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生态学：为了濒危的星球 - 第二章中西方视域下的生态批评

第二章中西方视域下的生态批评

生态批评是兴起于欧美20世纪90年代中期、研究文学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一种文学批评理论。作为一种文学批评理论，生态批评在欧美已经有二十余年的历程。在中国，若以王诺2003年出版的《欧美生态文学》为起点至2014年，生态批评也已经有十一年的历史。整体来看，生态批评走过的路程还不算长，但是它已经变成中外学术界一门“显学”。生态批评还是一个发展中的新事物，本章试图分析生态批评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定义和旨归，从学理上作一个综合梳理，并对生态批评的困境和出路作了简要的论述。

第一节欧美生态批评的定义及其旨归

一、生态批评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

人类对待自然非人的环境所抱的态度，在不同的时代曾有很大的差别。希腊人怕傲慢，所以，他们信仰一位高于宙斯的必然之神或命运之神，并小心地避免做对宇宙不逊的事情。中世纪基督徒更是恭顺，他们把对神的谦卑作为首要义务。但是人类的独创性却被束缚住了，使得在整个中世纪里没有伟大的创见。文艺复兴恢复了人类的自尊，从而也打破了中世纪漫长的思想禁锢。17世纪后，科学技术的进步更加增长了人类社会的“集体能力”感，到了现代社会，尤其是在19和20世纪这两百年里，人类的科学技术所取得的成绩比以往所有世纪的总和还要多，这更增加了人类征服大自然的心理优势。“以往过于谦卑的人类，开始把自己当作几乎是个神。”人类的知识仿佛洞悉了宇宙的全部真理，洞察了大自然全部的奥秘，但是事实上，宇宙和大自然的“真理”大多都在人力控制以外。人类对“宇宙式的不虔诚”的“自傲”的陶醉已经接近“病狂”的程度，而这种陶醉却给人类带来了“社会巨祸”。

罗素在半个多世纪前所预测的“社会巨祸”在我们这个时代实现了，我们时代的“社会巨祸”就是自然环境的生态失衡。

人类在经历了上百万年和大自然的抗争之后，终于从丛林里走出来，仿佛远远地超越了其他所有的动植物，俨然以理性的胜利者的姿态泰然自若地生活在这个宇宙中的小小星球上。可是人类在和大自然的斗争中是真正的胜利者吗？“人类的智力即使是有科技的帮助，也最终无力打败大自然。”

在刚刚过去的两个世纪里人类创造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发达的文明，人类的文明在这两个世纪中以加速度的方式向前迅猛发展。人们尤其是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人享受着高度发达的文明所带来的丰富物质生活条件，这种生活以高度的城市化、生活的快节奏，汽车、电话、电脑、互联网的应用、先进的医疗克隆技术（使得人类生命的无限延长成为可能），以及人类对于大自然的征服为主要特点。而科学技术的巨大成就极大地增长了人类征服自然的狂妄信心。随着人类文明的前进而来的是大自然被严重破坏；人类获取丰富的物质生活是以大自然生态失衡为代价的。人类自己仿佛已经远远地超越了自然动物世界，全然走入了纯理性王国；可是，看似理性的人类却正疯子般地向大自然贪婪索取。人类真的已经完全跳出了大自然这个生物链而成为独立自足的一环了吗？

就在人们还没有从2003年发生的SARS流行病毒的阴影里走出来时，2004年发生的“禽流感”又把人们抛进新的恐怖之中，2014年又来了“埃博拉病毒”。诚如英国生态学者乔纳森·贝特（Jonathan Bate）所说的那样：

公元第三个千年刚刚开始，大自然已经危机四伏。大难临头前的祈祷是那么相似。矿物燃料的大量使用所产生的二氧化碳限制了来自太阳的热量的散发，导致了全球变暖。冰川和永久冻土不断地融化，海平面持续上升，降雨模式正在改变，暴风更加凶猛。海洋被过度捕捞，沙漠迅猛扩展，森林覆盖率急剧下降，淡水越来越匮乏。这个星球上的物种正在加速灭绝。我们生存于一个无法逃避的有毒废弃物、酸雨和各种导致内分泌紊乱的有害化学物质的世界，这些物质影响了性激素的正常机能，正在使雄性的鱼和鸟变性。城市的空气混合着二氧化氮、二氧化硫、苯、二氧化碳等许多污染物。在高效率的农业经济背后，是地表要依赖化肥。用死家禽制成的饲料喂养牲畜，造成了导致中枢神经系统崩溃的疯牛病，而后又传播给人类。

环境已经完全变了，我们必须再次提出那个老问题：我们究竟从哪里开始走错了路？

我们确实在哪里“走错了路”，应该是到了认真思考一下的时候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或者说是人对待自然的态度绝非是一个新鲜的话题；在西方文化传统里面，既有《奥德赛》式的征服自然的英雄凯歌，也有阿卡狄亚（Arcadia）式的返归自然的田园牧歌；既有对大地母亲盖娅（Gaia）的感恩，也有对文明英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的歌颂；既有对上古黄金时代的追忆，也有对帝国未来荣光的坚信。从而形成了古希腊—罗马回归自然和古西伯来—基督征服自然两种完全对立的文学传统。到了近代，有康德的人类“无疑是自然界的最有资格的主人”论调，也有卢梭的“异化”理论。始于18世纪的生态思想，出现了两种孑然不同，分别以英国牧师、自然博物学者吉尔博特·怀特（Gilbert White，1720-1793）为代表的阿卡狄亚式的回归自然和以瑞士植物学家卡罗勒斯·林奈（Crolus Linnaean，1707-1778）为代表的帝国式的征服自然两种对待态度。生态文艺学者鲁枢元把人类的文明史划分为三种线性的知识系统，即神学知识系统、物理学知识系统和生物学知识系统。他进一步论述说神学的知识系统是活力论的，人和神都是神的造物，神把活力（灵气或者生气）吹入人体和物体内，人和物便有了生命，其中“信仰”是这种知识系统有效性的前提；而在物理学的知识系统中人和自然都不过是一种物质和能量，一种按照一定法则和定律运转的装置或者机械，这些法则和定律就是“物之理”。对于这些法则和定律的归纳和论证就是所谓的“科学”，无疑物理学的知识系统是机械的；最后，在20世纪中期逐渐形成并完善起来的生物学的知识系统是整体论的，这一知识系统的形成有两个标志：一是人们科学地解释了诸如生命的自组织、有机分子、生态系统等一系列生物现象；二是这些生物学的原理开始被广泛地应用于各种学科，生物学开始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占据中心地位。

笔者认为，虽然在人类的文明史上人与自然的关系一直是一个为历代人们所讨论的话题，但是这个话题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像过去两个世纪那样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尤其是在20世纪里，两次世界大战使得数以千万记的人类灭亡；土地沙漠化、淡水的缺乏、气候变暖、森林大火、物种的灭绝、放射性化学物质造成生物的变异、饥荒、牛蹄疫、SARS、禽流感等文明病使得看似物质极大丰富的现代生活并不那么美好和令人类轻松和向往。人类到了紧要关头：那就是应该认真考虑一下将来自身生存的问题了！这绝对不是骇人听闻的夸大其词。美学学者曾繁仁更是从人类“生态存在论审美观”的角度论述说：生态美学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人的存在问题。他说：“从环境恶化的扼止和自然环境的改善来说，最重要的也不是技术问题和物质条件问题，而是必须确立一种应有的态度，态度决定一切，这就是人类应该以一种‘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普遍共生的态度来对待自然环境，同自然环境处于一种中和协调，共同促进的关系。”

随着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人类对于自然的征服态度也在逐渐转变为对“回归自然”的向往；而人类的知识系统也已经走入了一个所谓的“生物学”时代。生态系统的严重失衡这个“社会巨祸”就是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叶欧美文化文学领域内的生态批评（ecocritism）产生的历史语境。生态批评一开始就带着一种“问题主义”倾向：自然环境严重失衡是一个社会问题，生态批评担负着在文学文化领域里深入探究人类自身知识系统生态危机根源的责任，因为这个问题关涉到人类未来生死存亡的命运。

二、生态批评的历史源流及其定义

生态批评作为一种文学文化批评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欧美主要是由美国学者所确立形成。“生态批评”这一术语最早提出于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威廉·鲁克特（William Rueckert）1978年在《爱荷华州评论》（Iowa Review）第九期上发表文章《文学与生态学：生态学的试验》（“Literature and Ecology：An Experiment in Ecology”），第一次使用了“生态批评”这一术语。虽然早在1974年约瑟夫·米克（Joseph Meeker）在其专著《生存的戏剧：文学生态学研究》使用过和“生态批评”对等的概念“文学生态学”（literary ecology）这一术语，但并未被其后的学者广泛接受。威廉·鲁克特提出生态批评的概念意在“把生态学以及和生态有关的概念运用到文学研究中去”。随后，很多学者提出过诸多和“生态批评”相关的术语，例如：生态诗学（ecopoetics）、生态文学（ecological literature或ecoliterature）、环境文学（environmental literature）、环境文学批评（environmental literary criticism）、绿色研究（green studies）、绿色文学（green literature）等。“环境”一词被人们认为依然带有“人类中心主义”色彩意义；就笔者浅见，“绿色”的概念又被使用得太过广泛，如“绿色食品”“绿色家园”“绿色服饰”等，从而不好把握生态批评的本真意旨。因此现在大多数学者更愿意认可“生态批评”这一术语。即使从词源上来说，前缀“eco”和“criticism”也可以很方便地组合在一起，也更易于转变为“ecocritic”“ecocritical”等和词根“ecocriticism”有关的术语。

“生态批评”这个术语虽然在学理上可以上溯至20世纪70年代末期，但正像诸多的新生事物一样，生态批评作为一种文学研究理论要想在学术界确立自己的地位，也同样要经历一个从边缘到中心运动发展的过程。整个80年代，由于没有自己的学派组织，学者们的生态研究虽然在尝试中分散进行，但是生态批评远没有步入“中心”。美国学者弗雷德利克·瓦格（Frederick O.Waage）于1985年编辑了《讲授环境文学：研究材料、方法、和文献资料》（Teaching Environmental Literature：Materials，Methods，Resources，1985）。该书收集了十九位讲授生态环境文学课程的教师所写的“课程简介”（course description），就是为了让人们对生态文学有更进一步的理解和认识。《美国自然文学创作通讯》（The American Nature Writing Newsletter）于1989年创办，使得生态学者得以交流各自的研究成果。但是真正使得生态批评以一个流派的身份得以确立是在90年代中前期。更多刊物发表了生态批评文章，诸多有关生态批评的会议得以召开。1991年美国“现代语言学会”（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召开了名为“生态批评：文学研究的绿色”（Ecocritism：The Greening of Literary Studies）的会议；1992年，“文学与环境研究协会”（ASLE：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成立；1993年，第一届全美生态批评研究会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举行；同年，《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ISLE：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作为第一份正式的生态批评文学研究刊物在美国创刊。至此，生态批评作为一个批评流派最终在以美国为代表的欧美学术界得以确立。其后生态批评便以燎原之势遍布全球，从而在20世纪末一跃而成为文学批评理论的“显学”。

但是生态批评仍然是一种发展中的文学批评理论，仍有学者还在对其冷眼观望，或者不时发出种种质疑和诘难。他们声称所谓的生态批评对于“自然”的强调不过是花样繁多的政治说教形式的一种具体表现而已。在很多学术圈内，生态批评依然被看作专业文学研究的边缘的和值得怀疑的“子域”（subfield）。无论怎样，“经过六年的战斗”，1998年12月，“环境和文学研究协会”（ASLE）终于被美国现代语言协会（MLA）接受为“联盟小组”（Allied Group），其中投赞成票的就有持有上述观点的批评家。如中国生态学者王诺所说：“生态文学研究或者称生态批评从20世纪70年代发端，并迅速地在90年代成为文学研究的显学。”现今，美国内华达大学是生态文学研究教学中心，弗吉尼亚大学、亚利桑那大学、佐治亚大学、俄勒冈大学、犹他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都是生态批评的重镇，云集着来自世界各地的生态批评研究者。不少硕士生和博士生都把毕业论文的选题定位在生态批评的领域，生态批评在全世界正方兴未艾，跨入人类第三个千年的生态批评必将以其多元共生和开放的姿态吸引更多学者的关注。

至此，生态批评的发展脉络已十分清晰，但究竟怎样给“生态批评”下定义呢？

被广大学者乐于引用的是美国第一位“文学与环境教授”（professor of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彻丽尔·格罗费尔蒂（Cheryll Glotfelty）给生态批评所下的定义：生态批评“研究文学与物理环境之间的关系”。1994年10月，她在犹他州盐湖城举行的“1994年西方文学协会”（1994 Western Literature Association）会议上又重申了这一定义：“简而言之，生态批评是研究文学和物理环境之间关系的学问；正像女性批评是从性别意识的角度来考察语言和文学，而通过阅读文本，马克思主义批评给予人们生产方式和经济等级的认知理解一样，生态批评按地球中心的方法入手来进行文学研究。”从格罗费尔蒂的定义中我们可以大体归纳出生态批评的以下几个特征：第一，生态批评研究的重点是自然（物理环境）与文学乃至文化的关系，这是生态批评的最关键的特征；第二，生态批评是是以“地球中心”来考察文本，而非“人类中心（anthropocentrism）”；这一特征和以往其他文学批评理论截然不同；第三，生态批评和自然学科的“生态学”有密不可分的关联，但生态批评并不是对“生态学”方法或者研究策略和数据成果的机械借用；王诺对此论述说：“生态批评家主要吸取的并非自然科学的具体研究成果，而是生态学的基本思想，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生态哲学思想。生态哲学是文学批评的理论起点和依据。”（但是，就2014年的今天看来，欧美生态批评家并非仅仅“纸上谈兵”、仅仅借用生态学的生态哲学思想，西方生态批评家也借用了生态学的田野考察等研究方式。——笔者注）

还应该注意把“生态批评”这一概念和其他与生态有关的术语和学科加以区分；现在中国学术界使用频率非常高的词是“生态”，诸如“生态经济学”“生态政治学”“生态环境建设”“生态大省”“生态美”等概念术语。这些概念都与人类当前所面对的生态困境密不可分，反映了人们开始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但这些概念和“生态批评”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生态批评和其他与“生态”有关的概念都借用了生态哲学思想从不同的角度重新审视人类生态失衡这一严重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唯有生态批评是从文学文化文本探究人类与自然问题。

三、生态批评的旨归

生态批评一开始就以“问题主义”的姿态研究人类文学和文化，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遭受严重破坏，生态的严重失衡威胁着人类自身的生死存亡。同时生态批评还带着一种强烈的解构主义色彩，试图打破人类根深蒂固的人本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坚实堡垒。那么生态批评的终极旨归是什么呢？也就是说生态批评意欲何为呢？

格罗费尔蒂在“1994年西方文学协会”上论述生态批评时说：“生态批评者和理论家探讨诸如此类的问题：自然是怎样在十四行诗中描述的？自然的场景在小说的情节中起到什么样的角色？戏剧中所表述的价值观是否和生态智慧相一致？大地的隐喻是怎样影响我们对待她的？作为一个流派我们如何彰显‘自然写作（nature writing）’？除了种族、阶级和性别，‘地方（place）’应该成为一个批评类别吗？男人书写自然是否和女人的书写相异？文化本身是以何种方法来影响人类和自然世界的关系的？荒野（wilderness）是怎样随着时间而改变的？环境危机是以何种方式、在何种程度上渗透到当代文学和通俗文化中的？什么样的自然观点在美国政府报告里得以体现，又是以怎样的修辞手段强调了这种观点？生态学学科给予文学研究以什么样的指导？学科本身的大门是如何向文学分析敞开的？诸如历史、哲学、心理学、文艺历史和伦理学等相关学科中的环境文本和文学研究之间有着怎样互惠的方面？除了在广义上的探究和完全不同的以外，所有的生态批评都享有共同的一个基本前提，即人类的文化和自然世界联系在一起，影响着她并被她影响着。”

格罗费尔蒂的发问基本上把文学生态批评的意义和生态批评学者的任务作了细致描述。带有“问题主义”倾向的生态批评研究自然和文学的关系，例如：自然在文学文本中如何被表达，自然在文学文本中的角色，从文学文本中研究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等等。格罗费尔蒂展开她的论述时主要从文学文本中人类与自然作为纯然二分的两个互为客体的外在关系着手，并未涉及作为自然客体对象的人类内部生态平衡的问题。人类社会在自然生态危机的现实情景之下也存在一种生态平衡的问题，自然的危机到底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施加什么样的影响，这种关系可以说是一种人类的“社会生态”；再有，自然生态危机之下，人类的内在世界也肯定受到程度不等的影响，这涉及人类内心世界的“精神生态”问题。此类问题应是文学文化生态批评的研究范围之列，但格罗费尔蒂却对此没有提及。鲁枢元更全面地把生态批评的要旨逻辑地分成三个层次：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

中国学者韦清琦从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的角度论述了生态批评的旨归。西方的逻各斯（logos）在希腊语中意指话语，后来延伸为知识、学问、本质、结构、实体、上帝、理性等。以逻各斯为中心，西方文化将理性和权力相结合，建构了一个庞大的话语体系。但是进入19世纪后，尼采宣布了上帝的死亡，海德格尔颠覆了主客二分的西方文化传统，从而在根本上动摇了西方逻各斯的统治。正如后殖民批评颠覆了逻各斯背后的西方中心主义，女权批评颠覆了表现为男权中心主义的逻各斯，而生态批评在后现代解构的氛围下要颠覆的是表现为人类中心主义的逻各斯，其矛头直指人类中心主义，从而使人类和自然主客二分的对立合而为一。

但是人类毕竟已经从野蛮的动物王国中走了出来，在颠覆人类中心主义时我们不要矫枉过正。这就如同女权主义一样，在矫正男权中心主义的时候，总不应该再建立一个女权中心主义。其实这一点也是生态批评的困境和众多学者对生态批评持冷眼观望态度的原因所在。

刘蓓从抛弃了人类狭义上的回归自然，倡导广义上的回归，即以研究文学文本中的生态哲思来达到人内心世界的自然回归，她认为这是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的首要任务。她的观点和曾繁仁不谋而合，曾繁仁认为必须确立一种“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普遍共生的态度来对待自然环境，“态度决定一切”。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基本上对生态批评的终极旨归做一总结：第一，生态批评研究文学文本中的生态哲思，从而重新解读自然在文学文本中如何被表述或者压制，对文本中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进行批判。就像西方有些学者呼吁为了“大地母亲”而写作一样，生态批评者的任务也应该是为了“大地母亲”也为了人类自身的生存而进行文学批评。第二，生态批评以反人类中心主义为第一要义，它所追求的最终目标就是最终达到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和谐格局；在这里我们必须清楚，反人类中心主义并非意味着要另外建立所谓的“动物中心”或者“生物中心”。生态批评应该建立的是一种“生态整体思想”（ecological holism），生态整体观的基本前提就是非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或no centralization），“它的核心特征是对整体及其整体内部联系的强调，绝不是将整体内部的某一部分看作整体的中心”。第三，生态批评应关注人类之间的社会生态和人类内在的精神生态。人类作为生物链上独立的一环，自身内部也存在生态平衡的问题。这包括两个方面：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人类文明进步的取得往往是以自然生态的破坏为代价。面对自然环境的失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于生存的竞争而导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这是社会生态的失衡。同时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态失衡又必然导致人类精神层面的异化，故而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理应是生态批评的研究范围。同时，这两个方面也是自然生态的逻辑必然结果，舍此人类很难达到所谓的“生态平衡”在地球上栖居。

目前，生态批评还是一个发展着的文学批评视角，还是一个新生儿，需要更多的学者给予关注和支持。无论是反对还是赞成生态批评的观点，生态批评已从边缘步入中心，成为西方文论的又一个理论热点。中国自古就有着丰富的生态哲思，比如：儒家的“天人合一”，道家的“道法自然”“万物齐一”“返璞归真”。正如高旭东所说：整个中国文明和自然比较接近，西方浪漫主义的一个基本命题是反文明，回归自然。随着现代化的膨胀，过度向自然索取所造成的自然恶化，人类开始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的心灵的生态问题。比如现代派作品所表现出的人的异化、病态。他进一步鼓励广大中国学者说，如果把这些问题结合起来，将是中外文学研究的很好课题。事实上，大批中国学者已经做过或者正在做这一课题。生态批评需要作为生态智慧大国的中国学者的参与，以便为世界提供更加丰富的生态哲思的精神资源。

四、生态批评的困境及出路

虽然生态批评现今已成为一门炙手可热的文学批评理论，但是它自身也面临着许多困境。中外不少学者发出了种种质疑：生态批评能否真的把“人类中心主义”完全解构？生态批评作为一种文艺批评有无美学上的价值？它的美学学理又是什么？又如何从生态批评上升到生态美学？生态批评在文学批评领域到底能走多远？生态批评的方法论意义有多大？也有学者不无刻薄地质疑既然生态批评解构的是“人类中心主义”并旨在建立一种所谓的“地球中心主义”，但是对“人类中心主义”发难的却是人类自身，人类真的能够把自身解构吗？他们断言：生态批评不过是形而上的一个悖论。有的学者干脆武断地说：人类不可能放弃自身的现实利益和舒适的现代生活而平等关照人类以外的自然生物世界，人类完全可以通过自身的调整来取得长久的生存和发展，生态批评所宣讲的无非是骇人听闻的理论。

但是无论发出怎样的质疑，持有上述观点的学者却也承认人类确实面临着生态系统的严重失衡这个社会问题，这是无可否认的客观事实。对此“热眼观望”的陈炎先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生态批评和伦理学有着天然的联系。生态批评要做的也许是重新考虑人类与包括地球在内的非人类的自然环境的伦理关系。对此国内有很多学者就是从“生态伦理”的角度来重新考察人类与其他生物的伦理关系。陈炎先生又从“熵”的概念，来说明地球上的能源消耗的最终结果是地球变成一个垃圾星球，而不是能源从一种形态转变成另外一种形态。国内学者有人论述了熵理思维的目的和理念：“人对自然的物质耗费，与自然的、人的创生能力之间必须趋于相对均衡，不能超越自然的再生产能力和人自身的创生能力。它要求平衡我们与自然界的物质变换关系，使其不出现人境赤字。因此，人类必须根据自然界的能源、资源、环境这三个有限，克服人类在人口、耗费、污染方面的三个恶性膨胀，使人对自然的物质变换和自然的可供能力之间趋于均衡。”如果“均衡”被打破，带给人类的必然是一场巨大生态的灾难。

虽然面临着这样和那样的困境，自然生态环境的严重失衡这一事实却也给生态批评带来了重要的历史契机和出路。随着自然环境更进一步地恶化，生态批评所倡导的生态理念必然会像中世纪万能的上帝一样对人类有感召力；而人类自身在面对自身存亡时刻定会狂热信仰“生态理念”。毕竟人类是这一星球上唯一有理性的生物，他们一定有勇气和理智来拯救这个危机四伏的地球。

事实上，越来越多的人包括西方人开始为眼下的生态危机寻求出路。在大学的讲堂里，学者和学生们正热烈地探讨各种生态的、环境的问题，他们在探求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即“人类沙文主义”（human chauvinism）的方法；通过出版各种书籍和文章，使社会大众树立一种“生态意识”（ecological consciousness），重新确立在自然中的“生态身份”（ecological identity）；“深生态”（deep ecology）更是倡导人们要“像一座山那样思考”（thinking like a mountain），并和诸如山川河流等“自然公民”进行换位思考。社会上诸如“绿党”、各种环境保护组织、动物保护组织等民间社团正使得更多的人们认识到当前自己的生态责任。人类正经历着一个汹涌的生态思潮时代，后现代之后的人类社会是一个“生态学时代”，文学文化领域中的生态批评也必将随着这个时代的进步从边缘步入中心，从而为人类自己也为整个生态自然担负起它的历史使命。

第二节劳伦斯的生态批评理念

英国著名作家劳伦斯以书写反工业文明和机械文明的文学作品而为世人所熟知，同时他还是一位犀利的文学评论家。与文学作品中痛斥工业机械文明和回归生态自然的主题相呼应，其文学批评也具有深厚的生态哲学思考。因此，我们也应把劳伦斯归为早期生态批评家的行列中。

一、劳伦斯时代的英国生态环境

西方的工业革命首先开始于英国。而就在工业革命前，英国不过是个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很大的比重，农业是国民经济的核心。人们大多过着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活，“一般的农村居民穿着兽皮、麻布或帆布制的衣服，穿着打了平头钉的鞋子，用木制的盘子进餐，主要的食品是黑面包”。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于1770年，到1870年基本结束。在短短的一百年里，英国已经从原来的一个农业、手工劳动为主的国家一跃而成为“世界工厂”。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生产，大规模的机械工厂代替了手工作坊。工业革命需要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在英国，这些工业所需的劳动力是通过大规模的“圈地运动”来获得的。“‘圈地运动’是从十五世纪末叶开始，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初叶，先后经历了三百多年之久。”所谓“圈地运动”就是把大量的农民都赶出他们自己的土地，把土地“圈”起来饲养羊，从而为纺织工业提供所需的原料羊毛。这样就出现了历史上人们所说的“羊吃人”的一段时期。大量的良田耕地变成了牧场，而原来的农田主流离失所；造成的结果是灾难性的。“‘圈地运动’使许多村庄被消灭，大批的农民被剥夺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离乡背井，成为流浪者和乞丐。”正是在这一点上，马克思说：“在十七世纪最后几十年，自耕农即独立农民比租地农民阶级的人数多。……大约在1750年，自耕农消灭了，而在十八世纪最后几十年，农民共有地的最后痕迹也消灭了。”工业革命开始后的“圈地运动”更是变本加厉。就这样，大量的失地“流浪者”和“乞丐”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十分廉价的劳动力。

但是工业革命的后果绝不是把英国变成了人间的乐园与天堂。一方面英国的经济有了巨大的发展，经济结构有了根本的改变，由过去一个农业国变成了一个工业国。“在工业革命前夕，就经济发展的一般水平来说，英国并不比其他国家高出多少，英国工业的某些技术还落后于一些国家。然而，工业革命的巨大变革在短短的几十年内就使得英国的经济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它的工业不仅在欧洲，而且在全世界获得了领先地位，成了‘世界工厂’。至1820年，英国生产了全世界煤产量的75％，生铁产量的40％。它的工业产值占世界的工业的一半。”与其同时，英国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16世纪的英国，“在450万人口中，有75％是农村居民”。而到了19世纪中期“‘典型的英国人变成了城市人’,英国成了一个城市国家，中世纪那种田园诗般的农业社会被一个发达的工业社会所取代”。然而社会经济繁荣的另外一面却是人间“地狱”。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富裕的是资本家，而原来的无产者的生活更加贫困和艰难。资产阶层住在豪华、林木掩映的花园和别墅里；而与他们相隔不远的贫民窟里却拥挤着贫困不堪的工人，他们的生活极度恶劣。所以有学者不无感慨地说：“工业革命使英国成为了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又是贫民窟最大、最多的国家。”工业革命的发展，使得人与人之间的美好关系变得冷淡、漠然、敌对。“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主要都被吸引到追逐物质财富上去了，物欲横流，金钱第一，连友谊、安闲、艺术、时间都要用金钱来衡量。”

原来的“田园诗”般的生活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远去了，大量煤炭的使用也使得英国的上空弥漫着灰色的尘雾，形成了伦敦城上空的“伦敦雾”。原来的森林被砍伐，覆盖着美丽花草的田野随着工业机械的开进而被铲除，变成一片荒芜。隆隆的火车和机器的马达声破坏了乡村的宁静。英国变成了弥尔顿笔下的“失乐园”。工业化的步伐扰乱了托马斯·哈代的“牧歌式田园”，哈代的《绿荫下》再也没有了乡村的自然风光，想“远离尘嚣”的人们无法躲避宣泄的社会变革，淳朴、美丽的苔丝注定是社会道德败坏的牺牲品。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劳伦斯出生了。劳伦斯出生在英国中部城市诺丁汉郡（Nottinghamshire）附近的一个矿山小镇伊斯特伍德（Eastwood）。此时，英国已经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西方其他国家紧随英国的后尘也先后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科学技术在18和19世纪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许多人对人类战胜大自然的野心急剧膨胀，他们认为人类已经可以左右自然世界，科学技术理性思维大行其道。但是工业革命的后果却为人类带来了未曾预料到的生态灾难，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也使得一些有识之士大声疾呼。劳伦斯就是其中一位杰出的“生态思想”的预言家。

二、劳伦斯生态批评的三个向度

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大规模的机械化正在使得人类变成机器的奴隶，社会快速运转的车轮已经在不知不觉中使人类成为机器的附庸；人被机械化了，人类社会被机械化了，人类的精神也被机械化了。面对生态灾难，人类及其精神被异化了；原来人类栖居于生态自然中的田园生活被隆隆机械的大口所吞没。面对机器这样的社会庞然怪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看似富裕的生活背面，人类都在被工业化的进程督促着进行你死我活的社会生存竞争。在劳伦斯看来，在工业化、机械化英国的天空之下，男性仿佛已被工业的利刃所阉割，就此失去了应有的男性阳刚之气和活力。而人类的文明（工业文明、机械文明）在劳伦斯眼里恰恰是人类异化的罪魁祸首；劳伦斯在其作品中对此大加诅咒和挞伐。在劳伦斯眼里，工业机械文明给人类带来的最大的灾难莫过于对于人类“性”的毁灭。他不无极端地说：“我还看不到任何使一个无性的英格兰复活的希望。一个失去性的英格兰似乎教我感觉不到任何希望。……我坚持说性可以使之复活，……一个无性的英格兰！对我来说它没有什么希望可言。”同时劳伦斯又不无正确地指出：“如今，性和婚姻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了。我们的社会是建立在婚姻之上，而婚姻呢，据社会学家说是建立在财产之上。人们发现婚姻是保留财产和刺激生产的最佳手段，这就成了婚姻的全部意义。”人类从蛮荒时期的乱伦、杂交到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应该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但是现在婚姻却成了人们“保留财产和刺激生产的最佳手段”，没有精神之爱的性是僵死的，在劳伦斯理念里，真正的男女婚姻是性爱与精神之爱的和谐统一。现在婚姻成为了一种“手段”，这个“手段”是现代社会中人类赖以“保留财产”和“刺激生产”的“手段”，实在是人类的悲哀、人类婚姻的生态异化。诚如劳伦斯所说：“事实上，现代生活中的不幸十有八九是婚姻的不幸。无论是已婚者还是未婚者，没有几个不强烈地仇视婚姻的，因为婚姻成了强加在人类生活之上的一种制度。正是因为如此，反婚姻比反政府还要厉害。”劳伦斯的断言不无极端之处，然而却也不愧是一种偏执的真理。在工业化、机械化的社会中，婚姻已经失去了它的本真意义，成为男女精神的枷锁。而一切不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在劳伦斯眼里都是异化的，是人类一种社会关系的异化状态。既然“现代生活中的不幸十有八九是婚姻的不幸”，故而“婚姻”和“性”也就自然成了劳伦斯作品中最大的主题。他对这样异化的婚姻的惯常处理方式就是让它们破裂，给它们安排悲剧的结尾。而精神之爱和肉体之爱和谐统一的婚姻在其作品中往往会获得美满的结局。

劳伦斯对于“性”的大胆描写曾遭到其同时代人的误解，更有甚者称劳伦斯是“淫秽”作家。但是劳伦斯自有其自己的见解。他说：“真可惜，性竟成了一个丑恶的字眼，一个小小的丑恶的字眼。”难道劳伦斯的断言没有道理吗？宗教教义上的“禁欲主义”，社会上的“万恶淫为首”的道德标准，都大大加深了人们对于“性”的憎恶。这不能不说是开化了的人类的悲哀，与此同时，生态灾难的后果之一就是包括人类在内的各种动物生殖能力的下降，甚或物种的灭亡。如果说劳伦斯半个多世纪前的大胆预测为人们误解的话，那么我们生活在当下社会的人类不正面临着生殖力的衰退吗？在这个人人喊累的社会、人人努力向上爬的社会，婚姻成了一笔“买卖”，“性”成了商品。空气的污染、水的污染、精神污染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污染造成了男性精液中精子数量的急剧下降，说男性正在失去“雄性的性活力”一点不为过。也许会有人对医疗科学的进步大唱赞歌，满怀热情地盼望着有朝一日“造人工厂”的设立，以此来免去世间男女生儿育女的“麻烦”；再或者干脆“克隆”一个儿女。呜呼！人类的文明果真如此真是不可想象的灾难。这绝非骇人听闻之言词，也绝非人类的福乐所在，而是人类巨大的生态灾难、生态伦理灾难。劳伦斯所颂扬的“性”是“美丽”的“性”。他说：“其实，性与美是统一的，就如同火焰与火一样。如果你恨性，你就恨美。”而劳伦斯之所以反文明、反科学是因为：“科学对美怀有一种神秘的仇恨，因为美无法适应科学的因果之链。社会对美怀有一种神秘的仇恨，因为它永远有悖于社会的人（social man）之美妙的赚钱计划。于是，这两者联手把性与美说成仅仅是欲望。”劳伦斯对于他生活时代的社会不无悲观情绪：“可在眼前的生活中，却是满眼的死灰。”眼前的生活 “满眼死灰”，没有生气，没有“性”的美丽。故而劳伦斯用其极端的策略大声疾呼“性”之“美”、“性”之重要，“因为通向未来的桥就是阳物，仅此而已，绝对不是现代的‘精神’爱中那可怜、神经兮兮的赝品阳物，绝不是”。

鲁枢元把生态学分为三种形态：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他不无创见地举例说：“自然、社会、精神能否成为一个关系整体的三个层次呢？我们不妨以‘男女关系’比照以说明。男女关系可以看作一个复杂的相关系统，从中可以划分出性、婚、爱三个层面。性欲，是生物自然性的；婚姻，是人类社会性的；爱情则属于个人的内在精神性的。三者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但是，三者之间决不完全等同，不能相互取代，如马尔库塞所说的，人类的性交并不是把生殖器简单地弄到一块，人类的性交是在爱的范围内、艺术的范围内进行的。”如上所述，劳伦斯所关心的主要问题就是性、爱和婚姻；这在某种程度上恰恰符合鲁枢元生态学的三分法。劳伦斯正是把性看作一种人类的自然本性，“性”是“美”，如同“火焰”之于“火”，“性”不是“把生殖器简单地弄到一块”，而是一种精神和肉体的和谐统一；就如同两条流动不息河流的汇合。只有这样男女才是“完美”的，才真正实现了婚姻的本真价值。

劳伦斯对于人类精神的关注是前所未有的。这表现在作品中对于人类精神世界的不厌其烦的、细致入微的描写。说劳伦斯开创了一种完全不同于英国文学传统的写作风格与题材一点也不为过；无怪乎有评论家说劳伦斯的写作不属于任何英国文学的传统。有人说劳伦斯在不知不觉中实践着弗洛伊德有关性与精神分析的理论，这话不无道理。弗洛伊德和劳伦斯是同时代的人，虽然劳伦斯在世时从未和弗洛伊德见面，劳伦斯本人甚至对弗洛伊德的理论也不以为然，甚至否认自己在实践弗洛伊德的学说。但是劳伦斯的作品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遥相呼应”，这难道不是人类（弗洛伊德所讲）的“个体无意识”的真实再现吗？也许正是时代的主题驱使着时代的先知先觉们从不同的角度走上了“共同的道路”。如果说“意识流”作为一种小说的内容或者题材是“小说中具体描述的、反映主题思想的感性生活和心理现象”的话，那么劳伦斯的有些小说实在可以归入“意识流”小说一类中去。劳伦斯把“性”和精神分析演绎得出神入化，倘若用统计学的方法进行篇章的量化计算，他的某些小说中的“感性生活和心理现象”的描述内容，必然是所占篇幅比例较大的。乔伊斯、伍尔夫、福克纳和劳伦斯等作家对于人类心理、精神的同时关注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必然。试想，人类文明的进步、工业化、机械化伴随着人类生存生态环境的恶化，人类的精神似乎必然地出现“精神病症”。这似乎又是一个悖论：文明和科技的进步为人类认识自己“冰山之下”的无穷精神世界提供了智力上的可能和条件；同时又使得人类的精神在面对科学技术文明这架庞然巨物时无所适从，从而“精神崩溃”。人毕竟是生态自然之物，他在日渐远离生态自然的时候，心里不仅仅是无知的欣喜；还有日益增加的恐惧；这就如同一个婴孩之于他的母亲，没有母亲温暖的怀抱仿佛获得了暂时的“自由”，同时随之而来的就是精神的紧张和恐惧感。劳伦斯所关心的正是这样的时代弊病和问题：生态环境的恶化，人类赖以诗意栖居的生态自然的消失；文明对于自然、性、社会、婚姻、精神、爱情的戕害。

劳伦斯通过对自然与人类、人类社会和人类精神的探讨，从而获得了很深刻的生态哲学意蕴。其生态思想包括三个维度：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人类毕竟身处自然之中，离开大自然母亲的怀抱，人类无法生存；人类是自然生物链上的“一环”，在这个大生物链上，人类已经形成一个其他生物无法比拟的“环节”，形成了人类社会，有了自身独立的思维和精神。劳伦斯有感于工业文明与机械文明对包括人类在内的大自然灾难性戕害，因而对工业机械文明大加鞭挞，甚至到了极端仇视的地步。他指出工业机械化给人类带来的直接灾难就是人类尤其是男性性活力的丧失，原来那种和自然亲近从而生机勃勃的原生态已经荡然无存。劳伦斯对于工业机械对人类精神的伤害也极为关注，在他看来人类只有重返自然，精神才能获得宁静而获得新生。在此，我们须知这三个方面是紧密相连的；阐释劳伦斯的生态思想也确实很难把其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思想截然区分开来。

三、作为生态批评家的劳伦斯

劳伦斯不仅在文学上实践他的生态思想，而且还以一个生态批评家的积极姿态来阐释其他作家的作品。故而他被列入早期的生态批评家（ecocritic）之列：“D·H·劳伦斯是又一个能被称之为早期生态批评家的‘作家’”，因为“他对待原始自然（primitive nature）持积极肯定态度”。劳伦斯以自己的生态批评家的眼光来解读法国学者海克特·圣约翰·德·克里夫库尔（J.Hector St.John de Crèvecφur，1735-1813）的著作《美国农夫信札》（Letters from American Farmer）。劳伦斯指出克里夫库尔从小在英国受教育，而后去加拿大抗击英军，转而又移居美国，“成为一个非凡的美国人”。劳伦斯想要的自然是大写的自然（NATURE），他高呼：“大自然（NATURE）。希望我能够把它写得更大。大自然（NATURE）。”劳伦斯说：“本杰明忽略了大自然（NATURE），然而法国人克里夫库尔却看到了它，这要比梭罗（Thoreau）和爱默森（Emerson）更早地找到了它的位置。”劳伦斯在大加赞扬了克里夫库尔文笔“简洁而生动”后，开始揭露其本来的面目：“海克特·圣约翰·德·克里夫库尔试图把美好而纯洁的大自然装入自己的腰包。可自然却一无所得，于是它大叫着钻出来。”克里夫库尔虽然先于梭罗和爱默森发现了大自然，可是，劳伦斯却对克里夫库尔的“大自然观”大加挞伐，因为克里夫库尔的“这所谓美好而纯洁的大自然之说不过是一种把大自然知识化的努力。就是让大自然屈服于人类的几条法律而已。多么纯洁的游戏啊！大自然看似暂时地美好起来，可是不久她就逝去。”劳伦斯想要的大自然是一种未被“知识化”的原始的生态自然，而绝非文明人眼中的、经由改造的大自然。他的大自然是远离人类文明的大自然，而“自然之子”（child of Nature）则是未经人类开化的“自然之子”；不是像克里夫库尔那样以一个开化了的“文明人”走入大自然中，大叫大自然的美好和野趣；这其实不过还是人类的把戏，试图把“美好而纯洁的大自然装入自己的腰包”。劳伦斯在这里想要做的是提醒人类不要故作聪明，不要像一个吃腻了大鱼大肉的人怀念粗茶淡饭一样，把自然看作短暂厌弃人类文明生活枯燥后的消遣之物。进而劳伦斯撕掉了克里夫库尔伪善的面纱：“可是真正的克里夫库尔既不是农夫也不是自然之子（child of Nature）；也不是蛇的崇拜者。他又回到法国去，跻身于文学沙龙中，成为卢梭夫人吴迪特的朋友。他还是一位优秀的商人，负责法国到美国的海上航线。事实上，一切都以物质主义（materialism）结束，但是在《信札》中对此只字未提。”克里夫库尔不过是一时之兴而跑到美国做一个农夫，他的大自然不过是暂时厌弃人类文明的消遣而已；正如劳伦斯指出的那样，“文明人”克里夫库尔又返回“高雅的文明社会”，返回“文学沙龙”，又做起了买卖。劳伦斯毫不客气地把克里夫库尔称为“骗子”，一个“说谎者”。最后劳伦斯不无嘲讽地感叹道：“白色的野人（white savages），有汽车、电话、收入和理想！这野性全在机器里；可真够野味儿，唉，上帝！”劳伦斯指出诸如克里夫库尔那样的“文明人”对大自然的赞美其实是虚假的，他们追求仍然是“机器”中的“野性”；他们仍然没有认清人类和大自然休戚与共的关系，仍然没有明白人类不过是“自然之子”。

无论是作为作家还是作为批评家的劳伦斯都身体力行实践自己生态思想的真谛。劳伦斯对性、婚姻、爱情、精神和原始生态自然的描写有着深刻的生态寓意。虽然有时他的思想走入了极端和空想，但仍不失一种对自然、社会和人类精神的拯救之策略。应该承认劳伦斯有一种反人类文明（机械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倾向，但是已经在文明大道上越走越远的人类还能回归大自然母亲的怀抱吗？人类还能重新返归劳伦斯所宣讲的原始生态原野吗？还能重获未开化之前那种纯然勃勃生机的生活中去吗？这是很让人怀疑的，但是也是值得人们深思的。

第三节生态批评在中国的勃兴

本节主要对2008年11月在武汉召开的“文学与环境国际学术研讨会”进行整体述评，就会上有关生态批评概念与理论建构方面的论争进行梳理，并总结分析从生态批评视角分析文本时所遇到的问题。笔者以为，本次会议是生态批评在中国的勃兴的标志性事件。

2008年11月8日至10日，“文学与环境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国武汉华中师范大学胜利举行。本次会议是由美国内华达大学《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ISLE：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学术期刊和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与华中师范大学《外国文学研究》学术期刊共同举办。参加会议的主要有来自美国、英国、韩国、日本、马来西亚等国以及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的两百余位教授、年轻学者、博士生和硕士生；与会学者主要就生态批评理论建构/再建构、生态批评视角下的经典文学、中国文学与生态环境、文学创作与环境意识、生态批评和公共意识与社会实践、环境保护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思考等议题展开了实质性的、富有成果的探讨与辩论。“生态批评研究文学与物理环境之间关系”，是一种文学、文化批评理论；生态批评（ecocriticism）勃兴于欧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然后以燎原之势遍及全球各国；目前美国“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ASLE：Association for Study of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的分支机构已经在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韩国、日本、印度等近二十个国家建立。就笔者来看，中国的生态批评研究此次并未如过去那样仅仅是个“追风者”而毫无作为；中国学者以敏锐的洞察力主动展开了与西方学者的对话，积极参与理论建构。我认为中国学者之所以能够在生态批评理论建构方面有所作为，其原因有两个：第一，生态环境的恶化是一个全球性问题，相同的历史文化语境为中西学者展开对话提供了历史契机；第二，以中国儒道思想为代表的本土文化所蕴含的深厚的生态哲学思想也为西方学者看取中国生态智慧提供了智力资源。

一、生态批评：概念整合与理论建构

生态批评的勃兴不过有十几年的时间而已；即便追溯至1978年威廉·鲁克特（William Rueckert）第一次使用Ecocriticism这一术语至今，也不过三十年的时间。Ecocriticism这一术语被介绍到中国是在21世纪初。应该说这一术语在三四年前对大多数国内学者来说还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概念，而2005年以来，生态批评以及生态批评视角下的文本分析却“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桃花开”。本次参会论文共计120余篇；就涉及的术语本身来说，就有诸多与生态批评和生态文学相关的概念：环境批评（environmental criticism）、环境文学（environmental literature）、动物文学（animal literature）、绿色文学（green literature）、绿色批评（green criticism）等，更有环保文学、海洋文学、生态伦理、荒野伦理、环境伦理、生态写作、河流伦理、生态美学、生态研究、生态审美、逆生态文学、反生态文学、生态主义、生态女权主义、生态预警文学、生态政治、自然生态、精神生态、生态文化、自然书写、生态意识、生态思想等，概念可谓五花八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两个概念是environmental criticism和ecocriticism，与此相对应有environmental literature和ecoliterature（ecological literature）；美国学者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 Buell）在其三部著作：《环境文学的想象》（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1995）、《为危机的地球写作》（Writing for an Endangered World,2001）、《环境批评的未来》（The Future of Environmental Criticism,2005）中使用的是“environmental criticism”这一概念；英国奇切斯特大学及西班牙阿利坎特大学特聘教授特里·吉福德（Terry Gifford）也在其文章中使用“environmental criticism”这一术语；湖南师范大学龙娟博士在其专著《环境文学》中也使用了“环境文学”和“环境批评”。但是美国ISLE主编、美国文学与环境学会会长、内华达大学文学与环境教授司各特·斯洛维克（Scott Slovic）却在会上明确表示不同意使用“environmental criticism”和“environmental literature”这两个术语；韩国首尔成均馆大学副教授西蒙·艾斯托克博士（Dr.Simon Estok）也明确表示反对这两个概念；王诺在《欧美生态批评——生态文学概论》中深入分析了“生态”和“环境”两组概念不同的哲学理念，并得出结论：“生态批评与环境批评、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生态文学与环境文学绝对不是含义差不多的、甚至可以互换的术语。当我们认同了支撑某一类术语的思想观念之后，我们就只能选择那一类术语而拒绝另一类术语。在这方面，来不得半点含混和似是而非。事实上，环境概念恰恰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思想根源之一，如果不摒弃这个概念，生态批评就不可能建立在生态思想的基础之上，也就不可能真正从思想和文化的深层次上解决生态危机问题。”北京语言大学博士生方丽为大会提交的是论文题目是《环境的想象——劳伦斯·布伊尔生态批评理论研究》，其论文虽然主要分析上述布依尔三部著作，论文题目使用的却是“生态批评”（ecocriticism）这一概念。笔者比较赞成斯洛维克、艾斯托克和王诺三位学者的观点：使用ecocriticism，避免使用environmental criticism这一概念。原因有三个：第一，生态批评以科学生态学（ecology）的哲学内涵为理论基础，ecocriticism一词一目了然地反映了这种联系；第二，被广大学者引用最多的概念还是美国第一位“文学与环境教授”彻丽尔·格罗费尔蒂（Cheryll Glotfelty，未出席本次会议）的“ecocriticism”的定义；第三，生态批评分为浅生态（shallow ecology）和深生态（deep ecology）两个层面，浅生态还带有强烈的人类中心主义色彩，而深生态则已经超脱了人类中心主义色彩；诚如王诺的观点：“环境批评”则明显带有人类中心色彩，从而不能全部反映出“文学与环境研究”这一命题的全部内涵。

可以说本次会议以及会议上的辩论基本上明晰了ecocriticism与ecoliterature（或ecological literature）和environmental criticism与environmental literature这两对概念的异同；首先，“环境批评”与“环境文学”和“生态批评”与“生态文学”都是当下世界范围内生态环境急剧恶化在文学文化领域的反映；正如叶廷芳先生的发言《人类的生存危机与文学的使命》中所阐述的，生态环境的恶化已经危及人类自身的生存，而文学当下的使命就是拯救岌岌可危的生态环境；第二，如上所述，“环境批评”和“生态批评”又有着实质性的区别。笔者以为“环境批评”的导向还是人类自身的利益和生存所需，而“生态批评”的深生态理念却在理论上超越了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最终导向的是一种“生态整体主义”（ecological holism）的观念。至于其他的“生态”概念基本是“生态批评”的意义的衍生。而其他带有“绿色”的“绿色批评”概念基本被排斥在严格的学术文章之外。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概念是生态女权主义（ecofeminism）。目前国内学者基本都把生态女权主义看作生态批评的一个合理的分支，或者简单地认为所谓生态女权主义就是女权主义和生态批评的相加。笔者与西蒙·艾斯托克博士在会上深入交换了意见，艾斯托克认为生态批评和生态女权主义是两个相似但不同的概念。很显然生态女权主义与生态批评有着一些共同的生态哲学理念：为了生态环境和我们栖居的地球母亲而奔走呼号。但是我们还应该清醒认识到生态女权主义有着完全不同于生态批评的哲学根基和理念；就单单从时间节点上看，生态女权主义这一概念早在1974年就被法国生态女权主义者弗朗西丝娃·德奥博妮（Franςoise d'Eaubonne）提出；而生态批评的概念是在1978年才被提出的，从时间上看，生态女权主义明显是生态批评的“前辈”。有关论述请参见笔者已发表的两篇有关生态女权主义和生态女权主义与女权主义关系的论文，在此不再赘述。

在全部参会的120余篇论文中，理论建构的论文共计20余篇。司各特·斯洛维克作了《当树倒下时：美国环境文学与生态暴力的隐蔽性》（“If a Tree Falls…：American Environmental Literature and Imperceptibility of Ecological Violence”）的发言，斯洛维克首先分析了美国环境文学的现状，美国作家已经从理论走向实践层面，他们拿起自己手中的笔开始为自然、为地球、为其他的生命而写作：当一棵倒下，在场的人对此却不以为然；在此基础上斯洛维克提出了“生态暴力”（ecological violence）的概念，人类杀戮其他动物、植物生命就是一种“生态暴力”，而人类自身却对此麻木不仁。斯洛维克还从心理麻木、“鸵鸟行为”和天生等几个心理层面阐释了生态暴力发生的心理根源。西蒙·艾斯托克的发言《模糊开放空间里的理论化：生态批评和生态恐惧》（“Theorizing in a Space of Ambivalent Openness：Ecocrticism and Ecophobia”），艾斯托克指出虽然生态批评在很多方面获得了广泛的认同和影响，但是生态批评在两个方面的工作还远远不够：第一，生态批评的理论建构，比如如何把生态批评与种族主义（racism）、女权主义（feminism）、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等结成联盟；第二，如何把理论付诸实践；生态批评是一种“行动主义”（activism），就是说生态批评最终的导向是让人们行动起来，为了我们，也为其他生命。艾斯托克还提出了“生态恐惧”（eco-phobia）的概念；他指出，因为缺少对生态系统的可预测性，因而人类不可能控制生态系统，从而产生了生态恐惧。

陈茂林就生态批评的内涵建构与批评方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生态批评应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挖掘生态智慧；生态批评的方法包括福柯的权力与话语理论、生态学原则、巴赫金理论以及墨菲的“另一个”（anotherness）的概念（而非为人所熟知的“他者”：otherness）等。刘文良提出了“逆生态文学”与“反生态文学”的概念；他指出生态批评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对“自然缺席”的逆生态文学作品进行“降值性批判”。王轻鸿在其发言《中国生态文学批评的知识建构》中指出：自然科学领域中的生态论、儒释道中的生态美学以及西方当代文化中的生态思想，是在不同语境下呈现出来的知识形态，只有将中国当代的文化、文学语境纳入考察范围进行批判性反思，中国当代生态文学批评才能建立起逻辑自洽的知识秩序。中国学者从生态哲学的角度来阐释儒、道等传统中国文化中的“和”“道”等重要思想，以此展开与西方学者的平等对话。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与会中国学者对生态批评和生态文学持怀疑态度。东北师范大学刘建军教授的观点颇具代表性，在他提交的论文《亟待完善的文学生态批评》（和杨丽娟共同署名）中，他指出，文学生态批评关注生态环境、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的理论宗旨，毫无疑问是值得肯定的。但是理论主张的逻辑严密性和批评实践的切实有效性，目前都远未实现。故而，生态批评显得激情有余，智慧不足。他还指出生态批评所指责的人类中心主义存在着严重的主观臆想成分，从而生态批评缺少对现实的关照，带有明显的浪漫主义色彩，其理论过于狭隘和简单。他从人的“主体不完整性”出发来阐释人与自然既相互依存又相互斗争的关系。除此之外，与会者还就生态批评的学理可能性等诸多方面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会议晚间还安排特里·吉福德、司各特·斯洛维克和西蒙·艾斯托克三位来自英、美和韩国学者的讲座；三位学者分别就“生态批评的最新评述”“生态批评的希望所在”和“生态批评的最新发展”三个方面展开了演讲。吉福德指出生态环境的恶化使得当下生态批评获得了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广泛关注；斯洛维克从语词的力量、多国新生力量的共荣、生态批评迅速的国际化和各种行动主义与流派的加入四个方面分析了生态批评，并预言生态批评的美好未来。艾斯托克指出生态批评已经在与其他流派如全球化、后殖民主义、伦理学等方面进行深入的交流，生态批评已经导向行动主义，诸如“绿色莎士比亚”等经典文本阐释等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与会者还就斯洛维克提出的“开门政策”（open-door policy）提出了质疑：作为一种理论如何确定自己的边界？诸如此类的问题，中西学者展开了积极的对话。

二、经典文学：生态批评的视角

据笔者统计，本次会议所提交的120余篇论文中，文本的生态批评阐释占了近100篇。进入与会学者视野的作家作品有：

从生态批评的视角对经典作家作品进行重新阐释，以挖掘这些作品中的生态哲学内涵是生态批评者的重要责任。就本次会议看，进入与会学者视野的中国作家作品有8人（部）；对它们进行阐释的学者多为有中文系背景的中国学者；其中来自山东师范大学刘蓓的论文《地方意识在张炜作品中的构建》引起了东西方学者的关注。“地方”（place）的概念在生态批评中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很多作家如张炜对于生态环境的变化（恶化）的感受首先是对故乡生态环境的变化认识开始的；他们的作品根植于自己的“故乡”，对于自己故乡的生态环境恶化的感受往往首先受到作家的关注；在以《九月寓言》和《古船》为例进行分析后，刘蓓指出张炜在其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地方意识”预示着作家对于故乡田园诗生活的理想追求。中国其他作家如沈从文、贾平凹、姜戎等现当代作家以及《论语》《老子》《西游记》等经典作品都已经进入生态批评考察的范围。而反观英美作家，则大有从生态批评的角度重新书写英美文学史的态势；不仅经典作家莎士比亚、哈代、艾略特、海明威进入了生态批评学者的视野，而卡森、梭罗等一批看似在传统文学史上不起眼的“小作家”（minor writers）似乎也有进入主流正史的架势；而且诸如莱辛、库切等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也已经步入了生态批评家文学史视野。

值得注意的是英国作家大卫·赫伯特·劳伦斯（D.H.Lawrence）。劳伦斯研究（Lawrence Studies）在外国文学研究界一直是一个焦点；作为一位极力反对工业文明和机械文明的作家，劳伦斯因痛斥人类文明而被标榜为“厌弃人类者”。生态批评为重新解读劳伦斯带来了全新的视角。本次会议共收到9篇从生态批评视角解读劳伦斯作品的论文。大会专门设置了“劳伦斯作品讨论小组”。来自香港中文大学的大卫·帕克教授（David Parker）的论文题目是《劳伦斯和“宇宙伟大的生命连续体”》（D.H.Lawrence and “the great living continuum of universe”），帕克引用劳伦斯的话说：人类不仅是社会存在动物，我们很重要的一部分是与其他植物和动物的联系。就此帕克得出结论：劳伦斯的“宇宙伟大的生命连续体”认为人类不仅应该被视为社会性的构建，还应被放置在与其他的宇宙生命的联系上来思考问题；劳伦斯的这一观点正切合了生态批评所倡导的人类与自然相互依存的生态哲学理念。笔者已出版了《生态批评视角下的劳伦斯》（上海大学出版社，2007）一书，书中提出劳伦斯的生态哲思包括三个方面：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会议上其他涉及劳伦斯作品的论文基本没有超出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这个理论范畴。但是这不代表劳伦斯的作品就没有可以深刻挖掘的生态哲学内涵了。本次会议笔者提交的论文题目是《劳伦斯诗歌中的自然生态美学思想》，主要就劳伦斯诗歌中对人类文明的批判以及生态伦理观念进行了分析；笔者认为在某种意义上生态批评是一种生态伦理观，亦即尊重其他动物等生命生存的权利，而较少受到关注的劳伦斯诗歌很值得继续从生态批评的视角来作更深刻的研究。

就提交的会议论文来看，涉及的英美作家就达近55位之多，而涉及的作品更是多达近百部。根据司各特·斯洛维克“开门政策”，任何一位作家和作品都可从生态批判的视角进行解读或批判。这有点类似中国学者刘文良所提到的“逆生态文学”的概念，如果“逆生态文学”的概念能够在学理上站得住脚的话，那么“生态文学”（如卡森和梭罗）则可作“升值性”解读，而对“逆生态文学”则可作“降值性批判”。当然还应该看到，本次会议是一次中国学界和西方学者间跨学科的对话。虽然当下在中国关注生态批评的学者人数众多，这并不代表每位学者都对生态批评有了准确和深刻的理解；相应地，部分论文不免有“拉郎配”之嫌。但是无论如何这次对话都是中国学者研究生态批评从“游击战”到“正规军”的一次历史性转折点。

三、结语

正如西蒙·艾斯托克博士所说，生态批评的理论建构还远未完善，有待中西学者共同的努力。再有如何把生态批评所倡导的生态哲学理念付诸实践也是当下亟待思考的问题；实际上美国有许多大学如内华达大学已经率先开设了有关“生态文学”的课程，以此来获得更多人的支持并加入这项未竟事业。

生态批评是一种跨学科研究；本次会议上来自全球各地的学者不仅就生态批评理论的建构展开了平等对话，而且还审视本国的文学与文化中所蕴藏的生态哲学宝库。毕竟生态环境的恶化不是单独一国的事务，而是全球每个国家的事务，是我们共同的问题与责任。作为地球上唯一能够理性思考的动物——人类应该也必须对人类自身的文学文化系统进行反思。

第四节生态批评的中国学派

1978年，生态批评（ecocriticism）的基本概念被威廉·鲁克特（William Rueckert）第一次使用；2003年前后，王诺、朱新福、韦清琦、刘蓓、苗福光等人先后在中国外语类核心期刊上发文把生态批评（生态文学）介绍给中国读者。随后，中国学界经历了一场空前“生态”热潮，其表现就是相关期刊学术论文逐年呈几何级数增长、学位论文和专著大批涌现、国家级省部级项目成批获得立项、国内专门的生态批评学术会议接二连三地召开。不仅如此，生态批评更是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交叉衍生出众多门类“生态学”，一时间生态批评所倡导的生态多元（diversity）繁花似锦，大有无“生态”不学术之盛况。与此同时，中国高速经济增长模式带来的一个恶果就是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而中国所拥有的儒道生态思想资源的文化基础，这些都为生态批评在中国的勃兴奠定了历史语境。借欧美生态批评之东风，十年间，生态批评也形成了独特的中国理论话语体系——生态批评的中国学派。

2000年，“生态文艺学”的概念被中国学者鲁枢元第一次提出。这一概念的产地在中国，可以把它看作中国学者与欧美生态批评研究的不谋而合。2002年6月21日，鲁枢元在苏州召开学术会议，并和与会学者一起发起建设“生态文艺学学科”的倡导书。倡导书签字者除了鲁枢元之外还包括曾繁仁、王诺、韦清琦、刘蓓等现今中国生态批评研究的主要学者，也包括诸如朱立元、王先霈、孙景尧等中国文艺理论界重要学者。2006年，鲁枢元先后出版了《生态批评的空间》《自然与人文——生态批评学术资源库》（上、下册）等重要著作。其中《生态批评的空间》是鲁枢元从生态文艺学出发，对欧美生态批评哲学基础等的具体理论建构，为欧美生态批评带来了全新的理论内涵，极大地拓展了欧美生态批评的阐释“空间”。其主编的《自然与人文——生态批评学术资源库》是为追溯生态批评的历史提供了珍贵的“资源库”。2011年，鲁枢元出版了《文学的跨界研究：文学与生态学》，该文集是生态文艺学研究的延续。以笔者所见，鲁先生对生态批评的学术贡献是他开创性地提出了“生态文艺学”这一概念，并把生态学分为三个维度：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鲁先生是中国文艺心理学研究学者，他把精神纳入生态进行研究自然顺理成章，他还亲自编写《精神生态通讯》，为生态批评阐释拓展了广阔领域。笔者也注意到，欧美生态批评研究者现今也使用生态文艺学（ecological literature theory）和精神生态（spiritual ecology）等相关概念。

曾繁仁提出的“生态存在论审美观”（ecological existentialist aesthetics）为生态批评研究困境和出路指明了方向。曾先生不无正确地指出：“首先我想说明，为什么我提出‘生态存在论审美观’这一概念。这是因为，我认为生态美学问题归根结底是人的存在问题。因为，人类首先并且必须在自然环境中生存。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命之源，也是人类健康并愉快生活之源，同时也是人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之源。”曾先生是中国美学研究领衔学者，他的生态存在论审美观理论的阐释必然地立足于中国丰厚的生态思想土壤之中，从而具有鲜明的跨越中西的宏观视野。欧美学者把生态批评研究分为“深生态”（deep ecology）和“浅生态”（shallow ecology），前者意在完全颠覆人类中心主义，倡导一种人与其他自然生命的完全平等的存在价值观；而后者则以人类最终生存和福祉为基本出发点。很显然，曾先生提出的生态存在论审美观基本上属于浅生态范畴。2007年，曾繁仁又出版了《生态美学导论》，具体阐发了“生态美学”（ecological aesthetics）这一具有原创性的概念，为生态批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另外，曾先生还为硕士生、博士生等开设生态美学导论等相关课程，指导硕士博士把论文选题定为生态美学研究课题，带动了其所在山东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与生态美学、生态批评、生态社会主义等相关领域的发展，山东大学也成为国内生态美学研究重镇。

欧美生态批评的中国阐释派以王诺等人为首，他们把欧美生态批评、生态文学等基本概念介绍进中国。王诺先生出版的《欧美生态文学》是国内第一本把欧美生态批评（文学）的概念系统介绍给中国研究者的开山之作，笔者也把该书看作“生态批评”在中国勃兴的起始点和里程碑。其后，王诺出版了《欧美生态批评：生态学概论》，该书以其博士论文为基础，具体阐释了欧美生态批评的渊源与基本内涵，是中国生态批评阐释派的代表性论著。值得一提的是，以王诺先生为首，在厦门大学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生态批评研究团队”，厦门大学涌现了诸如的夏光武、李美华等一批生态文学研究者。另外，有朱新福、韦清琦、刘蓓、苗福光等人先后在中国核心期刊撰写论文，为中国生态批评研究做了早期奠基工作。随后，涌现了一批中青年学者，有代表性的如宋丽丽、刘文良、胡志红、龙娟、李晓明等人。其中刘文良的《范畴与方法：生态批评论》也是非常有分量的代表性论著。在书中，刘提出很多概念，如“逆生态文学”和“反生态文学”等，为生态批评的中国学派建构带来新的视野。

欧美经典文学阐释派以苗福光等人为代表，苗福光的《生态批评视角下的劳伦斯》为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劳伦斯生态思想的论著。该书中，劳伦斯的生态思想被具体分为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三个维度，为劳伦斯研究带来全新认知视角。稍后，申富英等人的《伍尔夫生态思想研究》也是欧美经典作家生态阐释的代表性成果。另外，中国文学文化生态阐释系以韦清琦等人为代表，把欧美生态批评用于解读中国经典文学和文化。赵玉的道家生态思想阐释等也形成了标志性论述。

总而言之，中国学者立足有着丰厚生态思想的中国传统文化，各自从自己领域研究生态批评，为世界生态批评研究带来新鲜思维和视角，业已形成了生态批评的中国学派。以上是笔者一个基本判断，还有很多不完整处，笔者当另外著文以论述之。

本节最初与王莉娜博士合作发表在《山东外语教学》2004年第4期，收入本书时作了较大修订。
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马元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338页。
Bridget Keeganand James C.McKusick,eds.Literature and Nature：Four Centuries of Nature Writing.New Jersey：Prentice Hall Inc.,2001,p.771.
参见王诺《欧美生态文学》中的译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第1页。
Jonathan Bate.The Song of Earth,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24.
马凌：《征服与回归：近代生态思想的文学渊源》，《外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1期，第38—44页。
鲁枢元：《生态批评的知识空间》，《文艺研究》2002年第5期。
曾繁仁：《生态存在论美学论稿》，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2页。
Joseph W.Meeker.The Comedy of Survival：Studies in Literary Ecology.New York：Scribner's,1974.
王诺：《欧美生态文学》，第3—4页。
朱新福：《美国生态文学批评述略》，《当代外国文学》2003年第1期。
David Mazel,ed.A Century of Early Ecocritism.Athens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2001,p.2.
王诺：《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文艺研究》2002年第3期。
Cheryll Glotfelty, and Harold Fromm,eds.The Ecocritism Reader.Athens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96,xviii.
所引用文字为格罗费尔蒂在年会上的发言“What is Ecocriticism？”。
王诺：《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文艺研究》2002年第3期。
参见格罗费尔蒂在年会上的发言“What is Ecocriticism？”。
鲁枢元：《生态文艺学》，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46—147页。
韦清琦：《生态批评：完成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最后合围》，《外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4期。
刘蓓：《生态批评：寻求人类“内部自然”的“回归”》，《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年第2期。
曾繁仁：《生态存在论美学论稿》，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2页。
王诺：《欧美生态文学》，第3—4页。
赵冬梅：《“全球化与生态批评”专题研讨会综述》，《文艺研究》2001年第6期。
何怀宏：《生态伦理：精神资源与哲学基础》，石家庄：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
苗启明：《论熵理思维方式的基本思维理念》，《浙江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
Bill Willers,ed.Unmanaged Landscapes：Voices for Untamed Nature.Washington,D.C.,Covelo,California：Island Press,1999,pp.188-199.
Mitchell Thomashow.Ecological Identity：Becoming a Reflective Environmentalist.Massachusetts：The MIT Press,1995,p.58.
本节发表在《鄱阳湖学刊》2013年第6期，收入本书时作了修订。
王觉非：《近代英国史》，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页。
刘淑兰：《英国产业革命史》，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页。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790—791页。
王觉非：《近代英国史》，第256页。
刘淑兰：《英国产业革命史》，第19页。
王觉非：《近代英国史》，第260页。
林举岱：《英国工业革命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82页。
王觉非：《近代英国史》，第263页。
侯维瑞：《英国文学通史》，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530—543页。
劳伦斯：《劳伦斯散文》，毕冰宾等编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99页。
同上书，第90页。
劳伦斯：《劳伦斯散文》，毕冰宾等编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90页。
劳伦斯：《性与美》，黑马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2页。
劳伦斯：《性与美》，第3页。
同上。
同上书，第11页。
劳伦斯：《劳伦斯散文》，第99页。
鲁枢元：《生态文艺学》，第146—147页。
李维屏：《英美意识流小说》，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5页。
Mazel,David,ed.A Century of Early Ecocritism.Athens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2001,p.11.
D.H.Lawrence.Studies in Classic American Literature.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32.
Ibid.,p.33.
D.H.Lawrence.Studies in Classic American Literature，p.33.
Ibid.,p.34.
Ibid.
Ibid.,p.37.
D.H.Lawrence.Studies in Classic American Literature，p.41.
本节发表于《外语教学与文化》，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9年。
Cheryll Glotfelty and Harold Fromm,eds.The Ecocrticism Reader.Athens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96,xviii.
龙娟：《环境文学研究》，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26页。
王诺：《欧美生态批评——生态文学概论》，上海：学林出版社，2008年，第35页。
参见本书上篇第三章第一、二节。
鲁枢元：《生态文艺学》，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
《生态文艺学》参考书目没有一本欧美生态批评参考书，由此可见，鲁先生的开创性。
曾繁仁：《生态存在论美学论稿》，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页。
该书200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比如，王诺、李晓明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