髡刑古今

——温故知新一得

江绍原的名著《发须爪——关于它们的风俗》这本书，老早以前只是闲闲阅过便收起，几乎无甚感受。现今买得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影印本，读到书中的一处，却是不但有顿悟，而且，不打诳语，简直毛骨悚然了。

此书从八十页起是古时髡刑的考查论析。著者引《周官》中所列古刑，除了搏（即磔）、墨、劓、宫、刖这几等，后面便是髡刑了。这种刑看上去似乎并不给受者造成痛苦，何以要列为刑之一种，而且不算是最轻的？这样说是因为，此刑之下还有一种“仅去须鬓”的“耐”刑。这里有一件古事，人所熟知。西汉出了个孝女叫淳于缇萦，上书救父，感动了汉文帝，下诏要大臣议新律，除肉刑。当时，张苍的主张是：凡原来应处以髡刑者，可改为“完”刑。“完”即是那“耐”刑，仅去鬓与须，而完其发，所以谓之“完”。于此可证髡刑不算是最轻的。

髡刑的分量，还有一条旁证。司马迁写给任安的那封信中，认为髡虽比伤残肢体来得轻，却比“笞”要重。文中从轻到重，排的档次是：“……其次关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

江绍原分析道，刑之为用，无非是一使罪人肉体痛苦，二使其精神痛苦。他设想：“原始时代的刑罚以残酷的肉刑居多，而髡耐之刑的出现必在社会稍有进步之后，创始者的用意是将肉体的痛苦减至最低限度，而以精神痛苦代之。但要知道，精神的痛苦有时竟较肉体的更难熬。”

以上这些，就是使我恍然而又悚然的“旧学新知”。十年大乱中有种人所共知的时髦惩罚，“剃阴阳头”，或剃光头。此刑之普及，有大量回忆文字为证，不烦征引，不佞虽幸免于身受，但又不幸而亲见几位友人惨遭此厄。有的女性是被剃了光头的，连“完其发”也不可得了。那种非人间世的情景，读此书又恍然如在目前。更使我恍然顿悟的是它并非新创，而是来头极古的国粹。也正因此，虽事隔三十年，却似大白天见鬼的为之悚然了。

精神痛苦作用的推测，从前读了当然无动于衷，大劫中的体验却证明其千真万确。当日在“学习班”中天天看到被奉旨实行了“群众专政”而受此刑者，不但体会到其痛苦，感同身受，更折磨人的还有那不知何时会落到自己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这种精神威胁、神经攻势使待罪之人时时如在梦魇之中。

再往下研究，江绍原发现，髡刑还有更深层的也是更原始更可怖的奥妙。它其实不止是精神上的虐政。在我们可敬的老祖宗心目中，须发乃人之精华，几乎同血与精这一红一白两种汁液占了同等重要的地位。髡刑的主要的真正目的，在于伤人之魂，等于换个法子取其命；同用别种办法使其流尽鼻血、精液而亡几乎差不多。

温几千年前之故，而知几千年后之新，真乃令人惊喜、惊痛交加的意外收获！不仅此也，它还为我琢磨的“读史求真诀”新增了一个极有份量的例证。那就是“以后史证前史”之法。寡人有疾，好读史，然又疑古甚于信古。史中所载，我都以《理水》中鸟头先生的眼光视之。不过，每当我从较后的历史记载中发现古已有之的事，便对那原来有疑的古事深信其必有了。而且，史事愈近，我觉其对古事的反证也愈有力。例如，从希特勒之焚书，可信始皇之焚书，虽然两人不完全相似。我的逻辑也许嫌幼稚：理当更文明一些的后人居然也忍心害理干得出的，古人干过，不必再疑其为虚妄了。从亲见亲闻的当代髡刑，我不但毫不怀疑古有此刑，并对其中施与受双方的心理（自觉与否且置不论）似乎也有了较深切的感受。

查一九二七年此书初版的序中，作者恳切希望读者将有关见闻寄给他，以便增广内容。又查这位同周氏兄弟都是知交的学人，幸存到了一九八三年才归道山。推想起来，他对当代髡刑不可能一无所知与想法的吧？一九八七年底影印出版的本书中，竟对此点无所增补，岂不是太可惜了么！

我又想，“髡耐之刑的出现必在社会稍有进步之后”这一推论，他大概也会觉得是多余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