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球论艺
张梅：你那酒汪汪的玫瑰色女狐狸眼睛
跟广州女作家张梅第一次见面，是在1998年世界杯足球赛开赛前夕。她们一行人出访欧洲，集结于京城。饯行的酒席宴上，我叨陪末座。正是薄暮时分，喝酒的好气氛。别人喝啤酒，我们俩要了一瓶北京醇。酒一喝上，就有了感觉。张梅说：“我就喜欢像你这样见面烟酒不分家的。”我呢，也是酒逢对手千杯少的喜悦。但因时间紧迫，她要出行，我要看球，不敢畅饮，只能用一瓶酒垫垫底，相约等她回来时再喝。
从欧洲转来时，她却因旅途劳顿，在首都机场直接转飞了广州。
又一年夏天，不知什么名目，大闲人和大忙人张梅竟能在京有一段闲散的滞留。于是免不了一干酒友每日觥筹交错，再续前缘。却说那日，艳阳高照，两人被好友李师东拉去京郊某部队养鱼场钓鱼，中午免不了一场军民相见欢似的酒宴交战。喝的是京酒，度数低，不太适应。小战士好不容易遇到两个女酒鬼，姐一声妹一声紧逼着相劝得急。我俩也是从小就对解放军叔叔有崇拜之感情的，也未拿捏，痛快应战。几个人很快喝掉三瓶。当即小兄弟们或去呕吐或倒头去睡，我们则继续去池边钓鱼。晚上回来，又一个朋友宴请，酒却无论如何喝不动了，头痛欲裂。方知是中午的酒劲泛上来，暑热，喝了快酒，外加逞能，犯了喝酒的大忌。于是散了歇息。说改天重喝，一定要把感觉喝回来。
两天以后，终于又有了机会，名目是给她饯行。长城饭店酒家，聚了一干好友。李敬泽兄拎来了家藏多年的两瓶茅台，兴安兄端来一瓶窖藏的上好葡萄酒。茅台毕竟是茅台，况且又是深藏多年、世风不曾日下时的醇厚，先一入口，就是绵软，渐而甘洌，渐而强劲，渐而暴戾，渐而深长，渐而缠绵，渐而欲仙欲死，渐而不知今夕何夕、今年何年……迷离醉眼里，恍见眼前张梅，活脱脱一张旧上海三十年代的洇黄月份牌：兰花指，酡红脸，二郎腿，水蛇腰，摩尔烟，一双酒汪汪的玫瑰色女狐狸眼睛，电光闪闪。谁跟她对眼儿谁倒下。唯我还勉力维持与她推杯换盏。
几瓶白的红的下肚，仍不尽兴，给喝得挂了起来，是喝酒进程里最不爽的阶段。于是又喝掉一瓶小糊涂仙。意犹未尽，众人打车到三里屯酒吧，落座，吩咐酒保将泛着泡沫的新鲜啤酒斟上。一小口一小口地呷着麦芽冰啤酒，有一搭无一搭地说着体己话，塌着长长的懒腰，迷蒙倒伏于桌上，醉猫和醉狐狸一般，缓缓转动手中酒杯，开始谈文学，谈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隔壁女孩子用咿咿呀呀的唱段陪伴：莫道年少，今朝秋来早……蓦地明白，不知不觉，喝的，却已是中年的酒了呵！少不更事时，总看别人醉。觥筹交错之中，是别人的高潮，满世界的热闹，也都是别人的，吾辈只有当看客的份，往往还要陪出一副侍酒小女子的谄媚假笑。端的是惨淡人生！
这酒，却只有到中年时，才让女人家品出了一点点分量和意趣。第一口酒吻过，那热辣的、滚烫的、粗壮的、艰涩的、刀锋一般的快感，飞快在唇上抹过，刹那间鲜血淋漓，割出无数道热血梅花飞溅！呵，杯酒酬唱，醽醁人生！一剑封喉之际，饮者的心灵有多么的宽阔！
那就挥手作别吧！带着朝闻道夕死足矣的酣态，各自登程，冲进城市夜色深处茫茫的繁华与荒凉。今朝有酒，莫问前程；今夜有酒，无论路上发生什么，也便都无所畏惧了啊……
2000年1月4 日
（《青年文学》2000年封二，《清气乾坤》专栏）
李敬泽：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
你对你那永恒的热情岂不感到厌倦？(1)
笔走龙蛇在时尚的卷首中扭结盘桓。
啊，不要再提那令人陶醉的华年。(2)
你呜咽倒伏的卷发激起青年们心中的火焰，
他们蝴蝶的尖叫焦虑了整个世纪的文坛。
你对你那永恒的热情岂不感到厌倦？(3)
你点燃你左右逢源滴水不露的小烟儿，
将空心儿的赞美一圈圈喷吐向蓝天。
啊，不要再提那令人陶醉的华年。(4)
你很有意义的小废话和慢条斯理的发言，
呻吟出庄严弥撒仪式上的悦耳歌篇。
你对你那永恒的热情岂不感到厌倦？(5)
（合唱：）
把那酒杯斟上，把那网络连线我们就开盘，
你把那枯燥僵涩的批评揉摸得滑润性感。
你对你那永恒的热情岂不感到厌倦？(6)
啊，不要再提那令人陶醉的华年。(7)
2000 年8 月17日
（《青年文学》2000年封二，《清气乾坤》专栏）
毕飞宇：哺乳期的父亲
飞宇瘦了，瘦得满脸只剩下两排齐展展的牙。那会儿他刚刚“坐完月子”，抽空来天津蓟县参加《小说月报》百花奖的发奖会。时值隆冬，寒风呼啸，出门活动不大方便，众人便躲在暖烘烘的屋子里聊大天。飞宇带着极其罕见的叙事热情，嘴不停闲，只要一有人在场，他就会本能地跟人把话题扯到新出生的孩子身上，嘴里吐出来的关键词儿全是：尿布、奶瓶、婴儿黄、小孩儿大便的颜色、孩子的眼珠儿会追随大人的说话声音转……座下跟他连声应和的，是另一个“坐完月子”已满一年的兴安。兴安跟他交换看法说：带孩子弄一身的奶臭，自己闻不出，等到出门后再进屋，嚯，真闻不得！所以月子科里，每逢出门他就使劲往身上洒香水。
坐在去清东陵参观的车里，飞宇又忧心忡忡，自言自语地念叨：我小孩喝奶，边喝边玩，总是喝到一半就凉了，只好放下，重新去热，热好，他又没了兴趣吃，真愁人。旁边有过来人父亲说：你就同时预备两个奶瓶，轮换着给他喝。飞宇若有所思点头，连声说：哦，对，对。短暂的几天里，他每天必打一个电话回家，问孩子情况。散会后过天津时本可以留下玩一玩，但飞宇须臾不敢耽搁，匆匆往南京走，说是想孩子，要自己回去带。别人带，不放心。
其时，他的获奖作品正是《哺乳期的女人》。后来这篇文章还得了鲁迅文学奖。
今年春上在南京又见到他，脸上多了一点肉，一笑两个酒坑。一见面，说：我儿子会骂妈妈叉了。去扬州的车里，一路又听他在说儿子：小家伙已经开始讨人嫌，大人正写字，小孩蹑手蹑脚过来，伸出一根小指头“噗”地在键盘上按一下，就把他一天的工夫全弄没了。说是气，然而哺乳期父亲的脸上分明洋溢着旁人无法懂得的幸福。
当了父亲的毕飞宇写作风格跟以前有了明显不同。我更喜欢和推崇他前期那些有强烈美学旨皈的、超验的、满怀着对历史的释疑和沉迷的作品。后来，他文章里渐渐就充满了烟火气，以及对人性体贴入微的柔情。常能见这样的句子：六一节领儿子去买玩具，我儿子在柜台前高兴得像个贼……
哺乳期完全改变了父亲们的思维和内分泌。父亲们显得既幸福，又迷茫，兢兢业业恪守着一份袋鼠式的哺乳事业，且行径都有些大同小异。在去郊区旅游的车里，父亲李师东眉飞色舞，向众人传授哺育胖墩儿子的经验：要到赛特买一种进口原装的意大利通心粉，然后要到燕莎去买专门与面相配的三十四块钱一瓶的进口肉酱，而后煮的过程不要超过三分钟；给小孩做鱼要选择刺少的黑鱼鱼肉，削成薄薄片，快速滑熘……父亲李师东最经典的拒约口头禅是：嗳，嗳，我今晚去不成，待会得到学校接小孩儿……另一个哺乳期父亲名叫李洁非（化名荒水）的，电话拒约时则永远是低沉着一副沙哑嗓音说：不行啊，去不了，我得在家带孩子……
可是再听听那些身为人母的又怎么说呢？
徐小斌说：好的，我肯定按时到。孩子有他爸带着呢。
赵凝说：行。待会儿我打个车去。孩子送他奶奶家去了。
……
再后来的情形，就是满北京，能看见女人跟女人一起扎堆聚会的多了。她们泡酒吧、下饭馆、编杂志、做节目、飙车、钓鱼、划船、登山……玩得不亦乐乎。任何一个公共场合，都能发现女人和女人在一起工作游玩的身影。而那些哺乳期的父亲们，家庭负担太重，别人也不太好意思再带他们玩。他们也就只能越发专心地在家哺乳。
这世道，说变就变了呢……
1999年11月29日
（《青年文学》2000年封二，《清气乾坤》专栏）
李洁非：天涯·明月·刀
这个人，横跨僧俗两界；
这个人，走过八九十年代的中心与边缘；
这个人，不说话。
说话的人并不可怕，总会留下话语的缝隙可钻；
不说话的人，将浑身的破绽都封死了，无法找到进入他的穴道。
也将奉命写他印象记的人逼到“画说”的绝路上。
二十岁就闯江湖的，三十岁时就必然老掉；
更难以忍受的，是行走时的孤独。
没有对手，便左手对右手。
左手剑，右手刀。
剑，晃出剑花，修身养性，是玩；散淡，轻慢，似一个玩世不恭的坏小子。
刀，刀刀见血，直逼七寸，是活着；出手时极快，超出了速度和时间的极限，一刀也就将人定位。
无数看客，心怀叵测，欲看一个“以子之盾，攻子之矛”的热闹，窃盼他的刀和剑厮杀起来。
然而诸种幸灾乐祸，却一直没有得到实现。
因为，刀和剑都已成了他身体的一部分。
一个人，左手和右手是轻易打不起来的。
……一条顺流而下的江船上，“猎艳队”的高手纷纷举止狂放。唯这人心怀不乱，眼波不撩，只挟一盘棋，袖手清谈，昼夜与人对弈。末了，告别酒宴上，这人只超拔一唱：我坐在城楼观山景，眼见得城下乱纷纷……
一曲出口，立即惹得芳心倾情。别人的努力顷刻之间都成了铺垫。
……
天涯·明月·刀
荒水·洁非·剑
……
君知天地干戈满，
不见江湖行路难。
出手如梦？
一握成拳！
1998年12 月27日
（《青年文学》2000年封二，《清气乾坤》专栏）
叶舟：在地为马，在天如鹰
一、相见
1.在叶舟的诗集《大敦煌》的第137页，夹着一张十年前我顺手搁放的暂充书签的便条，就是宾馆床头柜上搁置的那种常见便笺。那上边的抬头是“敦煌市悬泉宾馆”。便笺底下，压着的是叶舟的诗《青海湖》——“心灵的继承者！/这野花沸腾的水面多么宁静”；便笺上边，有我涂抹的零星句子：“刀子中的刀子/你是/男人中的男人/王中之王”。
用铅笔，也是宾馆床头柜上跟便笺配套的短铅笔。
2.十年后，为了写这篇叶舟评记，我重新翻阅《大敦煌》，于是乎便与这张古老的便笺不期而遇。纸笺已经发黄，而铅笔字迹仍然清晰。
3.一折小小的便笺，见证了岁月，也见证了当年，一个文学女青年为一个诗人迷狂的过程。
4.还是要从这首《青海湖》说起。
5.“心灵的继承者！/这野花沸腾的水面多么宁静”。
——《青海湖》开篇的诗句，轰然作响！它构成了我跟诗人叶舟的第一次相遇。
6.1998年秋季，我跟随西南军区的队伍进了一次西藏。有过进藏经历的人都知道，人在高原时，顶礼膜拜，奋力向上，同时又头疼缺氧，生不如死；一旦回到平地，事后的回忆咀嚼里，全是圣洁的唱诵与光荣，很容易犯上“西藏控”。那种高原情结会持续一两年高烧不退。更有甚者，像当年同去西藏的刘醒龙兄，“高原控”一直延续了十几年，一提西藏就大脑缺氧、眼泪汪汪！醒龙兄终于在今年秋天又上去了，上去之后果然激动，含泪发短信，写诗，诉说被高原提升的海拔高度。
7.在地球的高地，无人处，理想主义者和浪漫主义情怀的人群纷纷萍聚撞击。站得越高，脑袋越大。世界在太阳穴里嗡嗡作响。
8.我的西藏情结也持续了大概一年之久。回来后疯狂阅读有关西藏的书籍。某一天，在一家小书店的不起眼角落里，发现两本《西藏旅游》杂志，彩色铜版纸印刷，精美漂亮。我立刻如获至宝，站在架前翻阅。蓦地，《青海湖》，那些带着海拔、带着高原寒气与凛冽的诗句，咚咚咚撞击我心扉：
心灵的继承者！
这野花沸腾的水面多么宁静。
野蜂凄艳
蝴蝶呼喊
一阵阵高入天堂的狂雪引人入胜。
9.站在原地，逐字逐句读着，水汽潋滟诗句，写的仿佛不是青海湖，是西藏纳木错，我到过的那个有着海拔4700米高度的高原神湖。
10.像十万散失的马群——
披挂了精神的经幡。
哦，我内心的气象和海拔将毁于一旦
——《青海湖》
11.被这样的句子迎面击毁，痴痴的，呆呆的，一时竟不知今夕何夕、今年何年。高原上的峥嵘岁月扑面而来。将这两本杂志买下，回到家中，之后做了件更加痴迷的事情：将《青海湖》一字一句抄写，用那种湖蓝色的西湖水印信笺，然后寄给同去西藏的女作家川妮。当时她还在成都军区服役。沉浸在“西藏控”里的我俩，回来后还时不时互相写个信，回忆一下高原什么的。
12.川妮很快回信，由衷赞叹：诗人真他娘的伟大！
13.那个年代、那个岁数的文学女青年的为诗癫狂为人笑，由此可见一斑。
14.从那时起，就记住了一个叫“叶舟”的诗人。同期杂志还刊了他的另外一首诗《打铁打铁》。这么刚硬又翩翩的诗，作者一定是那种外表粗糙、内心细腻的西部大汉吧？或如我们在高原上见到的红脸膛藏族男子？
15.有机会一定要见一见这个名叫叶舟的诗人。
16.隔年，机会来了。又有一次跟随北京作家队伍去敦煌的旅行。先到兰州，要有一个程式化的两地作家对谈。看到预先发的与会者名单上有“叶舟”两个字，不禁眼前一亮：就要见到写诗者本人了！等到两边人马安定下来坐好，我偷偷打听哪位是叶舟。有人指向对方人群。顺手指的方向一看，跟想象中的形象相反，却是一个安静的白脸青年。不像西部汉子，却像古代南方遗留下来的白面书生。
17.看他瘦削的身材和面庞，我暗想：他哪里来的那么大力气，锻造出那么有力量的诗句，胸腔里能藏得下雷霆万钧？
18.轮到要说话时，我说：来到甘肃，与作家都不太认识，就是想见见叶舟，很喜欢他的诗，还曾经抄录下来与朋友共赏。现在终于见上了！我非常高兴……
19.叶舟接话说：我们在北京见过。
20.底下人群“轰”的一声笑起来。北京这边小怪话就起来了：瞧瞧，瞧瞧，献媚没献好吧？见过人还装作不认识。
21.我的脑袋也“嗡”的一声大了，无地自容，赶紧自我解嘲说：是吗？可能是当时人太多，不记得了。人记不住，却能清醒地记住你的诗。
22.同时，心里却在愤愤：不插话，给人留点面子，会死吗你？！
23.下会以后，才去握手寒暄，问他：我们什么时候见过？叶舟说：去年，在民族大学旁边，张颐武兄组织的饭局上。
24.他这样提示，我仍记不得曾经的相见。颐武兄的气场，那叫一个大啊！雄震万里，笼盖八方。有他在场的场合，哪还有别人什么事儿哟！统统成了蹭饭的蹭会的蹭镜头的，摆设。别人互相记不住，也是应该的。
25.好在，现实生活当中，叶舟是个随和柔软的人，对朋友很尽心。不一会儿，酒宴上一喝起来，就把前嫌忘了。
26.一场指认的笑话，还是让北京方面军取笑揶揄了我一路。
27.我们的队伍还要继续往西部腹地深处走。临别，叶舟赠我诗集一册，《大敦煌》。
28.今日我再翻这部诗集时，发现，除了有我自己的数处眉批，整个扉页都是空白。竟然连个“请惠存”“请指正”的字样都没有。
29.足见，当年，那个写诗的小子，那个白脸青年，内心何等狂傲、狷介、不羁、怠慢！
30.“那正是他的黄金时代，是他的‘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的大胆狂徒、醉鬼和侠客时代。”——十几年后，李敬泽在《叶舟小说集·序：鸡鸣前大海边》里这样说。
二、《大敦煌》
31.《大敦煌》就这样碰巧伴随了我的敦煌一路行。既是行游指南，更是精神指北。漫长的路途，翻到哪页读哪页。有时临睡前的小憩时刻，我和同屋的女作家轮换着朗诵他的诗，《敦煌的月光》《敦煌十四行》，献给常书鸿的《敦煌小夜曲》，献给张承志的《致敬》……
32.“大雪封山，只剩下我和敦煌/于最后一片草原，占山为王。/诗歌的王，女儿敦煌。”——《大敦煌·卷一·歌墟·西北偏北》
33.“哦，当日光渐近/ 屋梁或玫瑰的传唱：日光渐近——/这悄然的引领，只为青年知道/这神示之上的预支，只为美德听取。”——《致敬》
34.这些淬火的诗句，撞得人眼睛生疼。简直是要吐血的写法，一口，两口，喷涌，飞溅，喷薄而出，一直抵达命定的高度。
35.写完这部诗集的人，我想，应该气绝身亡。
36.有评论为证——颜俊：《叶舟诗歌中的速度》，见《大敦煌·附录》
37.有关“叶舟”的词条：“七印封严的书卷。/这白脸青年抱紧的药箱：在地为马/在天如鹰”—— 《大敦煌·卷一·歌墟》
38.果然，在诗人的举念、青春的盛会、祝颂和祷词都已供奉和捐献之后，在新世纪的黎明和曙光里，小说家叶舟开始呈现。俱形。
三、羊群入城
39.对于诗人叶舟来说，假如，诗是一种攀登、永无止境的上行，那么，小说的下坡路，就是直接通往死亡的。珠峰登顶的人，往往死在下山的途中。
40.叶舟用写诗的句子，来策划小说，语言仍然凛冽、倨傲，充满内在的紧张和爆发力。他用起承转合的情节，用故事的戏剧性逃脱了注定下山乏力的命运。
41.《羊群入城》《目击》《两个人的车站》……仍是一片诗歌的阵仗，处处燃烧有《大敦煌》余烬的火光。像一个蓦然闯入的孩子，以自己顽强的逻辑，不肯与生活和解。
42.到了2006年，他摸到了下山营地，节奏舒缓，平心静气，宣布登顶后的撤离已然成功。评论家雷达这样评介叶舟20余万字的长篇情感悬疑小说《案底刺绣》：“叶舟是著名诗人，他一旦着迷起小说，这个诗人的主体和小说便出现了一种奇妙的化学反应，并产生了一种奇特的文本。因为，诗人小说家的想象力比一般人的想象力飞翔得更远。诗人的敏感洞烛了小说，对人性的挖掘会产生幽深的影响，诗人灼热的目光面对女性，使女性更加美丽。《案底刺绣》一书，就是小说跨上了诗人想象力的产物。”
43.作为小说家的叶舟，里里外外，完全是一副入世的样子了。在小说的会议上，也常见到他。在《十月》杂志那次笔会上，一见面就看他愁眉苦脸、心事重重，问是怎么回事，说是儿子在学校打架，被老师找上门来。我们一群写小说的不可救药世俗主义者齐声拱火，说：这有什么！男孩子，就该打架！大不了，你去代表家长承认错误，给人家赔偿赔礼道歉不就完了嘛！叶舟想了想，好像觉得也对，这才是生活的逻辑。于是眉头舒展，高高兴兴跟我们喝酒去了。
44.2010年，叶舟的中篇小说《姓黄的河流》，写出了类同《大敦煌》的雄厚气象。在杂志上读过之后，我立即给他发去短信，赞这是一部中国版的《朗读者》。当然，也许他自己并不愿意这样被比附。
45.《姓黄的河流》是他十年下山、十年磨砺，励精图治、肝胆相照之作。他已经技巧圆熟，指挥调动有力，想象力丰沛，对母语遣词造句有讲究，自如地将跨文化情境、悬疑色彩、诡异情节……这些好小说里该有的元素都运用起来，构建了属于他自己的一个“文化论”的王国。
46.在地为马、在天如鹰的诗人！
这一地鸡毛、醉生梦死的小说时刻，
可还记得，
那野花沸腾的水面，
曾经多么的宁静？
2010年10月24日
阿来：侬本多情
话说1997年年底京城的严冬，一个叫阿来的一脸沉静的藏族青年，端坐在朝阳区东土城路25号作协10楼的会议室，听一群学者、诗人宣判《尘埃落定》——一本奇书的命运。他面如重枣，色如佛陀，眉间一颗醒目吉祥痣，表情亦僧亦俗，深棕色的衣袍，鞋子上蒙着尘土，仿佛已经走过很远的路，磕无数等身长头千山万水跋涉到此。
尘埃落定。嘉绒草原初霁的雪地和啁啾啼叫的画眉，一下就把在座汉人们的心擒住。谁也不知道这个格萨尔王的后代、年轻的游吟诗人是从哪里来的，他吟唱的一段近代藏民边贸史也仿佛熟悉又陌生。精致、绵长的汉语纪事，不仅有甲骨和雕版的硬度，更有丝绸和羊皮卷的柔软，还加上了酥油青稞酒的香醇。人们都被这部说唱史诗迷住了。
谁能想到，这却是一次半民间性质的青春聚会，到会的拥趸，几乎都是初出茅庐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人们更无法想象，彼时，在1997年底开这个会时，《尘埃落定》的书还压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印厂没出来。人们看到的，还仅是《小说选刊·长篇增刊》上选摘的20万字书稿。
当然，就连阿来自己也没想到，不出几年，这部陌生藏族青年的陌生作品，就成为文学史上负有盛名的经典。
那次会，应该是可以载入当代文学史的一次聚会。在2010年的今天，在哪里还可以找到不花钱，完全出于热爱而给一个陌生作者和陌生的书开个研讨会的事情吗？没有了。而在那个时代，都说是商品经济大潮铜臭滚滚的时代，竟然还有那样一群年轻人，有信仰，有决心，尊重和崇拜文学，将写作当成神明，每每看到一部好书，读到一篇好文，就由衷喜悦奔走相告。他们将读书当成这一群人心有戚戚站在时代高地的接头暗号。
《尘埃落定》这部从1994年完成之后就在各出版社之间艰难游历的书，直到1997年才由《当代》编辑周昌义、洪清波将“疲惫的书稿”带回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高贤均看后称赞是部好小说，决定出版。出版社将订数定在很冒险的一万册。
当此际，中间出现一个人，对阿来这部经典的问世和后来的举世闻名起了巨大的助推作用。他就是当时《小说选刊》的编辑关正文。当时他常为他们的《长篇小说增刊》到各出版社抓书稿，高贤均向他力荐《尘埃落定》，他看过后决定先选20万字发。刊物出来后，又是这个关正文张罗要开个《尘埃落定》研讨会，并且决定“不要老面孔，不要老生常谈，刊物送到新派评论家手中，还送了一句话：有谈的再来，没谈的不必勉强来。效果是奇异的，研讨会本定在40个人左右，结果来了60多人，很多人是知道了《尘埃落定》这部书来研讨会旁听的，很快报纸上陆续出现关于评价《尘埃落定》的文字…… 这下该出版社坐下来商量对策了”（见责编脚印的回忆录：《阿来和〈尘埃落定〉》，2003年12月29日央视国际网）。
脚印女士大概还不知道，刊有《尘埃落定》的杂志还是由关正文自己开着车子挨家挨户送的，那情景相当感人！那次会，除了人文社的几个年轻编辑外，记得李敬泽、戴锦华、崔艾真、徐小斌等都去了，都发了言。我那篇发言文章题目叫《小说，作为一门叙事的艺术——读〈尘埃落定〉》，首先高度表扬阿来作为一个藏族作家，比汉族作家还要纯熟的汉语思维和表达；然后分析他的整个知识结构，就是受到《史记》以降的汉民族文学文化传统，以及欧美从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到米兰·昆德拉的性政治解构主义风格的影响；最后提到，以傻子为主角的故事，稍有一点文学史常识的人读起来都不陌生，比方说辛格的《傻瓜吉姆佩尔》，比方说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比方说历史书记官的舌头两次被割比之于司马迁受阉刑……
阿来的写作可以说是继承了先锋派的叙述手法，同时又避免把自己对语言的纯熟敏锐把握当成杂耍技巧炫耀，而是采取更为平实贴近的态度，把所有的机锋、所有的才情，都在看似朴拙实则精道的叙事中加以掩藏。他运用他从前写诗的经验，将小说中的对话和描述处理成诗一般的有韵律的形式，但是比诗更自由；在隐喻的处理上更加明朗和豪放，段落结局处一些对历史的叩问和反诘时时呈现有华彩的调式；其对历史颠覆和反讽的面目在抒情式挽歌的豪华盛宴里总是欲盖弥彰。其间并无任何哗众取宠的噱头或添加某种媚俗的商业发酵剂，而是将小说真正当成一门语言的叙事艺术来做。从这一点上说，阿来也为今后的小说创作提供了一个方向，为那些业已瓦解的宏大叙事的恢复提供了一点信心，也同时辟出了一道可能险胜的蹊径。
我之所以要大段摘引1997年12月写下的对阿来的评价，目的无非是为了借阿来大师出点小名，也顺便佩服一下那个年代“我们村儿里的年轻人”先！人在年轻的时候，都是那么纯净、纯粹、心无旁骛，连喜欢也是由衷而纯洁的。如今，已过不惑之年的我们，再也无法激情燃烧的阅读某部书，然后抱着虔诚之心第一时间写出有硬度的评论。一如年届知天命之年的阿来，再也不会写出饱含青春气息的、抒情华美的《尘埃落定》，而是写出有如摩挲转经筒、参禅入道般的《空山》，写出大众欢乐文化辞典《格萨尔王》。
那次会议之后跟阿来也没有什么来往。无意中在一篇冉云飞与阿来的谈话录里见阿来说过这样的话：“在不少评价《尘埃落定》的评语中，我个人比较看中女作家徐坤所认为的我所做的努力，是在探讨一种取胜的险道。当然这种取胜并不完全是像竞技体育那种夺冠后的胜利感。”
这是发表在1999年第5期《西南民族学院学报》上的文章，他这样的谈话，让我不禁有了点小得意，也让我跟阿来心有戚戚焉。此时的《尘埃落定》还没获茅盾文学奖呢，所以阿来还可以提及一下晚辈女作家的文章。等到获奖以后，评的人多了，俺就挤不上咧，哪还能入阿来的法眼哦。
有关我的这篇书评，还有个后续的小故事，后来在刘庆邦的文章里又见提及。庆邦2005年发表在《山花》杂志《有关徐坤的几个片段》里说：“她有一篇评介《尘埃落定》的文章，我是偶尔读到的。看徐坤文章里流露出的那股子高兴劲，仿佛《尘埃落定》不是阿来写的，而是她徐坤写的。近年来，我很少看长篇小说，一是长篇小说太多了，看不过来。二是有点时间我还想着炮制自己的小说呢。出于对徐坤的信任，我把《尘埃落定》找来看了，一看就放不下。谁不想承认也不行，这部长篇真的很棒。”
当然，摘引这段文字，还是为了满足一把自己的小虚荣心，顺便也是到阿来那里请请功，让他知道俺是最早替《尘埃落定》鼓与呼做广而告之的人儿呀！连刘庆邦这种老实人都说好，那还能不好吗？2000年，《尘埃落定》摘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桂冠。从此，书的命运和人的命运都要发生深刻转变。必须的！
鲜花、掌声、哗哗的版税、大师的桂冠，各种荣誉及官场头衔……纷至沓来。
然而，阿来这个藏回混血的汉子，有着巨大的定力，他的自在修为，已然进入很深的境界。往后的日子，我跟阿来在一些采风开会的场合频频相见，就体会到俗世之中一个肉身的阿来：含蓄的，多情的，叼着粗大古巴雪茄的，总背着巨大单反炮筒对准花花草草拍照的，已经像将军一样挺着小肚肚的，开会坐主席台时不如老干部那样能坐得住，而是每小时至少要借故离席跑两次厕所去外廊抽烟的……形形色色的阿来，品貌簇新。
然而，另一个“金胎”的阿来，却永远于文字中呈现：宽阔、厚重、内敛、精进、深沉、笃定……他能时时重起梵烟，却也世世侬本多情。别忘了，他也是仓央嘉措的传人啊！
阿来就是这么一个有宗教情怀的作家，一个歌者，他以汉语诗的方式在大地上吟唱，以美妙动人的回藏舞步在异质文化中穿行。
2010年9月1日
邱华栋的猎户星
很难想象邱华栋会有这么细致长久的耐心，给我们展现出一部如此灿烂的表现历史与异质文化的小说。他的新长篇《戴安娜的猎户星》（《十月·2003年长篇小说增刊》刊载），文中呈现的绵密细致的肌理、优雅超然的风度，读后都不禁令人生疑：这个持重沉稳的邱华栋，还是不是我们所熟悉的那个少年才子邱华栋？！
从这部他精心打造的小说里，我们可以品味出，岁月的淘洗，已经凿平了华栋身上许多的锋芒和躁动，使得我们的朋友邱华栋，更加老道、随缘、线条圆润、流畅，也比以前更加温和了。这是多么的令人慨叹！时间倏忽而过，韶华将逝，华栋已然不是那个整日在酒吧里书写城市欲望的毛头小伙儿，而是成为有着深厚艺术功底和扎实文化素养的青年老作家。多数像他这样很小就开始写作成名的童星，大都走不出“16岁的才子，20岁的明星，30 岁的老不死”这一条古训，总是频频地一拨又一拨新秀涌起，而后又都是亮了一下相之后，写着写着人就没了。在一条道路上成名太早，厌倦也就来得快。在这一点上，少年才子邱华栋完全是个另类和异数。他已经将文学创作视作自己的不归路，先是做了刻苦的艺术训练和准备，然后带着宏大的理想和抱负，一头钻研进来，并孜孜以求，在成长过程中又在不断努力地学习，直至最后修成正果。在这部新长篇里，我们看到了华栋超越自己的努力，并跟他一起欣赏到了成功的风景。
在完成了一系列的城市欲望化生活的书写之后，邱华栋给自己设计的一个“中国屏风”系列，试图找到更高的坐标系，在全球化语境中，展示文明和文化间的冲突。这是极其旷远和廓大的文学策略和目标，在旁观者看来，几乎是这个物欲时代人力所不能及的。而华栋却已然悄悄开始上路了。他的这种长途跋涉的起点，就是这部《戴安娜的猎户星》，十分平静地将目光从当下热气腾腾的现实生活，转向了清寂的历史，转向了异质文化。从二十世纪中叶出版的一个英国外交官夫人在中国新疆生活的传记出发，以历史上存在的真实人物和事件为原型，展开了他多方位的关于历史和文化差别的想象。整个写作的缘起，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因为戴安娜的传记中有关新疆的那部分描写，激起了他对自己幼年和少年时代在新疆生活的回忆。“新疆阳光的气味、空气的感觉、大地的风貌都重新涌现，”他说，“对于我的出生地的回忆和探询，这促使我开始寻找这本回忆录文字背后的东西，最终，我写出了这本小说。”（邱华栋：《戴安娜的猎户星·后记》）。
的确，这是别有用心的取材，也是对自己既定成果的挑战。在写作里，他又一次回到了新疆中亚腹地，回到了他的出生地。以前我们只知道他擅长于城市的书写，塑造名利场上光怪陆离的景致和那些被欲望纠缠的各色人等。而新疆——这块他一直深埋心底的宝藏，从来秘不宣人，不肯轻易拿出来。如今，却借由一部他者的回忆，宏大地在我们面前展开，有着雪山起舞戈壁奔腾一般的既轰鸣又阒寂的交响效果。
在小说所构筑的两个世界——戴安娜的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里，相比于女性内心世界的微小细腻而言，外部世界的绚丽更引人入胜、蔚为壮观。首先是他对史料的搜集和运用，是十分严谨细致而有节制的。诸如二十世纪中叶西方与东方的关系的考证，包括印度从英国统治下的独立以及苏俄与中国新疆的关系；同时还有新疆与内地的关系，包括国共两党对新疆的态度以及二者的对立；另外还有英国与苏俄的关系、印度与中国（新疆）的关系，等等。一系列的历史线索都被疏密有致地整理运用，有效地写进戴安娜的生活背景以及内心思考中。年轻一代作家中，很少有人有能力有兴趣站在这样一个历史与文化的高度来回溯和反思历史。
而对外部世界自然景观的描述，则更是这部书中最出神入化的部分。对新疆家乡出生地的回忆、眷顾、热爱、留恋，致使华栋对古老山川大地风貌反复咏沓、吟颂，读后令我眼前长时间是一片炫目的洁白，几近于雪盲的效果。那是由冰川、冰谷、雪山、冰岩构成的世界。还有新疆中亚地带独有的炽热的阳光，肥美的草甸，枯黄的戈壁，怡人的绿洲，大地上的气味、颜色和声音……他对景物如此迷恋，不放过任何一处可能的铺陈、渲染，不放过任何一处细小的描绘，而且，最重要的是，他的内心里带着对万物至高无上的顶礼膜拜！
在叙述一个外籍女人的心理活动时，写作者选取了独特的视点。因为出场人物少，人物关系相对简单，故事情节也相对单纯，无非是戴安娜跟其丈夫的登山活动以及领事馆里简单的日常生活，戴安娜跟年轻的柯尔克孜族向导塞麦台“发乎情，止乎礼”的爱情关系，等等。因此，作者采取了电影的写法，用景物的丰富来映照人物的内心活动。
在描写人物活动时，作家就像一个导演又如同摄影师，不断调度着镜头，外景不断推移，场景从她儿时生活的印度（这里有毗湿奴教派的扎格纳特游车节，教徒恒河沐浴场面，丛林狩猎场景），延伸到她的家乡英国宁静的小镇，然后镜头推摇，依次摇过大坂，摇过南亚次大陆，摇过中亚腹地，来到喀什葛尔，来到新疆，来到作者最拿手描绘的地方。这些视觉画面的刺激，使得人物的内心世界变化，如同这里的景深一样显得富有层次、更加立体。同时，对人物的往世前生的书写，给小说增加了神秘感和宗教氛围。作者让戴安娜的前生是一个新疆王朝的公主，而塞麦台的前生恰是公主的恋人，让现实人物的虚拟之爱在前生得到肉体上的欢娱和满足。最后塞麦台为救戴安娜，被雪崩埋在冰缝里而死的情节，更是书中最有华彩、最动人的篇章。
在发表这部长篇小说同时，同期的《山花》（2003年第8期）上，还看到邱华栋的两个短篇《收藏家》和《靠近你》，实在也是妙不可言，体现了一个真正成熟的小说家的写作。小说故事仍旧是写城市的，然而对人物内心气质抓得十分准确，故事跌宕，文笔摇曳。掩卷之后，感觉已经从中认不出从前那个握笔急驰的邱华栋了。这是一个沉静、内敛的另外的邱华栋，也许是由于他正在遥远的城外诗意地栖居，远离了城市中心地带那翻卷的巨大的欲望旋涡，因而才能真正看清了生活的本质。
从《戴安娜的猎户星》开始，从前那个天才无畏的青年，结束了自己一段内心飘摇的历史，更加深沉、淡定、自然而又超然地走向了人生以及创作的新阶段。
2003年10月1日
好人刘庆邦
如今在中国文坛提起刘庆邦的名字，简直可以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尤其是他的短篇，早已自成境界，多数作品像《鞋》《梅妞放羊》《响器》等等已成名篇。这些都是批评家们该发的言论，无须我们这些写印象记的人赘言。
印象当中，庆邦是个讷于言、敏于行的人。平常他的话不多，一般在人多的场合，无论是集体出游还是聚会饮宴，总听不到他的声音，仿佛他这人并不在场。但每逢开口，必有妙语警句或噎人之语。就像他的小说，总是不声不响，却总是那么地道，透着股厚重底蕴和顽强坚韧性，还有眯缝起眼睛笑的那么一股聪明、狡黠的劲儿。
庆邦的祖籍是河南。关于河南人，北京当地多有恶评，最著名的要数董存瑞炸碉堡的段子，英雄人物最后喊的一句话是：“不要相信河南人。”但是对庆邦，相熟的朋友见面总爱逗他说：“你不像个河南人。”如同人们对上海男人说一句“你不像个上海人”那样，调侃之中是实在的褒奖。庆邦听了这话，每每也不言语，只是一味地坏乐。河南籍的刘庆邦实在是个老实人，偶尔还有一点蔫儿坏，笑时不露齿，两腮憋出酒窝，眼睛眯成一条缝。出门总是背一个军挎，夏天的时候是军挎配白衬衫，冬天或者春秋季节就是军挎配小立领的唐装。草绿色的小军用书包几乎成了刘庆邦的标志性装扮。这个纪念物，是否在表明他在怀恋当年——他青春年少时代挤在红卫兵大哥哥姐姐们中间去韶山、去北京大串联的经历？不得而知。只知每逢他给我们这些后生讲起他那段“准红卫兵”历史时，往往都是眉飞色舞，深深自我感动和陶醉。
跟庆邦相识一晃已经有些年头。他是北京作家里受众人爱戴的一个。为人和善，有师长之风。庆邦是个喜欢喝慢酒、说慢话的人。每逢有几个对脾气的朋友把酒围炉而坐，推杯换盏，酒热耳酣，庆邦就脸色微酡，情绪渐渐入港，话也就慢慢绵长。有一年，一个文友送了他一箱“酒鬼”，我们几个爱喝酒又平常说话慢的人就跟他沾了光，跟着足足喝了一秋天又一冬天好酒。那真是幸福的好时光。闲来无事庆邦就喊我们喝酒，有时提拎着酒到作协林斤澜老人家里喝。林老也是慢慢说话、慢慢品酒的人，再加上庆邦的慢慢悠悠，我们就一边小酌，一边听他们讲古道今，味道十分醇厚。有时也抱着酒到“九头鸟”去，跟湖北的辣子叫劲；有时就随便捡就近的小酒馆，要几个没什么名堂的下酒小菜，朋友间慢慢叙旧，话时短时长，酒时慢时快，不知不觉，四五个人，两瓶酒喝光了。散时，醉醺醺的，有点明白“人散后，一弯新月天如水”的意趣。
2000年，我有幸跟庆邦同时签约于北京作协，成为“合同制作家”，差不多属于是“一个单位”的了，在大会小会上更经常碰面。每年年终述职时，庆邦总是高产大户。听他叨咕他的那些巨大的创作量，每年总是十几个短篇，外加中篇，外加每篇小说几乎都被各家选刊转载一遍，全中国的文学刊物上，可不就频频闪烁、每每闪耀“刘庆邦”这个光辉名字嘛！那时候他还要边写作边主持煤矿文联的一部分工作，其工作的辛苦及其写作的勤奋程度可想而知。
庆邦的文章也跟他的人一样，也是娓娓道来，不急不徐，浓描细画，充满了艺术上的悠久耐心。把他的作品连成序列，就会发现，除了写矿工题材，写那些生活在地球底层人们的人性、人情以及彼此间的仇杀与宽宥等等之外，再有就是写女性题材他也是个大拿。当今活跃在文坛上的男性作家中，写女人写得好的还真就是寥寥无几。2003年年初在北京国际饭店召开的《小说选刊》发奖会上，《中国妇女》杂志社的两个小女记者手捧刊物到处送人，而且提出专门要找写女性题材的作家赠送。选刊的老师就把小女记者领到台前领奖的苏童和毕飞宇跟前，说：“喏，这就是你们要找的关心妇女题材的老师。”接着又四下寻摸着，说：“庆邦来了吗？刘庆邦来了没有？”
呵呵。不知后来庆邦接到那份反映妇女生活的刊物没有。看来他关心妇女题材的创作，已经为人所认可。
说他是男作家中最会写女性题材的几个人之一，几乎没有人会否认。周作人曾经说过，考察一个男人的品性，一个是看他对待宗教的态度，一是看他如何对待女人。庆邦文章中对女人有充分的体恤、关爱、善待，有悲悯之情和同情之心，往往将她们形同自己的姐妹。他的众多故事的主角都是女性，而且是乡村原始生命力旺盛、个性充分发展的女性。像《嫂子和处子》《姐妹》《不定嫁给谁》《相家》《女儿家》等等中的女主角，都是这类角色。故事都是在男女关系中展开，因而具有了一定的紧张感，并调动起读者对结局的预期。
《嫂子和处子》中的两个女人——二嫂和会嫂在民儿面前的强悍、盛气凌人、恃强凌弱、强迫就范，让一个出身不好的年轻人失去了童子之身，这简直就是一个很好的反女权的性政治文本。在这里，“强奸”的主角是由女性担当的，男性是被欺凌与被强奸的弱者。《姐妹》里来自同一个庄上的福梅和福兰，先后嫁到外乡以后开始还好得跟姐妹一般，后来因为彼此不经意说了各自的底细，一个说另一个小时候到了12岁还尿床，另一个说对方小时候曾偷过队里的红薯，因而两人交恶，事态进一步扩大之后两人发展成仇人。所谓“姐妹情谊”就因为彼此揭短的一句话而崩塌。庆邦在此得出的最深刻的结论是，人到了一个新地方后，都不愿意带着自己过去的影子，尤其是那些属于阴影的部分。因此福梅后悔把福兰也引荐嫁到庄上来，“她把陈庄的闺女拉扯到卞庄，等于把她的底细也拉扯过来了。一个人走到哪里，你的底细老是像影子一样跟着你，终归不是什么好事”。（刘庆邦：《姐妹》《十月》2001年第2 期刊载）文中写的虽然是两个女人的关系，实际上还是写“政治”，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政治。
在这些意旨深远的小说中，庆邦似乎总是适时地对女权主义的理论进行不动声色的反诘。甭管她们叫嚷的什么“姐妹之邦”情谊之类的，实际上纯粹都是瞎扯，在人的行为因素中，“利益”才是至关紧要的，不管男人女人，谁欺负谁，谁强奸谁，谁跟谁好或者不跟谁好，最终都要服从于利益原则。
而另一类至真至纯的乡间女子形象的刻画，则充分表明了刘庆邦的美学原则。像《鞋》里给对象做鞋的姑娘守明，《梅妞放羊》里边的梅妞，《响器》里吹大笛的姑娘高妮，她们都天真未凿，充满人性的善良和质朴。几个故事本身不让我们惊异，我们惊异的却是作家对于女性心理的细腻把握和逼真描绘。若说《响器》和《鞋》里人与音乐合一、人在恋爱阶段的思维还算比较好展现的话，那么梅妞在与小羊羔亲昵嬉戏时产生的身体萌动就不那么好表达了。庆邦却也能给写得惟妙惟肖，还稍微有那么点“情色”色彩，真不知道他对女人的全身心的深刻理解是从哪里来的。
其实，我最早读的刘庆邦的作品是他的《家道》和《走窑汉》，那是充分显示作家的思想深度和刻写力度的作品，已经得到了专家和读者的一致称赞，获得过多方面的好评。接续《家道》这一系列的是《葬礼》和《户主》等与作家自身经历密切相关的作品，它们是从作家血液和血缘深处流淌出来的东西，情深意切，感人至深！而接续《走窑汉》系列的是《神木》《幸福票》《在牲口屋》一类，那也是作家生活经历的又一种见证，而且是刻骨铭心的生活往事。对于矿井和矿工生活的描写，将会是他终生挥之不去的题材。相比之下，他的那些描写女性生活的题材，倒像是顺手拈来，毫不费力，想表达什么意思，就借着这些女人们的形象表达一些什么意思，一般不会让自己的感情和别人的情绪伤筋动骨，在艺术上也是纯熟、老到，倒有点像炫技的意思了呢！
在新的一年的总结会上，庆邦的身份已经是北京作协的专业作家。在向领导和同志们汇报了他那更加巨大的创作生产量之后，他抚今追昔，不由自主发感慨：倘若不努力工作，便无以对得起这份职业。他说他甚至连每年的大年初一，一大早起来，也还是照常要坐到书桌前进行创作。勤奋工作不光成为了一种个人生活习惯，同时也在表明他对生活的热爱和感激。善良的人总会有好的回报的。祝愿庆邦在新的一年里龙马精神，万事大吉！
2003年4月18日
南方的王干
1
用“南方”这一地理方位来标识王干，盖是由于受了他的新著《南方的文体》的启发。“橘生淮南而为橘，逾淮北而为枳。”中国南北学术风格传统的差别，便是将南方的帅哥才子，一律做成北方的领袖萎人。王干因其生与长都在南方，荫着南方树木的葳蕤，吸附着南方秀水的氤氲，因而灵动，因而茂盛，因而稠密，因而耐力持久，因而能在风头浪尖上随中国的新文学思潮颠簸跌宕直干到今。
也许会因而难腐或不朽？
某日，一群文友包括王干等在京都的酒吧闲聚，众人以猜谜益智的方式来打发盛夏夜晚燠热的时光。其中戴诗人口拈一谜“气死太监”，用来打一人名。众人皆奋力憋住心底的洞明，竭力装出一本正经的哑然。其间一名叫徐坤的女性，因不胜酒力也不明机关，晕头涨脑地瞪着酒杯脱口而出说：“不……是王……干吧？”
“轰”的一声，坏蛋们强忍住的笑一下子全都给引爆出来。戴诗人恶作剧成功似的连笑不止，王干也跟着众人暧昧地笑，露出他一粒粒整洁细腻的南方小玉米牙，非但不恼，嘴角还暗暗上翘出几分宽容的骄傲。
2
其实，这篇文章换一个跟王干更熟悉点的人来做更为合适，比方说，任意一个跟他一道从新时期一步一步扎扎实实走过来的男女青年文人。大概他们每一个人都会信口讲出一大串有关“成长的烦恼”的好玩故事给观众听。指派我来完成这样一项任务，故事就会多少显得有些支离破碎、不甚连贯。因为，我在1996年仲夏见到王干时，王干已经“老”了。
所谓“老”了：（1）是指相对于当年他站在王蒙家院子里的枣树下，一脸阳光灿烂，如同北方暖冬里一株小树般极力向上挺拔的青春情景而言。几年的时间过去，王蒙家的院子里依旧有两棵树，一株，是枣树，另一株，还是枣树。
据可靠资料记载，王蒙跟王干进行十次对话的日子，具体应是在1988—1989年之交。其时，王干也就是28岁左右吧？28 岁，在我不甚可靠的阅读记忆当中，当是钱钟书归国任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开始萌发写作《围城》之念的时候；也是李敖决定不再穷经皓首追踪先师足迹，而是另辟蹊径“造反”，以别一种方式进行文化突围的时候；还是胡适被选为北大英文部教授会主任，预备挑起“问题与主义”论战的时候……此等罗列并无他意，只是感慨“自古英雄出少年”时代之不可追。生不逢时，当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文人的命定际遇。若非如此，王干那一支充满朝气与灵秀的笔书写的将是怎样的“别一种历史”，谁也不敢轻易对此妄言。
然而，命定的辉煌想躲也躲不开。至少，王干28岁时的这一部《对话》，已经作为“《新时期十年文学大观》的简写本”（批评家蒋原伦语）而当之无愧地载入中国二十世纪末文学批评史。
（2）也是指经过十多年的文学批评实践，王干已经建立起他自己独立于京派、海派两大文化脉络之外的，一种新型的批评写作文体：南方的文体。用他自己的话说，“南方的文体不是一个流派，也不是一个‘主义’，更没有宣言，他是评论的一种状态，一种犹如蝉之脱壳之后的新状态。南方的文体是一种作家的文体，是一种与河流和湖泊相对应的文体……”（王干：《寻找一种南方文体·自序》）。
王干用这样一种方式给自己的批评定位，足见他的智慧和聪颖。是文体而不是体系，这样既避免了打正面的遭遇战，免受一切所谓“正统”学人的攻讦诘难，同时又聪明地给自己确立了从边缘向中心突进的某种可能。实际上已经不是“可能”，而是一种既定的事实，他已经用他十余年来的创作批评的实绩，赫然矗立在中心的位置上了（用北京老百姓的话讲，就是已经成“腕儿”，已经有“款”了），他的南方文体不再是一种稚嫩粗疏的假设，而是这些年来一直伴随着他的批评的武器，是一种切实的强有力的批评方法上的沿革。他以一种流动的、描述性质的批评本文，向我们传统的固态思维提出挑战。在学院圈子里做科，卷子通常是被从后往前审阅，先查引用了多少拉丁洋文，再查掉书袋子的数目。做着做着学问，猛一抬头，却发现已经被学问给做了，这时难免就要心虚气短心力衰竭。而远在南方的王干因其超脱了师承，超脱了地域那种无形的“场”所发散出的圈里规范，因而也就能一直保持着年轻健康的体魄，文字之中少了一份限制与羁绊，多了一份怡情与忘我。所以他的灵气、他的少年老成的调皮也就藏也藏不住地在流动的描述中汩汩涌动着时隐时现。
3
如果说，中国八十年代的文学批评总是跟那么些个业内人士所熟悉的名字连在一起的话，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学批评界，无疑也少不了“王干”这样一个名字的。
在没认识王干之前，就听到了坊间散布的种种关于王干的传说。用同是写小说的朋友小关的话说：“一个地区有一个像王干那样的批评家特别重要，要不咋能那样快推出一大批文学新人来呢？”用外文所晓强兄的颇为知根知底的话说：“王干就像一个头羊，率领着江苏的群羊，一拨一拨地冲向中国文坛牧场。”用北京最新晚生代作家座谈会上的七嘴八舌的发言记录说：“咱们《北京文学》怎么就不能像南京《钟山》那样往外推新人呢？你看王干，做出多少江苏新人出来？”
言语之中不乏感叹、羡慕之意。
4
当然，近两年来江苏文坛咕嘟咕嘟成串往外冒男性新人（很奇怪只冒男新人不冒女新人），除了跟新人们自己的刻苦努力、跟苏童、叶兆言等榜样力量的鼓舞、跟江苏众家杂志社的编辑们的栽培分不开外，还跟全国各地文学界一批同是六十年代出生的、正年富力强有朝气有才干的年轻男编辑同志们的辛勤培育分不开。他们共同在为推举新人、为中国的当代文学建设进行着无声无言实实在在的努力。仅举一斑：
王干，1960年出生，主编有“新状态丛书”，作家出版社，1996年出版，内收五位六十年代出生作家的作品；
李师东（《青年文学》副主编），1962年出生，主编有“晚生代丛书”，华侨出版社，1996年出版，内收八位六十年代出生作家的作品；
宗仁发（《作家》主编），1962年出生，率先在杂志推出“青年作家小辑”并策划“联网四重奏”活动，将杂志的封二封三开设成青年作家影集窗口；
兴安（《北京文学》副主编），1962年出生，主编有《蔚蓝色天空的黄金——当代中国六十年代出生代表性作家展示》（小说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5年12 月出版。
……
一代作家的成长，总是与一代批评家、编辑家的成长密不可分。比起那些“述而不作”或“著而不述”者，再或者是那些喜欢在成功者的头上捅一炮，专事拆台解构然后建构自身者，他们这些年轻的批评家、编辑家的劳动应该说更有意义，也更应该得到广泛的认同和尊重。
5
如果仅仅是具有才子气，那么王干还不足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成为众家之首，兀立于才子之林。这个世界能够动不动随便耍出点小聪明的男子几乎比牛毛还要多。王干还有他做为文人才子的十分仗义豪侠的一面。这一点他倒颇有些不太南方，而是显得相当北方，有些像我们北方的血性男儿。我不知道别人对这个“义”字抱有怎样的心理，至少，在我这样一个北方女人的心中，衡量一个男人的最通常、最基本品质时，“义”字当是高于一切。若是缺了道义、不讲信义、少了正义、毫无仗义，那么这位男人就好比是印度的一种黄颜色的咖喱软饭，“looks like shit and tastes like shit”，看着像屎吃起来也像屎。
当然文人有时一遇到一点风吹草动就爱做鸵鸟，这里边也有极其漫长复杂的历史原因可以追溯。说起来似乎是有情可原。可也正是在这时，那些仍然直立者才更显出了难能可贵的品质。南京的青年作家朱文的一本新书出了一点小小的波折一事，很可以让立志于文学事业的青年们从中窥出许多值得思索颇堪玩味的东西。闲来无事可以随意翻翻各地杂志报刊，顺耳听听各个方向来的传言，看看谁家还在继续发他的稿子，谁家还在一如既往地给他做着评论，我想这实在是一件很有趣味的事情。
王干的评论题目是：《船上 车上 马上——朱文的游走美学思想》，文载《山花》1996年8月号。
早在1993年，王干曾做过一篇题为《一个幽灵：自省或批判——新潮文艺中的“文革”阴影》（《文艺争鸣》1994年第1 期刊载）的文章。文章在纠察诊疗了新时期文艺中的种种“文革”延续下的政治病灶之后，作者得出了一个比较中庸的结论：“事实上，这些年先锋文艺的兴盛就说明‘阴影’并不是最可怕的敌人，而商业化、金钱的诱惑才是毁灭先锋的‘敌杀死’。”以后的事实证明王干还是有点太乐观了。时隔三年，当历史进程已经推进到二十世纪的最后几个年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具雏形，且已经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实惠，而距离“文革”开始和结束也已经整整三十和二十周年的时候，我们所不愿看到、不愿听见的蓄意诋毁改革、扼杀社会主义文艺新生事物的“文革”式的大批判语言仍如幽灵一般在古老的大地上徘徊。对此，王干文尾的结句：“如何在我们的思维中剥离‘文革’的限制与压迫，走出那个巨大的阴影，已变成了一个不可回避的难题实实在在地放在我们面前。……还是要把‘文革’病灶的危害缩小在最小范围内，以保证先锋文艺健康并且充满青春活力地生长”，此番话语倒是深中肯綮，且具有无限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6
1996年仲夏我去江苏扬中参加笔会，与朋友顺路到《钟山》编辑部蹭饭。载着我们的车子七拐八拐，穿过南京老城一路婆娑的梧桐浓荫，才在一处端庄的类似于医院白色病房的所在前停了下来。上得南方的木质小楼，又是一阵七拐八拐，找到编辑部的牌子，探头探脑进去，对着那密不见人、层峦叠嶂的火锅城（王干语）一般间壁起来的写字间喊了一声：“王干——”
“……”
没听清他回答了什么，总之是王干应声出来，身上并无炭火炉蓖烟熏火燎的乌涂痕迹，一件丝质的亚麻宽松上衣，一条质地柔软的栗色休闲裤，一双高邦的、美军侵略越南时在丛林里穿的那种软牛皮的翻毛软底鞋，一口松软温润的南方普通话，整个人清清爽爽，不是南方的帅哥才子又能是什么？！
忽然就想起小时候看过的卡通片《没脑筋和不高兴》，想起那些个大脑袋小细脖的聪明小人儿，不由得就偷偷地笑了。
1996年8 月8 日
荆歌：飘逸一才子
这是一个典型的江南才子，长发飘飘，有着莎士比亚一般的巨大头颅，鼻梁穹隆突兀地耸起，三维立体的脸部有着鲜明的异族遗传痕迹。
这人高高瘦瘦，脚步徐缓，在江南小巷濡湿的青石板上无声地走着。冷风细雨斜潲而来，间或吹见隐藏于宽大袖管中苍白的十指——那正是他借以揭破日常生活真相的利器。
这个家伙，不说话时，眉宇间会显出淡淡的诗人般的孤绝与郁悒；而一旦他笑将起来，俏皮狡黠地呲出虎牙，顷刻之间，乖张放诞的皮相，又把这一切脉望都给破了。
这就是荆歌，一个敏感脆弱而又欢乐多情的朋友。多数时候，你分不清哪一个是真正的他，哪一种性格是真正属于江南才子的脾性，哪一种是属于长不大或不肯在现实世界中长大的率性顽童。
就是这么个过分夸张欢乐、同时又是极度脆弱敏感的荆歌，在湿漉漉的南方小镇上，激情四溢、兴致勃勃、执拗而认真地喃喃细语。以他自己南方人的方式，语速很慢，很清晰，富有节奏感，每个音节都要力图发出声音，绝不含混偷懒。不像北方人，说话快时，总会含混过几个音节，在喉咙里一带而过。他总是固执而漫漶地以他自己的语调把事情讲下去，不急不徐，流连忘返，迷恋地讲述《粉尘》《鸟巢》《枪毙》《漂移》《千古之爱》《八月之旅》里的故事，一笔一笔，摹写着江南濡湿的童年记忆。潮湿的才气，就从那笔划里缓缓而出，极度膨胀，丰饶和臃肿了我们身体的每一处感官。当下生活也被那江南烟雨一并洇湿了，仿了古，成了一幅幅旧画，间离出一段段美学效应。于是，人世间的每一粒粉尘都成了流年郦影，都有了可供咂摸的醇厚滋味。
跟荆歌兄的相识，一晃也有了近十年时间。十年一觉扬州梦。十年烟雨满苏州？（现在也许应该说是南京。）十来年间，荆歌将自己的地理坐标不断纵横迁徙，从家乡吴江直到苏州，又到南京省作协，成为一名专业作家。期间活动半径的变化不可谓不大，然而，桃花不知何处去，人面依旧笑春风，他仍是初在北京三环安贞桥边“玫瑰坊”本邦菜馆见面时的模样：精瘦，长发，细高，孤悒，一眼望去，不是艺术家就是诗人。内里，也未见得他如何改变，不光是写作的风格、题材的一以贯之，就是对朋友的真诚友善，也丝毫未变。见面时他那满脸的笑意，仍是当年我们社科院一行人初次去苏州吴江同里时，他热情接待、一路殷勤为探看的样子；也是我们再次、多次去苏州同里退思园叨扰时，他不厌其烦、热情洋溢相陪相伴的虔诚模样。
文人总是靠气相接。气相投时，谁也没有理由不互相喜欢。朋友相聚，荆歌总是最无私、最忘我的一个。他妙语连珠，呲牙咧嘴，鬼话连篇，制造欢乐，牺牲自己，取悦他人，有时往往不惜把自己灌醉掉也要真心把朋友陪好。
最为有趣的是，2002年秋天，我们竟在鲁迅文学院的学习班上，不期然当起了四个半月的同学。一百多天的时间里，虽然每天朝夕相见，回想起来，竟乏善可陈，没有什么清晰难忘的记忆，远不如每次在苏州城里见他时的亲密热烈——什么原因呢？也很难说。在那个受世人睥睨关注的狭小窘迫空间里，“授受不亲”会变得格外触目惊心，每一个代表地方政府前去学习的有理想的文学老青年，都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不愿意孔雀东南飞，而后自挂东南枝。或许更是因为，不只是审美要有距离感，就连朋友间的地久天长，也是需要一定的美学距离来维持的。天天的楼上楼下、低头不见抬头见，听一样的课，说一样的话，吃一样的饭，再好的朋友，也失去了新鲜感，交流时没有了火花，相距咫尺，反倒有了深刻的疏离。
荆歌的不变，他性情的一以贯之，应该得益于这些年来他个人生活的相对稳定——比方说他的妻贤子孝、家庭和美，他的跟我们一样四十而立、应该进入大修年龄段的身体各零部件的充分健康、起步停车上路运转一切正常……就是说，这么些年来，荆歌这部瘦车还从来没出过险，没发生过大的事故，他个人的身体以及灵性丝毫没有受到无谓损耗，并且在事业进阶上还呈直线形步步升高趋势……所有这些，都是造成他能指剩余、力比多异常、解闷儿宣泄、游戏主持编辑这本《情爱对话》的俗世根源。
不管他同不同意，至少，我是这么想的。呵呵。
这本《情爱对话》，于他而言，应是屈才之作，或者游戏之说。就像是在鲁院校园里曾经有过的那样，为着消磨漫长的光阴，南方同学通常会在夜晚闲暇时光里拉着朋友打牌消夜。荆歌也曾是积极主持者之一，他不惜献出自己的好茶好烟，悉心侍奉，也要尽邀朋友们玩上一把。且他牌风凌厉，知人善任，藏而不露。尽管做庄，也要虚怀若谷，躲闪腾挪，尽量照顾到每位参与者的感受，最大限度地牺牲个人输赢而给诸位玩家以快慰感受。他自己又从中得到什么了呢？
可能得到的就是幸福。手谈的幸福。说话的幸福。能够置身在人群之中的、未被那无限广大的空漠苍凉包围吞噬的幸福。
既如此，游戏一场，都是见情见性，谁还会在意牌打得好打得臭呢？
这场《情爱对话》牌局也是，当红的年轻作家几乎被一网打尽，捉对厮杀，相见出牌。众人皆是看着荆歌的面子，信任他的口碑和为人，回报他对朋友的忠诚和热忱，纷纷慷慨相助出来捧场，给他当说客，以自己辛辛苦苦赚来的江湖名声做担保，来聊些个不疼不痒的大众化泛化题目，陪荆歌过足一把主持人的瘾。
若说，主持人就是那么好当的吗？当然不是。任何一档节目，都直接表现的是策划和主持者的趣味。荆歌的这档栏目毫无疑问，处处体现出他个人的江南情调，才子趣味。如果换成一个北方人，情形大概就不相同，就不会有这么多绵软的尖团音，话语就会朝着凌厉、铿锵、掷地有声的方向节节逼进。
荆歌倒也不辜负人们的信任，竟然一直做将下去，搞得有声有色，还被评为杂志里最受欢迎的栏目。作为组织者，他得小心纠偏，既让它靠近于流俗，又小心翼翼，握着缰绳，不让谈话的方向往鄙俗的围栏靠拢。同时，要做总结，要理出关键性指导性的词汇，不至于让谈话成为一堆混乱观念的大杂烩，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这时，我们才知道，荆歌原来还有另一方面正经的组织才能。
在选题的策划上，看得出他也颇费了一番脑筋。应时的题目，如何做出不同的效应？就因为发言的是作家，多半还称得上是年轻的作家，他们的话语就具有权威性吗？倒也未必。人多嘴杂时，就能显出各自情趣、品性的不同。看人在里边争抢说话，权当是看个人才智和心性的展示。每每看到熟悉朋友的发言，既觉亲切，有时也难免窃笑。
比方说那个大才子陶文瑜，功底深厚，满腹经纶。同时也是个极其聪明的促狭鬼。跟荆歌在一起，每每他们都成了哼哈二将，相得益彰，斗嘴斗得有趣。
汤海山，那个年轻英俊的“干部同志”，也是荆歌的死党，有签单和派车权。每次我们前去，他都被荆歌拉来全程陪同，鞍前马后，任劳任怨。众人嬉笑时，他则腼腆地侍立一旁，不多言多语。然而，见他在谈“性感”一章里几句不多的发言，优雅品性立现，令人刮目相看！
还有叶弥、魏微、戴来、朱文颖等一干江南美女，大家都喜欢荆歌，并且拔刀相助，但也个个机敏过人，显然她们对这个长着一张莎士比亚脸庞的家伙，怀着应有的警惕。还好，捧完了场，人还是囫囵个儿的，并没有被他给带到沟里去。
最后不得不说的是，尽管我对荆歌兄的才气高度赞美，但在这部小书中，有些题目，比如《换妻游戏》一节，超出了我个人的底线，换成我，是不会去做的，对其倾向和趣味也不尽赞同。性幻想是一回事，道德责任是另一回事，必须严格区分开来。就个人而言，对于爱情、婚姻、家庭，我还是有着保守主义倾向和宗教情绪，从不认为它可以轻侮或轻慢。这关涉到一个人的内心伦理与美学趣味问题。当然，我的这种个人选择，并不妨碍男人们兴致盎然地对此讨论与苛责。然而对于书中如汤海山般的往来有序和谈吐优雅，仍百倍尊崇而心向往之。
2005年7月24日
魏微：从南方到北方
魏微是健康的，美丽、纯粹、落落大方。她给周围人留下的印象是：几乎没有什么缺点。
她的自画像在她的小说以及一些自述里能隐约见到。
第一次见魏微，还是在2000年的秋天，跟几个朋友应邀去杭州乐园做客。我们从北京出发，魏微跟随另外一个朋友从南方出发，同时到达那里。那一次玩得很开心。魏微喜欢玩牌，一玩起来，乐得什么似的，咕嘟咕嘟抽烟，还爱笑，朗声的，笑出了许多她那个年龄姑娘特有的顽劣和娇憨。在杭州，并没有工夫真正交谈，几个人得空就玩牌，天昏地暗，忙得连说话的时间都没有。极痛快。那之前，曾得魏微馈赠大作《情感一种》，是“新新人类另类小说文库”之一，魏微独具特色。她差不多是第一拨被命名为“七十年代以后出生作家”和“美女作家”的为数不多几个人当中之一，应该算做那批人中的“元老”。早期作品收录于《情感一种》那本书中，个别篇什以前在杂志上就读过，《在明孝陵乘凉》《姐姐和弟弟》等等，都极漂亮，给人留下的印象深刻，似乎都有成长之痛，很沉静，很真，令人慨叹。前者很华彩，记得是当年就上了《北京文学》评选的短篇小说排行榜；后者很发力，执拗得近乎于偏执，不可理喻的情绪，表达得很丰满。
后来，魏微就辞去了在南方的工作，只身来到北京，驻扎下来，专心写作，踏上了一条险峻的职业写作生涯。偶尔，众人还会聚在一起吃吃饭，玩玩牌。更多的时候，则因为大家都忙，北京地理交通又不顺畅，见一次面不容易，便只能偶尔通通电话互致一两声问候。
对魏微，我一向觉得有点熟悉了，可是当真正拿起笔，想写下这篇文字时，却发现在眼前走动着的那个真实可爱的魏微，实际上是模糊的，不确定的，充满了悬疑和捉摸不定的变数。比方说我们不知道她具体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我们也不知道，究竟是怎样一种伤痛和情感方面的经验和记忆，支配和支撑着她的简洁、内敛的写作叙事；我们也不知道她的“南方”究竟是具体的还是她想象当中的濡湿南方；我们也更无从知道，她的“北方”——这个她已经遭遇或者可能遭遇些什么的“北方”，又能提供给她什么样的干燥写作动力或资源。我们只知道，她在她的文章里，无论南方或者北方，都是一派蛰居而又匆匆过客的模样。
而这些问题，在讨论别的作家时，就根本碰不到。对于那些相熟的或不相熟的六十年代往上出生的作家，我们能清晰了解每个人的履历：故乡、出生地、毕业学校、所学专业、生活经历、成长阅历……这些，都有助于了解作家秉承的文化资源和自我知识结构。然而，对于七十年代往后出生的作家，也包括魏微，这一切都模糊了。这给我们传统的知人论世的研究方法造成了很大的挑战。
这就是魏微的暧昧，以及隐秘。
也许就在她美丽健康外表的后边，隐藏着不为人所知的隐秘的伤痛和忧郁。身处俗世，热爱生活，酷爱加入集体游戏，积极主动与周围同志打成一片，会笑，会说话，明朗又快乐——这就是魏微辛勤奉献给大家面前的魏微。但是在这个欢乐的魏微背后，有一个缠绵、感伤、温婉、忧郁、沉湎于内心的小女孩魏微，远远地游离于我们这个时代之外，安静而有些执拗地叙述着伤痛的成长。那是属于她出生的那个潮湿的南方小城的，个人记忆中的艰难成长。她总是愿将个体的成长，有效地与历史发生关联，但却又尽力使它与我们今天的现实毫无瓜葛。从这一点说，她是她们那个“七十年代以后出生”作家中的异数。
来北京后的魏微，跟上个世纪写《情感一种》时候的魏微已经有了很大不同。当然，这也只是通过读她的文章而做出的结论。在今年年初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布老虎中篇·春季号》里，有魏微的《夏日1986》。那是一篇用力很深的作品，探索人的内心情感和两个年龄差距很大的男女之间的性爱关系。文中的“姐弟”关系一次次陷入紧张，又一次次得到舒缓。最不能想象的是这惶惶几万字还只是个开头，她正将此铺陈成一个长篇。如此单纯的人物关系，如此单纯的生活背景（她甚至将一切时代记忆和痕迹都故意抹去，努力凸现“成长”本身这个让她迷恋不已的母题，那正是她的乐趣和偏好之所在），要无限地延展下去。我们在为她的才智暗暗喝彩的同时，也不由自主替她捏了一把汗。但是一个人的写作兴趣，是不会因为别人紧张看出了汗而自行中止的。她还会不断继续努力地去制造惊人效果，以体会艺术创造的极度快乐。
魏微是个心性很高，同时又能保持自律，在写作上从不肯马虎将就的人。不光是在同龄人中魏微显得独树一帜，即便是跻身在其他的作家群体中，魏微也时时放射出光彩。她的短篇小说，一直出手不凡，在今年还被中国小说学会评选为优秀短篇之一。
今年年初时，读到她在《青年文学》杂志上开的专栏，开篇谈《关于七十年代》的那篇文章，生动，漂亮，富于激情和理性。许多三十岁往上的老同志们读了后都眼前一亮：江山代有才人出，或许根本不应以“群”或“代”论英雄，而应以“个体”来甄别才对吧？
后来也许是承受了某种压力，牵扯到某些连带关系，后几期魏微做的专栏笔锋收敛，明哲保身，又返归到书写成长记忆，将自身归囿于一个相对安全的地带。但同时，这个地带是不是也面临着越来越狭窄的危险呢？
2002年6月1日
艾真：美女·狗·作家
我认得艾真家的这条狗。这是一条乳名叫“小妹儿”的小土妞儿。我见她的时候，她还是一只地道的小柴狗，刚从玉龙雪山脚下那个著名的丽江方向乘飞机“偷渡”而来，跟着她的主人住在北京四环路亚运村西边一座人声鼎沸的二十二层公寓楼里。那时的小妞儿，笨笨的，羞羞的，一双黑葡萄似的水汪汪狗眼睛，浑身黑白双色的皮毛，活像一个小熊猫仔。见了人来，“吱——扭”一声，闪到桌子底下，抱着一根假的肉骨头，啃啊咬的磨着小细牙，同时绷起狗脸，一脸严肃相，细致老练地观察打量起来人，眼里闪烁着高深莫测的狗生哲学。
想不到，两年不到的工夫，小柴火妞就出落成一个地道的美女作家！美人儿变得体形丰满圆润，谈吐仪态万方，穿着土褐色狗毛吊带背心，眼睛也变成了双眼皮，一见有客人来，扑上去就热情欢呼套近乎，一个劲地撒娇邀宠，摇尾乞怜，也不管对方是脑袋还是屁股，一律伸出小舌头“噗噜噜、噗噜噜”地乱舔，舔得人一脸一身的狗哈喇子。见此情景，有哪一个叫作“人类”的那个“东东”能不动心呢？又有谁能不被狗类的友好情意所打动？人类这个时候脑海里一定会不由自主地涌起那段著名的《狗的礼赞》：
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的好友可能和他作对，变成敌人。他用慈爱培养起来的儿女也可能变得不忠不孝。那些最感密切和亲近的人，那些用全部幸福和名誉所痴信的人，都可能会舍弃忠诚而成叛逆。一个人所拥有的金钱可能在最需要的时候它却插翅飞走；一个人的声誉可能断送在考虑欠周的一瞬间。那些一贯在我们成功时屈膝奉承的人，很可能就是当失败的阴云笼罩在我们头上时，投掷第一块阴险恶毒之石的人。在这个自私的世界上，一个人唯一不自私的朋友，唯一不抛弃他的朋友，唯一不忘恩负义的朋友，就是他的狗。
或者呢，人类族群的脑海里也会刹时间回想起那个著名的尤金·奥尼尔的《一只狗的遗嘱》：“不管我睡得有多沉，依旧能听到你们的呼唤，所有的死神都无力阻止我兴奋快乐地对你们摇摆尾巴的心意。”
这些话说得多么深刻而动听啊！虽然说得都未免有点沉重，完全是人类以自我为中心的感觉，将自己的人生哲学强加于狗类身上，但是那些信条、格言仍然能够千古流传万世流芳，赢得人类的普遍赞许。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狗类一族一直未能开口说话，他们没法吐露真言，用狗嘴道出自己的生存哲学。
如今，一个掌握了话语权利的狗版小愤青傲然问世了！且还是个美女作家咧！这该有多酷啊！
来看看这条笔名叫“酷儿”的美女狗作家的自述吧！看看她毫不掩饰、做作，大胆而狂妄，颠覆了自以为是的人类多少既成的理论和经验。
这条小美女狗作家，从小耳濡目染，跟着她那个编小说的崔艾真“麻麻”，偷看了太多的属于“儿童不宜”的文学类书籍，因而世界观变得奇形怪状：既简单，又复杂，既感性，又抽象；能说出一些大道理，又不理解这些大道理究竟代表着什么。她的家里呢，又整日价宾客盈门，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来的都是一些似有精神病的一类文学人物。小美女狗作家就偷偷地听偷偷地学，慢慢地就变成了小妖精，也学会了臧否人物，指点江山，在贬低他人的同时不忘了给自己树立口碑——所谓“口碑”，也就是民间口口相传、私下里传老婆舌、用吐沫星儿堆起的一块块石牌牌。小美女狗作家总是要先声夺人，见谁就往谁身上扑，先舔他们一脸狗哈喇子，再抱住大腿往人身上蹭，赢得一番“性感”美名。
这些特点，都是被小酷儿的崔艾真“麻麻”给揭发出来的。她的“星妈”之所以要把女儿特长如实道来，也是因为熟谙明星炒作之道，知道女儿成名以后，身上的缺点立即也会成为优点，所以她要适时抖搂出一些，为狗仔队提供一些炒作猛料。
这个小柴火妞啊！获得的赞美越多，柴火妞先前的自卑越是荡然无存，渐渐把做人的道理也摸透了。她心里说：唉！哪一个美女作家不是出身平庸，长相一般，有一肚子狗心眼呢？我为什么就不可以来一下子？
于是酷儿就牛刀小试，果然显出了力量。
这是我所见过的最会说话的狗了。激情充沛。喋喋不休。看来，有了文化的狗，果然不同凡响。尤其是女人，掌握了话语权，可以向整个世界表达和倾诉，还可以随意对人和狗进行褒贬。汪！汪！汪！
这又是一条典型的聪明而不用功的小美女狗作家，优裕，闲散，悠然自得，表面贤淑，而内心狂野，艺术口味刁钻苛刻，十分懂得低调做人、高调做狗的道理，也会遵循德行、仁义、正直、友善这些狗类的优点。对于豢养她的人类——也就是养育她的爹和娘，以及掏钱买她书的衣食父母们，有绝对的忠诚和信赖，低眉顺目，笑脸儿相迎；同时，作为一个小美女，她也很自我，有时难免狗眼看人低，看人下菜碟。
小狗美女知道，朝夕相伴是一种力量。她的崔艾真“麻麻”和她那个其其格姨妈，最初脑筋一热，就学做“蛇头”，把她从丽江老家给“偷渡”回来，而一旦上手养上，就会舍不得离开。尤其对于崔艾真“麻麻”家这个资深丁克家庭来说，第一胎是狗，可不得了咧！狗爹狗娘爱她爱得把命也都豁得上。那样一种深爱和依恋，是用狗的语言难以言表的。
美女狗作家在感激涕零之余，她也时常这样想：回望自己的生活，如果她现在还在那个高原上的东巴小县城里，现在该是什么样子？说不定早已儿女成群，面相衰老，每日为了生存而奔波忙碌。哪像现在，如此小资，如此格调，如此布波族啊……
小美女狗作家知道自己现在已经离不开自己的养父母，离不开北京这座大县城。并且，她也知道自己将伴着他们度过十几年的好时光。父母在，不远游。世界上最浪漫的事情，是能够陪伴在父母身边，相偕相伴，一点点变老。她要每天对他们迎接、相送、撒欢邀宠，永远不弃不离。这是责任，也是快乐。同时，她也要把自己狗类一族的生活态度传导给他们：热爱生命，随遇而安。就像她娘总结的那样：
睡觉要有沙发睡，骨头每顿都有喂，玩耍要够不要累，犯了错误不挨捶。
呵呵，够意思吧？
这就是一条小美女狗作家的欢乐人生。我们已经见识了各种各样的狗。这个小美女狗狗非同一般：它既不像尤金·奥尼尔的《一只狗的遗嘱》和屠格涅夫的《木木》里的狗那么沉重，也不像彼得·梅尔《一只狗的生活自白》和恰佩克《嘿，杰西卡》里的狗那么循规蹈矩过完幸福一生，更不像石墨谦吾和秋元良平的《再见了，可鲁——一只狗的一生》那么有准备地煽情。这个来到人世才两年的美女酷儿，还比较痴顽，叛逆的思想比较严重。她轻松、戏谑、捣蛋、破坏、出其不意、异想天开，正值青春美年华，还不知道什么是忧愁，也不太关心自己是死在人前边还是人后边（有谁会在一出生就想到死亡？又有谁会因为惧怕死亡而拒绝出生呢？）对她来说，反正，活着就是快乐。
这只美丽聪明的来自西南高原的小美女，在这个物欲横流、狗欲当道时代里，借着女权主义猖獗之机，利用手中掌握的话语权利，一吐自己对人世的讥诮之音，以及对爹妈的感恩戴德之情，同时也倾诉着大千世界里，她和她的人类爹妈彼此相识相知的欢乐与愉悦。
2003年9 月21日
（崔艾真：《小狗酷儿》，春风文艺出版 2004年9 月）
张洁：恨比爱更长久
这是我早就想写，然而却一直延宕至今的题目。这个结论让我惊悚，我只怕它一说出口，就把“我们”——无数女人对现世爱情的期待给彻底泯灭了。这样一本用血和泪、疯狂与绝望共同交织构筑而成的《无字》天书，谁能破译得了？怎能想见，写出《无字》的张洁，就是二十年前，那个满怀亲爱、泪眼迷蒙呼唤《爱，是不能忘记的》的张洁？二十年是一个什么概念？二十年的风刀霜剑在一个灵性充溢、智性高韬的女人身上刻下数道年轮后，便会使她修成如此正果吗？
无字天书。无字我心。《无字》其实哪堪破译？！它只如一把无形的利剑，将人世间善男信女对待情事的一点点虚幻，尖锐地挑破了。很凉。也很伤感。作为叙事主角的女主人公吴为，在追忆自己与丈夫胡秉宸及其前妻白帆的关系时，时时回顾追溯母亲叶莲子与父亲顾秋水、外祖母墨荷与外祖父叶志清的一世情缘。三代女人的爱情遭际，一个世纪的离乱沧桑，压抑在传统、流俗、战争与革命情境下的命运坎坷，都令我们扼腕叹息。我们优柔的同情之心被深深地触动了，如同在读《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时一样，书中的结论，在我们心间形成一个大大的疑问：俗世之中，男女之爱，与母女之间的血缘之亲，究竟孰轻孰重？谁是我们最后的情感寄托和皈依？不敢想，不敢问。只是将浸透着血和泪的一本天书拿起来，又惊恐地放下，再拿起来，再放下，如是反复，不忍卒读。
从前我们在《爱，是不能忘记的》那里懂得了爱，深深的爱，由禁忌之中而一定要完成和坚守的爱；现在，我们却在《无字》天书里理解了恨，由无际的爱而化生出来的恨，它同样是柔肠百转、刻骨铭心。若说在世袭传统压迫之下，祖母墨荷与母亲叶莲子那代女人的爱情命运还仅仅是可怜；那么像吴为与胡秉宸建立在革命年代的，有着强大的以反叛为前提的自由自主之恋，到最后竟也脆弱得不堪一击，这已稍微显得有些不可理喻。通常而言，男人都是功利之中的俗物，被生存迫压得躲闪来躲闪去，在计算精确后，总要找一个最稳妥的巢穴供自己安放沉重的肉身之躯；而只有女人能够单纯为爱而疯狂、而歇斯底里。这其中有男权文化一贯统辖、迫害、教唆的原因，也有女人自身内分泌方面的毛病，为爱情而燃烧起来的女性躯体，靠自身力量根本无法控制和扑救。无论是书中那个白帆还是吴为，其实是犯了一样的女人通病，以局外人之眼观瞧，不知她们反复离婚结婚复婚，共同为着争夺一个老同志胡秉宸到身边来供养，究竟有什么意趣。其实她们都很优秀，都能凭自己的力量生活得很好，比那个老来怀才不遇的胡秉宸要活得更好。依今人观点论之，只要她们把目光稍稍从胡秉宸身上侧开去，越过一面巴掌山，看看，好男人在路上到处都有，何必为一个负心人而撕扯不休？
然而，不行。她们的青春年华，她们的血与肉，名誉与热忱，都与这个人浇铸在一起了，她们为他付出了太多，她们的青春热情都要被他吸空、淘干殆尽。他总是把自己和她们分别合成一个人，又总是把自己从她们之中的一个身上强力撕开去，撕碎了，撕成两半，再与另一个人拼接，又粘贴成新的一个人，从而重重地伤害另一个。仿佛他喜欢做这样的游戏，从中得到充分的成就感和快感满足。那便是过往年代给男人脑中遗下的“妻妾成群”的后遗症毒瘤。而女人，在一个思想和身躯业已解放了的时代，谁还堪自己的身体总被撕裂？谁堪自己总被左一次右一次撕扯得血肉淋漓？
由此，怎能不生恨？！撕皮捋肉、撕心裂肺的爱，全身心的奉献、毫无保留而付出的爱，全都化成了恨，痛心疾首的恨，无以复加的恨。她们的恨是一条蛇，嘶嘶作响，吐着疯狂的芯子，将愤怒的火焰喷向仇家。只要她们的仇家还活着，就构成了她们自己艰苦活下去的力量。这恨直到仇家死的那一日方可泯灭。但仍不能泯灭，因为他的死不足以将情债偿还，却反而将她们自身恨着他、摽着他的“活着”也一起葬送掉了。构成她们存活的精神支撑登时垮塌，她们也随之满怀失落、惆怅与怨愤地死去。大幕合拢。人世间的一幕情戏方才收场。
女人们啊！
……然而这恨，却总显得虚浮，显得不那么真切。因为她发现自己明明还是不能放弃，明明还是不舍。在邂逅往日情人时，她尽量装作冷漠，假意寒暄，假装视而不见。然而在擦肩而过的一刹那，她仍听见自己心里“怦”的一声，竟发现眼角不争气地湿了。这时候她才知道，她嘴里说了多少恨，可她心里蕴满了多少爱呵！她为这种爱而愤懑、羞惭，同时充满自艾自怜。
哀莫大于心死。心中还有恨，就值得庆幸，因为毕竟没有忘怀爱，没像电脑没被装置时那样的白痴傻瓜。假如有了爱，不懂得细细体会和珍惜，像那个白帆和胡秉宸，只把它当成阴谋和手腕，那也是白活得可怜。生而为女人，本身就是不幸，就是苦命。一道凄婉哀怨的母性血缘，便是“我们”共同的来路，天生无法选择；而几许未来明亮的去处，却是可以通过奋争而达到。就像那个果敢的第四代女人婵月一样，说走就走，想爱就爱，命运完全由自己主宰。谁也休想以爱情或其他的名义欺侮、蒙骗，令我疯狂自挂东南枝，我却可以运用六脉神剑大法，想把谁挂在树上就把谁挂在树上。
爱不可怕，恨也不可怕，可怕的是冷漠。是见面假装不相识，是激情、热望、真心的泯灭，是一辈子都难以复苏的生命热忱。那些伟大的作品流传于世、散发永久魅力的原因，正是在于恨。在于说不完道不尽排遣不开宣泄不尽的恨，它将人带入无限形而上的迷思之中，促使我们早日将人生在世的生存疑惧破解。
而没有爱，哪来的恨？
正是爱，提供了一切恨所必需的先验性前提。
超度他吧。就像超度一朵谵妄的花。那样一种男人的水性杨花。
爱情本无所谓善与恶，只有自作自受，心甘情愿。
心、甘、情、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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