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抗战凝聚并激发了民族艺术。任职徐州民教馆的李可染，写抗日标语，画宣传画，绘制抗日壁画，走上了文艺抗日的道路。徐州沦陷之前，李可染怀着彻底抗日的决心，到大后方继续参加爱国救亡活动。任职政治部三厅时期，适值时代风云际变，工作之余他开始了水墨画牛。艺术精进的同时，李可染以牛之坚韧、强犟的精神力量呼唤处于危难时刻的民众坚忍以反抗。而巴山蜀水的壮美也浸染、提升了艺术家的审美心灵，加之傅抱石绘画理念与技法的提醒，李可染的山水画艺术突飞猛进。任教国立艺专，美术史及美术理论的梳理进一步加深了李可染之于中国画传统的认识广度与深度。而再一次收获爱情婚姻的同时，李可染在艺术上也峥嵘初露，名起画坛。尤其是结交徐悲鸿，对于李可染中国画艺术创造而言，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一、抗日宣传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在北平爆发，月底，北平、天津相继沦陷。8月，上海“八·一三事变”，全中国人民奋起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华民族进入全面抗战时期。同年11月中旬，为准备大规模的徐州会战，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在徐州成立第五战区民众总动员委员会以“唤起民众，共赴国难”，自己兼主任委员。总动委会设立组织、宣传、战勤三个部，徐州民教馆馆长赵光涛担任组织部副部长。中共徐州秘密党组织和各界进步人士积极推动与支持，中共秘密党员刘文、郭子化、郭影秋等都以抗日积极分子的身份参加该会并担任要职。徐州民教馆成为一个抗日宣传的中心地。民教馆组成抗日宣传队，下设宣传组、话剧组、讲解组；把馆办刊物《教育新路》改成《火线周刊》。民众教育馆坚持抗战宣传，一直坚持到徐州沦陷后该馆溃散。

徐州民教馆还举办国难展览，曾邀请洪深、金山带领上海救亡演剧二队的冼星海、光未然等一行14人以及荣高棠带领北京学生流亡剧团的张瑞芳、崔巍等到徐州演出。1937年秋，冼星海到徐州以后，亲眼目睹了徐州人民抗战激情风起云涌，激情创作了慷慨激昂、振奋人心的抗战歌曲《英雄的故乡》:

徐州是古来的战场，英雄的故乡。挺起胸，拿起枪，冲锋向前方。日本帝国主义一定灭亡！血泪洒成河，战旗放光芒，中华民族永存世界上。

宣传队深入乡村宣传抗日，每到一处，敲锣打鼓，吸引群众。群众来了，连环画、街头剧、活报剧接连上场，还教唱抗日歌曲。偌大的中国难以放得下一张安静的画桌，李可染是宣传组骨干，到村头写抗日标语，画宣传画，绘制抗日壁画，走上了文艺抗日的道路。王广文于《李可染在徐州民众教育馆》一文中记载：宣传队画《日军侵华暴行录》连环画，和防空、防毒等内容，共153幅，“全部是李可染设计作画，胡叙之、王寄舟、李雪鸿、范景良等人着色。当时李可染一人作画，几个人着色还跟不上，说明作画的紧张程度和李可染笔力之熟练”。

12月南京沦陷后，日军又分三路进攻徐州，徐州危在旦夕。这时的李可染怀着抗日的决心，准备到大后方继续参加爱国救亡活动。他带着只有16岁的小妹李畹取道西安，再去武汉。没想到，与妻子苏娥匆匆一别，竟成了永诀。后来，李可染回忆起这段难忘的经历时说：“当时南北火车不通，只有向西安一条路可走，我要到后方继续做抗日宣传工作，便带着我的四妹，匆匆去西安，人地生疏，没有亲友，住在难民收容所里。”在西安难民收容所，他们饱尝了无家可归、流离失所的不幸，目睹了国破家亡、妻离子散的人间悲剧，更加痛恨日本强盗。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合作后，于1938年2月在武汉成立了国民党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陈诚任部长，周恩来任副部长。政治部下设的第三厅主要从事抗日宣传工作，由郭沫若任厅长，田汉任文艺处长。三厅麾下有一大批文化人聚集一起宣传抗日救亡，仅美术界就有叶浅予、罗工柳、张乐平、倪贻德、力群、沈同衡、力扬等数十人。田汉曾去过徐州，与李可染结识。当李可染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与田汉取得了联系。安排好妹妹李畹同几位青年由西安步行翻越秦岭经安康到四川阆中上中学，1938年5月李可染赶赴武汉。

李可染刚到武汉，正值政治部筹办抗日宣传画展，由于有在徐州画抗日宣传画的经验，李可染轻车熟路，很快完成了许多宣传画，得到广泛赞扬。他画的《无辜者的血》和《侵略者的炸弹》还刊登在香港《今日中国》杂志上。

《无辜者的血》

“三厅”时期，李可染和曾任国立西湖艺术院学生自治会主席、“一八艺社”会员的老同学力扬合作的机会最多。李可染首先用炭条准备好底稿，然后以浓墨勾线，加一点高光，则黑白之间木刻般的艺术效果得以显现，最后，力扬以美术字冠之以文字标题，作品完成。如此作品极其适合宣传鼓动使用，二人合作又快又好。1938年5月，徐州沦陷，武汉也已岌岌可危。第三厅审时度势转变战略，以撤退求保存实力，分两批撤离武汉。李可染和力扬分在第一批，由杜国庠带队向湖南长沙转移。他们二人在长沙八角亭等地联合创作了《好百姓爱士兵，好士兵爱百姓》、《前线需要寒衣》、《捐赠寒衣救济难民》、《同胞们大家起来保卫祖国》、《不做顺民，不做汉奸，要做抗敌建国的英雄》、《中途妥协便是整个灭亡》等六幅壁画。李可染后来自述：“在‘三厅’时经常举办座谈、讲演、画宣传画，我画得最多。别人作画要模特，我可以凭空画。”这就不难理解当时其走笔如飞的创作速度了。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李可染从长沙经湘潭、衡山、衡阳到达桂林。撤退长沙前两天，他和力扬用日常节省所得刚刚购买了4册合订本《世界知识》，每册皆厚重如城砖。舍不得丢弃，只得抛弃其他，二人各负两册匆匆离开，望着长沙满城火光忧愤上路。一路上，李可染等人走到哪里就画到哪里，把抗日的烽火点燃到哪里。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在农村的乡间田野，都留下了李可染的宣传画。

徒步经湘潭、衡山、衡阳，再乘火车，李可染1940年抵达桂林。大批文艺家们随节节败退的军队云集在这座边地城市，桂林成为整个中国抗敌文艺活动的重要中心地之一。到达桂林后，李可染借住在桂林中学，冒着日寇飞机频频轰炸的危险，又画了一百多幅抗日宣传画。小李可染12岁、当时也在“三厅”宣传队的画家黄蒙田1990年“想起了李可染先生”：

有一天早上，我从校外回来，经过一个空教室，看见有人在里面画抗战宣传大布画，此人就是可染先生。布画很大——比他后来画丈二匹宣纸大两倍以上。我靠着课室最末一个窗口静静地在偷看。桂林的冬天很冷，我穿了棉大衣还在发抖。可染先生没有助手，也没有火盆，一个人爬上跳下。他画的是日本轰炸机滥炸无辜人民的题材，素材是来自亲身体验的感性生活，经过提炼，构思成带情节性的感人形象。他先用木炭条画草稿，然后是上墨线——这是组成形象的主要表现方法，也是最能显出他的素描功力的地方。敷彩很薄很少，看来是一幅粗犷、有力、突出主题和具有强烈控诉力的素描式大布画，我很自然地想起珂勒惠支画风和他的关联。

从1931年到1942年的10年中，李可染画的抗日宣传画达到300余幅，遗憾的是，大部分作品都在战争年代遗失。他创作的抗日宣传画形象生动，感人至深，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和震撼力，每一幅画都是血与泪的控诉，都是震天动地的呐喊。这首先来源于他对生活的感受，同时也在于他有高超的艺术表现力。令他最为伤悲的是，抵达重庆不久，就从同乡处得知爱妻苏娥前一年已经病逝。在他怀揣一百元钱告别有孕在身的妻子苏娥离开徐州之后，全家近十口人艰难度日之时。大哥李永平先肩挑小贩，复又卖豆浆、玩具，二妹摆小摊卖香烟，皆不能为继。妻子苏娥暂住在父亲苏少卿位于上海闸北的寓所，由于日寇飞机滥炸被毁，后搬入法租界避难。兵荒马乱中奔波，生下第三子苏玉虎后逝于猩红热，年仅29岁。李可染曾说：“国仇家恨，使我感到很大刺激，患了失眠症，高血压病，常常一连数日通宵难眠。我想，自从日寇入侵以来，不知有多少同胞、千万中国人家破人亡，因而我画了一幅画《是谁毁坏了你快乐的家园》，以激发人民的仇恨。”李可染长期在大后方，与这几个子女不能相见。直到1954年，长女李玉琴结婚两年后，才收到他一封信：“琴儿：自你母亲死后，我有一段很长的时间精神极为愁苦，并且身体也病了(失眠，血压高，快二十年了，已成为我的长期疾病)。同时经济情况也很困窘，因之对你的生活没有照顾，这是我心里时感愧疚的……”这封信第一句话就是对亡妻苏娥的痛切怀念。

值得庆幸的是，李可染的宣传画的合作者、同学力扬用相机保留下来一些画作的照片。解放后，力扬把底片交给了李可染。2004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68周年纪念日)，由李可染艺术基金会、张元帅府博物馆共同主办的“李可染抗战宣传画捐赠仪式”在沈阳张元帅府博物馆隆重举行，辽宁省、沈阳市有关领导和各界人士数百人出席。此次共捐赠李可染抗战宣传画底片32张和放大的照片、李可染的生平照片59幅，李可染中国画的珂罗版42种，李可染作品出版画集、书籍59种，共计192件。这批抗战宣传画原摄影胶片，不仅具有极强的艺术价值、历史价值和科研价值，也具有极强的收藏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