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这本论文集，收入我从1986年到2010年撰写的28篇文章，分为四组，即“文学史学”“文学史论”“文人心态”“文体研究”。

一

在中国文学研究界，“文学史学”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参见陈炎、王维强《近年来文学史学研究述评》，《文学评论家》1991年第6期），迄今已蔚为大观。“文学史学”的兴起，显然与20世纪末“百年学术反思”的时代思潮有着密切的关系，甚至可以说是这一时代思潮的产物。文学史研究者有感于近百年来风云变幻的研究状况，希望对文学史研究进行一番“基础清理”和“顶层设计”，从学理上探索文学史研究和文学史写作的“世纪突围”，并为文学史在意识形态和文化史中的地位与价值，提供中国学者的独立思考。1990年，我和北京师范大学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几位同人，共同申请并获批的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就适当其会。该项目立足于中国本土的历史文化语境，希望从中国两千多年古典文学研究的具体实践中，寻求知识和智慧的资源，为建构中国式的“文学史学”贡献我们的绵薄之力。该项目于1993年完成，1995年10月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专著《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此后，赵敏俐等《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陈国球、王宏志等编《书写文学的过去：文学史的思考》（麦田出版，1997），董乃斌等编《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潘树广等《古代文学研究导论——理论与方法的思考》（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陈平原《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龚鹏程主编《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研究（1950—2000）》（台湾学生书局，2001），徐瑞岳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张燕瑾、吕薇芬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丛书（北京出版社，2001），朱德发、贾振勇《评判与建构——现代中国文学史学》（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戴燕《文学史的权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董乃斌、陈伯海、刘扬忠主编《中国文学史学史》（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黄霖主编《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东方出版中心，2006），黄霖主编《中国分体文学学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13）等著作，如雨后春笋，竞相问世，“中国文学史学”不仅成为近20年来的一大学术热点，而且已经形成一个颇具规模的崭新的学科门类。

我觉得“中国文学史学”的研究范围，至少应该包括以下三个层面，即关于古今文学学术史发展的梳理，关于古今文学研究实践和经验的总结，关于文学史书写理论与方法的探索。收入本书的一组“文学史学”论文，就是对这三个层面的一些片断思考。《论文学史叙述的原则、对象和方法——以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撰写为中心》一文，以历史学理论为参照，以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撰写为对象，指出文学史叙述的基本原则是历史事实的外在性和客观性与历史理解的内在性和主观性的统一，并体现出特定的文学修辞性和意识形态性；文学史叙述的主要对象必须坚持以文学为本位，其外在界定是以文学风貌和作家心态为主，而其内在界定则是以文学作品为主；在文学史的叙述方法上，要贯彻人的主体性原则，强化历史逻辑的关联及其展开过程，以审美为中心进行多角度阐释。《关于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的思考》一文，在界说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的目的与意义的基础上，初步探讨了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的主要特点、历史演进和理论构成。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我们架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的基本理论框架。在这篇文章中我提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与经学研究、史学研究、文献学研究水乳交融，从而形成“述而不作”“知人论世”“疏不破注，注不破传”等研究范式，影响极其深远。《“知人论世”的古典范式与现代转型》一文，就是从学理和实践两个层面，对“知人论世”古典范式的历史演变、现代转型与当代命运进行深入的理论探索。

文学史学的科学建构，既应该包括对历史经验的梳理和总结，也应该包括对文学史现象的剖析与思考。《论明代的文学流派研究》一文，以明人对文学流派的研究为对象，总结文学流派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而《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版本研究刍议》则以《水浒传》小说为例证，探讨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版本研究中“一书各本”的现象。文章认为，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版本研究的主要任务不是恢复一书问世之初的文本“原貌”，而是致力于恢复一书的不同版本或不同版本系统的文本“原貌”；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看，中国古代通俗小说不同版本或版本系统对正文文字内容的不同处理，不仅有各自的合理性，而且有各自的价值。《“中国趣味”与北美地区中国古典戏曲研究》一文则将视野扩展到海外汉学界的古典文学研究，考察1998年至2008年北美地区的中国古典戏曲研究的特征，即关注戏曲本体特征、思考戏曲历史意义和探究戏曲文化含蕴。文章认为，北美地区学者大都尊重与珍视作为一种历史存在与现实存在的中国古典戏曲，力求揭示其自身蕴含的审美价值与文化价值，因此他们的古典戏曲研究渗透着醇正芳香的“中国趣味”，成为全球化时代极其珍贵的文化精神。

我始终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化要立足于世界文化之林，就应该在“众声喧哗”的世界文化中葆有自身独特的声音，在五彩缤纷的世界图景中突显自身迷人的姿态，在各具风姿的世界思想中彰扬自身特出的精神。而作为这种独特的声音、迷人的姿态和特出的精神的外在标志和内在底蕴的，无疑是一个民族与众不同、不可替代的“文化趣味”。因此，从历史文化时空交织的角度，深入探寻中国古代文学的“中国趣味”，便是我三十多年来从事中国古典文学、古代文化研究的旨趣所在。

在我看来，对中国古代文学“中国趣味”的探寻可以大致分为三个向度，即历史的向度、心理的向度和文本的向度。历史向度侧重于对“中国趣味”的广度研究，心理向度侧重于对“中国趣味”的深度研究，而文本向度则侧重于对“中国趣味”的厚度（或浓度）研究。

二

收入本书“文学史论”中的一组论文，主要是从历史的向度，从广阔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探寻中国古代文学的“中国趣味”。《光风霁月：宋型文学的审美风貌》一文，将宋代文学置于文官政治、崇文尊道、文化普及、文采风流等社会文化语境下，揭示宋型文学独特的审美风貌。文章认为，宋型文学涂染着鲜明的政治化和道德化色彩，具有思辨精神和超越精神，洋溢着浓郁的书卷气和学问气，具有生活化、闲适化、个人化的特征。在中国古代社会中，书籍的借阅和传抄是一种经由交换渠道的人际传播，书籍的抄刻和买卖是一种经由市场渠道的商业传播，而戏剧演出和说书活动则是一种经由公共渠道的娱乐传播。《元明的文学传播与文学接受》一文即分别考察元明时期文学的这三种不同的社会传播方式与文学接受之间密切的互动关系。《传奇戏曲的兴起与文化权力的下移》一文指出，从明代成化至万历年间文人自我意识的高涨和主体精神的张扬，促成了不可抑止的文化下移趋势，以文人为主角的社会文化模式取代了以贵族为主角的社会文化模式。文人自觉地将重建新型的文化传统的努力移位为对新型文体的探求，以确立自身作为历史主体的价值和地位，而南曲戏文因其独具的民间性、感染力和可塑性首当其选。明中后期文人在戏曲体制、叙事模式和艺术主题三方面对南曲戏文进行了彻底的整形改造，建构了崭新的传奇戏曲艺术，以之作为现实问题的有力回应和文化传统的鲜明象征。《明清文学教育与戏曲文学的生成》一文，从明清时期蒙学的教育内容及其教育效果的角度切入，从文学知识与戏曲故事、文学思维与戏曲叙述、文学表达与戏曲语言三个方面，分别考察明清时期文学教育与戏曲文学生成之间的因缘关系。文章认为，明清文人经由特定的文学教育所形成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成为戏曲文学生成的催化剂，并在某种意义上造就了戏曲文学的鲜明特征。

在中国历史上，朝代更替之际的社会大动荡，往往更容易突显历史传承与文化创新的特征与意义。正是有见于此，我多年来持续地关注在晚明清初特殊历史文化语境中的文学现象，并力图透视这些文学现象背后的文化意义。《向后倒退的革新——论明末清初的求实文学观念》一文，从社会变迁与思潮转向的角度，考察明末清初“经世致用”的求实学风与求实文学观念之间的关系，多层面地揭示顾炎武提出的“文须有益于天下”这一时代命题的内涵，即“纪政事”“察民隐”的文学价值观，“发愤著书”的批判精神和“诗道性情”的文学本体观。《论晚明清初才子佳人戏曲小说的审美趣味》一文，认为明代万历年间至清代康熙年间才子佳人戏曲小说的审美趣味，表现在理想人格结构和爱情婚姻主题两方面，这种审美趣味向我们揭示了近代审美理想在中国古代社会里所能达到的极致，以及知识阶层对近代审美理想的追求终究无法超越古代意识与近代意识的临界状态，并不可避免地复归封建文化传统的必然归宿。《黄宗羲明文总集的编纂与流传——兼论清前期编选明代诗文总集的文化意义》一文，考察了著名史学家黄宗羲在清前期的明文总集编纂活动，进而指出清前期明代诗文总集的编纂表现出借文存人、借文存史的文化意义，涵容着丰厚的历史意识和历史价值。20世纪中叶以来，从文学、史学、美学、学术、宗教、民俗等各个角度透视晚明清初的历史文化，已经成为学术界持续关注的一大热点。我今后还将在这块学术沃土上继续深耕细作。

三

“文学是人学”，这虽然是“老生常谈”，却无疑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文学研究的终极意义，正是提升人对自身的生存状态和生命本原的认识，亦即西哲所谓“认识你自己”。在先秦时期，温伯雪子曾批评鲁地的儒家学者说：“吾闻中国之君子，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庄子·外篇·田子方》）其实，在中国古代，包括儒家学者在内的学术研究者和文学研究者，从来都未尝忽视对“人心”的洞察。战国时期孟子早就说过：“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万章下》）南朝刘宋时期刘勰更是明确倡导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以心遇心”，说：“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瞭则形无不分，心敏则理无不达。”（《文心雕龙》卷十《知音》）借助于现存的文学文本，发掘并重建古人的心灵世界，进而深入地审视古人的文化心态，这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为形象而直接地触摸历史的脉搏，也可以帮助我们更为透彻地认识中国文化的真谛。

收入本书“文人心态”中的一组论文，就是我深入审视和体察元明清时期几位著名文学家的文化心态的一些体会。这组文章，有三篇写于20世纪80年代，即《论汤显祖文化意识的悲剧冲突》（1986）、《关汉卿杂剧的文化意蕴》（1988）、《蒲松龄文化心态发微》（1989）。20世纪80年代的学术界正处于“文化热”的氛围，这三篇文章也带有那个时代文化思考和文化批判的明显痕迹。《关汉卿杂剧的文化意蕴》一文，以《窦娥冤》为典范，概括出关剧特有的主题模式，即传统的、公认的人格理想，在现实中受到阻碍，遭逢打击，终究或毁灭或破损，最后却凭借精神的力量或意外的机遇得以复生和重构。文章进而揭示出这一主题模式的文化意蕴，即对道德与现实两难抉择的深沉的文化困惑。《论汤显祖文化意识的悲剧冲突》一文，从社会思想、人生观念和审美意识三个方面，探讨汤显祖文化意识中悲剧冲突的内涵及其意义。文章认为，极力寻求社会和人生的出路而终究无路可走的两难心理和汲汲不息地探索追求却终究归于失败的悲剧精神，是汤显祖文化意识的基本内核，也是其价值所在。《蒲松龄文化心态发微》一文，认为构成蒲松龄文化心态的，是“人生大半不如意”的满腔愤郁的倾诉、“翠绕珠围索解人”的虚渺理想的抒写和“缘来缘去信亦疑”的宗教意识的表征，而这正是中国古代普通读书人的普遍心态。

相比较而言，我写于世纪之交的两篇文章，即《“守之俟来哲”：顾炎武的遗民心态》（1998）、《黄宗羲的人生定位与文化选择——以清康熙年间为中心》（2000），以及近年撰写的《论剧作家李渔的文学教育》（2009），则更加平心静气，融入更多对古人的“同情之理解”与“理解之同情”。《“守之俟来哲”：顾炎武的遗民心态》一文，细致地梳理了在清初改朝换代的历史文化语境中，顾炎武作为“文化遗民”的独特的社会行为、生存智慧和文化追求。文章认为，著书立说、以待后王的文化行为方式，决定了顾炎武的人生价值，不是取荣于当代，而是扬名乎后世。《黄宗羲的人生定位与文化选择——以清康熙年间为中心》一文，论述黄宗羲以切身的经历和体会，为遗民的生存方式做出自身的人生定位，这就是在坚守始终“不仕”的道德前提下，倡导入世弘道的儒者风范。黄宗羲出于对天下万民的高度责任感，在康熙年间积极从事著书和讲学的文化实践活动，从而实现自身作为遗民的文化价值和生存意义。与前两篇文章不同，《论剧作家李渔的文学教育》一文主要探讨作为剧作家的李渔接受文学教育所养成的文学修养和文学能力，如何激发了李渔通俗性、大众化的戏曲剧本写作旨趣。这种对文学家的知识结构和思维特征的探讨，更具有“学术化”的特点。

四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古代文体研究悄然兴起。时至世纪之交，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文体研究已经成为一个最具研究价值的前沿学术领域。进入21世纪不过短短十来年，以中国古代文体和文体学作为研究对象的专著、期刊论文、博士论文和硕士论文层出不穷，中国文体学已然成为一门“显学”。近年来，中山大学吴承学教授郑重地提出“中国文体学”的命题，并且指出：“中国文体学兴盛，标志着古代文学学术界的两个回归：一个是对中国本土文学理论传统的回归，一个是对古代文学本体的回归。”（《中国文体学：回归本土与本体的研究》，《学术研究》2010年第5期）这两种“回归”共同指向的，不正是古代文学的“中国趣味”吗？

大要言之，中国文体学的研究至少可以从两个维度展开：一是中国文体学理论研究（包括文体理论的本体研究和历史研究），一是中国文体本体研究（包括文体形态研究和文体演变史研究）。收入本书“文体研究”中的论文，正是从这两个维度分别展开的。《中国古代文体形态学论略》一文，提纲挈领地论述中国历代文论家对文体的体制、语体、体式、体性等形态特征的深入考察和精到论析，认为这构成中国古代文体形态学的基本内容。先秦儒家的叙事观念是中国古代叙事观念的重要源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规定了中国古代叙事艺术和叙事理论的风神状貌和发展变迁。《论先秦儒家的叙事观念》一文，即从源头上探讨先秦儒家的叙事本体论、叙事价值论和叙事方法论，以揭示先秦儒家叙事观念的本质特征。这两篇文章，前者是文体理论的本体研究，后者是文体理论的历史研究。对中国文体学理论更多的思考和探索，可以参看我的专著《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在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都具有鲜明的叙事特征，《叙事性：古代小说与戏曲的双向渗透》《元明清戏曲小说的角色》《元明清小说戏曲中的雷同人物形象》三篇文章，从叙事特征、角色构成、雷同人物三个方面，尝试综合考察小说戏曲互涉、互动、互融的文体特征，旨在突破文体的隔阂，透视文体背后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和鲜明的艺术思维方式。

当然，任何一种文体之所以能够存在和发展，归根结底有赖于自身独特的形态特征和文化价值。《论古代戏曲文学的文体特性》一文，在中西戏剧文体比较和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双重视域中，论述中国古代戏曲的综合性、抒情性、叙事性特征。文章认为，中国古代戏曲文学文体特性的形成和演变，始终交织着传承和变异、延续和创新、保守和突破的辩证运动，充满了实践色彩。《明清传奇戏曲叙事结构的演化》一文，则从艺术思维方式的角度入手，着重考察明清时期文人曲家的传奇戏曲，在长篇体裁的开放叙事与戏剧艺术的内敛叙事之间彷徨和抉择，由此呈现出种种不同状貌的传奇戏曲叙事结构。

任何一种文体的形态特征和文化价值，既有作为一种文体的普遍性，也有文体演变过程中不同时期的特殊性。后者构成一种文体生成与演变的历史轨迹，既映射着特定时代的文化风貌，也透露出一种文体的自身价值。作为一种文体，早在魏晋六朝，传状文写作就取得了显著的成就，造就了鲜明的文体风采。《论明人传状文的文体特性与文化内涵》一文，在同前代传状文相比较的基础上，论述明代传状文平民化的传主身份、奇异化的传主事迹和主体性的表现方式三大文体形态特征，并进而揭示其特殊的文化内涵。《论明代论辨文的时代特征》一文，认为明代论辨文在内容指向上，表现出研精一理而师心独见的主体性；在论证方式上，表现出锋颖精密而是非明辨的思辨性；在表达方法上，表现出理与气偕而辞共意并的感染性。文章认为，在这三方面时代特征中，研精一理而师心独见的主体性特征，最能体现明代论辨文作家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崇尚和张扬，并赋予明代论辨文以深刻的思想价值和丰厚的文化价值。

如前所述，我认为文学史叙述的主要对象必须坚持以文学为本位，其外在界定是以文学风貌和作家心态为主，而其内在界定则是以文学作品为主。本书“文学史论”“文人心态”“文体研究”三组论文，便分别围绕特定时代的文学风貌、特定作家的文化心态、特定作品的文体特征三个方面展开，从而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叙述框架，共同指向对古代文学“中国趣味”的探寻。

2014年1月16日初稿

2014年2月25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