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对清教神学理论的思考

虽然清教徒内部又分成了很多小的派别，其神学思想也彼此不同，但是总的来说，清教思想的神学理论是以加尔文主义为基础的。加尔文主义信奉圣经为信仰的唯一准则，其最主要的理论是“预定论”（Pre-destination），可以概括为五点：1，完全的堕落，即人的原罪——人类自降生之日起便继承了亚当堕落的罪恶。2，无条件的拣选。上帝预定了个人的被拣选或者被弃绝，而不依靠人类自己的救赎行为。3，前定的，不可抗拒的恩典，只是赐予那些被拣选者。4，圣徒的坚忍。那些预定的被拣选者不可避免地要在称圣的道路上坚忍向前。5，有限的救赎。基督受死以行救赎，但只是给予那些被拣选者，他们要遵从《圣经》中所显示的上帝的旨意。17世纪，当早期殖民者来到新大陆时，在很多方面，“［加尔文］的日内瓦理想［就］随着移民们横跨大西洋，来到了殖民地。……［他的］这些久经考验的训令，突出地屹立在了美国的精神领地之上。”

鉴于“自卫是新英格兰初始时期的特性之一”，清教主义的宗教观是颇为严酷的，清教徒眼中的上帝形象也十分严厉。早期那些为了逃避宗教迫害，追求宗教自由而来到新大陆的教徒们对人类和现世的世俗生活都不抱什么希望。他们把自己完全当作教会和上帝的工具。他们不仅个人信仰十分虔诚，而且还怀有强烈的传教精神和卫道精神，认为世界末日即将来临，而他们将和那些圣人一起，迎接即将到来的胜利。为了保持信仰纯正，为了“拯救他人灵魂”，他们采用一切手段来宣传清教思想，当时的纪实性文学自然也被“当作宣扬教义的工具”。他们甚至还不惜消灭那些“异教徒”的肉体而强迫他人接受自己认为是纯正的宗教，结果新大陆殖民地反而出现了更加专制的宗教统治，甚至残忍的宗教迫害。严厉的加尔文教义和宗教迫害的事实对民众心理所造成的影响直到19世纪还鲜明地存在。19世纪两位最著名的小说家霍桑和麦尔维尔就在他们各自的作品中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和严肃的思考。

一、虔诚的信仰——加尔文理论

新大陆殖民地时期那种特殊的环境孕育出的英语文学“主要由关于开发拓展殖民地的叙史文学和其他散文诗歌组成，并以表现出强烈的清教思想影响为特征”。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创作在当时还没有出现，因为清教主义者反对一切形式的娱乐，而且也“无暇读书，或者从事优雅的文学写作”，他们写作的目的是传播福音，赞美上帝的荣耀，宣传清教主义思想，同时通过记录历史来证明上帝的恩典。所以当时出现了大量的历史与年代记，传记和诗歌。要深入地讨论清教主义对美国小说的影响，就不能跳过以威廉·布拉德福德（William Bradford，1590～1657）的《普利茅斯种植园纪事》、塞缪尔·西沃尔（Samuel Sewall，1652－1730）的《日记》、乔纳森·爱德华兹（Jonathan Eduards，1703～1758）的《愤怒上帝手中的罪人》为代表的这些“非小说”类的散文体作品。这些作品就像后来的小说一样，是当时具有读写能力的民众的“流行读物”。相对于小说而言，这些作品具有更多的历史真实，并且承载了更强烈的宗教意义和劝诫功能。清教教义甚至对写作都有严格的规定，要求他们的书写作品要如同他们的礼拜方式一样朴素，避免堆砌华丽的辞藻，而是要使用一种“白话体”（plain style）。但是，从文学角度上来讲，这些作品并不是白开水一样的大白话，今天看来，仍然具有相当的可读性，其作者也都被看作早期伟大的文学家。这些散文体作品文字简洁朴实、明白晓畅，而且还运用比喻、象征和对比等修辞手法，通过一个个真实生动、含意丰富的事例使严肃的清教主义思想变得通俗易懂，令普通民众乐于接受；使原本充满艰难困苦的开拓史变得神圣荣光，成了上帝恩典的证明；使对于个人成长历程的回顾变成对于大众的劝诫和勉励。有意思的是，虽然加尔文主义是清教的根本之一，但是随着不断的研究，当代学者们已经发现美国的清教徒并不是像他们宣称的那样遵从最严酷的加尔文教义，而是将所有的错误和腐败归咎于基督教会系统。美国清教徒真正渴望的是“与圣灵的直接交流，和上帝无限接近，而完全不需要任何宗教仪式或者牧师圣徒的建议”。或许这也是那些散文体纪实类作品能够和牧师的布道词一起流行，并且起到宣传作用的原因之一——清教思想从一开始就有了生活化和个人化的倾向。这些作品不仅真实地反映了早期美国清教徒的宗教理解和虔诚信仰，而且生动地阐释了清教思想对于普通民众所具有的含义。它们将清教思想牢牢植根于美国人民的头脑中，将其塑造成美国文化的一部分，并因此而渗透到美国人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这其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就是威廉·布拉德福德的《普利茅斯种植园纪事》，因为从他的作品所展示的“思想、写作风格、恩典的概念，平铺直叙的讲述、面面俱到的记录、以及字里行间所体现的雄浑的力量和不屈不挠的高贵品格，我们可以发现最深切的清教思想”。在论述那批分离派清教徒为何要冒着各种危险而从荷兰漂洋过海到新大陆的原因时，他说，要寻找一片拥有自由和舒适生活的土地，第一，以吸引更多虔诚的人来鼓起勇气，实践他们的宗教理想；第二，按照《圣经》箴言，“聪明人看见灾祸到来，并且躲藏起来”（Prov.22.3），以保存人员实力，避免教徒离散；第三，让年轻人能够在生理上健康成长，更重要的是防止灵魂的堕落和腐化；第四（也是相当重要的一条），这些教徒们心中满怀希望和热情，要到偏僻遥远的地方去宣传基督之国（Kingdom of Christ）的福音，为了这项伟大的工作，他们甚至甘愿做后来人的垫脚石。如同《五月花号公约》（The Mayflower Compact）中所说，他们漂洋过海的迁徒是“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增强基督教信仰”，因而充满了神圣的意义。他还用一些事例来说明上帝的恩典无处不在，伴随着他们去往新大陆的整个行程和开拓新边疆的过程。而另外一位清教领导人温斯洛普也在他著名的布道词“基督教博爱的典范”中宣称，他们到达新大陆就可以“改善自己的生活，从而更好地服务上帝，加强基督教的影响。还将更加有效地防止［他们］及其后代受到这个邪恶普遍存在的腐化堕落的侵蚀，并在上帝圣示的力量和纯洁的召唤下获得拯救”。

这些早期移民就是怀着一种宗教狂热来进行他们的宗教实践——祈祷是他们每日的必修课，《圣经》是他们的生活指南，而清教思想则成为“社会生活的根本”。教徒们不仅要在教堂里虔信宗教，“而且强调一定要在城市和乡村的日常生活中进行宗教实践”。以上这一切都记录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被誉为“殖民地时期最为著名的作家之一”的塞缪尔·西沃尔在他的《日记》中详细记载了世俗生活中从人情交往到社会活动的各种大事小情。从这些记述中可以看出，无论是给鸡喂食、责罚孩子、母亲去世、家庭开支，还是聆听福音、拜访朋友、追求女士，无不受到清教思想及各种清规戒律的监督——他要不断地反思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圣经》的要求，并时刻感激上帝的恩典，提醒自己每日必要祈祷。连他的小孩子也总觉得“自己的罪行将不会得到宽恕”，因而担心自己要下地狱，以至于终日心事重重，甚至痛哭不已。

18世纪大觉醒运动（Great Awakening）时期，清教思想的原罪观和宿命论通过神学家乔纳森·爱德华兹最出色也是最具代表性的布道词《愤怒上帝手中的罪人》而进一步得到有力的阐释和充分的体现。爱德华兹是“最后一位，也是最有天赋的一位新英格兰加尔文主义者，在很多方面来讲都是美国最著名的清教徒。……他试图在科学精神、世俗主义和商业活动盛行的新时代重新恢复清教理想”。在这篇布道词中，爱德华兹一方面警告世人都是堕落之人，灵魂已被邪恶所控制，因而上帝非常愤怒，随时都可以将他们投进燃烧着熊熊烈火的炼狱。人类无可逃避，无可拯救，所有努力皆是徒劳。上帝的拯救既不是义务，更不是承诺，一切都取决于他的自由意志。另一方面，他又指出：世人恰逢一个特别的机会，上帝打开了慈悲之门。那些敬爱上帝、赞美上帝的人将可能获得上帝的恩典。

从18世纪20年代起，大觉醒运动一直持续了半个世纪，之后，就很少再有这样直接坦率的以宣传清教神学思想为目的的文学作品出现了。其时大量非清教徒移民涌入美国，新兴的美国随着边疆的不断开拓和国力的不断增强正在成长壮大，民众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人们有条件也有机会进行一些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了。美国文学思想界弥漫着以爱默生和梭罗为代表的超验主义思想，作家们更加乐观自信，相信人类自身是向善的，而且具有与自然和上帝直接沟通的能力。从表面上看，清教思想中传统的原罪观和宿命论以及愤怒上帝的形象已经在人们头脑中淡化，但是这时候出现了两位逆流而上的作家：霍桑和麦尔维尔。

二、孤独的痛苦与挣扎——原罪的炼狱

“美利坚民族第一位伟大的小说家当属纳撒尼尔·霍桑。”这位小说家出生成长于马萨诸塞州的塞勒姆镇，一个清教氛围极其浓厚的地区。他祖先几代人都是狂热的清教徒。他的五世祖先约翰·霍桑是参与臭名昭著的1692年的塞勒姆驱巫案（Salem Witch Hunt）的法官之一（其实，塞缪尔·西沃尔也参与了这个案子，而且在《日记》中对当时过分严厉甚至荒谬的做法表示悔恨），这个事件对霍桑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方面，霍桑本人“并不笃信那些传统的清教思想”，这主要表现在他极端痛恨清教的专制统治和对异教徒的残酷迫害（他甚至把自己的祖姓由“Hathorne”改为“Hawthorne”）。他以此为素材，在《带有七个尖角阁的房子》中描述了祖先的罪恶给后代带来的诅咒和恶果。但是，作为一个清教徒的后代，而且本人也受到了严格的清教家庭教育，霍桑毫无疑问继承了祖先的精神遗产。他深受清教教义和伦理影响，内心中对加尔文教派的原罪观念等深信不疑。

霍桑的内心始终处于一种与外界疏离的状态，与同时代超验主义那种乐观自信，带有乌托邦色彩的哲学或者人生态度大相径庭，倒是更符合加尔文教义所强调的人有义务不断内省的原则。尽管他的家庭和工作相对来说还算是平静，但是在思想上他总是沉浸于孤寂之中。他曾经表示过对于超验主义者的不满，因为他认为他们“忽视了那些‘使世界处于黑暗之中’的疑虑”。他甚至还写了一部短篇小说《通往天堂的铁路》（Celestial Railroad，1843）来讽刺那些超验主义者没有能够成功地解决人类的罪行和疑虑等问题，就企图使基督徒能够顺利地一步登上天堂。他的作品充满着神秘和超自然的色彩，几乎不涉及当代生活，而是模糊时间概念，或者直接以17世纪清教气氛浓厚的新英格兰作背景。在小说中，霍桑探究了人的罪恶，但并不是直接描述罪恶本身，而是罪恶给人带来的影响。其中的主人公往往受到了隐秘的罪行的折磨，并在孤独中痛苦地挣扎。霍桑称自己的作品是人的“心理罗曼史（一译“罗曼司”）”。他本人也被认为是“美国心理小说的开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