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家胡乔木

胡乔木，原名胡鼎新，1912年生，江苏盐城人，1930年考入清华历史系。他和季羡林虽不在一个系，但当年清华的新生不足200人，他们很快就相识了。胡乔木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已经积极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了。他创办了一个工友子弟夜校，约季羡林去教课。季羡林答应了，每周到那一座门外嵌着“清华学堂”的高大的楼房内去为工友子弟讲课，即使在胡乔木离开清华以后都没有停止。“九一八”事变后，季羡林和同学们卧轨拦车去南京请愿，呼吁抗战。季羡林出身贫苦，为人正直，憎恶国民党反动统治，有一颗炽热的爱国心。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表现是中间偏左的。这些胡乔木都看在眼里。于是他就成了这位青年革命家动员的对象。有一天夜里，胡乔木摸黑坐在季羡林床头，劝他参加革命活动。无奈季羡林虽然痛恶国民党，但主要精力在求学，又考虑到自己有家室之累，怕担风险。所以，尽管胡乔木苦口婆心，反复劝说，季羡林愣是不点头。最后，胡乔木只好叹了一口气，悻悻地离开。

早晨，在盥洗室中同学们的脸盆里常常出现革命传单，是手抄油印的。大家心里都明白这是从哪里来的。但是没有一个人向学校当局告发。然而胡乔木的活动还是引起了当局的注意，他在清华只读了一年书，就被迫离开了。新中国成立前后，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胡乔木主动找季羡林联系，两位老同学恢复交往。1951年初，兼任新闻总署署长的胡乔木到翠花胡同看望季羡林，一见面便说：“东语系马坚教授写的两篇文章《穆罕默德的宝剑》和《回教徒为什么不吃猪肉》，毛先生很喜欢，请转告马教授。”胡乔木想，季羡林当时可能还不习惯说“毛主席”，因此用了“毛先生”这个词儿。说者有意，听者也有心，季羡林对此深受感动和鼓舞，感觉到共产党的领袖和高官确实能体察民情，对知识分子十分关心和体贴。然而，季羡林是个“敬官而远之”的人，对胡乔木也不例外。他从来不主动与胡乔木联系。胡乔木曾邀他同游敦煌，他谢绝了。因为他一想到下面接待中央大员的那种排场，心里就反感。胡乔木送他一些土特产，他只是回赠几本自己写的书。

1986年冬季那次运动的发源地虽然不在北京，但北京的学生，特别是北大的学生是不甘人后的。“文革”中有句话说，上海的工人、北京的学生历来是“革命先锋”。这次也不例外。季羡林虽然退出了一线领导岗位，但他对十年动乱记忆犹新，面对学生的行动，他一方面肯定学生的爱国热情，一方面又忧心忡忡，担心局面弄得不可收拾，希望上面对学潮有个正确的估计，进行强有力的教育和恰当的引导。胡乔木当时在党中央担任要职，要找他了解情况，给了他一个向上面反映意见的机会。而胡乔木是他清华学生时代的好友，不同于别的领导，谈话也并非正式的工作或思想汇报，完全可以敞开心扉。关于那次谈话，季羡林在胡乔木逝世之后写了《怀念乔木》一文。

1986年冬天，北大的学生有一些爱国活动，有一点“不稳”。乔木大概有点着急。有一天他让我的儿子告诉我，他想找我谈一谈，了解一下真实的情况。但他不敢到北大来，怕学生们对他有什么行动，甚至包围他的汽车，问我愿不愿意到他那里去，我答应了。于是他把自己的车派来，接我和儿子、孙女到中南海他住的地方去，外面刚下过雪，天寒地冻。他住的房子极高极大，里面温暖如春。他全家都出来作陪。他请他们和我的儿子、孙女到另外的屋子去玩。只留我们两人，促膝而坐。开宗明义，他先声明：“今天我们是老朋友会面。你跟前不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而是六十年来的老朋友。”我当然完全理解他的意思，把我对青年学生的看法，竹筒倒豆子，和盘倒出，毫不隐讳。我们谈了一个上午，只是我一个人说话。我说的要旨其实非常简明：青年学生是爱国的。在上者和年长者惟一正确的态度是理解与爱护，诱导与教育。个别人过激的言行可以置之不理。最后，乔木说话了：他完全同意我的看法，说是要把我的意见带到政治局去。能得到乔木的同意，我心里非常痛快，他请我吃午饭。他们全家以夫人谷雨同志为首和我们祖孙三代围坐在一张非常大的圆桌旁。让我吃惊的是，他们吃的竟是这样菲薄，与一般人想象的什么山珍海味、燕窝、鱼翅毫不沾边儿。乔木是个什么样的官儿，也就一清二楚了。

1991年9月，季羡林到聊城参加纪念傅斯年的一个会议，会后与代表们一道参观临清的名胜古迹。副市长马景瑞告诉他，临清的舍利古塔年久失修，虽努力争取多年，仍无结果，希望他能向有关部门反映。季羡林让他们准备一点材料。10月，马景瑞到季羡林家送材料，季老告诉他：我已经给胡乔木写了信，告诉他，我这次回临清，当地党政负责同志提出舍利古塔维修事宜。我一介书生，两袖清风，心有余而力不足，没有办法，只好求你帮忙了。此事在胡乔木过问下，得到了圆满解决。为了家乡的古迹，从不求人的季羡林破例求了一次人。而胡乔木没有让他失望。

1992年9月28日，胡乔木因病去世。1993年11月28日凌晨，一向早起的季羡林在万籁俱寂中看到窗外皑皑的白雪，想起了自己的老朋友胡乔木，想起1986年冬天的那次推心置腹的谈话，往事一件件涌上心头。他铺开稿纸提起笔来写文章纪念自己的老朋友。他写道：

我同乔木相交六十年。在他生前，对他我有意回避，绝少主动同他接近。这是我的生性使然，无法改变。他逝世后这一年多以来，不知道为什么，我倒常常想到他。我像老牛反刍一样，回味我们六十年交往的过程，顿生知己之感。这是我以前从来没有感到过的。现在我越来越觉得，乔木是了解我的。有知己之感是件好事，然而它却加浓了我的怀念和悲哀。这就难说是好是坏了。

胡乔木是一位职业革命家、政治家，他由“士”而“仕”，接近权力的核心。毛泽东认为他是“思想改造得最好”的知识分子典型，邓小平说“乔木是我们党内的第一笔杆”，而胡乔木对自己的评价是：“我这个人说实在的，只会为政治服务，我一辈子就是为政治服务。”对于他的评价，盖棺而难以论定，尽管他去世已20余年，争论依然不断。政治这玩意儿，季羡林搞不懂。季羡林对胡乔木的评论，我们不妨姑妄听之。他说：“平心而论，乔木虽然表面上很严肃，不苟言笑，他实则是一个正直的人，一个正派的人，一个感情异常丰富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这样的评价，胡乔木泉下有知，不知以为然否？

“官家”子弟章用

章用，字俊之，是章士钊的次子，是季羡林青年时代的挚友。章士钊有三个儿子：章可、章用和章因。

季羡林与章用交往是在哥廷根大学。1935年深秋，季羡林来到哥廷根。走在一个陌生城市里长长的街道上，头顶着白花花的阳光，见不到一个熟悉的面孔，季羡林感觉到了从未有过的孤独。善解人意的学长乐森看出了季羡林的心思，特意带他拜访了一位“老”留学生章用。以下是季羡林1935年11月3日记录的部分内容：

同乐先生去访章士钊的儿子，见到他的母亲，老太婆因为爱儿子，不远万里来陪儿子同住。我想到自己的母亲！章人非常好，说话非常痛快，他把哲学院的情况告诉我，他劝我只读希腊文，因为再读拉丁文，时间来不及，他又把《希腊文法》同《古代学者简史》借给我。（转引自季羡林《季羡林日记》第1卷，江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09页。）

章用和母亲租住一栋小楼的顶层，四周全是花园。此时秋风劲吹，小路上铺满了落叶。章用到这里七八年时间了，正在攻读数学博士学位。初次见面，章用没有说几句话，季羡林发现他的目光老是从眼镜片边上流出，神秘地注视着虚空的某个地方。倒是章用的母亲吴若男老太太，可能是因为寂寞得太久，话匣子打开就关不住。吴若男堪称旧民主革命时期的巾帼英雄，是李大钊先生的好友。年轻时在日本待过四年，又留学英国三年，当过孙中山先生的秘书，英文很好，可是一句德语都不会，又不愿学。她一个人抛家舍业来德国陪儿子读书，照顾他的穿衣吃饭，令过早失去母爱又多愁善感的季羡林感动不已。见到章伯母，他自然而然想起自己长眠在故乡荒草下的母亲，他到章家串门的次数就多了起来。根据季羡林的留德日记，他们每周见面有三五次之多。

吴若男老太太说话颇有意思，张口是“我们官家”，闭口“你们民家”。不过，这毫不影响草根出身的季羡林与“官家”子弟章用成为知心朋友。章用陪季羡林办理入学手续，在林间小路散步，欣赏哥廷根秋日的美景；冬天，他们在壁炉边天南海北地闲聊。季羡林把国内朋友寄来的《吴宓诗选》和《文学时代》送给章用，章用送给他德文版的《浮士德》。季羡林选学什么课程，也乐意征求章用的意见，季羡林原想同时学习两门古代语言，章用帮他分析说，两年时间太短，应当集中力量，攻下一门。章用虽是官宦子弟，性情孤高，却不持门户之见。他学的虽是数学和哲学，可他酷爱中国的旧文学，作诗也经过名家指导，旧体诗写得颇具功力。所以季羡林与他谈诗论文，谈得十分契合，大有相见恨晚的感觉。章用说，到这里几年时间，已经很少写诗。遇到季羡林，算是找到了知音，他为季羡林写了几首诗，有两句季羡林印象深刻：

频梦春池添秀句，

每闻夜雨忆联床。

还有一首诗是工整地抄在一张硬纸片上的，季羡林一直保存着：

空谷足音一识君

相期诗伯苦相熏

体裁新旧同尝试

胎息中西沐见闻

胸宿赋才徕物与

气嘘史笔发清芬

千金敝帚孰轻重

后世凭猜定小文

一年以后，由于国内经济来源发生困难，章用又不愿接受德国友人资助，遂决定回国，在回国途中，还不断有信和诗作寄给季羡林，得知他在学习梵文，还寄来了相关资料的剪报。章用回国后，先是在山东大学教数学，后来到浙江大学。杭州沦陷，又随大学迁至江西。不久，因病去香港就医，年纪轻轻不幸病逝于香港。章用生病期间，抱病抄好自己的诗作，寄给好友季羡林保存。这两位志趣相投的好友，共同相处不足一年，临别时还相互称“先生”。不经意间，季羡林失去了一位难得的知己。章用走了，他感到格外的孤凄与空虚。

2008年，季羡林住院期间，护工岳爱英在季羡林床下的箱子里发现了当年章用回国途中写给季羡林的信件和两首诗。

其一：

八年未见海，一见心开悟，

连波何处止，极目没飞鹭，

昔我从所来，今作彼岸渡，

一帆自往还，往还人非故。

呼吸谢新陈，阴阳伴哀娱，

区区方寸间，纷纷胜败数，

胜败亦何常，人生有奇遇，

未夸历世深，已觉频散聚。

苦忆竹马年，莱衣同孺慕，

时失方为得，自新且自讣。

弟章用未是草23日

其二：

越鸟南枝剧自伤，

未能反哺累萱堂。

巢倾铩羽归飞日，

客树回看成故乡。

羡林吾兄呈正，弟用未是草

章用回国后，季羡林仍然常去看望章伯母。得知她手头拮据，立刻送去200马克，而自己则一连数月一天两顿啃黑面包度日。后来他与别的留学生一道，帮助章伯母回国。

关于章士钊的儿女，今人皆知章含之，有几人记得英年早逝的章用呢？近查相关资料，竺可桢先生日记有如下记载：

行严兄二公子（章用，字俊之）曾在浙大教代数，于民国二十七年患肺病死于香港。死后其用书捐与浙大。其人渊博、精深两者有之。去世年仅28岁。可痛也。

依此推断，章用与季羡林是同龄人。2008年7月，孙女季清回国探亲，季羡林从医院回家接待，他在书房寻找章用诗集未果，嘱咐身边人一定要找出来送到医院。这位97岁的老人，依然惦记着朋友所托。

“特异功能”张天麟

张天麟本名张天彪，字虎文，济南人，比季羡林大四岁，是他在正谊中学的同班同学，他最早的朋友之一。在班上，他年龄最大，脑瓜最灵，会走上层，善于取巧。那时候，山东军阀发行一种军用票，价值极不稳定。张天麟就用这种军用票兑换外地同学手里的现大洋，捞了一笔。这种本领伴随了他的一生。季羡林称之为“特异功能”。

初中毕业以后，张天麟去南方参加国民革命。1929年日军撤出济南，国民党军队回来，张天麟也回来了，此时已经成为一名低级军官，季羡林感觉这位老同学已经有了一些官架子。季羡林在清华上学的时候，发现张天麟也在北平，在北大德语系学习，颇受杨丙辰先生赏识。杨丙辰一度担任河南大学校长，他是主要幕僚之一。张天麟还张罗筹办了一个中德学会，大约是通过这条路径去德国留学的。他在图宾根念了几年书，拿到博士学位，又在驻德使馆武官处谋了一个职位，好像是副武官之类，把老婆牛西园和孩子也接到了柏林。季羡林1941年拿到博士学位后想回国，到柏林找过张天麟，就住在他家里。由于世界大战爆发，回国无望，只好返回哥廷根。不久，张天麟带家人到哥廷根看望季羡林，他们在一起度过了两周快乐的时光。1942年，德国与汪精卫伪政府建交，国民党政府的使馆撤到瑞士，张天麟一家也到瑞士去了。

战争结束以后，季羡林、张维、刘先志一行来到德瑞边境，打算取道瑞士回国，瑞士方面不许入境。还是打电话给张天麟，经他以外交官身份出面交涉，瑞士方面才允许放行。张天麟赶到边境迎接他们。1946年春天，季羡林与张天麟一家、刘先志一家，一道乘船回国。

季羡林回国后到北大教书，而张天麟又一次发挥其“特异功能”，在国民党政府的教育部弄了个什么司的“帮办”，也就是副司长。

解放了，张天麟的“官”也当到头了。解放后，政治运动一浪接着一浪，已到北京师范大学的张天麟不可能稳稳当当当教书匠。他在国民党官场上混的时间长，成了老资格的“运动员”。划右派，关牛棚，挨批斗，还有留职降薪，只准搞资料，不许登讲台。后来，张天麟得了一种怪病，全身抽搐，痛得整夜哀嚎。季羡林惦记着老朋友，带上东西、带上钱去看望他，然而无法把他留住。

季羡林觉得，张天麟这个人爱国、重义气，有是非之辨，为人并不坏。可惜他太聪明，太倾心政治，以致长才未展，也没能享上寿。

异国恋情伊姆加德

讲到季羡林青年时代的友人，不能不提伊姆加德。季羡林在他的回忆录《留德十年》中有“迈耶一家”一节，透露过他与德国姑娘伊姆加德的一段没有结果的异国恋情。使这两个异国青年走到一起的是人之本性，而将他们分开的则是季羡林对家庭的责任感和旧道德。季承在《我和父亲季羡林》一书中说：

这恐怕是父亲的第一次真正的恋爱，也可以说是初恋。可结果如何呢？伊姆加德一边替父亲打字，一边劝父亲留下来。父亲怎么不想留下来与她共组家庭，共度幸福生活呢？当时，父亲还有可能就聘去英国教书，可以把伊姆加德带去在那里定居。可是经过慎重的考虑，父亲还是决定把这扇已经打开的爱情之门关起来……

其实，季羡林与伊姆加德之间，发生的仅仅是擦肩而过的凄美之恋，他们从来没有花前月下、海誓山盟，只是将那份真情悄悄地藏在心底。就连他们的相识也没有什么戏剧性，此事与清华老同学田德望有些关系，时间大约在1938年。田德望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后，来到哥廷根大学进修。田德望的房东迈耶先生是一个老实巴交、不苟言笑的人，他有两个如花似玉的女儿，大女儿伊姆加德修长的身材秀美多姿，白皙的肌肤细腻柔嫩，金黄色的头发轻盈如云，碧蓝的眼睛晶莹似水。而季羡林呢？虽然他那身“土气”不可能完全散去，但他毕竟受过西方文化的熏陶，接触的是洋人学者；他来德国也已3年，风华正茂，倜傥洒脱，满腹经纶。季羡林听说老同学田德望来了—在清华读书时他俩就很要好，田德望出国时，季羡林还亲自为他送行—便鬼使神差地去看他。谁知，一条爱情的红线便将季羡林与伊姆加德牵了起来。

那年月，季羡林一方面饱受思乡之苦，一方面又被繁重的学业压得透不过气来，加诸章用已经回国，如果说有一点儿消闲的话，那就是和田德望等几位中国同学在一起度过欢乐时光。不久，田德望离开哥廷根，季羡林仍能从伊姆加德那里获得些许关怀和温存。时间一久，季羡林每次来到伊姆加德家，就感到这里仿佛是避风的港湾，难得的清静和温馨。迈耶先生憨厚朴实，总是默默地坐在那里听他谈话，脸上挂着慈祥的笑容。迈耶太太性格开朗，热情大方，总是对他问寒问暖，体贴入微，就像母亲一样。那对千金小姐呢，当然喜欢这个既说得一口流利的德语，又具有东方人魅力的异域青年，那高挑的个头儿，英俊的脸庞，斯文的举止，优雅的谈吐，令她们觉得这便是自己心目中的“帅哥儿”。

说来算是缘分，1940年秋，季羡林把用心血写成的论文拿来请伊姆加德打字，这更为他们之间的频频接触提供了宝贵的机缘。他天天晚上到她家来。在她的卧室里，他就紧挨着她坐着。每当她把那些必须穿靴戴帽、点画分明的字母弄错的时候，他就手把手地教她改过来。这篇论文篇幅很长，季羡林在上面改了又改，因此伊姆加德打字并非那么容易，但她却乐在其中。直到夜深了，万籁俱寂，伊姆加德才稍微挪动一下身子，停下手中的活儿，柔声地说：“你该回去了。”季羡林摸黑走在路上，那颗激动的心久久难以平静……偶尔，季羡林也会使出男人的性子来，指手画脚地挑毛病。这时，伊姆加德总是微微一笑，小声嘀咕几句，便又干起活儿来。就这样，整整一个秋天过去了，伊姆加德交到季羡林手中的，不仅仅是工工整整、清清楚楚的论文稿，还有那颗炽烈纯真的少女心，或者说，季羡林不仅收获了一张博士学位证书，还收获了一份沉甸甸的异国恋情。

事情不止于此。从这时起，一直到1945年10月季羡林离开哥廷根，整整5年，季羡林进入博士后研究阶段，陆续写了几篇重要的论文，也都需要伊姆加德打字。每次她都高高兴兴地把活儿接过去，认认真真地完成。季羡林很懂得感情，他深知伊姆加德绝非简单地帮他打字，而是真心地爱他，只是没有明确地表达出来而已。

5年中，迈耶夫妇也把季羡林当作家人一样，每逢喜事临门，总是请他来一起庆贺，热闹一番。伊姆加德每年过生日，季羡林都是座上客，迈耶夫人还特意安排他俩坐在一起。此时他俨然成了一位“骑士”，与心爱的人共度甜蜜时光。伊姆加德参加社交活动，迈耶夫人也总是让季羡林陪着，就像寻到了一位护花使者，生怕女儿受到半点儿伤害。在那“二战”正酣，飞机轰炸，饥肠辘辘的日子里，他们一起蹲过防空洞，吃过鱼腥味儿的劣质面包；在那“二战”结束的日子里，他们都松了一口气，一起高高兴兴地欣赏贝多芬的交响曲。

1945年9月季羡林做回国的准备。他就要离开迈耶一家，离开心爱的伊姆加德，心里是一种什么滋味呢？他是有家室的人，那些万里之外同样饱受离别之苦的亲人正在向他招手呢！当季羡林把决定回国的消息告诉伊姆加德的时候，出乎意料，她并没有感到多么惊奇，只是平静地劝他不要离开德国。伊姆加德越是这样沉稳，季羡林越是不安。9月24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吃过晚饭，7点半到Meyer（迈耶）家去，同Irmgard（伊姆加德）打字。她劝我不要离开德国。她今天晚上特别活泼可爱，我真有点舍不得离开她。但又有什么办法？像我这样一个人不配爱她这样一个美丽的女孩子。”

10月2日，在离开哥廷根的前四天，季羡林又来到伊姆加德家，与她告别。伊姆加德没有说过多的话，只是依依不舍，嘱咐他回国后多加保重。季羡林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回到家来，吃过午饭，校阅稿子。3点到Meyer（迈耶）家，把稿子打完。Irmgard（伊姆加德）只是依依不舍，令我不知怎样好。”

季承说：

他克制了自己的感情，理智地处理了“留下来”还是“回家（国）去”的难题。虽然“祖国”“家庭”使他战胜了“留下来”的念头，但是可以想见做这个决定是多么不容易呀！“祖国”是个伟大的概念，当时在祖国执政的是国民党。父亲对国民党不感兴趣；对自己的那个家也感到索然无味。回去，就好像跳进了两个笼子。可是，最终他还是选择了这两个笼子。父亲的这一决定当然可以说是“仁”的胜利，而且是“至仁至义”。可是这个“仁”却成了我们这一家继续上演悲剧的种子。他的这种选择，也给伊姆加德制造了终生的悲剧—据说她因此而终生未嫁……而伊姆加德为了爱情就注定要孤独一生吗？（季承《儿子眼中的父亲》）

季羡林虽然选择了离开，但从未忘记伊姆加德。1979年，他率团访问西德，曾到老地方寻访，但没能找到她。2001年他九十岁生日的时候，意外地收到了一份来自万里之外的珍贵礼物—伊姆加德的贺卡和她80岁时的照片。伊姆加德在来信中遗憾地告诉季羡林，她因年事已高，已不能漂洋过海来看望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