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书香门第，科学世家

李仪祉的父亲李桐轩生于1860年，名良才，号莲舌居士。在祖母的坚持下，李桐轩与哥哥李仲特从小便跟着先生刻苦学习，即使在大灾之年也没有放弃。1878年，李桐轩与哥哥同科考中秀才，成为当地的一大新闻，李家一时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李桐轩后来去华州任私塾师，回到家里，亲自教导自己的两个儿子学习。1888年，他因参加同州府院试成绩优异，被拔入三原宏道书院。他平生最好读《孟子》、《楚辞》，尤其喜欢《楚辞》中屈原的《离骚》，倾诉了诗人对楚国命运和人民生活的关心，“哀民生之多艰”，叹奸佞之当道。屈原为祖国的前途而焦虑，为祖国的命运而担忧的急迫心情，令李桐轩深受感动。1902年，李桐轩为了发展民族文化，改善落后的陕西教育现状，与同县举人张拜云在同州创办了“求友学堂”，以科学知识和爱国思想教育学生和子女。李桐轩为人正直，思想开明，“居于乡，则乡里辑然。举年老有德者以为乡董，即有争讼，皆自处息。故村民翕然，有频年不到县城之乐，自治之精神，盖早已具之矣。”（李仪祉《南园忆胜》）他的身上即有传统儒士亲民、入世的责任感，又有一种诗人的浪漫情怀。

李桐轩应知县李体仁之聘重修县志。在编写的过程中，他没有沿袭以前的旧章，而是力主改革以往志书的传统写法。他侧重于地理、自然、物产、文化等条文，大刀阔斧，尽量删去有关女子节烈等内容，为民间“豪杰”“刀客”改名立传。初稿完成后，县令李体仁阅后大为震怒，指责李桐轩离经叛道，并下令销毁书稿。看到自己辛勤编修的县志被付之一炬，李桐轩痛心疾首，加深了对腐朽清王朝的认识，为后来加入同盟会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1905年，在日本留学期间加入同盟会的井勿幕奉孙中山先生之命，回陕西建立同盟会组织。井勿幕回陕后便奔赴渭北各县，宣传同盟会纲领，秘密发展了30多名成员，成立了同盟会陕西支部，任陕西分会支部长。由于其工作很有起色，被孙中山誉为“呼为后起之英，招为指臂之助的西北革命巨柱。”辛亥革命前夕，陕西反清浪潮汹涌澎湃，这与井勿幕的精心策划、积极奔走是分不开的。

李桐轩深受革命思想的影响，对孙中山先生提倡的三民主义竭诚拥护。1906年任蒲城高等小学堂教习期间，他便加入了同盟会，次年与同盟会会员常自新等组织蒲城县教育分会；1908年他与焦子静、王子端、张拜云等在西安创办健本学堂，作为同盟会培养革命骨干的重要场所，积极发展会员，宣传三民主义精神。

教育分会成立后，同盟会利用教育分会的合法地位，在学生和城乡群众中开展革命活动。并组织讲学队、演出队，利用星期天和城乡集会向群众进行讲学和演出街头戏，宣传民主思想，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政府的卖国罪行，痛斥贪官污吏的丑恶行径。李桐轩还编写了《黑世界》《一字狱》等戏本，广为宣传。

县教育分会的活动，引起了蒲城县知县李体仁的惊恐和注视，他写信给陕甘总督升允说：“中国祸患，将来不在外洋，而在萧墙之内。”1908年7月，高等小学堂管理刘友人调升勉县教谕，李体仁企图派其心腹苏民章、冉澍川继任管理，暗中监视学堂师生活动，被学生识破阴谋，表示拒绝，以致彼此相持。至9月1日，李体仁来到学堂，学生提出自治二十条，要求准予自治，大意是暂不续派管理，有事请由监督（李体仁自任监督）亲临办理，俟至年终另举妥人。李体仁迫于学生要求，勉强同意，并于学生自治规则上增加“不遇星期，学生不准外出”一条，其用意仍在限制学生活动。

9日晚，教育分会会员雷电因厨夫魏姓常私自外出，疑有他故，潜侦其所向。至巡警局见他与县署轿班人员在一起赌博，雷便集合十几名学生冲散赌场，拿获赌具和何问章等四名赌犯，移送县府处理。李体仁竞恼羞成怒，一面上禀提学司，谓教育分会常会长越权妄为，要求解散教育分会；一面唆使贡生苏民章、冉澍川等诬告说：“教习唆使学生自治，以固禄位；学生博欢教习，图积多分。”李体仁在禀文上批了“禀如属实，教习、学生均欠文明”，并令将禀批传示学堂。常铭卿、陈同熙等教习见禀批气愤辞职，于12日搬出学堂。学生为挽留教习，于13日向李体仁具禀辩诬，言多顶撞。李体仁阅之大怒，疑禀文出自常铭卿手，即派差役驱逐学生出学堂，锁了大门，贴上蒲城县正堂封条。学生不能上学，于是暂时到北街关帝庙内，成立“自治公学”，推年长的学生雷忠诚、李望古、苏炳吉任教习，继续学习，并推选王之翰等三人密赴西安控告李体仁。同时李体仁亦向省提学司诬禀：“学生迁出学堂，系教习指使，请准解散另招。”提学司余垄不察实情，批将教育分会解散，并将学生解散另招。

10月16日，李体仁亲领差役二百余人，手持武器，先到教育分会逮捕常铭卿，后与劣绅原烈到关帝庙逮捕学生，学生虽尽力抵御，终以寡不敌众，四十余名学生全被缚绑。同时派人到教育分会和县城大什字巷井崧生家中搜查同盟会的文件，又派人追捕外出教习和在家的学生。

李体仁回署后，立即坐堂，先将年龄较小的何绍仁叫出来毒打拷问，继叫雷忠诚问：“你是自治会会长，学生代表，派人上省告我，一定是革命党。”雷答：“我只知办学堂是力行新政，不知道什么是革命党。”李愈怒，喝令打嘴。打一百无招，又打三百，雷被打得手皮尽脱，仍然无招。接着又把其余学生逐一唤出，严刑拷问，要他们招供搬出学堂的指使人及当地革命党活动情况。学生冯士斌因在关帝庙抵御中打落了李体仁的帽子，被打尤为残酷，曾绝气数次，用水激活，前后被杖一千，几至殒命。这些学生受刑后，虽嘴肿如瘤，臀血淋漓，但都正气铮铮，无一人招供。李打完学生，又把常铭卿提出，说他是革命党，常不承认。先打嘴二百，再打手掌五百，致使手已见骨，连身子都浮肿起来，但常始终没出声。时已半夜，李始退堂，师生被严加管押。学生原斯建受刑过重，被释回家，不久死亡。

这便是震惊全国的“蒲案”。

“蒲案”发生后，李桐轩立即联络全省教育界师生员工集会声援，抗议关押无辜。“蒲案”的消息很快传到西安、上海、北京及日本东京等地，各地革命党人和各界进步人士纷纷向陕西当局提出抗议和质问，省内商州、凤翔、同州等地中学，三原宏道学堂以及西安和各县的不少学堂相继罢课，以示声援。李桐轩给在京读书的两个儿子写信，约祉和仪祉兄弟联络陕籍京官刘华、晏安澜等在京进步人士共三十多人，具本参劾李体仁。省城的师范、高等、陆军等学堂的师生代表在省教育总会集会抗议，并以教育总会名义发出三项决议：一、各学堂一致罢课，声援“蒲案”师生；二、推举代表向巡抚衙门请愿；三、坚决要求惩办李体仁。次日即到巡抚衙门请愿。西安各界人士还隆重为“蒲案”死难学生原斯建举行了追悼会，到会三百多人。

清朝政府迫于形势，不得不谕令陕西巡抚恩寿“将所呈各节，秉公确认，认真究办，据实具奏，毋稍回护”。

翌年一月，经恩寿奏准，将李体仁“即于革职，不准援例捐复。”

1910年，陕西咨议局成立，李桐轩被选为副议长。辛亥革命后，李桐轩受聘在省上撰写民军革命史。由于他性格耿直，嫉恶如仇，革命史尊重史实，不做粉饰，所写文稿得与蒲城县志同样的命运。不久，陆建章奉袁世凯之命率师入陕，搜捕与杀害革命党人，一时风声鹤唳，许多进步人士惨遭杀害。李桐轩在同盟会中颇有影响，也被列入黑名单，因早有提防及时逃匿，免遭毒手。

1911年10月，西安起义之时，因土匪蜂起扰乱，陕西与外界断绝音讯，李桐轩以与鄂军大都督黎元洪有旧，故代表陕西革命党自请去武昌，甘冒性命风险，向湖北军政府通报信息，与革命军进行联络。民国建立后，李桐轩婉拒省长署、省政府、督军府相邀为官，赴京开会担任全国读音统一会会员，研究制定国音字母并为之撰写专著，他自创的《注音字母教学法》，利用纸牌游戏，贯穿识字整个过程，使学习者易学易记兴趣不减，且学之数日可通。

李桐轩回陕后，担任陕西修史局总纂。在与修史局修纂孙仁玉同心协力整理史稿时，常常研究社会教育问题。李桐轩深感戏曲对移风易俗有着重大作用，遂与孙仁玉等发起创办陕西易俗伶学社（后改名为陕西易俗社）。该社以“辅助教育，启迪民智，移风易俗，推陈出新”为宗旨，按照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制定章程，建立领导机构。李桐轩先后担任第一任社长、评议、编辑及名誉社长等职。他用后半生心血倾注于易俗社，被誉为陕西“新剧界之星宿”。李桐轩极力提倡使用白话文。他编写的《甄别旧戏草》，对过去流行的几百个剧目，进行了分析评价，划分为可去者、可取者与可改者三大类，取舍标准“以影响于人心为断”，《甄别旧戏草》是评判传统剧目的重要理论著作。李桐轩在20年间编写了《一字狱》《孝子金》《文山殉国》《鲁相拔葵》《人伦鉴》等30多本以表现社会现实的剧本，题材新颖，文笔犀利，深刻泼辣，直指封建统治者极其爪牙，皆为宣扬爱国思想、破除封建迷信、提倡科学民主的新戏剧本。时人评论：“其为戏也，若陶渊明之诗，冲微淡远，耐人寻味，选句之佳，尤非他人所能及。”他的遗著还有《民兴集》《兵农说》《慈幼篇》《集孟政谈》及《莲舌居士传》等十多种。

李仪祉的伯父李仲特生于1858年，名异材，晚号一如居士。他自幼熟读四书五经，虽习“八股”，但学不泥古，好天文数理。那时候，大多数国人还不知算学为何物，李仲特先生在没有任何参考读物的情形下，通过刻苦钻研，不但求出质数的平方根，而且著书《开方数理图论》，影响后世。

1888年，李氏兄弟俩同时参加同州府院试，当时西方科学初入中国，学使柯巽庵，独出心裁，增加了算学试题，全场考生皆瞠目结舌，唯独李氏兄弟用心算得到答数而震惊学使等人，而被拔入三原宏道书院。毕业后，李仲特应聘入陕西舆图馆，参加陕西省地图测绘，后被浙江学使徐季和所聘做幕僚，给他以“国士”级的丰厚待遇。李仲特不负重望，测绘完成了绘制《秦晋豫三省黄河图》等。李仲特在工作之余常独自“夜观天象，按图索骥”，逐渐通晓了各大恒星和行星的名字及运行规律。他偶得古代算学《算法统宗》一书并刻苦钻研，从而对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此后，李仲特把毕生的精力都投入到对数学的研究上。他对曲线、椭圆、圆周率、对数之研究，均具有开创性，尤其对微积分的研究，更是引起国际数学史专家的重视和推崇，成为造诣很深的数学家。

1898年，李仲特应陕甘总督陶勤肃之聘，赴兰州兰山书院担任主讲，教授数学。后回西安受聘于陕西高等学堂任算学教习。在当时科考的大环境下，李仲特却刻苦钻研数理化等自然学科，更学以致用，自制测量仪器，在野外实习，进行测量计算绘图。1903年，四川省筹划兴建川（四川）汉（武汉）铁路，跨江越涧，穿山过岭，地形十分复杂，进行科学准确的测量，是首当其冲的难题。时任四川提学使的郑叔晋，久闻李仲特大名，重聘李仲特到成都，担任工程师，负责勘察测量川汉铁路。李仲特还极力倡导并参加西潼铁路筹建工作，倡议开发延长油田、兴办北山牧场。凡此种种，李仲特已经大大超越了“数学家”这一名号，致力于为民谋福祉。

1906年，李仲特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并当选为同盟会西北分会会长，与同盟会盟友恭祭黄陵，誓言推翻腐朽封建王朝、建立民主共和政府，“誓共驱逐鞑虏，光复故物，扫除专制体制，建立共和国体，共赴国难，艰巨不辞。”李仲特曾如是说。革命成功后，民国建立伊始，李仲特却婉拒一切委任，或飘然远行，或杜门学佛。尽管如此，历任政府官员皆礼聘李仲特为顾问、谘议，李仲特亦为之尽心尽力，以尽国士之责。

1930年，李仲特在72岁高龄之际，完成了他最后一本数学专著——《级数比类》第五卷，为我国数学的进步和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1937年春，李仲特结束了他伟大传奇的一生。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李仲特的好友邵力子为其写了墓志：“生平行谊，略近禹墨。厚人薄己，衣不帛，食不肉，夏不持扇，淡于荣利，独喜科学，好著书……皆苦思冥索不屑傍依，其天性也。”

……

李仪祉就是出生在这样一个进步家庭。父辈们的渊博学识令他十分钦佩，爱国思想使他深受教益。仪祉从小耳染目濡，接受熏陶，刻苦学习，严以律己，终成宏伟事业，一代水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