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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编

和而不同 作者:辛丰年,严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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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迹虽隐,心迹昭然

——关于曾国藩三封家书的杂感

《读书》去年九月号的“新书录”报道《曾国藩全集》出版,文中有句话:“……有时或令人觉其恂恂有儒者之风……虽然这绝非作者的全面。”

小学生时代常常看到,有的人家并不喜欢读书,却少不了有一部《曾文正公家书》。上四马路“文化街”去,这书更是随手可得,从扫叶山房石印本到什么一折八扣的铅印本。文正公的大人物形象便在心中印下了。

这形象的起变化,当然同历史知识的增长有关,但还有一个原故,是知道了有些我不能不痛恨的人,对曾氏是奉之若神明的。其中便有那个自封中山信徒,对异己者不论是“密裁”还是公开屠戮都心不动手不软的“委座”。

一个人总是从正、反、侧等多方面长知识,长见识。后来又读过一些资料,曾氏这个“矛盾人物”的形象又多面化了。这个恂恂儒者,精义理善词章,又是以书生而“操杀人之业”的实干家,对于牵制历史车轮的运转,他起了并非不足道的作用。满汉统治者尊崇他是毫不足怪的。可怪者辛亥革命以后他那影响并没有消失,俨然还是许多人心龛中的圣哲!

几年前看到一则有关曾氏的掌故,颇有些悚然,但随即便又深愧自己头脑简单大惊小怪了。

那是从民国时人黄濬(秋岳)的《花随人圣庵摭忆》中发现的。记的是一八六四年天京陷落前夕曾氏三通家信之事,都是写给乃弟国荃的。曾老九是攻打天京的清军的主角。《花随》作者说:

“以行世本校之,有一通未辑入,余二通皆经删改。”

这不予辑入和删改,正是大有文章!

其中四月二十日夜的那封写道:“……余意欲奏请李少荃(按即李鸿章)前来金陵会剿。”——但他又觉得这样办有利有弊。利在李部洋炮多,可以早日把天京攻下,省却乃弟的心血,而弊在李“气焰颇大”,怕曾国荃受气,且李部淮军“骚扰骄傲”,“恐欺侮湘勇,克城时恐抢夺不堪”。因此又“不愿请来与弟共事……特此飞商……若情愿一人苦挣苦支,不愿外人来搅乱局面,则飞速复函。余不得弟复信,断不轻奏先报”。

行世的《家书》整篇删而不录的就是这封。这原故无须猜详,信中气味同“尽忠谋国”的公开形象未免不大吻合!

第二封信,五月十六日的,堪称“要害”,不能不多抄原文:

夜来又细思,少荃会剿金陵好处甚多。其不好处不过分占美名而已。后之论者曰……少荃克苏州,季高(按即左宗棠)克杭州,金陵一城沅(按即曾国荃)与荃各克其半而已。此亦非甚坏之名也……如弟必不求助于人,迁移日久,肝愈燥,脾愈弱,必成内伤(按:曾国荃当时“心血亏损”,病得不轻),兄弟二人皆将后悔,不如及今决计,不着痕迹……

接下去便出现了令人不寒而栗的三个字。请看:

少荃将到之时,余亦必将赶到金陵会剿,看热闹也。(着重号自然是笔者加的。)

《花随》中说明:“案此信删一百零九字。尤妙者‘看热闹’三字节去。”

另一本笔记,瞿兑之的《人物风俗制度丛谈》中有与此相同的记述。

五月十七日的第三封信,仍是商量此事,后来删去二十二字。

尽管曾氏苦心劝说,后来会剿之事并未实现。李军没来,攻克金陵的“美名”便归曾国荃独享了。

且听《花随》作者对这件公案作何议论。虽然逻辑颇奇,却又反照出景仰曾氏者的心态,也值得一抄:

“文正欲令李文忠援其弟而又虑分功生隙。其心事曲折,此三书和盘托出。吾人与其嘲为天人交战,勿宁佩其谋国之至忠”。“文正欲借助淮军正以其有大炮之故。诸帅忌嫉,湘淮相轻……而文忠已逆知忠襄(按即曾国荃)不欲他人攘其功,卒托词炮不宜于夏,谢不往,非只为忠襄,乃为文正也。”

在顶礼膜拜者心中,偶像虽伪亦善。反正,“经”与“权”都掌握在圣贤们手里。

虽为贤者辩,他却又并不为尊者讳,而且情不自禁地说出了“尤妙者……”这种皮里阳秋的话。但我们完全信得过他,无中生有,厚诬他心目中的“中兴名臣”,那是决不会的。这三通信的原迹,据云是从曾老九后人手中流散出去,为罗叔章其人所得了。至于校阅过《花随》书稿的瞿兑之(即瞿蜕园),他岳母是曾氏的女儿。他的记述也不大可能失实吧。

凡夫读史,无非为了解惑求真知。妄测那删削“看热闹”三字的背后,恐怕并非由于对那些活该诛灭的“发逆”忽然生了恻隐之情(虽然“亚圣”也说过“不忍之心人皆有之”);合理的推论是写信者后来想起,在屠城的“热闹”场面中,肝脑涂地的也有那些追随他血战多年的湘勇。比如攻城头奖获得者(虽然后来也有争议),伤重毙命的李臣典就是一个。将这些人也列在被“看热闹”的对象中,确乎不妥!

不删是不行的。而这正是写信者亲手删的。《花随》对此也有具体交代,是目睹原信真迹的袁海观(树勋)说的:“诸书删改皆文正自为之。”此人曾在曾氏金陵总督衙门里“常见其将家书底稿躬自删改发抄,已有必传之意”。

想抹掉字迹反而露出心迹,这类例子恐怕历史上是并不难找的。窃国大盗袁世凯用心写了关于戊戌政变的日记。其中并无向荣禄告密之事。写《张謇传》的刘厚生指出这是后来追记且经过秘书张一麐加工的。(《张謇传》七十九页)刘氏论道:假如老袁对此闭口不谈,人们也无从指实,一编造这日记,那便等于自供了。

爱·克兰克肖在《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前言中说得警拔:“回忆录的主要价值不在于提供了事实,而在于它常常无意暴露的思想状况。”其实,“思想状况”岂不正是极其重要的事实,而且是假不了的事实?

三封信,尤其那三个字的删改,只看通行本《家书》的人是不知道的。当年上了《褒忠录》进了“昭忠祠”的幽魂们更是想不到的。然而字迹虽隐而心迹昭然,这三个字应该用强光灯来烛照一番,也不妨说是人物肖像的“颊上三毫”——只是人物自己是不想让它添上去罢了。

索性联想开去:涂改李秀成自白,奏报天京缴获不实,以及后来办理天津教案,明知会“内疚神明,外惭清议”,然而他这个曾对洋人强加于中国的条约“阅之不觉呜咽”的人,到底还是杀了无辜之民以谢洋人……这种种也就都合乎此人与历史的逻辑了。

然而那三字中透出的精神状态,比血洗天京的行为本身更加令人难以忘却。古来以残虐娱心快意的事例,似乎出之暴君之类的居多。以儒言儒服而又忽地露此种相,联想加尔文的火焚异端,马丁路德诅咒起义农民该死,似乎庶几近之了!

那精神状态,怕也是有渊源的。残虐心理固然是“狗抓地毯”,看戏心理又何尝没有传统。清人笔记中记着某“怪人”为了修养“不动心”的本事,有意常到杀人场仔细观看。其实道学家“以理杀人”也就是“不动心”的,更何况曾氏这种为了捍卫名教自觉地操戈卫道之士。不过杀人场边看了血肉狼藉的情景而大感愤懑,几天吃不下饭的人也是有的。在曾氏手下经办过洋务的容闳恰恰是一个。

三通信中“和盘托出”的诚与伪,也大可深味。如其随手给他贴上一个伪道学君子的标签,又嫌简单化了。诚伪相杂而又诚伪相济,难分难辨,恐怕不少历史中的矛盾人物有这复杂相。虽说是替天行道,有时也不能不“天人交战”的。

《花随》中所记曾氏轶闻还有好几则,同正史野史中别的史料串起来思索,有助于从正、反、侧诸方面去审视人物与历史,以获得较为立体的印象。于是也更加觉得,只有多读多想,才可能免于简单化。

然而又不期而然想起知堂的一篇文字:《读思痛记》。文中说什么“洪杨之事今世艳称,不知其惨痛如此”。(《知堂书话》七三七页)博览群书的知堂,即便未曾注意到《花随》中的记述,清人野史中关于官军“如剃如篦”的德政的话,“曾剃头”的雅号,似乎是不该忘记的。而且知堂早在一九二七年也曾并不含胡地指出,吴稚晖毫无心肝地嘲笑:“清党”中被害者是“千年老尾露出”。(《谈龙集》二八三页)那么这又似乎告诉人们,知人论世的全或偏,又殊不一定决定于所知信息的多或少了。

我想,以往那些家藏一部曾氏家书的人,自然是拿它当作自己和子弟们修身齐家的教本看的了。如今,设想将此类被着意删改的部分(未必仅仅《花随》中提供的这些)和传世通行的本子,以及文集中那些以正心诚意谆谆教人的话合而观之,那一定是真正有益的。这样才比较的“全”,不但文字“全”了,更要紧的是我们看到的人物比较全,也比较真了。

(《花随人圣庵摭忆》,上海古籍书店一九八三年据一九四三年印本影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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