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诗经》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先秦时期一般称为“诗”或“诗三百”。《史记·孔子世家》云：“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说明《诗经》为配乐歌唱的乐歌总集。由于儒家的推崇，到了汉代，诗被尊为“经”，于是，后世便都称之为《诗经》。

一、《诗经》的概貌

《诗经》存目311篇，其中有6篇“笙诗”有目而无辞，故实有305篇。全书主要收集了周初至春秋中叶500多年间的作品。最后编定成书，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产生的地域为黄河、长江、汉水、渭水流域的广大地区。作者包括了从贵族到平民的社会各个阶层人士，绝大部分已不可考。

《诗经》的编集，先秦古籍无明确记载，历来有三种说法：采诗说、献诗说、删诗说。

删诗说影响很大，最早提出孔子删诗说的是司马迁，至今有人坚持，但大多数学者认为此说不确。学者普遍认为，孔子对“诗”可能作过“正乐”的工作，甚至也可能对“诗”的内容和文字有些加工整理，但他未曾删诗。

“六义”指“风、雅、颂，赋、比、兴”。“风、雅、颂”是按音乐性质的不同对《诗经》的分类，“赋、比、兴”是《诗经》的表现手法。

《诗经》中的诗歌均为曾经入乐的歌曲，但是由于古乐失传，后人已无法了解风、雅、颂各自在音乐上的特色了。

“风”即音乐曲调，国风即各地区的乐调。国是地区、方域之意。十五国风即这些地区的地方土乐，共160篇。国风中，豳风全部是西周作品，其他除少数产生于西周外，大部分是东周作品。

《雅》诗共105篇，大雅31篇，小雅74篇。“雅”即正，指朝廷正乐，西周王畿的乐调。又一说认为雅是夏的借字，因王畿附近曾是夏人居住的地方，故云夏。雅分为大雅和小雅。大雅的作者，主要是上层贵族；小雅的作者，既有上层贵族，也有下层贵族和地位低微者。

《颂》包括《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共40篇。《毛诗序》云：“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就是说，颂有二义：一是赞颂，夸祖颂德，二是配合舞蹈的诗。周颂是周王朝的颂诗，鲁颂是鲁国的颂诗，产生于春秋中叶鲁僖公时，都是颂美鲁僖公之作。商颂并非商朝的颂诗，而是商的后裔宋国的颂诗。

秦火以后，《诗经》以其口耳相传、易于记诵的特点，得以保存，在汉代流传甚广，出现了鲁、齐、韩三家诗，三家诗是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写的，叫今文诗。鲁诗出自鲁人申培，齐诗出自齐人辕固，韩诗出自燕人韩婴，三家诗兴盛一时。鲁人毛亨和赵人毛苌的“毛诗”晚出，毛诗是用大篆书写的，称之为古文诗。毛诗在西汉虽未被立为学官，但在民间广泛传授，并最终压倒了三家诗，盛行于世。至东汉时，郑玄在毛亨《毛诗诂训传》的基础上作笺，读毛诗的人渐多，三家诗先后亡佚，今本《诗经》，就是“毛诗”。

汉儒传《诗》，使《诗》经学化，自汉代形成的诗教传统和说诗体系，对《诗经》研究和整个古代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诗经学”传统，大致说来，汉学重“美、刺”，宋学重“义理”，清代朴学重“考据”。

二、《诗经》的内容

《诗经》内容广泛，形象深刻地反映了西周至春秋中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世态人情、民俗风习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研究我国古代社会情况的珍贵资料。

其一，祭祖颂歌和周族的史诗。

《诗经·大雅》保存了5首古老的周族史诗《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记述了从周始祖后稷诞生到武王灭商的一些传说和英雄史迹，这些作品也有其历史和文学价值。

《生民》描绘和赞美周人始祖后稷的传奇经历。该诗充满了传奇色彩：“履帝迹而怀孕，生而如肉团，剖之不开，弃之见异。及弃出生后，天生知农，天降嘉种。”履帝迹生子的神话，是只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的母系社会的折射。

其二，农事诗。

《诗经》中的《臣工》、《噫嘻》、《丰年》、《载芟》、《良耜》等作品，是农业祭祀乐歌，反映了周代统治者对农业生产劳动的重视。

《周南·芣苢》是一首典型的连章体民歌，全诗用了六个含义相近而稍有变化的动词，内容单纯而不单调，格调明快而不浮华，形式整齐而不板滞。这首诗其实并非仅仅是一首“劳者歌其事”、“直赋其事”的作品，它描写了一种古老的采芣苢的习俗。古籍中凡是提到芣苢的，都说它有“宜子”的功用，即食之能受胎生子。

《豳风·七月》是一首农事诗，是风诗中最长的一篇，是一曲饱含血泪的奴隶之歌。该诗用赋的手法，朴实、生动地描摹了西周农人的生活状况。研究古代农业发展状况、古代气候的学者都必须参考此诗，此诗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和认识价值。

其三，燕飨颂歌。

周代是礼乐文化发达的社会，整部《诗经》在很大程度上是周代礼乐文化的载体。燕飨诗以文学的形式，表现了周代礼乐文化的一些侧面。《小雅·鹿鸣》一诗原是天子宴群臣嘉宾之诗（据《毛诗序》）。宴饮中的仪式，体现了礼的规则和人的内在道德风范。当时诗皆入乐，后来将《鹿鸣》等篇的乐调在举行乡饮酒礼、燕礼等宴会上歌唱。

其四，怨刺诗。

在《雅》诗和《国风》中，与颂歌异调的，是怨刺诗，亦即前人所谓“变风”、“变雅”。

《汉书·礼乐志》说：“周道始缺，怨刺之诗起。”《诗经》确有不少含蓄蕴藉的作品，但也有一些直吐怒骂之作。这些作品被后人称为“变风”、“变雅”。怨刺诗的特点是“多具忧世之怀”，“有忧生之意”（刘熙载《艺概》）。

怨刺诗主要保存在“二雅”和《国风》中。“二雅”中的怨刺诗多出自贵族文人之手，《国风》中的怨刺诗则多出自民间，因而更直接地反映了下层民众的思想、感情和愿望。其内容更深广，怨愤更强烈，讽刺也更尖刻，具有更激烈的批判精神，如《魏风·伐檀》、《魏风·硕鼠》。

《国风》中的怨刺诗更多的是对统治阶级种种无耻丑行的揭露和讥嘲。揭露统治阶级暴行的诗，如《秦风·黄鸟》愤怒控诉了统治者以活人殉葬（殉177人）的血腥罪行。

揭露统治者秽行的诗更多一些。如《陈·株林》、《齐风·南山》、《邶风·新台》等。人民痛恨无耻淫乱的统治阶级，诟骂其何以厚颜无耻地活着，诅咒其快死。《墉风·相鼠》云：“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

也有比较含蓄哀婉的作品，如《王风·黍离》。人们往往把亡国之痛、兴亡之感，称作“黍离之悲”。

《国风》中的怨刺诗无不在有力的讽刺中蕴含深刻的怨愤，反映了广大下层民众正直的人格和高尚的情操，吐露了他们不平的心声。这些怨刺诗在文学史上闪耀着特殊的思想光辉。

其五，战争徭役诗。

战争与徭役为主要题材的叙事和抒情诗称为战争徭役诗，这类诗大概有30首。战争与徭役在作品中一般被称为“王事”。“王事靡盬，不能艺稷黍。”（《唐风·鸨羽》）

《小雅·采薇》是出征猃狁的士兵在归途中所赋。末章云：“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千百年来一直被认为是《诗经》乃至整个古典诗歌中最优美的诗句。

《豳风·东山》是一首征人解甲还乡途中抒发思乡之情的诗。

从思妇的角度反映征役不息给民众带来的无限痛苦也是诗经中的常用手法，其代表作有《魏风·伯兮》、《王风·君子于役》，表达了思妇深切怀念久役不归的丈夫，渴望过和平劳动生活的美好愿望。二诗为闺怨思妇诗之祖。

其六，婚恋诗。

反映婚姻爱情生活的诗作，在《诗经》中占有很大比重，主要集中在《国风》之中，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内容十分丰富。

描述美丽的幽会和邂逅的诗。《邶风·静女》以男子口吻写幽期密约的乐趣。这首诗写得饶有趣味，捕捉住男子幽期密约过程中的心情变化，先是兴奋，继而失望，最后欣喜若狂。

表现相思和爱情受阻的诗。一些恋歌表现了青年男女对礼法压迫的反抗及其内心创伤。如《鄘风·柏舟》写一位未嫁少女爱上了一位心仪男孩，却遭到了母亲的反对，只有呼天唤地以示抗争。《郑风·将仲子》写女子与心上人倾心相爱，但是又惧怕父兄的反对和旁人的风言风语，婉曲之中不乏怨尤。这类诗歌反映的社会问题，是爱情同礼教、社会舆论的矛盾。

描写美满婚姻生活的诗。如《周南·桃夭》，这是一首祝贺新婚的短诗。以艳丽的桃花起兴，祝福新娘家庭和睦，生活幸福。《齐风·东方之日》写一位男子得到意中人的那种令人震撼的喜悦。《齐风·鸡鸣》则以夫妇对话的形式，写清晨小两口赖床的片段，饶有风趣，表现了夫妇缠绵恩爱的情意。这首展现夫妻情话的诗，生活气息浓烈，是现实生活的白描。

在婚恋诗中最能反映社会问题的是“弃妇诗”。以《邶风·谷风》和《卫风·氓》为代表的“弃妇诗”，以浓郁的哀伤情调，描述了沉痛的婚恋悲剧。

三、《诗经》的艺术特点

《诗经》关注现实，抒发现实生活触发的真情实感，这种创作态度，使其具有强烈深厚的艺术魅力。《诗经》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第一座里程碑。其艺术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其一，赋、比、兴的手法。

赋、比、兴的运用，既是《诗经》艺术特征的重要标志，也开启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基本手法。关于赋、比、兴的意义，历来说法众多。南宋朱熹从“诗言志”的观念出发，认为“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诗集传》卷一）。简而言之，比即比喻，兴即起兴，赋即铺陈直叙。

《诗经》中用赋的地方很多，最典型的例子是《七月》和《郑风·溱洧》。《七月》铺陈叙述了农夫一年的劳动生活。《溱洧》客观地叙述了青年男女游春之乐。

用比的例子也很多，《卫风·氓》以“桑之未落，其叶沃若”比女子的貌美，以“桑之落矣，其黄而陨”比其色衰，最是贴切不过。又如《卫风·硕人》：“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还有一种全用比体的，如《小雅·鹤阴》、《豳风·鸱枭》、《周南·螽斯》、《魏风·硕鼠》。

兴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兴而兼比，既有发端的作用，又有比喻的作用。如《关雎》的开头：“关关雎鸠”，既是起兴，又以雎鸠鸟的雌雄的和鸣比喻君子求偶。又如《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既是起兴，又以绚丽的桃花比喻新娘子的美艳。后来“比兴”二字常联用，专用以指诗有寄托之意。第二种的兴与正文的内容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只有发端的作用。

《诗经》中赋、比、兴手法运用得最为圆熟的作品，已达到了情景交融、物我相谐的艺术境界，对后世诗歌意境的创造，有直接的启发，如《秦风·蒹葭》。一般认为这是一首抒写思慕、追求意中人而不得的情诗。此诗意境飘逸，神韵悠长，乃不可多得的佳作。

总之，赋比兴手法的运用，大大丰富了诗的表现力，特别是比兴的运用，往往能收到言近旨远，含蓄有效的艺术效果。

其二，句式和章法。

《诗经》的句型以四言为主，节奏为每句二拍。这种四言两折的形式，也是适应当时入乐的节奏。为适应内容表达和感情抒发的需要，有时也变换句型。

《诗经》联章复沓、回环往复的特点，也同《诗》皆入乐有关。复沓的章法正是围绕同一旋律反复咏唱的形式。一首诗分为若干章，各章字、句大体整齐划一，仅换其中少数词语，以适应反复咏唱的需要。

其三，语言风格。

《诗》三百篇都是入乐之作。其用语特点，多与入乐有关。

一是“重言”（叠字）层出不穷，形成了修辞手段的一大特征。“‘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出日之容，‘瀌瀌’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喓喓’学草虫之韵。”（刘勰《文心雕龙·物色》）

二是“双声”、“叠韵”的运用，在《诗经》中也很出色。清洪亮吉说：“《三百篇》无一篇非双声、叠韵。”（《北江诗话》）

《诗经》用韵的特点，是“从容”、“宛转”，出于自然。顾炎武《日知录》卷二一谓“汉以下诗及唐人律诗”的用韵皆“源于此”。

四、《诗经》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诗经》是我国文学的光辉起点，奠定了我国诗歌的优良传统，影响了后世文学的创作，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诗经》中多数篇章是抒情言志之作，只有少数叙事的史诗，这开辟了中国诗歌的抒情传统，抒情诗成为我国诗歌的主要形式。

第二，在思想上开创了我国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诗经》的风雅精神，直接影响了后世文学的发展。

第三，在表现手法上奠定了我国诗歌以比兴为主要内容的艺术传统，启迪了历代作家向民间文学学习，汲取永不枯竭的创作源泉。

第四，在体裁上为后代诗歌的拓展提供了众多的创作样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