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的教授陈寅恪

陈寅恪是赫赫有名的学术大师，他与季羡林的关系，可用“名师高徒”四个字来概括。季羡林与陈寅恪的接触是从清华大学开始的。他在清华西洋文学系（后来改名外文系）读书四年，除了一大堆必修课，还选修、旁听了一些名家的课程。朱自清、俞平伯、朱光潜、郑振铎、谢冰心等先生的课他都听过。后来他总结自己的求学收获时发现，必修课乏善可陈，而选修的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和旁听的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课，却印象深刻，受益匪浅。陈寅恪的课在季羡林心中播下了一颗学术种子，季羡林去德国留学，选定的专业是印度古代语言，特别是佛教梵文，陈师播下的种子便生根开花了。

陈寅恪（1890年7月—1969年10月），字鹤寿，江西修水人。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先后任职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

当年陈寅恪先生教课没有讲义，用的参考书是《六祖坛经》，季羡林专程进城到王府井北边的大佛寺请回一本。陈先生上课时，先把相关资料抄写在黑板上，然后对材料进行解释、考证、分析、综合，对其中的人名、地名格外留意。他做学问有实事求是精神，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学生听他的课，如同夏日饮冰，是一种无法比拟的享受。

除了听陈先生的课，季羡林上学的时候，与陈寅恪没有更多接触。他一次都没有去过陈先生的家。只是有时在校内的林荫道上，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看到陈先生穿着朴素的长衫，肘下夹一个装满资料的布包，匆匆走过。

在哥廷根留学的时候，教季羡林梵文的是瓦尔德施密特。瓦尔德施密特是陈寅恪在柏林大学的同学，都是吕德斯教授的弟子。到德国以后，季羡林读吕德斯的著作，发现自己的两位老师都得了吕德斯的真传，从心底感到三生有幸。吕德斯是举世公认的考据大师，这种学风脚踏实地，实事求是，无征不信，不主观臆断，不穿凿附会，这才是做学问的正道。他认准了这条正道，顶住“政治挂帅”“以论代史”的巨大压力，艰难跋涉，终于登上20世纪学术顶峰。这些，从某种意义上说，全赖恩师陈寅恪和瓦尔德施密特之赐。

1945年“二战”结束后，季羡林听说陈寅恪在英国治疗眼疾，立即写了一封长信，向老师汇报自己10年来的学习情况，并附上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和其他刊物上发表的论文。他很快便收到了老师的回信。陈寅恪在信中介绍了自己的情况，说很快就要回国。最重要的是，陈先生说准备向北大校长胡适、代理校长傅斯年和文学院长汤用彤推荐季羡林到北大任教。季羡林喜出望外，立即回信表示同意和感谢。毫无疑问，陈寅恪看了季羡林的几篇论文，认定他完全有能力胜任北大的教学。第二年夏天，季羡林回国后，听说陈寅恪正在妹夫俞大维家，便前去拜访，谈了在海外十年来的详细情况。陈先生叫他去鸡鸣寺下“中央研究院”拜会北大代校长傅斯年，并叮嘱他带上那几篇用德文发表的论文。这次拜会敲定了季羡林此后数十年的工作。

新中国成立以前三年时间，季羡林多次去清华大学看望陈寅恪。知道老师喜欢红葡萄酒，他特意到车公庄买外国神甫酿造的栅栏红葡萄酒，送到清华园。几瓶葡萄酒现在不值一提，当年物价飞涨，算是相当珍贵的了。

一年春天，紫藤花开得累累垂垂，紫光映天。季羡林知道陈先生爱花，便约上周一良、王永兴、汪筏等同学，请陈先生到中山公园来今雨轩赏花，品茶。在兵荒马乱、人命危浅、物价腾飞的环境中，度过了难得的愉快的一天。

1947年冬天，北平奇冷。陈寅恪因为无钱买煤取暖，无法过冬。季羡林将情况报告给了胡适，胡适提出赠送陈寅恪一笔美元，陈寅恪坚决不肯接受。最后陈寅恪决定卖掉藏书换取美元。胡适就命季羡林用自己的汽车去清华园新南院52号陈先生家拉书。装了满满一车西文关于佛教和中亚语音方面极其珍贵的图书，陈寅恪只收了二千美元。其实，在这批图书中，仅一部《彼得堡梵德大辞典》的市价就不止此数。这批图书差不多等于赠送给了北京大学。

1948年季羡林写了论文《浮屠与佛》，解决了一个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他读给陈寅恪听，向老师征求意见。陈寅恪大加赞赏，把它推荐给当时最权威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发表，自此确定了季羡林在中国佛教史研究方面的权威地位。

1995年12月，季羡林在《回忆陈寅恪先生》一文中写道：

在我同先生交往的几年中，我们当然会谈到很多话题。谈治学是最多，政治也并非不谈但极少。寅恪先生决不是一个“闭门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他继承了中国“士”的优良传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从他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出，他非常关心政治。他研究隋唐史，表面上似乎是满篇考证，骨子里谈的都是成败兴衰的政治问题，可惜难得解人。我们谈到当代学术，他当然会对每一个学者都有自己的看法。但是，除了对一位明史专家外，他没有对任何人说过贬低的话。对青年学人，只谈优点，一片爱护青年学者的热忱，真令人肃然起敬。就连那一位由于误会而对他专门攻击，甚至说些难听话的学者，陈师也从来没有说过半句褒贬的话。先生的盛德由此可见。

1951年秋天，季羡林参加中国文化代表团出访印度、缅甸途经广州，需要把大量文件译成英文。季羡林抓住这个时机，前去岭南大学拜会陈寅恪，师生相见甚欢，师母唐筼亲自下厨设家宴款待。没有想到的是，这竟是师生二人最后一晤。在后来的多次政治运动中，陈寅恪成了被批判的对象，虽有人苦口婆心，再三动员，季羡林坚决拒绝参加这种闹剧式的大合唱。哪怕压力再大，他也绝不伤害自己的恩师，这是他做人的底线。

翻阅季羡林先生的文集，他为师友写的纪念文章为数不少。一般是每人一篇，也有两篇三篇的，但为数极少。而他专为陈寅恪写的纪念文章和演讲至少有七篇，这是其他人无法比的。足见他对恩师感情之深。除了上面提到的《回忆陈寅恪先生》外，还有《陈寅恪的学术研究》（1990年）、《陈寅恪的爱国主义》（1994年）、《〈纪念陈寅恪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序》（1988年）、《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一个真正中国的知识分子》（1999年）、《对陈寅恪学术的一点新认识》（2000年）和《陈寅恪先生二三事》（2002年）。季羡林对陈寅恪的治学和为人，都有准确科学的概括。关于陈先生的治学，他说：

寅恪先生为一代史学大师。这一点恐怕是天下之公言，决非他的朋友和弟子们的私言。怎样才能算是一代大师呢？据我个人的看法，一代大师必须能上承前代之余续，下开一世之新风，踵事增华，独辟蹊径。如果只是拾人牙慧，墨守成规，决不能成为大师。综观寅恪先生一生治学道路，正符合上述条件。他一生涉猎范围极广，但又有中心，有重点。从西北史地、蒙藏绝学、佛学义理、天竺影响，进而专心治六朝隋唐历史，晚年又从事明清之际思想界之研究。从表面上看起来，变化莫测，但是中心精神则始终如一。他号召学者们要“预流”，也就是王静安先生和他自己所说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新学问”，学者能跟上时代，就算是“预流”，这一点必须着重指出。他喜欢用的一句话是发前人未发之覆。在他的文章中不管多长多短，他都能发前人未发之覆。没有新义的文章，他是从来不写的。他有时立一新义，骤视之如石破天惊，但细按之则又入情入理，令人不禁叫绝。寅恪先生从来不以僻书来吓人。他引的书都是习见的，他却能在最习见中，在一般人习而不察中，提出新解，令人有化腐朽为神奇之感。（《〈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序》）

关于陈先生的为人，他说：陈先生一是爱国，二是骨头硬。关于后者，他在《对陈寅恪先生的一点新认识》一文中补充说：

中国历史上出了许多铮铮铁骨的知识分子，千载传颂。孟子说：“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此之谓大丈夫。”我过去对“硬骨头”就只能理解到这个水平。现在看来，是远远不够了。寅恪先生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现代的、科学的说法，拿来用到我所说的“硬骨头”上恰如其分。

北大校长胡适

胡适（1891—1962），原名嗣穈、字希疆，参加留美考试后改名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现代学者、历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

季羡林1946年到北大任教之前，与胡适并无交往。在清华上学的时候，他听过胡适的演讲，1932年10月13日，他在当天的日记里这样写道：

听胡适之先生演讲，这还是第一次见胡先生。讲题是文化冲突的问题，说中国文明是唯物的，不能胜过物质环境，西洋是精神的，能胜过物质环境。普通所谓西洋物质东洋精神是错的。西洋文明侵入中国，有的部分接受了，有的不接受，是部分的冲突。我们虽享受西洋文明，但总觉得我们背后有所谓精神文明可以自傲，比如最近班禅主持时轮金刚法会（指“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客戴季陶等拉拢当时的班禅喇嘛，在北平等地发起“普利法会”，诵经礼佛，以超荐天灾病祸中死去的鬼魂—笔者），就是这种意思的表现。Better is the enemy of good。我们觉着我们good enough，其实并不。说话态度声音都好。不过，也许为时间所限，帽子太大，匆匆收束，反不成东西，而无系统。我总觉得胡先生（大不敬！）浅薄，无论读他的文字，听他的说话。但是，他的眼光远大，常站在时代前面我是承认的。我们看西洋，领导一派新思潮的人，自己的思想常常不深刻，胡先生也或者是这样罢。

事后不久，季羡林又见胡适、梁实秋、徐志摩等人于1928年创办的《新月》月刊上，发表了胡适的一篇文章《四十自述·我怎样到外国去》。读后他仿佛对胡适增添了好感，因为这显然是关于出国留学的经验之谈，季羡林本来也有出去的打算；而且，他还知道了胡适的家境并非阔绰，为了不伤母亲的心而违背自己的愿望与江冬秀结了婚，后来他又与美国的女友长期通信来往，后者始终未婚……季羡林从中似乎感受到某种浪漫主义的情调。

过了十几年，1946年深秋，季羡林到北大报到，成为胡适的下级。除了教学，胡适还委托季羡林协调印度学者师觉月在华的学术活动，筹办泰戈尔画展，负责留学生的工作。胡适比季羡林大了整整20岁，彼此的人生经历有很大差异，季羡林和胡适在北大共事不到三年，是工作中的上下级。这段时间，胡适经常要去南京，他们并非朝夕相处，论说是扯不上多少关系的。可是，偏偏不然，他们有很好的私谊，季羡林回顾自己的一生，认为对他影响最大的有六位恩师，胡适是其中之一。季羡林认为自己从德国回来被北大聘为教授、东语系主任，胡适对自己有知遇之恩。季羡林是一个极重感情的人，也是一个知恩必报的人。所以，要评价胡适，他不可能保持沉默。“文革”结束之后，重新评价胡适，季羡林是一位扛旗人物。

胡适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风云人物。他在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和教育史上都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胡适一生的经历相当复杂。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亲自发动过对胡适的批判，全国知识界对胡适口诛笔伐，批得体无完肤。要公正客观地评价胡适，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据最近披露的材料，1957年2月16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接见政协知识分子代表时，说过一段出乎众人预料且意味深长的话：“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找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二十一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转引自《名人传记》2015年总481期87页。）可是季羡林并不知晓毛泽东的这一段话。他的重新评价胡适，完全是一种巧合。

1954年，从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资产阶级唯心论起，批判之火不久便烧到了胡适身上。这是一场缺席批判。胡适远在重洋之外。大陆学界人士，争先恐后，万箭齐发。季羡林没有凑这个热闹，他一直保持沉默。1987年11月，季羡林写了一篇文章《为胡适说几句话》，起因是他在报刊上看到一篇文章，说胡适“一生追随国民党和蒋介石”。季羡林以为不然，他的意见是“胡适是一位非常复杂的人物，他反对共产主义，但是拿他那一把美国尺子来衡量，他也不见得赞成国民党。在政治上，他有时想下水，但又怕湿了衣裳。他一生就是在这种矛盾中度过的。他晚年决心回国定居，说明他还是热爱我们祖国大地的。因此，说他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说他‘一生追随国民党和蒋介石’，都不符合实际情况。”这几句话，无疑有翻案的意思。搞了多年政治运动，许多人心有余悸，有人劝季羡林不要发表，免得招来麻烦。可是季羡林不听，文章发表了，结果还不错，没有挨批。自从改革开放之风吹绿了中华大地，人们的思想得到空前解放，1996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决定出版一部超过两千万字的《胡适全集》。主编这一重要职位，出版社选定季羡林担任。季羡林自认为不是胡适研究专家，竭力推辞。但是出版社说，现在北大曾经同胡适共过事而过从又比较频繁的人，只剩下季羡林一人了。这是实情，季羡林只好应允。季羡林为《胡适全集》写了一篇长达一万七千字的序，副标题是：还胡适以本来面目。意思是想拨乱反正，以正视听。这篇序文从胡适在中国近百年来学术史、思想史上的地位，作为学者的胡适、作为思想家的胡适、作为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的胡适以及作为人、作为“朋友”的胡适，多角度、多侧面地评价了胡适矛盾又极其复杂的一生。尽管如此，他还是用“盲人摸象”的故事形容包括自己在内的人们对胡适的评价，认为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探索。在文章的结尾季羡林写道：“有一点我们都是应该肯定的：胡适是一个有深远影响的大人物，他是推动中国‘文艺复兴’的中流砥柱，尽管崇美，他还是一个爱国者。多少年来泼到他身上的污泥浊水必须清洗掉。我们对人，对事，都要实事求是，这是我们从事学术研究的人起码的准则。”后来，又有人邀季羡林在《学林往事》中写一篇关于胡适的文章，季羡林从台湾访问回来后抱病写完。这一篇文章的副标题是：毕竟一书生。原因是，那一篇序文的副标题说得太满，借这一个副标题说明自己对胡适的看法，比较实事求是。

1999年3月季羡林应邀访问台湾，在繁忙的学术交流活动间隙，季羡林特意到胡适和傅斯年的墓地凭吊。回来以后，有两篇真情感人的散文问世。其中《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从他与胡适直接交往的点点滴滴，写出了一个有血有肉的活脱脱的胡适。此处摘录几段，以飨读者：

在此后的三年内（指1946—1948年—笔者），我在适之先生和锡予（汤用彤）先生领导下学习和工作，度过了一段毕生难忘的岁月。我同适之先生，虽然学术辈分不同，社会地位悬殊，我们见面的机会非常多。他那一间在孑民堂前东屋里的狭窄简陋的校长办公室，我几乎是常客。作为系主任，我要向校长请示汇报工作。他主编报纸上的一个学术副刊，我又是撰稿者，所以免不了也常谈学术问题。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待人亲切和蔼，见什么人都是笑容满面，对教授是这样，对职员是这样，对学生是这样，对工友也是这样。从来没见他摆当时颇为流行的名人架子、教授架子。

适之先生是非常懂得幽默的，他决不老气横秋，而是活泼有趣。有一次召开教授会，杨振声先生新收得了一幅名贵的古画，为了想让大家共同欣赏，打开铺在一张极大的桌子上，大家都啧啧称赞。这时适之先生忽然站了起来，走到桌前，把画卷了起来，作纳入袖中状，引得满堂大笑。

季羡林回忆了在解放前的三年中，发表过的两篇学术论文：一篇是《浮屠与佛》，一篇是《列子与佛典》。第一篇讲的问题正是胡适同陈桓争吵得面红耳赤的问题。季羡林根据吐火罗文解决了这个问题。

第二篇文章，写成后我拿给了适之先生看，第二天他就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说：“《生经》一证，确凿之至！”可见他是连夜看完的。他承认了我的结论，对我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这一次，我来到台湾，前几天，在大会上听到主席李亦园院士的讲话，他讲到，适之先生晚年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时，在下午饮茶的时候，他经常同年轻的研究人员坐在一起聊天。有一次，他说，做学问应该像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那样。我乍听之下，百感交集。这说明，适之先生一直到晚年还关注着我的学术研究。知己之感，油然而生。

在这篇文章中季羡林讲述了自己亲眼看到的两件事。解放前夕，北平学生经常示威游行，比如“沈崇事件”、反饥饿反迫害等，背后都有中共地下党在指挥，胡适对此当然心知肚明。但是，每次北平国民党的宪兵和警察逮捕了学生，他都乘坐他那辆当时北平还极少见的汽车，奔走于各大衙门之间，逼迫国民党当局释放学生。他还亲笔给南京驻北平的要人写信，据说这些信至今犹存。这已经不能算是小事了。另外一件事是，北平解放前夕，有一天季羡林到校长办公室去，一个学生走进来对胡适说：昨夜延安广播电台曾对他专线广播，希望他不要走，北平解放后，将任命他为北大校长兼北京图书馆馆长。他听了以后，含笑对那个学生说：“人家信任我吗？”这个学生的身份他肯定明白。但他不但没有拍案而起，怒发冲冠，态度依然亲切和蔼。

季羡林认为，胡适以青年暴得大名，誉满士林。他一生处在一个矛盾中，一个怪圈中：一方面是学术研究，一方面是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他一生忙忙碌碌，倥偬奔波，作为一个“过河卒子”，勇往直前。不知道他是否意识到自己身陷怪圈。当局者迷，作为旁观者，季羡林是看得一清二楚的：其实胡适本质上是一位学者，一介书生，一个好人。作为思想家，他没有独立的体系，他毕生都在行动。他不是政治家，却热衷政治活动，是一个“书呆子”。

季羡林对胡适的评价，可以说是打破坚冰，开了一个实事求是的好头。2004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了一本《思想操练—人文对话录》，谈到旧时一些著名的大学校长。作者之一智效民认为：“胡适当年在中国公学当校长时，就干得很好。后来做北大校长，虽然没有多久，但是在中国大学校长的历史上，胡适无疑是一位出色的校长。罗尔纲回忆他当年在中国公学读书时的情景，对胡适的民主作风和开明办学风格，很怀念。他说：‘进学校后，首先使我感到痛快的，是学校不挂国民党旗，星期一上午不上国民党纪念周。学校办公室前，竖有许多木牌，给先生贴壁报用，那些壁报，有左派办的，有国民党员办的，有国家主义派办的，有无党无派办的。胡适一视同仁，准许学生各抒己见。’”另一位作者高增德说：“胡适1946年从美国回来做北大校长，总是提倡要独立研究，不盲从，不受欺骗，不用别人的耳朵当自己的耳朵，不用别人的头脑当自己的头脑。”这些见解，对研究中国思想史和中国教育史，以至改革当今的大学教育，无疑都是有益的。

蔼然仁者汤用彤

汤用彤（1893—1964），字锡予，祖籍湖北省黄梅县，生于甘肃省渭源县。中国著名哲学史家、佛教史家，教育家、著名学者。现代中国学术史上会通中西、接通华梵、熔铸古今的国学大师之一。与陈寅恪、吴宓并称“哈佛三杰”。季羡林是幸运的，昔日的“哈佛三杰”都是他的老师。

汤用彤早年毕业于清华学堂。留学美国，入汉姆林大学、哈佛大学深造，获哲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国立东南大学（1928年改为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为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常务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汤用彤通晓梵语、巴利语等多种外国语文，熟悉中国哲学、印度哲学、西方哲学，毕生致力于中国佛教史、魏晋玄学和印度哲学的研究。所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隋唐佛教史稿》，用科学方法系统地阐述了佛教在从印度传至唐朝这一时期的发展过程、特点、佛学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的相互关系；详细地考察了中国佛教各个学派、宗派的兴起和衰落过程及其原委。他对中国佛教史料中关于佛教传入汉族地区的时间、重大的佛教历史事件、佛经的传译、重要的论著、著名僧人的生平、宗派与学派的关系、佛教与政治的关系等都作了严谨的考证和解释。由于他对佛教有系统的研究，因而对印度哲学发展过程也有深入、全面的了解，他在《印度哲学史略》中采录了中国所保存的不少重要史料，并作了考证和评价。其学术成就获得中外有关学者的一致好评。

1997年5月28日，季羡林写了一篇《回忆汤用彤先生》，文章结尾处写道：

我之所以崇敬锡予先生，忆念锡予先生，除了那一些冠冕堂皇的表面理由以外，还有我内心深处从来没有对别人说起过的动机。古令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我不敢谬托自己是锡予先生的知己，我只能说锡予先生是我的知己。我生平要感谢的师辈和友辈，颇有几位，尽管我对我这一生并不完全满意，但是有了这样的师友，我可以说是不虚此生了。

季羡林上大学的时候，因为和汤用彤不在同一个学校，没能成为汤用彤的授业弟子。但是，他的文章和道德季羡林是熟知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汤用彤早已是他崇拜的对象。在季羡林的想象中，汤用彤是一个瘦削慈祥的老人，有五绺白须，飘拂胸前。

1946年，季羡林从欧洲回国，陈寅恪先生举荐他到北大任教。当时汤用彤任北大文学院院长。那年秋天，季羡林从上海乘海轮到了秦皇岛，又从秦皇岛乘火车到了北平。汤用彤让阴法鲁先生到车站去迎接。第二天，阴法鲁陪季羡林到设在北楼的文学院院长办公室去谒见汤用彤，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季羡林见到的汤用彤同他想象的模样大不相同，只见他面容端严慈祥，不苟言笑，却是即之也温，观之也诚，真蔼然仁者也。汤先生虽留美多年，学贯中西，可是身着灰布长衫，脚踏圆口布鞋，望之似老农老圃，没有半点“洋气”，没有丝毫教授架子和大师威风。季羡林的心中不由自主地产生了崇敬之感。晚上汤用彤和夫人设家宴为季羡林接风，季羡林见到了幼年的汤一介，没有想到，多年后他们成了同事和密友。从这一天起，季羡林成了北大的副教授，开始了新的生活。他绝没有想到的是，过了一个多星期，至多不过十天，汤用彤先生忽然告诉他：他已经被聘为北京大学正教授兼新成立的东方语言文学系系主任，并且还兼任文科研究所的导师。季羡林感到既光荣又惶恐不安。这是谁的力量呢？他心里最清楚：背后有一个人在。这是汤用彤先生的厚爱与提携。季羡林做副教授任期之短，是前无古人的，这无疑是北大的新纪录，以后60年也没有人打破这个记录。季羡林对汤先生的感激是不难理解的。但是，季羡林心中总还有一点遗憾之处：就是没有能成为汤用彤先生的授业弟子。1947年，汤先生开“魏晋玄学”课，课堂就在季羡林办公室的楼上。这真是天赐良机，焉能放过！而且听先生讲课，正是他求之不得的。在当时，一位教授听另外一位教授讲课，被认为是匪夷所思的事。季羡林却不顾这些恳切地征得了汤先生的同意，成了他班上最忠诚的学生之一，一整年没有缺过一次课，而且每堂课都工整地做听课笔记，巨细不遗。这一大本笔记，至今尚存。这样一来，季羡林就成了汤先生的弟子，了却了一个夙愿。

当时的北大真正是精兵简政。只有一个校长胡适之，还经常不在学校，并没有什么副校长。一个教务长主管全校的教学科研工作。一个秘书长主管全校的后勤工作。六个学院：文、理、法、农、工、医，各设院长一人。也没有什么院长联席会，什么系主任联席会。专就文学院而论，汤用彤孤身一人，聘人、升职等汤先生一个人说了算。因为他为人正直，办事公道，从来没有出过什么娄子。系里遇到麻烦，季羡林总是去找汤先生。他不动声色，就帮季羡林解决了困难。他还帮季羡林在学校图书馆要了一间教授研究室，所有要用的书都从书库中提到研究室里，又派一位研究生马理女士帮他整理书籍。室内窗明几净，季羡林心旷神怡。能写出几篇颇有新见解的文章，不能不说是得益于汤用彤先生的帮助。

北平解放前夕，南京方面派来一架专机，来接几位著名教授到尚未解放的南方去，其中就有汤用彤。但他坚决不走，他期望看到新中国。后来汤用彤被任命为北大校务委员会主席，算是一个“过渡政权”。把一个完整无缺的最高学府交到人民手中。1952年，北大从城里搬到西郊的燕园。政府任命马寅初先生为北大校长，当时只有两个副校长，其中一个是党委书记江隆基。实际上，主管教学和科研的副校长就是汤用彤先生一人。汤先生担任副校长、校务委员会主席，直到1964年逝世。1956年季羡林被评为一级教授，又被遴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这是中国一个读书人至高无上的称号。除了名誉以外，还有颇为丰厚的津贴，真是“名利双收”。季羡林以为能够有此收获，除了自己的努力之外，与汤用彤先生的提携是分不开的。

汤用彤自1954年患脑溢血，长期卧床。稍能行动，就回到了自己热爱的学术上。他于1961年撰写《何谓“俗讲”》一文，1962年著《论中国佛教无“十宗”》一文，谓“十宗”之说是把某种学派之称为“宗”和某种教派之称为“宗”混同为一。由于考证精详，纠正了国内外学人长期所执之谬误，一时间脍炙人口。

1963年5月1日晚，汤用彤上天安门城楼观赏焰火，由周恩来总理导见毛泽东主席。“毛询问公之身体状况，嘱公写短文，并言其阅读过公所撰全部文章。”1964年5月1日汤用彤病逝。

1993年8月，海内外近百名学者在北京隆重举行了纪念汤用彤先生诞辰百周年学术座谈会，并筹资设立汤用彤学术基金，奖励研究佛教、魏晋玄学和汤用彤学术思想卓有建树的青年学者。

为纪念汤用彤先生诞辰100周年，一家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论文集。季羡林在为文集作序时满怀深情地写道：

锡予先生的治学范围，当然不限于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他在魏晋玄学的研究方面也有精深的造诣；对隋唐佛教也做过深刻的探讨；旁及印度哲学和欧美哲学。他完全当得起“会通中西”这一句话。

汤先生的人品也是他的弟子们学习的榜样。他纯真、朴素、不为物累；待人宽厚，处事公正。蔼然仁者，即之也温，他是一个真正的人，他是一个真正的学者，他是一个真正的大师。

我自己没有得到机会程门立雪。我在德国住了十年以后，先师陈寅恪先生把我介绍给汤先生和胡适之先生，我得以来到了北大，当上了教授。此后我以学生教授或教授学生的身份听过汤先生“魏晋玄学”的课。我觉得每一堂课都是一次特殊的享受，至今记忆犹新，终生难忘。我不自量力，高攀为锡予先生的弟子，以此为荣。

“博士父亲”瓦尔德施密特

1935年12月中旬，季羡林看到哥廷根大学贴出的通告，下学期瓦尔德施密特教授开梵文课。瓦尔德施密特是刚从柏林大学调来的，接替原来教梵文的已经退休的西克教授。最引起季羡林兴趣的是，瓦尔德施密特出自名师—柏林大学梵文研究所的海因里希·吕德斯教授。吕德斯是一位赫赫有名的大家，在梵文研究的许多方面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堪称古代梵文碑铭研究的泰斗，每逢印度发现了新的碑铭，本国的梵文学者不能解读时，最后会说：“去请吕德斯吧！”俗话说“名师出高徒”，季羡林知道，瓦尔德施密特是陈寅恪的大学同学，能有机会跟他学习，季羡林自然喜出望外，他下定决心，抓住机会学梵文。他思来想去，认为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影响太大了，需要对中印文化关系作一番彻底研究，或能有所发现。梵文太重要了，回国以后再想学，就没有机会了。

季羡林毕生要走的路终于找到了。这个选择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在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哥大有悠久的研究梵文的传统，许多大师级梵文学者曾在此执教。在东方研究所高斯-韦伯楼上，临街的一面墙挂着德国梵文学家的照片，有三四十人之多，可见德国梵学之盛。大学图书馆的梵文藏书在德国首屈一指。这样的条件在当时德国是独一无二的。

瓦尔德施密特全名为恩斯特·瓦尔德施密特，生于1897年，德国佛学、印度学家。1930年在柏林大学任梵语、巴利语讲师，1935年任哥廷根大学教授，印度学系主任。1985年病故。

1936年4月2日季羡林第一次上梵文课，年轻的瓦尔德施密特教授发现，课堂上只有季羡林一个学生。学生虽少，老师讲课却一丝不苟。这样一对一的教学持续了两个学期，从第三学期开始，增加了两名德国学生，一个是历史系学生，另一个是乡村教师。他们有一定的梵文基础，所以从第二学年插班。尽管有一定基础，因为梵文语法十分复杂烦琐，那位历史系的老兄经常被老师问得张口结舌，眼睛发直。季羡林的学习也非一帆风顺，但他横下一条心：一定要迎难而上，非跳过龙门不可。

根据季羡林当年“学习簿”的记载，在瓦尔德施密特1936—1939年授课的七个学期中，他除了选修多达20种与专业有关的课程外，主要攻读包括印度古代语言在内的印度学专业课程：

1936年夏学期，初级梵文文法；

1936—1937年冬学期，梵文简单课文，译德为梵的翻译练习；

1937年夏学期，马鸣菩萨的《佛所行赞》，巴利文；

1937—1938年冬学期，印度学讨论班：《梨俱吠陀》；

1938年夏学期，艺术诗，印度学讨论班：《布列哈德奥义书》；

1938—1939年冬学期，巴利文：长阿含经；印度学讨论班：梵文佛典；

1939年夏学期，梵文，印度学讨论班：《普耀经》。

这些功课，都是由瓦尔德施密特一人教授的。为了这些功课，季羡林要做大量的课前准备，下一番常人无法想象的苦功夫。他必须学会运用施腾茨勒的《梵文基础读本》、雅克布·瓦克尔纳格尔的《古印度语语法》、弗朗茨·基尔霍恩的《梵文文法》、海德曼·奥尔登堡的《佛陀》以及吕德斯的《印度语文学》等工具书。其中，施腾茨勒的《梵文基础读本》已有百余年历史，德文版重印了17次，被译成其他多种文字。1960年季羡林在北大开设梵文课即采用这本书，用汉文译出，编成讲义，后经他的学生段晴和钱文忠补充，在国内公开出版。

至于巴利文，也是一种印度古代文字。起源于北印度的中古印度-雅利安语，与古印度-雅利安吠陀语和梵语诸方言关系密切。约公元前3世纪，佛教口传至锡兰，公元前1世纪用巴利文记录下来，成为标准的佛教国际语言，与上座部佛典《三藏》一起传入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和越南。巴利文作为文学语言在印度14世纪停止使用，但在其他地区延续使用至18世纪。所以，要想进行佛教梵文研究，必须熟练掌握和运用古典梵文和巴利文。因此，季羡林攻读的专业课程，除巴利文、佛教梵文典籍如《普耀经》外，还有公元前1500年以前的《梨俱吠陀》、公元前5—前4世纪的《奥义书》、公元4世纪前后的古典梵文艺术诗、公元7世纪的梵文文法体系等。这些属于高年级的课程，都是先由瓦尔德施密特选出原著，季羡林课下准备，上课就翻译，其难度可想而知。总之，季羡林涉猎广，钻研深，为他日后从事梵文古典文学作品的翻译以及佛教经典和佛教梵文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季羡林对瓦尔德施密特的教学方法很感兴趣，回国后他给学生讲课时介绍过这个方法。为此，“文革”中他竟落了个“鼓吹德国法西斯教学方法”的罪名，多挨了几次批判，但他并不服气。“文革”后著文称，这种说法“百分之九十九点九是胡说八道，他们根本不知道，这种教学法兴起时，连希特勒的爸爸还没有出生哩”！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教学方法呢？德国19世纪著名东方语言学家埃瓦尔德曾说：“教语言如教游泳，把学生带到了游泳池旁，把他往水里一推，不是学会游泳，就是淹死，后者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这便是典型的德国式教学方法，是由瓦尔德施密特在季羡林身上成功实验过的。

第一学期，瓦尔德施密特教授讲梵文语法，第二学期就念梵文原著《那罗传》，接着读迦梨陀娑的《云使》等。从第五学期起，就进入真正的讨论班，读中国新疆吐鲁番出土的梵文佛经残卷，第六学期开始，导师同他商量博士论文的题目，定为《〈大事〉中偈陀部分限定动词的变化》。从此季羡林在上课教课之余，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啃那厚厚的三大册《大事》，这是一部分量非常大的混合梵文佛典，用散文和诗歌混合写成，诗歌（偈陀）部分保存了较多的方言成分。研究这些限定动词的变化，可以揭示一些方言典籍梵文化的某些规律。

“二战”爆发后不久，瓦尔德施密特被迫应征从军。已经退休的西克教授接替他的教学任务。季羡林一面听课，一面继续论文写作。1940年秋，论文基本写好。季羡林把它送给回家休假的瓦尔德施密特审阅，没想到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插曲。

季羡林为论文写了一篇“导论”，想用“导论”来显示自己的才华，在洋洋万言的“导论”中，他将搜集来的有关混合梵语的资料以及佛典由俗语逐渐梵文化的各家说法罗列在一起，巨细无遗，面面俱到。论文交给老师没过几天，瓦尔德施密特就把他叫去，仍然像平日一样，面带笑容地把论文还给他。季羡林接过去一看，只见大部分都无改动，只在“导论”部分前面画了一个前括号，后面画了一个后括号，意思是这部分的内容必须全部删掉。瓦尔德施密特见季羡林发愣，解释说：“你讨论这个问题，费劲儿很大，引书很多，但都是别人的意见，根本没有你的创见。你重复别人的意见又不完整准确。如果别人对你的文章进行挑剔和攻击，从任何地方都能下手，你是防不胜防，根本无还手之力。因此，我建议把导论通通删掉。”这席话宛如当头棒喝，让季羡林哑口无言，他心潮翻滚，难以平静。过了好一阵子，才清醒过来，由衷地感激教授，重新写了一篇文字极短、论述精当的“导论”。

1940年12月23日是季羡林论文答辩的时间。瓦尔德施密特刚好回家休假，但是英文教授勒德尔却有病住院，学校决定先口试梵文、斯拉夫语言学和进行论文答辩，以后再补英文口试。答辩中，季羡林感觉，教授们提出的问题，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样复杂刁钻。

第二天晚上，是圣诞节前夕。季羡林去老师家祝贺节日。季羡林刚一进门，瓦尔德施密特就向他道喜，说他的论文是Sehr gut（优），印度学（Indologie）Sehr gut，斯拉夫语言也是Sehr gut。他与教授一家，围坐在挂满彩灯的圣诞树旁，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平安夜。

1941年2月19日，季羡林补英文口试，瓦尔德施密特也参加了，又得了一个Sehr gut。就这样，他以四个“优”通过了博士考试，拿到了博士学位。

1980年冬天，季羡林去西德访问，哥廷根是活动的一站。来到这座熟悉的小城，他最想见到的就是自己的“博士父亲”瓦尔德施密特。瓦尔德施密特教授和夫人居然还都健在。教授已经是八十三岁高龄，夫人年寿更高，是八十六岁。一别三十五年，重又会面，真有相见反疑梦之感。老教授夫妇显得非常激动，季羡林心里也如波涛翻滚，一时说不出话来。他们围坐在不太亮的灯光下，杜甫的名句一下子涌上心头：

人生不相见，

动如参与商。

今夕复何夕？

共此灯烛光。

四十五年前季羡林初到哥廷根，同瓦尔德施密特教授第一次见面，以及以后长达十年相处的情景，历历展现在眼前。那是剧烈动荡的十年，中间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没能过上几天好日子。大战一爆发，教授唯一的儿子就被征从军，死在北欧战场上。不久，教授也被征从军。他预定了剧院的票，到了冬天，剧院开演，他不在家，每周一次陪他夫人看戏的任务，就落到季羡林肩上。深夜，演出结束后，季羡林要走很长的路，把师母送到山下的家中，然后再摸黑走回自己的住处。在很长的时间内，教授家那座漂亮的三层楼房里，只住着师母一个人。老师的处境如此，作为学生，季羡林的处境更糟。烽火连年，家书亿金。祖国在受难，他的全家老老小小在受难，他自己也在受难。每夜思绪翻腾，往往彻夜不眠。而且头上有飞机轰炸，肚子里没有食品充饥，做梦就梦到祖国的花生米。大概有六七年之久。季羡林就是在这样的景况中学习、写论文、参加口试、获得学位。教授每次回家度假，都听季羡林的汇报，看他的论文，提出意见。季羡林取得的很多成就离不开他的这位老师。

现在，他们终于又会面了。会面的地方不是在季羡林熟悉的那一所房子里，而是在一所豪华的养老院里。教授已经把房子赠给哥廷根大学印度学和佛教研究所，把汽车卖掉，搬到养老院里来了。院里富丽堂皇，应有尽有，健身房、游泳池，无不齐备。但是，到这里来的都是七老八十的人，多半行动不便。对他们来说，健身房和游泳池实际上等于聋子的耳朵。他们不是来健身，而是来度晚年的。头一天晚上还在一起吃饭、聊天，第二天早晨说不定就有人见了上帝。一个人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心情如何，可想而知。话又说了回来，教授夫妇孤苦伶仃，不到这里来，又能到哪里去呢？

就是在这样一个地方，教授见到了自己几十年没有见面的弟子。季羡林一下汽车就看到在高大明亮的玻璃门里面，教授端端正正地坐在圈椅上。看样子他已经等了很久。他瞪着慈祥昏花的双眼，仿佛想用目光把学生吞下去。握手时，他的手有点儿颤抖。他的夫人更是老态龙钟，耳朵聋，头摇摆不停，同30多年前完全判若两人了。师母为季羡林烹制了当年在她家常吃的食品。两位老人异口同声地说：“让我们好好地聊一聊老哥廷根的老生活吧！”他们现在只能用回忆来填充日常生活了。季羡林把刚刚出版的汉译《罗摩衍那》送给老师，老师却不能理解：“你是搞佛教梵文的，怎么翻译这个？”季羡林没有办法用几句话解释清楚，说什么呢？说因为缺乏资料，他已经半改行了？说自己在“文革”中的遭遇？显然都不妥。他只好顾左右而言他，问老教授还要不要中国关于佛教的书，老教授反问道：“那些东西对我还有什么用呢？”季羡林又问他正在写什么东西。他说：“我想整理一下以前的旧稿，不久就要打住了！”看来这一对相依为命的老人的生活是阴沉的、郁闷的。在他们前面，正如鲁迅在《过客》中所写的那样：“前面？前面，是坟。”

季羡林心里陡然凄凉起来。老教授毕生勤奋，著作等身，名扬四海，受人尊敬，老年就这样度过吗？他今天来到这里，显然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快乐。一旦他离开这里，他们又将怎样呢？可是，自己能永远在这里待下去吗？真有点儿依依难舍，尽量想多坐些时候。季羡林站起来，想告辞离开。老教授带着乞求的口吻说：“才10点多，时间还早嘛！”他只好重又坐下。夜深了，季羡林狠了狠心说了声：“夜安！”站起来，告辞出门。老教授一直把他送下楼，送到汽车旁边。此时季羡林心潮翻滚，明确地意识到．这是他们最后一面了。但是，为了安慰他，也为了安慰自己，他脱口说了一句：“过一两年，我再回来看你！”这句话感动了老教授，他脸上现出了笑容：“你可是答应我了，过一两年再回来！”季羡林噙着眼泪，钻进汽车，汽车开走时，回头看到老教授还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活像是一座塑像。季羡林默默地祝愿，愿老人家健康长寿，愿这一座塑像永远留在自己眼前，永远留在自己心中。

吐火罗语大师西克

瓦尔德施密特被征调入伍后，早已退休的西克教授接过了他的教学任务，给季羡林上课。这位西克先生，不仅教授梵文，还是赫赫有名的吐火罗语大师。

吐火罗语，又叫焉耆-龟兹语，属于印欧语系的一个支派，公元七八世纪曾流行于新疆吐鲁番和焉耆库车一带。文字使用婆罗米字母斜体。20世纪初在新疆发现了吐火罗文文献。西克教授用20余年的精力，与西克灵、舒尔策教授一起，对德国考古学家在中国新疆发掘出的吐火罗文残卷进行研究，终于译读成功。这种语言分两种方言，一曰吐火罗文A，或称焉耆语，一曰吐火罗文B，或称龟兹语。吐火罗文残卷的发现以及成功译读，为印欧语系比较语言学、新疆古代民族史、世界民族迁徙史、佛教在中亚的传播史以及中国佛教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新材料。

有一天，西克突然对季羡林说：“我要把自己的看家本领，就是吐火罗语统统传授给你！”听老爷子的口气，这事就这么定了，毫无商量的余地。学呢，还是不学？季羡林陷入了矛盾之中。

此时“二战”爆发，他同当地百姓一样陷进饥饿的地狱，“失掉了饱的感觉，大概有八年之久”。这且不说，那么多必须学的课程和语种，已使他这部机器超负荷地运转，还有他怀揣的那颗赤诚的中国心：“我是中国人，到了外国，我就代表中国。我学习砸了锅，丢个人的脸是小事，丢国家的脸却是大事。”这些使季羡林不想再学吐火罗语。可是，季羡林又转念一想：“能够到哥廷根来跟这一位世界级权威学习吐火罗语，是世界上许多学者的共同愿望。多少人因为得不到这样的机会而叹息。我现在是近水楼台，是为许多人所艳羡的。不学才是傻瓜呢！”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他接受了老师的安排。

1940年6月，西克开设的吐火罗文特别班开学了。说它是“特别班”，一是不见大学课程表的新课，二是只有两个异域青年学子—季羡林与千里寻师的比利时学者沃尔特·古勿勒。

西克的教学把季羡林带进了一个奇妙的王国。

首先，西克上演的这出拿手好戏所用“道具”有三：一是《吐火罗文残卷》原文影印本，二是西克、西克灵教授于1921年出版的《吐火罗文残卷》拉丁字母转写本（影印和转写同在一书中），三是西克、西克灵和舒尔策教授于1931年出版的《吐火罗文文法》。上课伊始，西克既不教残卷上的婆罗米字母，也不讲吐火罗文文法，全由学生自己摸索，他只给学生讲原文。这种方法自然让人感到茫然，如坠五里雾中。须知，这正是德国特有的行之有效的学习语言的方法—“推人下水法”，季羡林此前跟随瓦尔德施密特教授学习梵文时已经领教过。但问题远非这么简单。季羡林亲眼见到，这些残卷“每一张的一头都有被焚烧的痕迹。焚烧的面积有大有小，但是没有一张是完整的。我后来发现，甚至没有一行是完整的。读这样真正‘残’的残卷，其困难概可想见”。“从一开始，主要就是由老师讲。我们即使想备课，也无从备起。当然，我们学生也绝不轻松，我们要翻文法，学习婆罗米字母。这一部文法绝不是为初学者准备的，简直像是一片原始森林，我们一走进去，立即迷失方向，不辨天日。老师讲过课文以后，我们要跟踪查找文法和词汇表。由于原卷残破，中间空白的地方颇多。老师根据上下文或诗歌的韵律加以补充”。当时，季羡林并未很快找到“北”，尚需下一番功夫。

通过一段时间“填鸭式”的教学，季羡林认识到必须尽快由被动变为主动。于是，他同古勿勒在课前充分预习，认真准备，根据老师要讲的课文阅读文法，检查索引，翻译生词；上课时，学生先将课文用德文译出，再由老师纠正，虽然老师除了要纠正学生的译文外，还要用更多的时间将课文的空白补上，才能译出完整的意思，但是这毕竟发挥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季羡林“学习的兴趣日益浓烈”，每周两次上课，他“不但不以为苦，有时候甚至有望穿秋水之感了”。

季羡林在跟西克啃这块硬骨头的时候，他突然发现所读的第一篇吐火罗文残卷—《佛说福力太子因缘经》，恰好在中国《大藏经》中有多种平行的异本，其中竟有一部连名字都一模一样。而且，除了汉译佛经异本外，他还发现在藏文、于阗文、梵文中，也有吐火罗文《佛说福力太子因缘经》的异本。季羡林的这一发现，正中西克的下怀。

原来，在译读吐火罗文残卷时，西克也曾通过与其内容相近且又能读懂的其他文字的异本，解决了一些难题。但是，他不通汉文，对诸多汉译佛经异本只能望洋兴叹。师傅有事弟子服其劳，令西克大喜过望，连忙请季羡林将发现的汉译佛经诸异本择其要者译成德文。

季羡林将与吐火罗文残卷《佛说福力太子因缘经》最为接近的几种汉译佛经异本收集起来，译成德文，其中有《佛说福力太子因缘经》《生经·佛说国王五人经》《大智度论》《大方便佛报恩经》《长阿含经》《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药经》以及混合梵文佛典《大事》，并且还有参考相关的汉文、梵文、巴利文佛典所做的注释。实际上，这就等于对残损严重的吐火罗文《佛说福力太子因缘经》重新进行检校和勘正，通过对照汉译佛经异本，许多原来没有读懂之处迎刃而解。比如《吐火罗文残卷》第一页反面第一行的lyom，原来不知何意，同汉文一对，知道它的确切含义是“泥”；第一页反面第三行arsal，原来不知何意，同汉文一对，知道它的确切含义是“堑”。有些西克当初没有解决的问题，经季羡林这么一试，一下子“明朗起来”了。

这样一来，季羡林就完成了在德国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也是他的开山成名之作—《吐火罗文的〈佛说福力太子因缘经〉诸异本》。经西克推荐，1943年发表在国际东文学界颇有影响的《德国东方学会会刊》上（第97卷第2册），在国际学术史上留下了关于吐火罗文研究的浓重一笔。这可谓教学相长的一段佳话。

季羡林究竟跟西克学了多长时间的吐火罗文，就连他自己也记不清了。但他难以忘怀的是师生之情。

在那六出蔽空的冬日，每逢下课，黄昏降临，天阴沉沉的，大街上由于实行灯火管制，更处在一团黑暗中。此时，只见一个年轻人搀扶着一位老人，一步一步地向前走去，季羡林要把老师送回家才放心。有时下课很晚，夜阑人静，积雪深深，天地间就好像只有他们师徒二人……多么感人的镜头！多么纯真的友情！

在那些饥饿难耐的日子里，季羡林首先想到老师的衰迈之身。他从自己可怜的食品配给中挤出一点儿奶油，又弄来一点儿面粉、鸡蛋和白糖，到点心铺里做了一个蛋糕。当他捧着这盒蛋糕来到老师家里时，老师双手颤抖着，竟然忘记说声“谢谢”，赶紧喊来师母，一起把它接过去。季羡林在战火纷飞之时，为老师做了这件事儿，心中感到十分欣慰。

在德国法西斯行将灭亡的时候，美、英、苏军队从东西两方面攻入德国境内。一天，美国兵进攻哥廷根，炮火间隙，季羡林来到老师家查看情况—他无时不在担心老人家的安危—听师母说，他们家的房子附近刚刚落下一颗炮弹，老师正在伏案苦读，窗户玻璃全被炸碎，玻璃碎片落满一桌子，老师却奇迹般地没受一点儿伤。季羡林听后，对这位为了学术而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老人肃然起敬。

季羡林归国后，尚与西克保持通信联系，1951年这位德国老人谢世了。季羡林与西克的忘年之交是那样的情深义重，他经常回忆起哥廷根的日子—春光明媚的时节，师徒俩踏着婆娑的树影，漫步在林中小径上；艳阳普照的时候，师徒俩沐浴在平静的河水中；在季羡林刚刚通过论文答辩的时候，陪老先生在林间散步，西克遇到了几位同事，他自豪地向他们介绍自己的这位爱徒；霜叶红如二月花的季节，师徒俩在橡树下促膝交谈；寒气袭人的日子，师徒俩借着迷蒙的灯光，翻阅吐火罗文残卷……是呀，季羡林原本下定了决心不辜负恩师的期望，但怎奈归国后资料短缺和受其他条件的限制，长时期没接触吐火罗文的研究工作。40余年后机缘巧合，他终于重操旧业，解读新博本吐火罗文残卷《弥勒会见记剧本》。耄耋之年的季羡林，以惊人的魄力，花十几年功夫，克服重重困难，用中英文写成一部大书《吐火罗语〈弥勒会见记〉译释》。他利用40年前从西克学到的那些本领，通过平行异本进行译读，确定残卷的某些字义和语法形式，探索汉译字词与吐火罗语的关系，解决了诸多前人、洋人未能解决的问题。1998年，此书由设在柏林和纽约的跨国出版公司德古意特穆彤（De Gruyter Mouton）出版。这表明，季羡林在吐火罗语研究领域无可争辩地成为一位举世公认的大师。此时，季羡林在心里默念：总算对得起西克先生的在天之灵了。

命中贵人哈隆

季羡林晚年，经常提起的几位外国恩师除了瓦尔德施密特和西克教授以外，还有古斯塔夫·哈隆教授。这位哈隆教授并非季羡林的业师，却是季羡林人生中的一位贵人。2003年6月30日，他特意写了一篇文章《追忆哈隆教授》，感谢哈隆的知遇之恩。

所谓“知遇之恩”，不但指受到赏识和重用的恩惠，而且还有急人之所难的情分。此话怎讲？原来，1937年夏天季羡林原定的两年学习期限已满，国内刚好爆发了“七七事变”，不久他的家乡济南即被日军占领，而希特勒又下令关闭国门，这就让季羡林有家难归，困在了哥廷根。奖学金没有了，吃饭都成了问题。在这前进无路、后退无门之时，汉学家哈隆主动介绍他到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担任汉文讲师。这样，虽然他每月120马克的留学生奖学金拿不到了，但却能拿到每月150马克的汉文讲师工资，这要比那些后来因“二战”爆发，邮路阻塞，不能按时收到国内汇款的富家子弟强多了。这150马克薪水，解了季羡林的生存之困。

哈隆虽然是汉学研究所所长，但一直不受校方重视，当时还是个副教授。他的祖籍在毗邻德国的捷克西北边疆苏台德区，感情上与其说是德国人，不如说是捷克人。他对德国法西斯非常反感，后来德国侵占捷克，他愤然辞去工作离开德国，到英国去了。

汉学研究所的图书馆中文藏书大约有几万册，线装书最多，也有不少日文书籍，其中有一套《大正新修大藏经》，是季羡林做博士论文和进行博士后研究离不开的参考书，这书没有别人借阅，可供他一人使用。因为哈隆在国际汉学界广有名声，加之这里所藏汉文书籍闻名遐迩，一些欧洲汉学家常会慕名前来。英国汉学家阿瑟·丰利、德国汉学家奥托·冯·梅兴-黑尔芬等人都来过这里。季羡林与他们交谈切磋，开了眼界，长了知识；这些人也乐得与这位中国青年学者交流，还请季羡林帮忙查资料、搞翻译……就这样，双方可谓“互利共赢”。

就这样，季羡林与哈隆结成了忘年交—哈隆比季羡林年长20多岁，虽然不会讲汉语，但能读汉文书籍。他的汉学基础雄厚，对中国古代文献，如《老子》《庄子》等有一定的研究。顺便说一句，当时德国人对充满神秘色彩的老子颇感兴趣，而对偏于伦理说教的孔子不怎么感兴趣。哈隆对甲骨文也有研究，讲起来头头是道，颇有一些精辟的见解。他对古代西域史钻研很深，其名著《月氏考》蜚声国际士林。这些正是季羡林尊重他的重要原因。为了丰富研究所的藏书，季羡林替哈隆写过许多信，寄给北平琉璃厂和隆福寺的旧书店，订购中国古籍。就这样，中国古籍源源不绝地越过千山万水，来到这里安家。季羡林还特意从国内订购了虎皮宣纸和笔、墨，为每一部线装书写好书签，贴到上面，让读者一目了然。书架上那些蓝封套都贴上黄色小条，黄蓝相间，就像飞满了无数的彩蝶，不太明亮的大书库顿时充满了生气。

当汉文讲师，这对季羡林来说不过小菜一碟，因为他既有一年的高中国文教学实践，又有在哥廷根两年的德文训练。当他的开课通知贴在大学教务处的通知栏上，供全校上万名学生选择时，果然有许多人前来报名，但没过多久，听课的人几乎都走光了。在当时，汉文绝不像今天这样受重视，德国人可能是认为学它用途不大。但这对季羡林并无任何影响，他倒可以利用课时不多的机会，跟随西克教授学习吐火罗文和完成博士论文。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他离开德国。总之，从1937年到1945年的8年间，包括哈隆离开哥大之后，季羡林一直在汉学研究所工作，既有每月150马克的讲师工资，满足生存的基本需求，又有足够的时间从事他的印度学研究。最终，他的学业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哈隆与季羡林在汉学研究所共事一年，但两人交情之深宛如几十年的老朋友。1938年哈隆受聘担任伦敦大学汉文讲座教授，当他把这一消息告诉季羡林时，季羡林感到由衷的高兴，为他终于摆脱不得志不遂愿的窘境而庆幸。哈隆本想把季羡林一块儿带走，但这不可能，因为这样做便等于季羡林攻读博士的努力前功尽弃。哈隆到了英国后，又劝说季羡林去英国，但因“二战”正酣，亦无可能。“二战”结束后，哈隆又为季羡林在剑桥大学谋一职位，令季羡林怦然心动。因为他预感到回国后无研究印度古代语言的条件，颇有“长才难展”之忧，如果到剑桥，拿一个终身教授，搞一个名利双收，不在话下。最终，季羡林的理智战胜了感情，毅然决定回国，对哈隆教授的盛情，只好由心动变成心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