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吉尼亚？伍尔夫是英国后维多利亚时期的重要作家，评论界对她的研究从其生前一直持续至今，由早的现代主义形式技巧分析逐渐转向政治文化语境批评，其中后殖民理论引导下的伍尔夫研究对其帝国女性身份进行了详细的探讨，为丰富伍尔夫的女性主义批评和还原这一时期的帝国历史背景打开了视野。但这一研究在自我、他者、混杂性等理论术语的阐释框架内论断伍尔夫矛盾的帝国情结和模糊的女性身份，违背了伍尔夫本人对于父权压迫与帝国战争之关联的分析与批判。为此，本文在考察后维多利亚时期帝国文化转型和女性发展模式的基础上，结合伍尔夫的政治思想，选用叙事学中的情节结构、人物塑造和隐性进程等相关理论分析伍尔夫的叙事双重性，探讨她如何利用父权意识形态与帝国统治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通过对父权的模仿、柔化、和选择性认同，实现批判、改造有形帝国以及建构无形帝国的“帝国女儿”身份。根据伍尔夫所提出的杀死家中天使、建立局外人协会、走向双性同体这三大核心思想的主题内容，本文选取了她的三部小说《远航》、《达洛卫夫人》、《到灯塔去》作为主要分析对象，以期在二者的对照中真实还原伍尔夫的帝国女性身份。伍尔夫的核心思想与文本叙事在与两种帝国文化对话中的对应关系不仅体现在女性定义自我的主题内容里，而且隐藏于女性赋权策略与身份建构的微妙距离中，这对于全面揭示伍尔夫的帝国女性身份及其建构过程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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