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岁月

这块福地

1976年上海电影译制厂从万航渡路618号正式搬迁到了永嘉路383号，当时确有依依不舍的感觉。虽然618号老厂的工作场所简陋，不仅和美术电影制片厂合用，且只占了少部分地方，但这是我配音工作生涯的发源地，是我事业的起点。十六年来我从一张白纸到能画出较为像样的图画，这地方有好多难忘留恋之处。但此举是上译厂的一大发展，是跨前了一大步，我还是高高兴兴地随大家一起告别了老邻居美影厂，搬迁到了永嘉路新厂址。

永嘉路383号原先只有一座小洋楼，前面一块空地，原是旧中国四大家族之一孔祥熙家的产业，1949年后由人民政府接收过来。我们迁入前据闻是“苏侨协会”的办公处。这个地点在“文革”后期还在译制内部参考片的时代就已被选定了。听说原因之一是从这里把内参片送到康平路“康办”审片或那里的领导来这里看片路途较近亦较方便。当时还计划进口一套先进的技术设备，可以在厂里进行后期的影片混合录音，而不必再送到较远的电影技术厂去完成。可后来此事没了下文。原来为了打算混合录音而新建造的大棚成了放映电影的场子，后来还对外接收包场（放映的大部分是刚译制完成还未公映的影片，为的是先睹为快，少部分是内部参考片，通过一定的手续批准接纳一些单位的包场）。

旧有的小洋楼做了办公楼，底层一边是厂长、书记等几位领导的办公室，另一边是行政人员办公室（生产办、打字室、医务室等）；二楼是演员室和翻译室，底层和二楼之间拐弯处的后楼则是会计室（每月领工资时人出人进最热闹了）。三楼是尖顶的，有个小阳台，成了图书馆。而大门口传达室就仍由此处原来的传达人员担任（因在老厂是和美影厂共用，上译厂并无独立传达室），这位可是抗战时期的老革命，山东老大爷。时光流逝，现在他离休后顶替进厂的女儿亦已从我厂退休多年了。此是题外话了。

我看到小洋楼现在的照片，显然是已修缮过的了。因为原来二楼朝南的大阳台里面就是演员室。大阳台上是罗马式的石头柱子栏杆，而照片上的是重新改装的现代栏杆了。当年大阳台上摆满了养着各种花草的大小花盆，这是喜爱花草的同事们精心培育的。因为大阳台光照充足，而当时大家住房条件有限，就把各自的“宠物”带来“寄养”。大阳台像个小花园，色彩缤纷煞是好看。

由于工作场所需要，在我们搬迁过来之前就已在小洋楼前面的空场动工加建。除了上文所述新建了原欲作混合录音用的大棚外，正对小洋楼建造了二层技术楼，底楼是对白录音棚、放映间等，二楼则供剪辑、录音等技术部门所用。后来随着工作任务加重及人员增多，又扩充、加建了三楼。不仅如此，在大棚后面还辟了一个可供电视剧对白配音的小录音室，缓解了录音棚紧张的困难。记得有一次我正在这小录音室给日本电视连续剧《三口之家》对白配音，突然闻到一股煤气味，可开始其他同事并未闻到。我虽有鼻炎，可嗅觉还不错。后来请厂里的技工来检查，果然是因为紧靠大棚的食堂厨房里的煤气漏气，从通风管道窜到了小录音室。我小时就因嗅觉较灵敏，妈妈称我是“狗鼻子”，这次还真派上了用场。

永嘉路383号可真是块福地，自从搬迁至此，上海电影译制厂可谓蒸蒸日上，欣欣向荣。技术条件、录音棚环境大大改善。改革开放也迎来了译制片的春天，那些年译制了不少优秀的经典外国影片、电视剧，加上以前的部分内部参考片也可以上映了，广大观众给我们以极大关注。当时上译厂实力雄厚，配音演员班子老、中、青声音色彩行当齐全，艺术凝聚力强，《尼罗河上的惨案》等影片就是佐证。有不少著名外国电影演员来厂参观访问，互相交流。记得我曾参加接待的就有日本的高仓健、栗原小卷、吉永小百合、中野良子、倍赏千惠子，美国的格里高利·派克、德博拉·拉芬，法国的阿兰·德龙。我们不仅译制外国影片，而且很多国产片、中外合拍片争相来厂做后期对白配音。其中有英若诚导演、美国演员出演的根据巴金著作《家》拍摄的同名电视剧，李连杰演的第一部武打片《少林寺》等，都给配音演员提供了宝贵的实践机会。我也曾给多部国产片加工配音。

这当中亦有过一些曲折。由于潘我源去了香港和台湾，邱岳峰骤然去世，配音演员班子少了不可或缺的特色，不能不说确有些损失。但不久在1980年代初陆续有了补充，从上海电影制片厂调来了曹雷，后又调来了当时还年轻的程玉珠，接着招考进厂了部队文工团复员的施融、王建新、盖文源以及来自滑稽剧团的杨晓。老演员杨文元也终于落实政策从外地回厂了，他的嗓音被老厂长陈叙一形容为铜锤花脸，20世纪50、60年代配过不少好戏（那时我暗想，根据这个形容比喻，那于鼎该是个架子花脸了）。后来，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的解说员王伟也转到上译厂。至1980年代后期从中央戏剧学院招来了任伟、沈晓谦，从河南戏校招来了狄菲菲，从上海戏剧学院招来了刘风。这几位都是很有才华、嗓音条件不错的年轻人。我退休后闻知又吸收了好多位优秀的青年演员，都在永嘉路383号这块福地茁壮成长。退休后凡有时间回厂，我就会上上下下各处走走，看看老同事。这块福地见证了上译厂的辉煌年代，是永志难忘值得缅怀的地方。

译制厂的老厂长“老头”陈叙一

同事孙渝烽曾爆料，老厂长陈叙一有次在家洗脚，因反复推敲台词本，竟未脱袜子就把脚伸进洗脚盆里了。这倒使我想起了老陈的另一桩趣事。这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发生的，是我亲眼看见的。还是在万航渡路老厂时，大家在楼上大休息室热烈地谈戏。创作部门的人员绝大多数是“水桶”，茶水少不了，每人都有自备的茶杯；房中的长条桌上放着一排竹壳热水瓶。老陈当然是主讲，大家都集中注意力听他发表意见。只见老陈一边滔滔不绝说得起劲，一边端着杯子站起来走到桌旁欲拿热水瓶续热水。大家都一直看着他的脸听他说话，没注意他的动作，只听老陈“哎哟”叫了一声。大家一看，原来热水瓶的软木塞被他丢进了他的茶杯，水花四溅。再一看，众人都大笑起来，因为老陈的茶杯盖正在热水瓶口上坐着呢，当然是老陈自己放上去的啦。

老陈的习惯动作是坐着抖腿，这大多是他在编本子时苦思冥想地斟酌台词的必然表现。潘我源曾当众笑话老陈，说他想出的台词都是抖腿抖出来的。她说得好像也挺有道理。

在启发演员方面，老厂长很有一套。他不啰唆，没废话，一句话就让演员抓住了分寸。在《冷酷的心》一片中，老陈指点我：“这是一个修女对一个陌生男人说想洗个澡，可不是像我们工会发洗澡票时向组长请假去澡堂洗澡。”在一部内参片《黄道十二宫》中我配一个花痴女孩，怪声邪气地说话唱歌。老陈启发说：“那是只猫在叫春。”都是简单的点拨，一下子就说到点子上了。

老厂长对翻译本子这一先行的准备工作十分严谨，往往我们演员还未开始录音，他的嗓子却先沙哑了。因为前期的翻译剧本，最后都是老陈亲自编辑、整理台词（可银幕上却从不挂他这位编译者的名字）。一开始他就要和翻译讨论研究，尤其在译制内参片时没有原文本，要直接从原影片中听下来，难度很大。老陈往往与翻译各抒己见，争论不休，为了一句词可以“吵”得不可开交。他的嗓子经常在这时已累哑了。我们会笑他：“你又不配音，我们还没开始录音呢，怎么你的嗓子倒先哑得发不出声音了！”其实大家都明白是怎么回事，老陈真是拼了老命全身心投入译制片配音艺术事业。现在厂里的墙上还写着老陈的警句：“剧本翻译要有味，演员配音要有神。”

我牢牢记住老厂长陈叙一的一句话：配音演员要还原原片，完成角色声音形象上的再创作，对原片就得“上天入地紧追不舍，拐弯抹角亦步亦趋”。

老厂长爱听评弹，常要我们多读古代诗词。他认为配音演员接触的是世界不同国家不同艺术风格的影片，所以看书要“多而杂”。当然不可能什么都精通，但应该什么都知道一点，懂一点。这我倒有些歪打正着了，我看书绝对称不上多且只是看感兴趣的，但却杂七杂八。自幼从家中祖父母的藏书、买书，到学校图书馆的书，认为好看的都接触了一些。工作以后经常钻在和美影厂合用的图书馆里找《演员自我修养》《角色的诞生》及以前没看过的文艺作品来阅读，以补自己的不足。有时确有点囫囵吞枣，可在以后的配音生涯中却体会到从这些书中获得的生活经验、知识积累的重要性。我感到老厂长这些话是他自己在艺术道路上一路走来所总结的宝贵经验，肺腑之言。

多才多艺的“老邱”邱岳峰

邱岳峰也是前辈老师大叔中不但配音艺术魅力四射，而且心灵手巧、多才多艺的能人。老邱的木工手艺是“一级棒”，厂里有些木制家什是老邱一双巧手做成或加工的。老邱还有些绝活开始时深藏不露，我也是慢慢才知道的。

早年间有一阵子大家爱上了用五颜六色的塑料细绳缠在细铁丝上编成彩色的小扇子做摆设。老邱手巧，编出来的小玩意特别好看。我的手笨，学得慢，因我新婚不久，老同事们笑称我“小笨媳妇”。有一次我编着编着发现塑料绳不够了，正好看见老邱在悉心编制着一件尚未完成的玩意儿，下面拖着一长段细绳。我就自说自话剪下一段来用。老邱叫了起来：“哎，这不坑了我了，我还怎么编下去啊？”有同事见他愁眉苦脸琢磨着的样子，问他怎么了？老邱回答：“看，被这小笨媳妇铰去了一段，怎么办哪？”我虽手笨，最终也编了两把彩色小扇子，一直挂在床头和书桌的台灯罩上，挂了好些年。

和于鼎、富润生、潘我源一样，邱岳峰也会做好吃的。在万航渡路旧厂后期，老邱常把用黄瓜、萝卜、卷心菜腌成的泡菜带给同事们吃。在旧棚下面的大休息室里，大家吃了还想吃，还向他讨教腌制方法。

“文革”结束，改革开放，交谊舞渐渐兴起，引起演员组同仁们的兴趣。午休时住在厂附近的乔榛带来了四喇叭录音机和音乐盒带，大家学起跳舞来。记得赵丹老师来玩，时值冬季，他身着中式棉袄、老棉鞋，头戴老式鸭舌帽，围着厚围巾，与亦是一身厚厚冬装的潘我源大姐和着音乐跳起了“伦巴”，跳得真是美极了，这更把大家学舞的情绪推向高潮。后来发现老邱竟也是跳交谊舞的好手，大家自然不会放过他，争着跟他学，要他带。老邱家离厂近，中午回家吃饭。等他回来时还来不及脱棉大衣，有时口罩都还没摘下就被人急急拉走了。老邱虽身穿棉大衣，戴着厚帽子，但仍不掩舞技功力之深厚。

邱岳峰瘦瘦的，身体单薄，但工作十分投入，从不喊累，可就是怕感冒。听人说我们东方人感冒不算什么大病，但西洋人的体质、血统不一样，得了感冒特别难受，像患了大病。我从老邱身上印证了这一点。老邱的母亲是俄国人，他当然是半个洋人了。见过他一感冒就半躺在演员休息室的旧沙发上动不了了。真是“好汉就怕病来磨”，半个洋好汉碰见感冒就蔫了。就因为老邱是半个洋人，好几部国产片都请他去客串高鼻子洋人角色。戏份最重的该是《珊瑚岛上的死光》。好像老邱在电影中扮演的都是反面人物———“坏人”。

老厂长陈叙一在闲聊中曾透露，早年译制组成立之初，招收老邱的目的之一是因为老邱的母亲是俄国人。老陈私下想老邱是“半个外国人”，大约俄语不错，对当年译制大量苏联影片定有裨益。可后来工作中却发现老邱并不太懂俄语。老陈这个如意算盘虽未打响，但在创业之初吸收了像邱岳峰这样一个配音、对口型俱佳，又有事业心的演员可谓觅到一宝。从上影厂翻译片组创建起，老邱一直是几位功不可没的元老之一。

道临大哥哥·老孙·道临老师

1950年代，国产片《渡江侦察记》轰动影坛，孙道临的银幕形象深入人心。当时我是个中学生，课外戏剧组的同学都希望能请孙道临到学校辅导、座谈。戏剧组组长不断打电话，设法联系，口口声声“道临大哥哥”。我虽不像有些同学那样对影星疯狂崇拜，并非“追星一族”，但亦希望和艺术家见面，聆听指教。不过同学们几经努力，最终很遗憾没能请到道临大哥哥来校，这事亦不了了之。后来我也看了电影《王子复仇记》，对孙道临的语言表演功力十分仰慕，没想到这位大哥哥后来成了我的前辈老师。

到上译厂工作后，虽在上影系统的各种会议活动中见到孙道临，亦听过他的朗诵与唱歌，但从未交谈。“文革”中期译制内参片，孙道临被借调到我们厂担任翻译、导演、配音演员，大大充实了译制片的创作力量。那时我们有了工作上的合作，我们称他“老孙”。我还把以前在晚报上看到的一则谜面为“爷爷，我来了”———打一电影演员名，谜底为“孙道临”的谜语在闲谈中告诉了老孙。更有幸那时有机会在内参片的配音中与老孙搭档合作（在根据雨果小说《悲惨世界》改编的《孤星泪》中他配冉·阿让，我配珂赛特。在《梅亚林》中他配法国王储，我配女友玛丽亚。遗憾的是这两部戏都未公映）。

当时老孙借调上译厂，不但工作繁重，而且常要在中午骑自行车赶回去给尚年幼的女儿庆原安排午餐。“文革”结束后，老孙返回了上影厂。

改革开放初期上译厂已搬到永嘉路。有一天一位唱片公司的女编辑来找我，我们本不相识。她告诉我，外语学院要给外国留学生录制学习汉语的教材，他们在几十条音带中选择了孙道临和我两人担任男女声朗诵。“文革”后我们对老孙的称呼亦随当时故事片厂同辈谓“道临老师”。这是我第一次录有声读物，录了教科书配卡式盒带的《实用汉语600句》《汉语口语900句》，这些教材不仅热销，而且被留学生们带回或寄回国去做圣诞礼物。和道临老师合作是我极其珍贵的学习、实践机会，获益匪浅，汲取了可贵的艺术养分。有时录音结束已近午夜，衡山路唱片公司离道临老师住的武康大楼，离我当年住的新华路走回去都不算远，可晚上走夜路我有点害怕。道临老师本来应从宛平路走到家最近，可他却绕远路陪我从华山路走到淮海西路，这样离我家近些，让我少走些夜路。等把我送到家附近，道临老师再折回武康大楼。

因我先生的小提琴老师王人艺教授夫妇和道临老师是隔壁邻居，我们常带孩子去看望王教授及师母，有时会碰到道临老师。我的大儿子考入上海戏剧学院电影导演系后我亦带他去拜访道临老师。我也曾在道临老师导演的电视片中担任解说。

多年以后，道临老师去香港表演唐诗宋词，联系上了我，我赶去看他并聆听了道临老师的朗诵讲座，相见甚欢。好久不见，我觉得道临老师虽衰老了些，但精神状态仍不错。道临老师告诉我他在办公司，继续致力于电影工作和语言表演。我们很高兴地从过去聊到现在。后来道临老师曾来信关心鼓励我，互致贺卡，贺卡上有道临老师的照片，红衬衣搭配白长裤，很是精神。

那次讲座，主办方估计不足，教室不够大。许多人要求进来听讲座，实在容纳不下。道临老师好心建议多加些座位以满足要求。最后碍于当地消防条例的人数规定，很是遗憾。这也显现了道临老师受欢迎的热烈程度。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道临老师。

贪馋的“胡老汉”胡庆汉

我在中学时代，有一年暑假和课余戏剧组的同学们去一所学校的露天场地观摩在简易舞台上表演的朗诵节目。那次请来了几位专业演员，也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欣赏胡庆汉、苏秀、赵慎之三位老师的朗诵。不成想后来和他们成了同事。

胡庆汉的朗诵当年在爱好文艺的青年中是颇有影响的，他常在文化宫做朗诵辅导员。我们也看过胡庆汉配音的《红与黑》等译制片。

听观众朋友们称我“公主的声音”，实感惶恐，受之有愧。生活中我早已是“公主的祖母”了，事实上我从未给真人饰演的公主角色配音。在1980年代初虽给中野良子主演的日本古装影片《吟公主》配音，但女主角是个大臣的养女，并非真正的公主。我倒是给美术片中两个公主角色配过音。第一次是刚工作不久在美影厂木偶片《孔雀公主》中配公主喃麻喏娜，和我搭档配王子召树屯的就是胡庆汉老师。那时老胡经常配英俊帅气的角色，还有时既当译制导演又为片中主角配音，工作虽十分辛苦，但完成得非常出色。我到了1980年代才又配了第二个公主角色，那是动画片《天鹅湖》中的白天鹅奥杰塔公主，搭档配齐格弗雷德王子的是童自荣。

早听老同事说胡庆汉嘴馋爱吃。苏秀老师曾说早年和他一起去北京开会，吃到一种食物，老胡很爱吃，后来他想再吃可又说不出名字，只说他要吃“胳膊肘”，闹了一场笑话。1960年代初，组织小分队上街搭台宣传演出。一天多场，天又热，挺辛苦，嗓子也吃不消了。医务室人员带着青霉素含片备用，含着味甜甜的。胡庆汉嘴馋了，他忘了自己是青霉素过敏的，要了一片含着，这下糟了，马上浑身起红点，眼睛也红了，狼狈不堪，大家都吓得不轻。因这事老胡被笑话了好一阵子，成了证明他嘴馋的口实。

和其他几位从外省来的前辈同事一样，胡庆汉来上海几十年了可说不好上海话。下乡搞“四清”时胡庆汉努力学说上海话，也大胆开口讲，可还是把“图片展览”说成“肚皮展览”。

1980年代左右，我有机会多次受邀与老胡同台表演，一起参加活动，常没大没小地称他“老汉”。好在胡庆汉为人随和，和他开玩笑他从不生气。

厂里青年演员渐多，先后来了适合配帅气角色的乔榛、童自荣等，补充了不少新鲜血液，胡庆汉就主要担任译制导演工作了。可在雨果名著改编的影片《悲惨世界》中，男主角冉·阿让仍由胡庆汉配音，戏份很重，老汉配得很是出彩。台词分寸、感情起伏处理得恰如其分。

胡庆汉特别爱清洁。他来厂上班比别人早的时候，会用抹布把休息室的桌子擦得干干净净，再拎着热水瓶去食堂泡开水，然后回来乐呵呵地对陆续到来的同事们用他的“胡式”英语打招呼说：“Open water来了，大家泡茶吧！”

后来胡庆汉年事渐高，身体渐差，血压高。为了照料他，也为防他贪吃，出席宴会时他的二儿子胡平智（后继承父业，亦是译制导演、配音演员）常陪着他，关切地监督他的饮食。眼看有些美食进不了口中，胡庆汉会有些遗憾的样子，可他基本上还是听劝的。

精神可嘉的老“猴奶奶”苏秀

怎么会称苏秀“猴奶奶”呢？有一次我在电影博物馆参加“苏秀下午茶”，会上我在朗诵寓言故事“猴吃西瓜”时说出了原因。当年我刚工作不久就知道这雅号的来由。老苏的老伴姓侯，当时老一辈的同事（尤其是女同事）开玩笑戏称老苏“猴奶奶”，还说她抓痒的动作也应该是像猴一样反着手的。那时作为年轻的后辈，我倒不敢说这种玩笑话，亦不会这样称呼她。现在我想说的是如今的“猴奶奶”虽年届九旬，可头脑清晰、思路敏捷，用电脑写文章、出书，还参加北京、上海有关译制片主题的演出、访谈。去年初曾跌过一跤，不久前又病了一场。可病才好些她老人家就像冬眠的蛇复苏似的又开始干她想干的事了，真是精神可嘉，让人佩服！

老苏一直有气喘病，身体并不强壮，食量又小，同事们笑她“这哪儿是吃饭，是喂鸟呢”！可她工作起来认真、仔细，不怕辛苦。有一次赶任务把她累倒了，不得不暂时停下来。厂里用车让比老苏年轻得多的我陪着送她回家。她的老伴老侯很是心疼，和我说了一通牢骚话，我很同情，不知如何安慰。哪知没两年我亦因体力不支累倒，厂里用车送我回家，这次陪我回家的是更加年轻的小丁（丁建华）。

苏秀的老伴老侯是默默在背后支持她的人，退休回沪后挑起家务负担，是她家“做饭的”。我的老伴也是我的家庭支柱，当时他还在上班，一面忙于音乐工作，一面管家务孩子，也是个辛劳的“做饭的”。1980年代中期我们两家都住在厂旁边，于是我和苏秀会有这样的对话：“哎，刚才我在街上碰见你家‘做饭的’了！”“是吗？昨天我在菜场还碰见你家‘做饭的’呢！”

录音是我最喜欢的语言表演艺术工作。现在当我有机会给电视台、电台录音时，总希望朋友们帮我听听以利改进，因为我认为“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也会告诉苏秀，请她谈谈感觉。所以我见到老苏时会谈到这个话题。

苏秀是跟着老伴（他是位俄文翻译）从北方来上海的。她爱好音乐，喜欢唱歌，可后来却干了一辈子译制片配音工作。但有机会她也会一展歌喉。当年下乡搞“四清”，苏秀还给老乡们表演过节目。老苏用上海话唱了沪剧曲调的民歌。可她也说不好上海话。胡庆汉把“图片展览”说成“肚皮展览”，而苏秀则把“北京城里”唱成“巴今城里”，二位老师真是“异曲同工”啊！

老苏能导能配能写。退休后还帮电视台培养了一批业务水平不错的配音演员，录了不少优秀的电视译制片，并帮助成立了电视台的译制部，继续发挥着余热。

被尊称“赵老太”的赵慎之

赵慎之是从舞台上走来的，据说当年她在北方主演的舞台剧场场满座，年轻时已是位当红演员。后来参加部队文工团，又复员到上影厂翻译片组，与配音艺术结下不解之缘。

当年前辈同事叫她“赵老太”，我不理解，她不老呀，才三十几岁。当时我还对苏秀说：“如果她是赵老太，那不是也得叫你苏老大娘了？”后来才知，因为老赵体弱怕风吹，又热不得冷不得，有些气味又闻不得（可奇怪的是她却爱吃臭咸蛋），身上又这儿酸那儿痛的，故此老同事们就尊称她“老太太”。

那时我们要按时进行业务学习交流，每人自己找材料诵读，互相讨论指正。老赵虽是资深演员，但十分认真钻研。为了练习平、翘舌音的转换，曾选了针对性的绕口令“张工长是组织者，我是张工长这个组织者的追随者”来念，经常念念有词。我觉得很有用，所以一直作为练口齿的材料，后来还把这个作为普通话教材。老赵还主动指点青年演员念词，纠正轻重音处理。

老赵离休后还管起了“闲事”。她在电台、电视台的节目里听到字音有读错的地方便会打电话联系，认真指出。这本不关她的事，也没人主动问她，是对语言表演的钟爱之心促使她这么做的。近年我曾听到有声读物中老赵念的一首小诗，觉得她嗓音不似年近九十而像五十岁上下的人，魅力仍在。老赵离休后偶尔被请回厂配戏。听说有一次在《达·芬奇密码》中给一个戏份不多的角色配音。很少再听到老赵配音的观众直呼“这才是正宗的翻译片的味道”！充满怀念之意。

在生活上赵老太并非很聪明。她的老姐妹苏秀曾笑说：“她不认路，更不会坐公交车。她来过我家多次，可坐车进了小区，每次都找不到楼门。”我想这方面我就够笨的，怎还有不如我的？我问老赵：“以前你上班时不是要坐公共汽车的吗？”她答：“嗨，那是从我家门口坐一辆车就到厂附近了，如果复杂些要换车我就不行了，现在地铁出口那么多就更弄不清了。”是啊，老太的机灵劲都用在配音艺术上了。

赵老太一向穿着朴素整齐、干净利落，头发一丝不乱，到满头银发仍是如此。1960年代上译厂和美影厂为邻时，大门旁传达室后面有间小小的简易理发室，收费便宜，是工会福利。理发师是一位姓张的师傅。理发设备简单，一个脸盆、一把装热水的铫子、一把梳子、一个吹风筒，简单的洗、剪、吹，没有电烫。老赵每次洗发后自己用发卡把额前一绺头发卷起来，吹干后她自己仔细梳好，微微卷曲很好看，可见老赵挺爱美的。多年后我闻知老赵过去曾在北方演舞台剧（听说有一出是《钗头凤》），红极一时，我想象她当年在舞台上就是古典美人，难怪那么受欢迎。

连演员组以外其他部门的老同事也说，赵慎之越到老年脾气反倒越随和了。她养花草（还去台湾看花展）、看球，用她自己的方式度过平静的晚年。我随老同事们一起去敬老院探望她，她请我们在餐厅吃午餐，我觉得餐厅的炒鳝糊烧得很好吃，她便记住了，下次再去看她，她还记得点这道菜。有录音或演出的机会老赵必全力以赴，积极投入。前年去北京国家大剧院演出《辉煌年代》，临上场前老赵突然血压高，可她坚持上台和观众见面说话，当她坐了轮椅（这本是苏秀的）出场，台下掌声雷动。回沪不久我与老赵应邀到电台给一出越剧录画外音，赵老太对台词的认真推敲仍如当年。

“姑奶奶”潘我源

用“没心没肺”形容潘我源是再合适不过了。她亲口告诉过我，当年反右运动如火如荼，她正患肝炎长期在家养病。病初愈，爱打扮的她搽着口红，穿得花里胡哨，大摇大摆来到厂里。一看这政治运动的架势，再看看自己这一身穿着打扮，吓得赶紧逃回家去卸下浓妆。潘我源性格开朗，叼着烟卷，大大咧咧嘻嘻哈哈，人称“潘姑奶奶”。

潘姑奶奶不仅是个“口吃八方”的馋人，而且烧得一手好菜，在前辈大姐中堪称翘楚。她请我吃过几次，是色、香、味俱全。有次下乡劳动她还自告奋勇上农村大灶烧菜饭。潘姑奶奶挺会过日子，哪儿的东西好又不贵，她会推荐给同事们。上译厂刚搬到永嘉路时，她告诉大家，陕西路上的蕾茜饭店中午有一种西式套餐很实惠，从我们厂走过去亦不太远。于是有同事中午去光顾，我也去过几次，且和丈夫、儿子一同去吃，果然不错，适合我们这种工资不高的阶层。潘我源的能干还表现在她会裁剪缝制衣服。虽然当年有些“奇装异服”之嫌，但潘姑奶奶穿上则别有她的一番特色。记得她自己缝制了一身中式斜襟短袄配长裤，还是收腰的。桃红色底，小花朵，布料是人造棉的。因当年要布票，人造棉收的布票比全棉少。这身衣裤颜色艳丽，式样别致，所以我印象很深。

别以为潘姑奶奶只爱吃穿是个好吃懒做的，她可是个认真敬业的“工作狂”。虽大大咧咧，可干活从不马虎，人又聪明。她是个老革命，到上影厂翻译片组时开始是做剪辑工作的。据知当年搞技术革命，她自创了一种又快又好的工作方法。后来进了演员组也是颇有特色的优秀配音演员（又是个极好的口型员），是演员班子中不可或缺的音色。她去了香港、台湾后，厂里配音班子中少了一种无可替代的色彩。潘我源配的虽多是“彩旦”“老旦”式的角色，可她也配过“正旦”“刀马旦”型的人物。如内参片《人与兽》中苏联名演员玛卡洛娃饰演的女知识分子，墨西哥影片《勇敢的胡安娜》中的女英雄胡安娜，也都配得不错。

至于潘我源的另一个雅号“鸭子美哒哒”则源于译制片《巴黎圣母院》中美丽的女主角“艾斯米拉达”。因为潘我源那鸭子叫般的嘎嘎笑声，长得矮矮胖胖，走路摇摇摆摆的姿势，大家就用了“艾斯米拉达”的谐音，把“鸭子美哒哒”这一美称送给了她，好像挺顺耳的。

厂里老同事一般都不太和老厂长陈叙一乱开玩笑，而潘姑奶奶偏就敢，还故意胡搅蛮缠。有一次老陈实在招架不住，边逃边不甘心地回头笑着对潘我源爆出一句回敬：“这个婆娘好生无理！”

会修藤椅的老富

上译厂前辈们大多是舞台上走来的，不仅配音功力了得，有几位还是心灵手巧的能人。演员组人数最多时也不到三十位，却有四位是少数民族。富润生、杨晓是满族，程引是蒙古族，童自荣是回族。老富原是京剧演员，一口京片子，据前辈同事们说，1950年代初他曾因从苏联早期革命影片的配音台词中流露出口音很土的京片子，被大家作为笑谈。富润生是满族八旗子弟，听说还是“镶黄旗”贵族。可老富不像传说中的没落皇族子弟———提着鸟笼，泡茶馆那样好吃懒做。老富可是一个能人，他的面食做得很好，最拿手的是做“腊八蒜”（把蒜瓣在腊八时节浸泡在醋中，到一定时候拿出来吃）。他常把腊八蒜带给同事们吃，味道好极了，就面条或是下米饭吃，都真是“打耳光都不肯放的”，我至今忘不了这美味。

老富还有一手绝活，就是修藤椅。我厂有好多把藤椅年久失修，不仅破旧且缝里还有许多臭虫，暑天时臭虫会出来咬人。记得我工作不久靠在藤椅上午睡，手臂被咬出一排小红疙瘩，又痒又肿。这些旧藤靠椅一直也没人管。老富自告奋勇，主动担此重任，把坏椅子上的藤全拆下来只剩架子。然后用药水浇、滚水烫，杀死缝里的臭虫籽，再仔细洗刷干净，吹晒晾干。把新藤条泡软后，一根根缠在椅架上扎紧，制成了一把把漂亮的新藤椅。这可都是老富辛辛苦苦花了大量业余时间，义务劳动认真做出的成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