声音”，实感惶恐，受之有愧。生活中我早已是“公主的祖母”了，事实上我从未给真人饰演的公主角色配音。在1980年代初虽给中野良子主演的日本古装影片《吟公主》配音，但女主角是个大臣的养女，并非真正的公主。我倒是给美术片中两个公主角色配过音。第一次是刚工作不久在美影厂木偶片《孔雀公主》中配公主喃麻喏娜，和我搭档配王子召树屯的就是胡庆汉老师。那时老胡经常配英俊帅气的角色，还有时既当译制导演又为片中主角配音，工作虽十分辛苦，但完成得非常出色。我到了1980年代才又配了第二个公主角色，那是动画片《天鹅湖》中的白天鹅奥杰塔公主，搭档配齐格弗雷德王子的是童自荣。

早听老同事说胡庆汉嘴馋爱吃。苏秀老师曾说早年和他一起去北京开会，吃到一种食物，老胡很爱吃，后来他想再吃可又说不出名字，只说他要吃“胳膊肘”，闹了一场笑话。1960年代初，组织小分队上街搭台宣传演出。一天多场，天又热，挺辛苦，嗓子也吃不消了。医务室人员带着青霉素含片备用，含着味甜甜的。胡庆汉嘴馋了，他忘了自己是青霉素过敏的，要了一片含着，这下糟了，马上浑身起红点，眼睛也红了，狼狈不堪，大家都吓得不轻。因这事老胡被笑话了好一阵子，成了证明他嘴馋的口实。

和其他几位从外省来的前辈同事一样，胡庆汉来上海几十年了可说不好上海话。下乡搞“四清”时胡庆汉努力学说上海话，也大胆开口讲，可还是把“图片展览”说成“肚皮展览”。

1980年代左右，我有机会多次受邀与老胡同台表演，一起参加活动，常没大没小地称他“老汉”。好在胡庆汉为人随和，和他开玩笑他从不生气。

厂里青年演员渐多，先后来了适合配帅气角色的乔榛、童自荣等，补充了不少新鲜血液，胡庆汉就主要担任译制导演工作了。可在雨果名著改编的影片《悲惨世界》中，男主角冉·阿让仍由胡庆汉配音，戏份很重，老汉配得很是出彩。台词分寸、感情起伏处理得恰如其分。

胡庆汉特别爱清洁。他来厂上班比别人早的时候，会用抹布把休息室的桌子擦得干干净净，再拎着热水瓶去食堂泡开水，然后回来乐呵呵地对陆续到来的同事们用他的“胡式”英语打招呼说：“Open water来了，大家泡茶吧！”

后来胡庆汉年事渐高，身体渐差，血压高。为了照料他，也为防他贪吃，出席宴会时他的二儿子胡平智（后继承父业，亦是译制导演、配音演员）常陪着他，关切地监督他的饮食。眼看有些美食进不了口中，胡庆汉会有些遗憾的样子，可他基本上还是听劝的。

精神可嘉的老“猴奶奶”苏秀

怎么会称苏秀“猴奶奶”呢？有一次我在电影博物馆参加“苏秀下午茶”，会上我在朗诵寓言故事“猴吃西瓜”时说出了原因。当年我刚工作不久就知道这雅号的来由。老苏的老伴姓侯，当时老一辈的同事（尤其是女同事）开玩笑戏称老苏“猴奶奶”，还说她抓痒的动作也应该是像猴一样反着手的。那时作为年轻的后辈，我倒不敢说这种玩笑话，亦不会这样称呼她。现在我想说的是如今的“猴奶奶”虽年届九旬，可头脑清晰、思路敏捷，用电脑写文章、出书，还参加北京、上海有关译制片主题的演出、访谈。去年初曾跌过一跤，不久前又病了一场。可病才好些她老人家就像冬眠的蛇复苏似的又开始干她想干的事了，真是精神可嘉，让人佩服！

老苏一直有气喘病，身体并不强壮，食量又小，同事们笑她“这哪儿是吃饭，是喂鸟呢”！可她工作起来认真、仔细，不怕辛苦。有一次赶任务把她累倒了，不得不暂时停下来。厂里用车让比老苏年轻得多的我陪着送她回家。她的老伴老侯很是心疼，和我说了一通牢骚话，我很同情，不知如何安慰。哪知没两年我亦因体力不支累倒，厂里用车送我回家，这次陪我回家的是更加年轻的小丁（丁建华）。

苏秀的老伴老侯是默默在背后支持她的人，退休回沪后挑起家务负担，是她家“做饭的”。我的老伴也是我的家庭支柱，当时他还在上班，一面忙于音乐工作，一面管家务孩子，也是个辛劳的“做饭的”。1980年代中期我们两家都住在厂旁边，于是我和苏秀会有这样的对话：“哎，刚才我在街上碰见你家‘做饭的’了！”“是吗？昨天我在菜场还碰见你家‘做饭的’呢！”

录音是我最喜欢的语言表演艺术工作。现在当我有机会给电视台、电台录音时，总希望朋友们帮我听听以利改进，因为我认为“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也会告诉苏秀，请她谈谈感觉。所以我见到老苏时会谈到这个话题。

苏秀是跟着老伴（他是位俄文翻译）从北方来上海的。她爱好音乐，喜欢唱歌，可后来却干了一辈子译制片配音工作。但有机会她也会一展歌喉。当年下乡搞“四清”，苏秀还给老乡们表演过节目。老苏用上海话唱了沪剧曲调的民歌。可她也说不好上海话。胡庆汉把“图片展览”说成“肚皮展览”，而苏秀则把“北京城里”唱成“巴今城里”，二位老师真是“异曲同工”啊！

老苏能导能配能写。退休后还帮电视台培养了一批业务水平不错的配音演员，录了不少优秀的电视译制片，并帮助成立了电视台的译制部，继续发挥着余热。

被尊称“赵老太”的赵慎之

赵慎之是从舞台上走来的，据说当年她在北方主演的舞台剧场场满座，年轻时已是位当红演员。后来参加部队文工团，又复员到上影厂翻译片组，与配音艺术结下不解之缘。

当年前辈同事叫她“赵老太”，我不理解，她不老呀，才三十几岁。当时我还对苏秀说：“如果她是赵老太，那不是也得叫你苏老大娘了？”后来才知，因为老赵体弱怕风吹，又热不得冷不得，有些气味又闻不得（可奇怪的是她却爱吃臭咸蛋），身上又这儿酸那儿痛的，故此老同事们就尊称她“老太太”。

那时我们要按时进行业务学习交流，每人自己找材料诵读，互相讨论指正。老赵虽是资深演员，但十分认真钻研。为了练习平、翘舌音的转换，曾选了针对性的绕口令“张工长是组织者，我是张工长这个组织者的追随者”来念，经常念念有词。我觉得很有用，所以一直作为练口齿的材料，后来还把这个作为普通话教材。老赵还主动指点青年演员念词，纠正轻重音处理。

老赵离休后还管起了“闲事”。她在电台、电视台的节目里听到字音有读错的地方便会打电话联系，认真指出。这本不关她的事，也没人主动问她，是对语言表演的钟爱之心促使她这么做的。近年我曾听到有声读物中老赵念的一首小诗，觉得她嗓音不似年近九十而像五十岁上下的人，魅力仍在。老赵离休后偶尔被请回厂配戏。听说有一次在《达·芬奇密码》中给一个戏份不多的角色配音。很少再听到老赵配音的观众直呼“这才是正宗的翻译片的味道”！充满怀念之意。

在生活上赵老太并非很聪明。她的老姐妹苏秀曾笑说：“她不认路，更不会坐公交车。她来过我家多次，可坐车进了小区，每次都找不到楼门。”我想这方面我就够笨的，怎还有不如我的？我问老赵：“以前你上班时不是要坐公共汽车的吗？”她答：“嗨，那是从我家门口坐一辆车就到厂附近了，如果复杂些要换车我就不行了，现在地铁出口那么多就更弄不清了。”是啊，老太的机灵劲都用在配音艺术上了。

赵老太一向穿着朴素整齐、干净利落，头发一丝不乱，到满头银发仍是如此。1960年代上译厂和美影厂为邻时，大门旁传达室后面有间小小的简易理发室，收费便宜，是工会福利。理发师是一位姓张的师傅。理发设备简单，一个脸盆、一把装热水的铫子、一把梳子、一个吹风筒，简单的洗、剪、吹，没有电烫。老赵每次洗发后自己用发卡把额前一绺头发卷起来，吹干后她自己仔细梳好，微微卷曲很好看，可见老赵挺爱美的。多年后我闻知老赵过去曾在北方演舞台剧（听说有一出是《钗头凤》），红极一时，我想象她当年在舞台上就是古典美人，难怪那么受欢迎。

连演员组以外其他部门的老同事也说，赵慎之越到老年脾气反倒越随和了。她养花草（还去台湾看花展）、看球，用她自己的方式度过平静的晚年。我随老同事们一起去敬老院探望她，她请我们在餐厅吃午餐，我觉得餐厅的炒鳝糊烧得很好吃，她便记住了，下次再去看她，她还记得点这道菜。有录音或演出的机会老赵必全力以赴，积极投入。前年去北京国家大剧院演出《辉煌年代》，临上场前老赵突然血压高，可她坚持上台和观众见面说话，当她坐了轮椅（这本是苏秀的）出场，台下掌声雷动。回沪不久我与老赵应邀到电台给一出越剧录画外音，赵老太对台词的认真推敲仍如当年。

“姑奶奶”潘我源

用“没心没肺”形容潘我源是再合适不过了。她亲口告诉过我，当年反右运动如火如荼，她正患肝炎长期在家养病。病初愈，爱打扮的她搽着口红，穿得花里胡哨，大摇大摆来到厂里。一看这政治运动的架势，再看看自己这一身穿着打扮，吓得赶紧逃回家去卸下浓妆。潘我源性格开朗，叼着烟卷，大大咧咧嘻嘻哈哈，人称“潘姑奶奶”。

潘姑奶奶不仅是个“口吃八方”的馋人，而且烧得一手好菜，在前辈大姐中堪称翘楚。她请我吃过几次，是色、香、味俱全。有次下乡劳动她还自告奋勇上农村大灶烧菜饭。潘姑奶奶挺会过日子，哪儿的东西好又不贵，她会推荐给同事们。上译厂刚搬到永嘉路时，她告诉大家，陕西路上的蕾茜饭店中午有一种西式套餐很实惠，从我们厂走过去亦不太远。于是有同事中午去光顾，我也去过几次，且和丈夫、儿子一同去吃，果然不错，适合我们这种工资不高的阶层。潘我源的能干还表现在她会裁剪缝制衣服。虽然当年有些“奇装异服”之嫌，但潘姑奶奶穿上则别有她的一番特色。记得她自己缝制了一身中式斜襟短袄配长裤，还是收腰的。桃红色底，小花朵，布料是人造棉的。因当年要布票，人造棉收的布票比全棉少。这身衣裤颜色艳丽，式样别致，所以我印象很深。

别以为潘姑奶奶只爱吃穿是个好吃懒做的，她可是个认真敬业的“工作狂”。虽大大咧咧，可干活从不马虎，人又聪明。她是个老革命，到上影厂翻译片组时开始是做剪辑工作的。据知当年搞技术革命，她自创了一种又快又好的工作方法。后来进了演员组也是颇有特色的优秀配音演员（又是个极好的口型员），是演员班子中不可或缺的音色。她去了香港、台湾后，厂里配音班子中少了一种无可替代的色彩。潘我源配的虽多是“彩旦”“老旦”式的角色，可她也配过“正旦”“刀马旦”型的人物。如内参片《人与兽》中苏联名演员玛卡洛娃饰演的女知识分子，墨西哥影片《勇敢的胡安娜》中的女英雄胡安娜，也都配得不错。

至于潘我源的另一个雅号“鸭子美哒哒”则源于译制片《巴黎圣母院》中美丽的女主角“艾斯米拉达”。因为潘我源那鸭子叫般的嘎嘎笑声，长得矮矮胖胖，走路摇摇摆摆的姿势，大家就用了“艾斯米拉达”的谐音，把“鸭子美哒哒”这一美称送给了她，好像挺顺耳的。

厂里老同事一般都不太和老厂长陈叙一乱开玩笑，而潘姑奶奶偏就敢，还故意胡搅蛮缠。有一次老陈实在招架不住，边逃边不甘心地回头笑着对潘我源爆出一句回敬：“这个婆娘好生无理！”

会修藤椅的老富

上译厂前辈们大多是舞台上走来的，不仅配音功力了得，有几位还是心灵手巧的能人。演员组人数最多时也不到三十位，却有四位是少数民族。富润生、杨晓是满族，程引是蒙古族，童自荣是回族。老富原是京剧演员，一口京片子，据前辈同事们说，1950年代初他曾因从苏联早期革命影片的配音台词中流露出口音很土的京片子，被大家作为笑谈。富润生是满族八旗子弟，听说还是“镶黄旗”贵族。可老富不像传说中的没落皇族子弟———提着鸟笼，泡茶馆那样好吃懒做。老富可是一个能人，他的面食做得很好，最拿手的是做“腊八蒜”（把蒜瓣在腊八时节浸泡在醋中，到一定时候拿出来吃）。他常把腊八蒜带给同事们吃，味道好极了，就面条或是下米饭吃，都真是“打耳光都不肯放的”，我至今忘不了这美味。

老富还有一手绝活，就是修藤椅。我厂有好多把藤椅年久失修，不仅破旧且缝里还有许多臭虫，暑天时臭虫会出来咬人。记得我工作不久靠在藤椅上午睡，手臂被咬出一排小红疙瘩，又痒又肿。这些旧藤靠椅一直也没人管。老富自告奋勇，主动担此重任，把坏椅子上的藤全拆下来只剩架子。然后用药水浇、滚水烫，杀死缝里的臭虫籽，再仔细洗刷干净，吹晒晾干。把新藤条泡软后，一根根缠在椅架上扎紧，制成了一把把漂亮的新藤椅。这可都是老富辛辛苦苦花了大量业余时间，义务劳动认真做出的成果啊！

富润生亦是个热心人，当年他患喉疾，长期治疗求医，认识一些专科医生。那时我因带病日夜赶内参片任务，嗓哑、咽痛、咳嗽不止。老富不但给我及同事们介绍专家治疗，还陪我去较远的医院找老中医治疗，我咳嗽顽疾，也渐渐缓和下来。至今我都十分感念老富的热心相助。

老富不幸得了声带间变（喉癌），当时医生有两个治疗方案，一是摘除声带，就不会扩散了，这是最安全的；二是保留声带用冷冻药物治疗、理疗，但安全系数就不如前者了。老富考虑下来还是选择了后者，因摘除声带就意味着不能正常发声，要永远放弃配音了。所以仍冒险选择了保守疗法，后来通过治疗居然控制住顽症，保留了声带。但富润生的嗓音却远不如以前了，一般上午10点以后就不能再用嗓了，但总算还能配一些戏，也是万幸。后来老富就致力于写文章，也偶尔导戏，还参加农工民主党的社会活动，在电影中串演一些零碎角色。

这以后，原来有烟瘾的老富再也不敢吸烟了，就抽上了据说不伤喉咙的水烟。烟袋锅里的水咕噜噜地冒泡，还得拿条纸捻子，经常去点燃，所以离不了火柴。水烟托在手里像个老太太抱着暖手炉似的挺可笑。有一天，只听老富在到处找东西，一面嘀咕：“我的洋火呢，怎么不见了？”不知是谁望了老富一眼，笑了起来说：“火柴盒不是在你手里拿着吗？”原来老富手里攥着火柴盒，却在满世界找洋火呢！

“木头”李梓

我刚进厂时正逢译制重点片《阴谋与爱情》（联邦德国影片），男女主角由毕克、李梓二位老师配音。我一直在录音棚里看配音，如饥似渴地学习。我很喜欢李梓的戏，收放自如，声音松弛。我心想：什么时候能达到这水平就好了。李梓是演员组组长，为人稳重、性格内向，我从未见她发脾气，未见她与人争执，好似有点“木讷”。苏秀说她“不显山、不露水”，真是说到点子上了。李梓并非反应机灵出戏快的演员，但可经得起导演雕琢，一旦出戏，持久扎实。种种缘由使她得了个“木头”的美名———她的姓与名中又都带“木”字。

记得在《阴谋与爱情》一片中，女主角露易斯最后服毒断气前有段念白是边喘边说，不但感情节奏须紧跟原片，又要字字清楚让观众听明白这段重要的台词。一场戏下来，大家去食堂吃午饭，李梓已辛苦得什么也吃不下了。可她不叫苦不叫累，坚持把戏出色完成。那时我初次明白了要当好一个配音演员的不易。到了我担任《尼罗河上的惨案》中杰基一角配音，几段急促呼吸的戏，才切身体会到脑子缺氧、发凉发麻、大喘气后那种极难受的感觉，真是吃不下饭了。我也没有喊累喊苦，倒不是我多么能吃苦耐劳，而是我根本喊不动了。

前辈同事中，李梓的笑是一绝，赵慎之的哭是一绝，不仅还原了原片人物的真情实感，且呼吸节奏配合一致，我十分钦佩，而当时我则是两头不到岸。学了多年，练习了多年，还是没达到她们的水平，这真是“活到老，学到老，还有三样未学好”。

李梓还写过一些关于译制片配音的文章，发表在报刊上，文笔流畅，朴实无华，和她的台词表演风格一致。苏秀曾说她们一起下农村时，李梓居然顺杆爬到桩子顶上关播音大喇叭的开关。1960年代初有一年夏天，我和李梓二人搭班去厂值通宵班，午夜我们躺在铺着席子的长桌上，忽听外面院子里蟋蟀叫声，黑灯瞎火的，她居然饶有兴趣地跑出去抓蟋蟀，真够大胆的。

一般人到青藏高原，多少会有高山反应，有的人还终究上不去。那年我到昆明的云南电视台参加和老山前线战士的联欢活动，一下飞机就头痛，幸而第二天就好了，这海拔还不算高呢。可是李梓去西藏拉萨探亲（她老伴在那里的报社工作多年），却没有高山反应。她回沪后我们知道这事都觉得她挺了不起。

我的印象中李梓身体不错，个子不高但很结实，是个大冷天还能洗冷水澡的主儿。可没想到后来却得了这么个折磨了她十几年的病。据她孙子说病重昏迷时口中仍念念不忘录音工作，只要听到说有人请她录音，她就会立刻回答要稿子来看。我听了挺心酸，却十分理解她执着地热爱语言表演艺术、至死不渝的心情。

与毕克聊“育儿经”

1970年代初我常与毕克聊天，主题是“育儿经”。这事还得从头说起。

1960年刚进上译厂时，我是个充满学生气的高中毕业生，同事中没有一个同龄的女孩。和我前后相差一年时间进厂的王颖、伍经纬、戴学庐、严崇德，年龄有比我大亦有比我小的，可他们都是男的。而老一辈大姐们则都已是孩子妈妈，生活中互相谈的都是家庭、孩子。从女子中学出来的我和她们没有生活上的共同话题，很不适应。记得那时毕克的大女儿丽娜，陆英华的儿子淮淮（恕我不知他的大名），常到厂里来玩。他们都是十岁出头，我和他们一起搬几把椅子坐在操场旁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谈些孩子话，倒也玩得十分起劲。

后来毕克又结婚，有了两个儿子，比我的两个儿子大几岁，自然我就向毕克讨教，聊起了“育儿经”。毕克的太太是位护士，日夜倒班工作辛苦，毕克成了“马大嫂”（上海话谐音“买、汰、烧”），孩子白天寄养在别人家里总有不尽如人意之处，毕克心疼孩子可也无奈。而我和我先生是文艺界的双职工，先生是小提琴演奏员，排练、演出、开会，日程不规则，所以亦有类似困难。我和毕克就有了共同语言、共同话题。有一次马路施工，公交车暂停。我就和毕克从万航渡路老厂一同步行到静安寺，一路上都谈这些“育儿经”问题，并互相交流取经，一会儿笑嘻嘻，一会儿又苦着脸。毕克曾告诉我他女儿丽娜从广西来沪探亲，帮家里洗涮打扫，照顾弟弟。毕克心疼地说：“才回来几天，总得让她出去玩玩歇歇呀！”慈父情怀溢于言表。

老一辈同事中毕克是年纪最轻的，闲谈中我也会像一些老同事那样有时会称他“老克”。他记词快，出戏快，反应灵敏。例如，说话声音和体型一样肥得流油的波洛和声如游丝的干瘪老头伊藤博文，他都配得栩栩如生，完全不是他平日说话的习惯语调。解说词也念得极好。我觉得老克有个聪明的脑袋，真是不可多得。可有一天，老克那聪明的脑袋遭了当头一击。那是在工地劳动，毕克虽戴着安全帽，但还是被上面飞下的一块“不长眼睛”的砖头击中头部给砸晕了。我和几位同事去他家看他，毕克坐在床上，头顶好像还缠着纱布，他太太在旁边照料。毕克告诉我们，为此他太太的头发都急白了。这一击不但除了头晕，更影响了他的记忆力。好在毕克艺术功底扎实，努力下功夫克服记忆、反应上的困难，配出来的戏仍很精彩。

多年后，毕克的大儿子毕竟，大学毕业工作还没两年，却突然病故，给他精神上的打击实在太大了。当时毕克的太太正陪着他们在美国读书的小儿子毕生红。开始毕克是瞒着他们的，他把追悼会情景托人摄录下来。隔了一段时间，正巧我的儿子去北京实习，中央电视台的李扬说毕克托他在北京做后期制作的录像带已经做好，想请我儿子转交毕克，约定好乘火车回沪那天去取。到了回沪那天儿子去取，才知盒带还放在电视台。急着赶去拿到盒带，时间已很紧张。李扬开车送我儿子去火车站又遇大堵车。我儿子跳下车一路奔跑，冲进车站，差一点就误了火车。总算有惊无险，把录像带带回沪交给了毕克。

毕克性格内向，总爱自己钻牛角尖。有同事劝他去美国探亲散散心。毕克的一位姨妹曾和我是初中同学。闲谈中毕克告诉我他的二位连襟（太太的妹夫）都去美国探亲过了。我劝他也出去走走，但毕克瞻前顾后，总有他的一些理由，始终也没去。我退休后，有时回厂里会碰到他。后来译制厂从永嘉路迁往虹桥路广播大厦，路程远了，我曾打电话给毕克。他虽很高兴，可我听得出来他心情不好，有些牢骚。我建议他出去走走，到美国看看妻儿，还故意激他说：“老克，你可真怪。”老克并未生气，还承认说“是怪，是怪”，还说等儿子读完博士，太太会回来陪他。可始终未出去走走。我想，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考虑。

毕克本来有关节炎、哮喘（后来成了肺气肿）。晚年身体越来越差，直至住院。后来听曹雷多次提及，当年日本拍摄了高仓健主演的影片《铁道员》，日方希望由毕克为高仓健配音。毕克虽病着，但他还是拿来剧本自己录了几段，听后自知病重实在无力胜任了，只得遗憾地放弃。他多么想为钟爱的译制配音事业，再努一把力，再拼搏一下，然而……

1960年与上译厂同事合影

1970年代初于“五七”干校

1979年3月与富润生（右一）、赵慎之（左二）、乔榛（左一）谈戏

1979年4月与苏秀（右一）、程晓桦（右二）

1979年夏在厂录音棚与戴学庐（左）、于鼎（右）录制广播剧

1980年代初与赵慎之

1980年4月与李梓（左一）、乔榛（左二）、丁建华（右一）在厂录音棚

1980年代初与孙渝烽在厂录音棚

1980年代接受记者采访

1980年代中期与李梓为电视剧配音

1985年为江西人民广播电台录制少儿广播剧

1985年在厂录音棚

1985年在珠影与刘冠雄导演为国产影片配音

1986年4月与四川人民广播电台合作录制广播剧《天使的愤怒》

1986年9月在北京电视片厂译制部与导演余纳为美国电视剧《天使的愤怒》配音

1986年在云南电视台和程晓桦（左一）、毕克（右三）、童自荣（右一）与老山前线战士录制春节节目

为《天使的愤怒》配音获1987年《大众电视》金鹰奖最佳女配音演员奖

老伴当年从报纸上裁剪的我参与配音的译制片放映广告，纸张早已泛黄

2009年参加电影《建国大业》演出

2011年给《可凡倾听》录中文对白

2013年4月17日在上海电视台广电大厦录音室

2014年12月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演出广播剧《谋杀正在直播》后台合影

于先生和尚二叔

这个题目很多年前就已在我脑海中浮现，确是和他们二位在工作、生活相处中有感而发。

这两个称谓是我对于鼎、尚华二位前辈同事的昵称。于鼎还有别的雅号（老鼎、螺丝鼎、老于头），还有人称尚华尚二爷、二舅。这老哥俩时常互相掐架斗嘴，可友情深厚。同事们戏称他们“老公母俩”（老两口），“打是疼，骂是爱”，就是他们表达感情的方式。

当年我在录音棚看老同事配音，不放过一切学习的机会，还选了影片中女主角的台词，自己练习。老于主动热心地帮我用当年的老式录音机（这台录音机很旧了很“老爷”，得老于用手指拨弄才能起动），帮我录下声音再放给我自己听，还帮我配对手戏，帮我找感觉。于鼎的一只眼睛几乎没有视力，他把难念的词写成半大的字便于看清，认真准备。我曾自己用手遮住一只眼睛试着走路，总觉得要摔跤，根本走不稳，真不知老于是怎么过的，可他说他已经习惯了。关于于鼎主动做很多分外的事务性工作，以及烙饼、做炸酱面的事是早已众所周知。老于还帮同事做一些生活上的琐事。当年我家跟老于家离得不远，他帮我买质量好的猪肉、买啤酒。现在我两个儿子还记得老于骑着自行车来送东西，在阳台下高声喊“小刘”！我或我先生就会应答一声“哎，于先生”！赶快下楼去迎他。有时老于在我家聊一会儿就要匆匆回家。于先生家累很重：孩子小，妻子有病。一切家务及帮病妻洗澡的事他都亲力亲为。可老于一直乐观面对生活，克服困难认真工作。

于先生默默干了不少分外事，可从不误本职工作。他念词不利索，常会卡住“吃螺丝”，人称螺丝鼎（钉），他也不争辩，更加倍用功准备戏，最后成品总是很好。录音可以错了再重来，可舞台上却不行了。有一次上台，就因为他这个忘词的毛病，虽不是他出的错却背了黑锅。那是在“文革”中期，我们到市工人文化宫剧场朗诵《西沙儿女》的片段，有人艺、青话等好几个单位分演。有一场，舞台上是于鼎、孙渝烽、我三个人，演着演着突然卡壳了，原是小孙忘了接词，可他一门心思认为是老于忘词，所以十分自信地瞪着老于。可怜的于先生看着小孙这副表情，又自知有“吃螺丝”的“劣迹”，心里发毛发虚，一副做错事的样子看着小孙，僵住了。台下观众也以为是老于忘词，一下子大笑起来。我呢，本身舞台经验不足，见他们二位这副样子，实在忍不住也笑起来，台上台下笑成一片。后来小孙总算接上了词。表演完了，我按原先排定的向右转入侧幕，可刚一转身就听台下观众“轰”的一声又大笑起来，一看，糟了，他们二位没跟着我向右转，而是都向左转入侧幕了。这不成了侯宝林的相声段子———龙套站错地方，“一边一个一边仨”，而我们则是“一边一个，一边俩”了。显然是因为刚才的“风波”心神未定所致。后来我们明白是怎么回事，小孙也十分抱歉。可观众不知道，都认定是老于忘词，于先生这个黑锅算是背上，洗不清了。于鼎的眼睛视力不济，上台也给他带来过麻烦。1960年代初，我们排演小节目到各文化馆演出，我只参演过小话剧《柜台》，我饰杨桂香，赵慎之饰表姐，伍经纬饰表姐夫，于鼎饰父亲，李梓饰母亲。布景道具十分简单，雷声的效果是在幕布后面吊一块薄铅皮，一击铅皮就发出很像打雷的声响。雨声就是在筛子上放些黄豆，一筛动就发出似下雨的沙沙声。演了几场都较顺利。可有一次，有一场戏老于演完下场了，台上我们继续演。可老于一入侧幕，后面就响起雷声，怎么回事？这时不需要这效果声啊。原来老于眼睛不好，从光亮的台上一下子走进较暗的幕后，不小心撞到铅皮上发出了雷声。这“于鼎撞到雷上”也成了笑话。可见于先生能把录音台词抄成大字以便看清，但撞到“雷”上这种事却是防不胜防的。

于鼎的挚友尚华亦是个家累负担很重的人，妻子在生产组工作，工资微薄，子女多，住房十分困难。可他从不愁眉苦脸。尚二爷性子急，录音时几遍戏过不去就会“嘬牙花子”，犯嘀咕，埋怨自己，有时急得把乡音也漏出来了（他是山东人）。和老尚合作惯的导演、演员们知道他这脾气。不催他，尽量让他放松，不给他压力。于先生和尚二叔出戏都不快，可认真排戏准备，功底扎实，录出来的戏效果总是很好的。

和尚华搭戏，常能被他饱满的激情所感染。可有一次录对手戏时我把尚二叔害苦了。那是日本电影《望乡》，我配青年阿崎，老尚配妓院老板。这场戏我和老尚站在同一个话筒下，老板大声呵斥打骂威逼阿崎接客，而阿崎边逃边大声呼叫反抗。这场戏语言节奏、口型掌握、情绪控制难度极大，是力气活儿。当时我正患重感冒，两个人站得那么近，反复地声嘶力竭大喊大叫，我等于是在大肆散布感冒细菌。果然，过了一天老尚一见到我就说：“小刘，你看都是你把我传染上了。”可不是吗，老尚也感冒了，当然是我害的，真是对不起，这也成了个笑话。

据前辈同事说，1950年代初录戏时，声音是直接录在胶片上的，而且是一本戏（九分钟）一口气录完，不能分段。若一个人出错，同场的演员都得陪着重录一次，胶片也报废了。胶片靠进口，是用国家外汇买的，十分金贵。这就需要演员在实录前，反复排练纯熟，做足准备。老尚虽全力用心排戏，但总不免出错，听说当时老尚都内疚得哭了，他怪自己拖累了大家，浪费了胶片。后来技术革新，工作程序先进多了，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我们这一辈是“后人乘凉”了。可老尚还是用心准备，毫不懈怠。他不仅对自己要求严格，而且对整个译制片的质量也是十分关注的。我退休后，听说我厂译制片渐不景气，总感挂念。有一次回厂，正好厂里大棚正在放映一部刚译制完成的影片，我去看了，看完后我头脑里第一反应竟是“如果陈老头（老厂长陈叙一）在鉴定，一定通不过”。我把这感觉告诉苏秀老师，她对我说，有一次老尚看了一部刚译好的影片忍不住发脾气说“我看不懂”！我想老尚这位曾表示“愿意死在话筒前”的前辈说这句话时的内心是多么无奈。

多年来老尚与同事相处和睦，可他几乎只对于鼎发火。他亲自帮老于一遍遍地排戏准备，还直骂老于不用功，其实是冤枉了老于。这也是老尚激励老于的方法，是对铁哥们儿的真挚感情。于先生和尚二叔是我所尊敬的前辈。

“好耳朵”音乐家陈传熙先生

按常规，译制片任务来厂，除了影片拷贝，还得附带原文剧本和音乐效果素材的声带。翻译根据原剧本译成工作剧本。到对白录音完成后和音响效果（有些现场小效果还得由拟音员配上）合成，混合录音成一个完整拷贝。

可当年内参片任务，没有原文剧本，没有音效素材，只有一个影片拷贝。台词本得靠翻译听下来，音效和对白叠在一起，剪辑组得动脑筋千方百计拆东补西，把没有对白部分的音乐“挖”下来转录到需用的地方。但有对白叠在一起的音乐根本不可能单独“挖”下来。这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工序。有一次遇到了用这方法都解决不了的大难题。

1960年代末，来了一部内参片，是好莱坞伊士曼七彩音乐歌舞大片《舞宫莺燕》（可惜一直未公映），担任配音的除了伍经纬和我，还特请了上影厂的林彬、周以勤。后景音乐贯穿着经典名曲，且都和人物对白混在一起，现场音效还和音乐紧密配合，都绝对无法“挖”下来。

情急之下，厂里请来了与我们同为电影系统的上影乐团指挥家陈传熙先生。陈先生鼎力相助，全身心投入工作。他把影片中整个音乐从头至尾都听了下来，记录旋律，写下总谱、配器及各声部的分谱。由上影乐团管弦乐队的同事们演奏，完全根据影片音乐的速度、节奏，按给电影配乐的要求重新演奏，终于圆满完成了任务，解决了这部影片译制中的大难题。

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而且当时是在“文革”中期，陈传熙先生还承受着一定的政治压力。他的专业水平、敬业精神让人十分感动。曾听我从事音乐工作的老伴说，陈传熙先生是音乐界少数几个有名的“好耳朵”之一，听力出众，无人不晓，这次我算亲眼看到了。由衷地敬佩这位前辈音乐大师！

老邻居“美影厂”里的双胞胎“万老”

我进上海电影译制厂工作是在1960年。那时上译厂和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早已是在一个大门内的邻居了。同一个传达室，同在一个食堂吃饭，共用图书馆，共用一个电话总机。美影厂有好多位从美术学院毕业的青年人，都是业务上的骨干、精英。大约比我稍长几岁，其中有好几对小夫妻。看他们相依相傍一起上下班，亲热地一起在食堂吃饭，我很羡慕，还曾对我丈夫（当时还未结婚）说：“要是我们在同一个单位上班多好！”

听说美影厂的“万老”是了不起的动画片专家、权威，我自然就注意“万老”其人，他是个慈眉善目的长者，可从未打过招呼。

每天我坐公共汽车上班，途中常见“万老”挤上车来，可乘了两站往往发现“万老”又正从车下挤上来，我给自己的解释是车门口太挤了，“万老”是暂退下去让路然后再上来。后来我又发现，“万老”不是每天在同一个站上车的，有时在前两站，有时在后两站，我心想他到底住在哪儿呢？可以后我发现了更奇怪的事。有一次我在车上明明看见“万老”挤上了车，但过了两站却发现他又在下一个车站上排队等车。我大吃一惊，怎么回事？他明明之前两站就上车了，难道“万老”有分身术？这个谜很快就解开了。

原来是我孤陋寡闻，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美影厂有三个“万老”：万籁鸣、万古蟾、万超尘兄弟三人。老大、老二是双胞胎，长得极像，不易辨识，我这个刚进厂的小青年把二位当成一个人了。然后我发现“大万老”反而比“二万老”长相年轻些，这才把他们区别开来。我们尊敬地称万氏三兄弟为“大万老”“二万老”“三万老”，他们是美影厂的元老、功臣。

美影厂和我们厂合作很多，他们录对白也是用我厂的录音棚，常借用我们厂的演员去配音。我刚工作不久就曾给动画片《大闹天宫》中摘蟠桃的大仙女、木偶片《孔雀公主》中的喃麻喏娜公主配音，给当时艺术上很幼稚的我以很珍贵的学习、实践机会。

和美术电影制片厂为邻多年，直到1976年我们厂迁往永嘉路。

“试戏”

早就从前辈同事那里知道，我们上译厂有“试戏”的工作先例。这就是遇到一下子决定不了影片中角色由哪位配音更合适，或是同一个角色有几个演员都感兴趣，自告奋勇争取配音时，那就都试着配几段戏经大家讨论斟酌再决定由谁担任。我进厂前就有姚念贻、苏秀、赵慎之三位争取为苏联片《第四十一》中的女主角配音，经过试戏决定由苏秀配音。法国片《广岛之恋》中的女主角，苏秀、赵慎之都有创作欲望，最后决定由赵慎之配音，这已经是常例，没有争取到角色的人不会闹情绪，反而会用自己在准备过程中的心得体会来帮助同事尽快掌握角色，且都认为这是应有的工作态度。

我后来在工作中就经历了几次“试戏”。藏族演员表演的影片《农奴》来厂对白配音，有个女孩角色，李梓和我都试过戏，结果还是请了上影厂的宏霞来配音。由崔嵬导演、新疆演员表演的《天山上的红花》，女主角由李梓和苏秀试戏后决定李梓配音。墨西哥片《黄道十二宫》，经毕克、邱岳峰试戏，一个音乐家角色最后由毕克配音。苏联片《湖畔》则是李梓和我试戏后决定由我配音。法国片《巴黎圣母院》中的敲钟人卡西莫多经于鼎和译制导演时汉威试戏后决定由时汉威配音。这个角色台词很少但极有个性特色，时导的音色合适，几句词没几个字却配得十分传神，很是贴切原片色彩。这样的例子就不一一列举了。

当年我们的配音演员班子，老、中、青各年龄段都有。生、旦、净、末、丑声音色彩齐全。安排工作一切从影片需要出发，通盘考虑。印度影片《大篷车》确定配音演员时，据知老厂长陈叙一欲用于鼎、毕克这两位担任两个核心人物男主角的配音，而导演则想试着起用两位年轻演员。老陈问：“他们俩会说北方相声吗？”导演一下子明白了老陈的想法。于、毕两位能熟练地带京味儿说相声，与片中要求非常合适。而两位年轻演员当年入行不久，且没说过相声，这方面尚需磨炼。要担当戏中要求这么高的角色配音，恐力有未逮，为时尚早。最后按照老陈的考虑，果然于、毕的配音十分出色，亦是此片上映后大受观众热爱的重要原因之一。

正因这种应当传承下去的优良传统作风，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才会有牢固的艺术凝聚力，才能译制出这么多经典的艺术精品。

从皮鞋厂找来的翻译家

那年头译制需保密的内参片，除了一个原片拷贝，并没有原文剧本及一切供准备工作的素材资料。首先台词剧本得靠翻译从原片一句一句地听下来、记下来，这可比按常例根据原文本的文字译成中文要困难多了，对翻译水平的要求极高。为了完成一些不同语种的影片，还经常得从外单位请来多位不同语种的翻译人员。老厂长陈叙一根据自己的观察曾说，他若听见翻译办公室内用外语七嘴八舌热烈争论不断，就较放心了，估计是听懂了原文对白在讨论如何编词呢。可有一次陈老头说：“坏了，坏了！一两天过去了，办公室内没有大动静，别是听下来有困难吧？”剧本译不好，这任务怎能按时完成呢？我对这部戏印象较深，是因为这是我第一次为戏份这么重、台词这么难的女主角配音。台词老定不下来，我的工作本上改了又改，涂成大花脸了。那时我每天还得按时去给小儿子哺乳。时间紧张，对白刚背会又改，幸而当年我还年轻，要是现在，早急昏过去了。

老厂长当然比谁都急，这是一部苏联大导演格拉西莫夫的名片《湖畔》，翻译难度大于一般影片。其中一个人指着地图看着镜头说的一本戏（九分钟），台词精确度要求极高。曾从北京请来一位老翻译，可发现这位老人家耳朵有些背，和人对话尚且“啊？啊？”地听不清，让他听原片显然困难。老陈哭笑不得，怎么办呢？这时厂里一位工宣队老师傅突然建议，“有个下放到阿拉皮鞋厂劳动的俄文翻译，听讲原来是柯庆施的翻译，大概水平蛮高格”。老陈听了赶紧把那位在工厂里做皮鞋的翻译请了来，果然水平不错，把很多关键词都听了下来，终于和其他翻译人员一起完成了剧本。陈老头这才松了一口气。

这次虽把老厂长急得够呛，但总算峰回路转。后来这位翻译家和我厂的合作关系，一直延续至“文革”以后。

录音棚内不该出现的声音

录音棚得隔音，外面的杂音不能漏进来，棚内更须安静，绝不能出杂声干扰了录音。可有时却会出现不该发出的不和谐之音。试举例：吹哨———在实录过程中演员或导演会叫：“嗨，吹哨了，重录吧！”怎么回事？因为演员念词时碰到声母是“shi”“si”等音的字时，一个不小心会出现哨子声，通过录音话筒十分明显，很难听，当然不能通过。这时演员得注意发音时对口腔的控制及录音师的调控，重新再录。肚子叫———演员念词运气至腹腔某一部分时亦会不小心出现“咕噜咕噜”的肚子叫声。这经常发生在近中午快到饭点了，肚子空了叫唤要吃饭，也就是肚子饿得咕咕叫了。当然也得在录音中控制用气，尽量避免或干脆暂停，到食堂吃饭去也。

冬天如果穿着光滑的尼龙羽绒衫站在话筒前录音，稍移动时互相触碰会发出“沙沙”的摩擦声。对襟衣服上的硬质衣扣不小心碰到话筒下的小木架会发出“咔咔”的声响。这些平时不注意的声音，到了录音话筒前可就绝对是不该有的杂声了，都得避免。

有一次闹了个笑话，录音棚里出现了没出现过的“杂声”。当年有一部与香港合拍的影片来我厂做后期对白配音。按惯例，对白录音由我厂导演现场指导执行。工作进行了一段时间，副导演（记得好像是谢晋导演的长子谢衍，我们称他小谢导演）转达了该片香港老导演张彻想到棚里来看看对白配音的要求，大家当然同意。于是张导演被搀扶着来到现场，因他年纪大，身体欠佳，步履蹒跚，我们特地安排了一张靠背椅，请他舒舒服服地坐稳。配音继续进行。但过了一会，棚里响起了由轻到重的鼾声，寻声才发现老导演睡着了，打起呼来。这可是少有的不和谐之音，录音显然不能进行下去。大家忍不住想笑又不好意思，只得婉言请副导演把张老导演扶出去。也难怪录音棚里灯光较暗，又安静。每段对白又循环放映，有时反复录几遍，难免枯燥。这环境可不是给老导演制造了一个催眠的氛围吗？

旧录音棚发出声响的“西洋镜”

现在译制片录音技术设备非常先进，同时相应的大小音效素材十分齐全，对白配音后的后期合成就方便多了。我不太懂录音技术上的知识，可是知道当年音效素材可不那么齐全，尤其现场小效果声（脚步声、马蹄声、开关门窗声、打斗声……）都得由拟音员配合做出来，录音组就有几位专职拟音员。当年我就看到不少拟音用的东西。棚里有间四方形亭子般的小屋子，四面各装着木门、玻璃门、弹簧门、窗户，这是用来配开关、各种门窗的声音的。一条长木棒连着半个皮球，是配马蹄声的，若影片中马是在草地上行走，那就在地上铺些稻草。一堆底部软硬不同的鞋子，是配各种脚步声的。还有各种质地不同的锅碗杯盘，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当年我还很年轻，曾经很好奇地端详这些用来发出响声的“西洋镜”，并不停地问东问西，了解它们的用途。那时演员组的老同事大多是北方人，生活方言是普通话，而录音组的老同事大多是说上海话的，所以他们双方生活里交谈不多，而我是会说上海话的，所以打破砂锅璺（问）到底并不困难。我东张西望，发现拟音用具里有一副手铐，我贪玩地欲伸进手去试试，却被阻止了，并告知如果手拿不出来就麻烦了，会越抽手就越紧的，听得我赶快放下，一面顽皮地对他们眨眨眼，惹得录音组的大姐笑我：“格个小姑娘真好白相（沪语，“好玩”的意思），天真得来。”多年来我看到拟音员的辛苦操作，配刀剑打斗声时甚至跳起、蹲下，把膝盖都跌瘀青了（旧棚可是砖地）。每部影片做准备工作阶段，不但拟音员，还有话筒员、录音师等都和我们一起一遍遍地复对，和我们一样在剧本上记下片中每段戏的要求。我见过话筒员在剧本上画了很多记号，根据远、中、近景，演员声线条件，个子高矮，安排演员在话筒前应站的位置。操纵话筒杆（大家称它“钓鱼竿”）很辛苦，有老话筒员因此落下背部酸痛的职业病。这和我们配音演员常患的咽炎、咳嗽、嗓哑的职业病一样，都是当年工作中落下的后遗症。所以人们称配音演员为幕后工作，殊不知，身旁还有幕后人。

银幕上下

早年，从刚进厂坐在录音棚里学习、偷戏开始，棚里就有这样的“奇景”：银幕上影片中的大富翁、王公贵族住在豪宅里，华衣美食，而站在银幕下配音的是一群穿着洗得发白的旧外套，用现在一般穿着水平来看可称为“衣衫褴褛”的老爷们儿，他们站在话筒前却精气神十足，自信满满地念着台词，悉心投入地雕琢着他们心中热爱的艺术品———译制片配音。

有些人把我们配音演员和影片中人物的生活混为一体了，是不是也算爱屋及乌呢？我曾收到年轻姑娘的来信，托我在配音演员中帮忙介绍男朋友。还有人来信询问可否来上海学配音，表示愿意帮我们家干杂务，至于住处，“就睡在你家的厨房里好了”。我和我丈夫看了信不禁苦笑起来。当时我们一家四口住一间十六平方米的房间，一住就住了近二十二年，直到大儿子将高中毕业。十一户人家共用两间相通的厨房。直到1985年才好不容易争取迁到永嘉路，虽然每天爬六楼累得够呛，但总算是改善了。那时演员组住房困难的可是大有人在。

当年婚期已近，可先生单位给的婚房尚未弄好。同在歌剧院工作的任桂珍大姐知道了我们的困难，而她正好要出国演出两个月不在上海，就把她住的那间房暂借给我们用。我先生由于任大姐相助，就暂租借了一段时间作为婚房。后来才搬到新华路这间十六平方米的房子。这房子虽不大却很温馨，在弄堂口第一幢洋房里。这条弄堂人称“外国弄堂”，是外国人造的。后来我才知道是美籍匈牙利建筑师邬达克设计的。我们房间朝东有个西班牙式半圆形小阳台。有同事开玩笑说，如果我站在阳台上，我先生在阳台下面拉小提琴，那可太浪漫了。实际上我们是从阳台上伸出竹竿晾衣服，有了孩子后，更是挂“万国旗”（晾尿片）！这是文化系统的房子，好几家邻居是我先生的老战友、老同事，基本都属音乐单位，我们是最年轻的一对。原先有一个四眼旧煤气灶，几户人家合用，可他们很友好地同意我们也加入合用。后来每家都装了煤气，沿墙排列着十一个煤气灶，很是壮观。厨房里有一个很旧的长条桌，是十一户人家公用切菜的，每次用完大家都自觉地擦干净，好像也没有发生过争论吵架的情况。当年多户共用厨房倒有个好处，可互相切磋厨艺，交流经验，多学会几种烧菜方法。后来搬进独门独户的住房，没了参考，反而想不出今天吃什么烧什么菜好了。这间屋子开始两个人住已觉不错，后来两个孩子出世就渐感拥挤了。夏天得有两个人睡地板，冬天晚上临时搭折叠床。白天餐桌书桌得让给孩子们做功课用，我要看剧本、做案头工作，就得把一块硬纸板放在膝上当桌子用（直到现在我都习惯于这样写，真是上海人说的“贱骨头”）。晚上孩子睡下了，我和先生才能坐在桌边做自己的事。有时先生演出未归我就凑着台灯在桌边默念剧本，有时情不自禁声音大了些会吵醒孩子。那次我念《恶梦》的台词，大意是：“我们没犯法，他们不能把我们关进监狱……”大儿子惊醒了问：“妈妈，你说什么关监狱？”反把我吓了一跳。另一次我念“来杯巧克力”，只听小儿子迷迷糊糊地问：“巧克力是不是给我吃啊？”真是啼笑皆非。

由于好几家邻居是演奏员、歌唱演员，所以经常乐声不断。住房虽狭小但颇有音乐气氛，楼下大提琴、钢琴，斜对门小提琴，汽车间里小号。在干校劳动时女宿舍隔壁是男宿舍，有上影乐团的小提琴、黑管演奏员晚饭后练习，他们虽加了弱音器，但隔墙还是听得到。只听旁边床铺上的女同事抱怨：“哪能介许多声音，烦煞脱了。”我听了她的话暗想，我怎么不觉得吵呢？噢，明白了，我家里也是如此，我已习惯那种音乐气氛了。

现在这幢房子早已是重点保护建筑了，老邻居都已动迁搬离，弄堂口已修建了高墙大门，上书“新华别墅”。经大装修现已是一家公司的办公处。前几年我故地重游，说明来意，公司的人知我是老住户，很礼貌地陪我浏览了一番。当年刚住进去时这一带还较冷清，现已成繁华地段，房子经过精心修整虽焕然一新，但当年的风格与气氛却不复存在了。每当我去上海影城，经过这里总会看一眼。

说说当年的“漏音棚”

我最爱的工作是在录音棚的话筒前录音。比起五光十色的舞台、热闹多彩的摄影场，灯光柔和、环境安静的录音棚显得单调多了。可在这里我感到最踏实安定，最能唤起我的语言表演艺术创作的激情。我喜爱这块艺术小天地。

有人问我，当年才当配音演员时，在那么破旧、条件那么差的录音棚里工作，觉得失望吗？说真的我可从未感到不满意，相反觉得十分亲切。据前辈同事们说，1950年代上影厂翻译片组创业初期，工作条件还要简陋得多，现在已改善不少了。

万航渡路618号的旧棚是在三楼平台上加建的，棚门很厚、很重，用石棉、麻布包着以隔音。暑天录音时，因防杂音，不能用电扇，更别说空调了。每天由两位场工师傅用杠棒抬上一块很大的人造冰，放在一个大长木盆内，就靠它来降温了。两位场工要把大冰块从底楼抬上三楼半高的棚里，每听他们“吭唷……吭唷……”的号子声，就体会出他们是多么辛苦。大家把毛巾、水杯放在冰上以消暑之用。在每段戏实录完成的间隙，才能开开小窗户，打开风扇，对着冰吹一会儿，散发些冷气。但在棚里工作的演员、录音技术人员没有一个叫苦的，往往话筒下积了一摊汗水自己还未感觉到。

我当年投考就是在这个棚里，站在话筒前我却一点也不害怕，因棚里灯光柔和，前面也没有坐着一排让人紧张的考官（主考和录音师都在背后）。第一次通知我来试音是苏秀导演的越南片《同一条江》，我一进棚才初次知道译制片是怎么录音的。只见前面的大银幕上反复循环地放映着一小段戏，前辈老演员程引跟着画面在话筒前反复念同一句词：“他们来找你了，今天晚上出海去。”我配一个只有几句词的小姑娘。当回放时我吓一跳，觉得不像自己的声音了。第二次试音是胡庆汉导演的苏联片《伊里斯顿的儿子》，两次试音我都没害怕。初进厂时，给那些戏少的群众角色配音一点都不紧张。可到了给戏份较多的角色配音，我站在话筒前却一下子小腿肚子抖了起来，又感到心都要跳到嗓子眼了。我用力拍自己的腿也不管用。又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实践，奇怪，有一次配戏突然就腿不抖了！这过程看起来好像有些跳跃，可至今我也想不明白当时怎么会如此。

这个棚虽关得密不透风，但会漏音。不论大楼里任何角落有敲打声，都会通过固体物传声漏进棚里。厂对街有一家汽油桶厂，一家木材厂，他们有大些的响动也会传进棚里。有时好不容易录好一段戏，就因有杂声而报废重录。那时技术条件有限，录不了大回声，得在夜深人静时把大喇叭拉到平台上，利用外面的自然空间声。据老同事说，以前有一次深夜录大回声，按片中要求，需要高叫“着火啦”，声音传出，吓得周围居民和工厂以为真着火了，不一会消防车鸣叫着来救火了。录当年的内参片《生死恋》时，戏中需要在影片结尾前网球场的空镜头中，出现女主角夏子的画外音“对不起，球太高了，高了，高了……”按原片要求，声音必须空旷缥缈，由近渐远，造成一种空灵的气氛。当年的技术条件无法一次完成。录音师让我在棚里录三声，中间留有间隔的“高了……”，然后再到技术厂混合录音时加工处理，可也只能尽人事了，效果总不如原片完美。当年很多经典译制片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完成的。现在回想，我当年并未因为录音棚环境、技术设备差带来工作上的干扰、困难而抱怨、不满，而是和老同事们一起同甘共苦，与各部门一起攻坚克难，完成一部又一部译制片。直到1976年迁厂永嘉路，录音条件才得以改善。

忘不了的是录音棚话筒下面那个小木架，我们录音时都站在它后面，同事们昵称为“审判席”，因为很像电影中法庭上犯人站的地方。演员录音时还常会用手扶着它，就像抓住一个可信赖的老朋友的手，心里有了依靠。退休后我第一次进虹桥路广播大厦的新厂做《魅力人声》节目，在新厂宽敞、技术设备条件先进的录音棚里又见到了这个小木架，真像见到多年未谋面的故友，情不自禁跑过去一下子抱住它。从我刚工作到退休，这个小木架一直伴着我，见证了我一步步成长。事隔多年又见到它，万般滋味涌上心头。别来无恙，我的老朋友！

墙内开花墙外香

译制片配音演员从事的声音形象再创作，本来就是幕后工作，没有银幕上人物的光鲜。我们一开始就明白这些，未想以此图名图利。但由于热爱，痴迷这个事业，投入了全身心。1950年代，也有观众关注译制片配音艺术（包括当年还是学生的我），可远不如后来那么热烈。我刚开始工作时亦曾收到几封观众来信，有一位甚至关心我们的生活。当年结婚登记了一段时间，我先生的单位还未分给婚房。有位观众来信愿意帮我们租房解决困难。不知这位朋友怎么得知的，我表示感谢，但素昧平生，当然不能麻烦人家。

至于后来由于天时地利人和，译制片一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配音演员的工作广为人知，这是我们始料未及的。怎么会这样受欢迎，可说是“歪打正着”，这得从译制内部参考片说起。

1960年代末，我们在电影干校劳动，工宣队明确说干校是大本营，是基地。突然有一天我们被调回厂，被慎重告知要我们完成“无产阶级司令部”交下的保密任务———译制内部参考片，并宣布了保密纪律：不准说片名，只用代号（特字几号，内字几号等），剧本和特许我们借阅的名著不许拿回家，更不准对任何人（包括家里人）说我们在干什么工作。由于任务紧、周期短，开始有一段时间必须住在厂里，在办公室打地铺，日夜连轴转，一周回家一次。直到天冷无法睡地板了才准回家住。内参片不挂字幕，不打工作人员表，不对外公映。别说名利，且还担着政治风险，还必须对这些“资本主义大毒草”影片进行批判，以“肃清流毒”。有一次，一位同事不小心随口哼了几句影片中的曲子，被军宣队不点名地严厉批评。虽然我们明知这些戏不会公映，但有机会再从事自己热爱的工作，没有中断艺术专业，比起电影干校中由于“文革”浪费了艺术青春的同仁们来说真是幸运多了，是不幸中之大幸，这一干就陆续干到“文革”结束。

1976年，我们厂从万航渡路618号迁入永嘉路383号，之后又译制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经典影片，部分内参片也公开上映了，例如当年日本电影周放映的《生死恋》（另三部是为赶电影周而译制的《追捕》《望乡》《狐狸的故事》）就是1970年代译制的内参片。

经过十年浩劫的文化禁锢，通过译制片的公映，打开了国人了解外部世界的窗口。当时娱乐形式的选择又少，广大老百姓如久旱逢甘霖。译制片的兴旺也带旺了我们这些在幕后工作的配音演员，一下子受到极大的关注。很多观众来信热情支持，亦和我们探讨一些艺术上的问题，也有表示想当配音演员的愿望。我们也偶尔会走上电视屏幕和舞台，于是好多人说我们是“墙内开花墙外香”，没想到就这么红火起来。

“文革”结束后恢复了停办十多年的“电影百花奖”，那是第三届（就是《小花》一片得奖的那次），我有幸代表我们厂去北京参加庆典。译制片并未设奖项，我很明确自己是个参加祝贺的嘉宾、旁听者，很高兴能去见识见识，所以很放松。可在北京饭店举行的晚宴上，主持人突然请我也上去演一段译制片台词，我措手不及，吓了一跳，我可什么都没准备啊，脑子一片混乱，我哪经过这阵势。最后只得七拼八凑念了一段，孰料台下反应十分热烈。本来每次跟大会活动去参观访问，我总是很轻松地看别人表演。可打从这晚后每次活动都要我也念一段，成了保留节目，我有点怯场。有一次，我躲在酒店房间里，外面叫“刘老师”，我故意不答应，想等大家出发了我再开溜，可最后还是被人“请”了出来。

经此一役，译制片台词表演被同事们予以加工带到了幕前。我也参加过几次，并在上海电视台的春节联欢等节目中走上了荧屏。但我最喜爱的还是录音。缺乏舞台经验的我，多次上台脸皮也渐渐厚了，和观众朋友们的距离通过媒体也拉近了，互动机会也多了。形容我们是“墙内开花墙外香”，真是再确切不过了。

其实，使我们“墙外香”还有其他渠道。被外界关注后，应邀参与语言表演录音工作的机会亦比以前多了起来。我不仅参加电台、电视台的广播文艺节目录音，还经常给各出版社（包括外地的多家出版社）录制各种形式的有声读物，那时还主要以盒带为主，每年总会录好几套。这与配音同属语言艺术创作，我同样着迷地热爱这项录音工作。我觉得在录音话筒前是我最踏实、最有创作欲望的时候，是适合我的地方。通过各种渠道声波的递送，这“墙内的花香”传到四面八方，和大家心灵相通。

以前我们偶尔也给国产片配音。1980年代，随着“花香”飘到墙外，找我们配对白的国产片一下子滚滚而来，大多是外省电影厂拍的片子或内地与香港的合拍片，亦有些外国电视剧，这给我们开拓了艺术创作的道路，多了艺术实践的机会。有时也会被借到外面去配音。我就参加过北京电视台译制的美国电视剧《天使的愤怒》的配音，我非常喜欢这部由美国畅销小说改编的戏（之前录制过同名广播剧），可后来因此获得了第五届《大众电视》金鹰奖最佳女配音演员的荣誉，却是原来没想到的。

当年好多人想投考我们厂，那时还在舞校当歌唱演员的沈小岑也在其中。我厂虽未公开招聘，但不乏有人问津。有一次安排了几位年轻人来考试，那时已迁到永嘉路。那天几位年轻人正在演员休息室等候，我见他们都有些忐忑不安的样子，椅子又不够，就从别处找来几把椅子请他们都坐下放松些。没想到后来我收到了他们的来信，大意是“当时我们是有些紧张，您找来椅子给已不是孩子的我们坐下，我们心里很温暖”。这本是件再寻常不过的事，换了别人也会这样做的。但他们的信感动了我，感到很温馨。还有一次招考中的小事，我很少参与招考工作，所以特别记得那次我和伍经纬担任初试把关，就在演员休息室大阳台的里间。一位残疾青年坐着轮椅来到我们面前，我们仔细听了他的朗读，按标准，这位青年是过不了初试的。我写了张纸条递给小伍，建议让这位青年通过初试。后来我和小伍交换了意见，都认为应该鼓励这位青年，不让他自卑，初试就不通过会伤害这位残疾青年的自尊心。后来这位青年来信说，当时他就感觉到我们保护他自尊的苦心，虽未考上，但很感激。我衷心祝福这位青年人快乐、幸福，在适合他的工作岗位上做出成绩。

2005年我应邀去中央电视台录制《流金岁月》的一期节目，同场还有苏秀、李梓、曹雷、童自荣。那天从下午一直录制到晚上天黑，我们欲上车离开，发现外面挤满了热情的观众，保安很辛苦地维持秩序。好不容易上了车，这时只听车外一个女声带哭腔高声叫我的名字。我下了车，见一位中年妇女正在央求拦她的保安：“我妈是刘广宁老师的粉丝，现已瘫痪了，她叮嘱我这次一定要来和刘老师合影一张。”又求告保安说：“求求你，我给你跪下了。”我赶紧走过去与那位女士合影，她才破涕为笑。我感到很安慰。

时光荏苒，直到现在，我们在各种场合仍感受到观众们的热情。虽然我们这些当年“开在墙内的花”，早已都成“老花”了，是广大观众朋友的支持，给了我们信心，才能仍从“墙内”发出一些“余香”。

我的工作与生活

近年来，有时我也应邀登台参加一些朗诵，这当然有利于丰富艺术实践，不过吸引我的还是电影配音译制工作。虽然录音棚里灯光微暗，而且为了避免杂声，录音时得小心翼翼不能随便乱动。与五光十色、热闹欢腾的舞台演出相比，那是单调枯燥多了。但是，就像《孤星血泪》中男主角的姐夫———铁匠乔那样，他在大城市里总觉得别扭，而只有在家乡的铁匠炉边才感到最自在；对我来说，也只有在录音话筒前工作时，感觉才是最自在、最良好的。难怪我的孩子常说：“妈妈上班最开心了，因为她是去干她最喜欢做的事情。”我确是迷恋我的事业。

随着人们对翻译片的关注，很多人想知道，配音演员是怎么工作和生活的，有些人还加上自己想象的色彩。其实我们和普通人一样，也面临一般中年知识分子所共有的难题。艺术工作有其特殊性，也有不干这项工作的人所想象不到的困难。我和大家一样，一大早心急火燎，挤车上班，路上就如打冲锋一样，白天八小时，除配音工作外，还要学点业务。紧张时，手头两个剧本同时工作，就得加班加点。下班回家和爱人一起在几家合用的厨房里，先紧张地演奏“厨房交响曲”。晚上，收拾停当，还得看看资料、剧本，动笔做些案头工作。两个孩子要做功课，占满桌子，我常常是膝上垫一块硬板干事。爱人有时打趣说：“我真想用照相机把你这个样子拍下来。”就这样，还常被“妈妈，这道题怎么做？”“妈妈，我扣子掉了！”“妈妈，我踢球扭伤脚了”之声所打断。一间小房间已由两口变成四口之家，两个“猴子”正像雨后春笋般地蹿个儿，早有人满之“患”。天热时得有两个人睡地板。那位将初中毕业的哥哥虽是个娃娃脸，已比妈妈高半个头，需要大人分出时间来和他谈心了。至于那位将小学毕业的弟弟呢，脚丫子已和妈妈的差不多大。他还是个集邮爱好者，帮他收集邮票也成了我责无旁贷的义务。直到孩子们睡下后，我和孩子的爸爸才能坐到桌边干自己的事，属于我们的时间实在太少了。有时为了争论一个艺术上的见解，我们不觉声音大了点儿，孩子在睡梦中哼哼着提抗议了，看看闹钟，才意识到夜已深，也确实累了，不得不休息。因为明天一早，我们还要上班和送孩子们上学。

星期天很少全家出去玩。去年暑期本来答应带孩子们出去好好玩一天的。可是7月、8月两个月配音任务特别忙，又应电台之邀利用业余时间录制几个文艺节目，日程排得满满的。既然答应孩子总要讲信用。后来总算爱人挤出时间，带孩子们去公园玩了半天。他是搞音乐工作的，也够忙的。圈外人是否能体会文艺界双职工家庭忙里忙外是多么不容易，是否能理解有事业心的中年文艺工作者是怎样与困难搏斗而其乐无穷的？为了科学地利用时间，我现在看书、看戏、有选择地听广播也是为了艺术积累的需要，单纯为了消遣的情况对我来说几乎是没有的。

近来，外国片、国产片的配音任务挺多，现在又接连加班配三部戏。爱人有音乐会演出，可是两个孩子正面临复习功课准备考试。天平上生活和工作的砝码又摆不平了。怎么办？事在人为，我们当然不会气馁。只要在艺术上有所收获，能尽到文艺工作者的天职，虽然辛苦，也乐在其中。

原载1983年1月2日《南京日报》

心中的暖流

记得在我年龄很小的时候，第一次看的电影是美国动画片《白雪公主》，那时我还在上幼儿园大班。在这以前虽然听过这个美丽动人的故事，也看过这本图画书，但远不如看电影来得具体、形象、生动。直到影片映完，我还不想走，幼小的心灵完全被影片中的人物、情节牢牢地吸引住了。不过，感到美中不足的是片中人物说的是外国话，我曾孩子气地想过，要是外国电影里的人都能讲中国话那该多好，这样就能更仔细地看懂影片内容，不是更有意思了吗？

我第一次看到配音译制的外国电影是苏联影片《小英雄》，那时我小学还没毕业，我还清楚地记得是在学校里看的。面对银幕上外国影片中的人都说一口普通话，我心里真是又高兴又新奇。我对这两次看外国电影的情景记忆犹新，大概是因为一个人对自己接触任何事物的“第一次”，印象总是特别深刻的缘故吧。可当时我万万没想到自己后来竟然从事这项使外国影片人物说中国话的工作———翻译片配音演员工作。回想起这些，我心里总感到有一股幸福的暖流。

我热爱配音演员工作。的确，从事自己所热爱的事业是一种莫大的幸福，我也确实像着了迷似的爱着这个工作。走出校门来到这个工作岗位，至今已二十一年了，可这种感情在我心中至今不变。有人问，一个专业演员，怎么还有这种在某种程度上近似“影迷”的心情呢？但我觉得一个文艺工作者，对自己的事业非得有个“着迷劲儿”才行。

翻译片配音演员在工作中接触各种类型角色的机会很多，这有极大好处。但翻译片工作节奏快、周期短、准备时间少，这就要求演员在较短的时间内抓住角色的内在感情，并通过配音准确地表达出来。在这方面，和其他剧种相比也就更具有一定的难度。

每当我接到一个角色的配音任务，总是产生一种强烈的创作欲望，想尽力把每个角色的声音形象塑造好，以达到还原原片的目的。就每个配音演员的声音条件来说，可能有的幅度大些，有的小些，但无论如何，本身音色总有一定的限制。在担任各个不同角色的配音时，应根据不同的原片去理解、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用自己有限的音色条件，从表现各个人物气质上着手，才能还角色以不同的精神面貌。如果只是以不变应万变，或只是机械地模仿，人物就成了没有灵魂的躯壳了。

我经常担任一些青年妇女角色的配音，有些人物是同一国家、类型相近的。随着担任配音角色的增多，一方面虽增长了一些经验，但在另一方面，避免千人一面和雷同之感的困难也相应地增加了。每当接到这样的角色，我就首先告诫自己，切不要图省事，也不可走捷径，必须扎扎实实地从头做起，细心分析每个人物的不同之处和共同之处。

例如，同属墨西哥影片《冷酷的心》中的莫尼卡和《叶塞尼亚》中的露易莎，同属美国影片《恶梦》中的卡茜和《鸽子号》中的帕蒂，同属喜剧片的《古堡幽灵》中的夏洛蒂和《大独裁者》中的海娜，还有同属日本影片中的好几个少女类型的角色，等等。她们之间有共同点，但根据原片所赋予的不同色彩，每个人物性格也各有特点。这就需要配音演员抓住这些，循着原片的创作路子、表演风格，在声音形象上再现不同人物的特色。

近一年多来，我还担任了一些国产故事片的配音工作，如《天云山传奇》中的冯晴岚、《胭脂》中的胭脂、《沙鸥》中的沙鸥等。这些中国青年妇女角色同样不仅有其共性，而且由于时代背景、影片主题、人物性格色彩的不同而各有特色。这与翻译片配音的要求虽有不同之处，但在深刻理解原片、摸清角色内心世界的来龙去脉这一基本点上却是相同的。从事配音演员工作，使我尝到了其中的甘苦。正因如此，我对这个事业才越来越感到亲切。在艺术道路上每跨前一步都很艰难，必须有个虚心学习、勇于实践的老实态度才行。我愿下这个功夫，而且乐在其中，因为只有这样所得到的收获才是巩固的。我将永远遵循这一点，始终不渝。

原载《河北银幕》1981年第7期

1980年代初接待日本影星栗原小卷（左三）、吉永小百合（右一）

2016年5月12日与栗原小卷重逢于上海锦江北楼

1980年代中期法国影星阿兰·德龙（左四）来厂访问

1980年代中期好莱坞影星格里高利·派克来厂访问

1986年6月21日在黄浦江游艇上与日本影星高仓健（后排左四）、吉永小百合（前排中）等合影

1986年6月21日和吉永小百合摄于厂录音棚

1980年代中期外宾来厂参观交流

1985年11月张海迪来厂访问

我爱这一行

我第一次看的翻译片是苏联影片《小英雄》，由我厂的前身———上海电影制片厂翻译片组配音。当年看这部影片的情景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

那还是上海解放初期，我小学还未毕业，一天，学校大操场上放电影，天还未黑，我们就挤在操场上席地而坐，焦急地等候着电影开演。正前方挂着一大块像白被单似的简陋银幕，晚风吹得它一动一动的。我刚看过《团的儿子》这本书（《小英雄》就是根据此书改编成电影的），动人的故事使我迫不及待地想早些看到这部影片。电影开映后，不但内容一下子把我吸引住了，而且使我大为惊奇的是，怎么这些外国人都说一口普通话？每句话都能听懂，影片内容就更可以看明白了。同学们也都发出了惊异的赞叹声，尽管风吹银幕使得画面不住地晃动，大家也不在意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后来看了电影杂志上的介绍，才知道是由中国演员配的音，也知道了为外国电影配音在1949年后才有的。上了中学，特别是进了高中后由于学习紧张，光顾电影院的时间少了，可我还是利用假期看了一些外国电影，如《王子复仇记》《奥赛罗》《第十二夜》《流浪者》等，使我渐渐对翻译片配音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我觉得这个工作真有点像和外国演员唱双簧。可是，那时我怎么也没想到，十年后自己也成了个配音演员。

现在，我从事配音工作已经二十三年了，深感要干好这个和外国演员唱双簧的工作真不容易，可不像当年看外国电影那么轻松好玩。也许因为我生性好静而不好动，这个与欢腾热闹的舞台或摄影棚相比，似乎显得枯燥单调的录音棚话筒前的工作，对我却有极大的吸引力。在那里，我的思想好像长了翅膀，飞到自己配音的角色所需要的境界中去，并沉醉其中，这时我的内心世界是充实的、满足的。年复一年，工作中浸透了我的汗水、甘苦、欢乐与烦恼。尽管岁月流逝，但我对这个事业的感情却越来越深厚了。

近年来，广大观众对翻译片十分感兴趣。翻译片受到大家这样热烈的欢迎和关注，这使我一方面感到高兴，另一方面也清楚地看到自己的不足。观众对我们的要求越来越高了，我对自己的要求也得加码才行。我不是个聪明机灵的人，只能“笨鸟先飞”。在配音演员队伍中，我属于上有老一辈演员，下有小一辈青年演员的所谓中年代，可是很惭愧，我没有真正起到这个承上启下的作用。

有人问我，哪一部戏是我在配音上认为满意的或成功之作。说实在的，我所配音的角色中，有些确是我自己较喜爱的，至于说，自己配音上十分满意的影片可以说一部也没有。这绝非谦虚，是真话。但我既然热爱自己的事业，就得勇于克服前进道路上新的困难，我是多么希望今后有多解几道艺术上难题的机会呀！旁观者清，观众是我的老师和检验员，希望大家经常对我的配音工作提出意见。

原载1983年某电影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