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史记》与《汉书》

汉武帝时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盛世。时代的召唤与需要，出现了伟大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把春秋、战国以来的史传文学推向了高峰。

一、司马迁的生平和创作

司马迁（前145—前87），字子长，生于龙门（陕西韩城县）芝川镇。他的一生均与汉武帝相始终。

司马迁的生平经历对《史记》创作有重大的影响。

其一，家庭的影响。

司马迁在学术思想、事业理想方面受家庭环境和父亲的影响。

司马迁出身于世代史官之家。其父司马谈在汉武帝时曾做太史令，曾著《论六家要旨》（《太史公自序》）。司马谈在学术观点上的兼容并包而又崇尚道家的思想，对司马迁有直接影响。

司马谈曾想修著一部记述史书，但未能如愿。元封元年（前110），司马谈临终时，嘱咐司马迁：“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俯首流涕说：“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太史公自序》）

太初元年（前104），他主持改秦汉以来的颛顼历为夏历的工作后，正式写作《史记》，这年他42岁。司马迁代父职为太史令后，更阅读了大量的“金匮石室之书”。由于他秉承家学，又师承名家，博览群书，后来成为一位博学多识的历史学家。

其二，三次漫游的经历。

司马迁青年时代有过三次较大的出游。第一次是他20岁时，到了长江中下游和山东、河南等广大地区。第二次是他35岁时，奉武帝之命，去巡视今四川和云南边境一带。第三次是在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他36岁时，随武帝到泰山封禅，之后，又侍从武帝东到海上，北出长城巡边。这三次漫游使他扩大了眼界，丰富了对历史与现实的认识，为后来写作《史记》奠定了思想和资料。

其三，遭李陵之祸。

天汉二年（前99），李陵抗击匈奴，兵败投降，朝野震惊。天汉三年（前98），司马迁48岁，司马迁认为李陵并非真心投降，在汉武帝面前为李陵辩解而被捕入狱，最后处以“宫刑”，在形体和精神上受到极大创伤。出狱后，司马迁任中书令（皇帝身边的秘书），这个职位比太史令高，通常由宦者担任，使司马迁倍感耻辱。但他不得不忍辱含垢，继续发愤著书，大约在太始四年（前93）；一说征和二年（前91），司马迁写《报任安书》时，《史记》基本完成。这部皇皇巨著，历时十四五年。此后情况不明，不知所终。

除《史记》外，司马迁还作有著名的《报任安书》、《悲士不遇赋》。

二、《史记》的名称、体例、宗旨与思想内容

《史记》本是史书的专称，司马迁自称其书为《太史公书》，汉世习称之，有的称《太史公记》，或《太史公百三篇》。《史记》之称，始见于东汉末，自此才成为专称。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以写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通史，它记载了从黄帝到汉武帝太初年间约3000年的历史，共52万字，130篇，由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五个部分组成。

“本纪”是记载历代最高统治者的政迹的；“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大事记；“书”是关于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专史；“世家”是先秦各诸侯国和汉代有功之臣的传记；“列传”是历代有影响的人物的传记（少数列传是外国史和少数民族史）。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中都提出其撰述《史记》的目的和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意为不仅要探究天道和人事的关系，还要说明历史的发展演变，寻找出历代王朝兴衰成败的规律。并且借历史著作，提出自己对历史兴衰变化的独到见解，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和社会理想。

司马迁的思想受先秦儒家思想影响较深，但又不受各家思想限制。《史记》的思想内容是博大精深的，尤其是其史学精神，对后世史学影响深远。鲁迅先生称道《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汉文学史纲要》）。

《史记》的史学精神就是一种实录精神。《汉书·司马迁传》说“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叙）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其中最重要的是“不虚美，不隐恶”。这成了后代一些正直的史官秉笔直书必须遵循的原则。

三、《史记》人物形象塑造的艺术

司马迁以其史心、史识驾驭各种材料，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个性鲜明的人物，其采用的主要手法有：

其一，善于抓住人物一生中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和行动，突出人物的主要性格。

司马迁对历史材料的取舍，是有一定的标准的，就是对能够表现人物主要特征的事件进行详细的记述和描写，将不能表现主要特征的事件摈弃或简单带过，从而凸显出人物的思想和性格特征。

《项羽本纪》是《史记》人物传记名篇之一，司马迁成功地塑造了性格复杂的项羽形象。《项羽本纪》之所以能成功地塑造项羽的形象，首先得力于精心选材。作者从项羽一生中着重选取了巨鹿之战、鸿门宴、垓下之围三件大事来表现项羽的性格：巨鹿之战着重表现其叱咤风云，所向无敌的盖世英雄气概；鸿门宴上则表现了项羽坦率、直爽，然长于斗力，短于斗智的特点；垓下之围显示了项羽虽身处末路，仍不失英雄本色和迷信武力至死不悟的思想性格。

同时，《史记》善于多角度、深层次、立体化地塑造人物形象，避免了单一化、平面化。

其二，在矛盾冲突中刻画和塑造历史人物，具有传奇色彩和戏剧性。

司马迁有意识地把历史过程的叙述情节化，在被故事化、戏剧化了的矛盾冲突中刻画和塑造历史人物的形象。《史记》人物传记因其强烈的传奇色彩而极具戏剧性。这是司马迁爱奇尚奇个性的产物。杨雄在《法言》：“子长多爱，爱奇也。”例如《项羽本纪》中“鸿门宴”的故事，简直就是一场精彩的独幕剧。通过这个戏剧性的情节，成功地展示了项羽和刘邦两个历史人物的个性：一个豪爽、无谋和轻敌；一个机智、老练和精细。

其三，运用“互见法”。

为突出某一历史人物的基本倾向和主要性格特征，《史记》常用“互见法”。所谓“互见法”，即“本传晦之而他传发之”，也就是把关于某一历史人物的部分材料不放在本传写，而移植到其他历史人物的传记中去写，其主要目的是从对某一历史人物的基本认识出发，有意识地对材料进行安排和剪裁，以使它们服从于对某一人物形象的塑造。

如《项羽本纪》，为不损害项羽的英雄性格，把他许多政治、军事上的错误放在《淮阴侯列传》中去写。又如《魏公子列传》要突出写一位谦虚下士的贵公子形象，于是将信陵君魏公子无忌害怕秦国，不肯容纳魏齐，以至引起魏齐“怒而自刎”之事，放在《范雎列传》中去写。

司马迁在很多地方都采用了“互见法”，有的注明“其事在《商君》语中”、“语在《晋》事中”、“语在《淮阴侯》中”、“语在《田完世家》中”，不胜枚举。这样做既可避免重复，也可以更好地描写人物。

其四，善于捕捉最足以显示人物性格内在本质的典型化细节。

《史记》善于通过一些细节琐事展示人物性格，看似闲笔，但却起着重要作用。《史记》所选择之细节，往往能透露出人物整个性格之本质，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如《李斯列传》：

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絮，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於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

只此一细事就写出了李斯的整个人生观，暴露出造成其一生悲剧命运的性格核心——贪恋爵禄，热衷势力，最终导致其杀身灭族。又如《酷吏列传》载张汤儿时审鼠之事，这或者出于传说，但仅此一节，亦足见张汤性格之酷烈苛深。

其五，在刻画人物形象时，广泛运用了对比、映衬、烘托等多种多样的手法。

在《廉颇蔺相如列传》中以廉蔺二人作比，《项羽本纪》中以刘项对比。正是在对比中，使人物各自的性格显得更为鲜明。又如《李将军列传》中，多处运用对比手法，使李广这一人物形象展现出独具风采的个性。通过对比，人物才能的大小、品格的高低、作者的褒贬不言而喻。

其六，人物语言个性化。

《史记》善于锤炼个性化语言来突出人物形象。如项羽见秦始皇南巡渡江时脱口而出“彼可取而代也”（《项羽本纪》），而刘邦见此景，则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是也！”清代王鸣盛说：“项之言，悍而戾，刘之言，津津不胜其歆羡矣。”（《十七史商榷》卷二《史记二》）《陈涉世家》中记载陈涉当了王后，他以前的农民朋友去谒见，“入宫，见殿屋帷帐，客曰：‘夥颐，涉之为王沉沉者！’”“夥颐”（陈设丰富）、“沉沉”（宫室深邃），为楚地方言，符合那位农民的身份，语言质朴而生动。《汉书》采录此书，但删去了方言成分，文章的神气顿减。

《史记》里面的对话语言都力求表现人物的性格，每个人物所说的话都是和其性格、身份及心理状态相一致的。《张丞相列传》中记周昌谏废太子事：“昌为人（口）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两个“期期”，将直臣周昌口吃与发怒时的神态惟妙惟肖地表现出来，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其七，强烈的抒情性和人物形象的感染力。

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说：“学《离骚》得其情者为太史公。”鲁迅先生称之为“无韵之《离骚》”，这是因为，《史记》的文学价值、艺术成就堪与《离骚》媲美，跟《离骚》一样也是一部抒情作品，而所抒之情和屈原一样，是一种牢骚激愤之情。这种强烈的抒情性，使得《史记》成为一部闪烁着文学魅力的文学名著。

《史记》成功地塑造了一大批悲剧人物形象，并在叙述这些人物的事迹中寄寓了司马迁的同情和不幸遭遇，使全书具有浓郁的悲剧气氛。例如李广、项羽、贾谊、屈原、韩信、季布、伍子胥等人物形象之中，无不可见司马迁自身的影子。

明茅坤评云：“读游侠传即欲轻生，读屈原、贾谊传即欲流涕，读庄周、鲁仲连传即欲遗世，读李广传即欲立斗，读石建传即欲俯躬，读信陵、平原君传即欲养士。”（《茅鹿门先生文集》卷一《与蔡白石太守论文书》）

四、《史记》的地位和影响

《史记》是我国纪传体史学的奠基之作，也是我国传记文学的开端，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史传文学的发展已经达到高峰，它也代表了古代历史散文的最高成就。

其于史学之影响，有两个方面：其一，《史记》开创了纪传体，成为后世正史之祖。自司马迁著《史记》以后，由《汉书》以至《清史稿》的25种断代史，皆模仿《史记》体例，虽有增损，但都未能超出其范围。其二，该著作的考信求实精神，确立了史学的优良传统。

至于文学之影响，亦是极为深远。其一，其写作技巧、平易简洁的语言特点，影响了后世的散文创作；其写人叙事、情节结构等方面的经验，为后世传记文学、小说提供了借鉴。其二，其丰富的历史故事，成为后代小说、戏曲、曲艺题材的来源。

五、班固的《汉书》

班固编撰的《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

班固前后历时20余年完成了《汉书》的写作。班固死时尚有一部分“志”、“表”没有杀青，由他的妹妹班昭补写，同郡人马续协助最终完成。

班固撰写《汉书》，曾经受到官方的干预与限制，对《汉书》的思想倾向影响极大。

《汉书》全书记事起于汉高祖，止于王莽末年，计十二本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共100篇，120卷，80余万字。其体例基本承袭《史记》，然改书为志，去掉世家并入列传。

《史记》和《汉书》是汉代史学上的双子星座，也是中国史学上的两个高峰。它们对后世的影响都很大，故而或“马、班”并列，或“《史》、《汉》”齐举，几乎已成常例。但《史记》、《汉书》有许多不同之处。

首先，表现在史观上。

在思想上，《汉书》是官修的史书，班固又以儒家道统为指导思想，因而在材料的选择处理上，往往表现出适应封建统治者的正统思想。而《史记》是私人著述，思想不主一家，富于批判和创造精神。因此，《汉书》的史学见解和史学精神不如《史记》。

《汉书》沿袭《史记》的体例而又有所改易，多用《史记》文字而又有所删省。其体例之改易，得失互见；其文字之删省，则往往失却司马迁的微旨与叙事的生动。

其次，表现在笔法上。

章学诚说《史记》的特点是“体圆用神”，《汉书》的特点是“体方用智”（《文史通义·书教下》）。所谓“体圆用神”，是指司马迁虽然发凡起例，创设了纪传体，但在具体的写作中，在细部上，并不受体例的约束；所谓“体方用智”，是指班固处处讲究规矩准绳，追求形式上和表达上的“详整”。

刘熙载云：“苏子由称太史公‘疏荡有奇气’；刘彦和称班孟坚‘裁密而思靡’。‘疏’、‘密’二字，其用不可胜穷。”（《艺概·文概》）《汉书》有精细的笔法，有自己固定的叙事规则，以谨严取胜，从而形成和《史记》迥然有别的风格。

六、《吴越春秋》和《越绝书》

杂史杂传乃史的变种与旁支，多记民间轶闻琐事，往往具有小说的色彩。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第二篇《神话与传说》有言：“虽本史实，并含异闻。”

杂史杂传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赵晔的《吴越春秋》和袁康的《越绝书》。

《吴越春秋》与《越绝书》的内容都是叙述春秋末年吴越争霸的史实，材料主要来源于《国语》，以及《左传》和《史记》，又都有许多虚构的故事，所以这两部著作在内容上可以互证。文学成就上则《越绝书》不如《吴越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