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先秦历史散文

先秦散文，包括叙事性的历史散文和说理性的诸子散文。其时限，包括从春秋末至战国末，约当公元前5世纪中叶至前3世纪中叶。从殷商到战国时期，我国散文由萌芽而至成熟。

一、甲骨卜辞、《周易》卦爻辞和商周铜器铭文

殷墟卜辞可以说是先秦散文的萌芽，它在兽骨龟甲上简略地记录了殷商王朝的占卜言辞，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记言、记事文字，也是书面文学的萌芽。

《周易》是用蓍草的茎占卜的一部记录卦辞的书。其卦爻辞在叙述卦体吉凶时，反映出了当时的社会背景，具体内容也有语言比较生动的地方。

商周时期，在铸造青铜器时，将当时发生的认为值得永久记载的事件直接刻写在模具中，连同铜器一起铸就的文字叫铜器铭文。著名而较完整的铜器铭文有《毛公鼎》等，其性质、篇幅与《尚书》已相当接近。

二、《尚书》、《春秋》、《逸周书》

史官之设始于殷，“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汉书·艺文志》）。《尚书》、《春秋》乃记言叙事文之祖。

尚书即上书，意即“上古帝王之书”（《论衡·正说篇》）。《尚书》是我国第一部散文集，它是上古历史文献集。

从文学的角度说，《尚书》是中国古代散文已经形成的标志。书中的文诰皆单独成篇，有完整的结构和布局，命意谋篇颇用心思，有一定的层次。部分篇章有一定的文采，善用比喻，留下了“若网在纲”、“有条不紊”、“星火燎原”等成语，还有的善用对偶、排比句。还有些作品富于传奇色彩，如以记事为主的《周书》的《金滕》。

对于《尚书》的语言，韩愈有“周诰殷盘，佶屈聱牙”（《进学解》）之评。但是总体来看，《尚书》的文风质直古朴，不事藻饰，历代散文家都从中取得了一定借鉴。

秦汉以后，各个朝代的制诰、诏令、章奏之文，都明显地受它的影响。

《春秋》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编年体断代简史，属于纪事体。

关于《春秋》的作者，《左传》等书中有孔子修《春秋》的话，但后世学者颇有异议。一般认为，孔子对《春秋》做过删改和修订。

《春秋》全书16572字。《春秋》按时间顺序编排历史事件，记事方式是以年为经，以事为纬，记载了共242年的史实。但《春秋》记史叙事往往过于简略，就像一则则标题新闻，前人有“断烂朝报”（《宋史·王安石传》）之讥。

由《春秋》一书形成了影响深远的“春秋笔法”。一般认为“《春秋》采善贬恶”（《史记·太史公自序》）是表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的，即尊王攘夷、正名定分。后来，人们把文笔蕴藉含蓄，带有所谓“微言大义”并暗寓褒贬的文字也称之为春秋笔法。

《春秋》的文学特点如下：

其一，叙事简明严谨，“简而有法”（欧阳修《论尹师鲁墓志》），文约事丰，达到“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措一辞，不能改一字”（《史记·孔子世家》）的境地。

其二，《春秋》记事极其简括而有序。如《僖公十六年（前644）》：“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陨石于宋五；是月鹢退飞，过宋都（今商丘）。”记叙以人视觉感受的先后为序，写得简要清楚，错落有致。“五石六鹢”后用以比喻记述准确或为学缜密有序。

其三，语言凝练含蓄，“一字寓褒贬”。春秋的大义由“微言”体现，故而遣词命意极为讲究。同是记叙杀人，无罪者称“杀”，有罪者称“诛”，下杀上称“弑”。对战争的记载，用词也很准确。尤注重正名定分，反对僭越。

《春秋》在史著中倾注鲜明的感情色彩的做法，为后代史传文学所继承，但刻意“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参见《春秋·公羊传·闵公元年》）的曲笔，有违秉笔直书的“实录”精神，对后世撰史亦有不良影响。

还有一本《逸周书》，也值得关注。《逸周书》原名《周书》、《周史记》，又称《汲冢周书》，是一部与《尚书》略相类似的书籍，内容驳杂，可谓杂史。其说理文章，颇有战国时代的风气；叙事之文，富有生气。《太子晋》篇，记述颇为怪诞，有如传说故事。

三、《左传》

《左传》是我国第一部记事详赡完整的编年史，也是优秀散文的典范。

《左传》，西汉人称其《左氏春秋》。这说明它不是一部官修的史书，而是一个姓左的人私修的。到了东汉，刘歆认为这本书是为了“传”（阐释）孔子所编纂的《春秋》一书而写的，所以改称为《春秋左氏传》，后来一直简称为《左传》。

《左传》的作者和写作时代，历史上说法不一。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都明确记载《左传》的作者是春秋末叶鲁国人左丘明。无论如何，就《左氏春秋》的书名来看，该书与“左氏”必有某种联系，不少史料可能出于左氏的传诵和编订。

后代阐述《春秋》的有“春秋三传”。“传”，是阐释的意思。“春秋三传”是阐释《春秋》的三部编年体著作，指《春秋左氏传》、齐人公羊高所作《春秋公羊传》、鲁谷梁赤所作《春秋谷梁传》。

《左传》摒弃了一字寓褒贬的“春秋笔法”，在生动记叙史事的基础上显示各种人物的形象、心态，并表达作者观点立场，取得了极高的文学成就。其文学特点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是长于叙事。

广收博取，剪裁得法。《左传》用如椽巨笔将整个春秋时期的历史画卷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各种事件和材料无不搜罗殆尽，将各种文字的、口头的资料进行编排，将之予以精心的组织编排，运用其史识文心驱使材料，从而深刻、形象、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

其叙事详密完整，戏剧性、故事性强。《左传》通过文学性剪裁，把历史事件情节化、故事化，善于把头绪纷繁的人物、事件，构成情节生动、结构完整的故事情节，使不少故事富于戏剧性。例如《僖公二十三、二十四年》写晋文公重耳流亡在外19年的经历，其中许多情节如别隗、过卫、醉遣、窥浴等都极富有戏剧性。

善于写战事。《左传》之写战争，有完整的结构、精彩的情节、独到的视角，引人入胜。其特色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并不局限于正面的战斗场面描写，而能着眼于战争的前后左右。重在描述战争的来龙去脉和胜败的内外因素，以历史家的卓越识见，揭示其前因后果、经验教训，因而波澜起伏、跌宕多姿。其二，善于写战斗经过。例如齐晋鞌之战，情节曲折，生动逼真，颇能扣人心弦。

以虚取胜。想象与虚构是贯彻《左传》写作始终的一种重要艺术思维形式。有的叙事记言，出于臆测或虚构，如僖公二十四年介之推和母亲的对话。这种特色使不少学者从史学的角度加以非难，钱钟书先则生认为，“《左传》记言而实乃拟言、代言，谓是后世小说、院本中对话、宾白之椎轮草创，未过也”（《管锥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64—166页）。

《左传》还记述了大量的占卜释梦和神异传闻，这些内容就像志怪小说一样，如《左传·成公十年》所载晋侯梦大厉之事。先秦史传中的神异梦卜，在题材上直接孕育了后世的志怪小说。

叙事手法多样。灵活运用了顺叙、倒叙、插叙、补叙与预叙等手法。倒叙、插叙和补叙常用一个“初”字领起。还经常运用预叙的手法。而第三人称的全知叙事角度广泛灵活，几乎不受任何限制，屈伸如意。

其次，是善于写人。

《左传》刻画了一批个性鲜明、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书中人物有名有姓者达3000人，数以百计的人有一定个性，几十人的形象相当鲜明。人物类型有累积型和闪现型两种。由于《左传》是编年体，很少对某一人物集中描写，只能将同一人物的不同年代的事迹联系起来，才能得到一个完整的人物形象。累积型的，有郑子产、晋文公、齐晏婴等。闪现型的指仅在某一时或某一事中出现，有晋灵公不君的鉏麑、齐晋鞌之战的逢丑父等，还有一些女性形象（孙绿怡：《〈左传〉与中国古典小说·上编〈左传〉的文学价值》，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3页）。

《左传》叙事中以人物的行动、对话构成了表现人物的主要手段，而绝少对人物进行外貌、心理等主观静态描写。此亦与西方小说大异。如成公二年（前589）的齐晋鞌之战，在激烈的战争中，郤克、解张、郑丘缓三人的对话和行动，既表现了其各自的个性，也表现了同仇敌忾、视死如归的气概。

大量描写琐事细节，也是左传重要的叙事特色。作者在叙述晋文公重耳19年流亡的故事的同时，恰当地穿插了一些细节描写，如五鹿乞食、桑下之谋、薄观裸浴、馈飧置璧、沃盥挥匜、降服谢罪等。这些细节描写生动形象，读之趣味盎然，又不失历史的真实性，既强化了主人公重耳的性格，也在叙述过程中呈现了众多的人物形象。

其三，工于记言，尤长于出色的外交辞令。

《左传》语言简洁含蓄、富于文采。《左传》记言文字，主要是行人应答和大夫辞令。这些行人和大夫，凭借十分讲究的言辞折服对方，推行自己的一定主张，委婉而有力。如《烛之武退秦师》、《齐伐楚鉴于召陵》（末段）、《齐晋鞍之战》，皆外交辞令之名篇。

总之，《左传》是我国古代优秀历史散文的开端，在叙事、写人及语言方面为后世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其注重对历史材料的剪裁与安排，为后世纪传体史书（如《史记》、《汉书》等）的写作奠定了基础。《左传》所记录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为后世小说、戏剧等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四、《国语》

《国语》是我国第一部国别体史书。又被称为“春秋外传”，分别记载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的史事，是各国史料的汇编，因以记言为主，故名《国语》。

关于《国语》的作者，司马迁有“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报任安书》）之说。后人多不信其说，一般认为是战国初年之作，来源于各国史官的记录，非一人一时一地之作。（参见谭家健《先秦散文艺术新探》，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79页。）

《国语》以记言为主的体制，使其文学成就总体上不及《左传》，其主要文学特点表现在以下三点：

其一，叙事艺术。

《国语》在记言结束以后，往往缀上几句事情的发展或结果。如《鲁语下》记叔孙穆子论楚公子围，记事言语不多，但构成了完整的史实记叙，比《尚书》富于故事性。有些章节则宛然小说写法。

其二，人物形象刻画。

《国语》塑造了有一批带着个性色彩的人物，如姜荀息、丕郑父、里克等，但仅是材料的集编和小故事的组合，而非独立的人物传记。

此外，《国语》还有意识地增加了一些虚构、想象的情节，如骊姬夜半而泣（《晋语一》），谗太子申生，这些都是非第三者能知的记叙，显然是作者有意增补虚构，通过文学创作的手法，塑造出一个口蜜腹剑、阴险狠毒的人物形象。

其三，语言艺术。

《国语》长于对话，有自己的特色。有些人物的对话生动风趣，可补《左传》之不足。如《晋语四第十》记重耳逐子犯：“姜与子犯谋，醉而载之以行。醒，以戈逐子犯，曰：‘若无所济，吾含舅氏之肉，其知餍乎！’舅犯走，且对曰：‘若无所济，余未知死所，谁能与豺狼争食？若克有成，公子无亦晋之柔嘉（脆嫩，美味），是以甘食。偃之肉腥臊，将焉用之？’遂行。”（［春秋］左丘明撰、徐元诰集解《国语集解》，中华书局1930年版，第326页。）较《左传·僖公二十三、二十四》“晋公子重耳之亡”细致而生动幽默，把两人的神态风貌描述得生动传神。

《国语》八国记言的风格颇有差异，各具特色。《国语》中的一些长篇议论，章法谨严而说理细密，素来为古文家称道。

五、《战国策》

《战国策》分国记录了战国时期策士游说各国诸侯时陈谋献策或互相辩论的言辞。这些资料大部分是战国时期各国史官和策士所记，来源不一，作者的姓名亦已不可考。西汉刘向整理古籍时，共收33篇，定名《战国策》。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的大量帛书，内有战国纵横家著述27章，11000字，后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可补充《战国策》。

《战国策》所反映的思想内容较为复杂，儒、墨、道、法、兵各家的思想都有反映。而真正有代表性的还是战国时代纵横家的思想。《战国策》还塑造了大量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尤其是“士”的形象，被写得栩栩如生，全面地反映了战国时期士的不同类型。其文学特点有以下几方面：

其一，善于选取典型而生动的故事情节，具有颇为浓厚的小说色彩。

《庄辛说楚襄王》、《冯谖客孟尝君》、《邹忌讽齐王纳谏》诸篇叙述故事都有一定的完整性。《荆轲刺秦王》基本具备了后世小说的格局，而人物形象无不鲜明生动。《秦策一》中《苏秦始将连横》运用了多种艺术手法塑造了苏秦这个著名的人物形象，以富于戏剧性的情节，在前后对比之中，将亲人的势利嘴脸、苏秦的名利追求和庸俗的世态人情描绘了出来。

其二，善于运用比喻和寓言。

战国策士为达游说目的，善以生动形象的语言表述抽象道理，其主要手法是巧于比喻、善用寓言和博引史事。《战国策》载有近70则寓言故事，散见于各策之中。寓言的巧妙运用，成为《战国策》文章的一大特点。

其三，语言艺术上取得空前成功，被称之为“文辞之胜”。

《战国策》语言风格敷张扬厉，善用铺陈，长于夸张渲染，在散文体中包容着大量的骈辞俪句，形成“辩丽恣肆”的艺术风格。这也是战国时期一代文风的重要标志之一。

《战国策》是先秦历史散文的一个里程碑。其纵横恣肆的文风、富丽华赡的文采，对后世作家如贾谊、司马迁以及苏洵、苏轼等，都有重大影响。《战国策》将一个人物的事迹有机集中在一篇文章中，为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的成立开创了先例，为《史记》纪传体的形成提供了借鉴。同时，《战国策》给司马迁创作《史记》提供了大量的史料，不少文字被基本不加改动地移入《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