烛光里的文化梦

姜德明《余时书话》中的代跋文中提到，“文化大革命”初起时，线装书一夜之间由柜中珍藏的神品变成了心念“四旧”的罪证。可是，“当时在北京图书馆门前常有不留姓名、地址的公、私藏书家，趁着夜深人静把线装书成车地堆在那里”，让书有个好去处，而“这在当时要冒一定风险”。冒着风险给书找个好去处，自己已经没有了尊严而偏偏还想着让书能体面地“活”下去，这是乱世中经常可以看到的文化风景。

动乱的火焰愈烧愈烈的时候，往往是文化烛光渐弱渐熄的时候。多亏了有那些尽全力维护书的尊严的人，文化才能够薪火相传。金耀基记述剑桥一个名叫台维的书商，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学术之灯如风中残烛，在剑桥，台维先生决心使小小的火光保持不灭。那时，剑城几乎没有穿学袍的人在街上了，但他的书摊还是敞着，他的两个店铺还是开着。他使书显出了尊严。”金耀基感叹道：我们如要想建立文化的金殿，也需要像台维先生这样爱书、敬书，又喜欢把书的尊严、书的快乐带给别人的书贾。

书籍本身拥有尊严。有书之尊严，才有文化之尊严，才有人之尊严。不把书视为有尊严的书，也就不会把人当成有尊严的人。所以秦始皇不仅焚书，还要坑儒；乾隆皇帝不仅要纂修“焚毁书目”，还要大兴“文字狱”，该杀头的杀头，该流放的流放。文化人有时会梦想着“一言兴邦”，但他们看到的，却常常是“一言丧命”。

乾隆皇帝自然聪明得很，他似乎不欣赏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简单了当，而愿意玩一种更为复杂的游戏：书既然禁不绝，烧不尽，那就修书；儒士们既然“玩”不完，杀不全，那就把他们组织起来，为自己“编”书。黄裳先生认为，“这就是《四库全书》产生的背景”。这部大书的功过是非，学界似早有定论。我感兴趣的是乾隆皇帝召集学者，令他们“聚集群书，暗暗改削，写成‘定本’，颁示天下”(黄裳语)，是对书的尊严的维护还是亵渎？是文化的关怀，还是政治上的霸道与思想上的专制？

眼下《四库全书》已开始续修了。据说，续修范围中，包括恢复一部分因乾隆朝廷无视书的尊严而“致残”的珍贵典籍的本来面目。这真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文化烛光风吹不熄，历史总会存其真，去其伪，扬其名，闪其光，这大概是乾隆皇帝想不到的。他一生写了一万多首诗，可有几首人们记得住？倒是他主持禁毁的书，却能够千辛万苦地流传下来，且被收入了《续修四库全书》。

但是，一本书什么时候成为禁书，什么时候又被人奉若至宝，也实在说不大清楚，所以，“雪夜闭门读禁书”也仍会是读书人的一种乐趣。雪夜，闭门，肯定要燃起一点烛光的吧；书，能写出来，印出来，又被禁，但又到了你手中，这便是书缘了；你在烛光里读它，不啻圆了一个小小的梦想：向好书表示尊敬，以烛光传递薪火。

当然这个时候你也不会忘记，献上一杯茶，向写作、编辑、出版这些书的人表示敬意。

1995年10月8日《深圳商报》

第三版《文化广场周刊》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