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水墨画牛

“三厅”迁到重庆以后，集中了大量文艺界知名人士与社会贤达，盛称“名流内阁”。宏大而紧张的抗敌形势下，国民党重庆各方力量却互为掣肘。1940年9月，政治部改由张治中任部长。在蒋介石的授意下，“三厅”被撤销，人员减少许多。12月，政治部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美其名曰“离厅不离部”，这是一个有名无实的建制，郭沫若改任主任委员，也是有职无权。李可染转入文委会工作。当大部分人在这里没有明确任务而相对迷茫的时候，李可染让自己静下来，先做好眼前可以做又做得来的事情，他在艺术宣传组继续从事抗日宣传工作。这年3月汪精卫南京伪政府的成立，大后方发生大规模的反汪反投降的爱国游行运动，李可染有感于此，创作了6幅反汪宣传画，大布画《汉奸卖国贼汪精卫》是专为游行队伍准备的，还有《猴戏》、《今日秦桧》、《唱双簧》等。《猴戏》表现的是日本人敲锣戏猴：猴子戴着汪精卫面具做出种种官样丑态，任凭其主人随意调弄；《今日秦桧》关联李可染西湖学习时期岳坟秦桧跪像记忆：生铁铸成的汪精卫跪着，实可谓“生铁无辜铸佞臣”。李可染的好友、文艺理论家蔡仪在《可染同志的追求》中曾中肯地讲：李可染创造的日本侵略军形象是较早出现在抗敌宣传画中的，很有典型性，以致这一艺术形象在抗战时期反复出现在刊物乃至舞台上。如果没有深厚的爱国主义感情，绝画不出那样的艺术形象。可以看出，李可染近十年的抗敌宣传画，完全是一位爱国青年自发而由衷的创作，其相对典型的形象塑造是其爱国之心和艺术匠心有效结合的产物。

文化工作委员会团结了更多的文化界人士，扩大了文化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国民党在研究人员中也安插了钉子，顽固派对文化工作委员会的迫害不是放松而是在加紧。皖南事变后，基于国民党势力的倾轧，文委会已经到了步履蹒跚的地步，大家的生活也相对陷入困顿之中。文化人在国家危难面前，仅有的抗日力量表达也变得那般困难，主任郭沫若也是有些无奈地对大家说：“咱们既然不能工作，时间不可浪费，大家可按自己的专业做点研究。”不能干预现实的文艺创造力只得向内转，文委会的同仁们便聚在一起切磋起学问来。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文委会坚持推进抗战，呼唤民主，团结文化人，为发展中华民族文化事业，创造出累累硕果，做出了巨大贡献。

文委会在重庆有两处办公地点，一处是城内天官府，一处是为了躲避日本飞机轰炸安在西郊群山之中的金刚坡下赖家桥。许多文化名人，如田汉、阳翰生、冯乃超与画家傅抱石、司徒乔、高龙生、张文元、李可染等，都来到金刚坡下赖家桥附近安家落户。李可染1941年迁到一户农民养牛棚旁边的一间低矮的小屋里居住，房东的名字叫李海泉。住处与房东家的牛棚相毗邻，住房与房东家的牛棚门窗紧对，中间相距仅一米左右。薄薄的墙壁，纸糊的窗户，当然不能把两边屋里的“住户”断然分开。李可染在一盏油灯下伏案读书、作画，又听见从对面传来的那头水牛嚼草、反刍、蹭痒的声音。夜深人静，万籁俱寂，那清晰的声音对感观敏锐的艺术家来说，很容易激起创作的灵感。时间长了，他不但喜爱上了牛，而且也开始了画牛。

住处四周是大片竹林树林，小溪环绕，远方是郁郁葱葱的山峦，坡下是层层明镜似的水田与错落的农舍。荒乱的日子里，李可染夜不成眠，听着大青水牛吃草和喘气的声音。他想到鲁迅“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诗句，觉得人也应像牛那样默默地奋斗。用水墨画水牛，用水彩画金刚坡周围的风景。他曾在《自述略历》中回忆了自己画牛的起始：“1941年后，文委会的工作告一段落，我有较多的时间恢复对中国画的研究。当时我住在重庆金刚坡下村民家里，住房紧邻着牛棚。一头壮大的水牛，天天见面。它白天出去耕地，夜间吃草、喘气、啃蹄、蹭痒，我都听得清清楚楚。记得鲁迅曾把自己比作吃草挤奶的牛，郭沫若写过《水牛赞》。世界上不少有贡献的科学家、艺术家都把自己比作牛。我觉得牛不仅具有终生辛勤劳动、鞠躬尽瘁的品质，它的形象也着实可爱，于是以我的邻居作模特，开始用水墨画起牛来了。”黎明时候，在那田边弯曲的小道上，前边走着牵牛下地的李海泉，后边走着手持画稿去上班的李可染；傍晚，画家、农民和牛又都踏着暮色从这小道上归来。生活如此的丰富，难怪画出的牛那么生动喜人，田园诗一般的质朴优美。

其实，在徐州艺专时期，李可染已经偶尔画牛，只是数量不多。当时的学生段天白、田辛农说，可染老师用的是西湖宣纸，画幅很大，笔墨相对简洁。1993年7月李可染纪念展于台北举行时，李可染的同乡、老学生田辛农在艺专老校友聚会时回忆：1936年，李可染在徐州民众教育馆任教育股总干事兼绘画研究会指导员时，曾送给他一幅《春牧图》，是田辛农在旁边看着老师画的，画在很大的西湖宣纸上，以简单的几笔画出水牛和牧童的形象。田辛农很珍爱这幅画，一直保存在身边，抗日战争以后，带到南京，又带去台湾，后来被别人骗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