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理想主义者 - 导言

导言

说到底，我经历的事不就是巧合吗？老天在上，想当初我就是个默默无闻的教授。我怎么可能寻思：“我要好好谋划一番，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那岂不是愚蠢透顶……于是有人会说这是命中注定。出了事情大家总这么说。没出事情时谁也不会这么说——还从未见过有人将没有发生的事写入历史。

——1972年11月4日奥里娅娜·法拉奇采访基辛格时的记录

毫无疑问，现当代既受人敬重又遭人痛恨的政治家自然也包括美国国务卿，而其中没有哪个人比得上基辛格。

1972年11月奥里娅娜·法拉奇采访基辛格的时候，还不是他功成名就的政治生涯顶峰。几年后，法拉奇谐谑地模仿当时杂志封面的口吻写道：

这是一个大名人、大要人、大福之人，他被称作超人、超级明星、超级德国佬。看似有矛盾的盟国他能撮合到一起，看似无法签署的协议他能签下来，他能让全世界屏住呼吸、安安静静，就好像所有国家都是他在哈佛教的学生。此君令人难以置信、不可捉摸、无法忍受，他可以随时面见毛泽东，随时造访克里姆林宫，只要他认为有必要，甚至可以深夜叫醒美国总统并到总统的卧室汇报。这个人怪里怪气，戴一副角质边框眼镜，詹姆斯·邦德往他身边一站立马会显得索然无味。邦德会开枪，会格斗，会从飞驰的汽车上一跃而下，他一样都不会，但是他会建议开战，会促成停战，自诩能改变世界命运，他也的确改变了世界命运。

1974年6月的一期《新闻周刊》封面的确刊登了基辛格“超级德国佬”的卡通形象，他一身超人打扮，紧身衣、披风一应俱全。接下来的几期封面把他描绘成“白宫地下室掌门人”“尼克松的特工”以及美国的格列佛——身边围满了代表“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小人国人物。《时代》杂志更为之神魂颠倒。基辛格在任期间至少上了15次《时代》封面。有一则介绍他的人物报道说，他是“世界上不可或缺的人”。

当然，以上种种说法都有一丝戏谑成分。有个笑话自1972年年底就开始到处流传：“想想吧，要是基辛格死了会怎么样。尼克松就成美国总统了！”复合词“尼克辛格”也时髦过一阵，暗示基辛格与尼克松平起平坐。1972年出版的查尔斯·阿什曼所著的《基辛格：超级德国佬的冒险经历》封面上，这位同名超级英雄衣衫不整，脸上的口红印道破天机。

玩笑归玩笑，当时基辛格的确是大名鼎鼎。在1972年盖洛普民意测验“最受崇拜的人索引”中他排名第四，1973年跃居第一。1973年5月，78％的美国人能认出基辛格，而一般只有总统、总统候选人、大牌体育明星和影视明星能拥有这种知名度。到1974年年中，根据哈里斯调查中心的常规调查结果，他的支持率已达85％，着实惊人。

美国所有的国务卿早晚都要接受查理·罗斯的专访。上查理·罗斯的访谈节目将近40次的只有基辛格一人，这还不算他在肥皂剧《豪门恩怨》和脱口秀节目《科尔伯特报告》中的戏份。美国所有的国务卿都上过报纸的漫画，只有基辛格有幸成为三部动画片（《生化怪人》、《辛普森一家》和《恶搞之家》）中的卡通人物。

但是，早在1972年，基辛格就非常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名气转瞬之间就能变成恶名。他宽慰奥里娅娜·法拉奇道：“我造成的影响，我是说公众对我的评价，对我毫无影响。”

我不想出人头地，也没去琢磨怎么出人头地。相反，如果你真想知道，说实话，出名不出名我根本不在乎。我一点儿也不怕失去喜欢我的公众，我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如果我受公众反应的干扰，如果我每一步都要算计，我将一事无成……我不是说自己永远都是名人。事实上，名气这个东西来得快，去得也快。

他的话没错。

名气总是双刃剑，成名了也会被人嘲笑。伍迪·艾伦为PBS（美国公共电视台）录制了一档30分钟的“讽刺纪录片”，他在片中嘲弄基辛格，片名为“临危受命：哈维·沃林格的故事”。此前艾伦刚刚拍完《性爱宝典》，接着他匆匆忙忙写好剧本拍完纪录片，本计划1972年2月播出，不过险些因为政治原因被叫停。（PBS声称那年有竞选，不能播放该片，否则对其他候选人不公；实际上是因为这家政府资助的广播公司无法说服艾伦不对总统夫人帕特·尼克松的事情刨根问底，害怕惹恼了白宫。）片子里有一幕很典型，艾伦扮演的沃林格打电话要求“查禁《纽约时报》。这是一份纽约式的、亲犹亲共的左翼报纸，那还只是体育专栏”。还有一幕，有人问沃林格如何评论尼克松总统的（真实）声明，即“我们要结束（越南）战争，赢得和平”。艾伦吞吞吐吐地说：“尼克松先生的意思是，就是，嗯，重要的是要打赢战争，同时要赢得和平；或者，至少是说，输了战争也失去了和平；嗯，或者至少赢得部分和平，或赢得两次和平，也许是失去几次和平但打赢一部分战争。

还有一种可能，打赢部分战争，或者输掉一部分尼克松先生。”

采访人：华盛顿很多人都说您在社交生活中表现得极为活跃。

沃林格：这个太夸张了吧，我想，我……我……喜欢漂亮女人，我喜欢性爱，不过，嗯，必须是美国式性爱。我不喜欢非美国式性爱。

采访人：那您怎么辨别哪种是美国式性爱？

沃林格：如果你感到羞愧，那就是美国式性爱。知道吧，嗯，这一点很重要，如果你感到内疚……感到羞愧，我认为没有内疚感的性爱是不好的，因为那样简直就成了快感。

PBS高管提出反对意见，说这部片子低俗。艾伦调侃道：“对于这届政府很难说有什么事不是低俗的。”

在尼克松总统下台之前，拿尼克松政府开涮老早就成了曼哈顿喜剧艺人的家常便饭。对基辛格来说，他在政府里的位置仅次于尼克松，所以也就成为仅次于尼克松的众矢之的——哪家媒体都一样。讽刺歌曲词作者汤姆·莱勒当时写的那些歌现在大多被人们遗忘了，但他有一句话另当别论。他说：“自从亨利·基辛格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政治讽刺作品就过时了。”此前，法国歌手兼词作者亨利·萨尔瓦多创作了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基辛格，黎德寿》，讽刺美越谈判毫无进展。漫画家戴维·莱文绘制的基辛格漫画也许最为辛辣，一共十多幅，其中有两幅连左翼自由派的阵地《纽约书评》也觉得太过分了而不敢刊载：一幅是基辛格赤身裸体，背后满是可怕的文身；另一幅画的是基辛格在星条旗床罩下，乐滋滋地强暴一名裸体女郎，而女郎的头就是地球。（维克托·纳瓦斯基不顾下属的抗议，在《国家》杂志上刊登了第二幅漫画。）

好像对于基辛格这个人物，仅仅提到他的名字，就会触动一代人集体意识中的某个痛处。约瑟夫·海勒1979年出版的小说《像戈尔德一样好》，主人公是已届中年的英国文学教授布鲁斯·戈尔德。这个戈尔德正在写一本书，那本书正是：《基辛格》。

他是多么热爱而又憎恨这个发音带咝咝声的名字。

戈尔德对他嫉妒得要命，这且不说，从基辛格成为公众人物的第一天起戈尔德就恨他，现在依然恨他。

艾瑞克·爱都为英国喜剧团体“巨蟒”写的歌虽然有点儿傻里傻气，但也说明大洋彼岸的英国人也有这样的体验：

亨利·基辛格，

我是多么想念你，

你是我梦中的博士。

你头发打卷，

通过眼镜盯着人看，

满肚子心眼儿，不择手段。

整整一个时代都浓缩在麦迪逊广场花园的那一刻。那天，很多人一起观看了穆罕默德·阿里的拳击赛，赛后爱都和滚石乐队的罗尼·伍德在基辛格背后做“鬼脸”。基辛格一走，这两位英国艺人便“大声号叫，瘫倒在地上”。

有人笑话基辛格。有人见了他会发愣。法拉奇这么说他：“一条比冰还冰冷的鳗鱼。天哪，这个人怎么如此冷冰冰！”

整个访谈下来，他从未改变过那种面无表情的神态，那种严厉或讽刺的眼神，也从未改变那忧郁、单调、一成不变的语气。说话人的声音高一点儿或低一点儿，录音机上的指针都会随之移动。但是他说话的时候录音机总是没什么动静，我只好时不时检查机器，还好机器很正常。你知道雨水落在屋顶时的那种闹心的咚咚声吧？他的说话声就像那种声音。基本上他的思想也是如此。

要探访新闻领域对基辛格的报道，很多时候你都会碰到这种有关他情绪失常的话语。法拉奇接着说，他是“伯特兰·罗素所说的那种权力的最名副其实的写照：如果他们说‘去死吧’，我们就要死；如果他们说‘活着吧’，我们就能活下来”。他的行为准则是“神神秘秘，专制主义，利用尚未苏醒过来发现自身权利的民众的无知”。

有时候这种情绪失常便会演变成彻底的疯狂。在一大批网站上都能找到对基辛格莫须有的指控，它们声称要揭露比尔德堡组织、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三边委员会等组织的罪恶行径，据说这些组织都是由光明会成立的，旨在为“世界政府”实施邪恶阴谋。这些指控至少分四派：仇英派、偏执反共派、狂想派，还有极左民粹派。

仇英派的观点源自乔治城大学历史学家卡罗尔·奎格利的作品。奎格利认为早在塞西尔·罗德斯和阿尔弗雷德·米尔纳任职期间英国就对美国图谋不轨，而J.P．摩根、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和《新共和》杂志是三大主谋。按前托洛茨基分子林登·拉罗奇的话说，亨利·基辛格“爵士”一直就是一个“有影响的英国间谍”（证据是他获得过荣誉爵位并于1982年在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发表过演讲）。拉罗奇的同事也声称基辛格在哈佛的导师威廉·扬德尔·艾略特属于一个“顽固同党网络，他们通过文化和其他手段继续策动英国国内反对美国的战争”。其目的是“摧毁美国和任何在近似美国的原则上建立的国家，在此废墟上建立……一个新的‘黑暗时代’，将中世纪的封建主义推广到全世界”。该网络整合了三K党、田纳西州圣堂武士、圆桌会议、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查塔姆研究所）以及由基辛格主持的哈佛国际研讨会。

还有一种指责同样无凭无据，但性质更严重，直指基辛格是苏联间谍。加里·艾伦（约翰·伯奇协会成员、种族隔离主义者乔治·华莱士的演讲撰稿人）认为，基辛格不仅是“美国集权力、金融、政治三大影响力于一体的最强大势力洛克菲勒家族的代理人”，还是苏联克格勃组织中的共产党分子，代号“博尔”。他混进白宫之后，就开展“阴谋活动”，“企图通过延长越南战争，达到让美国秘密进行单边战略裁军的目的”。类似的指控也可见于一部名为《睡椅上的基辛格》（1975）的大部头著作，该书作者是极端保守主义者、反女权主义者菲莉斯·施拉夫利和退休海军上将切斯特·沃德，两人指责基辛格拿“全体美国人民做克里姆林宫的人质”。说苏联人雇用基辛格在战后德国工作的奇谈怪论可以追溯到1976年艾伦·施汤在极右杂志《美国言论》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文章援引波兰变节军官迈克尔·戈乐涅沃斯基的证词，说基辛格曾为一个代号为ODRA的苏联反间谍组织效力。戈乐涅沃斯基的证词揭露至少有6名苏联间谍打入了西方情报机构，包括英国叛徒乔治·布莱克。布莱克在朝鲜战争中被俘后“变节”，造成至少40名英国陆军情报六局特工丧生。然而，对“博尔”的指控从未找到真凭实据，后来戈乐涅沃斯基自称是尼古拉二世的儿子、俄国王位继承人察列夫斯基·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于是就连他在神志清醒时说的话也彻底没人相信了。

彻头彻尾的狂想分子甚至连纪实性证据都不想拿出来。得克萨斯州记者吉姆·马尔斯的畅销书《秘密之治》认定基辛格参与了一场凭空想象的阴谋，其中涉及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三边委员会和共济会。同样，韦斯曼·托德·肖称基辛格是“新世界秩序的建造大师……依然在世的、甚至是历史上都排得上号的大恶人之一”。莱恩·霍罗威茨断言基辛格参与了一起制药公司的全球阴谋，蓄意传播艾滋病病毒。这种断言似乎建立在把基辛格的名字进行字母数字分解的基础上（据说基辛格这个名字“可以解读为666”）。据艾伦·瓦特说，基辛格参与“艾滋病计划”的动机是想解决人口过剩问题，他还指责基辛格与伊斯兰极端主义抬头有关。一名显然是精神错乱的女作者化名“布赖斯·泰勒”发表文章，一口咬定在她小时候基辛格把她变成了一个“精神受控的奴隶”，经常逼她按照倒序吃字母麦片，带她到迪士尼乐园“这是一个小世界”景点去玩。最疯狂的要数戴维·艾克，他的“著名恶魔清单”里不仅有基辛格，还有阿斯特夫妇、布什夫妇、克林顿夫妇、杜邦夫妇、哈布斯堡夫妇、肯尼迪夫妇、洛克菲勒夫妇、罗斯柴尔德夫妇，以及英国皇室所有成员——更不消说布莱尔、丘吉尔、希特勒、戈尔巴乔夫和斯大林了。（喜剧演员鲍勃·霍普也列了一份清单。）在艾克眼里，基辛格是“光明会中最权威的幕后操纵者之一”。他不仅是“恶魔、精神控制者、虐童者、大规模屠杀和破坏性战争的首创者”，还是一个带有“爬虫血统的变形师”。艾克怕人们不懂，还解释道：“当然，我说‘恶魔’，是指这些人滥杀无辜。”

对这种胡说八道，没有一个正常人会往心里去。但是左派阴谋理论家提出的指控可就另当别论了，这些人说话可谓一言九鼎。霍华德·津恩在《美国人民的历史》一书中认为，基辛格的智利政策至少部分是在为国际电话电报公司谋取经济利益。这种抨击一般都拿不出证据，只是无端地侮辱人。在津恩看来，基辛格“动不动就向战争和毁灭王子屈膝投降”。电影导演奥利弗·斯通和彼得·库茨尼克合著的《躁动的帝国：不为人知的美国历史》称基辛格是个“精神病”（诚然这是引用尼克松的说法）。“刚左”新闻学前辈亨特·S．汤普森说他是“狡猾的小魔鬼，一个世界级骗子，说话有很浓的德国口音，位高权重，眼光非常敏锐，善于发现弱点”，还加了一句，“性变态”。一家中间偏左派的网站最近指控基辛格插手了2001年9月的“炭疽事件”，当时炭疽杆菌被邮寄到多家媒体和参议院办公室，导致5人丧生。就基辛格研究而言，阴谋理论家和动画连续剧《冒险兄弟》的创作者一样，都为历史知识提供了宝贵资料；剧中主人公是“一个身穿黑色制服的神秘人物，随身携带一个医药包，还亲切地称之为‘魔法杀人包’……他就是亨利·基凶格医生”。

所有这些讥诮之词乍看起来叫人摸不着头脑。1969年1月20日到1975年11月3日，基辛格担任过两届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先是在尼克松手下，后来是在福特手下。1973年9月22日至1977年1月20日，基辛格出任国务卿——以非美裔身份担任美国国务卿的第一人，行政权仅次于总统、副总统。他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也不仅限于这几年。1969年以前，他就被委以肯尼迪总统和约翰逊总统的顾问和非官方特使的重任。里根总统执政期间，基辛格任中美洲国家两党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在1983年至1985年间经常召开会议。1984年至1990年，基辛格任总统国外情报咨询委员会委员。他还是综合长期战略委员会委员（1986—1988年）和国防政策委员会委员（2001年至今）。1973年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授予基辛格和黎德寿二人诺贝尔和平奖，褒扬他们坚持谈判，促成《巴黎和平协约》的签署。4年后，基辛格获得总统自由勋章，1986年又获自由勋章。1995年他获封具有圣米迦勒及圣乔治勋章的英国荣誉骑士指挥官。

谁也不能简单地说他的这些职位和荣誉完全名不副实。基辛格负责（仅列举几项最明显的成就）与苏联谈判，签订了第一轮会谈后的《限制战略核武器条约》和《反弹道导弹条约》。基辛格在任期间，美国修订了《核不扩散条约》《禁止生物武器公约》《赫尔辛基最终法案》，《赫尔辛基最终法案》（尽管基辛格不大喜欢）第十条要求铁幕双方各签约国“尊重所有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包括思想自由、良知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不分种族、性别、语言、宗教”。正是基辛格与周恩来一道开启了中美外交的新篇章，中美建交可以说是冷战时期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正是基辛格通过谈判结束了阿以之间的赎罪日战争，正是他的穿梭外交为《戴维营协议》的签订铺平了道路。

那么，基辛格这个名字引起某些人刻骨铭心的敌意又该如何解释？在纪录片《审判亨利·基辛格》中，英国记者克里斯托弗·希钦斯居然指控基辛格“在印度支那、智利、阿根廷、塞浦路斯、东帝汶与其他几个国家（其实他提到的其他国家只有一个：孟加拉国）犯下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宣称基辛格“命令或准许军队残害平民，派人暗杀不合作的政治家，绑架碍手碍脚的士兵、记者和神职人员，让他们失踪”。起诉书中，诸如种族灭绝、大规模屠杀、暗杀、谋杀等罪状一应俱全。

希钦斯是一位很有才华的辩论家，但他的史学研究能力尚有争议。然而，他提到的每一桩案例都有现成的经过更深入调查的研究支持，这些研究得出的判断没那么言过其实，可以用作参考：威廉·肖克罗斯对柬埔寨“灾难”和“罪行”的研究；加里·巴斯对血洗孟加拉国的研究；若泽·拉莫斯–奥尔塔对东帝汶的研究；乔纳森·哈斯拉姆和彼得·科恩布鲁对智利的研究；最后别忘了诺姆·乔姆斯基对1970—1971年中东错失和平良机的研究。再者，上述对基辛格罪行的种种指控也并非无中生有，因为在2001年和2002年，阿根廷、智利、法国和西班牙等国的许多法官和律师纷纷要求基辛格至少就“秃鹰计划”提出证据，那次由南美六国政府联合实施的秘密行动致使许多左翼活动分子“失踪”。有鉴于此，一提到基辛格的名字，有那么多记者张口就说他是“大屠杀凶手”“杀人犯”“魔鬼”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部传记讲述的是基辛格的前半生，到1969年为止，那一年他踏入白宫，担任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因此上面列举的种种事件概不涉及，但是本书一定会涉及尼克松之前的四位总统的外交政策。读者往下翻阅便会清楚地看到，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指控每一届政府都犯有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简单举一个例子，毫无疑问，1954年，美国中央情报局直接插手了推翻危地马拉由民主选举产生的哈科沃·阿本斯·古斯曼政府的政变，还积极参与了随后针对危地马拉左派的暴力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丧生的人数（约200 000人）是1973年以后智利“失踪”人数（2 279人）的100倍左右。但是即便你找遍图书馆也找不到《审判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这样的书。布鲁金斯学会的一项研究表明，在肯尼迪执政时期，美国政府采用军事行动或威胁采用军事行动的频率是基辛格任职期间的三倍。这些干预既包括最终流产的入侵古巴行动，也包括越南共和国的血腥政变。但没有一个伟大的辩论家敢于起诉时任美国国务卿腊斯克是战争犯。

1976年以后的美国政府也可作如是观。在《政治杂耍》一书出版25年以后，威廉·肖克罗斯宣称“‘9·11恐怖袭击事件’以后，美国别无选择，只能推翻萨达姆，因为他常年向全世界公然挑衅，也是唯一赞美那场残酷事件的国家领导人”。肖克罗斯与基辛格的朋友兼同事彼得·罗德曼合写了一篇文章，刊登在《纽约时报》上，他在文章中说：“如果美国在伊拉克吃了败仗，伊斯兰世界的极端分子将会有恃无恐，许多温和友好的政府将会意志消沉甚至动荡失衡，而中东地区所有的冲突将进一步极端化。我们在伊拉克的行动对美国的信誉是一场严峻考验。”你若把伊拉克换成越南，把伊斯兰教换成共产党，那肖克罗斯的观点就跟基辛格1969年的观点一模一样，后者不同意对南越（越南共和国）撒手不管，任其自生自灭。同样，希钦斯到晚年也发现世界上比美国强权更恶劣的事不可胜数，2005年时他竟然说“联合部队到达巴格达后，阿布格莱布监狱的条件明显迅速改善”。

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会有双重标准？有一个可能的答案，也许比较肤浅，那就是无论基辛格怎么自我调侃，都不足以避开同时代人的妒忌。有一回，华盛顿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宴会，有个人走上前来对他说：“基辛格博士，我要谢谢你拯救了世界。”基辛格不假思索地说：“不用谢。”基辛格宣誓就任国务卿之后，记者们问该如何称呼他。基辛格回答：“我不喜欢客套。你们叫我阁下也行。”基辛格语录清单有很多，无一例外都有下面几句俏皮话：

大家一般都很惊讶，对于任何要求我三个小时不说话的论坛我都感兴趣。

离职时间越久，越感到自己做得没错。

当名人的好处在于，如果你让别人厌倦，他们会以为是自己有问题。

下星期不可能出现危机。我的日程已经排满了。

这些俏皮话用的是同一个修辞手法——归谬法。人们总抱怨基辛格很傲慢，所以基辛格总要说一些傲慢得近似明显自嘲的话让批评他的人消气。那些看马克斯兄弟的喜剧电影长大的人无疑都知道三兄弟中最小的格劳乔的影响。但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美国“反主流文化”盛行的年代，这代人认为马克斯兄弟没意思。基辛格最常被人引用的一句话是：“不合法的事我们马上就干，违反宪法的事等一等再干。”很少有人听出这句话是调侃，因为他在前面是这么说的，“《信息自由法》颁布之前，我开会时总爱说……”，官方“谈话备忘录”在这一段后面写的是“笑声”。如果基辛格在《信息自由法》颁布之后真的“害怕说那种话”，他可能就不会说了。

在名人名言词典里，基辛格名下的俏皮话比大多数专业喜剧明星还多。“九成的政治家败坏了一成政治家的名声。”“如果你八成的营业额是由你两成的商品卖出来的，只要那两成的商品好了。”有句话简直就像是出自伍迪·艾伦之口：“谁也赢不了两性战争，化敌为友的事例简直不胜枚举。”还有他最精彩的一些警句值得恒久流传：“要想做事有绝对的把握，你必须无所不知，或者一无所知。”“每次成功只不过是买到一张解决更大难题的门票。”这一条也许最有名：“权力是最好的春药。”不过，基辛格的机智犀利似乎终究与他的名气成反比。或许炫耀性欲不过是一个错误。他说权力能引起性欲的俏皮话其实也就是一种自嘲。谈到跟他约会的女性，他曾说：“她们……只不过是看上了我的权力。但是哪天我没有权力了会怎么样？她们才不会傻坐着陪我下棋呢！”这可不是唐璜那样的风流男人说的话。基辛格对法拉奇说的一番话同样也极为坦诚：

和黎德寿谈话的时候我知道该怎么做，跟女孩子在一起时我知道要做什么。再说了，黎德寿根本不愿意和我谈判，因为我这个人是品行端正的典范……都说我轻佻……当然带有一些夸张的成分……重要的是女人在我生活中占多大分量，这是核心问题。说起来，根本就没到那种程度。我认为女人不过是一种消遣，一种爱好。谁会在爱好上花太多时间！

此言不假。基辛格再婚之前会和很多美艳女人大大方方地共同进餐，用完甜点，基辛格就回白宫或国务院，这些女人一般都是自顾自地打着她们的小算盘。我们现在知道（见序言）这些关系中没有任何一段超出朋友的范围：基辛格爱的是南希·马金尼斯，而为了保护自己的隐私，她也就没跟报刊八卦专栏那些云山雾罩的话较真。不过那些在演艺界崭露头角的年轻女演员，有了点儿小名气，只会引起别人更多的妒忌。有一句俏皮话基辛格是不会否认的。一次，电视脱口秀主持人芭芭拉·霍沃为女权主义者格洛丽亚·斯泰纳姆举行宴会，基辛格当众宣布：“我是个花心男人，你们不知道吧。”1972年1月的《生活》杂志用一连两版的篇幅刊登基辛格与女人们的合影，合影中不仅有斯泰纳姆和霍沃，还有“电影新星”朱迪·布朗、“影星”萨曼莎·埃加、“电影演员”吉尔·圣约翰、“电视明星”马洛·托马斯、“新星”安格尔·汤姆金斯以及“大胸辣妹”琼·威尔金森。基辛格约会的对象也并非全都是二流影视佳丽。想当年，挪威女演员丽芙·乌曼已获得奥斯卡奖提名，而两年后因为乌曼，基辛格错失提名国务卿的良机。坎迪斯·伯根刚刚走红的时候，两人曾共进过晚餐，基辛格让她产生了一种“红尘知己的感觉——可能他让每一个反战女演员都产生了这种感觉”。对于新闻媒体而言，这样的报道叫人难以抵挡：邋里邋遢的哈佛教授摇身一变，成为好莱坞“带着德国口音的加里·格兰特”。当马龙·白兰度退出《教父》的纽约首映式时，执行制片人罗伯特·埃文斯二话不说给基辛格打了电话——基辛格古道热肠，立刻坐飞机来救场，也不顾暴风雪的恶劣天气。这还不算，第二天一大早他要召开参谋长联席会议，商议在越南海防布雷的问题，晚上还要秘密飞往莫斯科。

记者：基辛格博士，今晚您怎么来了？

基辛格：有人要我来。

记者：谁啊？

基辛格：博比（埃文斯）。

记者：他给了一笔出场费，您无法拒绝是吗？

基辛格：是的。

首映式结束，三人奋力穿过把现场围得水泄不通的人群。埃文斯一手拽着基辛格，一手拽着艾丽·麦古奥。

显然，媒体之所以对这种事乐此不疲，跟他在电影首映式抛头露面关系不大，主要还是对他下令在海防港布雷这类行径抱有敌意。然而，他遭人怨恨也并非因为他执着于战争攻伐。早在1971年1月，专栏作家约瑟夫·克拉夫特就报道基辛格“最亲密的朋友和同僚”逐渐看出他是个“可疑的人，是知识分子中的败类”，因为“总统在大多数国际事务上走的是强硬路线，而他却明目张胆地助纣为虐”。1970年5月，他的13位哈佛同事（包括弗朗西斯·巴托、威廉·凯普伦、保罗·多蒂、乔治·基斯佳科夫斯基、理查德·诺伊施塔特、托马斯·谢林和亚当·亚尔莫林斯基）专程来华盛顿找他面谈。基辛格原本打算请他们在家里吃午餐。殊不知，谢林一上来就要基辛格讲讲他们是什么人。基辛格懵了。

他说：“我知道你们是什么人，你们都是我在哈佛的好朋友。”

“不对，”谢林说，“我们是对白宫完全失去信心的一群人，白宫根本不能执行美国的外交政策。我们这次来就是要告诉你这一点。我们不再是你的私人顾问任你摆布了。”接着，大家轮番轰炸，每人指责了他5分钟。

这群人表示之所以要跟基辛格分道扬镳，原因是美国侵略柬埔寨。（他们的发言人谢林是这么说的：“有两种可能。要么总统不明白……他在侵略别的国家；要么他非常明白。真不知道哪一种更可怕。”）毫无疑问，谢林和他的同事们有充足的理由批评尼克松的决定。然而，他们这样和基辛格摊牌还是让人感到有些蹊跷。上面提到的这些人个个都有从政经验，而且都身居要职。比如说，巴托曾任尼克松总统的前任约翰逊总统的副国家安全顾问，近距离见证了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战争的升级。巴托曾对《哈佛深红报》坦言：“我们哈佛大学的一些人长期在内部做工作。”诺伊施塔特也承认“二三十年来……一直都把行政部门当作……自己的家……来华盛顿住亚当斯甘草酒店还要自己掏钱买单，这么多年还是头一回”。

对这些人来说，公开与基辛格决裂（事先跟记者打过预防针）是一种自我辩解，更不用说是一种自我保护了，因为哈佛大学里的学生极端分子已经开始闹事了。诺伊施塔特告诉《哈佛深红报》记者：“我想，还是说我们害怕了比较安全。”他没明说怕什么。其他人更直率。谢林说：“如果柬埔寨打赢了，那将是一场灾难，不仅当我回家后我在哈佛的办公室会被烧个精光，对这届政府来说也是一场灾难。”历史学家欧内斯特·梅刚开完一个教师紧急会议，讨论学生的考试要求。他匆匆赶过来，对基辛格说：“你这是在对内搞国家分裂啊！”他指的国家不是柬埔寨。在集体见过基辛格之后，好像是为了进一步表示他们对过去不当行为的悔悟，诺伊施塔特和其中另外两人参加了由反战狂热分子埃弗里特·门德尔松发起的声势浩大的哈佛师生“和平行动罢课”。但是校园激进分子并未善罢甘休。当天，巴托和谢林办公的国际事务中心被示威者入侵并“捣毁”。

批评基辛格的人虽然并非总是反对他的政策，但长期以来对他的行为方式很反感。认为他“野心勃勃”，“擅长搞关系，他的关系网几乎遍及全世界”。他是“媒体的密友”。“一位知名记者曾一度抱怨，每次与基辛格谈完话，三天之后才能恢复批判意识；不幸的是，三天之内他的专栏已经写完了。”听说基辛格几乎与阴险的尼克松一样酷爱神秘行动，（至少在哈佛师生看来）两个人是沆瀣一气。基辛格居然监听他的手下，特别是莫顿·霍尔珀林。他是个马屁精，竟然能对尼克松那种强势的反犹太主义倾向听之任之。同时，又有一种深深的不安全感，总是要求尼克松的参谋长H.R．霍尔德曼向他保证总统离不开他：“几乎每天如此，至少每周一次是肯定的……告诉他总统真的喜欢他，欣赏他，一分钟都离不开他。”对基辛格最无情的批评家之一、《纽约时报》记者安东尼·刘易斯曾经问道：“基辛格……怎么会卷入这些人的阴谋中？他怎么会作践自己，说下流话，干窃听这种事？”刘易斯认为，答案“无疑是这样的：他只有这么干才能得到权力，保住权力——并且偷偷使用权力”。说来说去，基辛格就像是英国作家安东尼·鲍威尔的系列小说《伴随时代音乐起舞》中的主人公肯尼思·威德莫普的美国版——既可恨又让人无法抗拒。

还有一种可能，很多抨击基辛格的话都出自那些和他结怨的人。比如，乔治·鲍尔说基辛格“以自我为中心，阴险”，他表达的是国务院一位知情人士的观点，这个人讨厌基辛格削弱现在已几乎不为人知的前国务卿威廉·P．罗杰斯的权力。雷蒙德·加特霍夫也对基辛格心存不满：美国和苏联在磋商《限制战略核武器条约》时，基辛格采用了苏联大使这条“秘密渠道”，而他却被蒙在鼓里。也许大家还记得，汉斯·摩根索曾经说基辛格就像奥德修斯一样，是“多面的，就是说‘有很多面’或‘有很多种外表’”。

因为这种特征，朋友、敌人也好，同事、生人也罢，无不为他着迷。这一点暗藏着他成功的秘密。基辛格就像一个好演员，他并非在饰演今天的哈姆雷特或昨天的恺撒大帝，他就是今天的哈姆雷特和明天的恺撒大帝。

以色列媒体后来干脆指责基辛格搞的是“双面外交”。但是，摩根索批评基辛格真的就没有一点儿私心吗？他比基辛格大将近10岁，跟基辛格一样有着德国犹太血统，至今被尊为美国外交政策“政治现实主义”派创始人。然而，他的华盛顿生涯（他担任过约翰逊政府的国防部顾问）过早地画上了句号，因为他坚决反对政府的越南路线。如果有什么人不愿意听到基辛格被誉为大务实派，那当属摩根索无疑。

批评基辛格的人都爱说他对民主基本上持敌对态度，至少是漠不关心的。摩根索写道：“政治上恪守稳定，以为不稳定就是共产主义，这种理解必然导致以反对共产主义的名义压制民众的不满……因此，在这个本质上不稳定的世界，致力于稳定的政策最终都把专制视为终极标准，以其作为撒手锏。”类似情绪在诸多论战中均有体现。在理查德·福尔克看来，基辛格之所以能成大事，是因为“他有本事避免别人对……国内丑事的恼人批评”，即他“会玩弄权术”，全世界的独裁者听到这个说法都会感到如释重负。一个逃离第三帝国、在美国功成名就的人居然不喜欢民主，个中原因现在还不甚明晰。但是许多作家是这么看待基辛格身上的矛盾现象的，用戴维·兰多的话来说，基辛格是“魏玛之子”，总也摆脱不了“革命和极度政治混乱的恐怖幽灵，以及一切可识别的权威的覆灭”。杰里米·苏里写道：“基辛格目睹了那些事件，只能得出一个结论，跟毁灭性的敌人交锋，民主手段是软弱无力的……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执政时采取具有个人魅力的、前瞻性的非民主决策。”因此他“经常与在他看来是危险的国内意见背道而驰。否则，他认为会重蹈20世纪30年代民主纯粹主义者的覆辙，屈服于大众政治的弱点与极端倾向……屈服于大街上游行示威的人”。后面我们将看到，这种说法经不起推敲，因为魏玛共和国灭亡的时候基辛格还不到10岁，再怎么早熟的孩子那时也不可能有什么坚定的政见。他最早的政治记忆与下一届政府有关。难道是因为他在希特勒时期长大，所以对民主抱有一些偏见？布鲁斯·马兹利什从心理分析的角度做解释，说“认同侵略者”正是他“对待那段纳粹经历”的方法。然而，下面我们将看到，还可能有一种更简单的解读。

由此看来，那么多人在批评基辛格的行为方式时总带点儿微妙的反犹太主义的语气，这对基辛格研究来说是一个讽刺，令人匪夷所思。写基辛格的书读得越多，越让我想起20年前写罗斯柴尔德家族史时要读的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书。19世纪，若其他的银行贷款给战时的保守主义政府或国家，似乎谁也不注意。但是一旦罗斯柴尔德家族这么做了，那些写时事评论的人就不免怒从中来。事实上，现今阴谋理论家的维多利亚时期先辈炮制了太多强烈反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言论，用多少个书架都装不下（我们都知道，这些阴谋家到现在还动不动就扯到罗斯柴尔德家族）。这就引出一个问题：基辛格遭受猛烈批评莫不会与他是犹太人有关？基辛格跟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一样，都是犹太人。

这不是说批评他的人都是反犹分子。有些批评罗斯柴尔德家族最猛烈的人本身也是犹太人。批评基辛格的人也有这种情况。海勒作品中的布鲁斯·戈尔德教授痛恨基辛格，他提出“一个隐秘而非凡的假说：基辛格不是犹太人”——这个假说的部分依据是他父亲的见解，“从来就没有一个牛仔是犹太人”。

按照戈尔德的保守观点，后人回忆基辛格时，不会把他当作像俾斯麦、梅特涅或卡斯尔雷一样的人物，而是当作一个可恨的讨厌鬼，对开战津津乐道。一般犹太人对弱势和苦难都有很强的同情心，而在他身上却难得流露一二。这不是一个愿意和笨蛋尼克松跪拜耶和华的可爱犹太人，也不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居然冷酷无情地对待自由的智利人……真是个厚颜无耻的小人！

要说美国犹太人对这个可谓最杰出的犹太人之子怀有矛盾心理，那未免太轻描淡写了。就连马兹利什和苏里这种仁厚的传记作家在描述基辛格与尼克松的关系时，也用到“法庭犹太人”“政策犹太人”等可疑的词语。

然而，核心问题在于我们如何评价基辛格的外交政策——既要看他的外交理论，也要看他的外交实践。绝大多数评论家认为，他的外交理论非常明确。基辛格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意思是，按照安东尼·刘易斯对“基辛格主义”的定义，就是“迷恋秩序与权力，牺牲人道主义追求”。用马文·卡尔布和伯纳德·卡尔布的话来说，尼克松和基辛格“两个人总体上都持一种现实政治观，认为实用主义高于道德准则”。20世纪60年代，斯坦利·霍夫曼不仅仅是基辛格的同事，还是其朋友和崇拜者，对尼克松任命基辛格为国家安全顾问表示欢迎。不过等基辛格出版第一部回忆录之后，他也加入了认定基辛格是现实主义者的阵营。他在一则恶毒的评论中写道，基辛格有“一种几乎是魔鬼般的心理直觉，一种把握性格暗流的本能，能洞悉他人的欲望和致命伤”。他还有一种“操纵权力的天赋——善于利用对手的优缺点”。

他是否在地缘政治以外还有什么其他设想，他为了制造平衡、约束捣乱者而工于心计、精于奖惩，这样做是否旨在实现某种理想中的世界秩序，这些可以任凭大家臆测……他的世界里只有权力二字，平衡不仅是秩序的先决条件，不仅是正义的前提条件，平衡就是秩序，就等于正义。

霍夫曼和很多学识不够渊博的作者一样，认定尼克松和基辛格（前者在本能上，后者在智识上）是“马基雅维利式的权谋政治家，这些人认为要保全国家，必须欺骗国内外对手，不能心慈手软”。这种判断多次重复出现。沃尔特·艾萨克森就说：“追求权力的现实政治与秘密外交手腕……是基辛格政策的基石。”约翰·加迪斯认为尼克松–基辛格组合是“地缘政治对意识形态的胜利”，他们两人认为美国国家利益始终至高无上。苏里说，基辛格“对理想主义话语是铁石心肠，因为现实主义强调广泛使用武力，随时准备使用武力，而理想主义则对此不以为然”。他总是将“国家需要置于道德顾虑之上”。

基辛格是个不讲道德的现实主义者的看法在人们心中已经根深蒂固了，即一个不肯牺牲一丁点儿美国利益的强硬的现实政治大师，绝大多数作者简单地认为基辛格是在效仿他的“英雄”梅特涅和俾斯麦。基辛格的确写过这两个人，一个是在20世纪50年代，一个是在20世纪60年代。但是只有那些没读过他文章的人（或随意曲解他意思的人）才可能联想到他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模仿这两个人在外交政策上的做法。“基凶格”研究中有件事很蹊跷，相较而言，很少有人重视他的著作《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书中，作者表现得毫无感情，老谋深算，主张分级使用核武器，这很容易叫人抓住把柄，证明基辛格博士其实就是斯坦利·库布里克电影里奇爱博士的原型。但是批评基辛格的人却宁愿谈其他战场，也不愿谈中欧战场，要知道中欧可是两次世界大战的核心冲突区，即便爆发一场有限核战争也会将它夷为废墟。

冷战是基辛格学术生涯和政治生涯中的一件大事，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这是一场核武器竞赛，不止一次险些演变成一场毁灭性的热核战争。在某些方面，这也是美苏两大强国之间的一场竞赛，两国军队遍及全世界，但很少面对面兵戎相见。这是两种经济体制，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竞争，1959年尼克松与赫鲁晓夫的“厨房辩论”即为明证。这是两个情报机构之间的生死大博弈，在伊恩·弗莱明的《007》系列小说中得到美化，在约翰·勒卡雷的谍战小说中倒是演绎得比较准确。这是一场文化之战，喋喋不休的教授、巡回演出的爵士乐队、投靠敌国的芭蕾舞演员逐一粉墨登场。然而归根结底，冷战是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一边是美国宪法所暗含的启蒙理论，一边是一代代苏联领导人所宣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冷战时期的大规模迫害事件在华盛顿找不到，在美国的西欧盟国的首都也很少见。

我们从瓦西里·米特罗欣带到西方的秘密文件中获悉，克格勃的国际间谍和颠覆组织活动极为广泛，手段极为凶残。在全球冷战时期，也就是在那段与欧洲帝国衰落紧密相关的时期，苏联几乎每次都是先发制人，美国只能力所能及地予以报复。这种报复无疑有很多花样，手段龌龊。格雷厄姆·格林在作品《文静的美国人》中进行的讽刺一点儿都不错，书中那个美国人谈到“第三势力”时谁都能听出来那种帝国主义腔调。但是谈到经济发展和政治自由时，他说只有美国赢了，美国人民及其子孙后代的生活才会更好。所以批评美国政策的人必须拿出证据，证明不干涉政策（就是西班牙内战期间苏联、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偏袒一方时西方力量采取的策略，还有后来德国要求捷克斯洛伐克分裂时期西方国家所采取的那套政策）能够产生更好的结果。正如基辛格对法拉奇所说的那样，我们要先考虑“没有发生的事情的历史”，然后才能评价发生过的事情的历史。我们不仅要考虑美国政府在冷战时期行为的后果，也要考虑如果采取不同的外交政策可能出现什么后果。

假如1945年以后，美国根本不采取乔治·凯南的遏制战略而是回到原来的孤立主义，情况又将如何？反之，假如美国置加速核战争的风险于不顾，总想在与苏联的竞争中扳回一局，采取更为激进的策略，那又将怎样？这两种路线当时都有人鼓吹，正如基辛格任职期间既有人提倡要采取更强硬的政策，也有人提倡更折中一些的策略。任何指责决策者的人都必须拿出有效证据，证明自己认为好的政策使得美军的海外伤亡人数为零或比较少，对世界其他国家不会造成很大的负面二阶效应。更重要的是，在那些战略意义不大的国家（要描述阿根廷、孟加拉国、柬埔寨、智利、塞浦路斯和东帝汶也没有其他好办法）所出现的死亡人数也必须纳入对这个问题的考虑：如果采取不一样的决策，又会对美国与战略意义重大的国家（如苏联、中国及西欧大国）之间的关系产生何种影响？因为，基辛格本人曾经说过，政治家跟法官不同，法官可以对不同的个案做不同的判断。在冷战时期制定重大策略，要与心怀叵测而军力强大的对手进行持久斗争，在这种环境下必须同时考虑各种情况。

从这一点来看，冷战最大的疑团在于，美国虽然是最后的赢家，但这场战争为何旷日持久？美国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都远远比苏联富有（根据现有的最可靠数据估计，整个冷战时期苏联的平均经济实力不到美国的2/5），而科技上几乎总是走在前面，政治制度和流行文化也明显更具吸引力，在基辛格被任命为国家安全顾问前夕，美国就已经是一个强大帝国，不过是“受人欢迎的帝国”，而不是盛气凌人的帝国。世界上有64个国家有美国驻军。美国与其中至少48个国家有联盟条约。美国军队不仅整体装备精良，无可匹敌，而且不怕动用武力。据一项研究估计，1946—1965年，美国在海外武装干预的单起事件多达168个。美国军队长期驻扎在世界的一些主要国家，包括“二战”两大侵略国德国和日本。然而，冷战注定要再持续20年。况且，在整个超级大国对抗的时代，美国将自身意志强加于别国的日子更难过。一项对冷战时期美国7次军事干预所做的评估显示，就建立稳定民主制度而言美国仅成功了4次：“二战”后的联邦德国和日本，20世纪80年代的格林纳达和巴拿马。即便把这个清单扩展一下，算上引人注目的韩国，越战惨败的刺鼻烟云也一直笼罩着美国的历史。

1947年夏，乔治·凯南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匿名文章《苏联行动的根源》，这是他所谓的“遏制”策略的根本性文本之一。凯南语出惊人，他将苏联势力比作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中的商界豪门。

托马斯·曼认为，人类的制度经常在内部实际上已腐朽透顶的时候却对外表现出极为辉煌的样貌，他把布登勃洛克家族比作天上的一颗星，这颗星虽然实际上在很久以前已不复存在，但却照得这个世界非常明亮。谁能保证克里姆林宫投射到西方各国不满民众身上的强光不是一颗正趋于暗淡的星星散射出的强烈余光？依然存在一种可能，苏联内部就蕴藏着腐朽的种子，这些种子已经孕育得非常成熟了。

凯南写这番话时43岁，而1991年12月苏联最终解体时他已87岁。

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冷战这么漫长，这么难以应对？本书引人入胜的一大特点在于，基辛格在从政生涯一开始就拒不接受历史唯物主义和经济决定论，而他能够提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冷战无关经济，甚至也无关核储备，更无关坦克师。冷战主要是一个理想问题。

批评基辛格的人几乎众口一词，说他是个现实主义者，真的吗？问题的答案意义重大。因为假如他事实上不是梅特涅或俾斯麦再世，他的决策行为就不应该用常规的现实主义标准来评价：是否可以为了在最大限度上满足美国利益而不择手段？罗伯特·卡普兰写道：“现实主义讲的是外交政策中的终极道德抱负——通过有利的权力平衡避免战争……基辛格是欧式现实主义者，他考虑道德伦理问题比大多数自命为道德家的人都多。”马兹利什曾质疑基辛格的“更高道德目标”，卡普兰持相似观点，这两个人比那些阴谋理论家诽谤基辛格非道德、不道义更接近问题的核心，但依然与真相相去甚远。

1976年，有人问基辛格如何评价自己的政治成就，他答道：“我总想找到一个高于一切的概念，当然，有没有做到需要历史学家判断。”毫无疑问，下面我们会看到1969年基辛格踏进白宫时是有这个概念的。其实，之前20年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在设计、定义这一概念。他有句名言：“身处高位是教人如何决策，不是教人实质性的东西。大多数高官离职时的所感所思也就是他们任职时的所感所思，他们学到的是如何做决定，不是做什么样的决定。”而这番话也道出了现代学术研究标准的大部分内涵，在那些自告奋勇评判基辛格的人中，真正把他发表的作品浏览过一遍的人寥寥无几。1969年以前，基辛格出版了4部有分量的著作，在《外交事务》等杂志上发表过十多篇重要文章，在报纸上也发表了数量相当可观的文章。从事学者（即便这个学者后来做了高官）传记写作的人，其首要任务理应是阅读传主的作品。阅读基辛格的作品后可以看出，他的思想资本有两个基础：历史研究和理想主义哲学研究。

基辛格在战争时期的导师弗里茨·克雷默曾这样描述爱徒，说他“是历史的知音。这种本领再聪明也学不来。它是上帝的礼物”。他的哈佛同事约翰·斯托辛格回忆两人读研究生第一年见面时的情景：“他很强势，说历史永远都重要。他引用修昔底德的话宣称，现在虽然不会完完全全地重复过去，但必定与过去相似。因此，未来也必定如此……当务之急……我们应该研究历史，才能明白国家兴衰、人类成败的原因何在。”这将是基辛格一生的主题。基辛格与那一代其他大多数历史研究者唯一的不同在于，他敬畏历史胜过敬畏理论，或者说，基辛格外交政策理论包含这样一个特别的认知，即国家和国家政要是根据自身对历史的理解而采取行动的，舍此你便无法理解他们的所作所为。

但是基辛格在成为历史学家之前还有另一种身份，那就是历史哲学家。大多数根本性的误解正滋生于此。像几乎所有研究基辛格的学者一样，法拉奇想当然地认为基辛格受马基雅维利的影响很大，因而也崇拜梅特涅。基辛格在回答她的问题时很坦诚，也很有启发性：

说实话，在现代社会，马基雅维利那一套很少有人接受，也很难有用武之地。我发现他身上唯一有意思的地方是其考虑亲王意愿的方式。虽然有意思，但还没达到影响我的程度。你想知道谁对我影响最大，我告诉你两个哲学家的名字：斯宾诺莎和康德。真不知道你怎么会把我跟马基雅维利联系在一起。还有人竟然把我和梅特涅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这太幼稚了。关于梅特涅我只写过一本书，而针对19世纪国际秩序的建立与崩溃我写过好多本书，梅特涅这本只是该系列的第一本。最后一本写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仅此而已。可以说，我和梅特涅毫无共同点。

据我所知，只有一位传记作家完全听懂了那番坦率回答的含义。基辛格压根儿就不是马基雅维利式的现实主义者，实际上他自从政生涯的第一天起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而他在本科阶段就沉迷于德国大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的哲学著作。的确，历史学家彼得·迪克森早在1978年就指出，基辛格自认为“比康德还康德”。他未发表的大四学业论文《历史的意义》从根本上就是对康德历史哲学的批评，毫不留情，却发自肺腑。论文完成快30年了，基辛格依然会引用康德的话来解释他何以发现外交政策上“两种道德原则之间存在明显的分歧”：一方面有责任捍卫自由，另一方面必须与对手共存。迪克森认为，虽然人们习惯将基辛格归为现实主义者，但他受理想主义的影响比摩根索喜欢的那种“现实主义”要大得多。我认为这是真的。事实上，基辛格91岁时出版的《世界秩序》一书大量引用康德的观点即为明证。同时，我认为众多传记作家都没能看出基辛格奉行理想主义，这一点即便不是致命的问题，也严重损害了他们对基辛格的历史评价的准确性。

话得说清楚，我不是说年轻时期的基辛格是理想主义者，这个词不是通常描述美国外交政策传统时所指的那种意思，即强调“武力”从属于超越国家层面的法律和法庭。我用的是“理想主义”这个词的哲学意义，这可以回溯到阿那克萨哥拉和柏拉图所属的那一哲学流派，即认为（用康德的话说）“我们绝对不能保证我们推定的外部经验究竟是不是纯粹的想象”，因为“外部事物的现实经不起严格的证实”。不用说，并非所有的理想主义者都是康德那样的人。柏拉图认为物质是真实的，独立于人的感官而存在。伯克莱主教认定现实存在于人的大脑中，经验本身是幻觉。相反，在康德的“超验”理想主义中，“整个物质世界只不过是我们自身这个主体意识中的现象化外观”，但也存在本体这种东西，或者说“事物本身”，这是由大脑在经验而非“纯理性”基础上想象而成的现象。下面我们将看到，基辛格对康德的解读深远地影响了他自己的思想，这不仅是因为他怀疑鼓吹资本主义优越性的各种唯物论，而美国社会科学家提出这些唯物论是想对抗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对黑格尔提出的那种理想主义毫无兴趣；黑格尔的理论是一种历史综合论，正命题和反命题辩证融合，推动世界势不可当地向前发展。在基辛格眼里，最重大的历史问题是，康德对人类困境（个体会自由面对有意义的道德困境）的看法在多大程度上能与哲学家对世界终究注定走向“永久和平”的看法调和起来。1973年9月24日，也就是基辛格被确认担任美国国务卿两天之后，他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的演讲中提到康德的文章，这绝不是心血来潮。

两百年前，哲学家康德预言永久和平终究会到来——不是人的道德愿望的产物，就是现实必要的结果。过去看来像是乌托邦，明天很可能就变成现实，很快就会别无选择。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联合国宪章》所描绘的世界究竟会变成我们设想的模样，还是会出现由我们的短视所引发的灾难性后果。

大家知道，冷战结束时并没有出现灾难。现在回过头来看，尽管世界仍然远未实现永久和平，但显然太平了一些，除了中东、北非，世界各地有组织的暴力活动显著减少。这种结局在多大程度上归功于基辛格所说的设想这一问题至少到目前还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现在我可以说的是，如果用战争导致的死亡总人数来衡量，那么世界性暴力事件数量虽然在20世纪60年代激增，但1971—1976年已急剧减少。

迪克森很有前瞻性，他预见了如果冷战真的（事实也的确如此）结束了，并且没有出现什么流血牺牲，基辛格所说的那种困境会是怎样的情景：

基辛格认为不和可以暗中促成合作，主张国家要自我约束，他把外交政策描述为不同等级的责任，这些都旨在为……美国整体政治文化注入一种目标意识……是想在美国人开始严重质疑美国的世界地位的关键节点恢复历史的意义……基辛格政治哲学与所有战后政策的基本原理有严重分歧，而后者的根本思想是美国能拯救世界，能保证自由和民主……如果有朝一日美国真的履行了救世主的职责，那么基辛格将被视为持失败主义态度的领导人，一个低估民主理想与原则的魅力和意义的历史悲观主义者。

所以在苏联威胁仿佛变魔术一般消失之后，才开始有人对基辛格进行最严厉的谴责，这也绝非偶然。

近20年来，我花了大量时间深入了解权力的本质和战争与和平的原因。起初我重点关注的是德意志帝国和大英帝国，漂洋过海（大西洋）之后，我的注意力也许是无可避免地就转向了这个不敢说出自己名字的奇怪帝国——美国。不提其他，我对美国的批评是超乎党派的。2001年，我把克林顿的外交政策总结为“没有用尽全力”，因为这届政府过于关注国内谣言，过于排斥伤亡，没有运用好美国的强大作战能力。三年后，在布什政府派军占领伊拉克初期，我发表了一篇思考美国困境的文章：继承了英国自由帝国主义传统，相信自由贸易和代议政府的优势，但是受限于（这一点也许是致命的）三个赤字——财政赤字（因为不断攀升的福利津贴和债务必然会占用可用于维护国家安全的资源）、人力赤字（因为没有太多美国人愿意花太长时间去应对那些热带地区的穷困国家）以及最重要的一点，注意力赤字（因为任何对外国的重大干预在四年任期内都会降低支持率）。我预测了布什的继任者将采取的政策方向——“立即脱离先发制人原则和单边主义实践”，而那时根本不知道下一任总统是谁。我同时预测了美国即将撤军会带来哪些后果。

然而，我在研究基辛格的生平和其当权时代的过程中，逐步意识到自己的方法不够精细。特别是我没有注意到美国外交政策中历史赤字的重大作用：关键决策者不仅对其他国家的过去几乎一无所知，对自己国家的过去也几乎一无所知。更有甚者，他们常常并不知道自己的无知有什么错。最要命的是，他们只对历史略知一二，所以信心满满，但又因所知甚少，还达不到理解的程度。有一位官员在2003年年初肯定地告诉我，萨达姆下台后的伊拉克将来会跟共产党下台后的波兰非常相似，太多美国名流就像这位官员一样，根本不理解历史类比的价值与危险。

本书是一位知识分子的传记，但又不仅仅是一部知识分子的传记，因为在基辛格的思想演变过程中，研究和经验极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相互影响。因此，我渐渐把这部传记当作德国人所说的教育小说——既有哲理又带感情的教育故事。故事分为5个部分。第一部分先讲基辛格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童年时代，后来被迫移民来到美国，再后来以美国士兵身份回到德国。第二部分介绍基辛格在哈佛的早期生涯，读本科，读博士，当上初级教授，同时也介绍他向美国外交关系协会提交核策略那篇文章后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情况。第三部分介绍他的早期顾问经历，先是做总统候选人纳尔逊·洛克菲勒的顾问，后来做肯尼迪总统的顾问。第四部分讲他去往越南的曲折道路，而他也意识到美国无法成为越战的赢家。第五部分，也就是最后一部分，详细介绍他经历的各种事件，直到最后他完全出人意料地被尼克松任命为美国国家安全顾问。

基辛格酷爱读书，因此他的一部分学识不言而喻得益于作家，包括康德和赫尔曼·卡恩。然而从多方面来看，对他影响最大的不是书，而是人，他的精神导师，第一引路人是弗里茨·克雷默——如果说基辛格是浮士德，克雷默就是魔鬼靡菲斯特。除了导师的教导，他的亲身经历也让他受益匪浅。我的研究结论是，1969年1月基辛格踏入白宫时，已具备一些至关重要的思想资本，其中至少包括四条准则：一是他感到从最具战略性的选择中能看到其中恶的成分是多还是少；二是他认为历史为其他参与者的自我认知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类比和启示；三是他意识到有些行动方案的政治回报可能比不作为或报复性回报要少，尽管后者的最终成本可能会比较大；最后一条，他觉察到俾斯麦代表的那种外交政策中的现实主义诉求危机重重，尤其会导致众叛亲离，而政治家也容易陷入一味追求权力的泥淖。

我以为，年轻的基辛格志存高远，的确是一位理想主义者。

不可否认，这一部分是因为基辛格自己倾向于回避这个问题。2004年，历史学家杰里米·苏里问他：“你不会去违反的核心道德原则是什么？”基辛格答道：“我还没做好和大家分享的准备呢。”
《世界秩序》由中信出版社于2015年7月出版。——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