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八艺社

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学习与人生方面正处于急需补充营养和奠定初步基础的阶段，林风眠是对李可染产生全面而深刻影响的第一位恩师。林风眠留法期间创作的一批巨型壁画作品，挂在艺术院院部的墙上，给予李可染的印象和感受极深。七十余岁的他回忆说：“《人道》是几米高的巨作，表现人类的痛苦，表现当今这个社会的黑暗、惨无人道。林师还画了《摸索》，荷马、但丁、歌德、托尔斯泰……一个个伟大的思想家，伸手向前，摸索人生的道路，寻求解脱人类痛苦的途径。《生和死》，画了耶稣的诞生，基督十字架下，为人类献身殉难。给我印象极深的，还有早期作品《白头巾》(又名《渔民》、《翘望》)，画了一群渔村妇女，对着大海，等待出海的亲人，可能有人永远回不来了。暮色里，妇女头上的白头巾，被海风吹着，苍茫一片。这些画，有托尔斯泰的影响，带着强烈的人道色彩，他的艺术是为人生的……”林师的艺术精神和人生观照引领着好学求进的李可染进行人道主义的思考，进入生活的现实，和国家命运、时代激流共命运同呼吸。

艺术思想受到熏染之余，更直接的影响来自关系亲密的同学张眺。二人年龄皆稍长于学校一般学生，贫苦求学的日子里互助共进。张眺1924年考入济南爱美专科学校，曾因参加反帝爱国运动被开除。1927年，在潍县文华中学任教，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他与党组织失了联系，后经文美女中校长徐焕滋资助，于1928年底赴上海寻找党组织。1929年初，他在上海未接上组织关系，遂往杭州，考入西湖艺术院研究生部。在他的影响带动下，李可染阅读了普希金、果戈理、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等人的小说和厨川白村、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等人的文艺理论以及高尔基、鲁迅等人的著作，思想上有了相当的变化。李可染曾这样回忆：“这一时期对我一生都起着很大的作用，原因是我到了杭州就同几个进步的同学做了朋友。”“这些同学在当时都是最进步、读书最多、待人热诚、品质最好的青年人。那时有些同学与鲁迅先生有联系。”

民国十八年(1929)1月，国立艺术院学生陈卓坤等组织了一个学术团体，参加者十八人，命名为“西湖一八艺社”。得到院方的同意支持，林风眠和法籍教授克罗多被聘为导师。艺社每月举办习作观摩会，包括中国画、油画、水彩、速写。应该说，这是一个由学生自主倡议成立而偏于艺术探索的学术组织。然而，宏大的时代背景之下，没有几个青年组织没被裹挟到历史潮流中去。1930年3月，“左联”在上海成立，提出文艺要为“工农大众”服务的方向，并且指出左翼文艺家一定要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左联”的文艺思想迅速影响到“一八艺社”，艺社内部就文艺家是否接近劳苦大众展开争论并导致分裂。陈卓坤和陈铁耕、顾洪千等人吸收李可染、力扬、胡一川、王肇民、汪占非、卢鸿基等于1930年5月21日从“西湖一八艺社”中分化出来，“一八艺社”内质上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其中，李可染的好友、共产党员张眺在整个过程中作用与影响至关重要。张眺团结追求进步的同学，以普罗文艺为方向，经常举行座谈会或作品观摩会，乃至于一定范围的学生运动。

1931年夏，又发展组建了上海的“一八艺社”，使杭州和上海的活动连成一体，在左翼革命文艺思想影响下，继而在党团直接领导下，成为“美联”的一个公开活动团体。他们一边学习革命的文艺理论，一边进行革命美术的创作，举办展览会扩大革命美术的宣传作用。尤其是在鲁迅的指导下，中国的新兴木刻运动最早从这个团体中发展起来。

1931年5月21日，“一八艺社”在上海虹口每日新闻社楼上举行习作展览会，在上海文化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鲁迅先生为这次展览会专门写了一篇内容深刻的革命檄文《一八艺社习作展览会小引》，发表于1931年6月15日《文艺新闻》(第14期)，以示肯定与鼓励：

现在有自以为大有见识的人，在说“为人类的艺术”。然而这样的艺术，在现在的社会里，是断断没有的。看罢，这便是在说“为人类的艺术”的人，也已将人类分为对的和错的，或好的和坏的，而将所谓错的或坏的加以叫咬了。

所以，现在的艺术，总要一面得到蔑视，冷遇，迫害，而一面得到同情，拥护，支持。

一八艺社也将逃不出这例子。因为它在这旧社会里，是新的，年青的，前进的。

中国近来其实也没有什么艺术家。号称“艺术家”者，他们的得名，与其说在艺术，倒是在他们的履历和作品的题目——故意题得香艳，漂渺，古怪，雄深。连骗带吓，令人觉得似乎了不得。然而时代是在不息地进行，现在新的，年青的，没有名的作家的作品站在这里了，以清醒的意识和坚强的努力，在榛莽中露出了日见生长的健壮的新芽。

自然，这是很幼小的。但是，惟其幼小，所以希望就正在这一面。

我的话，也就是只对这一面说的，如上。

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二日

鲁迅指出中国美术界已经出现了两种对立的美术，新生的革命美术符合时代的要求，必能由弱变强，预言“以清醒的意识和坚强的努力，在榛莽中露出了日见生长的健壮的新芽”，定能战胜那貌似强大、“连骗带吓，令人觉得似乎了不得”的内容空虚的所谓“高级”艺术。

这次习作展览会共展出中国画、油画、木刻和图案作品180件，系第一次展出木刻作品。李可染有《失乐园》等三张油画人体作品参展，画风豪放粗犷，得到一定程度的肯定。于海在《文艺新闻》上撰写评论，参展作者“虽然年青，他们却表现出了纯熟的技巧，如李可染君的三张大幅是用了十分浑圆笔法如实地把他的抑郁的感情写出了”。展览会上，更具暴露内涵的作品是汪占非为纪念三个月前(2月7日)被当局杀害的柔石、胡也频等人创作的《纪念五死者》，而胡一川的《饥民》《囚》、王肇民的《叫》、陈瑗的《汗血》等作品也都相当程度地直接触及社会现实。

前一年(1930)春，李可染的好友张眺已经被捕，拘于陆军监狱。当时，兄弟“危楼”住所即被查抄，李可染的笔记本也被搜走。当局还强令艺术院取消研究部，改称“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李可染为张眺奔走探监，送衣问寒，并恳请林校长出面营救好友。林风眠爱生如子，慨然以校长名义与教授李风白、克罗多一起保释张眺出狱。张眺出狱后被劝退学，作别李可染，到上海找到党组织。后参加左翼文化运动，一度参与“左翼作家联盟”、“左翼美术家联盟”的党内领导工作，担任“美联”党团书记。1932年底，到江西中央苏区，在赣东北根据地工作。1933年3月，担任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文化部长。1934年11月，留在根据地坚持游击斗争，肃反扩大化时期不幸被当作“反革命分子”而错杀。虽然当时李可染没能知道张眺的详细身份，但二人长期的亲密交往还是影响了李可染的思想倾向。1980年，李可染给老同学汪占非的信中说：“在张眺同志教育影响下，使我初步认识了中国社会和它的前途，初步认识文艺上的正确道路。这对我一生，都起了很大作用，是我终生不能忘记的。”徐州人李可染一直怀念张眺，视其为“终生的挚友”。

“一八艺社”习作展览体现了进步学生争民主、要自由的追求，是一批“新芽”在榛莽中成长的表征。但这对于当局来说，是绝对要拒绝的。一如鲁迅预测，当局“蔑视、冷遇、迫害”，“将所谓错的或坏的加以叫咬了”。青年社团“一八艺社”陷于包围，国立艺术院的自由气息也萎弱了。特务经常到学生宿舍搜查，李可染的笔记本也有的被搜走了。当局迫使“一八艺社”解散，部分成员相继入狱、被开除或勒令退学。1931年，“九一八”前后，局势愈加危急。张眺离开杭州之后，李可染就搬到岳坟门口一家旅馆的小楼上安身，白色恐怖中，被特务盯梢的同学力扬在那里躲避过。李可染的学业与命运显出力不能逮。李可染学习成绩优异，林风眠院长和克罗多教授曾研究决定待其毕业后将其留校担任助教，两年后再送其赴法深造。学校迫不得已改制，取消研究部后，李可染在教员研究室任助理员，月薪8元。但是，这一切都迅速化为乌有。政治背景被怀疑，助理员的身份也没能保住。1931年秋，在林风眠院长的暗示下，李可染避离杭州。握着林院长送来的60元钱，李可染百感交集，与好友汪占非、王肇民等“一八艺社”成员依依话别。年龄稍长的他勉励同学，不要气馁，更要努力学艺画画。暮色笼罩西湖，24岁的李可染，偕妻子苏娥返回家乡徐州。

1932年1月28日，上海“一八艺社”社址毁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炮火。不久，杭州的“一八艺社”也被国民党反动派当局勒令解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