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辛亥“喉舌”

生活、安居、家业，今岁已无望；

嬉笑、悲欢、怒骂，明年可再来。

压迫愈重，反抗愈烈。1906年岁末，赣湘地区的革命浪潮汹涌澎湃。

为了壮大革命声势，促进两湖地区联合行动，正在日本主持同盟会总部工作的孙中山，特派湖北籍党人梁钟汉、朱子龙与湖南籍党人胡瑛等三人，于1906年12月从日本回到湖北武昌，与日知会领导人刘静庵商议联络湖北同志，响应江西萍乡、湖南醴陵与浏阳起义事宜。

正当日知会紧锣密鼓部署响应赣湘起义之际，因起义事泄，湖北未及行动，萍醴浏起义就已经失败，清廷上下通缉发动起义的湖南革命党会首刘家运等党人。此间，因叛徒诬告“刘静庵即刘家运”，清廷湖北当局如获至宝，迅速派军警查封日知会机关。自1907年1月7日起，先后将刘静庵等九名革命党人逮捕。因此事件发生在农历丙午年，史称“丙午之狱”。

1907年7月，高振霄与革命党人张振武于武昌黄鹤楼道小学任教。他们以教书为掩护，从事辛亥革命的宣传工作。由于他文笔犀利，经常有文章见诸报端，他因此与新闻同仁相交相知。

次年夏天，共进会员、参谋部长郑江灏受命从日本回到湖北，在汉口集资创办《湖北日报》，作为共进会的机关报，郑出任经理、主编。

由于高振霄在武汉三镇颇富文名，所以郑江灏特邀高振霄担任报社记者、编辑。高振霄不仅与向炳焜（字炎生）、李介廉、王伯森、董祖椿、杨宪武等报社同仁，奋笔疾书，针砭时政，还与留日归来的同盟会员黄侃（字季刚）过从甚密，共襄文学新闻宣传，鼓吹民族革命。

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湖广大都会武汉地区报业为外国人主办发展到清廷官方把持，《湖北商务报》《白话宪政报》《湖北学报》《蚕学月报》《湖北农会报》《湖北官报》《湖北教育官报》等多种报刊均为官办。

直到1905年，民间办报在武汉开始流行。此后七年间，民办报刊达四十多家。武汉报人多为科举时代的举人、秀才和留学生。其中有些人，汉语根底较深，以吟诗作赋、撰写八股文见长。风竹荪和宦诲之，时人称为“二凤”。蔡寄鸥、贡少芹等人，既能写政论性文章，又能写各种风格的文言文小说。胡石庵文笔生动，马野马、邓狂言文笔犀利。温楚珩、跷翼龙、姜旭溟、郑江灏是留日学生。而高振霄、蔡良村等，大多出身于两湖师范学堂。何海鸣是新军中文书帮办，与詹大悲共同主持《商务报》《大江报》笔政。

当时的主要报纸有《大声日报》《不缠足会画报》《汉口中西报》《公论报》《工商日报》《汉江日报》《新汉报》《交通报》《现世报》《鄂报》《五洲日报》《通俗新报》《江汉日报》《艺林报》《湖北女学日报》《大陆报》《华报》《通俗白话报》《扬子江白话报》《军国日报》《趣报》《大江白话报》《雄风报》《繁华报》《政学日报》《武昌白话新报》《新鄂报》等，后多数掌握在革命派手中。

《湖北日报》就是在民间办报的热潮下，由革命党人创办起来的一家进步报纸。1908年10月，孙武受命携应用文件、印信和旗帜式样等返回湖北，筹组共进会并主盟。

当孙武得知党人郑江灏回国后创办的《湖北日报》打开了局面后，便与郑江灏商定，在报社内设立共进会秘密通讯处，加强与各革命团体与党人联系。

自此，《湖北日报》与《雄风报》等均为共进会所控制的革命报纸。它们与日知会员充任主笔的《通俗白话报》、群治学社机关报的《商务报》、振武学社和文学社机关报《大江白话报》《大江报》等，成为湖北地区敢于鼓吹反清革命、抨击君主立宪的排头兵。

此时的高振霄以文笔为刀枪、以《湖北日报》为阵地，乐于同共进会、文学社等革命团体党人交往，为革命摇旗呐喊。

高振霄、向炳焜在采访中发现，清廷湖北军政头面人物陈夔龙与张彪沆瀣一气，民众怨声载道，他们决定敲打一下这两只老虎的屁股。

那是1909年春，新任湖广总督陈夔龙走马上任之初，善于逢迎的军中将领张彪为了探探新总督的“水性”，在与陈夔龙首次见面的仪式的拜帖中夹了一张大额银票。

陈氏收到的其他官员的见面礼，大都只是意思意思，唯独张彪出手大方。陈便立即笑容可掬地对张彪说：“啊，你就是军机大臣的‘丫姑爷’，自己人，自己人！”

可是，收到军中副将黎元洪呈送的拜帖，却是空空如也。陈夔龙看也没看一眼就丢到一边去了，在大庭广众之下大伤黎元洪的面子。而且陈夔龙是一个典型的见钱眼开的贪官污吏，几天后，见黎元洪仍不“孝敬”他，再加上张彪的挑拨离间，陈氏就免去了黎元洪军中副将的职务，这一职务很自然地落到了张彪头上。

陈夔龙认为，当官就要发财，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他的老婆许氏则是一位交际花，凭其姿色巴结上了朝中显贵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又讨得了福晋的欢心，庆亲王在高兴之余就收她为干女儿。

奕劻的贪婪庸恶，时人皆知，其卖官鬻爵之多，至于不可胜数。人以其门如市也，戏称之曰“老庆记公司”。

有着这样的门路怎么会有人不走呢，晚清政坛几乎都要走庆记门。而许氏经常在奕劻府中来往走动，奕劻自然对于陈夔龙的升迁出力不少。其中，陈夔龙本应赴四川就任总督，夫人听说四川道远路途艰险，又是贫乏之地，便明确表态不让陈赴任。

陈夔龙无奈，只好又求助于“老泰山”奕劻，旋改任陈为湖广总督。时人胡思敬在《国闻备乘》写道：“莅任未久，升川督，夫人又不欲往。夔龙计无所出，乃私于奕劻，令尔巽以两湖让之，而令锡良以四川让尔巽。以一女子之爱憎牵动数省督、抚，当时用人之得失盖可睹矣！”

陈夔龙到湖北后更是巧立名目搜刮民财，而且常常利用家人婚丧嫁娶，哪怕是过生日，都由张彪四处活动要求下属集体送礼。因而钱财源源不断地涌入他的囊中。

陈夔龙乃进士出身，擅长文辞。为了装潢门面，总喜欢在人面前哼几句诗词。在诗文上狗屁不通的张彪，一开始倒真的难坏了，因为他连斗大的字也认不了一箩筐，更谈不上能吟诗作赋。但他反过来一想：我虽然不会作诗，但我有的是钱呀！于是，他花了100两银子买到了当时汉口报刊名笔李涵秋代他所作歌颂陈夔龙的四首诗，堂而皇之地署上他张彪的名字，献给他的主子。

陈夔龙看后，不禁哈哈大笑，并立即组织了一场赛诗会，还当场书赠“儒将风流”的条幅给张彪。张彪顿时感到受宠若惊，回去后竟恬不知耻地挂在自己的堂屋里。

陈夔龙到湖北上任不久，他的幼女突然夭折，陈氏夫妇有意趁机敛财，张彪则大献殷勤，在湖北军政各总部门上蹿下跳，硬是花巨款买了一件珠衣为之送葬。

高振霄与向炳焜了解到这些消息，觉得应该通过报纸将湖北军政要员见不得人的事给予曝光。恰逢此时的湖北宜昌地区，正好发生了膜拜“石龙”求雨之事件。

高振霄与向炳焜突然灵机一动：陈夔龙，字筱石，亦作小石，不正是与“石龙”巧合吗？陈名龙非龙也，石亦然。于是，通过一番策划，向炳焜据此创作了一幅新闻漫画《石龙》并题诗，经高振霄编辑后，刊登在《湖北日报》上。

这幅画勾勒的是一石洞，洞有鳞甲化石，即指宜昌所谓之“石龙”古迹，被当地群众视为神物供奉，今求雨不应，乃借此“龙”讽刺湖广总督陈夔龙，似龙非龙。其题句为：“这石龙，真无用，低头潜伏南山洞；尽日高，拱不动，徒劳地方香火奉。纵有爪牙总是空。吁嗟夫！勿怪事事由人弄。”

此诗不仅将陈夔龙庸碌无用刻画得入木三分，还指控了为之撑腰的干岳丈庆亲王奕焜，政治色彩十分浓厚。读者一看，便心领神会。

这幅新闻漫画的画意虽然比较隐晦，但配上一定的题词后，矛头所指，一目了然。善于吟诗作赋的陈夔龙看后，顿时恼羞成怒，将报纸撕碎。只是诗中未指名道姓，他不能明目张胆地直接以此为罪名封报抓人。

事隔不久，该报又刊载《中国报纸于官场有特别之益》一文，因陈妻拜庆亲王为干父，陈是借庆亲王奥援，做到督抚的。插画、题词、论文，皆挑了陈氏之眼。陈夔龙觉得该是他报一箭之仇的时候了。此时，正值湖北巡警道金鼎来见，陈向金大声喝道：“《湖北日报》如此明目张胆地与官府作对，讨厌得很！”金氏为迎合意旨，随即将《湖北日报》封闭，并逮捕经理郑江灏与作者向炳焜。

幸亏巡警封报抓人时，高振霄外出采访，而那时的报纸，为避免官方或民间找作者或记者（时称访员）的麻烦，报载文章一般不署名或只署笔名。加之郑江灏是报社负责人，向炳焜又一口咬定此诗画与他人无关，高因此逃过一劫。

事后，高振霄一方面会同友人设法营救向炳焜与郑江灏，另一方面他发现报纸只要更名即可继续办下去。于是，高振霄会同谢石钦、黄丽中等积极做好创办《长江日报》的筹备工作。并刊登广告：《长江日报》“业经规定章程，招收资本”，开办经费由在汉浙江籍资本家沈某暂行垫付。向、郑获释后，《长江日报》正式创刊，高为编辑，他们又成为一个战壕的战友。

为了通过文学作品宣扬排满革命，高振霄于1909年5月19日，又创办了《扬子江小说报》（月刊），由著名报人胡石庵担任主编，由《汉口中西日报》报馆负责印刷出版。第一期为32开本，第五期为改24开本。主要栏目：图画、社文、小说、文苑、词林、杂录。

此间的武汉，虽然弥漫着阴云，但在1908年8月清廷宣布预备立宪以9年为限，并颁布《钦定宪法大纲》二十三条前后，全国青年中掀起了一股研习政法热潮，高振霄考入湖北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深造，借预备立宪之名，行宣传革命之实。

1910年7月，高振霄在湖北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10月，他与谢石钦、郑江灏、黄丽中、董祖椿、李福昌、单家燊、康建唐、向炳焜等发起人创办德育会。强调“天下兴亡，视民德兴替”“应修私德以完人格，重公德以结团体”。会长以下的职员均于每周开会时公举，以推行“德育”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德育会希望通过个人道德人格的完善，社会公德团体的塑造，来实现团结和强国的目的。

这年冬，高振霄与同仁一道促成德育会与共进会合并，成为共进会骨干。后又促进共进会与文学社的合并，成为辛亥革命的领导机关。

随着辛亥革命时机的到来，宣传阵地急需拓展。鉴于《湖北日报》曾被查封，于是，郑江灏、向炳焜于1910年，以《政学日报》为报名，重新出刊，班底大都是《湖北日报》的原班人马。

那时的湖广大都会武汉各界，对清军将领张彪的淫威深恶痛绝。张彪原是张之洞亲随，因娶张之洞婢女为妻，人称“丫姑父”。正是在张之洞的羽翼庇护下，张彪在湖广有恃无恐，无恶不作。尤其是处处与革命为敌，鱼肉百姓，成为人人诅咒的“国妖”。

为了充当民众的喉舌，在《政学日报》复刊不久，向炳焜与高振霄交换了意见后，又勾勒了似虎形之猫的漫画《怪物图》，发表在《政学日报》上。漫画上的题词为：“似虎非虎，似彪非彪，不伦不类，怪物一条。因牝而食，与獐同槽，恃洞护身，为国之妖。”其诗情画意，既深刻地揭露了张彪是一“不伦不类”的吃人魔怪，又以“与獐同槽，恃洞护身”的诗句，喻讽张彪借以飞黄腾达的衣食父母张之洞（“獐恃洞”谐音）。

张彪得报后，再次动用夏口厅军警将该报查封，郑江灏和向炳焜重陷囹圄。只是迫于舆论压力，不久才将郑江灏释放。而向炳焜仍然继续被拘，直到武昌起义才得出狱。

1911年2月13日（宣统三年正月十五），高振霄与彭渊恂（字义民）、向瑞彝、何国桢、罗饶、何世雄、张铭彝等创办《夏报》，编辑部设在汉口歆生路，由彭义民等人任编辑，何国桢经理，发行所设在汉口河街。

彭义民，善化（今长沙县）人。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曾任长沙民立第一中学堂教员、江宁劝业公所农务科科长。1903年11月4日，黄兴邀请章士钊、彭渊恂、刘揆一、柳大任、柳刚、宋教仁、周震霖、徐佛苏、胡瑛、翁巩、秦毓鎏共12人，在长沙保甲局巷彭渊恂家集会，商议筹设革命团体等事项。会上决定以“兴办矿业”为名，对外声称成立“华兴公司”，入会者均称入股，“股票”即会员证，并以“同心扑满、当面算清”为口号，隐含“扑灭清朝”之意。此即华兴会的成立。次年秋，华兴会策划长沙起义失败后，他与黄兴等先后逃往上海，组织爱国协会，图谋再举。嗣因万福华刺杀王之春一案牵连，逃亡日本。后加入盟会。不久又跨入国民宪政会及政闻社，任该社常务干事。当革命、立宪两派论争激烈时，他为双方所责难，遂宣布脱离两派之政治关系，而保持个人友谊，实际上仍为政闻社办事。1908年1月政闻社本部迁上海，彭渊恂是东京政闻社社员，他任东京政闻社社务负责人之一。次年与前政闻社社员张嘉森、吴贯因、萧坤、向瑞彝等在日本东京立咨议局事务调查会，宗旨在于调查中央直省之权限和各项行政，以求明确咨议局权限和改良直省政治，并主办《宪政新志》。

彭义民在沪期间，结识了《国风报》的发行人何国桢。《国风报》是1910年2月在上海创刊的立宪派宣传君主立宪的重要刊物，梁启超任总撰，何国桢为编辑兼发行人，实际主持人是梁启超。它是继《新民丛报》《政论》之后立宪派的主要报刊之一。该刊在创刊号广告中称“以忠告政府，指导国民，灌输世界之常识，造成健全之舆论为宗旨”。设论说、时评、著译、调查、记事等栏目，以论说为主，每期8万字左右，最高发行数达3000份。该刊每期半数以上的文章均出自梁启超其手，由梁在日本大体编定后，寄至上海印刷出版。

彭义民抵汉口后，与高振霄一行汉上志同道合的朋友，讨论了《夏报》的宗旨：“提倡实业、增进文化。”会上，经过集思广益，大家达成了共识，认为《夏报》倡行：言文化务求忠实，主张力求正确，记载要求详悉，材料尽可能丰富，消息力争敏捷。

《夏报》同仁齐心协力，果然出手不凡。出刊一段时间后，赢得了“颇敢言，允为后起之秀”的声誉，跻身汉口“四大报”（《中西日报》《公论日报》《大江报》《夏报》）之列。

此间，汉上的三大革命报纸也是风生水起。即文学社的詹大悲、何海鸣主编的《大江白话报》及其后更名的《大江报》；日知会李亚东、陈少武等创办的《武昌白话报》；共进会杨玉如创办的《雄风报》。

高振霄的文友与革命同志胡祖舜，在《六十谈往》一书中回忆说，在当时汉口的四大报中，创刊最早者为《汉口中西日报》，其次为《公论日报》，《大江报》为后起，《夏报》尤为新创。“中西”号为商业报纸，为王华轩等筹集创办。湖北天门人胡石庵及浙江人凤竹荪、江西人余慈舫先后主其笔政。“公论”为江汉关文案之贵州人宦诲之所主办，时有官报之目。“大江”为湖北党人詹大悲、湖南党人何海鸣等所创办，湖北人宛思演、查光佛、梅宝玑等尝预其事，俨然一群英荟萃的革命报人集团。而《夏报》虽然起步迟、规模也不大、人员也不多，但却以善经营见长。

首义志士胡祖舜手迹

《夏报》的经营方式是不搞大而全，而是善于整合资源，借船出海，并聘请专人负责。在办报方针上，以敢于直言著称，享有《大江报》革命色彩的后起之秀的美誉。如《夏报》曾因登载清军三十一标管带萧国斌兄妹通奸事，一度被萧国斌率兵捣毁。双方一度剑拔弩张，对簿公堂。酿成震惊武汉三镇的“夏报案”。

后氏萧怀疑该文为部下胡祖舜所写，乃派兵监视，胡遂以新闻记者名义上告鄂督瑞澂。瑞澂不得不派人查办，《夏报》得以暂时维持，但元气大伤。

1911年7月17日，《大江报》发表党人何海鸣的时评《亡中国者和平也》，引起清廷注意。7月26日，该报又发表黄侃撰写的评论《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再次激怒了清廷湖北当局。8月1日晚，湖北当局以“宗旨不纯，立意嚣张”“淆乱政体，扰乱治安”等罪名，下令逮捕詹大悲。编辑何海鸣闻讯则自动投案。

随即，《大江报》被封，并“永禁发行”，《大江报》前后存在不到8个月。酿成了辛亥年最大的一次报案——“《大江报》案”，也为一个摇摇欲坠的王朝敲响了丧钟。

詹大悲在审讯过程中坦言：“国民长梦不醒，非大乱不足以惊觉，望治情殷，故出此忿激之语。”当追查《大乱者救国之妙药也》的作者时，他承担了一切责任，说：“此稿经我过目，不能问作稿之人……一切责任均归我负。”

《大江报》被封的第二天，同仁就向全国发出专电：“敝报昨夕封禁、拘总理，乞伸公论。”一时舆论大哗，上海《时报》《神州日报》《白话日报》等都发表专论，表示强烈抗议。

同年8月3日，于右任在《民立报》发表《江声呜咽》一文：“《大江报》之在武汉，所谓有声有色者也。乃官场既封禁其报，又严拿其主笔。噫嘻！‘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我为之哭。”6日，又发表《报馆与官吏》，表示愤慨。

这年9月2日，余慈舫主办的《武汉白话新报》，发表《大江报被封一月之哀辞》等文，对《大江报》表示声援。高振霄会同汉口各团体和报界公会分别集会抗议，许多新军士兵和各界人士也纷纷前来慰问、声援，报社门口贴满了慰问的纸条和哭吊的短文。清廷本要对詹大悲、何海鸣“从重置典”，迫于舆论压力最后从轻判处罚金800元了事，因他们两人无钱可交罚款，才双双改判18个月徒刑。胡石庵有诗曰：“大江流日夜，鼓吹功不朽。”《汉口小志》亦云：高汉声、詹大悲、何海鸣、查光佛、宛思寅等都是享有盛名的近代武汉报人。

“春雷一声发，惊燕亦惊蛇。”

1911年立春刚过，湖广大都会武昌城下了一场霏霏小雨。当天夜里，尚在梦乡中的高振霄忽然被一声春雷震醒。

高振霄早就听说，湖北有一种说法：“雷打惊蛰前，旱地里好种田。”他心里说：这声惊雷预示着今年也许是个好年成。但愿它能给老百姓带来福音，让百姓的日子会过得好一些。

这一年，也是辛亥革命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一年。4月27日爆发的广州黄花岗起义虽然失败，但革命党人却愈挫愈勇。

高振霄在采访中得知，辛亥革命“第一铁汉”的日知会领袖刘静庵，虽身陷囹圄几年，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但他在狱中仍然以中华铁血军的名义，联络旧友开展活动，指导革命同志努力奋斗。同时，尽可能把狱中难友团结到自己周围。每天祷告，他将中国哲学与圣经中的道理，传授给难友。萍醴浏起义将领欧阳泽垠，一般人大都不敢接近，但他对刘静庵却毕恭毕敬。狱卒潘寄贞在刘静庵的感化下，竟成为他的弟子。刘静庵多次受酷刑，多次患重病，狱中生活，极端痛苦。他以诗明志，其《移新监》一律云：

向前已是惨凄极，那信惨凄更有深。

六月雪霜河海凉，半矢云雾日星昏。

中原有士兆民病，上帝无言百鬼狞。

敢是达才须磨炼，故教洪炉泣精金。

随着革命时机的到来，高振霄与蔡济民、刘复基等有识人士认识到，湖北的两大革命组织共进会和文学社各成山头、各谋发展而彼此抵触，于是他们凭借自己的人脉关系与多重身份，居间做了大量的“劝合”协调工作。

与此同时，高振霄还在《夏报》等报刊上，引经据典阐发“合则两利，分则两伤”，“二人同心，其利断金”的道理。在党人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