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武昌深造

金风送爽，丹桂飘香。

1896年的秋色，迈着轻盈的步伐来到人间，越过高山，涉过河流，穿进森林，降临到古老的房陵。

秋天到了，山区秀美的风光、奇异的云海、霜染的红叶，编制成为一幅色彩斑斓的画卷。

清晨，随父亲高步云正在湖北房县设馆授徒的高振霄，早早起床，在环城林荫道上晨读。在他眼里，阵阵金风，犹如淘气的小娃娃用彩笔把五花山的树叶涂上了各种各样的颜色。你看，它把枫叶涂成了红色，秋风一吹，枫叶就挣脱了树妈妈的手飘下来，那样子真像一个燃烧的小火球从天而降。其他树的叶子也被涂上了颜色：有橘黄的、金黄色、深黄的、浅黄的……

晨风拂过，五彩的叶子纷纷落下，就像一只只蝴蝶翩翩起舞。哟，风娃娃落下了松树和柏树，它们绿得那么新鲜，看着非常舒服。

桂花是秋天的使者，也是秋天的象征。县城随处可见桂花的踪影，或立于花坛间，或拥于草坪上，或倚在操场边，或蜿蜒在小路旁。

顺着一路的芳香，高振霄来到一棵桂花树旁，从脚边捡起一朵桂花细细品味。四片花瓣围绕着两根花蕊，一摸，厚厚的，异常柔软，格外舒服。一朵朵桂花组成了一个个不规则的花球，桂花球挂满枝头，从树枝开到树梢。小巧的花儿在树叶上笑着，有的含苞欲放，欲言又止；有的藏在绿叶后，像一个个害羞的小姑娘；有的在树枝旁，窃窃私语；有的站在树梢上，顾盼流连。

桂花有三种颜色，黄色的淡雅，白色的高洁，橙色的热烈而深沉，泼泼洒洒，一派烂漫。

继而，他快步登上环城的山巅，俯瞰县城周围，远远望去，五花山色彩缤纷，五光十色，美丽极了，只有天上的彩霞才能与其媲美。

他完全陶醉在故乡的秋景里，口里不禁念念有词：君不见，秋染枫红，落日斜晖，人间情重。君不见，西风残月，云卷云舒，花落香浓。蓦然回首，苒苒物华休……

秋高气爽令高振霄心旷神怡，他的步伐更加轻盈。他漫步在林间小道上，迎面飞下来几片树叶，在晨风中飘飘摇摇，时起时落。秋叶飞在空中，犹如彩练飞舞，又像小鸟在飞翔；秋叶悄悄地落在地上，挤在了满地的黄叶中间。

边走边读，他还发现了枫叶，它经了秋阳的熏染，经过秋风的吹拂。

一阵微风吹来，红彤彤的枫叶就动起来，渐渐地，有些红的枫叶就随风落下来，仿佛是秋姑娘留下的影子。它们似乎舍不得枫叶妈妈，不时还摇摇手，这些枫叶像小鸟一样，在那儿飞翔，最后静静地躺在草地上。

此情此景，高振霄不禁想到大诗人李白写的一首诗《山行》：“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晨读完毕，高振霄已是神清气爽。

刚刚回到家里，他就听到喜鹊在门前的大树上叫唤不停。按照当地习俗，这是高家有喜事降临的先兆。

果然，不一会儿，邮差就送来了省城经心书院聘请父亲高步云为书院主讲的聘书。

于是，高步云夫妇决定，带孩子到省城深造。临行前，高步云与长子高振霄促膝谈心。有着强烈求知欲的儿子，希望随父亲到省城求学。

自此，高振霄走出了房县城关镇的那幢四合院平房。

高步云虽然长期生活在鄂西北山区房县，但因为这里曾是历史上达官显宦流放的故里，常有人员往返京师与省城。再加上他订阅有进步书刊，消息并不十分闭塞。他从书刊上了解到教育体制的改革——

早在19世纪60年代后期，由于西方列强的侵入，导致东西文化的碰撞日益激烈，传统封建教育的弊端也越发显露。不少有识之士，尤其是洋务派纷纷致力于教育改革。不久，在京、津、沪等地的各种新式学堂，就应运而生了。

那时的“清流”派代表人物张之洞，在就任学政与封疆大吏之后，虽然也先后在湖北、四川和山西分别开办了经心书院、尊经书院与令德书院，但其宗旨仍跳不出传统陈规的樊篱。

随着1884年（光绪十年）潘衍桐奏请清廷开艺学科（包括制造、算学、舆图等），张之洞才开始由“清流”向“洋务”转变。因为他在兴实业、练新军的过程中，时时感到通晓时务人才的极度缺乏，进而得出“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人才”，“人才之贫由于见闻不广，学业不实”的结论，萌发了改革传统教育的想法。

于是，张之洞在就任两广总督期间，于1887年8月3日创办了广东水师学堂与陆师学堂各一所。

1889年8月初，张之洞走马上任湖广总督的第一站，便视察自己1869年任湖北学政创办的经心书院，以及武汉市最早的书院、明代提学葛寅亮主持创办的江汉书院。时值大水之后，经心书院地滨都司湖，水痕犹在，墙宇多倾圮；江汉书院屋舍也很狭小。经心书院监院诸人趁机报告说：“二十年来积学好古之士多出其中，现有经、义、治、事四斋只能容纳80名士子，早已不能满足学子的要求了，社会各界纷纷要求重修书院。”

刚开始，张打算在经心书院的基础上扩大规模，并让自己的爱将、国学大家梁鼎芬担纲，梁也满怀信心地准备接任。

当张之洞在一次会议上提出了扩建书院的想法时，立即得到了有识之士的积极响应。江夏县绅陈庆溥当即表示，愿以自己所有的在武昌城的都司湖产业捐作办学地址，武昌城的一位茶商提出只要能扩招10名商人子弟入学，他愿捐银20万两。湖南、湖北的八大茶商集团亦踊跃捐赀，拟每年按茶价千分之一的比例提取资金（初定每年捐银一万两，实际不足此额），作为办学经费。

受此感奋，张之洞断然改变初衷，决定另建新书院。其新址规划宏伟，拟横跨三个路段：由南湖堤（今解放路）到大朝街（今复兴路）的王府口街，由大朝街到今烈士祠一带的宫辕门街，以及由烈士祠到黄土坡（今首义路）一带的分水岭。

当梁鼎芬请示总督新书院起什么名称时，张之洞沉思片刻后说，既然院址拥都司湖与拥菱湖之“两湖”，又有湖北、湖南之“两湖”茶商捐资，就定名“两湖书院”好了。

经过培筑基址，修理水道，环湖兴建斋舍，一栋栋规模宏敞的院舍拔地而起。计划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春在武昌正式挂牌。

抵达省城后，高步云从同人那儿得知，两湖书院自1891年春正式招生起，分别从湖北、湖南两省各选调才识出群、志行不苟的秀才100名和茶商的绩优子弟40名入学。且均由当时的名师任教。所以，高步云马上决定，让孩子参加两湖书院的入学考试。高振霄突然从外面进来，听到了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他不禁跃跃欲试。

两湖书院规定，报考者首先必须是“秀才”之中的佼佼者，这一点高振霄不在话下。

高振霄是在房县通过院试（童子试），取得了秀才功名的。院试每三年举行两次，由皇帝任命的学政到各地主考。在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的十二年中，辰、戌、丑、未年称为岁试，寅、申、巳、亥年为科试。要取得院试资格，必须通过县试与府试两关。县试在各县进行，由知县主持。一般在每年二月举行，连考五场。通过后进行由府官主持的府试，府试四月举行，连考三场。

高振霄自幼对八股文不感兴趣，对《左传》《史记》《两汉书》《三国志》与《晋书》却爱不释手。尽管族兄说他“不务正业”，但先生则称他“丹黄并下，志向远大”。

1892年（壬辰年）二月县试开考，年仅12岁的小振霄连战五场，顺利过关，然后再接再厉，在四月的三场考试中，拿下了府试，终场列前第二十三名。可是，在院试中却落第了。

之所以在院试中下第，是因为试帖诗失黏，高步云痛惜击掌，责罚儿子，让其闭门思过。

癸巳年（1893年）春夏之交，高振霄以“童生”资格参加由湖北学政主持的院试，终于以第十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取了秀才功名。

1896年秋，高振霄刚到武昌不久，父亲高步云就带领他参观过江汉书院。父亲告诉他，江汉书院系以江、汉二水为楚地之望而定名。原址在武昌文昌门内，清顺治年间定为直省书院，迁至忠孝门内巡道岭（今粮道街武汉中学处）。康熙年间，巡抚陈洗、张连登等次第修葺，巡抚林天擎集多士肄业，捐赀供给。雍正年间，朝廷赐帑金千两，总督德沛又捐赀若干，规模有所扩大。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时，于该院原设天文、地理、兵法、算学四门外，又添经史一门。

这里开设的课程，比私塾丰富而精深。学生入学后，主攻今文、试帖诗、按月官、师二课，官课自总督至武昌知府，每月讲课一次。后江夏县、汉阳县令亦来讲课。师课则院长每月讲课一次。官课考试有奖金，师课有膏火无奖金。

早在1739年（乾隆四年），书院曾拓地扩建，内设十贤祠，祀濂溪、二程、横渠、考亭、南轩、陈良、公孙龙、任不齐、赵复等；又有德教祠，祀肇建书院督抚司道及历次输资有功书院者。又有题名碑记，凡诸生中试者，皆镌名其上，以资鼓励。

可惜的是，1853年（咸丰三年），太平军占领武昌时书院被毁。时至1862年（同治元年），湖广总督官文和邑绅陈庆溥方集资重建。五年后，书院山长雷以诚呈请鄂督李鸿章批准，进行扩建，补修了斋舍，使肄业生员达2400名，课程内容主要是“四书”“五经”和宋明先儒著作。次年，新任湖北学政张之洞到各府主持考试，将各府诸生才学优秀者送江汉书院肄业，除筹给膏火费外，还捐购经史书籍庋置院中，以便学生们能诵习研摩，专务实学。

1896年秋，高振霄在父亲任教的经心书院就读。期间，高振霄曾到图书室翻阅了“经心书院”的历史——

张之洞任湖北学政时，发现武昌原有江汉书院规模太小，远远不能满足士子们的求学愿望。于是，他于1869年（同治八年）商请湖广总督兼署湖北巡抚李鸿章，在武昌三道街学署别建精舍为课士之所。始定名经心书院，后改为文昌书院，院址迁火星堂文昌宫（今湖北实验小学后面）。

进入这里学习的学生，均由学政在各县诸生中亲自选拔调取。书院宽阔，住宿条件优越。学合分经、义、治、事四斋，每斋20人，人各一室。课程有经解、史论、诗赋、杂著等。经心书院培养出不少高材生，当贺人驹、陈作辅、傅廷浩、范昌埭4名高材生病故后，张之洞亲自作诗《四生哀》哭悼。

1891年（光绪十七年），湖北前学政赵尚辅等捐廉俸，复将经心书院迁回学署右舍（今武汉市警官学校处），更名为经心精舍。1897年书院改革，增设自然科学课程，叶青、姚炳奎、蒋克武、曹汝川等分任天文、舆地、兵法、算学分教。曾在书院任山长者有李寿榕、谭仲修，曾任监督者有吴兆太、纪相聪、刘鸿烈等人。

高振霄进入书院后，尤其欣赏悬挂于书院门楼的楹联：

经纶涵万物，文以虎变；

心意范群英，志在鹏飞。

同时，高振霄还了解到了书院同窗周锡恩的故事——

周锡恩，字伯晋，别号是园先生，罗田人氏。幼从家学，未成年即考取秀才，深得张师（之洞）赏识。后与我一起就学于经心书院。他虽然迟我三年（1876年）以第一名优选贡生，但却后来居上，于光绪九年（1883年）举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同湖南才子张百熙有“北周南张”之称。我年轻时，曾与他唱和《送伯晋归罗田席上同赋得题字》五言诗一首。

在翰林院供职期间，他力主“整治朝纲，振兴国运”，上《变法通议》奏章，提出“运会易而气机更，气机更而治化因，古今之人莫之能违也”“学有千年不变之道，政无百年不变之法”，引用大量史实，论证其见解。1888年，以陕西乡试副主考回北京，时朝廷正议论商讨津沽、津浦两条铁路修建方案，大臣多主张将铁路交外国人修建，周力排众议，指出借外债修铁路是下策，交给外国人修是下下策。主张筹资自修，并提出实行方案，光绪帝称其“留心时务”。

高振霄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像周锡恩一样，实现其文章报国的理想。

1896年年底，两湖书院又要举行入学考试。高振霄前往应试。

为了让儿子熟悉一下两湖书院的环境，也是为了在考前放松一下，父子俩特地光顾了都司湖畔。高振霄一到书院门口，张之洞所题对联一下子吸引住了他的眼球：

正气长存，流形一院；

学业精进，驰誉两湖。

书院环湖而建，走进校园，在湖畔的通今轩，对诗词歌赋和对联十分感兴趣的高振霄，又记下了清代嘉庆辛未进士、内阁中书李彦章为此轩的题联：

唯楚有材，数千年英雄辈出；

斯祠殿院，七十县先儒昭兹。

书院的兴衰演变史也在他的脑海中一掠而过。书院是唐宋至明清出现的一种独立的教育机构，是私人或官府所设立的聚徒讲学与研究学问之所。中国最早的官办书院开始于唐朝，为开元六年（718年）唐玄宗在东都洛阳的丽正书院。最著名的书院可上溯到宋代四大书院，即白鹿、石鼓（一说嵩阳）、应天、岳麓书院。书院大多是自筹经费，建造校舍。教学采取自学、共同讲习和教师指导相结合的形式进行，以自学为主。它的特点就是为了教育、培养人的学问和德性，而不是为了应试获取功名。

明代书院发展到一千两百多所，其中也有一些是官办书院。一些私立书院自由讲学，抨击时弊，成为思想舆论和政治活动场所。最著名的有江苏无锡东林书院。明朝统治阶级曾先后四次毁禁书院，然而书院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可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在严酷的政治压迫下，书院师生宁死不屈，将书院办得有声有色。东林书院的那副名联就是时局的真实写照：“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清代书院达两千余所，但官学化也达到了极点，大部分书院与官学无异，如张之洞在武昌建立的两湖书院、广州越秀书院等。

边看边听，高振霄觉得两湖书院的规模是武汉三镇其他的书院无法比拟的，而且讲堂与斋舍别具一格。最引高振霄注目的又是几副舍联。其中张之洞题的一副为：

宋学积分三舍法；楚村淹贯九丘书。

另一副则是近代著名学者、藏书家、清光绪六年进士、两湖书院东监督梁鼎芬所题：

唯楚庆多才，夹袋宏搜，安得万间开广厦；

取人不求备，锁闱清课，何妨六艺重专门。

父亲为了考一考儿子，就指着梁联之“夹袋”一词说：“霄儿，这里的‘夹袋’是不是‘夹带’的笔误呀？”

“不然。您曾给我讲过，‘夹袋’一词典出《宋史·施师点传》。说的是参知政事（简称‘参政’，唐宋时期最高政务长官之一，与同平章事、枢密使、框密副使合称‘宰执’）施师点在任内非常注意访贤求才，一经发现便记录在案，并放在‘夹袋’之中，以备选用。决非考试中作弊之‘夹带’也。”

“看来，为父之夙愿只有通过你来实现了！望吾儿早日学成，金榜题名！”“儿子谨遵教诲！”

说着说着，父子俩来到书院南、北、西三斋的中心，驻足眺望。高振霄依次数了一下，这里的斋舍达240间。其中南斋10栋100间（今武汉大学第一临床学院一带），为湘籍学生所居，每栋分别以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为名序；北斋10栋100间（今武汉音乐学院一带），为鄂籍学生所居，每栋分别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等为名序；西斋2栋40间（现武昌实验小学一带），系当时的八大商人集团子弟读书学习之用，每栋分别以戌、亥名之。

当他们父子来到书院最北边的水榭，高振霄站在水榭极目四野，感到惬意极了！父亲对他说，这就是湖广总督张之洞宴会宾客的地方。时人所说之“前后两湖，风廊月榭，荷红藻绿，雅擅一城”就是在此处所作。

书院优美的环境，比高振霄想象的还要美。所以，参观完书院后，他带着这一美好心情参加入学考试，结果心想事成，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一举中鹄。

1897年元宵节过后，高振霄怀着美好的憧憬，住进了翠柳叠烟的两湖书院深造。

开学典礼那天，只见一位“短身巨髯，风仪峻整”的长者，在文武百官的簇拥下，来到书院正学堂参加开学典礼。

正学堂与楚贤祠、监督厅和分教厅为书院的主要建筑，其中正学堂为礼堂与讲学之用。楚贤祠为祭祀湖南、湖北两省先贤为主的祠堂。监督厅和分教厅则分别是监督与教习的办公室。

经书院监督介绍，原来这位巨髯公就是高振霄仰慕已久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张氏首先率师生向孔子神位行三跪九叩礼，接着又率百官向监督及教习行叩首礼。随后，他发表了即席演讲。只见他气宇轩昂，出言不凡，引经据典，纵横捭阖。大意是强调“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简称“中体西用”），还引用《礼记》中的“所读皆正书，所交皆正士”，鼓励学子们“读正书、崇正学”，奋力拼搏，将来“忠君爱国”。高振霄听后不禁叹曰，总督大人如此“爱才好客”，这也许就是“名流文士争趋之”的缘故吧。

学习生活虽然紧张而枯燥，但书院前后的两湖，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涟漪摇曳着波光，柳树荡漾着清影，给高振霄的学习生活增添了情趣。

他对书院的最大感受是，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教师（习）不仅多达16位，而且都是既学有专精，又富有教学及实际工作经验的大家。其中经学、算学各3人，史学、地理、测量各2人，兵法史略学、博物、化学、天文各1人。

书院的课程则门类齐全，除经学、史学、理学、文学四门功课外，还可兼习算学、经济两门课程。每月朔日（农历每月初一）为官课，称“朔课”；望日（农历每月十五）为分师课，称“望课”。各课延聘名师分教，著名的地理学家和书法家杨守敬、当时国内首屈一指的数学家和翻译家华蘅芳、音韵学家沈勇植，以及易顺鼎、杨锐、汪康年、姚晋圻、周树模、陈三立、屠寄、邹代钩等名流都曾在这里任教。

两湖书院设提调1人，监院2人。后改提调为院长，均由梁鼎芬充任，继任者有蒯光典、王同愈、黄绍箕等。起初，书院学制没有明确规定，接下来定学制5年。修业期满合格者择优推荐请奖录用，不合格者归家。部分优秀学生还由官费选送出国深造。

当时，三两库银足可支付每人每月的生活费用，住院学生每月发膏火银（灯油费，即相当于助学金）四两。每月初一、十五考课，除特别不用心者外，均有奖励。即书院将月考成绩分为超等、特等与平等三等，对绩优者发放奖学金。每学期大考一次，张之洞亲临主持。

这里虽然满足了高振霄的求知欲望，但刚开始时，他对书院的新课程还不很适应。经过一段时间的恶补，终于进入角色。不过，他的强项仍然是史学兼辞章训诂。

当他得知，在1893年的乡试中，该院生员中举者达23人之多，1897年还出现了范轼与范熙壬“父子同科”的举人，更是激发了他发奋读书的激情。他在文史方面充分展示其文采。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二月（上半月），他在朔课之史学月考上，以一篇《东晋南宋之兵何以能强说》一举夺得了最高奖——超等第一名，并获赏银三两。他在文中这样写道：

呜呼，千古以来，中国夷狄之祸，莫甚于东晋、南宋，而中国人民之弱、土地之蹙，亦莫过于东晋、南宋。而东晋、南宋，犹能易危为安，得于夏少康、周宣王，汉光武，同齿中兴之绩。则知有天下国家者，不惧其弱，而惧积弱之后，终不能自振于强也！

1902年，清廷下令书院改为学堂时，经心书院与江汉书院一并改为勤成学堂。翌年，即1903年，两湖书院改为“两湖文高等学堂”，亦称“两湖大学堂”。文学堂学额120名，以两湖、经心、江汉三书院优等生入学，高振霄以优异成绩考入。

文高等学堂为大学堂预科，是当时湖北的最高学府。改制之初，学堂规定学生补习普通学一年，习专门学三年，出洋游历一年，共五年毕业。日课8小时。学科分经学、中外史学、中外地理学、算术、中外公共学等门，聘本国教习。理化学、法律学、财政学、兵事学等为西学，聘东西各国专门教习。

“湖北省，二百堂，武汉学生五千强；派出洋，学外邦，各省官费数湖广；湖北省，秉众长，四百余人东西洋……”张之洞在武汉进行教育改革的过程中，形成了从蒙养院到高等学堂，普通、师范、职业并存的各级各类纵横教育体系和区域性学制。同时还派遣优秀学子游学，以达“睁眼看世界”，师夷制夷之目的。

为进一步缓解各处学堂急缺教员的问题，1904年7月14日，张之洞拨款（库平银）43000两，命学堂监督梁鼎芬、堂长胡钧等将两湖文高等学堂（位于武昌营坊口都司湖畔的原两湖书院）改建为两湖总师范学堂，分设优级师范和初级师范两等。简称两湖总师、两湖师范。

到了8月，学堂增设初等、高等小学各一，作为学生实习之处所。两湖总师范学堂总监督由张之洞亲自兼任，学堂监督梁鼎芬与堂长胡钧，悉心秉承张之洞意旨，“以修行为基，以求实为主”，竭尽全力培养“读正史”“崇正学”，志在挽救中国贫弱的育人之师。学堂规模计划招生1200名，后实招约九百名，故有“千师范”之称。

按照当时清廷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的规定，在设定的五年学制的初级师范学堂的同时，各省可另设简易科，以缓解师资的燃眉之急。为此，1904年11月，两湖师范学堂简易科招收学生。

当时由于科考停止，而师范又享受官费优惠待遇，报考师范者踊跃，笔试分县、省初试与复试，然后由张之洞亲自主持面试。

高振霄在考试中脱颖而出，成为两湖总师范学堂的首届学生。他所学的课程包括修身、中国文学、史学、算学、物理、化学、地理、博物、官话（即标准汉语、国语、普通话）、英语、音乐、图画、簿记、手工、体操等。

在师范学堂求学期间，高振霄是学校图书馆的常客。那时学堂建有南北两个图书馆：南书库为一般阅览室，备有一般书籍和报纸杂志，供学生自由阅览。北书库为资料藏书处，供教员教学和研究考查使用。

他每天行走于正学堂大门时，总要在此驻足片刻，欣赏张之洞亲笔题写的对联：“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此为鹄臣鹄子；虽有文事、必有武备，法我先圣先师。”并以此作为座右铭，修身养性，刻苦攻读。

1906年年末，高振霄于两湖总师范学堂肄业。自1897年考入两湖书院始，历经两湖文高等学堂、两湖总师范学堂后，高振霄结束近十年在武昌的两湖学习生涯。

有感于几年间两湖总师范学堂培养出大批具有近代文化素质的师资队伍，梁鼎芬对自己和张之洞开创的教育业绩颇感自豪，曾自题门联云：“往事忆觚棱，身别修门二十载；新阳尽桃李，教成君子六千人。”

民国成立后，该校的职能与名称几经变更，1926年合并改组国立武昌中山大学，1928年改为国立武汉大学。其中湖北省立第一师范时期的知名教育家、校长刘凤章的治校，声噪海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