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的东方来客”

灿烂的群星，透过茫茫夜幕，俯瞰着万家灯火的索非亚。

盛装的瓦西尔·列夫斯基国家体育场，被无数强烈的聚光灯照耀得如同白昼，就像一块巨大的宝石，镶嵌在黑沉沉的大地上。

1977年8月17日晚，第九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在保加利亚的首府隆重开幕。

鼓号齐鸣，彩旗招展。来自83个国家和地区的3700名肤色不同、服饰相异的男女运动员，踏着进行曲的节拍，迎着6万名观众投来的目光，在全天候的塔当跑道上依次行进。

以五星红旗为先导的中国代表队，按照英文字母的排列顺序，紧接着加拿大队之后上场了。在这个被称作“小奥林匹克”的国际综合性运动会上，中国队的出现是引人注目的。这是因为近10年来中国难得在世界大型运动会上露面，参加已有18年历史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这也是第一次。

在法新社记者的笔下，开幕式上的中国队是彬彬有礼的，他们写道：“不拘礼仪的加拿大人身穿田径服向观众抛投硬纸碟，而遵守纪律的中国人则穿着整齐的浅蓝色的正式服装，极其精确地定时朝观众挥手示意。”

路透社的记者，则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写下了自己的最初观感：“中国从未参加过奥运会比赛，它好像是一个有点儿胆怯的少女在完全投身到世界体育运动这个游泳池之前在试水温一样。”

我们这次派出的是一个由37名运动员组成的体育代表团，其中12名是中国女排的姑娘们。这是一支探索性的队伍，我们的主要动机不是去拿什么奖牌，而是前往观摩和学习的。当时女排的情况也是这样。我们在揣测和观察人家，人家也在揣测和观察我们：“这些神秘的东方来客到底有多大实力？”

开赛之前，中国女排的姑娘们很少露声色，这在急于想揭开中国女排面纱的外国对手看来，更带上了几分神秘的色彩。这些被记者称为有着芭蕾舞演员那样颀长、匀称身材的中国姑娘，还没有上场就吸引了多少羡慕的目光。

谁知，第一阶段的比赛就碰到硬钉子上了。8月19日与古巴队交锋，这是一场硬仗。古巴女排素有“黑色橡胶”之称，6名主力队员中有4人身高超过1米80，弹跳极好，摸高最高的是她们的队长，达到3米24，也就是说跃起时手臂可以比网高出一米，连身高只有1米70的1号队员佩雷斯，摸高也达到3米17。滞空时间长，扣球力量重。她们的脾气似乎也带着几分“橡胶”的性格，一会儿蹦得老高，一会儿又跌了下来，情绪容易波动，令人琢磨不透。

中古之战的前夜，随队医生正准备就寝，忽然清脆的电话铃声响了。他抓起听筒，传来了孙晋芳带着苏州口音的普通话：“大夫吗？想向您要点儿药。”随队医生一惊，急忙问道：“怎么了？小孙！是腰伤又犯了吗？”听筒里响起了哧哧的笑声：“不是的。是向您要点儿安眠药。”“好的，我马上给你们送来。”医生正准备放下电话去取药，听筒里又传来一阵笑声，不知是谁在旁边急急忙忙插上一句：“多带点儿来，我们也睡不着。”有心事的人要把自己的生活节奏调整得有张有弛是不容易的，何况第一次参加大赛，我们的女排姑娘们缺乏这方面经验，只得求助于药物了。

到了比赛那天，刚上场做准备活动，有的队员就提前进入紧张状态，心跳加快了，肌肉也有些颤抖……在国内打比赛从来不怯场的队长曹慧英，这时也不由自主地紧张起来。因为古巴女排是新崛起的北美劲旅，这次遭遇，势必要打一场硬仗。

比赛一开始，双方就展开了紧张、激烈的争夺，比分一直咬得很紧。打到3∶4时，双方争夺发球权达14次之多。你来我往，寸步不让，在观众席上响起一阵阵喝彩声。经过整整40分钟的苦战，中国女排才以15∶13拿下了第一局。但是，从第二局开始，古巴队逐渐适应了我们快速的打法，在战术上做了调整，掌握了主动权，竟然被她们连胜三局。

这场球暴露了我们的弱点，“东方来客”的神秘面纱慢慢撩开了。在对手的眼里，我们是一支还不成熟的球队，缺乏国际比赛经验，临场紧张，技术还不够稳定，总而言之是比较嫩。

但是，行家们已经觉察出来，中国女排是一支有希望的队伍。在第二阶段第二组的比赛中，她们以三比○的同样比分，先克巴西，再胜苏联，又以三比二、三比○挫败美国、日本，显示了一定的实力。尤其是中、苏之战，年轻的中国女排在强手面前毫不示弱。苏联女排曾在1974年的第七届世界排球锦标赛和1976年的第二十一届奥运会上获得亚军，也是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历史上四次获得冠军的队。这次，虽然派来的是国内第二个强队，但从战绩来看，已经三战三胜，夺魁呼声很高。这个队的队员人高马大，年纪又轻，技术比较全面，采用典型的欧洲型打法，超手球尤为出色。

在这场扣人心弦的激战中，中国队较好地发挥了技术特长，使用短平快和两次球，以快制高打得积极主动。勾手飘球又破坏了苏联队战术的使用和扣杀的威力。三局球都是我们占上风。

比赛进行到25日下午，中国队以三比○胜日本队之后，第二组的形势基本上已经明朗了。古巴连胜四场，中国胜三场负一场，苏联与中国不同的是还要和古巴打一场。从古、苏实力对比的情况来看，这场球苏联凶多吉少，对它是很不利的。

有经验的日本、美国排球教练和国际裁判们已经预言：有资格争夺冠亚军的将是古巴和中国两个队。

但是，仅仅几个小时之后，事情的发展竟出现了令人惊讶的结果。

傍晚时分，苏、古比赛开始。第一局，古巴队以15∶13取胜，但是明眼人已经敏锐地看出古巴打得并不认真。到了第二局，赛球就近乎是在演戏了。古巴队换下了三个主力，扣球时“开炮”，发球不过网，对方来球不拼抢，好像一切都按预先设计好了的行事，终于以7∶15的比分诈败。

端坐在观众席上的中国女排领队傅胜才和教练袁伟民，冷冷地看着眼前的这幕“剧”，这分明是要放苏联队上去，把我们中国队整下来，他们怎能不气愤。袁伟民把手伸进兜里，摸出了一支香烟，但马上又把它掐断了，在掌中揉成了粉末……

这时，一张纸片递了过来。袁伟民抬起头，见日本女排领队小谷望站在身旁。小谷望先是不屑一顾地朝场上做戏的那两个队瞥了一眼，接着友好地握了握袁伟民和傅胜才的手，然后带领日本队扬长而去。

袁伟民打开纸片一看，上面写着“3∶1”。这和袁伟民的预计完全一致。虽然只打了两局，但是苏联“三比一”胜古巴的结局已昭然若揭。看来已没有必要把宝贵的时间用来看一场拙劣的表演上了，中国队在袁伟民的带领下愤然退席，以示对这种伎俩的鄙视。

到了第三、四局，就更不像话了。

等到这场戏一收场，苏联队得意了，好像她们是真的胜利者一样。这样，中国和苏联都是四胜一负，但按胜负局数计算，她们比我们多胜一局，少负一局，挤上了小组第二名，我们却变成了第三名。

一名之差，使我们失去了进入前四名、争夺冠亚军的机会。这是十分可惜的。但是，这也使我们得到了必不可少的一种经验，过去只是耳闻体育比赛中的一些不光彩的事，这次却是亲眼见识了。在国际比赛中，激烈的争夺要靠实力，对付这些不道德的行为也要靠实力。来日方长，人家整我们，我们更要发愤图强。

车窗里飘出悲壮的歌

一辆大轿车，从聚集在大阪体育馆门口的人海中缓缓地开出来了。

这是1977年11月，一个永远忘不了的夜晚。

12位中国姑娘，靠在松软舒适的座位上，默默地望着窗外沸腾的人群。这些日本人怎能不兴高采烈呢？刚才，升得最高的是他们的国旗，奏得最响的是他们的国歌，站在领奖台最高处的是手捧金杯的日本姑娘。

对一个有抱负的运动员来说，最刺激的莫过于看着别人升国旗、奏国歌、接受观众的欢呼了。中国女排姑娘们的心，此时正沉浸在这种痛苦的感情之中，翻滚着不平静的波浪。

从最初踏上枫叶凝丹的东京都，到即将离开商业名城的大阪府，在转战日本各地的这些天里，随着场上胜败得失的变幻，姑娘们的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什么滋味没品尝过？！

在横滨文化体育馆进行的比赛是难忘的。这场球，尽管与1977年第二届世界杯女子排球锦标赛的名次无关，然而却在日本女排认识中国女排的天平上，加上了新的砝码。

正处于鼎盛时期的日本女排，是上届世界锦标赛和奥运会冠军，拥有一批出类拔萃的运动员，包括著名的攻击手白井、优秀二传手松田，是一支战斗力强、夺魁呼声最高的队伍。

或许是出于锻炼新手，或许是认为没有必要，日本队在第一局只上了一半主力。我们也没有全上主力。结果是8∶15，中国队首局失利。姑娘们心里不是滋味，人家用替补队员打我们，是瞧不起咱哩！好，那就非争这口气不可。第二局，在落后的情况下，咬着打，追成12平。正轮到前排的曹慧英快攻猛扣，连连得手，竟以15∶12，扳回一局。第三局，中国队乘胜追击，以15∶9轻取。比局反以二比一领先。

热情的横滨人，并没有因为这场球对日本队最后去摘取皇冠无足轻重而兴味索然。它依然吸引了众多球迷，全场爆满，连座席之间的通道上都挤得水泄不通。

但是，看到这里，一些沉不住气的观众，已经在为本国的球员能否取胜担忧了。

第四局，日本队换上了全部主力。坐在场边的袁伟民和韩云波会心地笑了：“终于把她们的主力打出来了。”我们是张蓉芳、杨希打主攻，以最佳阵容迎战。中国姑娘气足手顺，以8∶1领先。但是，经验丰富的日本队还是慢慢追了上来，反以15∶11拿下这一局。

在决胜局里，双方全力拼搏，比分交替上升。打到13平，杨希以一个漂亮的上手飘球直接得分，14∶13，我们占了上风。观众席上，惋惜声声，是为本国球员着急；掌声阵阵，献给讨人喜欢的杨希。杨希再度站在发球线上，又发出了一个平冲飘球，对方一传垫击过重，球刚刚探头过网，只见20岁的主攻手张蓉芳凌空跃起，挥臂猛扣，“叮咚”一锤定音。

第五局比分：15∶13。

全场比局：三比二。

三比二，这个简单的比数，包含着多么丰富的内容，标志着一个历史的转折：中国女排20年来，第一次战胜日本国家女排。

“中国队的进步惊人！”

“中国女排出色地显示了以我为主、以攻为主、以快为主的特点。”

比赛已经结束，日本报刊仍在饶有兴趣地评价着这场横滨之战，评论着年轻的中国女排。

大阪这个不平静之夜，又何尝不是难忘的啊！

几天前，当她们第一次踏上大阪的土地，心情是激动的，连凉爽的夜风拂来，让人感到的也是轻柔和舒适。第一阶段的比赛已经结束，第二阶段的比赛即将开始，只有进入前四名的队，才有资格到大阪来。中国，就是四强之一。

还记得吗？1974年的世界排球锦标赛上，中国女排成绩是第十四名。从名列十四到进入四强，这个跃进是了不起的啊！尤其让姑娘们高兴的是，两个多月前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我们败给古巴队，这次我们赢回来了。在这届世界杯比赛中，古巴“炮手”鲍玛列斯和巴尔涅特扣球成功率名列第一、第二，实力雄厚，上次中古之战，扣球得分是12∶24，拦网得分6∶9，优势在对方。而这次，中国队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特长，以快制高，掌握了网上主动权，扣球得分转化为23∶18，拦网得分18∶9，结果，我队以三比二获胜。我们的技、战术特长显示出来了，正如日本报刊评论的：“中、古之战，中国把对方诱进了一场技术的争斗中来，封住了对方的力量。”

遗憾的是，与第九届大学生运动会时一样，这次比赛又出现了三个队积分相等、按净胜局数决定名次的情况。第二阶段的战绩统计是：日本三战皆捷。中国、古巴、南朝鲜都是一胜二负。但是古巴胜五局负六局，南朝鲜胜四局负六局，中国胜四局负八局。结果中国队被挤出前三名。

今夜，大阪的风依然是那样凉爽，然而这时姑娘们感到的不是舒适，而是肃杀。她们真想把刚才举行的发奖仪式的一切都忘掉，可是一幕幕情景映现在脑海里，反倒变得格外分明。

偌大的体育馆里，翻腾着欢乐的波浪。日本、古巴、南朝鲜的姑娘们相继登上了领奖台，捧起了闪闪金杯。唯独12名中国姑娘站在地板上，两手空空。黄手帕，在日本可能是吉祥如意的象征，可是，它在我们这些姑娘们的手上竟变得那样沉重，仿佛不是举着一方轻纱，而是一块铅板。它深深地伤害了姑娘们的自尊心。时间，忽然变得缓慢了；空气，也显得那么沉闷。她们的心几乎都要碎了，这里的一切怎么还不快点儿结束？

集体授奖总算结束了。个人授奖开始了。多少双羡慕的眼睛投向中国队的队长曹慧英，电子统计的技术资料公布了，她是拦网第一，发球第二，扣球第三。这位漂亮的姑娘，抱走了三座金灿灿的奖杯。

优秀运动员奖，属于她。

最佳拦网奖，属于她。

敢斗奖，也属于她。

“敢斗奖”，虽然它的分量比不上最佳运动员奖和优秀运动员奖那么重，但是，日本人是很看重它的，只有那些精神顽强、“不怕死”的选手才有资格成为它的主人。日本选手中，这种“敢斗”者，是大有人在的，可是这次我们的曹慧英比她们还“敢斗”。

24岁的曹慧英，身高1米80，体重160斤，体力特别好，球技正处于全盛时期。与南朝鲜的角逐中，她飞身去扑救一个眼看就要落地的险球，球是“起死回生”了，她却伤了左腿，是拉伤了韧带、挫伤了肌腱，还是磕伤了髌骨？钻心的疼痛使她的身上渗出冷汗。还没等曹慧英从地上爬起来，裁判已做出手势，询问中国队是否换人。袁伟民和韩云波以询问的目光看着小曹，队员们以期待的目光看着自己的队长，全场一下沉静下来。所有的目光，聚焦在小曹身上，就像千万缕阳光射过透镜落在一根火柴头上，火苗忽地燃起来了。小曹蓦地站起来了，以她特有的刚毅姿态挥挥手，告诉那位朝着她示意可以退场的裁判：“不换！”

队员们欣喜地向她投来依赖和鼓励的目光。全场观众忽然从期待的寂静中苏醒过来，把最热烈的喝彩声，献给这位“敢斗”的中国姑娘。她果然不负众望，忍着疼痛，接连扣出了好几个强有力的球，一直坚持到这场比赛结束。

当第二天迎战古巴的时候，这位“中国队长”腿上捆扎着厚厚的弹性绑带，又上场了。观众对她的崇敬，又在她带伤连续奋战的行动中增加了一分。她是要求医生打了封闭针才上场的啊。激烈的战斗，使这位勇敢的姑娘把自己置之度外，当时的环境也不允许进行全面的检查，不过，小曹到底伤得怎样？这在教练和随队医生的脑海里始终是个问号。

站在领奖台上的曹慧英，捧着三座奖杯，面对着亮成一片的闪光灯，她的脸上毫无笑意，也没有像其他获奖者那样向四座举杯致意。

“姑娘并不高兴。”日本《朝日新闻》的一位记者敏锐地观察到她情绪的低落，抢先一步迎向从领奖台上下来的曹慧英，悄声问道，“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您似乎不太愉快，能向我透露一下原因吗？”

“个人得的奖杯再多，又有什么价值呢？我们队哪怕能得个第三，也比这样好呀……”

“哦！原来是这样。”日本记者礼貌地连连点头，“明白了，明白了——中国姑娘视祖国荣誉高于一切。”

人海里闪动着两双乌黑的眼睛在寻找着曹慧英。

这是两位普通的日本女学生，她们梳着一式的齐耳短发，细嫩而又稚气的脸上充满了期待。

她们小心翼翼地抱着一件礼物，要送给自己崇敬的英雄。

运动员们从体育馆里出来了，人海闪开了一条甬道。两位女孩子不顾一切地挤上前去，拦住了中国3号队员，递上了一个大布娃娃。曹慧英早已不是玩布娃娃的年龄了，再说怎能收两位小朋友的礼物呢？可是，当她透过塑料袋一看，她感动了，这哪里是一般的布娃娃，它就是“曹慧英”——像曹慧英一样穿着球衣、球裤、球鞋、球袜，腿上还戴着护膝，胸前绣着两个汉字“中国”，背上绣着阿拉伯数字“3”，这不是曹慧英吗？连那卷曲的、乌黑的头发都与曹慧英惟妙惟肖。

曹慧英怎能不感动，不激动？她真想俯下身去亲亲这两位异国的小妹妹，可是汹涌的人流已经把她们挤走了。她们叫什么名字？是谁家的孩子？说不定她们期望着能得到她的一个签名，可是现在人海茫茫，她们在哪里呢？

布娃娃“曹慧英”紧挨着小曹坐着，三座金杯放在一旁，她无心一顾；车外迷人的夜景、纷纷的人群，她也无心流盼。她的思绪飞回了祖国，她的耳畔响起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三大球不翻身，我死不瞑目。”

这是贺老总的誓言啊，这是贺老总在召唤啊！

想起了贺老总，就想起了洪湖。

《洪湖赤卫队》里韩英唱的那首激愤的歌，一下子从她的心底飞了出来：

“没有眼泪，没有悲伤……”

唱过评剧、京戏的曹慧英，有着一副天生的好嗓子。平时，无论遇到高兴或不高兴的事，她总爱用歌声抒发心中的欢乐和忧愁。此时此刻，当年洪湖赤卫队党代表韩英激励乡亲们战胜挫折的歌，好像是特意为她们谱写的。姑娘们异口同声地跟着自己的队长哼了起来。歌声是那样深沉，打破了车内的寂静，融进了深秋的晚风。

中国排球代表团团长黄中，根据大会的安排，平时是坐小车往返的。今晚，他知道姑娘们心情不好，就和她们同乘一辆车返回旅社。

听着这发自内心的歌声，看着这些姑娘们失去了平时活泼的笑颜，这位老领导的心中很不平静。他深沉地对小曹她们说：“你们输了球我没有这样难过，可是这歌声……”

这歌声催人泪下，也给人力量。一种高度的责任感鞭策着她们，也感染着别人。

就要离开日本，离开热情接待过她们的“新大谷”饭店了。这座高耸入云的日本一流饭店，给第一次来日本的姑娘们留下过美好的记忆。热情周到的服务，对胃口的餐食，尤其是那个可以鸟瞰东京的旋转餐厅，更使她们感到新鲜有趣。可是，现在她们也坐在这个别致的餐厅里，东京旖旎的秋色依然像十多天前那样迷人，面前也像上次那样摆着鱼翅汤、鸡翅膀和虾仁，可是这一切都无法使她们提起兴趣来。她们忽然变得老成了，站在袁伟民面前恳切地说：“指导，咱们马上就回去吧，我们一定好好练，再也不要求休息了。”

从第十四名一步跨到第四名，这在那个要求“一年初见成效”的历史条件下，是会被当成“初见成效”的典型的。许多前往报道这届世界杯赛的外国记者发表评论说：

“就实力而言，中国队应居第二”；

“中国女排的潜力是可怕的。可以预料，在不久的将来，世界排坛上将会卷起一股‘中国旋风’”。

女排姑娘们对这次的成绩并不高兴。袁伟民也不满意。我们的姑娘出现在世人面前，尽管像一片小白桦树林那样，充满着生机，招人喜欢。但是，她们有着明显的缺陷：缺少国际比赛经验，技术和情绪都容易波动。我们的姑娘太纯洁，也太认真了，她们经不起人家“整”，吃不得错判、误判的冤枉，关键时刻，被裁判几下一吹，就吹“毛”了，竟赌气不接一传，结果人家求之不得，这样怎能打得了硬仗？

不过，袁伟民还是高兴的，他从失望中看到了希望。我们在了解“世界”，“世界”也在认识我们。中国姑娘走向世界，不仅仅是站在国际排坛这个“游泳池”畔试试水温而已，她们已经具备了搏浪击水的本领，怀着强烈的愿望想着与诸强较量较量。对于这次较量的结果，姑娘们不满意，这是件好事，说明了她们的眼界高了，目标大了，连第四名都看不上眼了，已经具有去拿世界冠军的远大抱负了！要知道，仅仅是两个月前，她们对此连想都还不敢想哩！

挫折没有使她们气馁，却激发了她们的锐气。凭着这股锐气，她们要用汗水砥砺锋芒，等待着来日到世界排坛去一决雌雄。

一石冲破水中天

从一衣带水的扶桑归来，袁伟民的脑海里一直盘旋着《日本经济新闻》排球述评中的一句话：“中国队距离世界水平还差半步。”

这半步差在哪里呢？

外国人说，中国组成了上场的6个人都能扣杀的球队，就连场上两个二传孙晋芳和陈招娣都具有进攻能力。日本排球界前辈冈田英雄先生的看法更进了一步。他说：“现在中国队的12名队员技术比较全面，但是中国队还缺少攻击凶猛的人才，缺乏像日本的前田、白井，古巴的佩雷斯、巴尔涅特那样的‘炮手’。看看奥运会和世界杯赛就会知道，在世界强队中必须有两三名这样的世界第一流队员。”

冈田英雄先生的意见是对的。袁伟民日思夜虑的也是这个问题。作为一名快攻手，曹慧英的攻击力无疑是“凶猛”的，把她誉为“世界第一流队员”，也当之无愧。在中国女排这支不太成熟的队伍里，她算是最成熟的一员战将了。教练对她是绝对信任的，这次世界杯赛她是一个人顶一个位置打到底的。

然而，厄运却向我们这位正处于黄金时代的优秀运动员袭来。

祸根，其实在打南朝鲜的那场比赛受伤时就埋下来了。回国以后，她憋着一股气，练得特别起劲。冬季短训，又来到漳州，承受大运动量的训练，她感到腿部疼痛，髌骨劳损已经很严重了。可是，这位“铁姑娘”硬顶着，直到坚持不住了才吐露真情。

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召开了，她和袁伟民是代表，从漳州赶回北京开会。开会期间，她坚持两件事：一是每天打针治疗；二是每天晚上悄悄地练静力，总是练得汗湿衣衫。

1978年4月，正当鲜花在祖国的原野上开始绽开笑脸的美好时节，我们的“铁姑娘”受到了第一次沉重的打击。

那是迎战来华访问的日本“日立队”的一场国际比赛，工人体育馆里坐满了观众。“要球不要命”的曹慧英忍不住了，她要求医生给她小腿上缠上绷带，带伤上场了。

第一局，我们打得很顺，曹慧英特别来劲，一次跃起快攻落地时只听得膝关节“咔嚓”一声，她还以为里边可能是抻了一下，并不在意。髌骨响过之后还跳起进攻十多次，坚持着打。

她带着其他五名队员依然活跃在场上，像没事一样。忽然，她觉得左腿不听使唤，人往前冲了。可是曹慧英还是轮了三档位置，直到坚持不住了，才被医生和一位替补队员搀扶下去。

“怎么样啊？”多少观众把目光从球场上移到蹒跚而行的曹慧英身上。坐在出口处周围的观众，纷纷站起来，向前探着身子。曹慧英感受到了他们关切的目光，可是疼痛使她紧皱着眉头，豆大的汗珠从她的额头滴落下来……

工人体育馆休息室里，几双焦虑的眼睛看着医生的手。这双手正在小心翼翼地打开曹慧英缠在腿上的弹性绷带。一圈、两圈；一层、两层……绷带刚刚拿掉，关节就肿起来了，小腿不由自主地从板凳上突然掉了下来，曹慧英想把它抬起来，可是，小腿几乎成了身外之物，抬不起来了。疼痛，钻心的剧烈疼痛，通过神经的传导，刺激着她的大脑皮层。

眼泪哗哗地夺眶而出，她哭了。

是疼吗？是痛！髌骨断了，这是常人难以忍受的疼痛。但是，光是痛就能催下这位姑娘的泪水吗？她一面哭，一面撕下贴在胸前号码底下的那条场上队长的标志……

排球是她的事业，腿抬不起来了，事业完了，她能不哭吗？

这时，她还存在着一丝幻想，希望这条腿不至于断。

片子拍出来了。小腿髌骨上一条明显的大裂缝，连不会看片子的她，也能一眼作出判断——髌骨断裂，科学的证明使她最后的一点儿幻想变成了泡影，她的心像针刺一样痛。

开刀了。北京运动医学研究所的专家们用一根钢丝把断裂的髌骨固定起来，情况还可以，但她心境不佳。正在高峰时期，忽然跌落下来，姑娘的情绪怎么好得了？她是不死心的，养伤期间她要控制体形，不能发胖，就只吃蔬菜不吃荤腥。身上和心上的痛苦折磨着她，本来是那么“皮实”活泼的姑娘，现在一餐却连一根油条也吃不下。人，日渐消瘦，抵抗力也不及从前强了。

这一年，对小曹来说，真是祸不单行。正当她腿伤日好、准备随队去日本的时候，突然又发起烧来，肺结核菌乘机来找她的麻烦。

她离开了那些亲密的姐妹们，离开了温暖的集体，来到了隶属北京市的通县县城的郊野。这里有一所疗养院，曹慧英住进了一号楼的一间病房里。

英勇的战士从激战中撤下来了，依然记挂疆场；曹慧英陷入沉疴，依然眷恋着球场。

阵阵哀愁向她袭来：还能打球吗？会残废吗？这一辈子还会有什么作为吗？

眼泪一次又一次挂满她俊秀的脸颊，又一次一次被她那双刚毅的手拭去。这双手是不肯屈服的，十个手指有六个手指打伤过，右手的小指头被打得骨折，向外侧弯曲着，连敬军礼都做不到“五指并拢”。有一次，她回部队作报告，上台一个精神抖擞的军礼，战友们竟笑出声来，他们不知道小曹的小指头受过伤，并不拢，还以为她不懂得怎样行军礼哩。

她虽然离开了自己的队伍，却不是一只孤雁。假日里，姑娘们看她来了。她们把在北京国际排球友好邀请赛上获得的一枚金牌送给了自己的队长。金牌挂在床头，就像全队的同志们都陪伴在身旁。金牌给了她力量，使她看到了希望。

在治疗中两个月过去了，秋天来了。她在一次外出中悄悄地拿了一双球鞋回医院，开始绕着花坛、沿着树丛锻炼，先是慢走，后是慢跑。当她第一次偷偷地把500米跑下来之后，高兴得又唱又跳。医生马上发现了她的“越规行为”，劝阻她，批评她，可是没有用。她干脆磨起医生来，要求出院。医生们既爱她这股不向疾病低头的“愣”劲，又气她不听话，直拿她没办法。

由于曹慧英的伤病，使中国队的水平下降了一截。这在1978年8月在苏联举行的世界锦标赛上，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

这次比赛，我们未能进入前四名。在与美国队争夺第五、第六名时，又以○比三败北。战绩的波动，暴露了我们技术上的问题。从技术统计数字来看，防守不好、强攻不强，是我们两个明显的薄弱环节。尽管我们快速多变的技术、战术特点已经形成了，但由于防守和强攻这两个环节没有保障，使我们的特长得不到充分的发挥。

国内外不少排球行家认为：“世界排球运动的新变化，使得今日的排球成为技术、力量与高度相配合的运动。”衡量一支队进攻实力的主要标志是强攻。要战胜人高马大的欧美强队，迫切需要培养身材高大的强攻手。光有“快攻”没有“强攻”，光有“机关枪”没有“大炮”，不行！

我们的“大炮”在哪里呢？

在南京举行的全国锦标赛上，袁伟民发现了一位有希望培养成一流“炮手”的人物。

这次袁伟民赶往南京观看比赛，是奔着北京女排来的。刚好，那天北京队有比赛，他到球场一看，喜出望外，这个队的主攻手郎平条件果真不错。

这是未来的“世界大炮”和她未来的教练之间的第一次见面。

这时郎平才17岁，扎着两条小辫儿，长得细皮嫩肉的，一笑脸上还显出一对浅浅的酒窝，正是一位芳龄少女。

有人告诉袁伟民：“她和你还是半个同乡哩！”

郎平明明说得一口京味十足的普通话，在袁伟民听起来虽然也和苏州方言一样别有韵味，但姑苏城里难得有这样的大个儿呀！

“郎平的爸爸是天津人，大个儿；妈妈是苏州人，也是‘长脚’……”

“噢，怪不得哩。不然她怎么既有江南女儿的灵秀，又有北方姑娘的健美？还真可以算半个同乡哩！”

郎平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干部家庭。她“生不逢时”，从小学到初中，正是“文化大革命”动乱的十年。父亲，被下放到干校，离开了北京；母亲，是一家宾馆的业务干部，那时旅馆人满为患，别人可以离开工作岗位到处跑，而她和许多干这项工作的同志一样，日夜轮班，忙得很难顾得上家。

郎平和许多脖子上挂着钥匙长大的孩子一样，很小就开始了独立生活。妈妈值夜班，郎平就和比她年长两岁的姐姐自己锁上门睡觉；妈妈中午回不来，她们就自己买菜做饭，还学着记账，从不乱花一分钱。

姐妹俩整天形影不离。姐姐温顺厚道，处处爱护妹妹；妹妹聪颖活泼，懂得尊重姐姐。在没有大人督促的情况下，姐妹俩渐渐地学会了支配学习和娱乐的时间，锻炼了靠自己的力量去解决问题的能力。

有一次，她们不小心把钥匙锁在家里了，姐姐急得要哭，郎平却扑闪着眼睛想主意，只见她一溜烟攀上了邻居的阳台，迅速剪开自家的窗纱，拉开插销，轻巧地从窗里爬进去，打开了门。

事事不服输的精神，在郎平的孩提时代就表现得很明显。入学前，她看顽皮的男孩子爬树上房，自己也要一比高低。读书了，她暗暗和人家比成绩，比谁的字写得好。放学回家，先把老师布置的作业完成，再写家长布置的大字，不全部完成，她是从来不肯坐到饭桌上来的。那时候，“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然而，郎平在父母的教育下，从小学到中学，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少年郎平有过许多美妙的理想。画家笔下的线条和色彩吸引过她，丝竹之声也曾使她入迷。星期天，她时常由妈妈陪着去一位相识的美术工作者家中学画。平时有空还学拉二胡。

直到13岁那年，她跟着喜爱体育的爸爸第一次去看一场国际排球比赛，从此，排球开始闯入她的生活，占据了她的心田。

那一次，是北京女排的大姐姐迎战来自大洋彼岸的秘鲁客人。场上的排球一会儿在她们手指间调皮地蹦着，一会儿又从她们的掌下暴怒地冲向对方……她真没想到平时上体育课托几下就要掉下地的排球，在这些大姐姐们的手上竟变得如此驯服和神奇。小郎平看得出了神，仿佛她已经长大了，也穿着印有“北京”二字的球衣，正在场上和那些金发碧眼的外国姑娘争夺。她是多么向往成为一个排球运动员啊！

她盼望着自己像工人体育馆周围的小松树一样快快长大，长得和北京女排的大姐姐们一样高大。

长啊长，妈妈给她做的新裤子，不到半年就要接上一大截了；长啊长，她成了朝阳中学最高的女孩子，参加了学校的田径队……

一个偶然的机会她被发现了。

“你叫郎平吗？”

“是的。”

“你想学打排球吗？”

“排球？想啊！我早就想打排球了。”

站在北京市第二业余体校张媛庆教练面前的这个细高挑儿，身体孱弱，体重只有七十几斤。张教练是出于发现、造就高个子排球队员的热心，才收下这个身体素质并不出众的学生的。

1974年的暑假，对郎平来说是难忘的。她作为这所业余体校的插班生开始接受排球训练时，班里其他同学都已经练了一年了。从零开始的郎平，当时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是：赶上她们。

她处处不甘落后，汗水比别人流得更多，练得比别人更苦。星期六回家，总不忘把球和球衣带上。星期天的清晨，别人还在酣睡，她已经围着楼群跑了一圈又一圈。遇到刮大风，她就上上下下跑楼梯。要不就对着墙壁练托球，家里雪白的墙壁被打上了一片一片的排球印子。

正当她跑步前进的时候，困难也迎面而来。没练几个月，不知怎的，她的小腿胫骨突然像针刺一样痛不可忍。几经治疗，仍不见效。她不相信自己就这样轻易地退下来，每次都是一瘸一拐地准时来到训练场。张教练的脸上也出现了愁云，她既怕练坏了孩子，又不甘心放弃这棵好苗子。有一次，她走访一位大夫，听说北京青年女篮的队员训练之初，体质差的新队员普遍出现过胫骨痛的现象，只要熬过三五个月，疼痛就会自然消失。张教练掌握着运动量，郎平咬牙坚持着，不到三个月，胫骨果然不疼了。

闯过这一关，她放开手脚练得更欢了。到了严冬，业余体校没有室内场地，郎平就和伙伴们一起穿着绒衣、戴着手套在冰天雪地里摔滚，厚厚的绒衣磨出了洞，汗水洒在冻土上，她们以苦为乐，练得入了迷。

尽管在最初的障碍面前，她耍过小孩子脾气，遇到困难也掉过眼泪，但是她从不颓唐畏缩。有理想，有对胜利的渴望，使她战胜惰性，克服自我，不停地追求新的目标，走着一条由弱者变为强者的奋斗之路。她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把攻防技术提高到接近主力队员的水平。

在业余体校这个运动员的摇篮里，她憧憬着有朝一日能打上北京青年队，两年以后，果然如愿以偿。那年的冬训是在福建漳州进行的。当融融春风吹起，郎平带着累累硕果回到北京。在车站上她见到来接她的姐姐时，说的第一句话是：“你猜，我弹跳增加了多少？人长高了多少？”喜悦的心情，溢于言表。原来，这是郎平接受的第一个严格的正规冬训，也是她练得最苦、收获最大的一个冬训。用郎平打趣的话来说：“累得小腿肚子都转到前边来了。”在这之前，她扭着腰肢负重30公斤深蹲，勉强才能做两三下，现在一次训练负重深蹲累计重量竟达一万多公斤。由于力量的增加，她的弹跳猛增了12公分，身高由1米79长到1米83。

郎平是个有着强烈进取心的姑娘。为了改进错误的习惯动作，她采用“罚”自己的办法，扣坏了一个球，就要自罚空跳数次。教练要她用两周的时间改掉一个错误动作。她却说：“给一星期够了。”果然说到做到。

郎平在排球之路上大步前进，靠教练的指点，靠自己的奋发，也和父母的鼓励分不开。爸爸郎家骅是女儿最忠实的观众，只要女儿赛球，他总是风雨无阻，每场必到。有时实在脱不开身，事后也要想办法弥补。有一次，郎平的母亲陈刚在和平宾馆接待著名二胡演奏家闵惠芬，她就主动请客人介绍小时候刻苦练琴的故事，回来讲给郎平听，启发郎平用同样的精神练球。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不懈的奋斗，使她在艰难的登攀中拾级而上。她的进攻力量由弱到强，击球点由低到高，扣球控制面由只会扣直线到能扣各种线路。技术上的一道道难关，被突破了。

17岁时，她被选进北京一队，穿着印有“北京”二字的运动衣迎战罗马尼亚女排，实现了少年时代的夙愿。从这时起，一个更高的目标又在她心中闪光：“如果有一天我能穿上缀有国徽的运动服，代表祖国去战胜世界强队，那该有多好啊！”

现在，决定郎平能否穿上缀有国徽运动服的人就坐在场外，不动声色地观察着身高已经1米84的郎平的各种技术动作。

袁伟民不愧为识“千里马”的“伯乐”。他拍板决定吸收郎平进国家队。

袁伟民的远见卓识不仅在于敢于收下郎平，更在于敢把这样一个没有经过重大国际比赛考验的新手立即推上主攻手的重要位置，去打关键性的比赛。这难免不冒一点风险。而且，这时作为主攻手的杨希技术也正在高峰时期，用郎平代替杨希确实要有点儿眼光和魄力。

这块石头丢下去，果然打破平静的水面，溅起美丽的水花，荡出环环涟漪。

郎平第一次露面，是在曼谷举行的第八届亚运会上。

她的18岁生日，是在球场上度过的。那天中国队战胜了亚洲劲旅南朝鲜队，郎平强攻频频奏效，表现突出，打响了第一炮。然而，第二场打日本却屡屡失误，“大炮”打哑了，被换了下来。

我国排球界有“三年打基础，五年成才，七年成器”的说法，有人认为郎平只有五年球龄，她这根嫩竹扁担还挑不了千斤。有胆有识的袁伟民却始终不悔。他认为，要加强中国队的强攻，就要破格起用有特殊才能的新秀，付出一点学费是难免的。一个新手，技术有点儿波动，有时打得好，有时失手了，这都是正常的，不必大惊小怪。重要的是帮助她总结经验，找出薄弱环节，继续在使用中培养她、提高她。

为了把郎平培养成不负众望的“炮手”，在国家队集训时，袁伟民对她进行了严格的、有独创性的训练。袁伟民很快就摸透了她的脾气，经常出难题“憋”她。当她防守上还有漏洞时，袁伟民并没有因为她个子高大而降低对她的全面要求，而是经常给她吃“小灶”，陪她进行个别训练，帮助她突破防守关；当她能得心应手发挥强攻威力时，又训练她快攻突破和后排立体进攻。

春风化雨，郎平在教练的严格要求下，正朝着能攻善守、能高能快、技艺精湛的世界一流“炮手”的方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