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1872——1914
第一章 幽灵
“我永远无法摆脱身为幽灵的感觉”，罗素曾在写给他的情人奥托琳·莫里尔的信中这样说。他告诉她，当他感到“痛苦”时，例如，在第一段婚姻期间首次感到自己不幸福的那个时刻，这一信念尤其强烈。当时，他和妻子以及她的家人一起，坐在室外，一种感觉突然以压倒一切之势，支配了他的身心——他其实不在那里，可以这么说，他已经失去了与周围那些人的接触。他“和他们在一起，但是突然脱离了他们”。他老年时告诉女儿凯特，他过去常常进入的梦境也体现了同样的被孤立和疏离的感觉：
我觉得，自己站在一块玻璃后面，就像水族箱中的一条鱼儿，或者说变成了人们看不见的幽灵；我痛苦挣扎，希望与人接触，但是无济于事，我知道自己注定永远处于孤独的无能状态。在有孩子之前，我常有这样的感觉，成为父亲之后，它们便很少出现了。
罗素有第一个孩子时将近50岁。在那之前，这种身为幽灵的感觉，这种与周围人隔绝开来的感觉，在他的个性中占据核心位置，是他的生活中具有决定作用的特征。在他与身边的人交往时，这种感觉表现出来，是令人恐惧的冷漠态度的根源，也是形成紧张、粗暴的人际关系倾向的根源。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罗素希望克服自己的冷漠态度，希望最终与人互动。但是，他担心自己的努力将会再次以失败告终，因此这种一厢情愿的希望常常难以如愿。在很大程度上，至少他前半生的经历可被视为一个接一个的艰难努力，其目的旨在缩短他感觉到的自己与其他人之间的距离。
正如他给奥托琳·莫里尔讲述的，他在孩提时期经历了大量痛苦，也许超过了可以忍受的限度。他后来的幽灵式逃避既是一种症状，也是一种反应。他2岁时，母亲死于白喉；几天之后，姐姐死于同一种疾病；父亲遭到毁灭性打击，几乎失去了活下去的念头。一年半之后，父亲去世，罗素那时年仅3岁。在这种情况下，他被送到祖父家抚养。罗素6岁时，祖父也去世了。那天晚上，罗素彻夜难眠，担心奶奶会接着撒手人寰，把自己留在这个世界上。罗素儿时面对的确实是一个幽灵游荡的世界；在那个世界中，死者与生者共存；在那样的世界中，人的情感依附对象被反复证明是并不可靠的东西，昙花一现、转瞬即逝，在那样的世界中，冷漠看来是唯一可能出现的反应。
然而，在罗素出生时，根本没有任何迹象，暗示将会出现那样的情况。他于1872年5月18日出生在一个令人愉快、生活舒适的家庭之中，名字叫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是家里的第三个孩子。父亲安伯利子爵是爵位继承人，妻子名叫凯特。那幢房子位于蒙默思郡，当时人称雷文斯克罗夫特庄园（现在叫克勒顿庄园）》
罗素家族当时是最著名的辉格党望族之一，父母给罗素取了“伯特兰”这个不同凡响的名字，旨在纪念那个家族特有的传奇之一。与辉格党王朝的大多数家族的情况类似，罗素家族的地位和财富源于亨利八世的眷顾。那位国王向修道院和传统的天主教贵族发起攻击，利用获得的大量战利品，册封了新的贵族。罗素家族分享了那批数额较大的奖励，其中包括沃本修道院、塔维斯托克修道院，以及分散在德文、康沃尔和多塞特三地的大片地产。此外，罗素家族还获得了几个世袭封号，其中最著名的是贝德福德伯爵的头衔（在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贝德福德升格为公国）。然而，与许多这类名门望族类似，他们沉迷于古老、辉煌的过去之中，那些岁月把他们与诺曼征服联系起来，与古老的法国贵族家庭联系起来。到了19世纪初期，在贝德福德公爵六世（伯特兰罗素的曾祖父）的指导之下，历史学家兼家庭图书馆馆长J.H.魏芬为其撰写了一部家史，说明罗素家族是布里克贝克男爵威廉的后裔。1066年，布里克贝克男爵威廉的儿子休伯特兰和征服者威廉一起，从法国渡过了英吉利海峡。
后来，另外一位公爵雇用了一名治学更为严谨的历史学家。那位历史学家给想人非非的魏芬编撰的家谱浣了一瓢冷水，认为罗素家族当初是住在多塞特的葡萄酒商人。14世纪，波尔多还在英国的统治之下，该家族把红葡萄酒进口到英格兰，同时向法国出口羊毛，赚得了大钱，过着美好的生活。伯特兰·罗素可能从来没有真的相信什么布里克贝克男爵，并不在乎自己的祖先当初是否真的跟随征服者威廉来到英格兰。所以，家族曾经地位卑微，这对他来说也不是什么重大打击。同理，对某些祖辈拥有的巨额财富和政治影响，他并不感到自豪，甚至完全没有什么兴趣。约翰·罗素从来自多塞特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商人，变为第一代贝德福德伯爵，在亨利八世逝世时已是英国最富有、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在亨利的继任者孩童国王爱德华六世统治时期，贝德福德伯爵获得的领地至少有15处，其中包括非常著名的考文花园，本已非常巨大的领地面积因此大大增加。几代人之后，贝德福德伯爵五世的儿子威廉·罗素勋爵与南安普顿伯爵的女儿结婚，继承了一大片领地，包括布鲁斯伯瑞庄园，从而获得更多的土地。当时，布鲁斯伯瑞庄园还是一片并不起眼的放牧草地；如今，那片土地是伦敦非常有名的去处，仍处在该家族的控制之下，是其主要的收入来源。
伴随土地和财富出现的是权力。在18世纪，辉格党寡头们主导英国政治，贝德福德公爵四世当时被视为英格兰最富有的贵族，担任了主要政治派别的领袖。在那个时代，人们对此类做法颇有微词，贝德福德公爵四世采用的不讲道德的手段受到了严厉谴责。那时，一位署名为“朱尼厄斯”的政治观察人士以非常尖刻的语言说，那位贝德福德公爵四世“购买和出售大量土地，超过了这个国家最有代表性领土的一半”。即使不带那么多偏见的人士也认为，那位公爵善于操纵政治，一味谋求私利。但是，由于他掌控巨额财富，人们不可能忽视他的影响。在18世纪中叶的数十年中，没有哪一届政府可以完全忽略他的影响，在各个时期中，他先后担任外交大臣、爱尔兰总督、枢密院大臣、驻法国大使。然而，他的最大力量并不在于这些职务，而在于他建立的资助制度。该制度的目的旨在确保这一点：许多下院议员不是像我们今天看到的那样代表某个党派，而是代表贝德福德公爵和他所领导的团体的利益。
伯特兰·罗素对家史很感兴趣，但是对曾经在英格兰政治舞台上扮演过那么重要角色的两位先辈，即贝德福德伯爵一世和贝德福德公爵四世，他却几乎没有谈及。他在成长过程中相信的家史，他所珍视的家族史，是从祖父约翰·罗素勋爵那里听到的版本。约翰·罗素勋爵关心的东西非常高尚，与经营权势的先辈们大相径庭。约翰·罗素勋爵是贝德福德公爵六世的小儿子，目睹兄长跻身英国最富有的人士之列。但是，在长子继承制的影响之下，他自己继承的财产数量十分有限。在这种情况下，约翰·罗素勋爵摆脱了传统观念的束缚，并不一味追求财富，他按照自己信奉的政治原则从事社会活动，不像有些长辈们那样，玩弄权术，寻求私利。他提出了许多进步举措，其中最著名的包括1832年的《改革法案》。他的影响逐渐增大，成为他所在政党的公认领袖，两次担任了维多利亚女王陛下的首相（他得到的回报是在1861年被封为伯爵），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被威廉·哈科特称为“最后一位辉格党总督”。而且，他还是一名不知疲倦的理论家，下野之后撰写了大量著作，内容包括辉格主义的历史、英格兰的宪治历史、自己家族的历史。这使他形成了一个观点：所有这三个方面往往融为一体，成为一个问题。他遗留给孙子罗素的正是国家历史、政党政治和家庭自豪感这三者的有效融合。
从这一点看，罗素家族具有这样的特征：在长达数百年的历史中，他们不是一门心思地不断积累财富，扩大政治影响，而是追求“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他们已经大体上忘记了自己从皇室手中得到的权力，转而强调自己拥有的反对皇室的权力。因此，他们不是被人视为巨大的皇室恩惠的受益者，而是被人视为反对皇室专制的精神堡垒。在约翰勋爵及后来的伯特兰·罗素看来，那个家族的辉煌历史并非始于亨利八世给予第一代贝德福德伯爵的巨额馈赠，而是发端于四代人之后。那时，威廉·罗素勋爵公开表明立场，反对信奉天主教的詹姆斯二世继承王位。
人们如今认为，那不是针对天主教的有失宽容之举（当然，更不是希望保护曾属于教会的财产），而是一篇具有原则性的辩词，其目的旨在维护宪法自由。约翰勋爵认为，威廉勋爵是这个家族的英雄，其原因在于，在反对詹姆斯继承王位的过程中，威廉勋爵与沙夫茨伯里勋爵、约翰·洛克和其他人一道，开创了辉格党的传统。而且，威廉勋爵还为这项事业贡献了自己的生命。1683年，他被控参与暗杀詹姆斯及其弟弟查尔斯二世的拉伊宫密谋，最后被处以死刑，成为辉格党的第一位烈士，成为光荣革命的英雄。他英勇就义的行为是议会反对皇室权力的一种象征。
1819年，在其政治生涯之初，约翰勋爵出版了一本威廉·罗素的传记。在罗素家族和辉格党看来，那本传记将威廉·罗素勋爵的形象固定下来，成为辉格主义原则的具体体现。这一准则贯穿了威廉·罗素勋爵的一生：“只要大量民众仅将君主制视为自由的最佳保护，辉格党就会蓬勃发展。”在约翰勋爵的心目中，还有一位更伟大的英雄，那就是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福克斯不是罗素家族的成员，然而却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助于构成罗素家族神话和意识形态的特征，其地位甚至超过约翰勋爵。伯特兰·罗素在著作中数次使用“福克斯式辉格党人”这个短语来描写他的祖父，从而含蓄地描述了伴随他成长的政治传统。他觉得，既没有必要解释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是什么样的人物，也没有必要解释福克斯代表的政治立场。这一做法本身耐人寻味，让人回想起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那时，在著名的辉格党人家庭中，对福克斯的崇拜几乎变为普遍现象：他们的家里要么摆放福克斯的半身雕像，要么悬挂福克斯的肖像绘画；他们还至少将自己的一个儿子叫作查尔斯，而且常常在儿子的名字与家族姓氏之间，加上“福克斯”这个表示显著特征的中间名字。从这个背景情况（而且，当伯特兰·罗素和祖父、祖母住在一起之后，他生活在19世纪30—40年代的氛围中，甚至到了19世纪70—80年代也是如此）看，我们也许很容易想到，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的名字那时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福克斯反对英法战争，反对英国政府在英法战争期间强制实施的镇压公民自由的倣法。他1806年去世时，福克斯已在辉格党人家庭中赢得了神话地位。当时，辉格党人在意识形态上出现巨大分歧：一些人追随埃德蒙·伯克，对法国大革命感到恐惧，对民主制度的扩张表示怀疑；另外一些人追随福克斯，不过开始时人数很少。但是，在随后几代人时间里，随着与福克斯相关的政策——例如，与法国讲和，实施议会改革，扩大个人自由——得到更多民众的支持，他们逐渐变为影响力日益增加的少数派。罗素家族引以为傲的说法是，当福克斯在政治上持反对立场、遭到孤立的极端困难时期，自称拥趸的人寥寥无几，然而贝德福德公爵五世和六世便名列其中。在那个影响力与日俱增的辉格党团体中，福克斯的侄子荷兰勋爵及其夫人居于核心位置，并且挑选约翰·罗素勋爵作为他们在议会中的领军人物。约翰勋爵那时编辑了两卷本的福克斯信函，撰写了三卷本的《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的生平和时代》，并且在其整个政治生涯中一直对福克斯持毕恭毕敬的态度。他自觉将自己视为福克斯遗产在议会中的继承者，尽可能继续追求福克斯的政策，特别是和平政策和议会改革政策。
这是伯特兰·罗素自豪认同的传统，影响了他的许多思想，其中包括他的社会定位和对政治问题的总体立场。罗素一直活到了1970年，然而一生中总是从他出生之前70年出现的三大争论的角度，对自己进行界定。它们是伯克与福克斯之间的争论、皮特与福克斯之间的争论、保守党与辉格党之间的争论。例如，他在1936年撰写的模拟讣告中说：他的一生“具有某种不合时代的恒定性，让人想起19世纪初期发生的贵族反叛的特征”。这就是说，伯特兰·罗素与他的祖父一样，也是信奉福克斯理念的辉格党人。
罗素的父亲安伯利勋爵也乐意将自己归为这一传统，乐意与约翰勋爵的这一名言保持一致：“在各个时代受人欢迎的运动中，罗素家族一直站在‘向前看’的一方”，支持自由党（到了1870年，辉格党人变为自由党人）中的激进分子。那时，激进理念的代表人士是杰里米·边沁和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两人都呼吁让工人和妇女拥有选举权。那种激进主义没有任何反传统的因素，没有在父亲与儿子之间造成分裂。安伯利没有表现出什么反传统论者的特征。安伯利与他的父亲不同，缺乏活力和坚定的态度，所以从事政治活动的时间不长。他一度担任诺丁汉选区的自由党人议员，但是任职时间不到两年。在1868年选举中，他竞选北德文郡选区的议员席位，结果以失败告终。失利的主要原因在于，有人披露说，他原则上支持生育控制。这在当时引起了一片愤怒之声，尖刻言辞铺天盖地向他袭来，让他完全失去了对现实政治仅存的一点兴趣。他随即到回到雷文斯克罗夫特庄园，过上了隐居生活，撰写了一部哲学论著，书名为《宗教信仰分析》。
伯特兰的母亲凯特性格坚强一些，即便在雷文斯克罗夫特庄园的半隐退生活期间，依然走出家门，公开发表演讲，对妇女选举权协会表示支持。她的做法让英国最有权势的女性勃然大怒。据说，维多利亚女王曾经愤然表示：“我希望自己能够亲手抽打凯特·安伯利几鞭子。”总的说来，伯特兰·罗素在雷文斯克罗夫特庄园度过的第一年是宁静的，甚至还带着几分田园生活的色彩。那幢大房子坐落在40英亩的绿地上，俯瞰郁郁葱葱的瓦伊河谷，美丽的乡村景象尽收眼底。安伯利待在书房里忙着著书立说。凯特抚育襁褓之中的伯特兰（一个“又胖又臭”婴儿，她在信中充满感情地说：“我的奶水很多，但是他如果没有立刻吃上，如果被风呛了一下或者怎么的，就会号啕大哭起来，浑身颤抖，双腿猛踢，我得费很大力气，才能让他安静下来”）。他们的大儿子弗兰克那时8岁，桀骛不驯，喜欢吵闹，到处赤脚游荡，妹妹雷切尔（那时4岁，是一个人见人爱的小姑娘）跟在他身后。在原本平静的家庭生活场景中，弗兰克不守规矩的行为是麻烦的主要来源。然而，约翰勋爵开导安伯利夫妇，希望他们不必担心：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儿时也是一个调皮捣蛋的孩子，长大以后却没有任何问题。
安伯利夫妇通过与家庭各个成员的通信联系，了解当时的政治局势。在写给朋友约翰·斯图尔特和海伦·泰勒的信件中，他们常常就政治理论和政治原则进行辩论。1871年5月，安伯利在《双月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是《能否避免战争？》。根据当时法俄战争已经结束的形势，那篇文章发出倡议说，国家之间的争端不应诉诸战争，而应求助于类似于现在的联合国这样的国际权威机构。在长达数月的时间里，那篇文章起到焦点的作用，在他的朋友和家人之间引起激烈讨论，预示了伯特兰·罗素本人后来将要从事的政治活动。
从社会生活的角度看，安伯利夫妇的日子过得并不精彩。他们避开伦敦的社交季节，与其他人接触的主要途径是探访英国各地亲戚们居住的乡间别墅——纳沃斯城堡、沃本修道院、彭布鲁克别墅。在政治和宗教问题上，安伯利夫妇思想激进，不落窠臼（“我记得，没有带我去过教堂，没有给我说过上帝这个名称。”弗兰克在回忆自己在雷文斯克罗夫特庄园的日子时如是说）。但是，他们的生活方式绝对没有放荡不羁的特征，对他们自己在维多利亚社会上层的地位很有信心。那样的生活享有特权带来的益处，享有站在进步一边形成的满足感，不受常规束缚，自由自在，而且还有令人自豪的悠久传统给人的信心和保障。不幸的是，罗素生于那样的环境之中，长大之后却没有机会享受那种生活。
安伯利1873年1月19日的日记显示，罗素两岁时，家庭中出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后来便发生了一连串灾难。那天，安伯利和妻子前往海伍德海沃兹希思，探访一位名叫阿克沃思的“奇特巫师”，参加了一次降神会。凯特、安伯利和阿克沃思夫妇围坐在一张桌子旁。这时，阿克沃思夫人——或者她丈夫——的一只手开始晃动起来，仿佛是在抽搐，显示一个幽灵希望和他们说话。那是珍妮特·钱伯斯的幽灵。安伯利与凯特结婚之前，珍妮特是他的恋人；假如珍妮特没有在1863年夏天突然死亡，安伯利可能已经娶她为妻。不过，珍妮特没有说任何重要的事情，只是反复要安伯利放心，说她过得很快乐。接着，缠着阿克沃思先生不放的邪恶幽灵之一现身了，他是詹姆斯二世，那个让所有真正的辉格党人嗤之以鼻的角色。他说自己真的很没用。凯特和安伯利哈哈大笑，表示同意。安伯利在日记中记下了当时的情景：“阿克沃思医生神情严肃地说，他觉得我们不该这样议论那个自称没用的幽灵。那些邪恶的幽灵从中调解，请他为他们祈祷，已经给他带来了麻烦。”安伯利在当天日记的结尾处写道：“我俩回家之后深感困惑，将信将疑。”毫无疑问，他们俩有权表示质疑。但是，假如詹姆斯二世的幽灵确实希望通过诅咒安伯利一家，对辉格党进行报复，那么，安伯利夫妇后来经历令人匪夷所思的重重灾难，忍受令人震惊的痛苦时，他却几乎没有表示出任何心软的迹象。
接下来的5月，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去世的消息传来，安伯利夫妇的生活中开始出现乌云。1865年，密尔见到了安伯利夫妇，然而在那之前已是安伯利夫妇俩在思想上的良师益友。在密尔一生的最后日子里，安伯利夫妇成了密尔和他的继女海伦·泰勒的密友。伯特兰出生之后不久，凯特曾经写信询问海伦·泰勒，她是否可以考虑一下，成为伯特兰的（世俗）教母。她在信中补充说：“我们心存疑虑，不知是否可以请求密尔先生担任孩子的教父？在这个世界上，我最希望看到的事情是，自己的儿子以谦卑的方式追随密尔先生。”泰勒小姐以她和密尔的名义，接受了凯特的请求，两人于是担任了伯特兰·罗素的可以想象的最佳教父和教母。
1873年5月12日，凯特在写给她母亲的信中，谈到了密尔去世给安伯利带来的影响。她告诉母亲，安伯利“对此非常伤心”。密尔对“安伯利非常亲切，充满感情，在各个方面都支持他。安伯利非常希望继续得到密尔的支持，得到密尔的热情关注和关爱”。安伯利生性十分敏感，任何失望或者烦恼都会使他心境不宁。密尔去世1个月之后，他说自己“可能癫痫病发作”，心里万分惶恐。于是，他求医问药，并且遵照医嘱，停止了写作。安伯利的母亲罗素勋爵夫人听到消息后深感担忧，几乎每天都要给安伯利夫妇写信，转告她自己从家庭医生那里获得的建议。在罗素勋爵夫人看来，癫痫症与精神失常类似，因此反复告诉安伯利夫妇，罗素家族的人没有谁罹患遗传性精神疾病。诚然，约翰勋爵的弟弟科斯莫中风之后瘫痪，另外一个弟弟亨利“举止怪异，思维反常”。但是，他们两人是约翰勋爵同父异母的弟弟，是他父亲的第二个妻子乔治亚娜夫人生下的孩子。“他们两人精神怪异，身体不好；我一直认为，那是从戈登家族遗传而来的。”作为安慰之辞，这种说法并不令人信服；显而易见，罗素勋爵夫人确实对儿子的健康状况非常担心。
令她更加担心的是，安伯利夫妇7月时决定，让一个罹患肺结核病、已经奄奄一息的业余科学家住在自己的家里。那位科学家名叫道格拉斯·斯博尔丁，是两人几年之前经过密尔介绍认识的。斯博尔丁学的是法律，但是他的真正兴趣是对动物本能进行实验性研究，并且已经就此发表了一篇具有前沿性质的文章。据说密尔为了让斯博尔丁能够继续研究工作，曾经建议安伯利夫妇聘用斯博尔丁担任他们孩子的家庭教师。罗素勋爵夫人听到安伯利身体欠佳的消息之后，觉得聘用斯博尔丁非常危险，于是在信中告诫凯特，“肺病患者不是与小孩接触的正确人选”。但是，安伯利夫妇不改初衷，斯博尔丁那年夏天搬进了雷文斯克罗夫特庄园。弗兰克与安伯利家的许多亲友一样，首次见到斯博尔丁就很不喜欢——夫妇俩做出的雇用斯博尔丁的决定尤其显得令人费解。根据弗兰克的说法，斯博尔丁的家庭教师职位仅仅是“名义上的，他成了家庭朋友和密友，给家里的事情造成了不祥影响……他的肺病已到晚期，两个脸颊深深凹陷，面色灰黄，留着很长的黑发。他嘴里总是衔着一根用来吸气的木管，我觉得奇怪——一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我不知道……他那样的人不讨小孩喜欢……他还打我。”罗素勋爵夫人对他持保留态度看来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在《心理学原理》中，威廉·詹姆斯在讨论本能那一章时引用了斯博尔丁的成果，斯博尔丁由于在动物本性方面的研究立刻名声大振。他的最著名的发现是：刚刚孵出的小鸡将会跟随最先看见的东西，显然把它当作自己的妈妈。斯博尔丁在雷文斯克罗夫特庄园继续搞他的实验，让安伯利家的一些访客大为不快，抱怨他让鸡群在会客室和书房里乱串，把整幢大楼弄得乱七八糟。斯博尔丁还使用小鸟进行实验，以便确定它们的飞翔能力是后来学会的，还是先天具备的。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把刚会飞翔的燕子和其他小鸟关在小盒子里，过一段时间之后让它们出来，以便观察它们的飞翔能力是否受到了损害。安伯利家里的大多数人与弗兰克类似，对斯博尔丁的这些实验的目的不甚了了，觉得它们是令人讨厌的东西，认为他是一个模样不祥、怪诞可笑的家伙。在小雷切尔眼里，斯博尔丁只是相当奇怪而已。“斯博尔迪的房间里养着知更鸟，还有一窝蜜蜂。”她对祖母说，脸上露出难以置信的神情。就他的教学而言，弗兰克回忆说：“就算他给我们上了课，我能够回想来的也只有他搞的科学实验。”
在一项实验中，他把刚刚杀死的一条鲑鱼的心脏取出来，然后单独放在一个盘子里。那颗心脏继续跳动，时间长得难以置信——在我的印象中超过了24个小时……在另外一项实验中，他一刀砍下黄蜂的脑袋。黄蜂身体上的腿继续做清洁动作，在原来长着脑袋的位置上晃来晃去。
在整个夏季中，安伯利的健康状况继续恶化。秋天来临，夫妇两人决定到欧洲大陆度几个月假，希望这样做可以帮助他康复。他们面对的问题是，孩子谁来照管，或者不如说，弗兰克谁来照管？他们可以放心地把“可爱的小雷切尔”和“亲爱的伯迪”交给罗素勋爵夫妇照管，不过弗兰克不是一个让人省心省事的孩子。关于这一点，罗素勋爵夫人特地提了一条要求：“绝对不能让弗兰克和斯博尔丁留在雷文斯克罗夫特庄园！”她主动提出照管所有三个“宝贝”，不过对弗兰克的热情显然不高。最后，安伯利夫妇决定把弗兰克带走，与斯博尔丁一起旅行。罗素勋爵夫人竭尽全力，劝说他们不要这样做，并且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斯博尔丁的健康状态“是难以克服的障碍，他不适合做旅伴，可怜的家伙”；把他留在罗素家族在里士满的彭布鲁克别墅，她可以照顾他，让他获得可行的医疗建议。此外，弗兰克其实也并不那么难管的；如果说斯博尔丁可以陪伴安伯利夫妇，可以作为令人愉快的聊天对象，为什么不挑选“某个性格欢快、脑袋聪明、身体健康的医生”同行呢？
安伯利夫妇没有理昧这一建议，于12月9日带着弗兰克和斯博尔丁一起出发，前往欧洲大陆，一周之后抵达罗马。在罗马期间，安伯利的病情更加严重，大部分时间卧床不起，让凯特和斯博尔丁一起参观美术馆和博物馆，一起去深入了解那个城市。也许，罗素勋爵夫人在斯博尔丁与安伯利夫妇的关系中，看到了某些蛛丝马迹，知道了它的真实性质。正如斯博尔丁后来承认的，实际出现的情况是，他们一行抵达罗马之后不久，他就爱上凯特。安伯利夫妇听了他的坦白，作出了异乎寻常的回应。罗素过了很久才知道这一情况，在日记中进行如下记载：
看来，我的父母以根据纯粹理论为根据，做出了一个决定：尽管他[斯博尔丁]罹患肺结核，不应该有孩子，但是期望他一直过独身生活的想法有失公允。我母亲允许他和她在一起，不过我没有看到证据，说明她在和他交往的过程得到了任何快乐。
由此可见，基于慈善方面的考虑，凯特在安伯利知道并且同意的情况下，成了斯博尔丁的情人。
从那时开始，安伯利夫妇留下的记录变得非常简略。其原因在于，他们去世之后，罗素勋爵夫人发现了凯特与斯博尔丁之间的暧昧关系，深感震惊，下令销毁他们的日记和大量信件。留存下来是来自彭布鲁克别墅的温馨信件，其内容有的是让他们两人放心，孩子们过得不错，有的对公共事件进行评论，例如，迪斯雷利在1874年举行的大选中战胜了格莱斯顿。罗素勋爵夫人生病之后，照顾伯迪的事务落在了安伯利的妹妹阿加莎的肩上。阿加莎在信中说：“他很喜欢我，离开的时候号啕大哭。”而且，她还预测了他未来的生活：
昨天，他坚持独自把一本厚厚的大书从书架上取下来，放在一个小凳子上。后来，他坐下来，把书翻开。他觉得自己的做法很聪明，咯咯笑了起来！他将来肯定喜欢读书！
雷切尔请照看她的女佣代笔，在信中谈到院子里的花儿，她自己受到的教育，还有小弟弟掌握的词汇。到4月为止，伯迪学会许多生词，其中包括“蛋糕”、“饼干”、“勺子”、“请”以及“安伯利·巴姆伯利”。4月，女王访问了彭布鲁克别墅。阿加莎在信中谈到那件事情，但是雷切尔感到大失所望：她本来期望看到女王头戴皇冠，身穿各种各样的华丽服装。“伯迪给女王鞠了一躬，模样非常可爱——但是显得拘谨，没有像我担心的那样，在女皇陛下面前态度不恭。”
5月初，安伯利夫妇在罗马的假期接近尾声，家里发生了第一个重大悲剧：安伯利的弟弟威廉神经崩溃，此后一直没有康复。威廉早在那年3月就离开当时驻扎在约克的第九枪骑兵团，回到家里休假，而且还给安伯利夫妇写了一封信件，令人感到相当愉快。他谈到了逗人喜欢的雷切尔和伯迪：“我觉得伯特兰是他奶奶最喜欢的孙子，他脸上总是挂着微笑。”此外，他还谈到他在约克度过的快乐时光，然而“在约克郡的政治活动中，保守党占据上风”。但是，他返回约克不久，整个生活完全变了模样。伯特兰·罗素后来听到的说法是，威廉叔叔的军官同僚戏弄他，“因为他是处男”：
官兵们养了一头熊，作为该团的宠物。一天，军官们为了找乐子，把熊放开，让它追赶他。他慌忙逃避，从此失去了记忆，在乡村中游荡。没人知道他的身份，于是他被送进了救济所中的医疗室。半夜，他从床上蹦起来，大声叫喊：“熊！熊！”，然后掐死了睡在旁边床上的一个流浪汉。
在罗素一生的许多时间里，威廉叔叔的命运像一个挥之不去的幽灵。他似乎感到担心，觉得某一天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他突然失去理性，变为疯子，言行粗暴，带有杀人倾向。要么被疯子掐死，要么自己变成疯子掐死别人，这两个形象在他的想象中时常晃动，让他感到恐惧。它们反复出现在他的噩梦中，出现在醒来之后的思考中，几乎成了摆脱不了的困扰。
不过，伯特兰·罗素21岁之前并不了解威廉叔叔的事情，只知道他是残疾人。威廉神经崩溃之后，在远离家乡的一家秘密的精神病院中度过了余生（他于1933年去世，享年84岁）。他的真实病情是一个家庭秘密，人人避而不谈。伯特兰·罗素回忆说，他小时候就注意到，只要有人提到精神病，祖母就会勃然大怒。“我猜测了其中的原因。多年以后我才发现，她有一个儿子住在精神病院。”
这里所说的那家精神病院——奇斯克精神病院——的记录留存下来，上面显示威廉·罗素于1874年5月12日人院，临床诊断为“严重痴呆”。病历记载还说，该病人几天之前突然离开约克，后来在柴郡的街道上被人发现，“衣着邋遢，看来不省人事”。警察把他送到当地的救济所，随后把没收他的一把刀子还给了他。后来，他用那把刀子割伤了一名男子的喉咙，并且刺伤了另外一名男子。他随即受到人身限制，被送往奇斯克精神病院。院方后来以某种方式，弄清了他的真实身份。他一直没有恢复理智。入院后第二天，他试图强行冲出医院，院方给他服用了溴化物，让他安定下来。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的狂躁状态有所缓解，但是继续处于疑心重重的状态，想法令人不可思议：有人给他的食品中放了毒药；他见到的人都是骗子。例如，院方领他去见了约翰勋爵，他坚持认为，真正的罗素伯爵已经死了，和他谈话的是一个冒名顶替的家伙。在住院的头5年中，他依旧常常莫名其妙地出现狂躁状态，有时还常常“大喊大叫，大声唱歌，神情怪异”。后来，他终于安静下来。在生命的最后30余年中，他“非常友善，待人随和，几乎完全生活在梦幻世界之中”。院方的最后诊断：精神分裂症。
安伯利没有多少时间对弟弟的遭遇表示悲痛。从意大利回国的途中，弗兰克喉咙疼痛，病情非常厉害，无法吞下食物。到达伦敦之后，他被诊断患了白喉，进行隔离，接受加内特·安德森太太的治疗。根据弗兰克的说法，她是当时唯一的女医生。他先待在伦敦治病，后来在凯特和莫德姨妈的照料下恢复了健康。弗兰克几周之后回忆，在那“幸运的一天”，他发现自己可以吞下醋栗奶油果蓉，院方很快宣布他已经痊愈。康复之际，他曾经用过的东西要么被毁，要么经过消毒。他和凯特一起，回到雷文斯克罗夫特庄园，安伯利、雷切尔和伯迪迎接两人归来。令人感到悲哀的是，他们没有采取足够的预防措施。白喉感染的存活时间超过他们的预期。弗兰克不再是病人，然而仍旧携带着那种疾病的病毒。6月21日，凯特在写给她母亲的信中说：“我们刚刚重新安顿下来，刚刚开始享受我们的乡间别墅，享受与孩子们重聚的时光。今天，我们再次深感痛苦——我们的可爱的雷切尔染上了白喉。”雷切尔刚刚出现症状，伯迪和照料他的女佣一起，立刻被送到雷文斯克罗夫特庄园的边缘，住进她母亲的农庄。
根据凯特的记录，雷切尔是一名耐心的病人，规规矩矩地服药，但是睡眠不好，病情看来比当初的弗兰克更严重。6月24日，雷切尔亲自给罗素勋爵夫人写信，感谢她寄来的玩偶和摇篮：“我得了白喉，躺在床上，喉咙非常疼痛。斯博尔丁养了两只兔子。”次日，凯特写信说，她自己也染上白喉，卧床不起。6月28日，仅仅3天以后，凯特去世了。安伯利非常痛苦，挣扎着给凯特的母亲写了一张便条：“你将从医生那里了解到，全都完了。我无法说得更多。今天早上突然就完了。我很悲伤，写不下去了。”7月3日，雷切尔也去世了。安伯利悲痛欲绝，在绝望中写信告诉他母亲：
我亲爱的妈妈：
……孩子也走了，我永远失去了甜蜜的爱抚和充满感情的爱心，我完全不可能得到任何安慰了。现在，家里确实是一片孤寂……我知道今后想她时会是什么感受。在所有的孩子中，她和我最亲近。我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宝贝几乎一下全失去了。太残酷了，无法言表的残酷！
后来，安伯利陷入深深的抑郁情绪之中——用弗兰克的话来说，安伯利“生活和努力的所有动机全被夺走”。他致力于《宗教信仰分析》的撰写工作，决心完成那项任务，以便将它作为向凯特致敬的一种方式。安伯利把弗兰克和伯迪交给仆人和道格拉斯·斯博尔丁照料。根据弗兰克的说法，斯博尔丁“邪恶的影响超过了从前”。1875年11月，安伯利终于完成了那本著作，并且确实用它来纪念凯特。该书显示了作者备受抑郁折磨的每一迹象：语言平铺直叙，毫无生气，几乎难以卒读。它的主要观点是，尽管世界上的几大宗教中，没有哪一种真的是真理，尽管没有理由相信人格化的神，然而，在所有宗教中都有某种正确的东西，一种“普遍存在的宗教”。在它的核心位置上，存在一种无法认知的“某物”——应被尊重和崇拜的某物。安伯利在该书的最后一页上写道，“当生活的欢乐全都失去之后，当最纯粹的快乐变为最难忍的痛苦之后，继续活下去”是人面对的可怕命运。1876年9月1日，就在完成书稿1个月之后，他停止痛苦挣扎，撒手离开人世。根据官方文件的说法，他的死因是支气管炎，不过显而易见的是，他失去了意志，失去了继续痛苦地活下去的愿望。
按照安伯利的遗嘱——他大概在凯特去世之前和她讨论过那份文件——规定，弗兰克和伯迪的法定监护人，尤其是监督他们学业的人，是道格拉斯·斯博尔丁和T.J.科布登-桑德森。后者来自剑桥，是安伯利的一位关系密切的朋友。他赞同安伯利的激进观点，特别是那些排斥传统基督教的观点。罗素勋爵夫妇也许可能接受桑德森作为孙子的监护人，但是觉得斯博尔丁绝对不适合担当这一重任。斯博尔丁的社会地位低人一等，弗兰克憎恨他，而且他不管怎么说将很快死去。夫妇两人决定反对那份遗嘱，于是动手寻找安伯利夫妇留下的文件，包括信件、笔记和日记——后来，伯特兰·罗素将它们一一整理编辑，收人《安伯利家族文献》一书出版。有人肯定会设想，安伯利夫妇本来并不打算让罗素勋爵夫妇看到那些文件，要不然，安伯利夫妇肯定会自己动手编辑它们，以免罗素家的人发现，凯特和斯博尔丁曾是情人。实际上，罗素家的人确实发现了这一点，正如伯特兰·罗素后来所说的，发现这一实情让两人感受到了“维多利亚时期最厉害的恐惧”。当时，罗素勋爵夫妇的态度毫不宽容：不能让斯博尔丁担任孩子们的监护人。桑德森开始时倾向于对簿公堂，后来接受了律师提出的建议，决定做出让步。孩子们交给法庭管理；修正了安伯利夫妇的遗嘱，弗兰克和伯迪由罗素勋爵夫人和安伯利的弟弟罗洛监护。于是，桑德森于1876年2月将弗兰克和伯迪送到了彭布鲁克别墅，那个地方成了伯迪在以后14年的家园。
那时，伯迪不到4岁，发生的一切无疑让他觉得困惑不解。但是，弗兰克已经10岁，理解并且赞同当时的安排。从一开始，弗兰克就讨厌彭布鲁克别墅（他们家的人无一例外地把它称为“P. L.”）。这并不是因为那一幢别墅本身比雷文斯克罗夫特庄园差了多少。它相当宽敞，是一幢18世纪修建的两层楼房，坐落在里士满公园边缘的山坡上，居高临下，周围的花园有14英亩，俯瞰爱普森丘陵的旖旎风光。它本来是女王的财产，19世纪40年代约翰勋爵担任首相期间，女王把它赐给了勋爵，最初只供他在世时使用，他去世后也让他的妻子使用。伯迪和弗兰克非常喜欢那幢房子，尤其喜欢那座花园。让弗兰克深表厌恶的是那座房子之中的氛围。他这样写道，“我可以概括地说，它并不大气，畏畏缩缩的，就像躲起来的蜗牛”：
……到处可见高高在上的原则和宗教气氛，与维多利亚女王周围的一模一样……它的每个局部缺乏真实生活的感觉，每件物品乏善可陈，毫无艺术性可言。偶尔可以谈到宗教，但是必须屏住呼吸，像助理牧师那样细声细气地说话。但是，我从来没有听到关于两性、生育、诅咒、贸易、金钱、激情这样的话题……尽管我当时岁数不大，但是离开充满自由空气的雷文斯克罗夫特庄园，进入这个弥漫着不真诚言辞、让人规规矩矩、令人感到恐惧的地方，说话还得屏住呼吸，就像一场噩梦。在那些日子里，我不得不忍受这一点，P.L.的气氛让人产生身处噩梦的感觉。
弗兰克后来回忆说：“给我的第一直接印象是对我的生活带来了限制。”在雷文斯克罗夫特庄园，他可以自由自在地赤脚漫游，或者骑在小马背上，在蒙默思郡的乡间慢跑，没人监督，无拘无束；现在，不让他走出别墅，甚至不能进入公园。他根本不可能独自到皮特夏姆村或者到里士满镇去。“总是存在染上猩红热的可能性，总是存在遇到不良家伙的可能性。”在弗兰克的记忆中，“我没有哪一天不受监视”。当初在父母的照料下，他从来没有听到上帝这个字眼，更不用说要求他参加有组织的宗教活动。在彭布鲁克别墅，强行要求他接受训练，接受严格、虔诚的宗教信仰教育：
我不得不参加早上祈祷：一生中第一次被带进教堂。在那里的大多数时间里，我不得不去听我并不赞同的关于道德、伦理和行为规范的讲演。我平生第一次在提出问题时遭到拒绝。
弗兰克和伯迪来到彭布鲁克别墅时，约翰勋爵已经83岁了。两个孩子记得，他是一位和善的老人，总是面带笑容，被人用轮椅推着，大多数时间在看书。罗素勋爵夫人比他年轻二十多岁，无疑在整个家庭中占据主导地位。不过，颇为奇怪的是，弗兰克对安伯利的弟弟罗洛表现出尖刻的鄙视态度。罗洛视力欠佳，放弃了在外交部的职业生涯，一直待在彭布鲁克别墅。罗洛不爱交际，沉默寡言，几乎到了极端地步。大多数认识他的人认为他完全无害，甚至可有可无。他对科学进步——尤其对水文气象——很感兴趣，这一点后来对伯迪的人生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弗兰克认为，罗洛代表了彭布鲁克别墅之中的全部令人讨厌的因素。
……我的叔叔罗洛看上去仪表堂堂，骨子里其实十分内向，是一辈子被爱慕女子包围的男子的极端例子。她们以简·奥斯丁小说中描写的最佳方式捧着他，将他视为堪称自己的自然保护者的男子，视为可以依赖的顾问。我觉得，他很可能认为自己是擎天神灵，担负着做出艰难决定的重任。实际上，他一辈子是在他人或者幻象的支配之下度过的，从来不知道自由的意义……他说话时吞吞吐吐，精神紧张，犹豫不决，神情青涩，满脸幼稚。你会觉得，我并不佩服他。当家里的其他人对他表示尊敬，引用他的话语并且遵命行事时，我的这种态度变得更加明显。
在后来撰写的回忆录中，弗兰克试图说明彭布鲁克别墅令人作呕的主要原因。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弗兰克对罗洛的鄙视显然到了无法言说的程度：
在P.L.生活中，有许多我觉得烦人的东西，不过最讨厌的是没完没了的问题：“你到什么地方去了？”“你干了什么事？见了什么人？”……更令人厌烦的是通常聊天所用的口气，它带着一种压低的痛苦声调，仿佛在教堂里面对一具尸体——在那样的场合里，使用自然嗓音说话的人会被视为言语庸俗，举止轻率。我认为，罗洛叔叔根本没有意识到——或者说假如他已经意识到了，但是无法理解——我的想法：当他用那种口气说话时，我真想照着他的胫骨猛踢一脚。
伯迪和弗兰克两人都感受到了“压低的痛苦声调”，都觉得这在某种方面与他们的父母有关——对他们父母的情况，彭布鲁克别墅的新监护人保持不自然的沉默态度。伯特兰·罗素后来写道：“关于我的父母，我几乎没有听到任何情况——那种沉默寡言让我隐约感觉，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那种沉默是残酷的，然而不能阻止伯迪对父母的思念。当他在花园里玩耍时，他“脑袋里满是关于我父母和姐姐的幻想……我常常感到疑惑，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昵？”最残酷的是，他有一次告诉祖母，他希望自己的父母还活着，“她抢过话头说，他们死了，你应该感到幸运。”罗素说，他当时觉得奶奶的这种态度是忌妒所致：“当然，我并不知道，从维多利亚时代的人角度看，她那样说是有充足道理的。”
祖父母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试图让两个男孩理解，他们的父母非常邪恶。不过，关于这一点，祖父母既没有直截了当地说明，也没有进行解释。然而，祖父母谈到孩子的父母时常常脸色阴沉，唉声叹气，说话压低声音。这样做传递的寓意是，祖父母具有许多美德，把两个孩子从罪孽深重的父母手中拯救出来，他们应该感到幸运。弗兰克回忆说，“在P.L.，最令人气恼的常用说法是，这‘非常不幸’”：
我父亲后来的生活“非常不幸”；试图要不成熟的伯迪搞最天真的恶作剧的尝试“非常不幸”；我缺乏情惑，不厚道，很邪恶，“非常不幸”；我没能对周围的人的友爱表示谢意，那“非常不幸”……我的想法或者目的不明智，不合理，对热情洋溢的年轻人来说甚至没有价值，很不自然。但是，他们表现出来的那种冷酷进入了我的灵魂，让我无法完全恢复与生俱来的自由和坦诚。
在弗兰克的脑海里，往日的一切依然历历在目：雷文斯克罗夫特庄园的快乐生活、父母和妹妹的音容笑貌。所以，对彭布鲁克别墅的人对他父母和生活的看法，他总体上持坚决抵抗的态度。结果，他被视为非常邪恶的人。“罗素夫妇完全不理解他，”伯特兰·罗素谈到哥哥时这样说，“从一开始便把他视为撒旦的爪牙。”他们认为，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不让弗兰克影响单纯的伯迪，所以尽量不让两兄弟接触。罗素夫妇原本打算让两兄弟在家里念书，后来发现弗兰克难以对付，于是把他送进了学校：
他们的意图是让我不受公立学校不良风气的影响，设法把我变为罗洛叔叔的完美复制品。伯迪年纪小一些，容易进行调教，在充满爱意的环境中实施的家庭教育确实让他大受裨益。在上剑桥大学之前，他是一个自命不凡的小家伙，那样子让我觉得不能容忍。
1877年，弗兰克的生活出现了第一个转折点。当时，为约翰勋爵的身体健康着想，罗素夫妇前往肯特郡海岸，租了坎特伯雷大主教在海边的一幢房子。在那里，弗兰克认为自己已经无法与罗素夫妇继续生活下去，必须离开他们。于是，他从祖母的钱包里偷了3个英镑，半夜悄悄逃了出去。他在一个牧草堆里睡了一夜，然后步行到了玛格特，希望在那里搭乘火车去伦敦。在玛格特，第一个看见他的警察立刻抓住了他，把他送回罗素夫妇的住处。他拒绝答应不再逃跑，罗素夫妇无计可施，最后完全死心，把他送进了齐姆的一家私立学校。在伯迪的记忆中，在布罗德斯泰斯度过的那个夏天比较愉快。那是他第一次体验身在海边的快乐：拾帽贝，抓海葵，在岩石和沙滩上玩耍，观看渔船和灯塔。也许，那是他第一次接触到哲学问题。“姑姑，帽贝会思考吗？”他问阿加莎姑姑。“我不知道。”她回答说。他说：“那么，你必须学习。”
弗兰克到了学校之后，变得快乐许多。唯一让他觉得扫兴的是，根据规定，他每个星期日应该给祖母写一封信件。他很少这样做，觉得“我无法报告她希望我说的那些事情。”在第一学年结束之前，他们要求年仅12岁的弗兰克继承罗素伯爵二世的封号。1878年5月28日，约翰勋爵去世，享年86岁。“惊闻老罗素勋爵去世的消息”，女王次日在报上看见了讣告，在她的日记中写道：
一个很有才华的人，将会名垂青史。他待人友善，拥有渊博的宪法知识，妥善处理了许多难题。但是，他性情冲动，非常自私……好大喜功，常常显得鲁莽，欠缺谨慎。
女王次日致函罗素勋爵夫人，几乎不吝赞美之辞，将约翰勋爵说成“我最著名、最著名的大臣之一，希望阿加莎（“你亲爱的忠诚女儿”）安慰罗素勋爵夫人，减轻她丧失亲人的痛苦，希望你从这一想法中得到慰藉：“你的孙子们将不辜负你的希望，成为杰出人才。”
就弗兰克的情况而言，她一直没有从他那里看到任何希望，但是罗素勋爵夫人依然对伯迪寄予很大希望，觉得他长大后会成为不负罗素家族盛名的人才。伯迪年仅6岁，没有显示哥哥那种叛逆性格的迹象，非常聪明，而且至少具有潜在的美德。约翰勋爵去世之后，罗素勋爵夫人和阿加莎对伯迪的照顾更加直接。其中的一个原因是财务方面的考量：荷兰夫人鉴于约翰勋爵对福克斯的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曾经决定每年给约翰勋爵提供2000英镑，这一待遇终生不变。现在，已经没有这笔年金，必须采取紧缩措施，必须减少仆人数量。在他祖父去世之前，伯迪与仆人待在一起的时间很长，超过了与监护人共处的时间；现在，他与三位监护人——罗素勋爵夫人、阿加莎和罗洛——的关系比以前更为密切。一位名叫阿玛贝尔·胡思·杰克逊的姑娘小时候常常到彭布鲁克别墅去玩，他们三人创造的那种环境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她回忆说，“即便我还是一个孩子，我那时也意识到，那地方很不适合孩子成长”：
罗素勋爵夫人说话时总是压低声音，阿加莎夫人总是披着一条白色围巾，一副备受蹂躏的样子。罗洛根本不开口说话……他们全都像幽灵，在各个房间里飘来飘去。
在伯迪和弗兰克眼里，阿加莎和罗洛——就此而言，还有威廉叔叔和安伯利自己——起着不祥的告诫作用，督促自己规规矩矩，按照罗素勋爵夫人的道德期望行事。他们要么精神失常，要么变得孱弱无力，要么远离世人，最终变成幽灵。伯特兰·罗素逐渐意识到，问题的根源在于祖母厌恶自然本性的心态，对性本能的厌恶首当其冲。“我认为，她根本不理解动物本能的厌恶和旺盛生命力的要求。”他在《自传》中写道：“她要求从维多利亚时代情趣的角度，判定一切言行。”他在《安伯利家族文献》中写道，尽管她热爱并且尊重她的丈夫，她却“从来没有在生理上爱过他。实际上，清教主义的禁忌可能使她无法在肌肤之亲的过程中充满激情……在她无意识的人格中，她饱受某些压力和扭曲带来的痛苦。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使她日益敌视充满活力的生活。那种状态给深受她影响的人带来不幸的结果”。
显而易见，尽管弗兰克说，伯迪受到了罗素夫妇的影响，变成了“一个自命不凡的小家伙，那样子让我觉得不能容忍”，但伯迪对自己的看法与他的并不一样。如果说弗兰克公开抵制彭布鲁克别墅的统治，并且将自己的感受直截了当地表达出来，那么，伯迪则完全沉默，采取了隐蔽的态度。弗兰克并不知道，彭布鲁克别墅的其他人也并不知道，伯迪所过的生活没有受到祖母的清规戒律的束缚。但是，那种生活仅仅存在于他的内心深处。从外表上看，他是“天使孩子”（弗兰克如是说）；在内心里，他的独立意识与弗兰克的不相上下，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后来回忆说：“在我童年时代的大多数时光里，一天之中最重要的时间是在花园里度过的，我最有活力的存在是孤独。我很少向他人谈及自己的严肃想法；即便有所谈论，也会感到后悔……在我整个童年时期，我的孤独感越来越强，绝望感越来越强，非常害怕见到自己可能搭话的人。”
弗兰克实现的是身体逃亡，伯迪实现的是心理逃亡。他的真实生活，他最“有活力的”存在，是远离罗素一家人，与家里的其他人一起生活是一种伪装，一种幽灵式的生活：
禁止，我做的事情数不胜数，我后来养成了欺骗的习惯，一直装成一副已满21岁的模样。无论做什么事情，最好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这样的反应成了我的第二天性。我从来没能完全克服由此形成的掩饰实情的冲动。直到现在，如果有人走进我的房间，我依然有隐藏自己正在阅读的书籍的冲动。我对自己的行踪，对自己已做的事情，喜欢保持沉默。这种习惯就是在那些日子里形成的——面对一整套愚蠢的清规戒律，我当时不得不寻找自己的生存之道。
与弗兰克的做法完全类似，伯迪也认为迫使他们遵守的那些清规戒律和条条框框非常愚蠢，也对没完没了地盘问自己行踪和活动的做法深恶痛绝。但是，与弗兰克公开表示愤怒的做法不同，伯迪采取的策略是说谎，是将真实情况隐藏于心。这样做带来的好处多多：他可以拥有自由的、充满活力的内心生活，完全不受祖母的严厉管束。不过，这样做的害处可能更多一些：恰如弗兰克使用的蜗牛这个比喻暗示，在彭布鲁克别墅里，伯迪是在一个厚厚的硬壳中生活的。或者说，正如他有时所梦想的，他生活在一块玻璃背后，其他人无法走入他的内心世界，他也无法与其他人接触。
此外，虽然思想可被隐藏起来，不向他人表露，可是被压抑的情感常常是危险的，具有破坏性，需要以某种方式释放出来，哪怕是美梦或者噩梦也行。老年时，罗素开始创作小说。当时他的作品无人问津，但是正如他在《自传》中所说，写小说“是一种很好的释放方式，我原来没有表达出来的情感全都涌了出来”。这个观点具有一定真实性，可以在他写的短篇小说《郊区的撒旦》中看到。这篇作品作为小说带有讽刺意味，作为自传可能是他的著述中最具启迪意义的文字。我们可以从中一瞥他不让祖母看到的情感生活，几乎让人不寒而栗。它展现了他隐藏了大半辈子的“没有表达出来的情感”，展现了年仅6岁的他在接连丧失亲人的过程中经历的极大痛苦。
故事的主人公名叫马拉科医生，是一个恶魔似的角色，住在莫特雷克。他怂恿正派的郊区居民们表现本性中不那么体面的东西，比如，具有破坏性的嫉妒心理、仇恨和野心。那些本性以前被他们隐藏起来，从来不向他人表达，甚至自己也不承认。故事的叙事者无名无姓，是一名科学家。他发现了邻居们在马拉科医生的影响下的所作所为，试图抵抗他自己内心之中希望成为那位医生的病人的怪异冲动。他努力挣脱自己感觉到的疯狂、危险的心理困扰，试图不去迷恋马拉科医生，最后干脆狂热地投人“一项非常深奥难解的科学研究活动”。但是，这样做无济于事。那种怪异的冲动虽被打入冷宫，但是依然存在，那位医生常常出现在他的噩梦中：“每天晚上，我听见那个幽灵般声音发出的呼唤，‘来吧，来吧’，都会在梦中惊醒，发现自己一身冷汗。”
叙事者和邻居们交谈，发现医生的魔法存在于这种能力之中：他可以解读“秘密念头”，把它们置于光天化日之下，“就像一个个巨大的海怪，从黑暗的洞穴中冒出来，让捕鲸船的船员们陷人恐怖之中”。叙事者对人性一直持乐观看法，这一发现向人性提出了挑战。他感到绝望，开始出现这样的想法：所有人心里都有阴暗的一面，甚至最传统、最体面的人也无一例外；每个人都有关于自己的某种令人作呕的秘密。反思之余，他觉得“人类具有的令人厌恶的普遍本性”在自己身上不断增加。他发现，马拉科医生并不是什么独特的邪恶之人，仅仅是存在于人们内心深处的邪恶本性的催化剂而已：
……在他恶毒的内心中，在他冷漠的具有破坏性的智性中，以非常典型的方式集中了希望成为巨人的软弱之辈的所有卑劣行径，所有残酷做法，所有全然无助的狂暴感觉……在许多唯唯诺诺的体面人的内心深处，潜藏着实现罪孽行径的愿望，潜藏着支配的希望，潜藏着破坏的冲动。
最后，叙事者走火入魔，完全被惩罚罪恶之徒——这就是说，整个人类——的念头控制。他发明并且建造了一种装置，可以烧开足够多的热水，浇在地球上面。在这个过程中，他心满意足地想象，世界将变得越来越热，越来越干，人类口渴难耐，最后“发出一阵阵疯狂的尖叫，一个个全都灭亡”。他接着推断说，“再也不存在什么罪孽了”，整个地球将变得死气沉沉，就像月球一样，“当然，它也像月球那样美丽，那样纯洁”。
机器造好之后，他在中午把它开动起来，然后去拜访马拉科医生，希望在地球上的最后几个小时里，洋洋得意地观看自己战胜马拉科代表的罪孽。他承认，“有的人可能觉得，我使用了比医生的行为更为邪恶的方式，所以才取得了这样的胜利”。但是他坚持认为，“高尚激情具有的纯洁性实现了这样的胜利”。然而，叙事者取得的胜利结果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幻想，就在他向马拉科医生解释机器的工作原理时，马拉科发现了一个设计缺陷，并且告诉他，机器不会正常运行。叙事者深感羞辱，沮丧万分，转身就走。马拉科伸手拦住叙事者，建议他们联手制造一台将会正常运转的机器。他解释说，他自己也憎恨人类——不是从自以为是的心态出发，而是本着有仇报仇的精神。这将给人带来更大的恐惧感。马拉科告诉叙事者：“你可以在痛苦的方式中想象，你憎恨人类；在我一根小指头上存在的仇恨比你整个身体上的还多一千倍。我的内心深处燃烧着仇恨之火，可以让你转瞬之间化为灰烬。”
马拉科解释为什么自己充满仇恨，他的童年经历与罗素的小时候非常相似。他告诉叙事者，他6岁时失去了父母双亲，由一位自称慈善的老太太抚养，他对此抱有深刻的愤恨和鄙视。但是，他压制了自己的怒火，以便赢得她的赞许，从而继续得到她的关照：
她深信不疑，我是一个乖小孩。她收养了我，让我接受教育。为了得到这些好处，我忍受她强加于我的几乎无法忍受的种种无聊事情：祈祷，去教堂，以及道德说教。她还没完没了地低声唠叨，装模作样地多愁善感。我真想毫不客气地反驳，消除她那种愚蠢的乐观心态。我克制了所有这些冲动。为了讨好她，我常常跪在地上，恭维上帝，但是我内心迷惘，不知道上帝在造我的过程中有什么值得自豪的东西。为了讨好她，我常常口里念着我没有任何感觉的感激之辞。为了讨好她，我总是假装她希望的那种“规矩”模样。后来，我终于满了21岁，她立下遗嘱，把全部财产留给了我。正如你可以想象的，在那之后，她并未活多长时间。
马拉科接着说：“她死了之后，我的经济状态一直非常宽裕。但是我从来没有忘记早年所过的那些日子……没有朋友，非常沮丧，完全没有任何希望。后来，尽管我得到一大笔财富，童年的所有那些经历留在心底，构成了我生命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我憎恨所有的人，希望看到所有的人遭受极端的折磨”：
你让我看到，地球上人统统备受干渴之苦，几乎疯狂，在极度痛苦中无望挣扎，奄奄一息。这是多么美妙的情景！假如我还能表达感激，我现在应该对你有所表示，应该受到诱惑，把你当作朋友。但是，在我6岁之前，这样的能力就已经荡然无存了。
叙事者听到这种发自内心深处的仇恨（甚至没有被“高尚的”激情所掩饰）表述，大为震惊，一枪击毙马拉科，然后伪造了自杀现场。后来，他结了婚，努力忘记与马拉科相关的事情。但是，他做不到。马拉科死后，其幽灵时隐时现，胜过以前。叙事者备受精神困扰，马拉科低声说出的这些嘲笑之语常常在他耳边萦绕：“你以为我失败了，对吧？……你以为自己已经恢复了理智，对吧？……你难道不明白，我的力量是精神方面的，存在于你的内心弱点之上？倘若你有半点自己假装的那种人性……你就会坦白自己的所作所为。坦白？不，是吹嘘吧。”开始时，叙事者觉得马拉科的声音是自己想象出来，但是后来发现，“我越来越觉得，他的可怕幽灵真的存在”。最后，他心烦意乱，不能自已，愤而回应幽灵对自己的嘲笑，向世人大声承认是他杀死了马拉科，并且对此感到自豪。他妻子关注他的精神状态已有一段时间了，听到他的叫喊之后十分担心。在故事结尾，他看到窗外，两名警察和一名精神病医师已经赶到家门口，准备把他送进精神病院。
如果将这些素材交给一名真正具有小说写作才能的作家手里，《郊区的撒旦》讲述的故事可能变得非常具有感染力，非常震撼人心。但是，实际情况是，作品中的许多形式相当轻松，掩盖了它所表达的深刻感受，读者难以轻易体会。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作者个人特征最强的感受，是自我分析之作。从表面上看，这个故事类似于略显生硬的讽刺作品——绝大多数读者阅读时候都有这样的感觉。罗素好不容易克服了长达80年之久的情感压抑，试图以某种方式来表达自己以前从未承认的对祖母的感觉，正视他自己一直隐藏于心的恐惧，但没有谁意识到他做出的艰难尝试，这让罗素大失所望。有人拟定了许多计划，打算将它拍成电影，但是最后都无果而终。其原因在于，罗素总是觉得，电影编剧对他的故事的处理过于轻率，显得无足轻重。后来，他出版了一本短篇小说集，并且在增加的序言中强调说，“这本书中的故事并非全都为了提供娱乐”。他希望强调作品的自传特征，但是为时已晚。
使用虚构的方式，将其作为“释放迄今为止没有表达出来的感觉的渠道”，这样做有一个优势，让作者可以更加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思想。相比之下，其不利之处在于，人们将会把它当作虚构作品来解读，而不是当作自我揭示的文字。或者说，更为糟糕的是，如果虚构的东西欠缺精彩，作品可能根本无人问津。多年之前，罗素20来岁时曾经采用过另外一种策略，试图表达自己的某些并不那么引以为豪的感受，用“奥兰多”这个假名发表了《自赏》。与《郊区的撒旦》类似，那篇作品的笔调起到了掩饰作用，降低了所表达的感情的强度，与这篇小说中叙事者和马拉科医生表达的意思惊人相似。奥兰多宣称：“我对人类大众的态度相当冷淡。在那段时间里，他们接连遭遇不幸，三月就出现一次，让我产生很不舒服的感觉，产生去为他们找出路的欲望，但是，我不会为了他们牺牲自己。”后来，这种愤世嫉俗的成分变得更加露骨了，“我相信，社会通过若干途径（比如，杀婴）可以获得改善”：
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为自己活着……我关心的人很少，也有几个敌人——对我来说，至少其中两人遭受痛苦是令人高兴的事情。我常常希望给予人们痛苦；那种情形出现时，我获得了短暂的快乐……
关于罪孽这个问题，他重复了《郊区的撒旦》中叙事者的观点。他曾经写道，尽管从逻辑上说，他无法找到“罪孽”的意义，然而“从心理方面看，罪孽对我来说是有意义的。我希望看到有罪孽的人受到惩罚”。他不信来世，也不希望相信，“因为它不会证明这个世界是充满正义的”。
罗素在《自传》中写道，他儿时“很容易产生罪孽感”。有人问他最喜欢的颂歌是哪一首，他选择了《厌倦尘世，背负我的罪孽》。他内心深处隐藏着秘密，这形成的一个自然结果是良心上的顾忌，总是觉得自己的秘密将会永远处于容易被人发现的状态。在一天早上举行的祈祷会上，罗素勋爵夫人朗读了圣经上关于浪子的寓言，伯迪对她说，“我知道你为什么读这个——因为我打碎了水壶”。后来，罗素勋爵夫人以调侃的语气重复了那个故事，他觉得更加无地自容（“在我对早年的回忆中，大多数是丢脸的事情”）。他写道，她当时没有意识到，“正是她应该对给自己的孩子带来悲剧性结果的病态负责”。
伯迪7岁那年，彭布鲁克别墅的那种令人压抑的氛围有所缓解。当时，罗素夫妇在伦敦租了一幢房子，在那里住了几个月时间。伯迪和弗兰克第一次见到了外祖母斯坦利夫人，见到她名声显赫的家人。斯坦利夫人虽然身为贵族，但是与罗素勋爵夫人大不一样。她比罗素勋爵夫人年长几岁，是在强烈的理性主义的家庭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在维多利亚女王继位之前，理性主义在英国大行其道；根据罗素的回忆，理性主义“瞧不起维多利亚时代那种伪善的自命不凡的做法”。
结果不出所料，斯坦利夫人十分喜欢弗兰克，很不喜欢伯迪，对他持拒绝态度，认为他“很像他的父亲”。她有一个人数众多的家庭，四个儿子，四个女儿，大多数才华横溢，一个个能言善辩，没有谁性格腼腆。他们让伯迪深感恐惧，让弗兰克深受鼓舞。在几个儿子中，亨利是穆斯林，莱尔夫是无神论者，阿尔杰农信仰罗马天主教。星期日，他们会一起享用午餐，进行辩论，互相质问，大声叫喊，充满活力，无拘无束。伯迪回忆说：“我那时常常出席他们的午餐聚会。我根本不知道，他们几个会向我提出什么问题，常常胆战心惊，浑身颤抖。”相比之下，弗兰克觉得非常自在：“那样的聚会充满启迪，提供娱乐，令人愉快……我听见他们自由地讨论问题；我可以表达自己的看法……我喜欢那样的场合。”
弗兰克逐渐爱上了斯坦利一家人，表现出巨大的热情，这与他憎恨罗素一家人的态度形成鲜明对照。对他来说，斯坦利夫人位于多弗尔大街40号的寓所变成了他的第二个家，一个令人愉快的去处，在那里可以逃避彭布鲁克别墅的人。伯迪——至少在所有外表上看——依然是罗素家庭忠实而虔诚的成员。然而，当他老年回顾两个家庭的情况时，他发现自己的同情对象已经发现了改变：“我性格腼腆，敏感，关注形而上学，这些应该归功于罗素家族；我充满活力，身体健康，精神良好，这应该归功于斯坦利家族。总的来说，与前者相比，后者似乎是更好的遗传因素。”
罗素家族确实给伯迪提供了非常良好的教育。1879年，弗兰克被送到温彻斯特；在那里，他度过4年快乐时光，交上了他一生之中关系最密切的大多数朋友。但是，伯迪在家里接受了乔治·桑塔亚那所说的“最完美的王子教育”。按照桑塔亚那的说法，那种做法“颇像在点着电灯的温室里培养热带植物……过于良好的环境让他不适应室外气候”。但是，温室方式有它自身的优势，从一开始就是给未来首相提供的教育。到了7岁时，伯迪已经掌握了辉格党版本的英格兰宪治历史，时间从诺曼征服一直到1815年。伯特兰·罗素确定，1815年之后没有历史，只有谣传。不过，他也从祖母那里欣然接受了谣传带来的好处——她1841年结婚，之后一直身处英国的政治生活中心。在彭布鲁克别墅，大人们的谈话往往涉及很久之前发生的各种事件，例如，伯迪的祖父如何会见拿破仑，祖母的叔祖父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如何保卫直布罗陀，如此等等。此外，约翰勋爵的书房藏有大量历史和政治书籍，伯迪可以自由阅读，从中获益匪浅。
罗素勋爵夫人——无论她有多大过错——具有很高的文化修养，精通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熟读伟大的英国作家的作品，对莎士比亚、弥尔顿、华兹华斯和拜伦的著作尤其精通。她自己还是一位很有天赋的诗人，不过稍欠灵感，原创不足。遇到生日或者其他场合，她常常一边弹奏钢琴，一边朗诵专门创作的诗歌。此外，对不加思考的从众做法，她持根深蒂固的反感态度。有一年圣诞节，她送给伯迪一本圣经，在扉页上写下了她最喜欢的经文之一：“不能从众作恶”（《出埃及记》，23：2）。在他一生的各个阶段中，这一段经文被证明是一个源泉，让他不断获得灵感。
伯迪11岁时，出现了他早期教育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而且也是他一生之中的重大事件之一。那一年，弗兰克完成了在温彻斯特的中学学业，即将到牛津大学贝列尔学院继续深造。弗兰克决定教弟弟学习欧几里得的几何学。伯特兰·罗素后来写道：“我没有想到，在世界上居然有如此美妙的学问……[它像]初恋一样，令人眼花缭乱。”在弗兰克的日记中，保留着那一件事情的某些细节。根据记录，他使用的教材选自S.霍特里编写的《欧氏几何入门》，授课于1883年8月9日开始。弗兰克在那天晚上的日记中报告说，伯迪“确实学得很好……我们完成了定义那一章的一半——他肯定不会辜负他的老师”。他在9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今天晚上，伯迪顺利地掌握了等边三角形两底角相等的命题[欧几里得的第五命题]，真的学得很不错。”一个星期之后的日记上说：“今天晚上，我给伯迪讲了第12命题，完成了霍特里的教材。他掌握了全书的内容，效果很好。我觉得他已完全理解了那些内容。我对自己的学生感到非常骄傲。”
一般人学习几何时，通常不会使用“眼花缭乱”和“美妙”这样的词汇形容这门学科。然而，伯特兰·罗素对它着迷，他的反应在历史上有一个令人感兴趣的先例。根据约翰·奥布里的《人物简史》，托马斯·霍布斯40岁时，在一家图书馆的桌子上，偶然看到一本翻开的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那一页上是对著名的毕达哥拉斯定理的证明。“上帝作证，这不可能！”霍布斯感叹说。
于是，他阅读了那个定理的证明，这让他回到另外一个定理。他读了新的定理。该定理让他回到第三个定理，他接着阅读了它。该定理让他回到第四个定理，他又阅读了那个定理，如此等等。最后，他通过证明，确信它真实存在。这让他爱上了几何学。
对伯特兰·罗素和霍布斯而言，几何学的迷人之处在于，它证明一个命题的真实性。以前有一次，他独自一人待在彭布鲁克别墅的花园里，对他不知道的事物，对他理解的事物进行过大量的推测：他的父母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的母亲是否真的邪恶？为什么提到精神失常，祖母就会浑身战栗？祖母的宗教信仰是否正确？对于其中的某些问题，他可以找到答案，对另外一些问题，他只能编织幻想，但是没有哪一个是他能够肯定的正确答案。在这种情况下，他只能选择接受或者拒绝别人告诉的答案。如果不同的人提供的答案各不相同，他只能根据这两点来判定真伪：自己支持谁？自己忠于谁？几何的美妙之处在于，命题的真实性不是可以随便断言的，而是证明出来的，不需要任何种类的否定或者反断言，既不考虑谁提供的答案，也不考虑人们对答案的感受。某个事物——或者说任何事物——都可以用这种方式得以确知，这个理念给人愉悦，让人心旷神怡。尤其重要的是，伯特兰·罗素很快意识到，它开启了这样的可能性：其他事物也可能经得起严格数学证明的检验。也许，就连人们之间的争端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加以解决。伯特兰·罗素在《回忆中的画像》中写道：“我希望，经过一定时间以后，将会出现与机器数学一样精确的人类行为数学。我喜欢证明，所以希望出现这样的东西。在大多数的时间，这一动机更为重要，超过——我也感觉到的——相信自由意志的愿望。”
他在发现欧几里得几何学的过程中感觉到了愉悦，不过，这门学科还有一个瑕疵：命题的真实性可以从公理得到证明，这一点既给人愉悦，又非常美妙，但是这个问题随即出现——有什么理由相信公理本身呢？弗兰克提供的唯一理由纯粹属于实用性质：如果罗素不认为公理是正确的，他们兄弟俩就无法继续学习其他课程。经过一定时间以后，罗素希望找到更加令人满意的答案，这一愿望引导他在哲学领域之中的研究，直至他和艾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于1910年完成了《数学原理》。该过程促使他反思获得某些知识的可能性，让他形成了一个理念：真理与人的希望和兴趣分离开来，容易受到情感的影响。他获得的初步几何学知识是“引导我探索哲学的第一步”。
在11岁至16岁之间，罗素受到的教育主要是罗素夫妇聘请的一大批私人教师提供的。有的教师起到了重要作用，鼓励他的思维朝着哲学研究的方向发展。教师替换很快，但是总体上看来都是颇有能力的人，都愿意督促罗素好好学习，使他大大超过少年时期通常的发展水平，这一点尤其体现在语言、历史和数学三个方面。例如，其中一位给罗素讲了非欧氏几何学——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深奥难懂的科目，甚至许多著名的数学家也了解甚微。另外一位家庭教师让罗素看了一本WK.克里福德编著的《精确科学的常识》。该书对罗素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后来说，那本书他“立刻……阅读了，它提供了思想方面的明晰性，让人深感兴趣，如痴如醉，心旷神怡”。
就罗素而言，克里福德的著作具有的重要性在于，罗素多年来一直思考，为什么理性作为获得真理的方式，优于直觉、传统、权威和情感？该书帮助他将这些思考具体表达出来。由此形成的观点认为，相信任何事物的前提是，存在着相信它的某种理由。这一点不仅表现在数学或者科学领域中，而且表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20世纪40年代，克里福德的那本著作再版，罗素为新版撰写了序言，解释它在自己的青少年时期如此重要的原因。他写道，克里福德“不仅是数学家，而且也是哲学家……他认为所有知识，其中包括最抽象的知识，都是人类总体生活的组成部分。他努力让人类的存在变得不那么琐碎，不那么迷信，不那么痛苦”。克里福德的这本著作在罗素头脑中促成了一个信念：它将理性作为所有合理观念的基础，将数学作为所有其他知识追求的理想模式。根据这一信念：
我们有可能……相信，人类将会变得更加仁慈，更加宽容，更加文明……在这一良好的过程中，理性知识起到主要动因的作用，数学作为最完美的理性知识，应该位于前列。这就是克里福德的信念，当我首次阅读这本著作时，它成了我的信念；今天重新翻阅这本著作，古老希望的幽灵出来嘲笑我。
“根据不充分的证据相信任何事情，”克里福德写道，“这一做法总是错误的，在任何问题上，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如此。”这是罗素很快采纳的观点，它给予罗素一种道德规则的力量，让他获得情感方面的愉悦，看到了发现论证性真理的可能性。有能力证实事物，这不仅是“美妙的”，而其在道德上也是必不可少的。
自然，这样的观点必然与伯迪原来所受的宗教信念——即罗素3岁以来接触的罗素勋爵夫人的虔诚的非理性信念——发生正面冲突。她的信念不是基于宗教信条，不是基于证明上帝存在的论证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而是主要基于神示，基于个人良知，尤其是基于爱（这个词语她频频使用，甚至超过了“非常不幸”）。在她写给伯迪的女教师朵拉·比勒的一封信件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例子，可以了解她的宗教思维方式。朵拉·比勒曾经致信罗素勋爵夫人，谈到她自己的在宗教方面的疑问。罗素勋爵夫人回答说，对于这个问题，“有时看来出现的情况是，我们注定无法通过思考得到答案——应该去寻找，而不是发现……我们在黑暗中摸索，不禁感叹‘这难道不是美丽的梦想，仅仅是梦想而已’”。
“我们是充满爱心的慈父的孩子，慈父伸出手来，引导我们走到他的跟前，以成千上万种方式给我们启迪……主要是让我们感受到自己身上的不朽品质，这就是爱。此外，还有上帝自己的神性的开始和终结，还有上帝注入我们的灵魂的至高能力，这些东西不是显而易见的吗？”不，这并不是显而易见的。没有什么东西会消亡，即便价值最小的物质微粒也不会消亡。应该拥有不朽品质的事物是否可被剥夺这样的东西呢？
是否存在科学证据，支撑宗教信仰的真实性呢？如果她愿意仔细考虑这个问题，她是不会采用这样的风格的。在这种情况下，伯迪采用了他的一贯做法，对任何可能刺激她的问题保持缄默，完全没有告诉祖母他自己的思维发展方向。“我当时把全部想法深埋心底，在与其他人的交流中，没有显露任何相关迹象……实际上，14岁之后，我发现家里的日子可以忍受了，需要付出的唯一代价是，我对自己感兴趣的任何事情全都保持沉默。”
伯迪深信，避免冲突，不要暴露自己的想法是明智之举。哥哥弗兰克的命运更加强化了这一点：弗兰克口无遮拦，遇到事情缺乏克制，结果不得不面对一个又一个危机。实际上，弗兰克变得越来越像一个性急的人。在贝列尔学院念书的第二个学期期末，因为他对院长，那位以倔强著名的弗兰克·乔伊特出言不逊，遭到学院开除，被迫中断古典文学课程的学习。乔伊特谴责说，弗兰克写了一封很不恰当的信件；这一说法让弗兰克十分愤慨。看来可能的情况是，乔伊特从某个没有透露姓名的第三者那里获得了间接证据。弗兰克矢口否认，强调自己既没有写过任何不恰当的信件，也没有干过任何不恰当的事情，要求亲眼看一看那封信件。乔伊特一口拒绝，弗兰克失去了控制，当面顶撞乔伊特：他根本不是什么绅士；自己不愿与他打交道；自己会当即“抖掉自己脚上的牛津尘土”。
于是，一场小危机迅即恶化，变为对弗兰克的名誉的一个重大威胁。他在公开表示愤怒之后拂袖离去，牛津大学的人自然希望知道，那份信件的内容是什么，收信人是谁？乔伊特显然希望压制这场风波，但是那件事情当时已经成为话题，谣传四起，猜测不断，只有10年之后对奥斯卡·王尔德的审判可以与之相提并论。关于那个事件，只有乔治·桑塔亚那留下了一个可信版本。弗兰克离开牛津之后，桑塔亚那认识了他。根据桑塔亚那的说法，弗兰克的守卫（牛津人当时是这样称呼仆人的）报告说，来自温彻斯特的弗兰克的朋友莱昂内尔·约翰逊在弗兰克的房间过夜。乔伊特因此怀疑，弗兰克与那年轻男孩之间存在着“不恰当的”关系。桑塔亚那认为，乔伊特受到（桑塔亚那认为是错误的）引导，将弗兰克与乔伊特在那之前看到的一封信件联系起来。那封信件要么提到了约翰逊，要么提到了同性恋，也可能两者都提到了。无论事情的真相如何，弗兰克的火爆脾气，使得事情急转直下，让自己面对非常棘手的局面。弗兰克离开贝列尔学院之前几天，罗洛到那里去看了他，弗兰克出言不逊，致使彭布鲁克别墅的人最终完全断绝了与他的关系。那年，他19岁，开始独立谋生，没有学位，没有工作，没有家园，伦敦和牛津的人谣言四起，纷纷猜测他的性取向。
在他的余生中，弗兰克花费了很多时间（而且几乎使用了他出版的回忆录的全部篇幅），努力为自己正名，部分文字涉及那件事情，部分文字涉及他后来在生活中牵涉的其他问题。他越想证明自己是无辜的，人们反而越加觉得，那些说法肯定事出有因。“就人的名誉而言，”正如桑塔亚那评述的，“彬彬有礼的上流社会既表示出玩世不恭的态度，又显得温和厚道，心理上相信，可能存在最糟糕的情况，行为上显示，似乎没有什么不恰当的事情。”但是，这正是弗兰克奋起反抗的东西。他希望，世人像他那样，直截了当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开诚布公，毫不掩饰。实际上，那样做需要显得不那么彬彬有礼。这并不是说，他希望得到世人的赞同——几乎他做的任何事情看来都难以实现这一点。实际的情况是，他对世人抱有怨恨，觉得他们盲目听信那些不实之词。
伯迪采取的态度恰恰相反：只要可以得到世人（对他来说，彭布鲁克别墅的人）的认可，他并不在乎他们相信关于他的不实之词。如果他觉得，这样的认可对他说来已经没有必要，或者说获得认可需要付出的代价太高，情况就另当别论了。他认为，人在形成立场之前，必须仔细考虑相关的利弊。他的权宜之计是，像年轻的马拉科那样，为了得到他当时正在接受的教育（以及其他好处），最好忍受“祈祷，去教堂，以及道德说教”，忍受“没完没了的低声唠叨”，最好暂时压制内心的强烈欲望，不要“使用辛辣、尖刻的语言进行反驳”。
尽管如此，伯迪也需要与某个人讨论自己的想法和疑问。伯迪最信任家庭教师约翰.F.尤恩，常常和他讨论自己的宗教疑问。15岁那年，尤恩被开除了，其原因（反正在伯迪看来）是，罗素勋爵夫人发现，他是不可知论者，并且怀疑他破坏了伯迪的信仰。1888年3月，为了弥补失去尤恩造成的损失，伯迪决定开始写日记，把他对宗教问题的思考一一记录下来。为了让日记不被他人看到，他找到了一个聪明的伪装方式。他把日记称为“希腊语练习”，完全用希腊字母写作，并且使用了他自己发明的一套音译系统。
第一则是3月3日记下的，吐露了他的心声：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我逐步开始思考要求我在成长过程中信奉的宗教的基础。在某些问题上，我……我受到难以抗拒的因素的引导，得出的结论不仅会让这里的人深感震撼，而且还给我带来了许多痛苦……我没有勇气告诉他们，我几乎不相信什么永生。我原来常常和尤恩先生自由地讨论这类问题，但是现在不能给任何人说出我的想法。写日记是我可以排解压力的唯一方式。
在那个阶段中，伯特兰·罗素尚未完全失去对上帝的信仰，但是需要相信上帝的理由，于是他给自己立下一个庄严誓言：“在寻找对上帝的信仰的过程中，我将仅仅考虑科学的论证……我将排斥所有情绪方面的考虑。”他写道，信守那一誓言“让我付出了许多”，但是他决心坚持下去。
在伯特兰·罗素早期想象出来的画面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一台庞大机器，它根据带有决定论性质的完美的自然法则运行。从本质上讲，那些法则是数学公式，人类将来可能有幸发现那些法则。在这个世界上，上帝拥有“作为控制力量”的地位。罗素在那个阶段中认为，很可能的情况是，从根本上讲，仅仅只有一个自然法则，“该自然法则其实与上帝大致相同”。不过，他那时就清楚地意识到，这种上帝概念与他祖母信奉的“无限大爱的宗教”相去甚远，几乎无法得到。
在罗素勋爵夫人的信仰中，核心的内容包括：对爱人和关心人的仁慈上帝的崇拜；对作为上帝之声的良知的体验；祈祷是灵验的，灵魂是永生的，自由意志是上帝的礼物，让人可以弃恶从善。但是，这些东西统统遭到抛弃，大多数内容与15岁的伯迪已经形成的严格的决定论世界观格格不人。在“希腊语练习”中，许多论点反对永生、自由意志和灵魂存在，说明这些东西全都被自然的统一性排除在外。伯迪认为，人们通过反思，发现不同人的良知促使人做不同的事情，所以良知也不能作为道德观的基础。必须寻找更为客观的道德观基础。伯迪在这个功利主义的原则中找到了它：人的行为方式应该“带来最大幸福，既考虑幸福的强度，又考虑获得幸福的人的数量”。最后，必须抛弃祈祷是灵验的这一信念，其原因在于，这可能要求自然法则的统一性偶尔出现例外的情况，“人们没有确定的证据显示，上帝打破了这个法则”。
因此，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他自己满意地看到，要求信仰得到科学证据支撑这一做法摧毁了他祖母信奉的宗教的每个方面，剩下的只有作为自然法则的源泉的上帝概念。就指导他应该如何生活这一点而言，留下了相当巨大的空白。“就其本身而论，现有宗教信条对我的日常生活的帮助与数学公式相比，没有什么两样。”但是，也有一个巨大补偿：“它确实给人们提供了极好的理念，理解上帝在考虑这一点时表现出来的伟大：他当初可能创造法则，那些法则将对处于混沌之中的大量物质产生作用……造出我们这样的生灵，不仅意识到我们的存在，而且甚至能在某种程度上理解上帝具有的神秘性！”
他还写道：“我本应该相信家里人所信奉的宗教，但是真遗憾，这是不可能的……对真理的追求已经打碎了我原来的大多数信念……最糟糕的是，这使我无法与家里人进行自由交流，把他们变成完全不理解我内心深处思想的人。”在女教师朵拉·比勒面前，他可以更加容易地敞开心扉。但是，她1888年5月3日离开了，“我再次陷入孤独和无言之中”。他开始觉得，在独处的状态下，在聚精会神的状态下，在心情抑郁的状态下，他可能面临精神失常的危险。他看到了《十九世纪》刊登的一篇关于天才和精神失常的共同特征的文章，于是对号入座，觉得文章描述的是他本人。那些特征包括：抑郁（“我最近常常出现这种状态”）、自杀的欲望（“我最近或多或少常常出现这种念头，爬到树上时尤其强烈”）、性冲动（“我最近觉得难以控制它”）。于是，他本来就有的恐惧感变得更加强烈。
其实，与数学和宗教一起，性欲正在成为他关注的主要事情之一，但是这件事情他不得不特别注意保密。在一个难得的场合，他的一个朋友在家里做客。那个男童名叫杰米·贝利，两人没有做别的事情，只是讨论性欲问题。在场的不只他们两人，还有一个侍童。那个侍童年龄与他们两人相仿，但是社会经验比他们两人丰富。不知何故，有人发现，他们花了整个下午“鬼鬼祟祟地聊天”。接着，他们按要求上床睡觉，晚餐只得到面包和饮水。“说来蹊跷的是，”伯特兰·罗素写道，“那样的待遇并未破坏我对性欲的兴趣。”在15岁那年，“我开始出现性冲动，几乎到了无法忍受的强烈程度”。他像那个岁数的大多数男童一样，通过手淫来进行排解：“我对那样的行为深感羞耻，曾经尝试中止它。然而，那种做法继续下去，一直到我满20岁。当时，我恋爱了，突然放弃了它。”他的性注意力集中在别墅里的女仆身上，他试图在她们更衣时偷窥她们赤裸的身体。后来，他如愿以偿，劝说其中一个女仆让他亲吻和拥抱。但是，当他提出和她一起过夜时，她满脸惊恐地说，她宁愿去死——她本来以为他“待人不错”，结果让她大失所望。面对她的拒绝，伯特兰·罗素说，“我变得很病态，觉得自己非常邪恶”。
在他16岁生日前后，某种希望出现了，可以缓解他的孤独感。罗素勋爵夫人决定把他送到一所“应考”学校去，帮助他准备考试，获得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奖学金。三一学院是他父亲曾经就读的母校，他已经决定申请去那里学习数学。选中的学校是B.A.格林大学的军人辅导班，坐落在北伦敦的索思盖特。其他大多数学生是18岁的孩子，在那里复习功课，准备参军。他们对宗教或者数学没有兴趣，但是对性问题的兴趣甚至大大超过伯特兰·罗素，根本不受邪恶感或压抑的制约。伯特兰·罗素性格脆弱，刚从“热气腾腾的温室”出来，觉得那一帮人的言行使人恐慌，令人觉得非常恶心：“他们没有头脑，没有独立的思想，不喜欢阅读优秀的书籍，也没有高尚的道德观。一个文明并且（应该）具有道德的国家竟然不能培养出更好的人来，这真的令人感到悲哀。”
他在学习数学和诗歌的过程中获得了慰藉，试图防止自己的性格在那里逐渐变坏。他在1888年5月27日写道：“在没有宗教帮助的情况下，如果仅仅凭着自己内心的指导，任何人都难以走上正确的道路。我已经尝试了，我可以说自己失败了。但是，糟糕的是，我们没有别的办法。我没有宗教提供帮助。”
……我的美好生活的动机是祖母的爱，我犯下错误时，我知道她会感到非常痛苦。但是我觉得，她某天肯定会死去。那时，我该怎么办呢？我很担心，失去宗教支撑之后，我的生活将会被完全毁掉。
那时，他觉得他需要的是一种新宗教：“基督教的鼎盛时期已经过去。我们需要一种新形式，它符合科学，同时能帮助人获得美好生活。”
他比学校里的其他孩子小两岁，是被人逗弄的主要对象，几乎每天都会遭遇他们做出的小小的羞辱之举，例如，被迫唱歌给别人听，半夜三更被人吵醒，“打扫卫生”。那里的人吵吵嚷嚷，说话不用压低声音，与彭布鲁克别墅的人迥然不同。在一段时间里，他感到痛苦不堪。“希腊语练习”成为表达个人感觉的日记，哲学思考几乎难见踪影。他在7月15日的日记中写道：“我觉得，没有哪个人像我这样，讨厌别人打扰。我对嘲笑非常敏感……别人觉得无所谓的小玩笑也会让我浑身发抖。”他强打精神说，“我对恶意利用并且捉弄我的人……保持鄙视的态度”：
我觉得，如果一个家伙习惯使用这样的语言说话，我表示鄙视没有任何不妥：“哪个家伙给我捣乱，让我对着冷夜壶，我怎么弄呢？那是我妈用的呀。还是跟着‘你将完蛋’的调子唱吧”。
宗教疑问是一码事，但是伯特兰·罗素那时依然是一个“令人无法忍受、自命不凡的小家伙”，听到这样的不敬言辞难免深感震惊。
也许，作为对同学的粗俗举止的一种反应，或者也许像他本人后来逐渐认识到的，作为对他的强烈性冲动的一种升华，伯特兰·罗素那时形成了自己性格中以前没有意识到的“诗意的”一面。如果说他以前接受了严肃的毫不妥协的唯物主义，那么此时他开始强调，人确实拥有灵魂。如果说他以前接受的只有严谨的科学论点，那么此时他开始对“诗意的”论点持赞许态度，并且从不同角度看待永生问题：
灵魂是什么？……我的回答是，灵魂是将人与没有生命的物质区分开来的东西……如果接受这个定义，我们可以看到，人有灵魂。可以否认其他东西的存在，但是意识是无可否认的。关于永生的许多具有诗意的论证中，其中一个说，力量和物质永存，灵魂肯定比力量和物质更重要……我们不能以教条主义的方式否认永生，数不胜数的“诗意的”论据支持它的存在……诗意的论据常常是有一定道理的。
我认为，给人深刻印象的——绝非偶然的——一点是，他在此提到的支持永生的“诗意的”证据正是她祖母在写给朵拉·比勒的信中提到的东西（“没有什么东西会消亡，即便价值最小的物质微粒也不会消亡”）。在动身前往索思盖特的前一天晚上，祖母为他祈祷，说了一段“非常动情的”话，让伯特兰·罗素十分感动。“她接着说，她特别希望让他知道如何领悟上帝对他的无边无际的慈爱”：
怎么说呢，听了那段祈祷之后，我由衷表示赞同。此外，那也是我非常需要的东西。其原因在于，根据我对上帝的理解，人们没有理由设想上帝是爱自己的。上帝当初仅仅让机器运转起来而巳……由此可见，我没有理由相信上帝对我表示的仁慈。那段祈祷词言辞很美，她祈祷时态度严肃，但是对我来说，整个祈祷过程或多或少是一出严肃的闹剧。竟然有这样的人！假如我在成长过程中没有受到良好教育，我可能变成什么样的人呢？
可以这么说，他祖母信奉的宗教具有美丽的诗意，他的同学所开的淫猥玩笑显示出他们精神空虚。伯特兰·罗素将两者进行对比之后相信，在诗意的——甚至说宗教的——观点中，肯定包含某种正确的因素。否则，人生就是没有价值的。正如他在一则日记中写道的，通过诗歌，他的思想“从卑劣的唯物主义中升华出来，转向深人内心的神学”。与此同时，他确信“在英国，所有人都沉迷于野蛮、愚蠢的唯物主义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他像过去一样，依旧孤单。
他对诗歌和诗歌品质的欣赏态度日益增加，这唤起了他对自然的热爱之情。那年春天，美丽的景色让他着迷，他问祖母那个春天是否异乎寻常的美丽（她回答说不是）。那个春季的一天，他到了多弗尔大街上外祖母斯坦利的寓所。他独自一人待在书房里，从书架上取出一本雪莱诗集，翻开看到了《阿拉斯托》，随即完全入迷。他说，那是“我读过的最美诗句”。他立刻觉得自己与诗人颇有相似之处：“在那首诗歌中，我感受到一种类似的精神。”
《阿拉斯托》的副标题为《孤独的精神》，可以说是专门为15岁的伯特兰·罗素创作的作品，讲述了一位孤单的年轻诗人的故事（“他活着，他死去，他歌唱，他一直孤独”）。用雪莱在该诗序言中的话来说，诗人“在思考宇宙万物的过程中，熟知所有超乎寻常而且庄严的事物，这激起并净化了他的想象力，促使他勇敢向前”。诗人努力寻找和理解“关于外部世界”的一切事物，只要他的心智指向无限之物，他就觉得幸福。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在心智上开始渴望与“类似于自己的心智”交流，并且设想出一个画面：那个人睿智、奇妙、美丽，完全符合他对完美的追求。在寻找符合那个理想的人物的过程中，他“备受失望的折磨”，“过早葬身于坟墓之中”。雪莱从这个令人抑郁的故事中得到的教训是，如果一个人“冷漠地对待自己的同类……他就会失去活力，因为没有谁与他分享共同的自然。这样的人在道德上已经死亡”。
这个故事吸引了伯特兰·罗素的想象力，它的道德主旨与他的这种担心一拍即合：他的哲学反思带有的“卑劣的唯物主义”让他对“人”持过于冷漠的态度。但是，除了非常强烈的相似性之外，《阿拉斯托》开头还有一首自然颂歌，表达了伯特兰新近发现的对自然之美的崇拜，表达了他在自然之美中感受的愉悦，其方式充分显示了他内心深处潜在的性爱（“如果我一直渴望春季的风/送来的初吻，和她那动人情欲的喘息”）。而且，正如伯特兰·罗素后来所说，他对雪莱作品的欣赏并未受到他“接受的看来没有明确证据的传统信念”的损害。但是，伯特兰·罗素喜欢并且佩服的并不是雪莱的作品，而是雪莱其人。在雪莱身上，他看到他所渴望的那种熟悉的心理状态和精神状态。他觉得，雪莱与其他人不同，可以理解自己——他后来阅读约瑟夫·康拉德和D. H.劳伦斯的作品时，也有这样的感觉。伯特兰·罗素开始想入非非，觉得“要是能认识雪莱，那将是多么美妙的事情”。而且，他感到疑惑：“是否可以遇到一个如此同情我的生者呢？”
在那之后，伯特兰·罗素阅读了他可以找到的所有雪莱作品。次年生日，斯坦利祖母给了他一个惊喜，送了一套由W. M.罗西特编辑的三卷本《玻西·比希·雪莱诗歌作品全集》。除了《阿拉斯托》之外，那时对他来说具有特殊意义的作品是十四行诗《别揭开这华丽的面纱》。那首作品与《阿拉斯托》类似，说的是寻找真理带来的荣誉和危险，描述主人公如何试图超越“华丽的面纱”的外表。正如雪莱所说，在面纱后面潜藏着恐惧和希望：“交织着不同的命运，谁人曾将他们的影子编织在那幽远深谷中？”接着，诗歌谈到确实揭开过面纱的人，他寻找爱，寻找信念，“但却没有找到”。于是：
他漂泊在冷漠的人群中，
成为暗影中的光，一点明斑
落在阴郁的景色上，也是一个精灵
追求真理，却像“传道者”一样兴叹。
那段时间，伯特兰·罗素模仿雪莱的这首诗歌和其他作品，创作了一首十四行诗，表达自己用科学毁坏宗教之后，如何使用诗歌来重构信仰。与《阿拉斯托》和《别揭开这华丽的面纱》类似，该诗的主题也是追求真理，表达寻求“超过这个世界可以给予的某种事物”——某种无法达到的完美之物——的愿望。“相信上帝吧”，诗歌提出了告诫：
他给寻找思想的人启迪，
在短暂生命了结之后，
将会实现你最高尚的愿望，
满足你追求完美生活的不懈努力，
鼓励你在世时不停地探求。
在索思盖特学习期间交给家庭教师的一篇关于语言的文章中，伯特兰·罗素试图表达他在雪莱诗歌中发现的东西。他说，雪莱具有超凡能力，“用语言表达富于感性的灵魂具有的深切情感”。不过，他补充说：“从某种程度上说，肯定正确的一点是，‘语言只是断断续续的亮光，照在尚未言喻的世界深处。’”
毕竟尚存一线希望，他可能找到与自己心心相印的“生者”。1888年10月，他回到索思盖特的时候，这样的人出现在他的面前。新来的这位同学和他的情况一样，补习的目的不是为了参军，而是为了获得剑桥大学的数学奖学金。在那一帮未来的军官中，新同学言行“文明”，显得特别突出。这位同学性格腼腆，与其他人保持距离，既不咒骂，也不说脏话。“总之，他显得文静，值得尊重”。他名叫爱德华·菲茨杰拉德。伯特兰·罗素试图与新同学搭话，开始尾随他。在他返回位于拉特兰门（离索思盖特很远）的父母住处的路上，伯特兰·罗素试图“漫不经心地”与他偶然相遇。然而，罗素和菲茨杰拉德十分腼腆，两人的关系在很长时间中没有什么进展。后来，他们都去同一位私人教师——一个住在诺丁山、名叫罗布森的男子——那里去补习数学，每周往返三次。两人之间的友谊开始迅速发展。
与伯特兰·罗素类似，菲茨杰拉德对数学抱有强烈兴趣，也非常喜欢诗歌，特别是莎士比亚和弥尔顿的作品。伯特兰·罗素开始觉得，他终于遇到了自己的理想朋友。他后来说：“孤独多年，我的大量情感倾注到菲茨杰拉德身上，显得颇为荒诞。”每个周末，他先在菲茨杰拉德的家里待上一段时间，然后才返回彭布鲁克别墅。他的祖母私下打听那家人的情况，结果发现，他们是罗伯特·勃朗宁的朋友，（因此）没有什么问题，于是放下心来。其实，勃朗宁是菲茨杰拉德的姐姐卡罗琳亲密的朋友。卡罗琳创作诗歌，后来被伯特兰·罗素视为“年轻女性的理想类型”。他写道，在她身上“我发现了政治和宗教方面的自由主义，她完全摆脱了庸俗偏见，博览群书，熟知伟大文化……而且，我发现（或者说自认为发现）了高尚的道德目标。我愿意相信，在他身上也反映出了这一点”。
总而言之，伯特兰·罗素爱上了她，他与她弟弟之间的友谊也获得深度进展。1889年夏天，菲茨杰拉德一家邀请他，一起去巴黎和瑞士旅行，这让他非常开心。那是伯特兰·罗素首次出国旅行，他觉得十分愉快。那年在巴黎举办了世界博览会，他永久不忘的活动之一是爬上了新近落成的埃菲尔铁塔顶端。后来，他们一行人到达瑞士，他和爱德华·菲茨杰拉德一起去登山。那次度假之旅本应巩固两人之间的友情，但是实际上却似乎毁灭了它。其中一个原因是，伯特兰·罗素失望地发现，卡罗琳计划在那年的晚些时候和埃德蒙·菲茨莫里斯勋爵结婚。那个消息给罗素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引起了极端的失望，其影响甚至在50年之后仍然显而易见。在《自传》的描述中，她已经变为“十足的无聊之人”。
伯特兰·罗素对菲茨杰拉德感到失望的另外一个原因——当时的日记强调了这一点，是他认为菲茨杰拉德误导了他：“他并不是我一直寻觅并且希望找到的那种理想朋友。”伯特兰·罗素觉得，自己遭到了背叛。他相信，菲茨杰拉德“（与我不同）并不崇拜自然，却假装自己很有诗人气质，假装崇尚自然，从而利用了我容易受骗的特点，以逗乐行为博得我的好感”。究竟是什么因素让伯特兰·罗素认为，他从菲茨杰拉德那里获得的同情是假装出来？这一点他没有解释，但是当两人返回索思盖特时，原来的温情已被幻灭引起的强烈仇恨代替。那时两人同住一个房间，开始激烈争吵。有一次，伯特兰·罗素斥责菲茨杰拉德对自己母亲使用粗鲁的语言，菲茨杰拉德“非常气愤，在接下来数月中表情冷淡，怒色不减……他想方设法说些难听的话，在这方面显得驾轻就熟”。在一个段落中，伯特兰·罗素描写了马拉科医生心中的“仇恨之火”，然后继续写道，“我逐渐开始恨他[菲茨杰拉德]，那种强烈情绪即便现在回想起来也难以理解”：
有一次，我盛怒之下，伸出双手，卡住他的脖子。我打算掐死他，但是他的脸色开始发青时，我的情绪缓和下来。我觉得，他那时不知道我想谋杀他。
罗素童年以来积累的所有愤怒似乎突然全都发泄到不幸的菲茨杰拉德头上。罗素指责菲茨杰拉德，其原因不仅在于他辜负了罗素心目中的雪莱式理想，也不仅在于他没有消除罗素自己的孤独感，而是因为罗素内心的孤独感本身在作祟。那一事件显然让罗素觉得大为震惊，超过给菲茨杰拉德造成的印象。我认为，这就是他添上那个相当奇怪的句子的原因——“我觉得，他那时不知道我想谋杀他。”显然，菲茨杰拉德被罗素的双手掐住脖子，面部已经变色，知道罗素不是在开玩笑。但是，给罗素留下深刻印象——或许没有给菲茨杰拉德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第一，他自己的脑袋里真的出现了打算杀死对方的强烈念头；第二，（与他的叔叔威廉一样）他与谋杀犯之间只差一丁点距离。罗素忧心忡忡，那件事情之后尽量不与菲茨杰拉德发生任何纠葛。从表面上看，两人依然是朋友，但是深厚友情逐渐消失；我们还可以认为，罗素对已从内心释放出来的暴力的恐惧也随之逐渐消失。那件事情发生几个月之后，罗素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可怜的菲茨杰拉德！我现在再也不想和他讨论任何严肃问题了；传统的非理性氛围在索思盖特弥漫，已经将他完全毁了。我也被我自己头脑中不健康的氛围毁了，我已经把他封闭起来，就像他把我封闭起来一样。
在他头脑的“不健康的氛围”中，存在着他再也不希望分享或者保留的念头。从那时开始，他的日记出现了显著变化，或多或少成为对他日常生活的“外在”记录。实际上，他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内省和自我揭示的习惯。这甚至让他感到担心，他的“真正的”自我正在渐渐淡出视线，甚至连他自己也看不见了。“痂皮变得越来越厚”，他写道，“我几乎开始怀疑哪一个才是真正的自我。”
痂皮变得很厚，他成功地掩藏自己内心深处的情感，从这一事实我们可以看到某种迹象：他对卡罗琳·菲茨杰拉德产生失望之感后不久，1889年秋季他再次坠入爱河。但是，他秘而不宣，甚至涉及的那位女性也毫不知情，直到4年之后才公之于众。那位女性名叫艾丽丝·皮尔索尔·史密斯，是来自费城的一个富裕的教友派信徒家庭的女儿。1889年，那一家人搬到一座名叫“星期五山丘”的农舍中居住，那幢房子在费恩赫斯特附近，位于萨里与萨赛克斯之间。几年前，罗素的叔叔罗洛购买了欣德黑德丘陵地区的一幢房子，位于海皮特福尔德，就在费恩赫斯特北面。于是，史密斯一家成了罗洛叔叔的邻居。每年夏天，住在彭布鲁克别墅的人全都搬到罗洛家里，在乡村中度过几个月时间。9月的一天，就在罗素从巴黎回来不久，他和罗洛一起出去散步。罗洛建议，他俩去拜访皮尔索尔·史密斯一家；其实，罗素勋爵夫人已经以邻居身份去过那里，进行了自我介绍。
艾丽丝时年22岁，比伯特兰·罗素大5岁，思维敏捷，博览群书，是众人眼中的绝色美女。她在布林穆尔学院读书，专修英语和德语，已经在《十九世纪》上发表了一篇（介绍布林穆尔学院的）文章。此外，她还显然是一位具有“高尚道德目标”的女性，对社会改革很有兴趣，并且热心致力于禁酒事业。作为“年轻女性的理想”，她甚至超过了卡罗琳·菲茨杰拉德。就在第一次见到艾丽丝的那天上午，伯特兰·罗素刚刚读完一本名叫《埃克哈德》的德语书。艾丽丝碰巧在聊天中提到该书，问他是否读过，他将这一举动视为一个良好兆头。尽管她既不知情，也没有想到任何与谈恋爱相关的事情，他却直言不讳地说：“我和她一见钟情。”次月，她返回美国继续学业，他也返回索思盖特，两人1年之后才再次见面。
罗素当初看到，婚姻将卡罗琳·菲茨杰拉德从自己身边夺走，于是这次采取的策略显然是，掩藏他对艾丽丝的兴趣，直到他自己可以提出结婚时才表露出来。在接下来的三个夏季中，只要他在罗洛家小住，他就抓住一切机会，陪同叔叔到皮尔索尔·史密斯家去拜访。尽管如此，他从未以任何方式暗示自己对艾丽丝的好感。1893年夏，他满21岁，在法律和经济上获得了独立之后，才能向对方表白。他认为，祖母在那之前知道他对艾丽丝的兴趣之后，肯定会表示反对。罗素明白，他自己处于弱势地位，无法扛住她的压力，所以他只得等待那个时刻的到来。
1889年12月，伯特兰·罗素前往剑桥，参加奖学金考试。他住在三一学院的新院客房，受到该院院长H.孟塔古·布特勒的热情欢迎。布特勒是一个势利小人，约翰·罗素勋爵的孙子、安伯利勋爵的儿子（他担任哈罗公学校长时，听说过伯特兰·罗素）来到学院，让他感到自豪。伯特兰·罗素觉得紧张，一是因为不得不和院长一起用餐，二是因为即将参加重要考试。但是，他考试成绩尚可，获得了辅修科目的奖学金。他回到彭布鲁克别墅之后，高兴之余也颇有如释重负之感。
在去三一学院正式上课之前的9个月中，伯特兰·罗素住在彭布鲁克别墅，继续读书的准备工作，每天学习一个小时，内容是他将要攻读的数学。有时候，他利用过去的试卷进行练习；有时候，专程到诺丁山去，接受私人教师罗布森的辅导。他按部就班，勤奋学习，但是并未表现出特别的兴趣。他们使用的是当时的标准教材J.E.罗思编著的《刚体动力学》。伯特兰·罗素后来撰文宣称，他学习的证明错误百出，让他深感困惑。他在《我的哲学发展》中写道：“那个人讲授微积分，但是不知道基本定理的有效证明，试图劝我接受官方提出的诡辩，将其作为一种信任之举。我当时意识到，微积分在实践中可以运用，但是深感困惑，不理解其中的道理。不过，在学习解题技巧的过程中，我发现了许多乐趣，大多数时间里忘记了自己的疑问。”后来，他说他“当时希望迟早形成没有任何疑问的完美数学体系，然后一点一点地扩大确定性的范围，从数学扩展到其他科学”。
然而，在他那段时间的日记中，没有看到表现这些疑问和希望的任何迹象。他只是如实记录：他每天学习了什么教材内容，做了多少试卷，发现哪些问题困难，哪些问题容易。他在数学中得到的观点不是什么重要钥匙，无助于理解上帝关于“希腊语练习”的伟大计划。他每天面对的事情比较单调，解难题，做练习，学技巧，既没有抱怨，也没有声称感到愉快。然而这并不是说，他后来的回忆必然是不可靠的，其原因在于，他的日记总体上记录的是相当日常的事务，刻意使用了非反思的风格，总的说来避免流露出任何真实情感。我们在1890年6月20日的日记中，看到了最令人惊讶的例子。伯特兰·罗素记录了他第一次观看歌剧的情形：
……到了考文花园剧院，在楼上贝德福德的包厢里见到了罗洛叔叔。他请了皮尔索尔·史密斯先生、皮尔索尔·史密斯小姐，还有他们的两位女性朋友。上演的歌剧是古诺主演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说来也奇怪，这是我第一次观看歌剧，当然我很喜欢。
姑且不说他对首次观看的歌剧并不那么入迷，他对艾丽丝的反应——或者不如说，非反应——也显得十分特殊。他爱上了那个姑娘，而且几乎已经整整1年没有见面，这段文字（与整篇日记一样）暗示了他当时努力做到的事情：控制情感，尽量不要表露出来。
另外一个迹象是，他在那段时间阅读了大量诗歌，尤其是雪莱的作品，甚至还创作一些，但是（在他去剑桥大学之前）在日记中却没有提及他对诗歌的喜爱。那时他已逐步认为，内省——他的内省不仅是自我分析，而且是对自己的感觉的关注或者表达——不知何故在道德层面是错误的。
7月14日，出现了某种放松的迹象：他在日记中写道，他一直在阅读《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中那个奇妙的篇章——玛吉·塔利弗发现了托马斯·厄·肯培的作品。他阅读了关于玛吉·塔利弗的克己故事，希望自己可以牢记《效法基督》中的教训，并且像玛吉那样，“获得一种神圣性”。但是，他不得不承认，自己不是玛吉·塔利弗。他没有信仰，“我确信克己的种种好处，但是我既没有足够的控制力，也没有坚定的目标，所以无法在较长时间里付诸行动。我总是渴望更丰富的生活，渴望满足我的最高欲望，而且我知道，那些欲望是与高尚生活格格不入的。”他逐步意识到，他一直在尝试抑止自我，抑止自己在宗教方面的怀疑，抑止自己内心深处的感觉，抑止自己无法实现的东西：
我确信，试图压制自己本性中（除了邪恶和不敬之外的）更高层面的需要的做法是完全无用的，我圣诞节以来一直试着这么做。我无法长时间完全用学习来占据自己的头脑，无法完全忘记自己还有其他需要。其他的念头被抑止的时间越长，一旦它们冒出头来，就会变得越疯狂，越令人感到痛苦。
因此，他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已从自我强加的禁锢中释放出来，重新回到原来的轨道，不可避免地集中在关于上帝存在这个问题之上了。这是他一直可以压抑的问题之一。在下一则日记——他离家前往剑桥的最后一则——中，他以略带悲剧色彩——但是也让我们觉得如释重负——的口吻宣布，这个问题终于解决了，他已经完全失去了宗教信仰：
真遗憾！留在我头脑中的唯一的信仰碎片已经没有了，至少现在说来如此。我过去确实信仰上帝……并且从信仰中获得极大安慰……但是现在不同了！……我已经开始觉得，以前总是让我深信不疑的推理方式……已经失去了说服力。
他原来相信，自然法则需要上帝作为法则的给予者。他说，通过阅读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自传》，那个理念已被彻底摧毁了。密尔在《自传》中回忆说，他父亲曾经让他确信，证明上帝存在的所谓“第一推动力”的论点（该论点说，因果关系之链无法永远继续下去，因此必然在“第一推动力”——这就是说，上帝——那里结束）是无效的。“谁造了我”这个问题是无法回答的，其原因在于，如果答案是上帝，那么，立刻会出现另外一个问题：“谁造了上帝？”严格说来，这与伯特兰·罗素原来依赖的论据大不相同（根据罗素崇拜自然的精神，你可以论证说，上帝就是自然法则，无须将上帝视为因果链条上的第一环）。罗素准备乐意并且坚定地接受密尔提出的论据。这一事实说明，甚至在读到密尔的《自传》之前，对他来说，作为世界的“控制力量”的上帝概念已经在头脑中失去了作用。
这并不是说，罗素觉得失去信仰不是损失。他显然相当明确地感觉到了这一点，其原因在于，就某些方面而言，与信仰一起失去的还有对世界本身的信念。他在同一则日记中写道，“我怀疑，如果不重获自己原来的信仰，是否可以长期面对涌入我头脑的令人害怕的念头”：
我记得，在索思盖特的那段日子里，我曾经想到自然之美暗示的那种悲伤性质，感觉到了同样的痛苦。这个念头从我脑际掠过：当我与自然非常和谐时，我觉得非常悲伤。在这种情况下，我无法长时间忍受那种感觉，其原因在于，尽管那个念头像闪光一样掠过，我却感觉自己仿佛被刀子刺了一样。
这个段落令人深感兴趣，然而又颇为费解。它表示的意思似乎是，他失去对上帝的信仰之后，他就再也无法抗拒这个想法：自然——世界本身——是悲伤的；可以这么说，不愉快不仅是临时的心理状态，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真理。但是，他竭力从脑海中驱逐出去的念头——他不信上帝之后觉得容易出现的念头——也许是，尽管包着厚实的痂皮，他自己从根本上来说是不愉快的。
动身前往剑桥之前，罗素又写了一首莎士比亚式的十四行诗，试图表达他最终放弃上帝信仰之后的某种失落感：
失去了曾经引导我穿过厚重痛苦
之云并且给我希望的信仰
我觉得阳光和每天生活中
令人厌烦的事务多么可恨！
不知何故，自然——还有世界——不同了，显得更加凄凉，在他的眼中已经不再神圣。后来，他在《自传》中试图解释失去信仰对他说来多么重要：
对我来说，斯宾诺莎所说的“对上帝的智性之爱”是生活中遵循的最佳理念。但是，我甚至没有斯宾诺莎相信的某种抽象的上帝来表达我的智性之爱。我爱上了幽灵；在爱上幽灵的过程中，我的灵魂深处的自我已经变成了幽灵……我内心深处的感情总是孤独。我在世人中没有找到伴侣之情。海洋，星星，还有荒凉之地上的夜风，给我更多的慰藉，超过了我最钟爱的人。我知道，对我来说，人的情感在本质上是一种尝试，旨在逃离对上帝的徒劳寻求。
人们的爱情和陪伴，甚至（也许特别是）他最爱的那些人，都是不适合的，而且太不可靠。他们要么离你而去，不再爱你，要么撒手人寰。爱——如果有意义的话——必须是永恒的、无限的，总是可以依赖的。这就是说，它必须是上帝之爱。但是，这种爱现在也已抛弃了他。在这种情况下，他也“爱上了幽灵”。
令人觉得奇怪的是，在很大程度上，关于罗素的某些次要文献满足于以不加批判的方式，重复他的家族史的这个版本。例如，《伯特兰·罗素信件选编》的引言是这样开头的：“在罗素家族中，第一位在全国政治生活中留下痕迹的是威廉·罗素勋爵。”
贝德福德公爵五世对福克斯始终忠诚，并且为此付出了代价：他成为英语中最著名的那篇檄文——埃德蒙·伯克撰写的文采斐然的《写给一位高贵勋爵的信件》——的攻击目标。这位公爵——也许以稍显鲁莽的方式——反对伯克从皇室领取年金，认为它数量太大了。伯克反唇相讥，趁机提醒贝德福德公爵，别忘了他自己的数量更大的财富是从何而来的。伯克写道，这位公爵“是国王豢养的所有动物中个头最大的家伙”，他“摆动自己的笨拙身躯，在皇室战利品组成的海洋中玩耍嬉戏。他体积庞大，‘躺在许多十字架上飘浮’，然而他仍旧是一个动物而已。他敞开呼吸孔，向自己的发迹之地喷出大量海水，并且让我浑身湿透。他的肋骨、鱼鳍.鲸须.鲸脂和呼吸孔，他拥有的这一切，他牵涉的这一切，全都来自国王的赏赐。在这种情况下，他是否还有资格，对皇室分配恩典的做法提出疑问呢？”
“伯迪”（Bertie）是“伯特兰”（Bertrand）的昵称。——译注
本杰明·迪斯雷利（1804—1888年）’英国著名政治家和小说家。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1809—1898年），英国政治家，曾作为自由党人四度出任英国首相（1868—1874、1880—1885、1886以及1892—1894年）。——译注
在这个故事中，一个有趣的一一而且在我看来重要的——细节是，马拉科医生的父母并不是受到疾病折磨无辜死去的受害者。与之相反，他的父亲本来是王子，抛弃了出身工人阶级的妻子，自甘堕落，先在纽约的一家餐厅里当招待员，后来沦为惯犯。后来，他母亲成了洒鬼，喝醉时常常暴打马拉科。马拉科6岁时，母女俩有一天走在街上，她突然挥拳向他打去。他闪身躲避，她被旁边驶过的货车撞倒。在许多方面，医生的童年故事似乎以小说虚构的方式，暗指罗素勋爵夫人对安伯利一家的态度。例如，孩子父亲的家庭地位比母亲的更高，母亲生性邪恶，父母死后，孩子过得更好一些。也许，故事根据的是罗素儿时独自待在彭布鲁克别墅的花园中产生的“关于父母的幻想”。其原因在于，如果我们想象一个小男孩试图补充细节，说明罗素勋爵夫人为什么明显贬低安伯利夫妇，那么，这正是他可能杜撰的故事情节。
罗素21岁时从家族遗产中继承了一大笔款项，这足以让他摆脱祖母，过上独立的生活。祖母以前对他的影响非常巨大，但实际上从那以后就可忽略不计了。5年之后，祖母撒手人寰。罗素在《自传》中说，她去世时，“我根本没有任何感觉”。
这里引用的乔治·艾略特的诗歌《西班牙吉卜赛人》是错误的。正确的版本是：“口语只是斑驳的亮光，照在尚未言嗆的世界深处。”我认为，这个错误给人启迪：伯特兰·罗素的观点与德里达的类似（不过出于不同的理由），认为文字是语言的原始形式，在人试图表达自己内心深处的感觉时尤其如此。在他后来的生涯中，伯特兰·罗素曾经多次强调文字优于口语的地方（例如，可参见《中国问题》，第34—38页。他在那些段落中谈到了非拼音文字的优点）。当然，他早年甚至没有试图使用口语向“尚未言嗆的世界深处”投去断断续续的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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