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平凡的前半生

衰落的“富二代”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我父亲李仲青在福州经营大亨钱庄和大亨米庄。他被推举为福州市商会会长，从这一身份来看，那时他在福州商界，应该是有些声望的。

后来家业因为被人设局投机，经营连败失控，导致钱庄和米庄先后倒闭。我就在这个时候出世。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我父亲前往赣东的光泽、临川、南城三县，兴办“江西民生火柴厂”和“江西农产品制造厂”，所以在当地还被看作是富人，我还能享受到富家子的待遇。比如上初一时，因为校舍处在较远的乡下，于是，我是由人陪着骑马去上学。我10岁就会骑着马跑，也算胆大吧。只是此时的家境，比起我父亲在福州开钱庄和米庄的年代，显然差得很多了。所以，我把自己的童年生活，称为衰落的“富二代”。这样的经历，对我后来的成长，包括对我的性格，无疑都产生了影响。

上过四所名牌大学

我只念到高二上就因病辍学。经自修，于1950年以同等学力，考入上海交通大学运输管理系。因对工科缺乏兴趣，1951年我重新考进清华大学经济系。才念一年，赶上全国院系调整。清华、燕京、辅仁三校的经济系，与北大经济系的部分学生，加上中央财政干部学校，合并成立中央财经学院。1952年冬我转到这个学院才个把月，由于我们的校舍（北河沿原北京大学三院），要腾出来供新成立的国家计委作办公楼之用，于是安排学生外出生产实习。实习归来只上了一学期的课，又宣布全院并入中国人民大学。1954年夏从中国人民大学外贸系毕业了。就这样我上了四所大学，其校园生活，各有特色。

我入学交大时上海刚解放一年，校园里还延续着不少老交大传统的习俗。那时叫学生自治会，加“自治”两个字，实际上承担了不少校总务部门该做的事。有个故事至今未忘。交大“上院”和“中院”的学生宿舍，是老房子大房间，条件较差；而礼堂后面的新院，楼新房小条件好，以往都是高年级住新院。解放了有人觉得老规矩要改，主张各人抽签，抽到哪里住哪里。面对争论，校方交给学生自治会去讨论，最后认为按高低年级轮流住的老规矩更公平，难题就这样解决了。

当年交大校园非常活跃。一是讲座多。讲题大到国家大事，小到分析一本书。主讲人既有专家名人和教授，有时也有学生。有个讲座很有趣：那时交大学生，有穿长袍的，也有穿西装的。有个讲服装文化的讲座，后来竟演变成“长袍派”与“西装派”的辩论会。

二是社团多。有些社团水平还挺高，如话剧团，请了电影明星高博当指导，排的戏常被请去校外演。此外还有一群相同爱好者自发组织的“准社团”。例如有个“普通话沙龙”，相当于今日的“英语角”。因为那年代，不少上海及江浙学生的普通话水平很差，于是就请北方同学当小先生，互学互练。

三是竞赛多。交大常搞各类体育项目比赛，尤其交大篮球队，可算是当时上海滩篮球劲旅之一，好几名队员都是上海篮球界的明星。当时上海著名的回力篮球队等常来校比赛，这可大饱了我们的眼福。

清华园值得怀念的事很多。首先校内经常有形势报告。有次批判“崇美思想”的报告，举出协和医院为例。说别人在你身上插了把刀，你还称赞这刀好，这是对美帝文化侵略的漠然。当时就有人激动地表示不再去协和看病了。那个年代，有这种认识并不奇怪。

1952年初开展教师思想改造，各人都要在大会或小会上检讨批判旧思想，也就是杨绛先生所说的教师“洗澡”。因为许多名教授的检讨，内容丰富，见解新颖，一场检讨就是一篇好文章，所以几乎每场我必定去听。记得费孝通检讨时，流着泪把自己痛骂一通，一次就通过了。而潘光旦和雷海宗，只承认教育思想有错，而未检讨政治立场，以致检讨了好多次还没过关。

“洗澡”运动尚未结束，又开始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贪污的人被称作“老虎”，我也被指派参加“打虎”，就是轮流看管被隔离审查的嫌疑人。我看管的对象是一位胖胖的校医，他被怀疑把医院的药拿去卖。有一天我上体育课不慎腿刮破了，一下课又赶紧去值班“看管”。那位校医见我腿上渗血，指着柜子中的红汞及纱布，示意我自己包扎一下。因彼此不允许讲话，我只默默点了一下头。

“三反”结束后有次我去校医院看病，恰逢那位医生在上班，显然他已被“解放”了。我接过处方后特意朝他说：“那次腿伤，多谢你指点包扎。”他显出苦笑状，嘴上没说心里肯定很抱屈。在清华一年中不断参加各种政治和社会活动，这对培养我后来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无疑很有帮助。

在中央财院值得一提的有两件事：一是在实习中发现外贸公司，除对苏贸易外，包括对东欧在内的各国来往，都使用英文，而我们上课学的又全是俄文，于是有些同学就私下暗学英文。那年代学英文，常被看成落后的一种表现，所以避到树林里背英文单词的同学，就成了校园一景。二是有次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同志来做报告，他说你们这批大学生都是“十一干部”，意思是国家需要十个人，只有一个人能满足条件。还说为了支援国家建设，四年制的学生要提前一年毕业。听了这些话，眼看即将走向建设岗位，同学们都极为兴奋，并有了一项直接的成果，就是男女同学恋爱成功的概率明显提高了。

五十年代的人民大学，“苏化”的影响很鲜明。课程设置、授课内容和教学方法，基本上全是学苏联的，学生除听课外，很强调“习明纳尔”（相当于课堂讨论）的作用。考试方法更特别：非主业课不考试，像俄语、国际私法等，看平时测验成绩就行。期末考试通常只考两门主业课，考试全用口试。每人入场后自抽考题，先准备一二十分钟，然后坐到老师面前，口述对考题的理解，必要时再回答老师的提问。考完当场评分，分5、4、3、2分四档，3分为及格。这种考法好处是，光死背答案不行，要表现出自己的理解程度及判断能力。缺点是，口试只能考一两个大问题，不利于全面衡量所学课程的程度。此外抽题的“运气”和口才好坏，对评分都会有影响。

人民大学调干生多，党员多，校园里政治氛围很浓。毕业前夕，有位调干生同学的妻子从农村来校探夫，同学们要组织一次晚会闹一闹。我因为听说夫妻俩昨晚睡觉中被风刮醒，就借此写了一副对联张贴在会场中。上联是：“昨夜春风吹醒惊坏红床好梦”，下联是：“今晨朝阳照枕甜忆良宵佳情”。原本是一次取乐玩笑，竟被班干部认为“小资情调太浓”，只好从会场撤掉。我有件旧大衣嫌小了，就学在上海交大时常见的办法，写了张出让大衣的纸条贴在食堂布告板上。谁知竟招致团支书的批评：“你经济若有困难可以向组织上讲，现在公开贴纸条，让人看到中国大学生竟要出售自己的衣服，影响多不好！”我连忙把纸条撕掉了。上述种种，今天看也许有点可笑。但这就是历史，也是美好有趣的青春回忆。

走进国家机关大门

人民大学毕业时，起初分配我留校当助教。因人大外贸系又与中央外贸学校合并成立北京外贸学院，所以改要我去该院教政治经济学。当时全班80多人，只留下谭建业与我两个人当助教，无疑是很大的荣幸。但我无意当教师，打报告要求去做外贸实际工作。居然获准分配到对外贸易部所属的中国茶业公司，搞茶叶出口商情工作。进“中茶”公司不到一年，调我去经理室当秘书。不是党员能当秘书，是对我很大的信任。

1955年春外贸分家，我又跟随两位副经理转到新成立的农产品采购部茶叶局当秘书。有一天，局长叫我到杨一辰部长办公室去，说有任务交代。这是我第一次进部长办公室，心情难免紧张拘谨。不过部长倒很和蔼，微笑对我说：“今年春茶丰收，去告诉程局长，选两种新茶样品，每种一听，按我列出的名单和打好的信，分送给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要注意：保证质量，细心监管，不要声张，专人专送。”

局长当然很重视，商量后吩咐我：一、通知评茶室，挑选浙江龙井和安徽毛尖两种样茶，就说送展览之用，必须挑选精品，绝对保证质量；二、选茶装罐时，必须专人全程监管，并严格封口；三、弄好后，派车由你专程去送，这件事现在不要对别人说。接此任务，我真有诚惶诚恐之感。我看名单算了一下，列有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贺龙、陈毅、邓子恢、乌兰夫、李维汉、陆定一等15位，每人2听，一共30听。再看信件，大意是说，由于加强收购工作领导，提高收购价格，增加收购网点，改进评茶计价方法，使茶农种茶制茶积极性大大提高，迎来了春茶增产提级、入库量创纪录的大好局面。特选送两种新茶样品，供尝新品评。

在装茶之前，局长、几位副局长还有我，还研究了用什么包装为好。有说去商店买现成的礼品盒，好看又省事。也有说可以用评茶室的锡茶罐，那是保存茶叶的传统用具。也许那时我是年少冒失，不知哪来的勇气，竟敢不赞成领导这些意见，我说：“杨部长信上，说的是送新茶样品，那就不如仍用常用的马口铁样品罐，显得就是样品。”不料这个意见竟被采纳。当天下午，一位副局长同我一起在评茶室，监管了30听样茶的选茶和包装全过程。每一样，都另装有备份，编号留存。

送茶那天，我向办公厅行政处要了一辆车，只说去中南海送文件。进了中南海北门，向中央办公厅接待同志说明来意后，他去打了个电话，然后回来对我说：“请把信和茶叶留下。但有三位，你们要另外送去。陈毅同志的，请送到外交部；贺龙同志的，请送到国家体委；乌兰夫同志的，请送到内蒙古驻京办。”我不便多问，只请他签收后，按他的吩咐，再分头去送。

先到体委，送去签收后，很顺利就完成了。接着到外交部，那里的接待非常严格。先问同外交部什么人有过约定，陈毅同志知道不知道这件事，茶叶是哪里产的，在什么地方包装的。随后又要我先打电话预约，然后由外交部相关的人员出来接待我。我真没料到会出现这样的周折，又不想折回去再来一番预约。这时想起，每年外交部礼宾司，都要向我们局选调一批礼品茶，供驻外使领馆招待之用，我同礼宾司里有个人联系过。于是就打电话找他，正好他在，就出来见我，答应会把茶叶转交给陈老总的秘书。不过临走他笑着补了一句话：“今年给部里的礼品茶，也要选这样好的哎！”“好，一定向领导反映。”

最后来到内蒙古驻京办，也很顺利签收完毕，只是一旁有位中年人问我送的是什么茶，我答是绿茶。他好像随口说了一句：“哦，蛮好，不过我们蒙古族人，多习惯喝砖茶。”这句话我记在心里，回来向局长说了。局长随即叮嘱：明天再补送两块好砖茶去。

几天后，杨部长的秘书打电话给我，说有好几位中央领导给杨部长回电或回信，为收到新茶称谢。杨部长因这件事办得顺利也很高兴。他还关照，再给帅孟奇大姐补送一份去。我说好，第二天就送去了。

2002年我在成都看望已九十高龄的程容局长，回忆起当年在农产品采购部的一些旧人旧事。得知杨一辰部长，因对“大跃进”搞浮夸有不同意见，被贬到青海降为商业厅厅长。“文革”中又因拒绝诬指刘少奇是假党员而备受摧残，被打断一根肋骨和三颗牙。平反后先后在河北、河南任职，1980年在河南省副省长岗位上病故。如今想起这件往事，难免深深怀念这位老革命。

农产品采购部只成立了一年多就撤销，其业务和人员全并入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1957年反右运动后期，我被下放到蚌埠化工厂劳动锻炼。“大跃进”年代，我当上了化工厂的化验室主任。1958年冬调回北京。此时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又与商业部合并了，我又调到商业部饮食服务局，从事组织撰写《中国名菜谱》工作。

从1951年到北京，到1962年冬调离北京，十一年间，我在北京上过三所大学，两次离校生产实习，待过中央四个部，从事过五项不同的工作，其间还下放安徽一年。算起来，几乎一年就有一次变动。如此频繁的变迁，使我认识很多人，见过很多事，无疑丰富了我的阅历，也增添了我人生的色彩。

反右时参与整人的忏悔

“反右派”运动时，我刚调到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科研所。因为是新建机构，研究所本身没有“老账”可算。所以运动初期，我们主要是学习，谈谈外面见闻。当《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对“右派”发起反击时，发现风向有点变化。所里几位党员的发言，看得出有针对一名新来年轻人的倾向。

此人叫秦增护，上海人，人民大学国内贸易系毕业，与我同在商品学研究室。他来所才几个月，除参加运动，没干任何工作。平时爱说话，爱插话，还喜欢传播社会上的消息。因为他在所里，有时曾转述过社会上某些“右派”的言论，这些后来竟成了他的“罪状”。

那时我是共青团员，在大学时就是党员发展对象，所以运动中，我被列为“左派”积极分子。有一天党支部开会，也叫我列席。可能上面已“下达”了抓“右派”的任务，我们所人少，好像至少也要抓一个。会上认为秦增护有对党不满情绪，必须组织力量进行批判。我心中虽有存疑，但在那种环境和氛围之下，不仅是我，恐怕到会所有的人，都不敢表达内心真实的想法。大家都赞成以秦为目标，开展研究所的反击“右派”斗争。

因为秦与我在同一个室，又年龄相近，领导就要我多接近秦，以便更多地“挖掘”出他的反党思想。那年代，我真把这看作是党对我的信任。加上自己存有私心，一直想争取入党，也指望以积极“批秦”的表现，来为自己的进步加分。有时明知那话不是秦说的，是他转述他人的话，或也知道秦所讲不是那个意思，但在“奉命批判”加上“自我表现”这种思想支配下，我对秦仍干起了“扣帽子”、“放大事实”、“无限上纲”之类的事。那时，政治上的盲从，已经压垮了自己的是非判断。面对“反右派”洪流，我违心地随波逐流，失去自制。

例如，报上有人批评由组织上选派出国留学生这种做法，秦表示同感，曾发言支持实行选派留学生公平统考。这本是别人的主张，但我却说他“恶毒攻击党培养干部的方针”，“要剥夺工农子弟受教育的优先权”。报上有人批评苏联曾运走东北的机器设备，秦在所里发言时讲了这个情况，并没多说什么。但为了把他“批倒”，我质问他：“你没在东北，怎么知道机器被苏联运走？”“你只讲苏联运走东北机器，为什么不讲苏联支援我们156项建设？”就是这样，把“恶毒攻击苏联”的帽子给他戴上了。

在“左派”和我这样积极分子的批判下，秦增护终于被打成“右派”。多年后得知，他在河北某县劳动改造时，在一次意外中溺亡。对于这位几十年前的可怜同事，我为他的不幸遭遇，深感痛心惋惜，也为自己的违心自私，备感愧疚与忏悔。但愿这样的悲剧，切莫再发生。那种随意上纲、违心整人的历史，更不能再重演。

插队农村五年

1962年我调到南京，分配在江苏省手工业管理局办公室，还是做秘书工作。1965年春被派去苏州望亭公社搞“四清”。“文革”初期被当权派内定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幸好后来批反动路线，才避免了挨斗。1970年起，全家下放苏北泗阳县农村插队五年。从出身“富二代少爷”，到住茅屋、抬大粪，这个反差不可谓不大。不过我还算幸运，我的家虽然安在生产队，但我却被调到县委宣传部搞新闻报道。

这期间，有一点我至今感到有愧不安。在“四人帮”横行的年代，不少“报道”是不真实的，我自己就写过假报道。有一次派我去釆访公社干部在抗灾中“活学活用”的典型。我到后看到暴雨已将河堤冲开一个决口，先前投下的石块太小，收不住口，水流更急，眼看有崩堤的危险。只见有好几个人，扛起岸边装有泥沙的草包，纵身跳入齐腰的河中，迎着湍急的水流，把草包摞在决口上。一人摞好另一人再来。经过半个多小时紧张的战斗，决口终于堵住了。这场抗洪胜利，规模虽不算大，但其场面还是挺感人的。

到了晚上，公社通讯员交给我一篇他先写好的报道草稿。文中大段写了以公社书记为首的公社干部，如何“活学活用”亲临抗洪现场，勇敢跳入河中堵决口。突出宣传公社书记带头，才取得了这次抢险胜利。我到过那里，根本没见到公社书记在现场，更没有他带头跳下河堵决口这些情节。本该删去重写，但我又想，这样写显然是有人授意，也一定经公社相关领导看过。倘若我加以删除改动，明显暴露我在做恶人，那往后恐怕要招惹麻烦。内心斗争结果，我的私心占了上风。为了不得罪人，我违心地只稍作文字修改，把假报道发出去了。回想当年，我竟也成了浮夸风的一个推手，对此深感自责。

农村插队五年，最大的收获，就是妻子生了个儿子，我当上父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