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首义金刚

辛亥年春夏之交的四川保路运动，风起云涌，迅速蔓延至多个行省。

清廷为了尽快扑灭“保路”火焰，急忙就近从湖北抽调军队前往镇压。这样一来，造成湖北境内兵员减少，为武昌起义创造了有利时机。

湖北两大革命组织共进会和文学社经多方斡旋，最终实现了革命派大联合。1911年9月24日，共进会代表孙武、文学社代表刘复基等再次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八月十五日杀鞑子”即10月6日在武昌起事，并议定以文学社社长蒋翊武为临时总指挥，共进会负责人孙武为参谋长，蔡济民为参议长，起义指挥部设在武昌小朝街85号。由共进会会长刘公任政治筹备处总理，设机构于汉口宝善里14号，负责文告、印信和旗帜的制作。

1913年4月共进会撰《刘公事略》油印稿及签名

会议制定的起义计划的第一项任务，交由炮营、工程、辎重各队起义军总代表李鹏升负责完成。计划内容云：

由驻扎在草湖门（武胜门）外塘角第二十一混成协辎重、工程、炮队总代表李鹏升放火为号（此处系旧恺字营，地处长江南岸，南北两岸及城内皆可看到）。同营混成炮队代表蔡鹏来率队响应。即以一支队由草湖门占领凤凰山炮台，另一支队占领青山，迎击海军，由工、辎两队分别派队掩护之。

李鹏升略历

哪知，就在9月24日这天下午，发生了南湖炮队事件，加上湖南方面准备不足，以及原定中秋发难的消息外泄，湖广总督瑞澂加强了戒备。总指挥部乃决定延期至10月16日晚起义。

再说“《大江报》案”发生后，高振霄为了应对当局的“文字狱”，便巧妙地在《夏报》设立“报摘”专栏，转载外报有关革命党的动态消息，希冀党人引起警觉。仅1911年9月底至10月初，《夏报》转载了十篇来自上海某报的报道。如：汉口某照相馆为革命秘密机关，当局闻风潜派侦探，分途伺隙桢馆。“桢馆”即革命党人李伯桢（又名李白贞）所开设的照相馆——伯桢写真馆。

果然，1911年10月5日，即农历八月十四日，李白贞的照相馆真的发生了一桩怪事——

那天夜深人静之时，正在睡梦之中的李白贞，突然被一阵清脆响声惊醒了。他睁眼看去，忽然有个黑影一闪而过。

“站住！什么人？”他不禁呼喊了一声。

黑影听到喊声，马上慌乱地从内室跑到堂屋。

“快来人啰，抓贼！抓贼！”李白贞继而大喝了一声，从床上一骨碌跳起来，拔腿朝着黑影追去。

李氏的喊声惊动了屋里的其他人，大家纷纷起床，向喊声跑去。可是那黑影身手敏捷，早已跳出窗外，并越过隔壁晒台，不见踪影了。

众人惊醒后，立即点起马灯检查屋里的东西，发现各房间的箱箧都被翻过，一片狼藉，但物品却无一丢失。所幸密室中存放的党人名册、文告、印信与旗帜等，未被发现。李白贞对大家说，此人不图财物，会不会另有目的？众人七嘴八舌地分析了一番，渐渐感到不寒而栗了。

受过专门训练的孙武认为，那个黑影很可能就是官府派来的密探。孙武立马想起事发前几天，党人高振霄在《夏报》转载的“伺隙桢馆”的报道。他认为，应将机关迅速转移。

1913年李白贞自传手稿回忆《夏报》预警报道

刘公、李白贞、邓玉麟等人觉得孙武言之有理。他们认为，眼下是举事前的关键时刻，须小心为妙。且照相馆来往人多，容易暴露目标。于是大家达成共识：照相馆不宜再待，共进会总机关应该立即转移，而且越快越好。至于迁往何处，大家都以租界为宜，因为那里清朝湖北当局鞭长莫及，相对安全一些。大家意见统一后，决定次日开始行动。

翌日天一亮，大家便分头去租界找房子。午后，时为大成印刷公司经理的丁立中回馆报告，他已经在俄租界找到一栋房子，宽敞合用，租金也不贵，只是房东提出要有殷实的店铺作保才肯出租。

本来找家铺保并非难事，只是替革命作保是很危险的，一旦败露，势必受到株连，一般铺家决不肯应承。大家以期待的眼神，希望孙武尽快拍板。

孙武若有所思地说：“以店铺作保一事，只有靠白贞兄周旋了。”

李白贞满口应承道：“为革命计，还是以我的照相馆作保为宜。”随后，他即取出本馆印章，与丁立中一道前往宝善里签订租约去了。

随后，大家立即将共进会总机关转移到后来载入辛亥革命史册的一幢两层楼建筑——汉口宝善里十四号（今楚善里28号）。

10月7日，临时总部迁入后，孙武也住了进去。刘公夫妇则就近迁入宝善里一号居住。于是，共进会的心脏就在这条普通的街巷里跳动起来。

不料，10月9日上午孙武却在宝善里意外地引发了炸弹爆炸案。此时在黄鹤楼故址的高振霄，听到爆炸声后就预感大事不妙。

果然，紧接着党人机关纷纷遭破坏，起义领导人或死或伤或逃。

10月10日白天，清方军警进一步在武昌城内外采取戒备措施，早已收缴了子弹的各营士兵被命令不许出营，连大小便也不许出宿舍，各营革命党人因昨晚发难未果而心神不定，乃派人混出营去四方打探，方得知机关败露，领导人或伤或躲，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三人惨遭杀害。

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来个鱼死网破！于是，高振霄等党人与准备起义的官兵们便毅然决然地扛起了这杆改变中国两千余年历史的首义大旗。

下午约六时许，天将黑，驻扎在草湖门（武胜门）外塘角的炮队十一营与辎重、工程各队队官（连长）以上长官，均前往炮队营署召开秘密会议，研究如何镇压革命党。李鹏升得知后，当机立断，及时召集党人各支队长秘密碰头。李鹏升对大家说，当下官长均不在部队，正是我们举义的天赐良机，我们不如马上举事。而其时正值辎重队第三排接班查街，各位唯恐兵分力薄，遂一致赞成炮、工、辎一起乘机发难。

时不可迟，迟恐生变。李鹏升当即以总代表身份通知炮、工、辎各队代表，准备提前动作。通知下达后，李鹏升又“密令同志罗金玉首向排长郭某发击一枪为号，时午后六时零五分钟也”。辎重队革命同志闻声奋起，李鹏升首先闯入军械库抢子弹一箱，当场分发。继而，令蔡鹏来以煤油燃烧蚊帐和衣被响应，到马场以马草举火。

接着，李鹏升又带领6名敢死队员，撞开炮队营门，冲入该营中队排长室内，将棉被堆集一处，淋以煤油，取号内挂灯付之一炬，顿时烟火蔽空，“横亘数十丈”。此即武昌首义的“第一把火”。

而驻扎在城内紫阳湖与右旗附近的工程兵第八营，是负责守卫楚望台清军军械库要害机关的。起义指挥部原计划由工八营届时占领楚望台，夺取军械。膺负重任的工八营党人总代表、后队正目（班长）、革命党人营总代表熊秉坤，利用10日早饭机会集合营中党人代表，宣称“我们党人的名册已被清军索去，反亦死，不反亦死。与其坐而待死，不如反而死，才死得其所”。他的话得到了同志们的一致赞同，大家便商定于下午出操时，听号音同时举义。

傍晚八时许，工八营后队的旧军官、二排长陶启胜来到二楼所辖的兵营查夜，当他看见第五棚班长金兆龙违反临时宣布的规定，荷枪实弹地仰卧于床时，便耀武扬威地大声喝道：“金兆龙，干什么？你想造反吗？”

人高马大的党人金兆龙是共进会员，担任工程营党人正队副队长。筹划举义时，由于他力大无比，交给他的任务就是击毙队官罗子清与排长陶启胜。时下，罗已经转变态度，这个陶启胜却顽固不化，竟在他面前发飙，他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立即一骨碌跳下床，把脚一跺，厉声反问道：“造反就造反，你把老子怎么样？”陶急令护兵：“把他给我捆起来！”“我看谁敢！”两名护兵在这堂堂正气的威逼下，哪敢动手。于是陶就亲自上前夺金兆龙的枪。两人在扭打之际，金兆龙疾呼：“弟兄们，还不动手，更待何时！”

与金兆龙同一寝室的革命士兵程正瀛（定国），是工程营革命军第二正队第五支队队长。他听到喧哗声后，应声而起，本来他想举枪将陶击毙，但怕误伤金兆龙，就用枪托猛击其头部。陶被打得晕头转向，抱头鼠窜，程情急之下朝着陶背后就是一枪。此即武昌首义城内的“第一枪”。

按照原定的起义计划，党人及起义官兵各司其职。

一方面，攻打总督府的战斗正酣，党人及起义官兵浴血奋战、前仆后继。

另一方面，高振霄会同党人，以记者的身份，在城中巡查，维护武昌城内秩序。

进攻督署的战斗异常残酷。尽管张彪把5000名清军布防在通向湖广总署的各条要道，敌人凭借督署附近有利地形，以及署内机关枪队的四挺水机关机（水冷式马克吣机关枪），进行疯狂扫射。但进攻督署的义军视死如归，兵分三路冲锋陷阵：第一路，由紫阳桥向王府口搜索前进，经长街，攻击督署侧面。由邝杰（名功）指挥，预备队第二十九标蔡济民，胡效骞一部；第二路，向水陆街搜索前进，攻击督署后面及督署后面的第八镇司令部，由马荣指挥；第三路，经过津水闸向保安街正街搜索前进，攻击督署大门。指挥为伍正林。预备队第三十标方维，谢涌泉，马明熙，吴醒汉一部。

面对义军三路进攻受阻，周定原、黄楚楠、杨金龙三人又各带兵士三五人，分往三路放火：一路由王府口至小都司巷（北路），一路由水陆街进大金龙巷，至小菜场（中路）；一路由保安门正街经望山门正街，至总督衙门的东辕门（南路）。不到半个钟点，三处的火都起了，大炮瞄准火光处猛烈开炮。这时，步兵起义军凭借炮火支持进行第三次进攻：第一路，第二十九标蔡济民一行担负北路进攻。他们把街上所有杂货店的煤油买来，拆下店铺的门板纵火，给炮兵提供目标。对居民的煤油与木板，讲好胜利后按价偿还。第二路，第四十一标勇士王世龙手提煤油、木柴冒死跃上钟鼓楼放火；第三路，熊秉坤率40多人的敢死队，出其不意地由保安门正街向督署东辕门（正门）冲杀。

在清军主力死守督署的同时，还有小股部队颁布在武昌城的大街小巷骚扰。高振霄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这样写道：

当八月十九夜间黑地枪声一出，城内尚有抵抗最力的旗兵一营，伏暗射击，分不出你我。真正革命党人，合军学两界，总共不到五六百人是有组织的。其他压迫的，观望的，十倍于党人，党人誓死相抗，半夜巷战。黄土坡一带，尸横遍街，党人终没一个畏怯的……十九、二十、廿一三日夜的巷战，党人连吃饭都忘记了。廿三日清晨的时节，有一百多兵士饿昏了，睡倒在蛇山上下。

1911年10月10日，武昌光复；11日，汉阳光复；12日，汉口光复，起义军掌控了武汉三镇。

再说武昌首义当夜，高振霄与党人在城中巡查，维护武昌城内秩序时发现，居民良莠麇集武昌，地方流痞，乘隙假冒义军名义，趁火打劫。或于居民之家，以保护为名，讹索钱文，或于巷衙，以搜查为目，掠劫行人行囊。更有甚者，一些民族极端主义分子残杀无辜旗人孺妇，有人以“六百六十六”之口诀，来辨别北方人尤其是满族人。因为这些住在武昌的满族人，虽然衣着改换了汉族人的服装，但口音却改不了。他们就拦在城门口一一盘查，遇有可疑的人，就命其念几遍“六百六十六”这几个数字。凡湖北人都会将“六百六十六”念成“陆百陆十陆”，外地人特别是来自北方的满族人一念就露馅了，往往念“六”为“牛”声。于是，如果被盘查的人，念不成湖北口音，即以满人论处，轻者抄家抢物，重则当场毙命，其残忍真不堪忍睹。

是时，一满族女人被查出后，顿时痛哭流涕地诉说道：“我辈固无罪，但恨先辈虐待汉人耳！”又一老妪亦哭泣曰：“君等杀我辈妇孺何益，我辈固无能为也，何如留我辈以示宽宏。”在场的人听了，不禁产生了恻然之心，但见人杀红了眼睛，故均不敢劝说。结果，两满族妇女当场被杀害。新军第三十标统带满族人宝瑛之妹，竟被人从床底下搜出来活活杀死……

高振霄看到这些，不禁心急如焚，他对身边的官兵道：“如果不及时制止城中的滥杀无辜，就是攻下楚望台，占领总都督署，也会遭到广大城镇居民、百姓、商人甚至国际舆论之反对和谴责，将会引起更大的国际纠纷和流血冲突，更难有武昌起义之最终胜利。”

于是，高振霄当即与张振武、陈宏诰等革命党人商定，成立临时执法处及稽查队，并推举程汉卿为执法处长，高振霄与陈宏诰等连夜组织起草了纪律严明之《军令八条》，后又起草了奖罚分明之《刑赏令》十六条，贴满全城，经都督黎元洪签发正式颁布。《军令八条》规定：义军举动，总宜文明，不准私放枪声。即巡查军队，见有路遇间谍与旗民等，均不准擅杀戮，必须送交执法处处置。军队中上自都督，下至兵夫，均一律守纪律，违者斩。《军令八条》全文如下：

一、军队中上自督下至兵夫一律守纪律，违者斩。

二、无论原有及新募兵士人等，有三五成群不归编制者以及至编制内擅离所在易装私逃者斩。

三、擅入民家苛索钱财及私行纵火者斩。

四、各干部如有不遵约束者斩。

五、官兵不受调遣及违背命令者斩。

六、擅自放枪恐骇行人往来者斩。

七、兵士中如有挟私仇杀同胞者斩。

八、如在当铺强当军装物件者斩。

《刑赏令》十六条文云：

藏匿［鞑虏］者斩，藏匿侦探者斩，买卖不公者斩，伤害外人者斩，扰乱商务者占，奸掳烧杀者斩，邀约罢市者斩，违抗义师者斩。乐输粮饷者赏，接济军火者赏，保护租界者赏，守卫教堂者赏，率众投降者赏，劝导乡民者赏，报告敌情者赏，维持商务者赏。

随后成立的汉口军政分府，也据此下达了同样的禁止滥杀令。

不仅如此，高振霄与执法处、稽查队同人沿街演说，维持秩序，安定人心。

由于起义军令行禁止，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人民安居乐业，秩序良好，远近称颂不绝。时人回忆道：“军队寄寓民家，绝不妄取一物。如有所借贷，必按时交还。升米斤油之类，请其勿用交还，亦必坚决偿还。至于买卖，则公平交易，不见强买勒卖的行为。”为了维护社会治安，军政府除成立临时警察筹备处外，又支持武昌商会会长吕逵先等组织保安社，发给枪枝，作为巡逻、保卫之用。

民军治下的武昌城的良好秩序也使驻汉外国人感到惊讶，他们不得不承认：“武昌到处人满，商店都开门，生意很好，人民安居乐业。”“我们也没有想到，革命军在这里统治着，秩序竟然很好！”

10月11日上午，经过一夜浴血奋战的党人，陆续赶到谘议局，商议建立新军政府。与会者有高振霄、蔡济民、张振武、李作栋、高尚志、陈宏浩、吴醒汉、徐达明、刑伯谦、苏成章、黄元吉、朱树烈、王文锦、陈磊等多人。

蔡济民首先对大家说：“起义已初步成功，目前最要紧的是重新组织政府，不能这样群龙无首；光武昌起义是不行的，必须马上通电全国，呼吁响应；安民告示更非马上发出不可。我们一定要找一个德高望重、为全国所知的人，才能号召天下，免得别人说我们是‘兵变闹事’。”高振霄接着说：“立即通知谘议局正副议长和驻会议员前来开会商议建立军政府等当急事宜”，并与张振武、蔡济民、李作栋等商议如何建立新军政府，推举湖北军政府大都督等急需要事。与各方面陆续到来的负责人齐集谘议局会商大计，为新军政府的组织和局势的稳定参谋战事、出谋划策。

当党人蔡济民与咨议局议员刘赓藻提议由颇孚众望的黎元洪出任都督时，高振霄等党人立即表示赞成。他认为，黎氏受过良好的军事教育，在湖北军界威望颇高，在当时军队腐败之风盛行的氛围下较为清廉，待士兵比较宽厚，深得士兵拥戴。再则，把黎元洪这样一位在清末朝野有一定影响的将军推到前台，可以号召天下，壮大革命声威。最终推举黎元洪为湖北军政府大都督，汤化龙被任命为总参议。并成立了参谋部、民政部、交通部、外交部、庶务部、书记部、军需部等重要机构及部署了重要人事安排等。

直到深夜，革命党人还在讨论进一步完善军政府机构及发布重要政府通令等国安大事。贺觉非、冯天瑜编著《辛亥武昌首义史》一书中对该段历史情形这样描述道：“武昌起义，革命党人仓促起事，获得了占领省城的空前胜利。此刻，摆在党人面前的严峻任务，是建立新政权。这批热情、英勇、年青的革命者，凭着对同盟会宗旨的衷心信仰和首创精神，建立起中国以至东亚第一个具有比较完全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性质的政权——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通称湖北军政府），从而给后来各省纷纷独立树立了一个活生生的榜样。”

在筹备军政府成立期间，高振霄与袁同纪等参与者研究出台新政府文告，维护首义成果、稳定社会秩序。当时苏成章提议组设民政部，高振霄与费矩、袁国纪等即主持筹组，通过夜以继日的工作，草拟并颁布新政府文告，管辖民政最急事务。其要点如下：

一、改制共和：义军之起，原为推倒专制政府，建设共和国家，以增进我国民之完全幸福为目的。二、豁免钱粮及苛税为立国之道，以收拾民心为第一要义。三、延揽人才。四、派员演说。五、筹办临时警察。六、提倡保安社规模甫具，士民归心。七、创办团练。八、维持金融易代之际，纸币滞碍难行，特出示晓谕，一律照常通行。并设官钱局兑换所于前清善后局内。又解铜元十万交汉口商务总会以资接济市面，得免恐慌。九、注重外交。部务就绪，即以正式公文照会各国驻汉领事，声明遵守条约，担负前清赔款外债及保护租界人民财产各节，于是外人知我举动文明，始行宣布局外中立焉……

革命党人虽然将黎元洪请出来当都督，但原来对革命一无所知的黎元洪一下子转弯不过来，开始三天只是徒有其名，并未视事。所以，自1911年10月11日起，革命党人为了防止出现权力真空，由蔡济民为处长，吴兆麟、熊秉坤、吴醒汉等16人组成的过渡组织——谋略处，支撑危局，以摆脱群龙无首的局面。

10月13日，黎元洪经过几天的察言观色和亲信的劝进，态度开始转变。当蔡济民劝他剪辫子时，黎正式表白：“既然你们瞧得起我黎某人，那你们就别再费口舌了，我跟你们干好了！至于剪辫子嘛，我早就赞成，以前我在营内就下过传知，愿剪发者听其自便。你们若说我无诚意的话，叫个理发匠来，把我的辫子剪去便是。”

黎把辫子剪了后，蔡济民摸着黎的光头笑侃起来：“呵！我们的黎都督就像一个大罗汉。”黎也兴奋地对着镜子照了照，笑着说：“不，不，不，不是一个罗汉，倒像一个弥勒佛！”继而，他当众宣布：“我前天未下决心，昨天也未下决心，今日上午还未下决心，此时我已下定决心了。众意难辞，自应受命；成败利钝，死生以之；决心革命，毋庸有贰！”

为庆祝黎元洪就任大都督，出身于黄陂花鼓戏世家的楚剧名角王友国，特率团在汉举行了专场演出。黎则亲笔题写了“梨园名角”相赠。

黎元洪走马上任后，频频会见社会政要、驻汉领事和新闻记者。10月13日，他在军政府军事会议上发表演讲，革命道理说得头头是道。尤其是他以一口地道的英语与外国领事交谈，给中外与会人员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随着阳夏光复，革命党与立宪派人士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们表面上在一致对外，但在权力分配上已经开始角力。10月17日，军政府开始实施由立宪派大佬汤化龙主持制订的《军政府暂行条例》。这个条例将原来的政府机构改设司令、军务、参谋、政事四部，意在由黎元洪掌管军队，由汤化龙负责行政，完全把革命党人和发动起义人员排挤出政权之外。

《军政府暂行条例》的实施，终因排斥革命党人的企图过于明显，激起了强烈的反对。10月25日，在孙武、刘公、张振武等人提议下，军政府再次开会，对暂行条例进行了修改。高振霄会同党人提议，为了应对错综复杂的时局，设立包括总稽查在内的监察制度迫在眉睫。

高振霄认为，监察制度在中国历史悠久，自古以来便有御史台主持风宪，历史上的御史，官品虽小而权重内外，上自君相，下及微职，儆惕惶恐，不敢犯法，值得借鉴。时下，在事关新生政权存亡的关键时刻，革命党人应当仁不让地担起对军政府及军队的监察重任。

经革命党人与立宪派人士反复磋商，特别在《军政府暂行条例》中的第五条、第七条和第十条明确规定：军政府设立总稽查处，任务是稽查各部、各行政机关和各军队。总稽查队员的选派，由起义人员公推德才兼备的人员出任。经大家公开推荐，蔡济民、谢石钦、牟鸿勋、苏成章、高振霄、梅宝玑、陈宏诰、钱守范等八人，脱颖而出，成为首任“总稽查”。

与西方的三权分立不同的是，“总稽查”不受议会与政府节制，独立行使特殊权力，包括稽查军政府各部、各行政机关及各军队等。其职务位于军政府的内务、外交、军务、理财、司法、交通等各部之上。其主要职能是：可以直接干预各部行政，凡重要会议和人事安排，推选重要职员，例由上述八名总稽查负责召集。借此，“总稽查”形成了一种特殊地位。通过总稽查处，各级政权被控制在革命党人手中。时称他们为“八大金刚”。

这些“总稽查”，大都具有崇高的道德操守，尽管他们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有“一票否决权”，但他们以革命全局利益为重，很少行使这一权力。

原《军政府暂行条例》更名曰《改订暂行条例》。《改订暂行条例》的最重要之点是将原来的4个部中包揽大权的政事部取消了，增设了内务、外交、理财、交通、司法、编辑等6个部，后又增设总监察、教育、实业3个部，共12个部。这个条例增加了政治色彩和民主气氛。第一条规定：“中华民国人民公约推倒满政府，恢复中华，建立民国，暂组织军政府，统辖政务。”第三条规定：“军政府都督代表军政府人民施行职务；除关于战事外，所有发布命令关系人民权利、自由者，须由都督召集军事参议会议决施行。”

正在民军高奏凯歌之际，清军磨刀霍霍，大肆调兵遣将：陆军乘列车由京汉铁路大举南下，海军舰队由上海溯江而上，海陆南北并进，一齐向武汉扑来，围剿新生政权。

刘家庙战事，清军海、陆两方面攻击，炮弹及枪弹如淋雨一样。党人以数百敢死队赤身作战。有一炮兵孟华丞，身受数十伤，下半部为炮弹所削，华丞横卧马上，仍然狂呼杀贼……

阳夏战争愈发残酷。汉口市民看到大江阻隔，民军的补给一时跟不上，汉口商会与小贩，不忍心革命军人饿着肚子打仗，遂自发组织一个个送食队，担上些橘子、水梨、饼干、面包等类，不顾生命危险分送火线上。

那天，“总稽查”高振霄带领稽查队员，前往汉口前线视察。当他骑马来到六渡桥下首时，忽见一个女子跪在一个兵士面前，眼泪汪汪将橘子掰开了，一片一片的往兵士口中送。那兵士仰天长叹，死活也不吃！

高振霄直奔过去翻身下马，抱着兵士，问他为什么不吃东西？兵士说：“先生！我打败了仗，对不起父老乡亲！如今快要死的人了，省一点东西给别人吃罢！”高振霄虽然嘴里不停地安慰着伤兵，但眼圈儿却不由自主地红了。高振霄心情十分沉重，向四周望去，看着许多民房都被清军烧毁，许多兵士均饿昏在战地旁。赶路过来的市民和救护人员小心地将伤兵们扶起，一口一口地喂给他们热水、稀饭……待身边的一个伤兵苏醒后，救护人员问他：“街上不是有油条饼子，你们怎么也不会吃呢？”这位失去了双手的兵士说：“我腰中没有铜板，我们绝不敢白吃衣食父母的一点东西！”

高振霄被眼前这一幕幕革命党人、起义官兵的英勇壮举和铁血精神所感动、震撼，他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悲愤，潸然泪下，挥着战刀，大声呼喊：“快派救护队将伤病员送到后方救护！”并拿出身上仅有的铜元交给身边的战士快去街上买些食物慰问伤兵。

对于这段经历，高振霄终生难忘，后来他曾专门撰文回忆道：

武昌起义的时候，《汉口新闻报》什么凤竹荪先生，还是抱着大清说话，骂我们是乱臣贼子，但是他反对我们的报纸上绝找不出一个字说我们抢谁杀谁。拘杀妇孺的事件发生，也是一些乱兵游勇和地方无赖之徒乘隙假冒义军名义所为。我那时管理军法事情，杀敌奸细是有的，抄没旗官的财产是有的，至于兵士们奸掠烧杀，直到了第二年春上才发现三四种这样的案件，真所谓绝无仅有了。冯国璋烧了汉口那就不在此例了。

后来，为纪念辛亥革命十周年，高振霄再次将武昌首义牺牲精神、奋斗精神和不掠夺行为之精神，以及中国人之特性诉诸笔端：

武昌起义就以上三种精神，总说起来，中国人的特性也不弱于巴黎市民。中国自古的烈士仁人，杀身成仁，大半并不想到自己权利生命上，这也是中国人的特性。现在四万万人，只要万分之一有上说的精神，那么什么事情中国人做不到呢？要知道中国人现在的生命财产付托在武人蛮夫之下，横竖总是不得活的。与其俯首帖耳的做牛马死，倒不如大家放出一番牺牲的精神来，同这些武人蛮夫奋斗！先消灭了国内的武人蛮夫，再消灭那东亚的武人蛮夫，那时我们才有快活日子过。

汉口、汉阳陆续失陷，首义之都武昌失去了屏障，由后方大本营顿时成为前沿阵地。在此事关武昌城存亡的关键时刻，到底是坚守到底与还是弃城撤退，军政人员发生争执。一时间，武昌城内谣言四起，人心惶惶。

高振霄认为，作为全国革命的中心，武昌城的危亡不是简单的一城得失，而是事关全局的大是大非问题，只有背水一战，没有退路可言。他会同张振武、冯开濬、傅立相、陶华炳、刘公等，迅速前往都督府开军事会议，公举王安澜为奋勇军统领，专招襄、郧老兵，死守武昌，并令兵士昼夜梭巡，严防汉奸，招集散兵，送入奋勇队，因之军威复振。《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一书，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君（张振武）闻汉阳失守，负伤跃起，举刀骑马，沿街呼号曰：‘汉阳不守，是我军疑兵之计，武昌万无一失！’军心大定……”

在军政府召开的扩大军事会议上，战时总司令黄兴报告汉阳失守后，建议放弃武昌，合力东取南京。黎元洪诺诺连声。坐在前排的张振武，愤然以刀斫地，正欲反驳，范腾霄已抢先发言，力陈武昌可守之理由，称清军不足畏惧。

范刚刚讲完，张一骨碌站起来欢呼鼓掌，继而慷慨陈词：“汉口与汉阳仅隔襄河（今汉水），大敌临前，尚能支持月余。武昌为兵事重地，据此一隅，足制全国。倘不死守，则东南动摇，望风而靡。此不可弃武昌者一；长江天堑，北军仅4000人，岂能飞渡。武昌饷械充足，能战之士上万，背城借一，未必能败。此不可弃武昌者二；各省援军，陆续来集，若退守南京，援兵将不战自溃。则武昌既失，敌据荆襄上游，以制湘、桂死命，且分攻九江、安庆，南京虽为我有，亦不过如洪秀全之苟延时日而已。此不可弃武昌者三。有此三不可弃，有敢言退出武昌者斩！”

张话音未落，全场掌声雷鸣。黄兴见自己话不投机，只好先行告退。黎元洪见张如此说，语气也硬朗起来，连称当与武昌城共存亡。

高振霄与张振武等复开会议，激劝各协标营军士为死守计，并拟三大纲布告：（一）死守武昌，即令北军攻破，将来民国成立，诸志士名传不朽；（二）如武昌能守，则民国成立，诸志士可称首功；（三）若弃武昌不守，南京未下，恐吾鄂人士，天下无容身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