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中国现代作家群落研究 - 第三节 1930年代中国现代作家群落研究的对象和内容

第三节 1930年代中国现代作家群落研究的对象和内容

1930年代中国现代文坛社团林立、流派纷呈，作家群落纷繁复杂，形成特定时段的一种令人瞩目的作家群落现象。此处1930年代指的是通常意义文学史上所说的20世纪30年代，即从1928年至1937年。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由于文学发展的延续性，加上考虑到文学群落论述整体性的需要，本书中涉及极少部分内容的上限可能延伸至1926年前后。与1920年代和1940年代相比，这个阶段作家群落的活动十分频繁活跃，不仅作家群落外部形态方面呈现出解体、转型、重构等转换，而且在内部形态方面乃至群体的心态方面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种作家群落现象决定了1930年代文学的基本面貌，对此阶段文学理论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1930年代中国现代作家群落研究的对象

对照上文中作家群落的三个基本要素，本书认为1930年代的中国现代作家群落主要有以下六个：

1.新月派作家群落

由于群体成员的复杂，加之这个群体涉及政治、思想、学术、文艺等多个领域，所有以往对于这个群体的概括比较混乱，《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辞典》把这个群体分为新月社、新月派和新月诗派三个条目来解释。在作家群落的视野中，它其实就是一个整体，因此刘群把它定性为“一个松散的带有社交性质和情感因素的组织”“一个开放的组织”。

新月派作家群落始于1923年徐志摩、胡适、陈西滢等人在北京发起成立的新月社，最初为北京一批政界、商界、学术界的人士为联络感情和培植势力，逐渐兴起的一种类似西方“沙龙”的聚餐会，成员有梁启超、徐申如、张嘉森（张君劢）、张嘉璈、林徽因等。1924年在松树胡同七号成立新月俱乐部，从事戏剧活动，闻一多、梁实秋、熊佛西、余上沅回国后先后加入。1925年10月，徐志摩应陈博生之邀主编《晨报副刊》，1926年4月1日创办栏目《诗镌》，共出版11期，与闻一多共同进行了新格律诗的探讨，集中了饶孟侃、刘梦苇、于赓虞、朱湘、孙大雨、杨世恩、朱大枬等一批年轻的诗人。其后，于1926年6月17日—9月23日《晨报副刊》栏目《诗镌》改为《剧刊》，发表了徐志摩、余上沅、闻一多、赵太侔、丁西林、梁实秋、熊佛西等人的文章，倡导“国剧运动”。1927年北洋政府面临崩溃，北平陷入混乱之中，新月社成员重新汇聚到上海。时年春，徐志摩、闻一多、胡适、余上沅、梁实秋、张禹九、邵洵美、潘光旦等在上海开办新月书店，主要出版新月社成员的作品。1928年3月，徐志摩、闻一多、饶孟侃在上海创办《新月》月刊，另有胡适、梁实秋、邵洵美、潘光旦、余上沅、张禹九、叶公超、罗隆基、刘英士等参加。1931年1月，新月书店创办《诗刊》季刊，先后由徐志摩、邵洵美担任主编，主要诗人有徐志摩、邵洵美、陈梦家、方玮德、饶孟侃、方令孺、卞之琳、储安平等。《新月》月刊从第2卷第2号开始，梁实秋、潘光旦、叶公超参加编辑，政治论文逐渐增多。第3卷第2号开始，罗隆基主编，政治论文逐渐占据多数。新月群落内部分歧愈发明显。1930年秋，闻一多离开上海，受聘于国立青岛大学，逐渐放弃诗歌创作，疏远了新月群体，转向学术研究。1931年春，胡适回北平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徐志摩也到北平任教。新月作家群落分化更为严重。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因飞机失事罹难，新月群体失去了“黏合剂”，由此走向衰败。1933年6月，《新月》月刊在叶公超独立苦苦支撑下出版了第43期后，最终停刊。1933年12月，新月书店关闭。新月文学群落由此画上了句号。

新月派作家群落人员构成复杂，主要是以胡适、徐志摩为中心聚集的有着欧美留学经历的作家。他们的政治主张、文艺观点、文学创作并不完全一致，主要贡献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以梁实秋为代表的文艺批评，认为“伟大的文学乃是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文学发于人性，基于人性，亦止于人性”。“人性是测量文学的唯一标准。”坚持文学要受到理性的制约，倡导文学的健康与尊严，反对文学的阶级论和浪漫主义。二是新诗格律化的探索与创作。主要代表为闻一多、徐志摩，他们反对“五四”时期诗歌的情感泛滥和散文化倾向，主张“理性节制情感”的原则，提出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的“三美”主张，从理论到实践上对新诗的格律化进行了深入的探索，有效纠正了早期新诗创作情感散漫、过于散文化的弱点，使新诗进入了自觉创造的时期。

2.京派作家群落

作为流派的“京派”的概念有很多的争议，在此不想赘述。本书所指的京派作家群落是指1920年代后期、1930年代以北平为中心结成的自由知识分子文人作家群体。这批自由知识分子文人作家群体主要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的师生，其中有1920年代文学研究会的成员，有语丝社的作家，也有从新月社分化出来的部分人员，“京派作家群的出现是诸多流派、社团在新的历史时期以和而不同、审美本位的自由主义为标准的重组”。

从历史生态的角度来说，京派作家群落的活动方式主要是沙龙、朗诵会、茶会或聚餐会等，其中活动地点主要是“太太的客厅”、“慈慧殿三号”的读诗会、苦雨斋骆驼同人、《大公报·文艺副刊》的聚餐会等。“太太的客厅”指的是位于北平北总布胡同三号林徽因家的客厅。林徽因由于多年留学欧美，深受欧风美雨的熏陶，1931年回到北平后，组织了每天下午的“茶会”，聚集了一大批北京文人学者参与聊天讨论，使“太太的客厅”成为一些精英名流名噪一时的风雅去处。“太太的客厅”的座上客大多是留学欧美的文人学者，主要有金岳霖、叶公超、沈从文、徐志摩、梁宗岱、张奚若、钱端升、陈岱孙、陶孟和、卞之琳、萧乾等人。这些参与者一边浅斟慢饮享用着“午茶”，一边高谈阔论，由此聚集了部分京派的成员。与之接近的还有与梁思成家毗邻而居的金岳霖家，每逢星期六，梁思成、林徽因、张奚若、周培源、陶孟和、陈岱荪、邓以蛰等人聚集到金岳霖家，由此形成星期六聚会。“读诗会”是京派文学群落的另外一种聚会方式，由朱光潜发起。1933年朱光潜回国在北大任教，租住在慈慧殿三号，京派文人经常聚会于此探讨文艺，“主题还是讨论诗的声韵节奏的问题，通过各种形式的‘读诗’实践来寻找建立现代新诗声韵节奏理论的途径”。“这个集会在北平后门慈慧殿三号朱光潜先生家中按时举行，参加的人实在不少。北大有梁宗岱、冯至、孙大雨、罗念生、周作人、叶公超、废名、卞之琳、何其芳诸先生，清华有朱自清、俞平伯、李健吾、林庚、曹靖华诸先生，此外尚有林徽因女士、周煦良先生等等。”关于“太太的客厅”和“慈慧殿三号”的读诗会这两个文学群落的具体活动，“在具体聚合形态上，师生因缘和文学沙龙是其鲜明特色所在。在讲坛上，京派的作家以知识传递的学院派方式近乎自觉地形成了一个观念相近的写作圈，而在圈子形成之后，他们又以读诗会和‘太太的客厅’两种形式不断丰富自我的存在”。李蕾在《京派作家的聚合形态考究——以沙龙为论述中心》一文中作了较为详尽的描述，在此不作赘言。京派文学群落还有一个以周作人为核心的苦雨斋文人群体，这个群体往往又被称为“骆驼同人”。骆驼同人的聚集始于1924年周作人和徐祖正拟办纯文艺杂志《骆驼》，早期骆驼同人多为朋友同事，经常聚会，周作人日记中多有记载，如1924年6月18日，“五时至公园水榭，由骆驼社会宴，共25人，7时返”。1925年11月3日，“上午驼群同人来聚会共12人”。《骆驼》于1926年正式面世，但仅出版了一期。骆驼社解体后，周作人、张凤举、徐祖正诸人及朋友圈里的人仍戏称“驼群同人”，时有聚会。在此期间刘半农还写过《骆驼颂》一诗刊登在《语丝》118期上，诗云：“祝颂你保持着你雍容的气度，忍受一切人们的侮辱与诅咒；祝颂你永远的慢拖慢拖的向前走，背上永远担负很重的担子。”1930年周作人又和徐祖正、废名等人在此基础上，创办了《骆驼草》，名义上废名和冯至任主编，实际由周作人策划指导。主要撰稿人有周作人、俞平伯、废名、冯至、梁遇春、徐玉诺、程鹤西等。这些撰稿者之间多为师友，私人关系尤为密切，通过尺牍、唱和、聚餐、听曲、喝茶等方式建立一种日常性的联系，这种师友雅集的形式更多表现出传统文人志趣相投、同声相求的意味，形式上也更接近于传统文人的聚会结社方式。此外，1933年9月沈从文、杨振声接手《大公报·文艺副刊》之后，大致每月一次以《大公报》名义，在北平来今雨轩和丰泽园等地举办茶话会和聚餐会，邀请一些在京的知名作家、学者共商“文艺副刊”事，开展文艺讨论和策划，同时带有约稿的性质，由此形成了较大范围的文人群体。参加的成员基本上是北平高校文科院系的教授，如胡适、周作人、闻一多、林徽因、凌叔华、朱自清、俞平伯、叶公超、余上沅、郑振铎、杨振声、卞之琳、李健吾、梁实秋、冯至等，此外还有一些崭露头角的文艺青年，如孙大雨、吴组缃、刘白羽、师陀等。组成京派文学群落的这几个聚会团体，既相对独立，又时常交往，“他们聚集或分散在北平的各大院校和科研院所，以院系、社团、机构为单位形成一个个亚群体，讨论文学，阅读诗歌，主要的关怀旨趣在于中国的纯文学事业的建设，并进一步通过公共媒介、公共空间的纽带联系到一起，形成了作者群体、编辑群体与阅读群体的灵活互动”。

京派作家群落虽人员众多，关系复杂，文学观念也不尽相同，但总体而言具有两个鲜明的特征：一是追求文学的独立性与纯粹性，主张文学远离政治，具有超功利的文化自觉。二是坚持文学的审美本位主义，注重情趣与审美，追求人生艺术化。在文学创作中，京派作家群落的成绩主要表现在乡土小说创作和文学批评实践方面。其乡土小说往往以浓郁的乡土色彩为背景，表现质朴和谐的人性之常。而京派文学群落的文学批评则接受了东西方文化的影响，视野开阔，客观公允，功力精深，对现代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推动作用。

3.《现代》作家群落

《现代》作家群落是指以施蛰存《现代》杂志为中心的现代主义作家群落，主要包括以往文学史上所说的现代诗派和新感觉派。由于以往文学史注重体裁的分类，所以把这个文学群落人为地划分为一个诗歌派别（现代诗派）和一个小说派别（新感觉派），但是从文学群落的角度来看，这两个派别背后其实是一个完整的创作群体，所以金理把这个文学群落概括成“从兰社到《现代》——以施蛰存、戴望舒、杜衡及刘呐鸥为核心的社团”，表面看这样的命名很烦琐，其实正反映了作者试图全面把握这个文学群落整体特征的努力。

本书把这个文学群落定名为《现代》作家群落，主要是认为这个作家群落的一切活动与施蛰存主编的《现代》杂志关系密切，换言之，这个文学群落是建立在《现代》杂志的基础上的（当然，这个文学群落的其他刊物如《无轨列车》《新文艺》等也曾在群落的凝聚方面发挥了一些作用，但最重要的、影响最大还是《现代》），依靠这个杂志而结成的一个具有交往密切的文学群体。具体而言，这个文学群落主要有这样几点特征：

首先，文学群落成员交往频繁，集中在施蛰存与《现代》周围。一般认为这个文学群落的核心成员为施蛰存、戴望舒、穆时英、刘呐鸥、杜衡等人。早在1922年，施蛰存在杭州之江大学读书期间，就结识了当时浙江宗文中学的戴望舒、杜衡等人。在共同的文学爱好和兴趣的指引下，他们组成了一个文学社团《兰社》，创办了旬刊《兰友》，开始了最初的文学尝试。1925年戴望舒又结识了刘灿波（呐鸥），很快成为好友。1926年戴望舒、施蛰存、杜衡创办了《璎珞》，组成了璎珞社，后刘呐鸥加入。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戴望舒、杜衡藏匿在施蛰存家中，筹办《文学工场》。1928年戴望舒、施蛰存、刘呐鸥开办“第一线书店”。1929年刘呐鸥开办“水沫书店”，施蛰存、戴望舒创办《新文艺》，又结识了穆时英。1932年，因为“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水沫社同人星散。1932年3月，施蛰存编辑主持《现代》，又写信邀请戴望舒选编新诗来稿，杜衡审阅杂文评论与部分小说。刘呐鸥也对《现代》的出版予以了很多的关心。群落成员由此聚集在《现代》周围，借助《现代》这个阵地来发表文章，从而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文学群落。

其次，《现代》作家群落表现出相近的文艺旨趣，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现代主义文学的实验。其中现代诗派是在自由主义文学思潮激荡下，自觉追求“纯诗”艺术美的一个诗歌流派，主要成员有戴望舒、金克木、卞之琳、施蛰存、徐迟、路易士、李金发、陈江帆、玲君、于赓虞、林庚等。从诗歌内容来说，“它们是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的现代的情绪……”“所谓现代生活，这里面包含着各式各样的独特形态：汇聚着大船舶的港湾，轰响着噪音的工厂，深入地下的矿坑，奏着爵士乐的舞场，摩天楼的百货店，飞机的空中战，广大的竞马场……甚至连自然景物也与前代的不同了”。而“现代的情绪”则指的是这批生活在都市的诗人所产生的“感伤、抑郁、迷乱、哀怨、神经过敏、幻灭、虚无、纤细、柔弱”等。从艺术手法来看，现代诗派更多接受了法国象征诗“纯粹诗歌”观念和西方象征诗派理论的影响，注重对人内心深沉体验的挖掘，强调“意象的繁复”与“观念联络的奇特”，诗意朦胧甚至晦涩，正如施蛰存所说：“《现代》中的诗，大多是没有韵的，句子也很不整齐，但它们都是有相当完美的‘肌理’，它们是现代的诗形，是诗！”新感觉派是中国最完整的现代主义小说流派，主要成员有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徐霞村、黑婴等。新感觉派小说大多取材于半殖民地上海大都市的病态生活，描写了大都市生活中形形色色的日常现象和世相世态，暴露出现代都市男女的堕落与荒淫的生活和寂寞空虚心态，尤其反映了人物在特定环境中由某种客观事物引起的微妙心理和变态心理。从艺术表现方面来说，他们主要吸取了日本新感觉派小说的语言表达方法，借鉴了西方意识流小说的小说结构和人物塑造的方法，注重心理分析，刻意移植和实验现代派的“新兴”技巧，有意识地把各种非现实主义的技巧运用到自己的创作之中。

因此从文学群落的角度来看，《现代》作家群落的主体是我们后来所说的现代诗派和新感觉派。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杨之华才在《文坛史料》评价现代社时说：“作为这一个文艺社团的干部人物，除施蛰存与杜衡之外，尚有戴望舒、穆时英、刘呐鸥、叶灵凤、徐霞村、路易士、高明、林希隽等人，他们虽没有什么形式上的组织，但对于文艺的见解及旨趣，则大抵是共同的。”

4.左联作家群落

关于左联的性质，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很多不同表述，概而言之主要有三种。一种把左联称为“组织”，是“党领导支持下的推动革命文学运动的作家组织”，“在党领导下为了克服宗派情绪、广泛开展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而成立的革命作家的统一组织”。一种把左联称为“文学与政治兼有的社团”，“成立于1930年的‘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并不是一个纯文学流派。它是文学与政治兼有的社团”。还有一种说法是“群众性团体”，“左联是党与非党作家联合组织的群众性团体，但实质上还是一个‘没有掩护的’‘第二党式的所谓赤色群众团体’”。本书采用左联作家群落的概念，主要关注的是活动在左联这个群体内的作家人际关系与交往活动，认为左联作家群落是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中心的文学群落，这样避免了概念的争论。

左联作家群落的成员构成相对复杂，据王宏志考证参加成立大会的有50余人，姚辛考证前后参加左联的盟员一共有400余人。参加左联的人员身份亦比较复杂，既有党员，又有普通工人、教师、学生等。其中比较有影响的作家有鲁迅、郭沫若、茅盾、瞿秋白、冯乃超、冯雪峰、钱杏邨、华汉（阳翰笙）、丁玲、郁达夫、应修人、洪灵菲、柔石、殷夫、胡也频、林伯修、洪深、白薇、郑伯奇、田汉、蒋光慈、沈端先（夏衍）、陶晶孙、彭家煌、王任叔、穆木天、胡风、孟超、戴平万、王一榴、沙汀、艾芜、张天翼、林淡秋、周文、葛琴、于伶、徐懋庸、李辉英、叶紫、舒群、周而复等。虽然萧军、萧红并未加入左联，但由于与鲁迅等左翼作家的密切关系，且创作方面深受左翼文学的影响，所以本书把“二萧”也归为左联作家群落成员。

按照茅盾的观点，一般认为以1931年11月为界左联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左联受“左倾”思想影响较重，号召左联成员上街游行、参加飞行集会、散发传单、办工人夜校，因而忽视了文学创作。后期左联更多采取合法斗争的方式，把精力更多放在文学创作方面，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这其中尤其以社会剖析派作家群落更具有代表性。社会剖析派作家群落是左联作家群落的子群落，它以茅盾为中心，包括沙汀、艾芜、吴组缃、叶紫等一批作家。这个群落的成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把小说艺术和社会科学结合起来，采取截取横断面的方法和客观化的叙述，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从各个角度再现中国社会，剖析近代中国社会性质。其代表作有茅盾的《子夜》《林家铺子》《春蚕》、吴组缃的《一千八百担》《黄昏》、沙汀的《代理县长》《淘金记》、艾芜的《南行记》等，社会剖析派作家群落以鲜明的个性化创作特征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1935年11月，受共产国际指示：解散左联及其他各左翼文化团体，另组文学界抗日统一战线新团体。1936年2月，左联正式解散，左联作家群落也不复存在。

5.论语派作家群落

1932年9月《论语》在上海创刊，论语派因此而得名。林语堂主编《论语》期间倡导幽默的智慧，1934年他又创办《人间世》《宇宙风》，主张“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追求闲适的格调和自然的生活情趣。论语派作家群落指的是1930年代围绕《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刊物以林语堂为理论指导和创作核心而形成的一个作家群落。

论语派作家群落是一个与政治保持距离的自由主义文学群落，其成员组成较为复杂。第一种说法是根据1937年上海《逸经》文史半月刊第28期《瑶斋漫笔》中的《新旧八仙考》，大致勾勒了一幅“论语八仙”图：吕洞宾——林语堂、张果老——周作人、蓝采和——俞平伯、铁拐李——老舍、曹国舅——大华烈士、汉钟离——丰子恺、韩湘子——郁达夫、何仙姑——姚颖。其中周作人是林语堂在语丝社时的朋友，林语堂对其倍加推崇，周作人在《论语》上发表了大量文章，与论语派结下了不解之缘，不仅被称为“论语八仙”之一，甚至被认为是论语派精神上的领袖。俞平伯亦为林语堂语丝社旧友，前期《论语》的主要撰稿人。老舍是《论语》《宇宙风》的重要作者，发表过大量文章。大华烈士（简又文）是《逸经》的主编，与林语堂的刊物与思想相呼应。丰子恺除了为论语派刊物撰稿外，还为《论语》《人间世》《宇宙风》创作了很多漫画。郁达夫则一度担任《论语》的编辑（第85~105期），在《论语》《人间世》《宇宙风》发表了很多文章，据此陈学勇在《老舍、郁达夫与论语派》中就认为两者毫无疑问是论语圈中人。而姚颖是《论语》培养出来的一个有影响的作家，自第6期发表“南京通信”《居然中委出恩科》起，姚颖很快成为《论语》主要作者，前后在《论语》发表了41篇“京话”。林语堂十分欣赏姚颖，在为姚颖散文杂文集《京话》写的序言中，高度评价了其创作“涉笔成趣，散淡自然，犹如岭上烟霞。谓其有意，则云本无心；谓其无意，又何其燕婉多姿耶！”除了大华烈士和姚颖外，《论语》还培养了很多新的年轻作家，如徐訏、何容、老向等，他们在创作风格上擅长幽默文字，成为《论语》的重要支柱，是论语作家群落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种说法是杨之华主编的《文坛史料》：“参加这个集团（论语社，编者按）的文士，大部分为前语丝社同人。”的确如此，《论语》第一期创刊号上列了一份24个“长期撰稿人”的名单，其中就有原来语丝社的章衣萍、刘半农、俞平伯、章川岛、孙伏园、孙福熙等人。虽然这些作家可以算是论语派作家群落的成员，但真正这份名单中“动手者寥寥无几”。第三种说法是1933年11月林语堂在《与陶亢德书》中所说：“论语地盘向来完全公开。所谓‘初’者，全（增嘏）、潘（光旦）、李（青崖）、邵（洵美）、章（克标）诸先生共同发起赞助之谓也……论语向来所刊外稿多而社稿少，论语早已公之天下矣。论语之成功，即国人共同之成功也。”认为全增嘏、潘光旦、李青崖、邵洵美、章克标为发起人。因此从这三种说法来看，论语派作家群落的主要成员大致就是这些。

《论语》1932年创刊，1949年停刊，主编先后有林语堂、陶亢德、郁达夫、邵洵美、林达祖、李青崖、明耀五等；《宇宙风》1935年创刊，1947年终刊；《西风》1936年创刊，1949年终刊。因此论语派作家群落存在的时间一直延续到1949年，本书主要关注的重点是1930年代的论语派作家群落，1937年以后论语派作家群落的活动不在本书讨论范围之内。

6.开明派作家群落

开明派作家群落是1930年代以开明书店为中心聚集而形成的一个编辑作家群落。由于这个文学群落与白马湖作家群落关系密切，所以在《从湖畔到海上——白马湖作家群的形成及流变》一书中作者直接把它作为白马湖作家群落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有的地方则称之为“开明书店派”。本书认为从文学群落的发展角度来看，开明派作家群落是白马湖作家群落和立达学园作家群落的发展与延续。1925年秋，一批原来是白马湖作家群落成员的夏丏尊、丰子恺、朱自清、朱光潜等在匡互生的带领下离开浙江春晖中学，在上海创办了立达学园，成立了立达学会，其后随着叶圣陶、陈望道、赵景深、章克标等人的加入，队伍不断壮大。1926年8月在立达学会同人的支持下，章锡琛创办了开明书店，立达学会同人纷纷加入开明书店。在叶圣陶加入开明书店后，其很多朋友和同事如王伯祥、金仲华、郭绍虞、周予同先后投奔到开明书店，由此形成开明派作家群落。

虽然开明派作家群落没有统一的组织与同盟，但“他们在无形里，曾形成了个共同的倾向，一个向前努力的共同目的”。叶圣陶也曾回忆说：“开明书店是一些同志的结合体。这所谓同志，并不是信奉什么主义，在主义方面的同志，也不是参加什么党派，在党派方面的同志。只是我们这些人在意趣上互相理解，在感情上彼此融洽，大家愿意认认真真做点儿事，不求名，不图利，却不敢忽略对于社会的贡献：是这么样的同志。这些同志都能够读些书，写些文字，又懂得些校对印刷等技术方面的事，于是相约开起书店来，于是开明书店成立了。”开明派作家群落是一个编辑群体与作家群体的结合体，在编辑刊物的过程中他们创作了很多作品，并且有的结集出版。其中丰子恺的《缘缘堂随笔》、叶圣陶的《倪焕之》《稻草人》《古代英雄石像》、朱光潜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等都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名篇名作，产生深远的影响。

7.其他说明

1930年代还有一些影响较大的文学社团流派未列入本书论述范围。

（1）鸳鸯蝴蝶派。

鸳鸯蝴蝶派是20世纪初叶的上海出现的一个承袭中国古代小说传统的通俗文学流派，因写才子佳人成双成对有如鸳鸯蝴蝶而得名，一直延续到1949年。这个流派创作内容驳杂，有言情、哀情、社会、黑幕、娼门、家庭、武侠、神怪、军事、侦探、滑稽、历史、宫闱、民间、公案等类别。作家众多，其中代表作家有徐枕亚、包天笑、周瘦鹃、张恨水等。鸳鸯蝴蝶派具有较强的群体意识，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个较大的作家群落，1920年代他们成立了星社与青社，来广集同志，联络情谊，扩大自身影响，显示了区别于新文学界的自身存在。但是由于这个作家群落文学观念陈旧，追求文学的趣味性与休闲娱乐功能，由此被视为旧文学的代表而遭到新文学界的指责与批判。尽管新时期以来，在苏州大学文学院以范伯群先生为首的通俗文学研究群体的共同努力下，鸳鸯蝴蝶派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改变了长期以来对鸳鸯蝴蝶派批判的思维定式，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提出了一系列发人深思的问题，然而鸳鸯蝴蝶派文学能否进入文学史仍存在较多争议，所以本书未将其列入论述范围。

（2）民族主义文学群落。

民族主义文学群落是1930年代出现的一个打着“三民主义”或“民族主义”的旗帜发动文学运动、进行文学创作的右翼作家群落，这个群落在理论上宣扬“文艺的最高意义，就是民族主义”，强调“武器的文学”功能，反对左翼文学的阶级意识。在创作方面上表现御外的民族主义思想，以积极反映中国民众、义勇军抵御外来文化“侵略”、经济“侵略”和军事侵略为重要内容，并且出现了一批思想上比较健康和进步的民族主义文学作品。民族主义文学群落有很多子群落，如影响较大的潘公展、朱应鹏、黄震遐、王平陵、傅彦长、范争波等组成的前锋社（六一社），王平陵、钟天心、左恭等人在南京成立的中国文艺社，潘孑农、曹剑萍、赵光涛在南京组织的开展文艺社，冯白桦、陈大慈在杭州成立的黄钟文学社，刘百川在江西主办的《汗血》杂志，何勇仁主编的《民族文艺月刊》，等等。虽然民族主义文学群落的子群落众多，但其内部组织涣散，成员之间联系不够紧密。由于国民党官方色彩和成员身份连带的党派性，民族主义文学群落自产生即遭到左翼文学的严厉抨击，文学史上亦将之作为批判的对象。其重视政治意识形态的宣传，真正在创作上除了王平陵、李赞华等人外，其余的乏善可陈。此外对于民族主义文学相关的研究资料亦不够充分，基于以上几个原因，本书也未将其列入论述范围。

（3）东北作家群。

东北作家群是指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以萧军、萧红、舒群、端木蕻良、罗烽、白朗等为代表的从东北流亡到关内的文学青年形成的作家群体。他们的作品反映了处于日寇铁蹄下的东北人民的悲惨遭遇，表达了对侵略者的仇恨、对父老乡亲的怀念及早日收回国土的强烈愿望。从艺术表现上看，这些作品具有粗犷宏大的风格，反映了东北的风俗民情，显示了浓郁的地方色彩。尽管东北作家群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是一个影响较大的文学流派，但是“他们并不是自觉联合起来的，没有统一的艺术准则和创作纲领可供遵循，相互间缺乏紧密的组织联系，缺少在思想、艺术方面的彼此切磋和共同追求，也没有公认的代表性作家的创作或理论作为群体的艺术楷模与美学规范……”更主要的是从构成作家群落的三个基本要素来看，东北作家群成员之间缺少某种协议和群体的意识，同时也很少参与集体的文学活动，缺少互动的文学交往行为。因此笔者认为其不能算是一个作家群落，本书未将其列入论述的范围。

二、1930年代中国现代作家群落研究的内容

把握一段历史进程，学术研究不外乎在两个方向上用力：一是还原，一是阐释。本选题在研究目标上兼顾两者：一是首先从文献史料出发，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对1930年代期间作家群落生态的消长起伏作如实的描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延伸，探讨1930年代间中国现代作家群落现象的生成原因，分析这种群落现象内在和外在的具体表现，立体展现还原此阶段作家群落的生存面貌。二是把作家群落现象放置在文化背景下进行观照，力图对中国现代作家群落的作家心态特征进行学理性的阐释。在此基础上，从作家群落现象这个独特的角度出发，探讨作家群落对1930年代文学理论与创作带来的深远影响，寻求1930年代文学的多元共生形态形成的深刻原因。鉴于此，本书主要思路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绪论。在以往研究总结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作家群落现象”概念，并以此作为立论的基础。结合193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创作和文学社群发展的特点，阐释“作家群落现象”这个概念的意义。

第一部分：历史传统与时代语境的韵动。1930年代中国现代作家群落因袭了古代诗文结社的传统，同时又是浓郁政治氛围的产物，此外还和1930年代现代出版业的繁荣昌盛存在着密切关系。这一部分主要从传统文化因素、时代政治因素、现代出版业等三方面分析1930年代现代作家群落的生成文化语境。

第二部分：文学话语背后的动态流变。在话语博弈、生存竞争的压迫下，1930年代作家群落时刻发生着动态的流变，呈现出解体、转型、重构、交叉、对峙等多种外部形态。解体主要表现为老的文学群落的消亡，成员星散。转型指作家群落在保持原有群落名称、基本框架或文学精神的基础上，人员、组织方式、文学观念创作、群落整体形态上发生了变化。重构则指的是原有的作家群落衰落了，其主要成员延续倡导原有的文学主张，重新组合或建立新的文学群落。如果从作家群落之间的外部形态来看，交叉和对峙是不同群落之间最为常见的形态。

第三部分：自觉的群体意识与群落凝聚。193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作家群落内部表现出自觉的群体意识，他们在一致对外，努力维护群体面貌的同时，对内同样也采取多种方法与措施，来保持和维护群落的整体性。首先往往依靠并围绕知识权威，各自组织群落。其次创办刊物，建立自己的话语阵地。再次通过书评和评奖等方式对群体成员的创作大肆宣传，大加褒奖赞誉，壮大群落的声势。此外他们还党同伐异，打击排斥异己，维护自己群落的利益，加强自身群落的凝聚力。

第四部分：丰富、错杂、多变的文化心态。1930年代现代作家群落的文化心态和外在的形态一样变化万千，非常复杂。概而言之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整体态势丰富多样，每一个作家群落都有着自身独特鲜明的文化心态，个性鲜明，清晰可辨。其中以左联的激进文化心态、新月绅士文化心态和京派超然文化心态这三种最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二是文化心态复杂悖立，很多群落的心态充满了尴尬与矛盾。三是文化心态因时而异，发展变化，某些文学群落在与其他群落的对峙中有意或者无意调整自身的文化心态，或者随着成员的变换而接受其他群落的文学观念，文化心态上呈现出开放性、动态性的特征。1930年代中国现代作家群落的文化心态对群落的运作以及创作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群落文化心态的研究进一步深入到文化心理的层面，探讨了现代作家群体精神和心灵的特殊演变轨迹，反映出作家群落的内在发展轨迹。

第五部分：多元化理论与众异文本视阈。1930年代文学理论成熟，创作多样，作品丰富，这主要得益于作家群落的努力，可以说1930年代文学的创作实践是在作家群落的背景下完成的，如果离开了作家群落，一切创作也就无从谈起；如果没有作家群落的积极参与，就不可能有1930年代文学的繁荣。1930年代作家群落对于文学创作产生的重要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促成了多元化的理论建构，二是作家群落坚守各自的创作视阈，不同群落形成了多样化的文本。

书后“附录”现代文学社群视角观照下的九叶诗派，是针对当下九叶诗派是否存在的争议而作。笔者认为，从现代文学社群的视角来阐述九叶诗派不仅是可行的，而且也是可能的。也只有从作家群落角度来解读九叶诗派，我们才能获得更为宽阔的文化视野，并在此背景中真正理清这个流派的深厚内涵和发展脉络，最终对有关九叶诗派的质疑做出有效的回答，这一实践本身，同时也为“作家群落”观点的提出增添了有力的佐证。

如果要说明各部分之间的逻辑关系，那么笔者的基本思路是：绪论提出问题，阐述研究的价值。第一部分背景分析，从1930年代特殊的文化语境出发探寻作家群落形成的原因。第二部分分析了作家群落的外部形态。第三部分则由外及内，探讨作家群落的内部凝聚。第四部分由前面的客观描述过渡到主体心态的分析。最后一部分论述作家群落对于理论与创作产生的深远影响。

参见范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辞典》，508~511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
刘群：《饭局·书局·时局——新月社研究》，43页，武汉，武汉出版社，2011。
周泉根、梁伟：《京派文学群落研究》，8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
高恒文：《京派文人：学院派的风采》，74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
沈从文：《谈朗诵诗》，见《沈从文全集》，第17卷，247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李蕾：《京派作家的聚合形态考究——以沙龙为论述中心》，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9（4）。
许纪霖：《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1895—1949》，33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金理：《从兰社到〈现代〉——以施蛰存、戴望舒、杜衡及刘呐鸥为核心的社团研究》，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
施蛰存：《又关于本刊的诗》，载《现代》，1933（4—1）。
施蛰存：《又关于本刊的诗》，载《现代》，1933（4—1）。
杨之华编：《文坛史料》，393页，上海，中华日报社，1944。
王瑶：《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249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
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二册，1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29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夏衍：《“左联”成立前后》，见《左联回忆录》，39页，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
参见姚辛：《左联史》，415页，上海，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
参见汪纪明：《文学与政治之间：文学社团视野中的左联及其成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其中对部分左联成员的身份进行了考证。
参见五知：《瑶斋漫笔·新旧八仙考》，载《逸经》，1937（28）。
对此亦有不同的观点，参见徐型：《貌合神离：丰子恺与“论语派”》，载《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3）。
关于姚颖的身份与性别问题目前仍是疑问：陈学勇认为姚颖是女作家（《论语派女杂文家姚颖》，载《书屋》1997年第6期）。杨剑龙认为姚颖是王漱芳，男，曾任南京市政府秘书长（《论语派的文化情致与小品文创作》，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出版）。陈子善则认为姚颖是王漱芳的夫人（《林语堂说姚颖》，载《文汇报》2013年4月27日）。
林语堂：《京话·序》，见姚颖：《京话》，1页，上海，人间书屋，1936。
杨之华：《论语社》，见《文坛史料》，399页，上海，中华日报社，1944。
鲁迅：《“论语一年”》，载《论语》，1933（25）。
林语堂：《与陶亢德书》，载《论语》，1933（28）。
参见陈星、朱晓江：《从湖畔到海上——白马湖作家群的形成及流变》，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
许纪霖：《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1895—1949》，24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郑振铎：《绅士与流氓》，载《文学评论》，1934（1）。
叶圣陶：《开明书店二十周年》，见《叶圣陶集》，第6卷，224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
参见胡安定：《鸳鸯蝴蝶如何成“派”——论鸳鸯蝴蝶派群体意识的形成》，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2）。
王培元：《论东北作家群》，载《学术月刊》，19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