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澜：立德、立言、立功

张澜（1872～1955），字表方，四川南充人。教育家，爱国民主人士。四川保路同志会领导人之一，曾被清政府逮捕入狱。1925年，任成都大学校长。积极参加抗日民主运动，任中国民主同盟（简称同盟）主席。1949年，参加了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委、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是中国民主同盟第一届中央委员会主席。

硕、德、馨、香、重

1872年4月2日生于四川省顺天府（今南充地区）。在这个中华民族苦难深重的年代，如同旧中国农村许多贫苦人家的孩子一样，张澜自幼便过着非常艰苦的生活。

青少年时代家庭生活的贫寒，父母的言传身教，家乡的历史文化传统，共同造就了一个道德高尚的张澜。他一生自奉节俭，为政清廉，是有口皆碑、深为人们所钦佩的。他一生恬淡寡欲，艰苦奋斗，想的是振兴中华，解放人民，从不为一己打算。真可谓“一身正气，两袖清风”。

他常年穿布衣（多为麻灰色，绸缎不上身，更不用说毛呢了），头戴瓜皮帽，脚穿青布鞋。就是这身装束，由天府之国到上海，又由上海到北京，几十年都没有变过样。

张澜的一生，可谓一直身居要职，尤其是共和国成立前就一直担任地方长官，按说应该有一些积蓄。可事实恰恰相反，张澜为官清廉，又常仗义疏财，所以他不仅没有什么积蓄，甚至一直穷苦不堪。尤其辛亥革命后任川北宣慰使期间，因两袖清风又常接济困顿，解职时欠钱600元无法偿还，只好借钱偿还，幸亏母亲王氏深明大义，最后及时变卖祖产薄田四亩才得以偿债。

1916年任嘉陵道道尹，1917年又任四川省长，职务虽然高了，但其母与夫人仍在乡下割草、养猪、放牛、种田。这种事情可谓罕见。当时驻南充军阀石青阳因与他有隙，曾派兵去抄他的家，士兵们见到他家环堵萧然，一屋空空，家人庵居蔬食，似不与人世间相闻，无甚可抄，以实回告。石青阳感叹地说：“川北圣人之名不虚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张澜困居上海，因物价飞涨，生活很艰难。当时他因民盟总部需要，曾向龙云、刘文辉等西南军政首脑筹了一笔巨款，掌握在自己手中。不管生活多么清苦，连重病在身无钱住院，也仍然清贫自守，没有挪用分文。

他当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时，每月有200元办公费，他从未去领过。他的警卫人员按规定应该是十几人，他只要了四人。家门口虽然停了一辆供他专用的小汽车，但除他因公外出使用外，家里的人，就是年老的张夫人外出，也不许用公家的车，而是乘坐公共汽车。张夫人已年高仍要做洗衣扫地等家务活。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要派一位女服务员到他家服务，他也拒绝。家务活照旧由张夫人承担。

1950年6月，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二次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期间刘少奇同张澜交谈

张澜克己奉公，勤俭节约，却非常关心经济困难的人，往往倾囊相助。在成都慈惠堂工作时，本来工资少得可怜，却要拿出部分帮助别人。当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后，也是常常把节约下来的钱拿去帮助四川一些在京学习的经济困难者。

正因为他有如此高尚的作风，所以经常受到世人的称颂。1954年10月1日，张澜出席开国五周年庆祝大典时，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称赞他说：“表老啊！你很好，你的德好，你是与日俱进的。”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1953年9月12日举行第24次会议，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作《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工作的报告》。主席台上右起：张澜、宋庆龄、毛泽东、彭德怀、刘少奇、李济深

百年树人　融通儒墨

张澜原本是清末的秀才，以研究《诗经》见长。后来他留学日本，就读于日本东京弘文书院师范科。1904年归国之后，极力想在家乡办学，提高民族素质，反对封建思想，重新探索一条救国的路子。

张澜受聘为南充县立高等小学校长之后，进行了大规模的课程改革，辞退了那些不称职的老师，并亲自讲授“格致”课程，从日本购回许多日文科学新书、图谱、标本、仪器，还把自己的书也寄存到学校图书馆供学生阅读，使其开阔眼界，增长新知识。同时，他还严肃校内纪律，杜绝歪风邪气。在他的整顿下，学校学风大变，培育出来的学生大多能敦品力学，多少有所成就。与此同时，他还在顺庆府中学堂进行改革，声名远播川北，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当年就是慕名而来就读，深受张澜影响的。同时，张澜还创办了“端明女塾”，这在偏僻的川北也是一项创举。

国立成都大学是四川省第一所大学，是1931年成立的四川大学的主体，在四川乃至全国教育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能够成为国内有影响力的综合性大学，是与它的校长张澜分不开的。出任“国立成都大学”校长，即是张澜教育生涯的辉煌篇章。

1925年12月，张澜任成都大学校长。他就职以后，立即着手解决学校建设中的各类问题。从筹经费到选校址，经过3年多的艰苦努力，克服了诸多困难，张澜将一个崭新的成都大学建成在世人面前。

从1925年12月到1930年8月，主掌成都大学仅4年多时间，张澜就将一所没有校址、没有经费，仅有一块牌子、500多名师生员工的成都大学，办成了设有3个学院、12个系，有专任教师142人，其中教授副教授83人，学生1300多名，在全国规模宏大、很有生气的大学之一，而且教学水平高，科研成果显著，被誉为西南“民主与科学堡垒”，为后来四川大学的建立和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于1950年6月14～23日在北京举行。图为出席23日举行的最后一次大会的代表。左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刘少奇，民主同盟主席张澜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经历了清末、民初、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政府5个阶段，年近八旬的张澜终于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1952年3月31日，中央人民政府在中南海设宴，为张澜庆祝80寿辰。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刘少奇以及社会各界数百人到场，刘少奇主持了祝寿会，朱德、毛泽东亲自发专函为他祝寿。祝寿会上，各位来宾纷纷称颂了张澜的革命业绩，赞扬了他不畏权势，敢说敢做，不屈不挠的精神和一心爱国的民族气节。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1954年9月28日宣告闭会。图为主席台上的执行主席刘少奇、郭沫若、张澜、李维汉（左起）

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张澜发表了重要讲话并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他为之奋斗了一生的民主梦想终于得以实现。

由于长期的操劳加上晚年的体弱多病，张澜的失眠症越来越严重，安眠药愈吃愈多。1955年1月27日，他突然觉得口舌麻木，经诊断为重度动脉硬化和肺炎，随即入院治疗，经多方抢救病情仍不见起色。

在病魔缠身的日子里，张澜仍念念不忘祖国统一，台湾回归。1月31日，他抱病发表《任何威胁不能丝毫动摇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决心》的声明，痛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国情咨文的狂妄。与此同时，他还放不下的是他一手创办起来的、倾注了毕生心血的民盟今后的发展。他嘱托前去探病的民盟成员，希望全体盟员能够好好走社会主义的道路，牢记毛主席的教导，“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955年2月9日，张澜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