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

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

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

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李煜《乌夜啼》

壹

不管朱棣即位后所授意撰写的《明实录》如何篡改，不可改变的是，他是由一个默默无名、不被朱元璋宠爱的妃子所生。出生时正值陈友谅率军大举进攻应天，朱元璋忙于战事，应接不暇，对这个儿子并没有太深的印象和感情。

在所有的皇子中，朱元璋真正付出感情、悉心栽培的是太子朱标。朱元璋非常注重对朱标的教育，不单给他指派了当时的“天下第一学者”宋濂为帝师，更任命李善长兼太子少师，徐达兼太子少傅，这三位洪武年间的大才子组成一个阵容强大的教育团队，分别从学识、文韬（行政经验）、武略（军事经验）上给予朱标指导。

早在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朱元璋已放手将很多政事交给朱标处理，并告诉他处理国家大事的四字要诀“仁、明、勤、断”。朱元璋自知驭下极严，一方面固然是他严苛多疑的性格所致，但另一方面也有他的苦心，他想消除所有可能的隐患，所以不惮把恶人做了，留一个铁桶江山给朱标。届时，朱标再以仁治国，博一个万民拥戴，江山永固。

朱元璋没有看错，朱标确实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继承人，他有着朱元璋所没有的仁慈。他的儿子朱允炆也是个好人，如果条件允许，他们父子俩都有可能成为爱民如子的好皇帝。奈何，朱标死在朱元璋之前；奈何，年少的朱允炆身后有一位野心勃勃的叔叔——燕王朱棣。

相较于被朱元璋寄予厚望的嫡长子朱标，庶妃所生、排行第四的朱棣着实凄苦，是一个不容易被他爹想起的角色。他上面有三位哥哥，下面还有二十二个弟弟。

自幼奔赴沙场，在刀光剑影中长大的朱棣，跟随洪武年间的名将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他习惯了腥风血雨。战争和权谋将他磨砺得心如铁石，城府极深。他知道，如果想赢得父王的器重，就必须有过人的本事。为此他抛头颅，洒热血，深入大漠，远征元军，立下赫赫战功。

然而，在他那深信长幼有序、嫡庶有别的父亲眼中，他再威猛也只是镇守边陲的利器，可以用来靖边绥远，安邦定国，绝不可能被许以九五之位。即使在朱标死后，皇位也只属于嫡长孙——那个少不更事的朱允炆。

虎踞龙盘的应天府，少年天子朱允炆尚未登上皇位。金戈铁马的北平，虎视眈眈的燕王已是杀机暗涌。随着皇位的更迭，时局发生变化。有一件事令朱棣寝食难安，如剑在悬。朱允炆即位之前，身边的两位大臣齐泰和黄子澄便在他耳边吹风，倡议削藩。

削藩之策源远流长，祸患也有前史可鉴。汉景帝时曾引发七国之乱，唐宪宗时亦兵祸连连。此事不是不可行，但若在君权不稳时贸然动手，很可能得不偿失，如果所削藩王又是同姓王，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成功的案例。

朱允炆虽然不笨，但跟老谋深算的朱棣比起来，还是差了许多。更何况，他手下的谋臣跟朱棣手下的道衍（姚广孝）相比，亦不止低了一个档次。在后来的靖难之变中，黄子澄屡出昏招，更是加剧了他的失败。

黄子澄和齐泰贸然行事，授人以柄，引发众藩王不满。燕王朱棣带头起兵正是打着“清君侧，靖国难”的旗号，众藩王心照不宣，默契地袖手旁观，不肯发兵相救。

随着朱允炆削藩之策大刀阔斧地进行，形势越来越紧迫。很快，摆在朱棣面前的只剩两个选择——要么坐以待毙，要么放手一搏，拼死破局。

这是一条一旦开始就无法回头的路。

在这个绝对的世界，成王败寇，皇权争斗没有模糊的边界，没有中间道路可循。对志在天下的人而言，要么成功，要么失败，不容逃避。

昆曲《千钟禄·惨睹》里有一支《倾杯玉芙蓉》：“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四大皆空相。历尽了渺渺程途，漠漠平林，垒垒高山，滚滚长江。但见那寒云惨雾和愁织，受不尽苦雨凄风带怨长。雄城壮，看江山无恙，谁识我一瓢一笠到襄阳？”

转眼间，血流成河，江山易主。人世间的翻天覆地，有时就在顷刻之间。这一支《倾杯玉芙蓉》写的就是燕王朱棣谋反之后，建文帝朱允炆逃出京城，与追随他的大臣扮作一僧一道，隐姓埋名，辗转千里，一路目睹大臣被杀，内心惨痛至极。曲辞荡气回肠，又充满了无可奈何的意味。

对朱允炆来说，人生可不就是无可奈何吗？天地间，其他的角色有很多，皇帝却只有一个。叹只叹，他经验太浅，错用了书生；叹只叹，朱元璋精明一世，糊涂一时，翦灭功臣，定下了“藩王戍边”之策；他只相信自己的儿子，却不料藩王势大，朱允炆无力弹压，削藩不成反失了皇位。

从被选定为皇位继承人的那一刻开始，朱允炆注定要面对这场无比惨烈的决斗，赌注就是江山社稷、皇位尊荣。从失败的那一刻开始，他是生是死，已经不再重要。

“靖难之变”这场宗室之战历时四年，朱棣成功夺权，登上了皇位，改年号为“永乐”。攻破南京城后，朱允炆下落不明。有说是葬身火海，有说是隐姓埋名逃遁而去。有传言称日后朱棣派郑和六下西洋，其中一个重要的秘密使命就是寻访朱允炆的下落。

建文帝朱允炆的时代结束了，而大明的远航才刚刚开始。没有人可以断言朱允炆不如朱棣。可是，胜负已分，失败者注定要离场。站在南京明故宫遗址前，仿佛是在看紫禁城的前身。瓦砾堆中，夜风如诉，有历史的余音绕梁。

一个时代的断简残章，未尝不可看作另一个时代辉煌的序曲。在遥远的北方，新的宫城正在崛起，并将伴随明清两代帝王数百年。

我之所以说了这段前史，是为了说明朱棣夺位之后迁都北京、肇建紫禁城的因由。

作为一个篡位者，朱棣免不了要承受名不正、言不顺的指责。他不想生活在朱元璋的阴影下，更不想随时随地提醒天下臣民不忘旧主。初步稳定了统治之后，迁都、肇建新的皇城就成了势在必行的大事。

其实，朱元璋当年也并不是没有考虑将其他地方作为都城，他最看中的是陕西西安，其次是元朝旧都燕京。阻碍他选择这两座城市的最大原因是新王朝的财政问题。

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选择南京作为都城是最经济的。可惜南京地势不平坦，填湖之上所建的皇宫建成后不久就地基下陷，呈南高北低的态势，这令朱元璋大为苦恼但又不好发作（因为选址是他定的）。晚年朱元璋萌生了迁都西安的想法，曾令朱标去勘探，终因力不从心作罢。

公元1368年，元朝的最后一位君主元顺帝放弃了都城燕京，率众退往漠北。士气高昂的明军几乎是兵不血刃地占领了元大都。已在南京建都的朱元璋下令将燕京改名为北平府，几年后，将此地分封给了他的第四个儿子朱棣。

毫无疑问，朱棣对自己的龙兴之地北平比南京更有感情。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甫登帝位的朱棣就将北平府升为北京。登帝位之初的数年，朱棣以南京作为首都，但经常北上巡视，令太子在南京监国。他在北京期间，以燕王府，也就是昔日元朝的旧宫为宫室。朱棣在位的二十二年中，多次北征蒙古余部，都是从北京出发的。

北京虽不及烟雨江南的风流妩媚，但朱棣就是钟爱燕赵之地的慷慨豪壮。南京作为四大古都之一，与汉文化休戚相关，患难相共，但在南京建都的朝代国祚都不长。此说虽有迷信之嫌，却有一定道理。南京有长江天堑，南方也早已是全国的经济重心，但这些地理优势与远在千里之外的蒙元残部的威胁相较，都变成了劣势。

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朱棣与近臣密议迁都，着手营建新城。但直到永乐十四年（公元1416年），北京紫禁城的营建仍处于准备阶段。这一年朱棣召集群臣，再次郑重商讨营建北京紫禁城之事，群臣一致赞同。获得支持后朱棣心中大定，工程以极快的速度进行，次年十一月，奉天殿、乾清宫就落成了。到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全部工程均已告成。

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正月，南京降为留都，明王朝迁都北京。虽迁都已成事实，但此时的北京仍被称为“行在”。迁都之事非同小可，本就容易招来反对。朱棣以藩王夺位，就更少了一层名正言顺的底气，加上紫禁城的三大殿奉天殿、谨身殿、华盖殿建成仅八个月后即遭火灾。朱棣认为这是上天降罪谴责于他，内心犹疑不定，更不敢明诏宣告迁都。直到朱棣去世，也没有下达正式迁都的诏令。

朱棣的儿子明仁宗朱高炽即位后，一度试图迁回南京，只是当时南京连续发生了几次地震，阻碍了朱高炽的计划。此后仁宗、宣宗两朝依旧称北京为“行在”，被烧毁的三大殿也一直没有修复。直到朱棣的重孙——明英宗朱祁镇登基六年后，重建的三大殿才再次矗立在紫禁城的前朝。朱祁镇诏令，定北京为京师，免去“行在”之名。至此，北京才正式成为明朝的首都。

历史不能假设，但从后来的结果看，迁都的决策无疑是正确的。以明朝立国之初的北方边患，以蒙古诸部的战斗力，如果政治军事重心放在南京，明朝的北境将永无宁日。

当年，朱元璋没有把皇位传给他，他选择用自己的方式得到这一切。他战胜了无数对手，包括他自己。哪怕中途迷茫、胆怯，哪怕过程曲折、凶险，哪怕付出的代价是终身的孤独和警惕，他一样不悔当初。毕竟对朱棣来讲，君临天下、江山在握才是他此生最大的梦想。

朱棣既是阴谋的篡位者，也是继往开来的开拓者。他秉持的理念是“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作为戎马一生的君王，他坚信，自家的天下自己当仁不让要守好。以不义取天下，以义守天下。他将向父亲，向后代，向天下人证明，他才是那个时代最适合主宰天下、君临万邦的人。

朱棣自己因反抗“削藩”起家，一旦坐上皇位，却坚定不移地继续奉行“削藩”政策。有意思的是，朱允炆未竟的事业竟然在朱棣手中完成了，这也算历史的反讽。可见，“削藩”的成败关键不在于口号、立场，而在于实力。

贰

步入紫禁城，那连绵不绝的红黄二色，在落日的掩映下显得辉煌苍凉。华丽、广袤、岑寂的紫禁城，自建成以来便遗世独立，又仿佛浩瀚宇宙，无边无际。过往数百年，无数人身陷于此，跋涉其中，争名夺利，劳碌奔忙。

陈寅恪有言：“读史早知今日事，对花还忆去年人。”可是，面对着像命运一样残酷、辽远、无解的紫禁城，前人的命运无法提供行之有效的借鉴，理智和感情一样廉价无用。顷刻间翻云覆雨，风云变色。谁是主，谁为客？输赢，得失，谁又说得分明？

步入紫禁城，那连绵不绝的红黄二色，

在落日的掩映下显得辉煌苍凉。

过往数百年，无数人身陷于此，跋涉其中，

争名夺利，劳碌奔忙。

有情的人，无情的人，最终都成了面目相似的人。连笑到最后的人，都是满心伤痕，一生孤独，算不得赢家。

苍穹之下，众生沉浮；悲喜交集，沧桑变幻；人世得失，如何量算？对于命运的裹挟，我无法给出深刻的评价。

我清浅的笔触始终无法触及它的底蕴。这座孤城，这座华丽的孤岛，对我而言，始终是个难以参透、难以忘怀的旧梦。

记忆该从何处开始？

生命有着不同的形态。新的枝丫长出，老的枝丫死去，遵循着所有生命亘古不变的规律，辞旧迎新。

紫禁城的历史似乎可以从任何一处开始。

在紫禁城里，有这样一处地方，它是一个男人留给自己的私属花园——宁寿宫花园。尽管它尚未全部开放，但我知晓它的来历，每次走到这里，我都会想起这位历史上为数不多的福寿双全的皇帝——爱新觉罗·弘历。

从秦始皇算起，中国历史上有几百位皇帝，能够荣升太上皇并安然终老的并不多。历史上第一位享有“太上皇”尊号的是秦始皇的父亲秦庄襄王，但他是死后才被追封的。因此，从汉高祖刘邦奉自己的父亲刘太公为太上皇算起，到乾隆帝弘历止，活着成为太上皇的，满打满算不过十五位。

作为太平天子，乾隆宣称在位的时间不能超过其祖父康熙的六十一年，故而在当政满六十年时（公元1795年）将皇位传给了第十五子颙琰，是为嘉庆帝。

他为自己归政养老后所规划营建的宁寿宫区，从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就开始在紫禁城的东北角兴建，到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完工，历时五年，这是紫禁城内唯一一座太上皇居所。

宁寿宫区亦分前朝、后寝两部分。前朝以皇极殿为重心，前有皇极门和宁寿门，仿乾清宫的规制；后有宁寿宫，仿坤宁宫的规制。后寝区分为东、中、西三路，俨然一个微缩版的紫禁城。

最为人称道的是位于宁寿宫区西北角的宁寿宫花园。乾隆因喜欢外西路的建福宫花园，希望归政之后依然生活在那样的环境中，特在外东路修建了宁寿宫花园。宁寿宫花园的营建水平超过了之前所建的建福宫花园，是公认的内廷园林精品。

宁寿宫花园共有四个院落，布局精巧华美。衣食住行，怡情养性，考虑周详。园中建筑的题名，如“倦勤斋”“符望阁”“遂初堂”“颐和轩”等，无不体现了乾隆颐养天年、心满意足的姿态。

事实上，乾隆是既要安享富贵，又要大权在握的典型。

但是，宁寿宫落成之后，乾隆一天也没住过，只是偶尔来此游憩赋诗。反倒是慈禧太后要学乾隆，在光绪亲政后曾居此多时，六十寿辰亦是在此度过。

乾隆二十五岁即位，到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时，已经八十五岁的他依然精力旺盛，习惯了权力，归政之后依然以“训政”的名义把持朝政，牢牢盘踞着养心殿。嘉庆帝只能居于毓庆宫，掌管一些祭祀、典礼等礼仪上的事，谨慎乖巧端庄懂事地做了三年“儿皇帝”，直到乾隆驾鹤西去，绞杀了和珅，才真正掌握实权。

我想，在乾隆心中，这一定是他一生中做过的最满意的事之一，也是按照他的设想发展得最完美的结局——选择一位合格的继承人，严格地培养他，然后，在和平稳定的大前提下实现皇权的平稳过渡，在太和殿禅位。

多么漂亮！

皇爷爷晚年诸位叔叔的钩心斗角还历历在目，康熙一世英明，却差点儿栽在这群如狼似虎的儿子们手里。只有他水到渠成、风平浪静、众望所归地完成了这件事。追古抚今，无人能及。十全武功，至此圆满。他一定觉得，从此以后，他既是人间的圣明帝王，也是德配天地的圣贤。

还有一件让乾隆颇为得意的事，就是他主持编纂了《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成书后，又建了七座藏书阁藏之。《四库全书》证明了清王朝已经占据文化上的统治地位。无论是顺民，还是遗民，只要是知识分子，内心深处都无法抗拒这一旷古绝今、超越前人的文化盛世。在朝的士人，如纪昀，在野的士人，如戴震，皆是如此。

《四库全书》全称《钦定四库全书》，是在乾隆皇帝的主持下，由纪昀等360多位高官、学者编撰，3800多人抄写，耗时13年编成的丛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共有3500多种书，7.9万卷，3.6万册，约8亿字，基本上囊括了中国古代所有图书，故称“全书”。

当年，乾隆皇帝命人手抄了七部，分藏于全国各地。将其中先抄好的四部分贮于紫禁城的文渊阁、圆明园的文源阁、辽宁沈阳的文溯阁、河北承德的文津阁珍藏，这就是所谓的“北四阁”。将后抄好的三部分贮于扬州的文汇阁、镇江的文宗阁和杭州的文澜阁珍藏，这就是所谓的“南三阁”。“南三阁”的三套藏本允许天下士子借阅。

从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到清乾隆朝，时光已经流水般过去了百余年，这足以淡化汉族文人的怨怼及其所谓的国仇家恨。在经历了四代君王软硬兼施的驯化后，骨头再硬、执念再深的文人也必须承认，除了民族不同，来自关外的“异族”统治者，比明朝的皇帝更懂得民心向背，亦更励精图治。

康熙有耐心等待天下士人的诚心顺服；雍正用铁腕手段，亦不乏苦口婆心的劝服；乾隆更有底气，他知道如何用软刀子挑去士人的犟筋。

即使后来的有识之士指出，开办“四库馆”、编纂《四库全书》是另一种形式的文化专制，是“焚书坑儒”的翻版，对文化的洗劫和伤害远大于它的成就，但也不得不承认乾隆的统治手段之高明。

当然，热衷享受的乾隆绝不只做一些彰显盛世、招抚人心、宣传文化的工程，越到晚年，他要的越是货真价实的享受。

也难怪，经过了雍正朝的开源节流，持家有道，再加上和珅这位敛财小能手的帮忙以及各地官员争先恐后的孝敬，大权（钱）在握的乾隆也效仿皇爷爷康熙六下江南，只是乾隆巡幸起来比皇爷爷要铺张奢靡得多，不仅在各地大肆修建行宫，更处处寻访名园胜景。圆明园中的安澜园、狮子林、曲院风荷，清漪园（颐和园）中的惠山园，玉泉山静明园中的竹炉山房等，都是他巡幸回京之后令人仿江南名园所建。

清代的皇家园林规模、数量都远远大过明朝。禁内有御花园、慈宁宫花园、建福宫花园和宁寿宫花园。与紫禁城毗邻的还有西苑。在京城西郊、海淀西山一带辽、金行宫别墅的基础上，清帝兴建起以圆明园为中心的宫苑，包括圆明园、畅春园、万寿山清漪园（慈禧尤爱之，多次扩建，改称颐和园）、玉泉山静明园和香山静宜园，合称“三山五园”。当年那一带举目所见，尽为皇家所有。

清朝的皇帝对京西诸园感情很深，直至晚清同治年间，同治皇帝还曾起意要重修被英法联军焚毁的圆明园。而甲午海战的失败，亦与慈禧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导致军费空虚有关。

从康熙到咸丰，皇家园林已成为皇帝日常生活和实际处理政务的地方。每年的隆冬季节，帝、后暖居宫中，等正月举行过庆贺、祭祀等典礼后，便赴京西诸园。除却必要的典礼、祭祀需回宫之外，皆长居园中。

叁

与乾隆帝退位之后的养尊处优相比，因“土木之变”而失去帝位的明英宗朱祁镇被尊为太上皇后却际遇凄惨，比普通的囚徒都不如。而朱祁镇之所以落到如此境地，追根溯源，还要从一场莫名其妙的战争以及明朝与蒙古的积怨谈起。

永乐年间嫡位之争的惊心动魄，完全可以当成教科书来看，精彩绝不逊于康熙末年的“九王夺嫡”。太子朱高炽体形肥胖，身有残疾，却生性仁厚。朱高煦相貌英俊，能力出众，精于权谋，一心想取而代之。当时朝野之中，文臣支持朱高炽，武将偏向朱高煦，两派斗得难分难解。朱棣感情上更钟爱朱高煦，对太子有诸多不满，只是碍于太子朱高炽是长子，又是徐皇后所生，所以他的太子之位顺理成章。

也难怪，朱高炽二十几岁就变得体态臃肿，发福之后不仅不能骑马射箭，连快步走路都很艰难。每当朱棣诏令儿子们演示骑射，朱高炽都狼狈不堪。而朱高煦英俊矫健，性格也更接近朱棣，朱棣自然对其偏爱有加。

幸亏朱高炽有一个明敏贤淑的妻子，还有一个资质尚佳的儿子，这两人深得朱棣及徐皇后的欢心，对保住朱高炽的太子位起了重要作用。朱高煦虽用尽心机，一度使太子党大受打击，但最终，得意忘形、过于跋扈的朱高煦失宠失势。朱棣经过长期的思想斗争，最终还是选择了立朱高炽为皇太子。

每次走到文华殿前，都会不由自主升起一股浓重的怜悯。古来太子不易做，做好了容易招忌，做不好容易招骂。若再摊上个强势父亲和虎狼兄弟，想善终都难。说是国之储君，实则是有名无实的活靶子。父亲不放心你，兄弟惦记着你，大臣们审时度势应酬着你。朱高炽做了二十多年的太子，地位几度岌岌可危。他谨言慎行，忍辱负重，好容易熬到父亲驾鹤西游，登上皇位，但不到一年就猝死于钦安殿。

朱高炽是明史上少有的仁厚之君。他不负黎民，不负那些支持他的贤臣们的厚望，不负“仁宗”庙号，史载“在位一载，用人行政，善不胜书”。可惜他在位仅十个月。他死后留下遗诏：“朕既临御日浅，恩泽未浃于民，不忍复有重劳，山陵制度务从俭约。”他的儿子朱瞻基尊重了他的意愿，他的献陵确实是明十三陵中最简朴的。

朱高炽的死因应该比较确切，是死于心脑血管疾病的突然发作。导火索据说是大臣李时勉的谏章，朱高炽被李时勉奏章中的尖锐措辞气到发病，很快就去世了。

明朝大臣的谏功也相当厉害，舆论监督意识超强。动辄就弹劾，大事小事都要上来指点两句。在明朝做官，不管级别大小，你不被弹劾或者不弹劾别人，那简直就跟没入仕一样，只会让人瞧不起。

想想明朝皇帝亦是可怜，经常被大臣的嘴炮打得灰头土脸，无力招架。强横如嘉靖，怠政如万历，都曾被谏章气得死去活来。皇帝骂他没用，打他也没用，杀他反是求之不得，巴不得皇帝成全他孤耿忠臣的名声。所以，在明朝做皇帝非常考验心理素质。

朱高炽死后，他的儿子朱瞻基继位。明宣宗朱瞻基自幼被祖父寄予厚望，其父朱高炽能保住太子地位，很大程度上源于朱棣对这位皇太孙的器重和喜爱。朱瞻基继位之后，继承父志，种种作为的确是一位值得称道的好皇帝（虽爱斗蟋蟀，也不算什么过分的爱好吧）。

由太祖开国到成祖守业，再到“仁宣之治”，历时六十年，明朝终于达到前期的鼎盛时期。“吏称其职，政得其平，纲纪修明，仓庾充羡，闾阎乐业，岁不能灾”，史家将其比之周朝的“成康之治”和西汉的“文景之治”。朱高炽、朱瞻基父子治国安民，励精图治，实在功不可没。

朱瞻基即位之后，他的叔叔朱高煦谋逆之心不死。但这种事，要么就是大权在握，趁其不备；要么就要民心所向，誓死追随。天时地利人和，总要占一样。朱高煦什么都不占，还搞得大张旗鼓，兴高采烈。好歹也是跟父亲闹过“靖难之变”的人哪！怎么能只长岁数不长脑子？二十八岁的朱瞻基闻变立即亲征，他对局势判断精准，不费吹灰之力就降服了朱高煦。之后，朱瞻基将朱高煦锁在大内的“逍遥城”里。所谓的“逍遥城”，就是太和门广场西侧的右顺门西南，一个沿墙搭成的牢笼（名副其实的阶下囚啊）。

某天，朱瞻基散步到“逍遥城”，顺便来看看已成阶下囚的叔父。朱高煦不改莽夫秉性，趁朱瞻基不备，突然伸出一只脚将他勾倒，然后哈哈大笑。朱瞻基惊怒之下，令锦衣卫把铜缸抬过来，将朱高煦扣在下面。朱高煦被扣之后犹不服输，将三百斤的铜缸顶起来，表示对侄子的蔑视。朱瞻基怒不可遏，命人拿来木炭堆成小山，朱高煦就这样被活活烤死在铜缸中。

肆

明朝建立之后，一路向北远征，硬是将元朝残部打回草原，龟缩在大漠深处。自明朝开国以来，双方经历了无数次战争。昔日强盛的蒙元帝国一分为二：蒙古本部鞑靼占据着蒙古高原，由成吉思汗的直系后裔（黄金家族）统治，属于蒙古正统；瓦剌，占据着蒙古西部，又称作西蒙古，明初首领猛可帖木儿死后，瓦剌由马哈木统领。

明朝初年，蒙古悍将纳哈楚被蓝玉等人击败，被迫投降。大兴安岭以东的蒙古诸部被收编为朵颜、泰宁、福余三卫，归宁王朱权管辖。明朝将三卫统称为“朵颜三卫”或“兀良哈三卫”，将朵颜、泰宁和福余三卫的驻地统称为“兀良哈地区”。

“朵颜三卫”长期盘踞着辽东一带，向明朝朝贡，听从明朝的指挥，在后来的“靖难之变”中立下大功。这支外聘雇佣的蒙古骑兵战斗力极强，成为朱棣的精锐部队，朱棣对其进行封赏，允许他们与明朝互通贸易。

无论是战是降，蒙古人好战善掠的天性不变，对明朝的威胁始终存在。鞑靼衰落之后，瓦剌趁势崛起。强悍无比的朱棣亲率大军，远征瓦剌，一战打出数十年的和平。

转眼到了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那一年，战端再起。

朱瞻基的儿子朱祁镇在太监王振的怂恿下，亲征瓦剌。

当时的情况是，一头精明善战的猛虎、一个力图光复元帝国的枭雄，遇见一个少不更事的文弱皇帝和一个突发奇想、以战炫耀的蠢太监，这一战的结局可想而知。悲剧从开始早已注定，只是可怜了那些无辜陪葬的亡魂。

作为朱祁镇的亲信太监，王振一心想着建功立业，衣锦还乡，便怂恿朱祁镇亲征。由于王振令人发指的愚蠢和无知，加上坚持不懈地犯错，二十万（号称五十万）明军全军覆没，随同出征的五十余位大臣悉数战死，朱祁镇也被瓦剌俘虏，史称“土木之变”。大明朝文臣武将精锐损失殆尽，明朝开国以来的数朝积累毁于一旦。这场惨败影响深远，历史学家甚至将其看作明朝由盛转衰的分水岭。

虽然朱元璋曾颁下严旨，立下太监不得干政的规矩，却事与愿违。为了平衡皇权与相权，皇帝不得不借重身边最亲近的群体——宦官。从洪武年间开始，就有一些宦官在宫外执行任务。到了永乐年间，因“靖难之变”，皇帝与宦官之间的联系加深，宦官的任用较前朝更加普遍。到了宣德元年（公元1426年），明宣宗朱瞻基还在内府设置内书堂，教授太监读书识字。此举的初衷是，因为政务实在过于繁重，皇帝毕竟精力能力有限，并非个个是朱元璋一样的劳模，需要宦官来当帮手——“批红”。

不过在王振之前，明朝在位的皇帝普遍精明能干，政治经验丰富，宦官“犯法辄置极典”，并未形成宦官专权的局面。由此可见，宦官势力的壮大，跟皇帝自身的怠政、放权有很大关系。

到了正统年间，初期由于太皇太后张氏的威吓挟制，历仕四朝的“三杨”在朝辅政，王振尚不敢轻举妄动。随着太皇太后去世，“三杨”年老体衰相继离职去任，王振“狡黠得帝欢”，深得朱祁镇宠幸，渐渐大权独揽。

可以说，王振是个开创历史的人物。他开创了明朝太监干政专权的局面，一手造成了“土木之变”。抛开国家荣辱不谈，单就葬送的二十万人命，他已万死不足以赎其罪。

这世上懂得奇货可居的不只有吕不韦，明英宗朱祁镇遇上的蒙古人同样深谙此道，认为留着朱祁镇比杀死他更有价值。

说起来，二十岁刚出头的朱祁镇虽然受小人蛊惑，犯下不可挽回的大错，但他并不是个窝囊废。他被俘之后气度从容、镇定自若。奇妙而独特的个人魅力，让他在当俘虏的日子里，也没有受到非人的侮辱。

朱祁镇的性命暂时保住了，可彼时的大明朝不啻天塌地陷。一个太监策划的一场莽撞的亲征，让老祖宗攒下的家底没了大半，皇帝还被俘虏了。亡国的阴影真实地笼罩在众人头上，朝臣们心慌意乱。

人心惶惶的关键时刻，时任兵部侍郎的于谦挺身而出，力排众议，力挽狂澜，救国家于危难，扶大厦之将倾。于谦不是匹夫之勇，历史证明，他不仅有这样的志向，也有这样的能力。从某种程度上说，在那个特殊时期，是于谦挽救了大明的国运，堪称国士无双。

国不可一日无君。为免受制于人，绝了瓦剌人以朱祁镇为人质要挟大明之念，于谦和众大臣迎立郕王朱祁钰为帝，改年号为“景泰”，是为代宗。与此同时，二十三岁的朱祁镇“荣升”太上皇。

瓦剌傻眼了！蒙古人想不通，皇帝也可以过期作废？本来还打着长期敲诈勒索的主意呢。

伍

城外，蒙古铁骑掠城，剑锋所指，意在帝都。

城内，百姓官员众志成城，拼死一战，保家卫国。

血战之后，京城守住了！瓦剌首领也先无奈求和。一年之后，“太上皇”朱祁镇被放回。没有百官相迎，没有百姓跪拜，没有卤簿，没有仪仗，只有两匹马，一顶素轿。迎接朱祁镇的场面，无比冷清。

在全军覆没、被瓦剌俘虏的时刻，朱祁镇以为是绝境；在被瓦剌挟持叩关，在烽烟战火中流离的时候，他以为是绝境；在被明朝放弃，在塞外吞风咽沙的时候，他以为是绝境。可是，一次次地熬过绝境，朱祁镇悲哀地发现，命运对他的调戏和给予他的考验远未结束。

他从未放弃过归国的信念。孰料，等他回到北京，回到紫禁城，才是真正地身陷绝境。时隔一年，仅仅一年，再见紫禁城，再进紫禁城，心境际遇已天差地别。去时他是掌上明珠，一国之君；归来他已分文不值，成为天底下最多余的人。这种身份和心境的落差，足以摧毁任何一个人。

别无选择，朱祁镇只能默默接受这种变化。因为，这一切的变故都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除了接受和忍耐，他不能做任何事。也没有人来告诉他，这种绝望的煎熬会持续到何时。

“太上皇”的回归是令人尴尬和不安的。当年“代理监国”的郕王现在成了代宗。这个“代”字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他，天无二日，国无二君。朱祁钰对朱祁镇的归来抱以极大的戒心和敌意。

对不起！我无意交还帝位。

面对王位的诱惑，古时有兄弟贤者相信人格信念高于一切，争相推却不就，不是离家出走，自谋生路，就是结伴隐居，老死不被政治左右，他们神圣高洁的品格可以被奉为传说。可惜现如今大多数人都做不到，已经尝到皇权滋味的朱祁钰，更难有那样的高风亮节。

更何况，他有名正言顺的理由：请问，朱祁镇被俘之后的烂摊子是谁收拾的？凭什么这个闯了滔天大祸的人回来还能接着做皇帝？留他一命就已经仁至义尽了！肯接他回来，已经很念兄弟之情了！不是吗？南宋高宗赵构可曾想过接他的父兄回来？

设身处地想想，朱祁钰有这样的想法无可厚非！皇位不是可以分的家产，兄弟之间好商量。它有排他性，没有商量的余地。

朱祁钰认为朱祁镇的存在始终是个威胁，将其软禁在紫禁城东南角（今南河沿、南池子一带）的洪庆宫（南宫）。这是名副其实的冷宫，一个太上皇住的冷宫！

朱祁镇的食物从一个小洞送入，还时常被克扣。朱祁镇的妻子钱皇后不得不像民妇一样靠做些针线女红，托人换一些生活用品补贴生计。钱皇后是个贤德、忠贞的女子，紫禁城里矫矫不群的异数。她对朱祁镇的感情令人感怀唏嘘。在等待朱祁镇回来的日子里，她日夜忧念，哭瞎了一只眼睛。朱祁镇回来之后，她陪着他幽居于南宫。

宫闱之中从来不缺心机、诡诈、纷争、背叛，这种戏码数百年来循环上演，看得人心凉麻木。然而，不是每个女子都会为权欲所迷、所困。如钱皇后这样的女人就用她的坚贞证明了，这世上一定有一种人，有一种感情，是无惧患难，无惧分离，无惧名位和际遇变化的。

陆

朱祁镇被幽囚于此，长达七年之久。这所寄托了他童年回忆的宫苑，此时成为他的梦魇之所。

记忆半睁半闭着眼睛，中间隔着漫长的分离和纷杂的世事。独自度过太多时光，沉默和隐忍已成为一种习惯。他是大明的弃子、蒙古人的俘虏，在两个世界里，他都是无处容身的尴尬人。

紧接着，景泰年间发生了“金刀案”，朱祁镇险被牵连。虽然后来侥幸脱身，也足以令他心胆俱寒。为防有人跟他联系，南宫的门锁被灌上铅水。朱祁钰命人将南宫的树全部伐光，周围还加派了锦衣卫看守。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现实太过破碎，他已经甚少有梦。那个温情脉脉、万人拥戴的时代一去不返。

景泰三年（公元1452年）五月，朱祁钰废朱祁镇之子太子朱见深为沂王，册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废黜反对易储的汪皇后，册立朱见济之母杭氏为皇后。唯有如此，他才能安心地坐在皇位上。

景泰四年（公元1453年），朱见济夭折，史称“怀献太子”。朱祁钰再无其他的儿子，大臣上书请求复立朱见深为太子，被朱祁钰以自己尚在壮年为由拒绝。

身处南宫的朱祁镇对外界发生的一切无能为力。他尝尽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目睹曾经亲密无间的弟弟，为了牢牢掌握权力，无所不用其极地对付他，比俘虏他的瓦剌人还狠。除了承受，他还能说什么？

紫禁城矗立在缭绕的雾气中，

清晨的宫禁是如此空旷，

却有着无形的逼压。

经过多年的磨砺，朱祁镇已经清醒地认识到，皇权斗争的残酷在于，只有失败者，没有弃权者。他孤注一掷，带着近乎绝望的坚决，抑或他命中还有转机，七年之后的景泰八年（公元1457年），朱祁钰病重，“太上皇”朱祁镇在文臣徐有贞，武将石亨、张，宦官曹吉祥等人的帮助下，发动宫廷政变，重登帝位，改年号为“天顺”，再次册封儿子朱见深为太子——史称“夺门之变”。

据说，在内廷的朱祁钰听闻“夺门之变”后，含笑只道：好！好！好！

是否他也释然了？我做了我应该做的事，你也做了你应该做的事。天道好还，咱俩谁也不欠谁了。谁也怪不得谁，要叹，只能叹一句，奈何生在帝王家。兄弟相争，刀兵相见，情意灭绝，是我们注定的命途。投生紫禁城的那一刻，我们的人生已被绞杀。

复位之后，朱祁镇将朱祁钰废为郕王，以彼之道还治彼之身，将其软禁于南宫。奄奄一息的朱祁钰不久死去，死后按亲王礼下葬于北京金山口藩王墓地。朱祁镇并不承认弟弟的皇帝名位。

之后，作为两朝天子的朱祁镇对曾软禁过自己的小南城进行了重新整修，增建、改建了大量殿宇，使南内成为与大内（紫禁城）、西内（西苑三海）并称的皇宫“三大内”。

朱祁镇在除掉帮助自己复位的一干人后，心力交瘁，于天顺八年（公元1464年）驾崩。太子朱见深即位，改年号为“成化”，是为明宪宗。

我想象着，命到终点的他，独自一人，抬眼望去。紫禁城矗立在缭绕的雾气中，清晨的宫禁是如此空旷，却有着无形的逼压。它坚韧而缓慢的韵律，没有任何一位贸然闯入者可以体会。除非，你早已与它休戚与共，浸淫在它的节奏中，成了习惯。

朱祁镇自幼成长于此，无比熟悉这里。熟悉它的辉煌和沧桑，熟悉它的荣耀与残酷，熟悉到呼吸都会有血肉相连的痛。回首已是金晖加身。他经历了无数患难波折，终于拿回了属于自己的一切。

看似至关重要，可又有什么意义呢？若能看破繁华背后的疮痍，就会知晓，凡拥有的，必将失去。一切的争斗，所有的欲望，只不过是梦中人追梦而已。在位二十二年，他的生命就像角楼余晖，来日无多了。所谓皇图霸业，不过是过眼烟云，只剩旧事沧桑，唏嘘不断。

他这一生，一朝俘虏，七年囚犯，两朝天子，起伏跌宕，堪称传奇。用庸才，杀忠臣，诛奸佞，是非虽分明，对错难厘清。

这一生，除了孤独，还是孤独。除了倦累，还是倦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