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文学生态学（literary ecology）旨在用生态学的哲学理念乃至方法来研究文学，研究文学作品中的生态思想。从生态学角度看，人类也是自然生命中的一个物种；因此，所有的文学作品都可以纳入文学生态学研究视域之内，都可以进行生态学的解读和研究。具体说来，文学生态学研究文学作品中人类与其他动物、植物、山川河流、土地乃至宇宙等之间的关系如何被表达，挖掘全球生态环境恶化的文学文化根源，并试图对当下濒危的生态环境找出文学救治的良方。文学生态学首先指向行动，它不仅仅是纸面上的理论，更是把人文带入田野（field），进行田野考察，研究风景（landscape）的生态变迁，进行学术生态书写（ecological narrative scholarship）和反思，以期唤醒还在执迷不悟的人类为了我们濒危的星球承担起生态责任。

就在本书即将成稿之际，正闻非洲埃博拉病毒（Ebola virus）肆虐，一时间人们谈“埃”色变。埃博拉病毒最早在非洲刚果埃博拉河流地区被发现，是一种罕见的传染性病毒，极易导致人及其他灵长类动物死亡。这并不是它第一次发威。以笔者所见，生态环境恶化和失衡是导致埃博拉病毒死灰复燃的主因，进而在非洲乃至全球传播。大自然赋予我们这个星球上的所有生命以微妙的生态平衡，一个物种的大量繁殖或者消亡必然触动这个物种生物链上的连锁反应，导致整个生态链的失衡。2003年，在中国爆发的全民抗SARS病毒的场面依然历历在目。彼时，笔者作为一名生态批评研究者就判断这是一件生态链失衡导致的生态事件（ecological explosion）。果不其然，经过后来的科学家立项突击研究发现SARS管状病毒受体和直接来源正是诸如果子狸、猴子等野生动物，贪食的人吃了这些野生动物，罹患了SARS病毒，进而导致其大规模的传播。诸如此类的生态事件人类仿佛司空见惯。另一方面，全球雾霾环境之下，人类何处找寻生态栖居之地！

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之下，文学研究者探讨“文学生态学”课题，乃至建立“文学生态学”学科方向实在是有必要且是无可回避的生态历史重责。

本书分上篇理论篇和下篇文本阐释篇两部分。

上篇分为四章。第一章主要探讨文学生态学的哲学基础。20世纪后半期，随着自然环境问题的凸显，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而作为独立学科的生态学也兴盛一时，生态学的哲学思想内容为人们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带来了范式革命。传统西方的人与自然环境两元对立的思想被生态哲学的观点解构。于是，在人类各个知识领域出现了一股“绿色”思维模式——生态主义。生态主义是一种全新的思维模式，它借助于生态学的哲学基础乃至其科学研究方法，来重新考量人类的全部思想知识领域。科学生态学所改变的不仅是科学技术领域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模式；同时它也改变了整个人文学科乃至人类所有学科领域的思考模式。诸如生态科技、生态能源、生态哲学、生态伦理、生态批评、生态女权主义、社会生态、精神生态、后殖民生态、生态翻译学等汇聚成一股生态主义的洪流。而文学领域的生态批评和生态女权主义等研究正是在生态主义潮流的语境之下产生的。

目前，生态批评、生态女权主义等的研究范围还在不断地扩展。再者，生态批评的跨学科性和开放性并没有使它淹没在自身的漫无疆界的虚无中，反而给它带来了勃勃生机。怀疑论者声称生态批评的反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解构色彩和生态批评自身带有的人类自我反思的痕迹形成了不可调和的悖论。但是，他们也无可否认环境问题的恶化已经危及人类自身生存的严酷事实，正是在这一点上，文学生态学才具有“生态存在论美学”的理论基础。

生态批评（ecocriticism）作为一种研究“文学与自然环境关系”的文学文化批评理论，为文学生态学阐释提供了全新的视角。理论篇第二章系统梳理了生态批评的基本定义及其旨归。劳伦斯作为早期生态批评家提出了诸如“自然之子”等重要概念，笔者也把其理论重新梳理并放在本章。笔者认为，2008年举办的“文学与环境国际学术研讨会”是中国生态批评勃兴的标志性事件，生态批评研究已经在中国成为理论研究热点，并已经形成了生态批评研究的中国学派；学界大有重新书写文学史之雄略和架势。

上篇第三章梳理了生态女权主义诗学的历史渊源；描绘出生态女权主义诗学发生的历史根基和生态哲学基础。全球性生态环境的恶化是生态女权主义兴起的社会历史大背景；生态女权主义是一种问题主义，它试图发掘出生态环境恶化、人与自然对立的文学文化根源。本章也对女权主义与生态女权主义之联系和渊源作了论证分析，得出女权主义与生态女权主义共同的目标，也即解构以男权为中心的西方文化话语权，发掘生态环境恶化的文学根源。在这一点上生态批评、生态女权主义等有着共同的历史使命。就目前来说，生态女权主义在国内尚未形成独立的突破性研究成果。把它与生态批评等放在一起考虑固然有理论上的合理性，但也需要注意欧美生态女权主义在时间、研究内容和路径上与生态批评有着明显的联系和区分。

上篇第四章中，笔者把欧美和中国当下较热的后殖民生态批评和生态翻译学纳入生态批评视野进行考量。正如以上所述，生态批评研究是一种开放和包容性的理论，后殖民生态批评就是后殖民主义研究者借助生态批评的研究思路、考察后殖民主义的最新动态。国内如火如荼的生态翻译学研究也是生态浪潮中带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建构。一方面生态翻译学打着“生态”的大旗，实则是无“生态”之实的理论建构。笔者以一个生态批评研究者的视角梳理了国内生态翻译学研究，并指出生态翻译学研究也应该超越其本体研究之禁锢，关注其生态文化维度。

本书下篇第一章是笔者新近对文本的文学生态学分析案例。其中包括了2014年普利策小说和诗歌获奖作品的生态灾难评析、诺贝尔新贵爱丽丝·门罗短篇小说中的地方生态书写和生态身份建构、劳伦斯游记和诗歌中的生态思想、伊斯坦布尔的生态、中国村庄的生态变迁思考等。作为文学生态学研究新的书写方式的“学术写作”（narrative scholarship）不仅为生态文学创作带来全新视野，更为业界以考据式为经典研究方式的文学理论研究带来新鲜空气，从而使得文学研究更加让人身心融入生态自然时的静谧和沉思。如梭罗的《瓦尔登湖》、卡森的《寂静的春天》、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等都是这种生态学术写作的经典文献。本章有关小节包括了笔者尝试通过自身生活体验、融入不同生态社区（ecological community）生活经历的一些生态学术书写式的思考。

本书下篇第二章附录四篇小文是由笔者与所指导的研究生合作完成，笔者做了定题、审稿、修订完善等工作，初稿由研究生完成。具体分工是：第一节由金丹完成初稿，第二节由李珂洋和石蕾合作完成初稿，第三节由王丽平完成初稿，第四节由杨晨完成初稿。因他们都是相关课题项目组成员，石蕾、王丽平和杨晨的论文选题还分别受到了上海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三项资助，而且他们的研究生论文选题也是国内相关研究中较为领先的；有鉴于此，笔者把他们的小文作为附录收入本书，以求教于方家。

本书受到上海市哲社规划基金项目、上海教委科研创新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基金的资助，笔者对此表示感谢。中国人民大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高旭东先生一直督促和鼓励笔者在学术上不断前行；本书成稿还得益于国内生态文学研究领域重要专家鲁枢元、曾繁仁、王诺、胡颖峰、刘文良等人或直接或间接的指教。与国际生态批评研究专家斯科特·斯洛维克（Scott Slovic）、帕特里克·墨菲（Patrick Murphy）等人的对话让我获益匪浅。书中多数章节分别以项目阶段成果方式发表在《文艺理论研究》《外语学刊》《上海大学学报》《学术论坛》《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上海翻译》《鄱阳湖学刊》等国内重要学术期刊上，成书时笔者对文章作了修订，书中均有具体说明，特感谢上述期刊。本书成稿还要感谢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周平教授和书记施雯教授的关怀和鞭策。学术之路上常受郭长刚教授、董丽敏教授和陈晓兰教授的点拨。与谢之君教授和傅敬民教授的球技切磋中，笔者思路时有所获；与程琪龙教授、朱振武教授、庞好农教授、邓志勇教授、唐青叶教授、冯奇教授、庄恩平教授、肖福寿教授、俞建村教授、尚晓进教授、余弦教授、赵莹波副教授等人的交流中，笔者也获益良多，在此一并感谢。

非常感谢复旦大学出版社和选题审稿专家不嫌弃本书鄙陋，拟定出版本书。本书编辑杜怡顺博士更是字斟句酌编辑书稿，为本书增色不少。至于书中或有不妥之处皆是笔者之过。

最后感谢我的亲友。时光荏苒，人海浩瀚，往来无定，与他们相识相依，生而无憾矣。妻子王莉娜博士在繁忙的教学科研之余，主动担负起养育儿子的责任，尽量腾出时间给我；老父苗如民先生更是承担起日常照看孙儿等繁杂家务；感谢可爱的儿子苗昌浦，每每夜半握着他的小手让我平添了无限正能量。其他亲朋好友也分别以各种方式给了我巨大帮助，也在此一并感谢。

2014年暮秋于上海蜗居室

1. 最早使用“文学生态学”概念的是美国最早的生态批评家约瑟夫·米克（Joseph Meeker），参见本书第二章第一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