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以坐在我旁边

在这张照片上，人们被春天的阳光驱赶到同一张长椅上，但这里没有任何人生故事的动机。就像被极夜寒冷的空气挤压成一团的企鹅，目的只是享受片刻温暖，而不是发展出一段超越气温的关系。他们唯一相似的地方，是对陌生人完全不感兴趣。但在那些连续性更强的叙事方式里，邻座的陌生人之间发生的故事，不但是常见的开场方式，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以支撑一部巨作。

我想从一部电影说起。这部电影里充斥着关于邻座陌生人的情节。公交车站，人们坐着等车，一个高瘦、后颈头发刮得过于干净的男人开始向邻座絮絮叨叨地说起往事。他紧紧扣着衬衫上的第一粒纽扣，表情并不疯狂，但总是给人不安的感觉。女人尤其感觉如此。有些人看到车子来了，不由露出如释重负的表情，立刻起身离开了。但有些人几乎听得入了迷。故事由此展开。他的一生可谓跌宕起伏又荒诞不经。

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母亲开了一家小旅馆，对生活中可能出现的陌生人，他早已习以为常。他的智力看上去有点问题，上学之路一开始就不太妙。新学期第一天，校车沿路把孩子们捎去学校，嘲弄和恶作剧果然接踵而来，但一个天使般的金发小姑娘对他说，你可以坐在我旁边。

两个孩子成了好朋友。爱情故事的开头有点平淡，但观众很快会从后面的情节里得到补偿。他长大了，当了兵，一个长相奇特的黑人渔夫经常坐在他旁边。这人话很多，手脚又很慢，两个特点结合在一起，好像是不祥之兆。战争持续了很久，很多人死在国外。黑人战友死了。他受了伤，回国后发现到处都是反战的气氛。他在懵懂中卷入政治，和亲爱的姑娘——如今她是个嬉皮士——重逢，直到她再次离开他。他年纪不大，看上去傻头傻脑，但已经看过太多世事，内心沧桑。他离开军队，来到战友的家乡，在那里做了渔夫。一场暴风雨后，命运伸出了和解之手。运气开始接二连三地光临他。他发了财，过上了富人生活，经历了人生第一次精神危机，并且一直等着邻座的姑娘再次召唤。

邂逅可能潜伏着改变命运的契机，但即使是电影这种从物理上防止观众过于投入的形式，也很少有人会像《阿甘正传》的导演那样，敢于把故事的全部动力放在邻座的人身上。类似的胆色当然很少出现在社会科学里。但弗洛伊德要是愿意的话，他大概也能提供一种解释，把难以扭转的命运和人类的偶然邂逅联系起来——就像“俄狄浦斯情结”之类说法一样。

精神分析学说虽然像文学作品，但文学作品是很多样的。在莎士比亚的悲剧里，俄狄浦斯的故事就有着完全不同的指向。他的遭遇被归为人性的弱点。人性的弱点也好，悲剧也好，都属于道德判断。弗洛伊德对道德判断不感兴趣。

弗洛伊德说到道德一词的时候，这个词是作为审视与分析的对象出现的。他描述道德选择给病人带来的心理压力时，不会像莎士比亚那样，同时表达自己的倾向性，弗洛伊德也不会鼓励读者在阅读时进行角色代入。也许对《少女杜拉的故事》这类精神分析作品而言，更合适的类比是《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之类人类学著作。它们贡献了精彩的故事，但并不满足。人类学家——像马林诺夫斯基这样的人类学家，假设文化是透明的，一个外来者可以通过描述见闻，进入并理解其他文化的逻辑。马林诺夫斯基相信，社会行为可以用规范理论加以总结。这种乐观主义和弗洛伊德研究人的精神世界时的作风何其类似。

《阿甘正传》也有自己的哲思，虽然表面上看很肤浅。比如阿甘走进安妮的家，发现一个小男孩坐在地上看电视，然后阿甘被告知，这是他的孩子。他的一生中充斥这类意想不到的事情。他坐在这个从天而降的孩子身边，就像第一次和安妮并肩坐在一起，内心充满了对人类温热的爱和同情。未经记录和审视，也未经精神分析，阿甘的世界就趋向平衡，而观众也不由自主地发出了笑声。这种巧妙的桥段其实是莎士比亚之前的古典戏剧的传统。古典戏剧并不热衷于模仿生活，不会引诱观众深度沉浸在故事中，也不会呼吁他们代入演员的角色。古代戏剧的目的是娱乐人们，在某些情况下，邀请他们去思考抽象的主题——如果有主题的话，因此舞台和看台之间设置了足够清晰的距离。和《阿甘正传》一样，有些戏剧的全部情节就是一个接一个看似不可能的故事。古代观众也习惯了戏剧情节在某个荒诞的地方突然发生转折。所以，如果弗洛伊德生活在古代雅典的话，他的理论也许就不会显得那么惊世骇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