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求学杭州

1927年，蔡元培《创办国立艺术大学之提案》重申“美育为近代教育之骨干”，“东西各国，莫不有国立美术专门学校、音乐院、国立剧场等之设立，以养成高深艺术人才，以谋美育之实施与普及，此各国政府提倡美育之大概情形也”。有鉴于“国立艺术学校，仅于民国七年在北京设立一校”，他认为“应在长江流域再设一所国立艺术大学”。杭州环境优美、人文荟萃，可以“引起学者清醇之兴趣，高尚之精神”。同年，林风眠辞去北平艺专校长南下，发表《致全国艺术界书》呼吁“全国艺术界的同志”，“现在是我们自己团结起来，一致向艺术运动的方面努力的时候了！”“介绍西洋艺术，整理中国艺术，调和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

杭州国立艺术院于1928年3月1日在杭州创立，是国内第一所国立艺术学院。时任南京国民政府中华民国大学院院长的蔡元培，深感国内艺术教育事业萎靡不振，“欲谋全国艺术之普及”，聘刚辞去北京国立艺术专门学校校长职务的28岁的林风眠为院长，并和杭州国立第三中山大学校长蒋梦麟洽商，借得西湖孤山下的罗苑作为校址，在设备相对不完善的情况下竭力兴学。蔡元培手书院名“国立杭州艺术院”，凿刻在罗苑的门额上。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的办学主旨在这里薪火相传，其新文化运动时期曾经强调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以及文化艺术中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统一的观念在高目标高追求的基调上实现了。是林风眠，使现代中国教育与艺术合璧成为可能。学校的师资阵容十分强大，聚集了一批受过五四新文化洗礼、曾赴海外深造并怀抱复兴中国文化理想的年轻教授。学校朝气蓬勃，民主精神与艺术氛围浓厚。杭州国立艺术院作为中国现代最早的综合性国立高等艺术学府，是第一所实施本科和研究生学历教育的美术教育机构，也成为中国高等美术教育的发源地之一。

学校设大学部与研究部。《国立艺术院组织法》明确指出：“本院以培养专门艺术人才，倡导艺术运动，促进社会美育为宗旨。”“本院为倡导艺术运动，养成高深艺术人才起见，得设研究部。研究部得设教员研究室和毕业生研究室。”这在当时全国艺术教育中都是首创性的，尤其是培养研究生更是前所未有。只可惜的是，由于办学资金、政治干预以及日寇入侵等原因，毕业生研究室只办了一期就夭折了。

1929年，22岁的李可染听说成立不久的国立杭州艺术院招生，便把想去求学深造的愿望禀告了母亲。母亲支持了儿子的愿望，倾其所有，拿出20元的积蓄给儿子去报考其心仪的国立杭州艺术院。李可染报考的是主学油画的研究部。对于少年拜师学习国画山水、上海美专毕业创作还是山水中堂的李可染来说，这是多么大的挑战！更何况，即使在上海美术专门学校学习两年，毕业学历大概也就相当于初中，油画是李可染从来没有涉及过的领域。难上加难之下，“同等学历”的报名资格却能够如愿以偿，全赖他遇到了一位好朋友——同样报考研究生部的张眺。

到达杭州的第一天，李可染就认识了张眺(1900-1934)。一为徐州人，一为山东潍县人，二人同从北方来，相谈甚欢，结为知己。张眺长李可染7岁，曾在济南美术学校学习油画，相对熟悉油画的理论技巧，便带着李可染急急购买油画颜料，辅导李可染临时抱佛脚学些油画的入门知识。苦练月余，李可染略通油画门径。

李可染与张眺(左)

考试时，要求考生画一幅约门板大小尺寸的油画人体。困难之前方显人之底色，徐州人的豪气与个人内心的自信让李可染凭借着少年时画惯戏曲人物的经验和大笔书写“畅怀”二字的胆气，放开手脚作出应答。结果，特别重视艺术个性素质的林风眠院长一眼看中了画风雄厚、气度不凡的李可染的试作，不拘学历破格录取了他。令人意外的是，教习李可染一月有余的张眺却落了榜。酷爱油画的张眺，没有放弃自己的意愿，几番犹疑沉思，还是找到林风眠院长详陈己志，院长器重如此青年人，一并录取了张眺。这一期研究生部共取8人，导师是法国画家克罗多(1892-1982)。

独具艺术才分的李可染，遇到不拘一格拔擢人才的林风眠，为中国现代绘画史留下了一段了不起的佳话。李可染后来说：“这是我一生比较重要的转折点。也可以说是我认识社会和什么叫革命的起点。这一时期对我一生都起着很大的作用。”

即使是研究生，食宿也是自理。家境相对贫苦的李可染不能像经济条件好的学生那样租住在学校附近的大寺院里，而是和好朋友张眺等几个穷苦同学合租，住在距离学校比较远的岳坟以西一座破尼姑庵里的破楼。小楼歪斜欲倾，走道上栏杆也没有，人走在上面摇摇晃晃嘎吱作响，他们自嘲称之“危楼”。与张眺合住一间，房租便宜，每月两元，一人一元。老尼姑们早课晚课，日日就在楼下烧香念经。清贫的学子们黎明即起，油灯早读，往往晨读一两个小时后才结伴步行去上课。

非常珍惜被破格录取的宝贵机会，李可染付出超乎寻常的努力。法籍教授克罗多是由北平大学院合同聘请的，先在北平国立艺专教学两年，对学生要求很是严格。国立艺术院毕业生丘玺曾在《记母校的外籍教授》一文中论及克罗多：

这位下巴留着金黄色胡子的外籍老师穿一套朴素的咖啡色粗条灯芯绒装，1.70米以上的个子，为人爽朗直率，真诚和蔼，相当威严。他是在研究班和绘画系高班担任油画和素描教学的，基本功扎实，对石膏像了如指掌，教学生们用垂球器、比例尺为准绳描划轮廓，用精确的单线为你改画，教法与众不同。他自己的油画则是以深沉的色彩、有力的笔触深为同学所敬佩。

没有什么油画基本功的李可染素描底子也比较差，多次作业都羞于示人，总觉得在老师面前抬不起头。暗下决心，奋勇争先，李可染留下了广为传颂的“一字座右铭”：入国立艺术院不久，用画笔在画架上写了一个“王”字。“王”“亡”之谐音，意在“一人亡命，千夫难当”。22岁的李可染自觉年龄不容迟疑，家境也不容浪费时光，以一种亡命的精神勤学素描苦练油画。功夫不负有心人，学期末素描考试成绩总评列全院第一。

油画学习方面，李可染并没有显露出强烈的愿望。学习期间，即使接触欧洲文艺复兴到现代派的艺术并受其影响，但仍然没有改变李可染的主导性绘画观念，那就是以民族绘画传统为基础、吸收其他民族艺术营养从而创造出反映时代精神的艺术作品。艺术院的艺术风气主要受后期印象派的影响，李可染说他和张眺尤其欣赏高更的色彩：“当时杭州校风基本上是后期印象派，我们对此曾议论过，印象派光色和情调有可取处，但若反映新社会是不足的(当时的设想)，因而想到文艺复兴期米开朗琪罗、达·芬奇、波蒂切利，取其严肃，富表现力；波画色彩单纯，线条明晰，近中国画；其外，米勒反映农民生活，作风朴厚。杜米埃对黑暗社会的讽刺。伦勃朗表现力强，用笔豪放。”导师克罗多不习惯李可染作画时多使用土红、土黄、印度红、青莲、紫、黑等色，因为这些色彩不是很鲜艳，皆不符合西方画家接受使用的规律。尤其是对于黑色，克罗多最初是拒绝的，一段时间之后，找到李可染说：“你是东方人，东方绘画的基调不就是黑的么。那么，怎能不让你用黑色呢。所以，从今以后，你照样用好了。”民族传统的坚持，在民主和谐的艺术氛围里得以发扬并成长，这也为我们理解后来李可染国画中的“黑”提供了最早的规律基础。

李可染更喜欢画风景。从徐州到西湖，看到帆船都激动不已的他，跑遍了杭州每一座山每一条路，“杭州的哪个山什么样，哪里有一棵什么样的树我都知道”。“我追想它的根源是这样：我的家乡徐州自古是个兵家必争之地。我出生以后仍是军阀征战的重点，一些名胜古迹，连山上的树都被破坏尽了。黄河早已改了道，河流很少，土地干枯，在我离开家之前，我没有看见过帆船，及至到了西湖，才深深感到祖国的美丽。因而风景便成为我描写的对象。”杭州山河之美，几乎尽入笔底。应该说，西湖给李可染埋下了献身山水画的种子。

学习绘画技艺的同时，作为研究生部的学生，李可染求进心强，一大早带着烧饼进入图书馆，一去就是一整天，夜以继日。好学苦读的李可染感动了学校图书管理员，破例在午休时间让他反锁在阅览室读书。李可染大量阅读艺术理论与艺术史相关著作，认真地把中国美术大事及大画家做成发展年表，贴在宿舍四壁，以便温习记忆。久而久之，整个中国美术史大略烂熟在心，这为日后个人化创新奠定了坚实的知识基础。

当然，李可染不是一味陷在专业知识学习的单调的人，对于一个20岁出头的年轻人来讲，姑且不论宏阔的社会运动和政治声音必然冲击到李可染的思想，就是在学校见到院长林风眠的许多大幅油画作品，已经深深震撼了李可染。“我对林先生是非常崇拜的”，“在30年代，艺术派别虽然很多，但主要有‘为人生而艺术’和‘为艺术而艺术’两大派别。对林先生，那时候我们认为是‘为人生而艺术’的”。1989年1月，李可染参加林风眠艺术研讨会回忆60年前的恩师时，还举林风眠《白头巾》、《摸索》、《人道》、《生死》等作品为例说，“林先生画的这些画，我感觉他是很崇拜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后来可能这些画被国民党看见了，传说引起了蒋介石的反感而受到攻击”。由专业到思想，李可染日渐表现出一位爱国青年的热血情怀，这种进步意识到了“一八艺社”时期就更加明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