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剑桥

华玆华斯在著名的《不朽的征兆》中，对这个事实悲叹不已：随着岁月的流逝，“美妙无比的灵视”——让每个平常的场景获得“天堂之光”的世界观一一变得越来越难以维持，直到：

人最后感到它慢慢减弱，

消失在日常光线之中。

到达剑桥几个月之后，罗素在日记中引用了这些诗句，以说明他当时的心境。“我发现，自己变得越来越庸俗，越来越墨守成规，”他写道，“我不阅读诗歌，不阅读其他任何种类的文学作品，我也不思考，[而且]我对自然之美持相对说来漠不关心的态度。”实际上，他在很大程度上露出堕落的迹象，“甚至不可知论对我来说也不是什么令人不快的想法”。

导致那种堕落的原因是，他以前很少出现那种闷闷不乐的心理状态，所以他发现自己很难适应。他身边全是聪明过人并且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他们迫切希望成为他的朋友，他喜欢和他们待在一起，可以充分享受以前在生活中曾被剥夺的最大乐趣：谈话。他发现，“我可以说自己所想的事情，得到的回答既不带恐吓的语气，也没有嘲笑的意味，好像我说得很有道理”。这种情况让他“如痴如醉”，但是同时也相当困惑不解。生活太愉快了。他担心，他自己是“通过粗暴手段获得快乐的”。诚然，他觉得，在普通的意义上，他比以前“快乐了一千倍”，但是一种不断引起苦恼的感觉挥之不去：那种心理状态显示，就在那平平常常的生活中，某种重要的东西已经不复存在。生活变得如此正常，他终于可以非常容易地融入周围的人群之中，这让他脑海里出现某种心理状态，令他感到担心。他不禁觉得，快乐“对道德状态，或许对思想状态不利。我尚未找到解药来改变这些不健康的情况”。

不过，罗素后来放弃了寻找针对快乐生活的“解药”的努力，开始毫无顾忌地投入其中。他并不怀疑，他这样做是在——用她祖母最喜欢的圣经经文来说——从众作恶。于是，在长达两年时间里，他接受了出现在身边的机会，扩展友谊、广交朋友，没有在日记中写下任何文字。

罗素结交的第一位关系密切的朋友是查尔斯·桑格。他和罗素的情况类似，也获得了辅修奖学金，在三一学院学习数学。桑格的房间也在休厄尔大院，离罗素的房间很近。根据罗素的说法，经过半个小时的谈话，两人成为“终生朋友”。他们的话题包括数学、形而上学、神学、政治和历史。在大多数问题上，两人见解一致，但是对罗素来说，这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这一事实：他们促膝交谈，都在对方的话语中发现了愉悦。

罗素是送讲座笔记到桑格的房间时见到桑格的。除了桑格之外，他1890—1891年间在剑桥结交的大多数朋友是主动找上门来的。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是，他们的数学指导教师，艾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曾是罗素的考官，罗素的才能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经常建议学生和他攀谈。因此，从到达剑桥之日开始，罗素就是学生们希望结识的重要人物。

除了桑格之外，罗素在头几个月中结交的另外两个关系密切的朋友分别是克朗普顿·卢埃林·戴维斯和西奥多·卢埃林·戴维斯，两个出身同一名门的青年。卢埃林·戴维斯一家有六弟兄，他们的父亲是激进的教会人士约翰·卢埃林·戴维斯牧师。戴维斯牧师因为公开批评帝国主义广为人知。几个儿子除了一人之外，全都获得了奖学金，分别考上了牛津或者剑桥。弗兰克在贝列尔学院时认识了其中一个——莫里斯·卢埃林·戴维斯。弗兰克和其他人一样，也对莫里斯的聪明和睿智印象深刻，当然更深刻的还是莫里斯拒绝赌咒骂人的坚决态度。“我记得，有一次有人把一杯滚烫的茶水溅在他的腿上，他猛地站立起来，只不过说了一句：‘哎呀，太难受了。’”另外一个弟弟名叫阿瑟，和家里的其他几个人一样，成了著名律师，但是更多人记得的是，他是J.M.巴里的《彼得·潘》中的“达令先生”。他们的姐姐玛格特是知名政治活动人物，通过共同参与争取妇女选举权的工作，后来成为伯特兰·罗素的关系密切的朋友。

克朗普顿和西奥多形影不离，在学院中住在一起。罗素后来回忆说，两兄弟“智力超群，充满激情”，但是和他成为好友的是克朗普顿。罗素（使用许多描述自己的语言）说，克朗普顿“是我认识的最睿智的人之一，对人类怀有巨大爱意，对大多数男人持不屑一顾的讨厌态度”。那时，克朗普顿狂热地支持亨利·乔治的经济理论，支持推行所有地租应该直接交给政府这一制度。在《自传》中，罗素嘲笑克朗普顿追随亨利·乔治的做法——克朗普顿竟然相信，该制度可以获得社会主义的好处，同时可以避免其弊端。罗素认为，这是克朗普顿惹人喜欢的怪异之举的一种表现形式。但是，正如他在《自传》前面章节中所说，他本人受到阿加莎姑姑的影响，那时正是由于相同原因相信了同一理论。

在怀特海的推荐之下，还有另外一个人到罗素的房间来探访，他就是约翰·麦克塔格特。麦克塔格特已在剑桥大学待了5年，当时是研究生，很快将会成为该学院的院士。罗素认识他时，他是学联主席。那时，他尚未出版《黑格尔辩证法研究》一书，但是已被视为年轻一代哲学家中的翘楚，尤其以其精妙的形而上学思考而广为人知。他抛弃了英国经验主义的传统，转而支持黑格尔和伟大的牛津哲学家F. H.布莱德雷提出的绝对观念论。开始时，罗素知道麦克塔格特的名声，因而心存“敬畏”，但是对方的谈话让他深感兴趣，知道自己原来熟知的经验主义传统已被打入老派之列，几乎到了令人发笑的地步。而且，他还发现，麦克塔格特不信上帝，然而却相信永生，相信人和宇宙之间的某种和谐状态，这让他感到大为惊讶。麦克塔格特还相信空间和时间的非真实性，并且进而宣称，所有这些信念均可被严格的学术证明演示出来。当然，“麦克塔格特承认，这样的证明过程是漫长而困难的”。对罗素来说，所有这一切都相当奇特，相当有趣。尽管他并未立刻成为麦克塔格特的信徒，但在他作为数学本科生的岁月中，那些观念一直是一种具有吸引力的预期，给他展示了哲学可能提供的前景。

在那一年中，开始了另外一段持久的友谊，它就是与罗伯特·特里维廉——特里维廉三兄弟中的老二——的关系。兄弟三人都在三一学院读书，老大查尔斯已在剑桥大学攻读3年，与罗素只是一面之交。后来，查尔斯当了议员之后，成为对罗素很有用处的一个联系人。三兄弟之中年龄最小的乔治可能名气最大，后来成为著名的历史学家，担任了三一学院院长。当然，那是1894年的事情了。罗伯特——罗素叫他“鲍勃”——公众几乎全然不知，仅仅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诗人。罗素非常喜欢他，常常前往萨里拜访，成为他家里的常客。在罗素一生之中的几个时期里，“西福尔芝庄园”提供了他需要的宁静的休养场所。

罗素发现，自己希望与良友为伴，喜欢他们给自己带来的变化，这一点让他稍感惊讶。“现在，我不像原来那样显得腼腆了，比较喜欢与赏心悦目的朋友交往”，他如是写道，字里行间流露出难以置信的意味。但是，他不得不承认，那种状态实际上近乎完美。“我的友人正是我希望结交的，圈子不太大，然而一个个几乎全都能力不凡。”

他的学业并不十分符合他的情趣。在上剑桥大学之前的补习期间，他曾经愿意接触数学，解难题，找答案，学技巧。但是，他进了大学之后，希望学习某种更为深奥的东西。他对数学的兴趣一直受到这一希望的鼓励：数学看来可以提供确定的知识，首先是在数学领域之内，然后扩展到自然界。因此，他的兴趣在于以更严谨的态度提出这个问题：“我们怎么知道这是正确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一旦掌握了坚实的数学基础，可能希望使用这个基础，在它上面构筑自然科学，然后构筑关于人类行为的科学。这是罗素的梦想，也是他对数学感兴趣的第一个原因。它首先要求人愿意把传统数学本身置于怀疑论者的追问之下。

就对数学的逻辑严密性的关注而言，罗素的思维是与时代同步的。在当时欧洲的学术圈子中，出现了迅速发展的研究兴趣，学者们纷纷尝试用更严格的逻辑证明来取代“直觉式”证明，从而在更可靠的基础上构筑数学这个学科。然而，不幸的是，那个潮流尚未波及剑桥大学。假如罗素当时在德国的哈雷大学.耶拿大学或者哥廷根大学求学，他可能有机会研究他感兴趣的这些问题，可能受到鼓励，研读康托、魏尔施特拉斯和戴德金的著作。他们的研究讨论了这些问题。但是，对这方面的进展，剑桥大学的数学家们几乎一无所知。而且，即便他们有所了解，也不会开设相关课程。正如许多人那时所指出的，在19世纪90年代，数学在剑桥大学类似处于回水状态。一方面，该学科整体上（这就是说，在德国）变得更具分析性；另一方面，剑桥大学的数学优等考试仍旧与牛顿时代留下的传统观念绑在一起。该观念强调数学在物理方面的应用，认为数学不是一个由不可否认的真理组成的独立体系，而是一种训练模式，旨在掌握一系列有用技巧。这样一来，尽管罗素上剑桥大学之前曾经梦想就数学知识的有效性，提出并且回答根本问题，他到了那里之后却发现，自己学习的内容包括几何光学和球面天文学方面的解题技巧。“这两个学科非常枯燥，我当时不得不面对”，他后来如是说。

剑桥大学实行的考试和评价方式加剧了教学大纲造成的问题。剑桥大学的习惯做法是，给予数学成绩优秀的学生在排名中一个准确位置。被授予一等学位的学生的称号是“数学荣誉学位考试优胜者”，所有的优胜者依次排列，比如，数学荣誉学位考试优胜者第四名，等等。任何希望获得在剑桥大学从事数学教学或者研究职位的人都知道，自己必须进入数学荣誉学位考试优胜者的前十名。所以，至关重要的一点是，该制度必须拥有某种方式，对获胜者进行准确排序。校方采用的方式包括：在试卷上列出大量试题，任何学生在考试时都无法全部完成；列出的试题具有不同的复杂程度和难度，并且设计一些陷阱，让不小心的学生出错，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罗素后来说，那样做的结果是，“整个数学科目被弄成一套需要小聪明的花招，学生借此累积优等考试的分数。所有这一切让我觉得数学令人恶心。”

他经常见到的数学学生们也几乎不会让他改变这个观点。在最优秀的数学学生中，有一个人名叫玻西·科里·戈尔，他后来成为三一学院的数学指导教师。罗素在提到他时说：“他是一位非常不错的数学学生，但是在其他各个方面都俗不可耐，幼稚可笑，追求物质，自私自利。应考制度使那样的学生处于显要地位，看到这一点真令人感到遗憾。”罗素倾向于认为，应该让数学学生参加基础考试。如果他们没有达到某个分数标准，就不能让他们继续学业。“这就可以防止没有文化修养基础的无知的专业学生像现在这样，取得优秀学位，而且还可以……学生提高总体的智性。在我看来，这一点非常有用，超过了完全局限于一门课程的大量知识。”

在那些年代中，给本科生开设的数学讲座很少，大多数教学工作采取的形式是，私人聘请“教练”，帮助准备优等考试。罗素的教练是圣约翰学院的罗伯特·鲁姆齐·韦布，罗素对他没有什么深刻印象。数学优等考试备考学习为期3年，罗素肯定和韦布一起度过了很多时间，但是在他的自传材料中，仅在《回忆中的画像》中提到过韦布一次。在该书中，罗素描绘了一位明显精神失常的指导教师，但是“没有谁想到应该对他……进行约束”。接着，他直截了当地说：“我的数学教练没有那么幸运。他疯了，但是没有哪个学生注意到这一点。后来，不得不把他关起来。”

尽管罗素对数学抱有强烈兴趣，但是在与专业数学研究者打交道时从来没有自在的感觉，觉得他们的知识面过于狭窄，行为举止缺乏文化修养。在剑桥大学的数学指导教师中，他唯一表示尊敬的是怀特海。罗素选了怀特海讲授的静力学，认为怀特海“作为老师堪称完美”，但是对他的佩服之情主要——如果说不是完全——是由于他的通识，而不是由于他的数学知识。他回忆说，怀特海“兴趣非常广泛，在历史方面的知识常常让我深感惊讶”。怀特海比罗素年长11岁，在许多方面堪称维多利亚时代学者和绅士的完美范例：对国家有献身精神，对权威有忠实情感，对传统持遵从态度。怀特海的父亲曾是中学校长，后来在肯特郡担任神职人员。怀特海先在家里接受教育，后来进入名校舍伯恩读书。舍伯恩位于多塞特，具有悠久的传统，他在那里养成了对古典文学和竞技体育的爱好（他曾任板球队和足球队队长，而且还是学生领袖）。从事竞技体育是维多利亚时代公立学校男童的特点。在剑桥大学，当时的师生都知道，怀特海是一个“独行者”，完全专注于数学学习，在社交方面不太自信。这样说可能完全没错：尽管他终生喜爱三一学院，他更加喜爱肯特郡海滩，喜爱他曾经就读的中学，但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地方，也是罗素觉得他身上最引人注目、最值得佩服的地方是：“他任何时候都深知宗教具有的重要性。”

正是在怀特海的鼓吹下，罗素和桑格在大学二年级时入选使徒协会——“剑桥大学谈话协会”。该协会的成员全是学生精英，对罗素和大多数成员来说，协会活动是本科生时期最重要的生活经历。在任何时候，“协会”（成员们是这样称呼它的）成员的数量上限为六至七人。它的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丁尼生和哈勒姆在剑桥读书的年代，入选该协会被视为一种殊荣。罗素对协会赞不绝口：“它早在1820年成立，从那时起，大多数成员均是剑桥大学的思想精英。”实际上，协会成员的档次并不像罗素所说那么高，我们肯定不难发现，许多思想精英并非一一名列其中（查尔斯·达尔文和托马斯·麦考利就是两个现成例子）。但是，我觉得罗素的这一番话说明了协会成员的自我评价。

在罗素第一年结交的朋友中，大多数来自该协会（不过他当时并不知道这一点）：西奥多和克朗普顿·卢埃林·戴维斯都是成员，麦克塔格特也不例外，鲍勃·特里维在罗素之后一年加入。这种情况并非偶然，正是为了评估他是否具有使徒潜质，他们几个才与他交了朋友。评估需要一些时间，经过严格的详尽研讨，其原因在于，对协会来说重要的问题有两个：其一，每个成员都有能力对重要问题互相阐述个人观点；其二，换言之，他们都应该成为关系密切的朋友。“讨论遵循的一个原则是，不能使用视为禁忌的语言，没有限制，没有骇人听闻的东西，没有妨碍绝对自由推测的障碍。”协会成员每周星期六晚上见面，根据罗素的回忆，“讨论一般在凌晨1点时结束”。不过，即使散会之后，“我还要和一两名成员一起，在内维尔大院的回廊里一边踱步，一边讨论，长达几个小时”。

通常，协会每年挑选两名二年级学生，那年由于怀特海的干预，出现了例外情况：两位入选者均是学数学的。从总体情况看，协会成员往往是学古典文学的（卢埃林兄弟就是这样的学生）、学历史或者哲学的。在罗素参加活动的年代，两位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可能是麦克塔格特和戈兹沃西·洛斯·狄金森（人称“戈迪”）。狄金森是来自国王学院的古典文学学生，罗素和他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不过，罗素发现，在谈话中“我使用直截了当的方式，陈述不太中听的真理，常常让他受到伤害”。

协会的“使徒”们究竟讨论什么样的问题呢？在她撰写的罗杰·弗莱的传记中，弗吉尼亚·伍尔夫也许恰如其分地进行了总结：“政治和哲学是他们的主要兴趣。对他们来说，艺术只限于文学；文学带有半预言性质。阅读雪莱和沃尔特·惠特曼的作品是为了获得寓意，而不是欣赏富于音乐性的语言。罗素提交给协会的首篇文章肯定符合这一模式。”文章题为《我们可以成为政治家吗？》，试图寻找一个完全的理性主义的基础，以便为政治问题提供解决方案。文章以遗憾的口吻得出结论说，尚无实现这种基础的可能性。

在牛津大学，一个类似的精英团体与此同时在讨论尼采、奥斯卡·王尔德、唯美主义和“高级鸡奸”问题；如果从使徒们讨论的话题看，剑桥大学的人在19世纪90年代似乎明显摆脱了对那类世纪末问题的关注。10年之后，利顿·斯特雷奇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占据主导地位，该协会似乎有所改进。然而，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罗素失去了对它的尊敬。罗素在谈到协会在斯特雷奇主导时期的表现时说：“那时，成员之间的同性恋关系司空见惯；我当会员时，这样的事情闻所未闻。”他的观点有点言过其实：例如，洛斯·狄金森是拒不忏悔、毫不掩饰的同性恋者，对罗杰·弗莱抱有发自内心的、即便只是单相思的爱慕之情。在罗素人选之前几年，麦克塔格特曾经宣读了一篇文章，标题是《紫罗兰还是橙花？》，为同性恋进行了辩护。实际上，一位撰写协会历史的作者认为，“使徒同性恋的浪漫理念”出自麦克塔格特和洛斯·狄金森，而不是出自斯特雷奇和凯恩斯。不过，实际情况是，在罗素参与活动期间，协会进行的讨论对政治改良表现出严肃态度和持续关注，而后来的使徒们放弃了那一做法。罗素后来表示：“那时，我们依然受到维多利亚时代观念的影响；他们受到爱德华时代观点的影响。”

大学二年级末，罗素在罗洛叔叔家里过暑假。那时，罗洛已和牛津大学的哲学家哈洛德·约阿希姆的妹妹格特鲁德·约阿希姆结婚。在那段时间里，罗素进一步了解了皮尔索尔·史密斯一家——每个星期天，他都要步行4英里，到那里和他们一起共进午餐和晚餐。不过，看来没有人发觉罗素爱上了艾丽丝。他们一家人对他表示热情欢迎；他毕竟是约翰勋爵的孙子。在艾丽丝的父亲给其他客人透露的相关情况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罗素非常喜欢那里无拘无束的自由氛围。他写道，“我的看法与歌德类似，美国看来是一个浪漫、自由的国度，在他们一家人身上，我没有看到弥漫在我家里的那种偏见”：

晚餐之后，他们在树林里燃起篝火，围坐起来，吟唱黑人圣歌。在那些年代，英国人还不知道那样的音乐

正是在探访星期五山丘的过程中，罗素对以前弗兰克在伦敦介绍的美籍西班牙哲学家乔治·桑塔亚那有了深入了解。罗素回忆说：“随着对他的深入了解，我发现，他对我，对其他来自北方的哲学学者……持赞同态度，当然也表现出许多异议。他觉得，他提出的观点对我们来说过于高深，所以表现出文雅的遗憾之情。”桑塔亚那的风格平和、细腻，不仅见于他的著作中，而且还表现在他的衣着和谈吐中。罗素对此表示欣赏，但是觉得“并不十分令人满意。与他的漂亮皮靴类似，他的风格露出过分修饰的痕迹”。有一次，桑塔亚那动身前往西班牙，临行前对罗素说：“我希望生活在人们并不抑止自己激情的地方。”罗素后来评论说：“我觉得，在一个没有多少激情可以抑止的人身上，我看到这一态度并不令人惊讶。”

到那时为止，罗素已经作出决定，一旦完成数学专业优等考试的第一部分，他将放弃数学，转而攻读哲学，为伦理专业优等考试的第二部分进行准备。离他鄙视的数学优等考试只剩下一年时间，但是他迫切希望开始攻读哲学。那年夏季末，他听从了罗洛的姻弟哈洛德·约阿希姆提出的建议。哈洛德住在附近，偶然和罗素一起打网球。（很难想象伯特兰.罗素打网球的样子，但是他那段时间的信函中常常提到他打网球的事情。）显然’罗素在那之前曾就如何学习哲学的问题，请求约阿希姆提供意见。约阿希姆在回信中开了一张长长的书单，上面包括柏拉图、笛卡尔·莱布尼兹、斯宾诺莎、休谟、洛克、贝克莱和康德。约阿希姆补充说：“到了读完这些著作之后，你对哲学的了解就会超过我。”与麦克塔格特一样，约阿希姆也是新黑格尔学派的追随者，他的派别之见在逻辑学读书目录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他以忌妒的口吻承认，J. S.密尔的《逻辑体系》尽管“错误百出”，不过依然是必须阅读的著作。另一方面，布莱德雷的《逻辑原则》“名列一流，不过难以理解”，鲍桑葵的《逻辑学》“写得不错，不过更显艰涩”。

返回剑桥之后，罗素决定从柏拉图开始，逐一阅读约阿希姆书单上的著作。他买了一本乔伊特翻译的柏拉图著作的二手书，首先阅读了《飨宴篇》和《泰阿泰德篇》。“柏拉图以如此轻松、调侃的谈话形式，展现哲学理念，读后的感觉不像阅读大多数法国著作那样，有论证肤浅之感。而且，柏拉图开门见山，与德国人节奏缓慢的风格形成鲜明对比。”他在给罗洛的信中写道，“这真的非常愉快。”次月，他开始接着阅读休谟的《人性论》；给人的感觉是，他打算读完书单上的全部著作。然而，众所周知，优等考试要求学生做大量练习，在最后一年中，罗素觉得功课压力明显陆增。那不是阅读全部哲学经典的最佳时机。有人说，罗素在数学方面的功课开始受到影响；尽管他当初信誓旦旦，最后可能无法如愿以偿，获得优等学位。哲学指导教师詹姆斯·沃尔德告诉他，“荣誉学位考试优胜者称号不是什么轻而易举的事情”：

他从那个同一律的例子推知，我最好暂停哲学著作的阅读，等到数学优等考试之后再想办法。

于是，他接受了沃尔德的建议，暂时放弃课外时间进行的哲学著作研读，克服自己日益增强的自然本性，将注意力重新转向数学。

1892年12月5日，那个学期已经接近尾声，罗素突然重新开始写日记。在整本日记中，有一则单独的文字让人觉得匪夷所思，是他向已经不再信奉的上帝发出的绝望祈祷，希望获得宽恕：

凌晨1点。我犯下令人悲痛的罪孽；噢，上帝，请您宽恕我吧。别人做的事情，我也做了，我唯恐自己的名次在他们前面，唯恐我给人自命不凡的印象……现在我觉得，那些可鄙的动机多么懦弱，多么愚蠢。我曾经徒劳无益地尝试，误将那些卑鄙的担心视为摆脱偏见的心胸开阔之举……啊，我的上帝，怜悯我吧……给予我力量吧，让我从今以后拥有力量，抗拒那些诱人上当的愚蠢之举，分清无害搞笑与邪恶嘲笑的界线。让我不再为了赢得那些人的可鄙的短暂好感，做自己内心厌恶的事情。我骗取了他们的尊敬，我采取的方式结果让我顺从了他们……噢，上帝，请您给我力量，让我远离朋友们的愚蠢行为，就像远离我的对手的罪恶一样，让我抵御欢笑的陶醉状态，在悲伤中，在愉悦之中保持心智健全的头脑。

那天是星期日，罗素按照那时对学生的要求，大概刚从学院的礼拜堂返回房间。也许，他在礼拜堂里受到了布道的提示，对自己的情况产生了某种看法，再次从虔诚而严厉的道德观的角度审视自己。但是，他究竟做了什么事情呢？这一段祈祷虽然语焉不详，但是提供了些许蛛丝马迹：它与“欢笑的陶醉状态”有关，与将嘲笑视为“无害搞笑”最终变为邪恶的行为有关，与他朋友所做的并且从中获得快乐的某件事情有关。这段祈祷表明，那是一件并不严重的违规行为。罗素内心感觉到的前所未有的极大自责暗示了另外的情况，但是，罗素敏锐的罪孽感偶然发现了它，让它被视为“令人悲痛的罪孽”。

一个更愉快的事件——尽管在历史记载中没有留下细节——是他与G.E.摩尔的首次见面。那年，摩尔是新生，刚从达利奇学院毕业，进入三一学院，参加古典文学优等考试第一部分课程的学习。摩尔出生一个大家庭中，最初住在黑斯廷斯，后来迁居伦敦郊区的上诺伍德，离达利奇学院很近，步行就可到达。他的父亲继承了祖业，是一名医生，事业非常成功，迁居伦敦之后便告退休，但是依然可以给自己的八个孩子提供优裕的生活。长兄托马斯·斯特奇·摩尔后来成为著名的诗人和木雕艺术家；在八个孩子中，摩尔与汤姆的关系最为密切。摩尔年轻时是著名的美男子，很有人格魅力。与怀特海挑选罗素的情况类似，他的学术考官指定他为具有潜质的使徒候选人。那位考官名叫A.W.维罗尔，专攻古典文学，告诉年轻的使徒们密切关注摩尔。摩尔结交的第一个精英朋友是鲍勃·特里维廉，并且最终——尽管摩尔花费的时间比罗素长一些——得到协会大多数本科生成员的认可。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罗素通过特里维廉认识了摩尔，从一开始便被摩尔所吸引，觉得摩尔“思维清晰，充满激情，真诚待人，非常热情，让我深感羡慕”。摩尔那时对哲学没有什么兴趣；罗素几乎与大多数见到摩尔的人一样，羡慕的主要是摩尔的个性，甚至从某种程度说，是他的堂堂仪表。在罗素的描述中，摩尔“模样英俊，身材修长，五官几乎可以给人灵感”，而且拥有“一种近乎完美的纯洁”。

1893年5月，罗素参加了数学专业优等考试的第一部分考试，位列数学荣誉学位考试优胜者第七（桑格高居第二，排在他的前面）。这个结果比罗素担心的好了许多，让他颇有如释重负之感，结束这门课程让他感到非常高兴。他后来写道：“我结束优等考试之后，卖掉了数学书本，并且发誓再也不看数学书籍了。”

1. 参见第46页，“我的姑姑阿加莎给我介绍了亨利·乔治的著作，并且对该书赞不绝口。我相信，土地国有化将会获得社会主义者希望从社会主义制度得到的所有益处，这个观点在1914至1918年战争期间才出现改变。”在他谈到克朗普顿·卢埃林·戴维斯的情况时，罗素显然忘记了他自己在这段文字中表达的意思。

2. 康托、魏尔施特拉斯和戴德金.三人均为著名的德国数学家。——译注

3. 无论罗素出现在什么地方，他都被人视为“约翰勋爵的孙子”；罗素至少可能在某些场合，对此表现出某种不满。但是，如果真的如此，在幸存下來的信件屮，在他一生中撰写的大量自传性文章中，我们没有看到任何迹象。

4. 英国著名的私立寄宿男校，创立于1619年。——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