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故乡

菲尔特对我来说无关紧要。

——亨利·基辛格，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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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传主断然否认自己的童年对其后来生活的影响，那么，传记究竟该从何处入手？

常有人说，基辛格在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长大，这段经历“给他的……青春期留下了痛苦的阴影”。比如，“基辛格感到自己会不断遭遇无法预测的暴力，这一点显然在他内心深处定下了某种基调，他后来的态度（包括对核战争的态度）可能就建立在这种基调之上”。另一位作者猜测20世纪70年代基辛格“害怕回到魏玛共和国充斥着暴力、混乱和崩溃的局面”。这位作者声称，要理解基辛格对越南战争和水门丑闻的态度，只有参照他年轻时代在德国的经历。的确，他的整个哲学和政治观都有着深厚的德国根源。“经历过魏玛共和国的崩溃之后……他深信……民主有其非常黑暗的一面。”正是因为这段经历，基辛格一辈子都是文化悲观主义者。

基辛格本人曾多次表示上述说法不值一提。1958年他回到巴伐利亚的故乡时宣称：“我在菲尔特的生活似乎没有给我留下什么深刻印象，有意思的事、好玩儿的事一件都想不起来了。”1974年3月他接受《纽约邮报》记者艾伦伯格采访时，轻描淡写地承认小时候在纳粹德国“经常在街上被人追赶、痛打”。但他很快补充道：“那段童年经历说明不了任何问题。我并没有感到不快乐，也并没有强烈感觉到发生了什么事。对孩子来说，被人追打不是什么大事……现在流行什么都从心理分析的角度来解释。但我告诉你，童年时期那充斥着政治迫害的成长环境不是我这一生的决定因素。”

基辛格写就的从政生涯回忆录只有一次提到他在德国度过的童年。2004年，他说他的故乡对他无关紧要。因此那些想从他的德国犹太裔出身寻找他政治生涯关键点的人是在白白浪费时间。

我受过纳粹的影响，很不愉快，但也不至于影响我和同时代的犹太人的友谊，因此我不觉得很痛苦……我不同意他们从病理上所做的解释，说什么我酷爱秩序、不爱正义，还说因为这样我才能深刻理解国际体系。我不关心国际体系。我关心的是我生活的城市的足球队排名。

基辛格后来乐意重游菲尔特，更让人以为他的青春期并不痛苦。1958年12月访德期间，他回到故乡，当时他是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副主任，这次他回德国，当地报纸用两个段落的篇幅做了报道。17年以后，身为美国国务卿的基辛格来到菲尔特接受“市民金质奖章”，陪同人员除了他的妻子，还有父母和弟弟，这一回，引起了媒体极大的关注。这次访问经过精心设计，是为了庆祝（用基辛格的话来说）“美德两国人民重新恢复友谊，非同凡响”。当天，巴伐利亚名流会聚一堂，基辛格和德国外长汉斯–迪特里希·根舍相互致辞，而这在今天看起来也许是外交上的老生常谈。

（基辛格宣称）在核灾难的阴影下……我们不能臣服于所谓的历史悲剧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共同的任务就是联合起来建立国际关系体系，确保各大洲的稳定和各国人民的安全，通过共同利益把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在国际事务中讲究约束和克制。我们的目标就是所有国家（不管是大国，还是小国）正在争取的和平，那是持久的和平，因为所有国家都希望维护和平，不管是弱国，还是强国。

但是最令人难忘的还是基辛格父亲路易斯的即兴演讲，这是1938年以后老人第一次回德国。尽管他提到那年是“被迫离开”德国的，但他反而慷慨地谈起菲尔特早年的宗教宽容传统。（“几百年来，德国许多城市充斥着狭隘的观念与偏见，但在菲尔特，不同信仰和谐共存。”）他儿子在故乡获得荣誉不仅仅是因为他功成名就，而且因为他就像阿里斯托芬的喜剧《和平》中的主人公特里基斯一样：

认为他的毕生工作就是奉献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促进、维护世界和平。他与美国总统并肩工作，志存高远，要把世界带入一个各国相互理解、和平合作的时代……我们当父母的感到很满足，今天世界各地都看得见基辛格的名字，它成了“和平”的代名词；基辛格这个名字已经成为和平的同义词。

那是1975年12月。安哥拉已开始内战，距葡萄牙殖民统治结束还不到一个月。就在基辛格访问菲尔特的前几天，巴特寮在越南和苏联支持下推翻了老挝国王，而印尼军队入侵了刚刚独立的东帝汶。授奖仪式刚过8天，美国中央情报局驻雅典情报站站长被人击毙。那个月的报纸上充斥着恐怖主义暴行的行为：爱尔兰共和军在伦敦施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维也纳施暴、南摩鹿加群岛分裂主义者在荷兰施暴。就连纽约拉瓜迪亚机场也发生了一起灾难性的炸弹爆炸事件。在一些年轻的德国社民党人看来，在这样的时刻给美国国务卿授奖似乎不合时宜。或许只有在场的年纪大的德国人才能明了基辛格讲话的意义。他呼吁“建立这样一个世界，是和解而非权力让人们充满自豪；迎接这样一个时代，信念是道德力量而非偏狭与仇恨的源泉”。这些并不是空话。在基辛格一家看来，这次“回家”“特别令人感动的”是，当时他们落魄到背井离乡，而今归来却被奉为上宾。

1923年5月，海因茨·阿尔弗雷德·基辛格出生在菲尔特。那一年世界也动荡不宁。1月，美国佛罗里达州的罗斯伍德在一场种族暴乱中被夷为平地，6人丧生。6月，保加利亚总理亚历山大·斯塔姆博利伊斯基在一次政变中被推翻（后来遇难）。9月，西班牙的米格尔·普里莫·德里维拉将军夺权，日本则发生关东大地震。10月，另一位军事强人穆斯塔法·凯末尔在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上宣布成立土耳其共和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人们还没有从战争的政治余波中缓过神来。从爱尔兰到俄国，很多国家的血腥内战正刚刚走向结束。俄国革命是一场人类的浩劫，牺牲了成百上千万人。俄国革命领袖列宁，也是在10月，被迫下台回到老家高尔基（下诺夫哥罗德），自从1918年遇刺以来，他虽然捡回一条命，但身体一直没有复原。

然而，1923年经历了最剧烈动荡的莫过于德国。1月，法比联军报复德国未履行《凡尔赛条约》规定的职责，占领煤产地鲁尔区。德国政府呼吁大罢工。这次危机对德国货币是致命一击，顷刻之间，德国马克几乎变成一堆废纸。国家面临分裂的危险，共产党试图掌权，在莱茵兰、巴伐利亚、萨克森甚至汉堡等地发起分裂运动。11月8日，阿道夫·希特勒在慕尼黑的一家大啤酒馆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发起暴动。希特勒并非靠这种花招夺权的穿制服的煽动家的第一人，就在一年前，贝尼托·墨索里尼向罗马进军，成功夺取意大利政权。德国国防军司令汉斯·冯·泽克特将军、德国人民党领袖古斯塔夫·冯·斯特来斯曼和银行家亚尔马·沙赫特共同努力，恢复了中央政府的权威，开始了货币改革与稳定化的进程。

当此乱世，在德国中弗兰肯的菲尔特，海因茨·基辛格降生了。

2

我们的城市极其沉闷，令人窒息，没有一座花园，到处是煤烟，有1 000个烟囱，机器和铁锤咣当作响，到处都是卖啤酒的，生意人和手艺人表现出一种阴沉而肮脏的贪婪，人口密集，这些人都很小气吝啬，穷且不说，还没有爱心……城市四周，有一片贫瘠的沙原，工厂排出的污水脏兮兮的，一条小河缓缓流淌，河水浑浊，水沟清一色地笔直排布，树林荒疏，村庄凄凉，采石场丑陋不堪，满地灰尘、泥土，扫帚到处都是。

菲尔特是一座缺乏魅力的城市。1873年，作家雅各布·瓦塞尔曼出生于此地，他在回忆时说它“根本看不出轮廓，比较干旱和贫瘠”。与旁边历史悠久的纽伦堡比起来，真是大相径庭。纽伦堡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三大重镇之一，举目可见“古老的房屋、庭院、街道、教堂、桥梁、喷泉和城墙”。两座城市相隔不过5英里，坐火车一会儿就到了，但用瓦塞尔曼的话来说，它们相邻极不协调，“这个是古老，那个是新近，这个是艺术，那个是工业，这个是浪漫，那个是工业制造，这个规划考究，那个毫无规划，这个有模有样，那个残缺不全”。肮脏的工业城市菲尔特和南部安斯巴赫周边漂亮的乡村相比更是有着天壤之别，那里“有花园、果园、鱼塘、废弃的城堡、充满传奇色彩的遗址、乡村集市，还有淳朴的人民”。

菲尔特首见于文献是在11世纪，中世纪和现代初期因德意志政权分裂，几经繁华与萧条。该市一度为班贝克主教和安斯巴赫总督共管。但是这种松散的管理体制致使菲尔特在17世纪上半叶那场蹂躏德国的三十年战争中沦为废墟。（菲尔特西南不远处就是旧要塞，1632年阿尔布雷赫特·冯·瓦伦斯坦在此击溃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自1806年起，菲尔特归属于巴伐利亚，这座城市得益于19世纪同时发生的两大变革：欧洲大陆工业化与德国统一。1835年，德国修建的首条铁路路德维希铁路贯通纽伦堡和菲尔特绝非偶然。雷德尼茨河岸边的小镇菲尔特旋即充满活力，成为德国南部制造业的枢纽之一。当地的一些公司（如S.Bendit & Söhne）生产的镜子、眼镜及其他光学仪器令菲尔特闻名遐迩。铜器、木制家具、金叶装饰品、玩具、钢笔等物品，菲尔特都能生产，还经常出口美国。这里的啤酒厂也享誉德国南部。这些厂家很少有大规模生产线。多数公司都是小公司，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84％的工厂的雇员都不到5人。当时的生产技术都比较原始，工作环境（尤其是生产时会使用大量水银的镜子工厂）通常十分危险。然而，这个城市的发展活力不容小觑。1819—1910年，这里的人口增长了4倍多，从12 769人上升到66 553人。

游人来到巴伐利亚探胜寻幽，会感觉菲尔特有碍观瞻。20世纪初，英国艺术家阿瑟·乔治·贝尔在同夫人前往纽伦堡途中，乘火车探访了菲尔特。夫妇俩对当地的城乡差别也深有感触：

田野和牧场，葡萄园和啤酒花种植园相连成片，没有篱笆分隔，一群群农民生活其间，为这里平添了些许生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个个辛勤劳作，他们作业方式原始，用的是粗陋的农具，比如在别处早已废弃的镰刀。而且经常能看到两头奶牛或黄牛拖着一台脱粒机在田野上缓缓爬行，操作脱粒机的人半睡半醒，扶着机器，步履沉重地前行……

火车离菲尔特越来越近了，脑海里那种原始农耕生活几乎被破坏殆尽的预感更是有增无减。火车喷出一团浓浓的烟雾，驶过两旁丑陋的房屋，终于抵达本次旅行的终点。

简言之，菲尔特聚集着一批丑陋而烟尘弥漫的血汗工厂，要是没有这样一个现代的毒瘤，那里该是一个多么美丽的王国。

即便如此，菲尔特也保留了中世纪的某些遗迹。每年9月底，城里人都要庆祝圣米迦勒节（现在依然如此），这个节日为期12天，最早可追溯到公元1100年左右修建圣米迦勒教堂这件往事。菲尔特市还有自己的神秘剧，源自圣乔治传说，说的是勇敢的青年农民乌多不畏强暴，从当地恶霸手中救出市长的女儿。尽管有这等奇风异俗，菲尔特依旧是一个虔诚的新教徒聚集的城市，跟弗兰肯的大多数城市一样。全市人口2/3以上是路德派教徒。跟19世纪大西洋两岸的大多数新教城市一样，菲尔特市民有着非常丰富的社团活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全市社团多达280个左右，从歌唱团到集邮协会应有尽有。1902年，一家新剧团开门营业，完全由382名个人会员出资支持。菲尔特的这个文化中心当然不能与纽伦堡的相提并论，但是好歹其社团歌手是自己请的：他们的首场演出曲目是贝多芬的《菲岱里奥》。然而，歌剧还不是该市最流行的娱乐项目。最受欢迎的当属足球。菲尔特足球俱乐部成立于1906年，成立刚满8年就在英国教练威廉·汤利的带领下夺得全国冠军。菲尔特队还要跟比它强大的邻市球队较量。1920年，这两支球队打入全国决赛（菲尔特失利）。4年后，德国国家队所有球员全都出自菲尔特和纽伦堡队，不过话说回来，两家俱乐部的竞争非常激烈，球员外出参赛都是各坐各的车厢。

足球原来是一项工人阶级的运动，现在也是，从20世纪初以来它在菲尔特就很受欢迎，对这座城市的影响也很大。政治也是如此。想当初1848年革命时，菲尔特已经被称为“民主党老巢”（这个说法带有一定的政治激进主义意味）。全市人民积极组建巴伐利亚进步党，该党于1863年成立。5年后，菲尔特市的社会主义者加布里尔·勒文施泰因成立工人协会“未来会”，它很快被吸收成为全国性的德国社民党的一部分。19世纪70年代，社民党只有与左翼自由人民党联合起来才能在埃朗根–菲尔特选区获胜。但是，到19世纪90年代，社民党已经掌握了德意志帝国国会的大多数选票。在第二轮投票中只有“资产阶级政党”统一战线淘汰了社民党候选人，结果直到1912年，“红色菲尔特”才选送了一名社民党代表进入德意志帝国国会。

菲尔特获得红色城市之名有两点显著原因。最明显的一点是，该市制造业中技术熟练且加入工会的工人非常多。第二点是，该市有大量犹太人口。当然，并不是市里所有的犹太人都像勒文施泰因那样是左派。但人数不断增长的德意志右派煽动者认为时机已成熟，因而推动清除社会主义和犹太主义成为合理说辞。

3

自1528年以来，菲尔特就住着一群犹太人。往前推30年，纽伦堡仿效其他欧洲城市和国家驱逐犹太人，而菲尔特却收留犹太人。事实上，直到16世纪末之前，菲尔特市政府一直鼓励犹太人在此定居，这样就可以从集中于纽伦堡的贸易活动中分得一杯羹。17世纪初，菲尔特就有了自己的拉比和犹太法典学院，1616—1617年仿照布拉格的平卡斯教堂建立了首座犹太教堂。学院院长霍罗威茨在当地生活了4年（1628—1632），赞扬道：“菲尔特这个宗教社区，城市虽小，但在我看来跟安条克一样了不起，因为这里的博学之士每天都在一起研习法典。”三十年战争对德意志的犹太人来说是一段危险期，而菲尔特人却平安无事，只是克罗地亚骑兵团把教堂用作临时马厩时对建筑本身稍有损害。17世纪90年代又建了两个新教堂（克劳斯和曼海默）。到19世纪早期，全市共有教堂7座，其中4座位于舒尔霍夫一带，旁边就是公理会办公楼、举行宗教仪式用的澡堂及犹太人的肉铺。那时犹太人口还不到全市人口的1/5，后来城市扩大了，犹太人比例又有所下降（1910年只占4％）。1880年，该市犹太人数达到峰值，有3 300人，在巴伐利亚地区名列第三，仅次于慕尼黑和纽伦堡，在全德排名第十一位。

菲尔特的犹太人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得非常团结。以20世纪20年代为例，该市共有65个选区，2/3的犹太人只集中居住在其中的15个选区。人们可以从房屋门口的经文匣辨认出犹太人家，经文匣是一个小金属盒，里面装着牛皮纸经卷，上面有一个希伯来文字母（ש），是上帝之名全能者的简称。当然，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是中产阶级，很多是商人、专业人士或政府职员，在经济上与周边的非犹太教社群融合得很好。但他们的社会活动和文化活动却保留了自身特点，有自己的一些协会和社团：医疗保险协会、殡葬协会、嫁妆协会、客栈老板协会及体育俱乐部。难怪19世纪的讽刺作家莫里茨·戈特利布·扎菲尔称菲尔特为“巴伐利亚的耶路撒冷”。

但是菲尔特的犹太人中也有一个严重分歧：一方是改革或自由少数派，一方是正统多数派。支持改革的，比如1831年担任首席拉比的伊萨克·勒维希望犹太礼拜应该向基督教礼拜转变。在其影响下，主要犹太教堂采用了更近似于基督教教堂的格局，1873年，高桌被换成了靠背长椅，还添置了风琴，礼拜者不再着披巾。德意志犹太人掀起了一场同化浪潮，试图从外表消除与基督徒的差异，希望能由此实现法律上的完全平等。更有甚者，少数犹太人转信基督教，或者接受政治左派的极端怀疑论。但是，菲尔特的大多数犹太人反对改革运动。因此，虽然自由派犹太教徒控制了主要犹太教堂，舒尔霍夫一带的小教堂却成为正统派的天下。两派的分化也延伸到了教育领域，改革派的子女和非犹太教人的子女一起上的是公立学校或女子学校，而正统派犹太人家的子女上的是犹太中学，位于布卢门街31号，星期六没有课。

到现在，一般人可能不会记得，1914年以前德意志同化犹太人的工作很成功。当然，形式上还是有一些限制。1813年的巴伐利亚犹太人管理规定同意授予犹太人巴伐利亚市民身份，但对一个地方的犹太人数量设定了限额，所以19世纪中期菲尔特市的犹太人数量停滞不前，1880年后其数量还有所下降，这便不难理解了。那条法规直到1920年都有效力，只是在1848年以后出现过短期放宽。但实际上，菲尔特的犹太人成为二等公民最晚也就是1900年的事。他们不仅能够参加地方、州及国家的三级选举投票，还能担任地方法官。他们在地方法律、医疗和教育行业中占主导地位。据一位菲尔特市的犹太人回忆，他的家乡产生了“第一位犹太律师、第一位巴伐利亚饮食犹太代理、第一位巴伐利亚犹太法官、第一位犹太校长”。当地杰出的犹太人之一是出版家利奥波德·乌尔施泰因，他1826年生于菲尔特，1899年去世，去世前是德意志几大报业巨头之一。1906年，另一位犹太名人铅笔大亨海因里希·贝罗尔兹海默在遗嘱中写明向该市捐建一所贝罗尔兹海默学校，“作为大众教育之家”，“为全体市民服务……不分社会阶层、宗教信仰或政治观点”。这座建筑包括了一个很大的公共图书馆和大礼堂，象征着德意志南部犹太人和非犹太人融合的顶峰。

尽管如此，总有人心存怀疑。作家雅各布·瓦塞尔曼1873年生于菲尔特，父亲是个不得志的商人。1921年瓦塞尔曼出版了一部回忆录，回顾了自己不幸的童年。他回忆道，19世纪中期对犹太人的限制，“比如对居住人数、活动自由及职业的限制……不断助长了险恶的宗教狂热、犹太人聚集区的顽疾和居民的恐惧”。他也承认，这种种限制到他青年时期已不复存在，所以他父亲竟然得意地感叹道：“我们生活在一个宽容的时代！”

就衣着、语言和生活方式而言，犹太人已经被彻底同化了。我念的是一所公立学校。我们跟基督教信徒共同生活、交往。进步的犹太人，我父亲也算一个，感觉犹太人只是在宗教礼拜和宗教传统的意义上存在。宗教礼拜主要是为了逃避现代生活的诱惑，这一活动越来越集中地体现在那些秘密的非世俗的狂热分子组织当中。传统变成一种传奇，最终沦为一句空话，徒有其表。

读瓦塞尔曼的回忆录要慎重。一方面，他是一个旁观者，一个自学成才的无神论者，看不起他父亲那种机械的眼光；另一方面，他又热爱德国文学，只要发现一丁点儿种族偏见的苗头，就觉得是对他个人的侮辱。不过他对菲尔特犹太人的宗教、社会生活的描述可谓无与伦比，也很能说明问题。他回忆道：“宗教是一种研究，不好玩儿。一个没有灵魂的老头儿毫无灵气地给我们讲课。即便到今天，我还时常在梦里见到他那张邪恶自负的老脸……他把那些规则生硬地塞给我们，我们根本不懂希伯来语，他却要我们机械地翻译那些陈旧的祈祷语；他教的那些东西都毫无价值，非常死板，老掉牙了。”

礼拜就更糟了。完全是例行公事，一帮不虔诚的人聚在一起，只是习惯性地举行仪式，闹哄哄的，也没有什么象征意义，不过是机械操练而已……保守正统的犹太人在所谓的犹太教堂举行仪式，礼拜堂很小，通常是在毫不起眼的偏僻的小巷子里。在那里还能见到伦勃朗画的人头像和人物肖像，狂热的脸庞，苦行僧一样的眼神，好像充满了对被迫害的难忘记忆。

有段时间年轻的瓦塞尔曼表现出对斯宾诺莎作品的兴趣，他父亲用神秘而阴郁的腔调警告他，这些书谁看了，谁就会疯掉。

瓦塞尔曼清楚地看到了同化背后的实质。一天晚上，家里的基督教女佣把他抱在怀里，说：“你可以当一名好基督徒，你有一颗基督徒的心。”他听了很害怕，“因为话里暗中包含了对犹太人的谴责”。他到非犹太裔小朋友家里去玩，也感受到同样的矛盾心态：“孩提时代我们兄弟姐妹几个与工人阶级、中产阶级的基督教邻居几乎每天形影不离，那里有我们的小伙伴，有我们的保护人……但总会感到他们有一种警惕感和陌生感。我不过是一个客人。”

住在菲尔特的犹太人要逐渐习惯瓦塞尔曼感受到的无法忍受的东西：“街上抛过来的一个讥讽的称呼、恶意的眼神、讽刺的表情，一种司空见惯的鄙夷，而这些都是家常便饭。”更糟糕的是这种态度不仅仅局限于菲尔特。

瓦塞尔曼在巴伐利亚部队服役时，也曾遇到那种渗透到国家肌体中的沉闷、顽固而又无声的仇恨。反犹太主义这个词还不足以描述……里面包含着迷信和刻意妄想的成分，狂热恐怖和神父启发的冷漠成分，对被冤枉、遭受背叛的人的那种无知与仇怨成分，有狂妄、虚假，还有一种可以说得过去的自卫武器，做作的恶意以及宗教偏执。其中夹杂着贪婪与好奇，残忍同时又害怕被人引诱或诱惑，酷爱神秘，鲜有自尊。就其成分和背景而言，这是一种独特的德国现象。一种德国式的仇恨。

曾有外国人问瓦塞尔曼：“德国人恨犹太人是什么原因？德国人心里是怎么想的？”他的回答令人震惊。

我的回答是：仇恨……

我的回答是：他们想找替罪羊……

但我实际上要说的是：如果不是德国人，便难以想象德国犹太人的心痛遭遇。德国犹太人——这两个词都必须强调。必须理解他们是长期演化过程下的产物。他们有两方面的爱，有两方面的挣扎，几乎被逼到绝望的边缘。德国人与犹太人：我做过一个寓言性的梦……我把两面镜子面对面放在一起，我感到这两面镜子里所映射、所保存的人像必将拼命厮打。

这些言论出版的时间是1921年，两年后，基辛格出生。这个性情乖张的瓦塞尔曼很可能就是某些人所说的犹太人“自我仇恨”的典型，但他对德国–犹太人忧郁性格的剖析却沉痛而有预见性。

4

基辛格家族的先祖是迈尔·勒布（1767—1838），一名犹太教老师，家住克莱内布施塔特，是巴特·基辛根（Bad Kissingen）的养子，1817年随养父姓基辛格（此举是为了遵循1813年颁布的巴伐利亚法令，该法令要求犹太人必须有姓）。他和第一任妻子生有两子，艾萨克和勒布，这位妻子在1812年产下勒布后就离世了。迈尔·勒布随后娶了他的妻妹，舍恩莱因。他们有10个孩子，但其中仅亚伯拉罕·基辛格（1818—1899）有子嗣。艾萨克和勒布的后人都是裁缝，亚伯拉罕的后人是教师。亚伯拉罕自己是一名出色的编织工和商人。他和妻子范妮·施特恩共生养了9个孩子，其中有4个儿子：约瑟夫、迈尔、西蒙和戴维（1860—1947），他们后来都当上了拉比。戴维在巴伐利亚与图林根交界的一个乡村给犹太人讲授宗教教义。1884年8月3日，他和卡洛琳（莉娜）·蔡尔贝格尔（1863—1906）结婚，莉娜的父亲是一位很富有的农民，给了女儿1万马克嫁妆。夫妻二人生了8个孩子：珍妮（1901年去世，年仅6岁）、路易斯（1887年2月2日出生）、艾达（1888年出生）、范妮（1892年出生）、卡尔（1898年出生）、阿尔诺（1901年出生）、塞尔马以及西蒙。

青年时期的路易斯·基辛格是德意志帝国时期聪明勤劳的犹太小伙儿的活广告。他18岁那年就开始教学生涯，那时他连一张文凭都没有，更不要说大学毕业证了。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菲尔特市的一所以犹太裔男生为主的私立学校当老师，年薪1 000马克，外加每月255马克的医疗和养老保险。他主要教德语、算术和科学，一天工作4小时。这份工作他一干就是14年。1917年他正式成为菲尔特市市民，但他似乎在考虑工作调动，申请到巴伐利亚北部和上西里西亚去工作。后来接到调动通知时他又拒绝了。他等到30岁那年，参加了在菲尔特市高级男子学校举行的会考。有了这张文凭，就能到埃朗根大学上学。更重要的是，这样他就能申请该市一所公立学校的一个非常好的职位了，那是一所高级女子中学，现称海琳娜–朗格中学。1921年他被聘为骨干教师，实际上成了一名高级公务员。尽管他还在教算术和科学——似乎同时也偶尔在市商业学校兼职授课，但他更喜欢教授德国文学。他对学生比较宽容，女生亲切地叫他“基斯”。他喜欢给学生介绍德国古典诗歌，如歌德的《鹰与鸽》、海涅的《如今去哪里》等。第二首诗后来平添了一份痛楚的个人意味。那首诗是在1848年革命后写的，被流放的海涅对前路举棋不定：如果他在故乡德国面临死刑，他该去哪里？

如今去哪里？我愚蠢的双脚

欣喜地迈向德国，

但我聪明的脑袋直摇，

仿佛告诉我，“不要”：

战争很可能要结束，

但是军法依然有效……

有时我会寻思

应该扬帆远航美国，

去那个安稳的自由之地吧，

那里有热爱平等的人们在欢呼。

不过我害怕那样的国家，

他们口里嚼着烟草，

他们玩保龄球又没有君主，

他们随地吐痰而不用痰盂。

路易斯·基辛格自然跟海涅一样更爱自己的故乡。他也像海涅一样感到自己既是犹太人，也是德国人。

路易斯·基辛格爱国这一点是无疑的。他是宣称为了“有着犹太教信仰的德国市民”而成立的全国性协会的会员。他跟大多数同辈德国人不一样，没有参加过“一战”，不是他不参军，而是他身体不好。基辛格家族的其他人都在巴伐利亚军队当过兵，巴伐利亚军队规模虽然不大，但比普鲁士军队对德国人要友好得多，瓦塞尔曼的经历是个例外。路易斯的弟弟卡尔当兵打过仗，下面我们会看到，他未来的岳父也应征入伍。他有两个姻亲兄弟在战场上牺牲。对那个时代的许多德国犹太人来说，对德意志帝国忠心耿耿的最好证明莫过于为国捐躯。有人说上前线打仗的犹太人很少，伤亡的犹太人不多，这遭到路易斯·基辛格所在的爱国组织及其他爱国组织的愤怒反击。然而，路易斯·基辛格跟某些同龄人不一样，他觉得没有必要通过淡化自己的宗教信仰来证明自己的爱国热情。他坚定不移地信仰菲尔特市的正统犹太教，参加布雷斯劳尔拉比主持的犹太教会堂礼拜，不参加对立的改革派贝伦斯拉比主持的会堂活动。跟布雷斯劳尔一样（与弟弟卡尔不同），路易斯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忧心忡忡，这场运动号召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这种想法当时对巴伐利亚的犹太人特别有吸引力。他妻子后来回忆道：“他（路易斯）知道犹太复国领袖西奥多·赫茨尔等人和所有事。他知道但从不相信……他很虔诚，但也很单纯，什么都相信……他研究过犹太复国主义，但接受不了。他感到自己骨子里还是德国人。”

说这番话的葆拉·基辛格于1901年2月24日出生在菲尔特市以西35英里的一个村子。她父亲法尔克·施特恩是一位家产殷实的农民、牛贩子，是当地犹太人组织的中流砥柱，当过15年主席。女儿出生刚刚三天，法尔克和弟弟戴维合伙买下了现在依然屹立在集市广场8号的那栋大房子。葆拉在一个正统的犹太家庭长大，能够流利地阅读希伯来文，恪守教规，从不外出用餐。然而，这里跟菲尔特市一样，虽然有宗教分隔，但并没有社会隔离。葆拉的儿时密友就是一个新教徒，叫芭贝特·“芭比”·哈默德。葆拉后来回忆道：“希特勒出现之前，根本看不到、感觉不到什么叫反犹太主义。事实上，小朋友偏偏喜欢找你玩，要跟你玩。”她刚满12岁就死了母亲，父亲很伤心，把聪明的女儿送到菲尔特市女校上学，她跟姨妈贝尔塔·弗莱施曼住在一起，她姨父在希斯辰街上开了一家犹太人肉铺。

法尔克·施特恩虽然死了老婆，自己也四十五六岁了，但1915年还是应征入伍，到比利时当步兵，11个月后退役。他复员后，叫回葆拉给自己和弟弟料理家务。她回忆说：“那年我18岁，在小镇上感到特别孤独，那里根本没有什么精神生活……思想上很空虚。我只好到相邻的城市图书馆借书看。”她开始梦想去“遥远的地方”，但成天只能围着锅碗瓢盆转。“姨妈……教我做饭，可我讨厌做饭。我要读书，她到厨房发现我没有做饭，坐在那里看书。”1918年4月，父亲续弦，她就离家出走。不久，她在德国北部的哈尔贝施塔特找到一份保姆的工作，在一个富裕的开钢铁厂的犹太老板家里带4个孩子。虽然生活仍不太理想，但这家人在哈尔茨山的避暑别墅总比洛伊特尔斯豪森的厨房好多了。有一次她去菲尔特市走亲戚，有人介绍她认识了其母校的新老师。尽管路易斯·基辛格比她大14岁，两人还是很快就在一起了。1921年12月两人订婚。8个月后，1922年7月28日，两人结婚。

路易斯和葆拉结婚的时候正值一场暴力革命，其暴乱程度堪比90年前让大诗人海涅被放逐的那场革命。就在正式确立停战协议、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德意志帝国政权已经被席卷全国的革命浪潮颠覆。1918年11月9日，菲尔特由一个工人和士兵委员会临时掌管，红旗在市政厅上空高高飘扬。1919年4月，革命人士试图与仿效苏维埃政府建立的慕尼黑“革命中央委员会”结盟。但是与德国其他城市一样，菲尔特社民党人否定了布尔什维克模式，仅仅隔了4天，市政府就重新掌权。然而，革命并未就此结束。从1919年到1923年，不是左派就是右派，每年至少发动一次起义，企图推翻新建立的魏玛政府（因起草宪法的图林根市而得名）。在政治暴乱的同时，社会经济状况也不稳定。为了证实《凡尔赛条约》强加给德国的赔偿性债务不是可以持久维系的，魏玛大臣有意识地推行赤字金融和印钞政策。其短期效益是改善了投资、就业和出口，但长远来看却造成了灾难性的严重通货膨胀，对金融体制、社会秩序和共和国的政治合法性产生了永久性破坏。“一战”前夕，德国马克的汇率一直是固定的，按金本位计算与美元的比率是4.20︰1。1923年5月27日，星期天，海因茨·基辛格出生，在那一天1美元可兑换近59 000马克纸币。年通货膨胀率接近10000％。1923年年底，通胀率达182 000 000 000％。1马克纸币面值仅相当于战前的一万亿分之一。

不用说，基辛格家的新生儿对此一无所知，但却无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受通货膨胀影响最大的社会群体就是路易斯·基辛格这样的公务员群体。物价飙升，出于自保，工人阶级至少还能举行罢工要求提高工资。一个受人尊敬的老师怎么能这样做呢？“一战”后不熟练工人的工资起初实际上保持不变，1922—1923年经济衰退时最终减少了30％左右。相比之下，如果扣除通货膨胀的部分，公务员工资降幅为60％～70％。与此同时，像基辛格一家这样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存款已经荡然无存。魏玛政府的极度通货膨胀引发了大幅的社会调节现象，路易斯·基辛格这样的人损失最为惨重。直到1925年1月，他才攒到足够的钱让这个孩子越来越多的大家庭搬出马蒂尔德街23号一楼那套狭窄的公寓，搬到附近的马利恩街5号，海因茨的弟弟沃尔特就出生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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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辛格曾经开玩笑说，要不是因为希特勒，他可能这辈子“都在纽伦堡做学者，过着平静的生活”。事实上，他小时候似乎就不像他父亲那般用功好学，不大可能子承父业。他母亲后来回忆，刚开始送他和弟弟上幼儿园，哥俩儿“很讨厌上幼儿园……很调皮，老师管不了……送去就跑，害得我到处找”。上完幼儿园后，两个孩子上了一所老牌私立学校，他们的父亲一开始就是在那里当老师的：1931年拍的一张照片上可以看到他和一位叫墨兹的老师，另外还有8个学生（5个是犹太人）。对于海因茨·基辛格小时候学习成绩是好是坏，同时代人看法不一。梅纳赫姆（原名海因茨）·利翁最后移居以色列，他后来承认“很羡慕他（指基辛格）的作文……无论是形式、风格还是思想都高人一筹，经常被念给全班同学听”。有些人却回忆说他在学校属于“中不溜儿”。西蒙·伊利达在犹太中学教过他英语和德语，他回忆道：“他是个好学生，但不是很突出……是个很有活力、风趣的年轻人，但没看出有什么特别之处。他的英语并不令我刮目相看，到今天似乎也是如此。”

有一点似乎很明显，基辛格哥俩儿在一个氛围非常严肃的正统犹太家庭长大。梅纳赫姆·利翁记得“每天上学之前都一起去会堂做礼拜。星期六利翁的父亲教哥俩儿念经。他们三人都加入了一个叫埃兹拉的正统青年俱乐部”。基辛格的好友奇波拉·乔希博格的回忆大同小异。基辛格7岁时，一位堂兄弟约翰·海曼住进了他们家。海曼后来描述：

有一个星期六他和亨利在开戒区域边上溜达，大家都知道边界里面就是犹太人生活区。过了边界，按照犹太教的教义，正统犹太人是不能手里拿东西、口袋里装东西的……他和基辛格过了边界，基辛格停下脚步提醒他“带东西”是不允许的。于是他们从口袋里拿出手帕系在手腕上。

然而到了青少年时期，海因茨·基辛格开始反抗父母的生活方式，叛逆心越来越重。父母的娱乐活动是上菲尔特剧院听贝多芬的《菲岱里奥》。父亲的业余爱好是读席勒和蒙森的名作、写地方志。而海因茨的最爱是足球。

当时的菲尔特足球队值得一追。1926年和1929年他们是德国冠军，两次决赛都击败了柏林赫塔足球俱乐部；1923年和1931年两次打入半决赛。同期他们还4次获得南德国杯冠军。菲尔特和纽伦堡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这种顶级对决的剑拔弩张之势比起其他欧洲邻国宿敌球队的对阵情势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格拉斯哥流浪者队和凯尔特人队。海因茨·基辛格很快成了一名菲尔特队的狂热球迷。他后来回忆道：

菲尔特对足球来说就像格林湾对美式足球一样。城市虽小……，10年间拿了三次德国冠军……。我6岁左右开始踢球。我爷爷在菲尔特附近有个农场，里面有个很大的院子，我们就临时凑人在那儿踢球。有一段时间我当守门员，后来踢球时，手部骨折。再后来我改踢右内锋，然后踢中场。一直踢到15岁。其实我球技并不是很好，尽管我踢得很卖力。

海因茨·基辛格虽然不是了不起的运动员，但他善于排兵布阵的才能已初露端倪，他为球队设计了“一种打法，后来竟成了意大利队的打法……就是逼着对方球员不让他们进球，把他们都逼到后面当防守队员……10个人在球门前一字排开对方很难进球”。他对足球的狂热已经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有一段时间父母禁止他去看菲尔特队的球赛。

海因茨·基辛格与父母发生争执还不仅仅是因为痴迷足球。据他儿时的朋友回忆：

海因茨·基辛格会在我家玩很长时间。他们家离我们家不远，他总是骑自行车过来。他喜欢和我们玩。好像他跟他父亲闹矛盾。如果我猜得不错，他是怕他父亲，因为他父亲很迂腐……老是检查他的作业，把他盯得很紧。海因茨不止一次对我说他没法跟父亲讨论问题，尤其是关于女生的问题。

后来利翁提到一件事，“基辛格带回家的成绩单只有一次他父亲不大满意，就是他开始注意女生以后，或者是女生开始注意他以后。当时他才12岁，就已经有女生追他了，但他根本不把她们放在眼里。他的初恋是一个漂亮的金发女孩”。据利翁说，他和基辛格经常在星期五晚上带女朋友到当地的公园散步。有一次，他和女朋友散步回家晚了，父母说他被基辛格带坏了，一个星期不让他去见“基辛格家的那个小子”。后来父母把他送到一个训练营待了6个星期，“不让他跟海因茨·基辛格来往，谁都知道那是个好色之徒”。记忆弄人，这个故事讲了30年，很可能越讲越有味道。然而，就连基辛格的母亲也说，他的大儿子特别喜欢“对什么都守口如瓶，从不跟我们谈内心的想法”！基辛格家里也不是没有体罚，当时大多数人家里都有。用体罚让调皮的孩子乖乖听话还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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踢球、骑自行车、交女朋友、在祖父家过暑假……乍看起来，即便海因茨·基辛格如果在美国长大，他的童年生活也不过如此了。然而，这个聪明叛逆的孩子不可能注意不到德国从经济萧条跌入独裁统治的过程中自己身边发生的巨变——何况德国不幸的主要替罪羊就是他所属的宗教少数派。

1914年以前，德国犹太人的同化似乎很成功，但1914年以后却出现大逆转，当时的境况几乎导致种族灭绝，这是怎么回事？历史上这样的大难题为数不多。有一种观点认为（雅各布·瓦塞尔曼就持这种观点）同化并不彻底，德国文化中总有那么一丝侵略性极强的反犹太主义成分。另一种观点认为，我们应该这样来理解：民众更加支持反犹太主义政策正是对同化的一种反作用力，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经济危机造成的。1922—1923年的急剧通货膨胀和1929—1932年经济大萧条之后，反犹党派的支持率立即飙升绝非偶然。相较而言，犹太人是德国最成功的少数族群：人口不到1％而财富大大超过1％。而且，德国东部在领土和政治变革之后，涌入了所谓的“犹太各支”，这些人之所以引起公众非难，恰恰是因为他们没有被同化。恶毒的反犹杂志《先锋报》1923年4月（也就是海因茨·基辛格出生前一个月）开始在纽伦堡出版，每周一期。每一期的头版头条都赫然印着一句话：“犹太人是我们的不幸。”在纳粹上台以前，巴伐利亚地区就已经开始采取行动限制犹太人权利，特别是1929年巴伐利亚州议会投票禁止犹太裔屠户参与祭祀仪式。

在某种程度上，菲尔特市犹太人可以自我安慰的是，他们的非犹太教邻居在思想上是敌视民族社会主义（纳粹主义）的。1923年9月1日和2日，诸多极右组织在纽伦堡举办了一个专门的“德国国庆节”，参加活动的代表途经菲尔特时遭到冷遇，当地人要求那些佩戴纳粹徽章的人把徽章取下来，否则就要强行扯下。一群纳粹党党员抵达菲尔特火车站时，大约有100名群众高喊：“推翻反动！”“干掉他们！”“打倒希特勒！”后来纳粹冲锋队队员唱起纳粹早期的一首歌曲，示威群众立即报以《国际歌》，并高呼：“嗨，莫斯科！”国庆节之后不久，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在菲尔特成立，仅170人加入。1924年2月3日，该党试图在菲尔特举行会议，演讲者遭到共产党质问者的诘问，被迫落荒而逃，会议在混乱中草草收场。诚然，极右民族集团在1924年5月的全国选举中表现很好，赢得菲尔特市25％以上的选票，不过在全德范围内仅有6.5％。但是7个月之后再次选举情况大不一样，其支持率大幅度下降，仅占8％。就德国整体而言，只有经济党等小党派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经济相对稳定的状况下蓬勃发展。1925年9月，纳粹在菲尔特举行隆重集会，演讲嘉宾可谓名流荟萃，有希特勒，还有《先锋报》主编施特赖歇尔。他们希望市里最大的集会场所之一盖斯曼会议厅被观众挤满，期待有15 000人到场，而实际到场的还不到1/3。当地纳粹党领导人、后来的但泽市市长阿尔伯特·福斯特可怜巴巴地欢迎希特勒来到“犹太人的要塞”。希特勒于是发表演讲，哀叹德国人已经沦为“犹太人的奴隶”。1927年菲尔特市纳粹党成员人数下降到200人。1928年3月希特勒来访，次年施特赖歇尔到访，均丝毫挽回不了颓势。1928年5月，该党在当地选票中所占比例降至6.6％。

在菲尔特及德国其他地区，是经济大萧条拯救了希特勒的纳粹运动。1914年到1933年是菲尔特的经济灾难期，因为该市经济严重依赖出口。即便在1924—1928年的相对繁荣期，失业率也一直居高不下，1927年年初，失业人数超过6 000人，后来情况有所缓解，因为酿酒业和建筑业似乎又出现了新的生机。但是到后来形势再次恶化。到1929年6月底，3 286名工人靠三种失业者福利中的一种维持生计。1930年2月该数量跃升至8 000人，1932年1月底再创新高，达到14 558人。实际上，菲尔特的工人有一半失业。一度蓬勃发展的制镜业也严重衰落，从业人数从5 000人左右减至1 000人。玩具出口也彻底崩溃。受其影响的不仅有玩具厂工人，还有小商人。到了1932年10月，185名从前独立营生的手工艺人只能靠公共福利接济。但福利资助毕竟微乎其微，许多人只好靠乞讨和小偷小摸苟且度日。

人们对经济大萧条的原因一直热议不断。当然，大多数解释都归因于当时美国政策的失误。美联储起先营造的货币环境太过宽松，致使股市泡沫膨胀，接着又使货币环境紧缩，致使银行系统崩溃。美国国会提高了已经很高的保护性关税。1933年以前联邦政府一直没有采取财政刺激措施应对经济危机。同时国内政策协调机制也彻底崩溃。“一战”期间和“一战”以后的巨额公共债务本可进行合理重组，但是经济紧缩政策实行后，债务却屡屡被拖欠或未予偿付。德国的情况更糟，没有经济实力却要建立福利国家，听任工会一再增加实际工资，容忍行业内的反竞争性行为。但是除了政策制定者的影响，其他势力也在推波助澜。虽然“一战”正进行得激烈，伤亡惨重，年轻劳动力在就业市场上却仍然供过于求。出于战争的需要，农业、钢铁和造船业都产能过剩。

以上种种，生活在弗兰肯工业城市菲尔特的失业贫困市民并非全然不知。最大的挑战是要解释，造成危机的原因多种多样，为什么他们偏偏最后就相信了希特勒说的那一套。纳粹取得重大突破是在1930年9月14日，在当天的德意志帝国议会选举中他们的得票率从2.6％上涨到18.3％。他们在菲尔特的选票占23.6％，接近1928年的4倍。这仅仅是开头，后来支持率一直不断攀升。在菲尔特1932年第一轮总统选举中希特勒赢得了34％的选票。在巴伐利亚州议会选举中，支持纳粹的选票比例升至37.7％，首次超过社民党。1932年7月31日，德意志帝国议会进行选举，希特勒赢得了38.7％的选票。纳粹在菲尔特1932年11月6日的选举中失利，但在1933年3月5日的选举中得票率回升至44.8％。在那次选举中有超过22 000位菲尔特市民投票给纳粹（见下表）。

纳粹在菲尔特和德国的选票

从全国范围来看，纳粹从老“资产阶级政党”，比如国家人民党、人民党和民主党处赢得的选票不成比例。社民党、共产党和天主教中央党的选票流失更是罕见。一些党派之所以不再忠诚于纳粹，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少数派组织引导或调停的结果。这些组织包括德国民族主义行政工作者协会、君主制的皇家巴伐利亚故乡联盟、“忠于菲尔特”协会等保守组织以及基夫豪塞尔联盟等老兵协会。魏玛时期德国南部蓬勃发展的典型的原纳粹协会是青年巴伐利亚协会，协会成员自豪地宣称拒绝“纯理性的专门统治，那是法国革命的遗产”。一个同样重要的因素是某些新教神职人员带有浓厚的“德国民族”口吻，这呼应了某些纳粹宣传常用的明显宗教语言。历史学家沃尔特·弗兰克1905年生于菲尔特，自青少年时期起就是狂热的德国民族主义分子，对他而言，从他父亲时代的德国民族主义氛围转到民族社会主义易如反掌。他和当时的很多优秀学者一样，为纳粹所吸引。菲尔特市同时代的另一个人才路德维希·艾哈德不是社会主义者，也不为国家社会主义的魅力所动，他算是一个异类。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在社会上受尊重的团体最终都投票赞成纳粹运动，这场运动有条不紊地将暴力变成一种选举手段，公开倡导暴力是一种政府策略。有人解释说原因很简单，纳粹比对手更善于有效开展活动。首先，菲尔特市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1930年3月有185人，1932年8月增加到1 500人。新党员工作非常卖力。1932年年初警察局取消对集会的限制后，德国工人党几乎每周都举办活动，在当年首次选举之前的两个星期组织了不下26次会议。在1932年选举的预备阶段，纳粹举办了8场大型选举会议，几乎夜夜进行“晚间讨论”。但是暴力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菲尔特市的大街小巷日益变得危险也不全是纳粹的问题。从左派的立场来看，共产党和帝国战旗等社会主义组织也喜欢进行闹哄哄的游行示威，扰乱对立政党的会议。20世纪20年代，纳粹发现菲尔特市的很多地方依然抱持敌对情绪。1932年4月9日，15名纳粹冲锋队队员离开亲纳粹的黄狮酒馆时，遭到钢铁前线成员攻击。两个月后，一位支持纳粹的人士被暴打，因为他是“斯瓦斯托克人”。另一位售卖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党报的纳粹党成员也遭受同样的厄运。7月30日晚，纳粹车队从菲尔特机场驶向纽伦堡体育馆的途中，一群暴徒用土豆和石块进行袭击，警方只能袖手旁观，希特勒本人乘坐的汽车也未能幸免。1933年1月，冲锋队、党卫军、希特勒青年团参加该市一年一度的狂欢节游行时，敌对情绪有所缓和。有一次在盖斯曼会议厅举行公共集会，共产党党员拒不支持国歌，最终引起一场更大的骚乱。

菲尔特不是芝加哥。共产党和纳粹之间的战斗没有动用武器。然而，这一切不法行为造成了潜在影响。一方面，人们渴望德国老式的“宁静与秩序”的理想；另一方面，人们认为也许要采用进一步的暴力行动才能以暴制暴。1933年1月31日，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纳粹抓住时机在市中心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火把游行，游行队伍穿过市区的各大街道。现在他们开始进攻了。2月3日夜晚，六七十名冲锋队员袭击了共产党开的一家酒馆。同月底，有人在国会大厦纵火，这为纳粹政府紧急法案“为了保护人民，为了保护国家”提供了绝佳的借口，因此1933年3月的竞选就能堂而皇之地在恫吓的气氛中进行。3月3日，菲尔特市又举行了一场大规模火把游行。3月9日夜，大约1万至1.2万名群众聚集在市政厅外，观看红色纳粹党旗和抚慰人心的黑白红三色帝国旧旗冉冉升至塔楼上空，聆听副市长、施特赖歇尔的助手卡尔·霍尔茨宣告“德国革命”之事。霍尔茨宣布：“从今天起，巴伐利亚大清洗就开始了。我们要清除黑奴（原文如此）。即便是菲尔特，这个完全犹太化的红色城市，我们也要再次把它变成一个干净诚实的德国城市。”

这番话对包括忠诚爱国的路易斯·基辛格及其家人在内的菲尔特犹太人来说，预示着极其严重的威胁，而他们即便抱着最悲观的心情也无法理解这种威胁。

1. 1英里≈1.609千米。——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