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枝春满　蝶舞蜂喧
——记1978年以来的新闻史研究工作

一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7年，是中国新闻学空前繁荣的7年，也是新闻史的园地上花枝春满，蝶舞蜂喧的7年。

从全国解放到三中全会召开的30年间，公开出版或发表的新闻史成果，只有高级党校新闻班和人大、复旦两校新闻系编写的三部现代新闻事业史讲义，一部有关《新华日报》的回忆录，六七本新闻出版史料汇编，和散见于《新闻战线》《新闻业务》和《文史资料选辑》等刊物上的几十篇报史文章。三中全会到现在，不到7年时间，情况就有了很大变化。新闻史研究的园地上，硕果累累，大面积的丰收。这一时期内公开出版的新闻史教材，专著和文集，举其大者，就有《报刊史话》《中国古代的报纸》《中国古代报纸探源》《中国近代报刊史》（上、下）、《中国新闻事业简史》《中国新闻业史》《中国新闻事业史稿》《中国新闻事业史研究资料》《中国近代新闻事业史教学参考资料》《中国现代新闻事业史教学参考资料》《华南新闻事业史料》《世界日报兴衰史》《新华日报的回忆》（续）、《报海旧闻》《记者生活三十年》《报人生涯三十年》《谢觉哉与新闻工作》《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1～4）、《中国广播简史》《中国广播史料》等20余种。其中有通史，有断代史，有专史，也有人物传记材料。这一时期内公开发表的有关新闻史的文章，据不完全统计，累计达3 683篇，多数刊载于新闻业务刊物和近年来陆续创刊的《新闻研究资料》《新华社史料》、天津《新闻史料》《湖北省武汉市新闻志参考史料》《武汉新闻史料》《新闻界人物》等新闻史专业刊物。仅《新闻研究资料》一种，截至今年上半年就出版了30辑，发表新闻史方面的文章和资料716篇，600万字。

三中全会以前的30年间，规模较大的有关新闻史编写工作的座谈会，只开过那么一两次，参加者寥寥无几，而且局限在北京一隅之地。三中全会以来，不到7年，这样的座谈会和新闻史，新闻历史人物学术讨论会，就不下12次。这些座谈会参加的人，少的十几个，多的七八十个，不论在会议的规模、讨论问题的广度深度上，都远远地超过了前30年。

从已有的成果看，这7年来，新闻史的研究，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古代报刊史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仅这方面的专著，这几年就连续出版了两部共15万字。黄卓明对古代报纸历史资料的探索，姚福申的《从敦煌马圈湾峰燧遗址出土的简牍看汉代官方新闻传播》《唐代新闻传播活动考》《论宋代小报》《关于明代京报的辨析》等文对古代报纸的研究，以及方汉奇的《从不列颠图书馆藏唐归义军“进奏院状”看中国古代的报纸》一文，对现存的世界上最早的报纸的考证和论述，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前进，纠正了很多缺失，填补了一些空白，受到新闻史学界的重视，其中有的还在国际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近代报刊史的研究，除了出版了一部57万字的方汉奇的《中国近代报刊史》（上、下）外，这期间还发表了20多篇比较有分量的论文。其中，潘贤模关于早期外国人在华办报情况和早期香港报刊出版情况的论述，宁树藩关于外国传教士创办的早期近代化报刊的论述和关于新发现的辛亥革命时期重要报刊横滨《开智录》的论述，以及何炳然关于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和英敛之时代《大公报》的评价和论述，都有不少新的创获，受到新闻史学界的注意。由丁守和担任主编、新闻所等单位参加编辑的《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约请了史学界和新闻史学界的大量专家分别撰稿，从1982年起，已经出版了四辑，第五辑也即将发稿，对辛亥革命时期出版的200多家重要报刊作了介绍，累计达300万字，为这一时期的报刊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上海葛伯熙编纂的《中国报刊综目》，已在上海人民出版社陆续付排。它介绍了古今5万多种报刊目录，许多报目附有内容简介，是一部体系庞大、考订綦详的工具书。

现代新闻史的研究，这一时期开展得更为蓬勃。1983年以来先后出版的《中国新闻事业简史》《中国新闻业史》《中国新闻事业史稿》等三部专著，重点都在现代。前面提到的3600多篇新闻史的文章，绝大多数也都以现代报纸为研究对象，涉及的报刊，包括《热血日报》《先驱》《楚光日报》《民国日报》《红旗日报》《红星报》《红色中华》《新中华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边区群众报》《晋绥日报》《晋察冀日报》《冀鲁豫日报》《冀中导报》《前线报》《苏中报》《抗战日报》《胜利报》《拂晓报》《盐阜大众》《救亡日报》《立报》《华商报》《大公报》《文汇报》《东南日报》《正报》《新蜀报》《广西日报》《时代日报》《新民报》《大刚报》等100余家。一些现代新闻史上的重大事件，如新生周刊事件、反“客里空”运动、两次国共合作时期新闻战线上的联合与斗争等，也都有专门的文章进行研究和探讨。运用集体的力量，组织专门的班子编写出来的个别报纸的史稿和大事记，已经完成初稿的，不下20部，字数少的五六万，多的十几万。后者实际上是一种以记载报纸活动为中心内容的编年史。除研究一般报刊历史外，这一时期对厂矿企业报刊史、部队报刊史的研究，也取得了可喜的进展。马学斌同志所写的长篇论文《中国企业报史考略》，对“五四”以来的中国企业报纸的历史，作了全面性的总结，弥补了现代新闻史研究中的一个空白。黄河、张之华同志合作编写的《中国人民军队报刊史》，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等四个时期，概述了从1927年《时事简报》创刊以来，中国人民军队报刊的历史，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办报经验，是现代新闻史研究的一项新的成就。这部专史共20万字，已交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出版。此外，有关广播电视史、新闻摄影史、新闻漫画史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果，其中以广播电视史的研究起动最早，成果最为丰硕。

以上几方面的研究，不仅在各自的领域内有所开拓，有所前进，而且积累了大量的“砖瓦”，为中国新闻史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打下了基础。

这一时期的新闻史研究工作，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么大的进展，主要原因是由于受到了各方面的重视。首先是受到了首都和各省市自治区新闻学会的重视。首都新闻学会（早期称北京新闻学会）刚一成立，就设置了新闻史组，其他各省市新闻学会也纷纷设置了相应的机构或组织了专门的班子，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其次是受到了和新闻战线有过历史渊源的老领导、老同志们的重视。几次大的新闻史座谈会，都得到了他们的热情支持。不少老新闻工作者，如张友渔、夏衍、萨空了、石西民、廖井丹、胡绩伟、王揖、顾执中、徐铸成、陆诒等，还积极撰写回忆文章，为编写新闻史的同志提供了第一手材料。各新闻单位这些年来对新闻史的研究工作，也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几次大的新闻史座谈会，都是在当地报社、电台、电视台的帮助下召开的。

这一时期的新闻史研究工作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么大的进展，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了一支较为稳定的、有一定实力的新闻史研究工作者队伍。“文化大革命”以前，从事新闻史研究工作的人寥寥无几，只有少数几个大学新闻系教师，利用课余时间惨淡经营，加上报社和其他科研机关的个别新闻史研究工作者，这支队伍，充其量不过十几二十个人。“文化大革命”中，新闻史的研究被迫中断，人数本来就不多的队伍也顷刻瓦解，直到三中全会以后才得到恢复。

1978年到1985年这7年来，全国从无到有地一共创建了40多个新闻学会和50多个新闻学研究机构。在这些机构中，分工从事新闻史研究工作的，仅首都新闻学会一家，就有40余人，全国不下150人。七年来，全国除人大、复旦、北京广播学院的新闻系继续招生外，还在近30所大专院校中增设了新闻系或新闻专业，开设了新闻史课程。连同一些老的新闻系、新闻专业在内，目前在全国各高等学校从事新闻史教学和研究工作的教师已经接近百人。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和人大、复旦、北京广播学院、厦门大学的新闻系陆续开始招收新闻学硕士研究生，其中有20人左右是以新闻史为研究方向的，今年又破天荒地招收了3名以新闻史为研究方向的博士研究生。这些研究生，有的早已学成结业，取得学位，加入新闻史研究工作者的行列，成为骨干力量。以上这3部分共约200余人，是当前新闻研究工作的基本队伍，是新闻史这台戏的班底。这些人，加上新近从第一线离退下来，以部分时间从事新闻史研究和编写工作的老新闻工作者，和业余致力于新闻史研究的文学、史学、图书馆学和摄影学工作者，则这支队伍的实际人数，恐怕要超过500人。这是一支多层次、多梯队、多兵种、老中青相结合的新闻史研究者队伍。这支队伍是近年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逐步建立起来的。没有这样一支有力的队伍，新闻史的研究工作是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期内取得这么大的进展的。

三中全会以来的7年，是新闻史研究活动空前活跃，新闻史研究工作者的队伍空前壮大，新闻史研究的成果空前丰硕的7年。这一事实说明：我们的新闻史研究工作，和我们党和国家的形势，是休戚与共同步发展的。没有三中全会以来的拨乱反正和随之出现的大好形势，就不会有新闻学的春天，也不会有新闻史园地上姹紫嫣红的繁荣景象。因此，只要坚持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路线，新闻史研究工作的稳定的持续的发展，就是大有希望的。

二

7年来的新闻史研究工作。和建国后的前30年比较起来，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一）加强了对重点报刊的研究

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版过六万五千多种报刊。这些报刊出版的时间有长有短，所起的影响和作用有大有小。有的历史较长，影响不小；有的则历史很短，无足重轻。对它们的研究，必须区别对待，不能平均使用力量。只有抓好了新闻史上的重点报刊的研究，对那些报刊的情况吃深吃透，一部有分量的中国新闻史，才能够戳得起来。“文化大革命”前出版的中国新闻史讲义和专著，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对有些重点报刊作过认真的研究，但从整体来看，这方面的工作做得还是很不够的，还是有很多缺口的。三中全会以来新闻史研究工作者们，为弥补这方面的缺口和不足，尽了很大的努力，在对一些重点报刊的研究方面，投入了较大的力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首先应该提到的是对武汉、重庆《新华日报》和延安《解放日报》史的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早在1979年，就把武汉、重庆《新华日报》和延安《解放日报》史的编写工作纳入科研计划，定为工作重点。1980年以来，他们组织了专门的班子，从事两报史的资料征集和研究、编写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两报史的初稿已经陆续写出。《新华日报》史的研究和编写班子，除将完成该报史稿外，还将完成一部《新华日报大事记》，此外还参加《新华日报》史学会的筹建工作，出版了《新华日报研究通讯》和《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史学会通讯》等两种不定期刊物，发表了几十篇有关《新华日报》史的研究成果。《解放日报》史的研究和编写班子，除将完成该报史稿外，还编写了《延安〈解放日报〉大事记》，并在《新闻研究资料》《新闻战线》等业务刊物上发表了多篇有分量的有关延安《解放日报》史的学术论文。两报史的研究，不仅为中国新闻史特别是党报史提供了丰富的内容，也对正在积极开展中的近现代重点报纸的研究工作起了推动作用。

其次应该提到的是对《晋绥日报》《晋察冀日报》《大众日报》《东北日报》等几个党在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公开出版的重要报纸历史的研究。

这四部报史的研究工作，以《大众日报》的启动最早。早在1957年，就有专人从事这部报史编写的准备工作，写出了部分初稿。1957年以后，这一工作宣告中断，直到1981年才重新恢复。1981年以来，在大众日报新闻研究所的积极努力下，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大众日报》报史的编写工作进展很快，到1985年8月份为止，他们已经完成1939年至1949年这10年的《大众日报史》初稿约20万字，《大众日报大事记》8万字和《大众日报史话》7万字。争取在1988年《大众日报》创刊50周年时，完成计划为150万字的《大众日报》（1939—1988年）报史全稿。

《晋察冀日报》《晋绥日报》《东北日报》报史的编写工作起动较晚，但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东北日报史》已经完成了约4万字的初稿。《晋察冀日报》已完成了约15万字左右的一部《晋察冀日报大事记》，正着手进行报史的撰写工作。《晋绥日报》则正在进行和报史有关的各种文献、图片、日记、书信的征集工作，力争最晚不超过1989年，完成该报报史的定稿和出版工作。

最后，应该提到的是对旧中国出版的《申报》《大公报》《世界日报》《新民报》《文汇报》《大刚报》等一些著名的报纸的研究。

这方面动手较早的是《世界日报》《新民报》和《大公报》。早在1962年，《新民报》的创办人陈铭德、邓季惺夫妇，就对从1929年9月9日创刊，到1949年止的《新民报》南京、重庆、成都、北平、上海五社八版的历史作了初步总结。粉碎“四人帮”后，经过修订整理，以《新民报二十年》为题，在1978年公开发表。《世界日报》《大公报》历史的研究工作，也是1962年开始的，最先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是长期在两报工作过的老报人吴范寰和王芸生、曹谷冰。吴范寰所写的《成舍我与北平世界日报》一文，王芸生、曹谷冰合写的《英敛之时代的旧大公报》《1926—1949年的旧大公报》两文，都曾在全国政协编辑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上发表，为两报历史的研究，作了一定的先遣工作。三中全会以后，两报史的研究工作有了新的进展。贺逸文、夏方雅、左笑鸿3人合作写了一部近13万字的《北平世界日报史稿》，这部史稿连同其他一些有关《世界日报》史的文章，已被汇集成《世界日报兴衰史》一书，在1982年公开出版。旧《大公报》历史的研究，近年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一些同志辛勤耕耘下，也有进展。何炳然关于早期《大公报》史的研究，夏晓林、谢国明关于中后期《大公报》史的研究，在原有的基础上，都有一定的开拓。《申报》《文汇报》《大刚报》历史的研究，是1978年以后才认真抓起来的。最先完成的是《大刚报》，已经写出了近九万字的征求意见稿。《申报》史的研究和编写工作，1978年以来已经进行了7年。这是一项工作量和难度都很大的十分艰巨的任务。这项工作，1978年至1982年这4年主要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牵头进行。由原《申报》总经理马荫良和《申报》记者孙恩霖等老报人组成的编写班子，在这4年中，作了大量的资料搜集、积累工作，完成了《申报七十七年大事记》和以《申报七十八年史料》为题的部分时期《申报》史的征求意见稿，累计达15万字。这一期间，全国各地报纸和刊物上还发表了10多篇研究《申报》历史的文章，为《申报史》的编写提供了不少有益的史料。张宛写的题为《鲁迅与申报自由谈》的论文，则是这一时期《申报》史的专题研究成果。1983年以后，《申报史》的编写工作开始由上海市新闻学会承担，新的“申报史编写组”已经成立，计划中的《申报史》，将是一部50万～60万字的皇皇巨著。《文汇报》史的研究工作，是从1984年7月开始的。目前，文汇报史研究室已经成立，由徐铸成、唐海等主持，目前正在编写该报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大事记，力争在1988年该报50周年纪念时，完成《文汇报史》的编写出版工作，作为对报庆的献礼。

在中国新闻史上曾经起过重大影响的重要报纸，估计在500种以上，其中的重点恐怕不下200种，对它们有计划地分别轻重缓急的逐个进行分析研究，是我们新闻史工作者今后的一项长期任务，是需要很好地加以规划和认真地去完成的。

（二）加强了对地方新闻史的研究

地方新闻史是全国新闻史的基础。没有各个地方新闻史作为基础，一部包举宇内囊括八荒的全国新闻史，是难以写好的。三中全会以后，这项工作已受到重视。1978年以来，全国已经有25个省市地区的新闻研究机构和新闻史研究工作者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有的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起动早、进度快的，是湖南、湖北、黑龙江三省和原察哈尔地区。湖南新闻史的研究工作，是从1979年开始的。负责这项工作的是湖南省新闻学会的一些同志。他们先是用两年时间作了大量的摸底工作，掌握了解放前湖南省内出版的644家报纸和公开发稿的41家通讯社的线索，访问了近百位老报人，征集到了50余篇和新闻史有关的回忆材料，到1985年8月为止，他们已经完成这部地方新闻史的解放前部分，共八章，约十几万字，并为解放以后部分的编写工作，作了一些准备。

湖北新闻史的研究活动，早在1956年就开其端绪。从1982年初成立省市新闻史志编辑室以来，到1985年5月为止，他们在湖北省新闻学会的领导下，已经为湖北新闻史的编写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通过广泛调查，了解了1866年以来在湖北地区出版的1 100多种报刊和200多家通讯社的名称，和那些报刊在湖北和全国各地图书馆的收藏情况，编辑出了《全国现藏湖北报纸目录》和《全国现藏湖北期刊分类目录》《武汉地区近百年报刊编年目录》，为研究工作者提供资料信息。按照计划，一部约310万字左右的湖北新闻史志，将在1988年杀青。

黑龙江省新闻史的研究工作，是从1981年开始的。这一年7月，黑龙江省新闻学会成立新闻事业史研究室，正式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到1985年6月为止，这个研究室已经收集到了有关黑龙江新闻史的文物和各种文字资料180余万字，并对黑龙江各时期的有代表性的重点报纸进行了研究。在这个研究室的带动下，近4年来，黑龙江新闻史的研究工作进展较快。黑龙江报业史的解放战争时期部分约4万字，已经脱稿。明年起，他们将致力于1903年至1945年这40年的近120种黑龙江早期报纸的研究。

察哈尔地区的新闻史研究工作，是1982年开始的。经过两年的努力，已经完成近6万字的初稿。这项任务是在《张家口日报》牵头下，由《张家口日报》和《河北日报》的同志共同完成的，1984年秋，他们还在张家口就这部《察哈尔报刊史》举行了一次讨论会，广泛征求意见。

进度较快的还有吉林、广东、河南、天津等省市。

吉林新闻史的研究工作，由吉林日报新闻研究所负责进行。已经完成的有《吉林日报四十年大事记》和约12万字的吉林广播史资料汇编。吉林新闻史清末民初部分已经大体完稿，伪满时期部分正在编写中。他们争取在1987年前后，写成吉林省新闻史的全稿。

广东新闻史的研究工作，主要由暨南大学新闻系的部分教师和从事省志编写工作的部分文化史研究者共同进行。1979年以来，他们对近代现代广东地区的主要报纸作了大量的搜集研究工作。李默、黄流沙、孙文铄等关于近代广东报纸的研究，钟紫、谢骏等关于现代广东报纸的研究，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仅暨南大学新闻系打印出版的《华南新闻事业史料》《中国新闻事业史研究资料》两书，就汇集了近20篇有关广东新闻史的文章。

河南新闻史的研究工作，由河南日报新闻研究室的同志们负责。他们已经完成了从1898年《汇报辑要》创刊起，到1949年河南解放止，共52年的河南地区历年出版报刊的普查。编印了一份包括368种报刊的《清末至建国前河南省报纸简表》，出版了一期以报史为主要内容的《河南新闻资料参考》，积累了近70万字的河南新闻史料。

天津新闻史的研究工作，由天津日报新闻研究室负责，他们为积累新闻史料作了大量的工作。由他们主编的以刊载天津和华北地区新闻史料为主的专业刊物《新闻史料》，已经出版了十一辑，发表了130多篇史料和史论文章，为天津新闻史的编写作了资料上的准备。

正在积极进行并已经取得一定进展的，还有广西、上海等省市。广西的新闻史研究工作者，近3年来致力于地方新闻史的研究，已经在《新闻研究资料》《广西大学学报》《广西文史资料》《广西日报》《八桂新闻通讯》等报刊上发表了近20篇这方面的文章。上海是旧中国新闻出版事业的一个中心，上海地方新闻史的研究工作开展得也比较早，而且有一定基础。目前这项工作由老新闻工作者葛思恩在做，有关上海早期报刊的一些章节已经完成，其余部分正在加紧进行。

此外，四川、江苏、浙江、福建、云南、贵州、山东、山西、陕西、宁夏、新疆、青海、安徽等省、自治区和太行地区的地方新闻史的研究工作，也正在蓬勃开展。

从上面列举的情况可以看出，一个研究和编写地方新闻史的高潮正在兴起，声势之大，方面之广，都是从来没有过的。盛世修志，是中国一项传统。据1985年6月统计，全国已有26个省、市、自治区和1 613个县在积极进行地方志的编纂工作。《当代中国丛书·新闻卷》的编写工作也在抓紧进行。这两项工作的开展，对各地方新闻史的研究和编写，无疑的都将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三）注意克服新闻研究工作中的“左”的影响

长期以来，在新闻史的研究工作中存在着很多禁区和束缚人们手脚的清规戒律。这些，在近7年的新闻史研究实践中，正在逐步地得到克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开阔了视野，扩大了研究的范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新闻史的研究范围很小，通常只限制在革命新闻事业的领域之内。对革命新闻事业的研究，又往往只局限于报纸的性质、任务、作用和它们所宣传的政治思想观点等方面的内容。路子越走越窄。这一情况，近年来已经有很大改变。研究的范围逐步扩大，不仅研究无产阶级党报的宣传内容，也注意研究它们的宣传艺术、宣传经验和党报学说的形成与发展。不仅研究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和进步报刊，也开始研究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报刊，和资产阶级新闻学在中国的传播，以及记者工作的由来、新闻文体的演变、报纸版面的沿革、新闻法的颁布、报纸企业化的施行等问题。不仅研究新闻事业在政治斗争中的作用和影响，也注意研究新闻事业在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史上的作用和影响。视野越来越开阔，路子也越走越宽了。

2. 突破了旧的写作模式。建国以后的新闻史教材，受联共（布）党史和苏共报刊史写作体例的影响，经常有一种固定的模式，即按照历史上的政治运动和各个革命战争时期划分章节，内容也往往和革命史、党史雷同。近几年来，多数的新闻史专著和教材虽然大体上仍以近现代革命史的各个发展阶段为脉络，但和革命史、党史的写法并不一样，在章节安排上，也根据新闻事业本身的规律，作了一些适当的调整，突出专业的特点。此外，不少新闻史研究工作者还在新闻史的写法和体例上，作了一些新的探索，有的以时期为经，以报为纬，如《湖南新闻史志》；有的“以新闻人物为主线，以新闻思想、新闻作品、新闻事件、新闻业务改革为具体内容”；有的则完全以新闻文体的演变为经，把近代以前的中国新闻史分成“新闻在母体内的孕育时期（公元前130—公元713年）”，“新闻文体的诞生时期（713—1874年）”，“政论和消息通讯的发展时期（1874—1919年）”等几大章，如郑州大学的《中国新闻史教学大纲》。在这个问题上，我赞成百花齐放。中国新闻事业史的内容十分丰富，完全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式去进行研究。采用哪种体例，怎样划分章节，完全是作者们自己的事情，不必强求一律。通过一个阶段的实践以后，再回过头来比较其短长，探讨其得失，择善而从，还是来得及的。

3. 加强了新闻历史人物的研究。建国以后的新闻史著作，对新闻史上杰出的政论家、记者、编辑和报刊活动家等人物的研究和介绍都很不够。报纸是人办的，然而有些办报的人却不能写：资产阶级的报人不能写，有这样那样问题和缺点的人不能写，被无端地戴上了某种帽子的人不能写。一部几十万字的新闻史，除了有关报纸的记载以外，几乎不见有人物的活动，侥幸能被提名的几乎不到10个人。这种情况，近年来已经完全改变。对新闻历史人物的研究，受到了普遍的重视。7年来，被新闻史工作者重点研究，并写出专文加以介绍的新闻界人物，已经有168人，其中发表在《新闻研究资料》《新闻界人物》两个刊物上的就有50余人。1983年起，《中国新闻年鉴》还增设了“中国新闻界名人简介”专栏，对中国新闻史上的名记者，作每人五百字左右的简介，到1984年版为上，已经介绍了王韬、梁启超、瞿秋白、蔡和森等278人，今后还将以每年100～150人的进度继续介绍。近年出版的新闻史专著，也很重视人物活动的介绍，《中国近代报刊史》提名的近代新闻界人物达1 500余名，被《世界日报兴衰史》提名的《世界日报》这个报纸的著名编辑记者，就达57名。一些新近完成的报史专著，也很重视人物的研究。《大刚报史》对该报创办人毛健吾和几任总编辑如杨潮、俞颂华、叶启芳等，都设有专节进行评介。《大众日报史》则重点介绍了在该报工作过的12名主要记者。最近两年，对新闻史人物的研究和纪念活动，又有新的进展。先后举行的这方面的活动，举其大者有1984年举行的韬奋逝世40周年纪念会、邵飘萍诞辰100周年纪念会和学术讨论会，1985年举行的黄远生诞辰100周年纪念会和戈公振诞辰95周年纪念会，以及纪念斯诺诞辰8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1984年9月20日成立的三“S”研究会，以研究曾经在中国进行过采访活动、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作过巨大贡献的斯特朗、史沫特莱、斯诺3位美国记者为目的，则是建国以来成立的第一个新闻界人物的研究团体。有关新闻界名人传记的编写工作，这两年也在加速进行。已经脱稿即将付梓的有《史量才传》《张季鸾传》和《名记者范长江》，即将完成的还有顾行、成美合作编写的《邓拓传》等。

4. 重视了新闻业务史的研究。建国后前30年的新闻史研究，着眼点往往在报纸的内容，即报纸宣传了些什么，支持什么，反对什么，而不大注意报纸本身的业务活动。对报纸是怎样办起来的，是怎样开展采访、编辑、评论、出版、发行等方面工作的，是怎样调动各种新闻手段运用宣传心理和宣传艺术进行有效的宣传的，其间有什么经验和教训等等，都很少涉及。似乎一提起这些，就有点言不及义。这也是一种“左”的反映。当然，也多少受了早年《苏共报刊史》的那种写作模式的影响。这种情况，近年来已经有了很大改变。不少报史的编写组在制定研究规划时，都把对有关报纸业务活动的研究，列为其中的一个重点。这一变化，从近年来出版的新闻史专著和已经脱稿的报史史稿中，也可以看出端倪。《中国近代报刊史》《中国新闻业史》等书，都设有专门的章节，介绍各时期的新闻业务活动。《湖南新闻史稿》的第八章《湖南新闻事业的各方面》，实际上就是介绍湖南报纸的演变和省内报刊通讯社业务兴革的专章。《解放日报史》对延安《解放日报》的文风、版面安排、政治宣传的艺术与特点、副刊以及机构的设置与沿革、报社的战斗生活等，都设有专门的章节进行介绍和论述。《大众日报史》则不仅总结了这个报纸全党办报、大家办报的经验。还总结了这个报纸军事宣传、通联工作、战时邮发合一和开展对敌经济斗争、解决报社物资供应、保证报社出版用纸等方面的经验。几部在旧中国有影响的老报纸的报史，也用很大的篇幅总结这些报纸业务活动的经验，并且各有其特点。例如《新民报二十年》着重总结了这个报纸重副刊、重文体新闻的经验；《北平世界日报史稿》着重总结了这个报纸重教育新闻、重人物专访和重人才培养的经验；《申报史稿》（第六编）着重总结了该报重经营管理、重社会服务和办各种附属出版物的经验；《大刚报史话》则着重总结了这个报纸重视评论工作，组织社论、专论、短评和星期论文写作的经验等等。报纸的出版、印刷、广告、发行等经营管理方面的活动，过去很少研究。现在也受到了一些新闻史研究工作者的重视，成为报史的一项内容。

5. 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此前的新闻史研究，不论在对新闻历史人物还是对报纸的评价上，都有不够实事求是的地方。夸饰溢美和随意贬低的情况，所在多有。其具体表现是：乱贴标签，对号入座；因人划线，随人俯仰；形而上学猖撅，以无限上纲、一棍子打死，代替实事求是的科学的、具体的分析。举例来说：讲近代报刊，凡是和改良派沾亲带故的都不好，凡是和洋人沾了边儿的，就一无是处；讲现代报刊，凡是和资产阶级有点瓜葛的，不管是大资产阶级还是民族资产阶级报刊，也不管具体情况如何，一概上不得台盘；讲人物，凡是这个人后来出了问题的，则此人的一生都不好，他所办的报刊也不可能好。凡此种种，都是与科学求实的精神相悖的。这一情况，近7年来已经逐步地有所改变。不少新闻史研究工作者，都以认真负责、实事求是、公正、客观、全面地评价历史上的报纸和人物，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一些新闻史上的人物，如于右任、邵飘萍等，得到了公正的评价。一些新闻史上的重要报刊，如早期的《新民丛报》《大公报》和《湖南通俗日报》等，其积极方面的作用，也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对一些经历复杂的新闻界人物，如胡汉民、陈布雷、张季鸾、毛健吾和一些背景复杂的报纸，如《新民报》《世界日报》《大刚报》等，也能够根据具体情况，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辩证地进行分析，评价其功过。

由于“左”的思想源远流长，并非成于旦夕，因此清除它的影响，也需要一定的时间，还有许多工作可做。

（四）加强了多方面的协作

旧中国的新闻史专著，都是个人的名山事业，作者之间，如秦人视越人之肥瘠，很少往来，也从不搞什么协作。建国后的前30年，倒是有过一次协作编写新闻史教材的盛事，但是协作的范围较小，而且只在内部出版，影响不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新闻史研究工作者之间的协作大为加强。协作的项目日益增多。1984年出版的《中国新闻业史》一书，就是由广西大学、暨南大学和北京广播学院三所高等院校新闻系的教师们协作完成的。正在编写中的《中国当代新闻史》和《中国新闻史》这两部书，也是以协作的方式进行的。前者由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召集，参加编写工作的有人大、暨大、北京广播学院三所大学新闻系的7名教师。后者由郑州大学新闻系召集，参加编写工作的，有郑州大学、中国警官大学、中央民族学院、华中工学院、天津师范大学、吉林大学、厦门大学、宁夏大学、武汉大学、河北大学、兰州大学、山西大学12所大学新闻系的15名教师。此外，《中国广播电视史》的编写工作，《当代中国丛书·新闻卷》的编写工作，也都采取了不同程度的协作方式。近年来，新闻史研究工作者进行协作的特点是不仅跨学校跨单位，而且跨地区。这在中国新闻学研究的历史上，也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三

7年来的新闻史研究工作，也还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从宏观角度看，还有一些薄弱环节和大的缺口。

一是对通讯社史的研究不够。报刊、广播电视和通讯社是新闻事业中的三大部门，一部新闻史当中，不可能没有通讯社史。遗憾的是这方面的研究做得还很不够。七年来，在《新闻业务》《新闻纵横》《新闻记者》、天津《新闻史料》《新闻研究资料》等专业刊物上发表的有关通讯社史的文章，累计不过十来篇，涉及的通讯社不过七八家。中国最大通讯社新华社史的编写工作，从1981年前后开始做准备，5年来只完成了一部《新华社编年记》，一辑《新华社回忆录》和十期不定期的《新华社史料》，整个新华社史的编写工作，至今还没有正式开始，体例、字数、完成时间等等，迄今尚未作出规划。工作虽然作了不少，成绩也不算小，但进度还不够快。通讯社史的研究编写工作有一定难度，例如研究新华社史的同志们，至今对战争时期新华社各总分社、分社的源流和变革情况，就还没有弄得十分清楚。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上千个通讯社，通讯社史的研究工作量还很大，还应该很好地抓紧。

一是对当代新闻史的研究不够。建国后前30年出版的中国新闻史专著和教材，其下限都只写到1949年。近年出版的《中国新闻事业简史》《中国新闻业史》《中国新闻事业史稿》等书，也是这样。50年代初期，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但到今天，就不能以此为满足了。建国到现在已经36年了，这么长一段时间的新闻事业史没有认真地进行研究和总结，不能不说是新闻史研究工作中的一大缺陷。近7年来，当代新闻史的研究工作开始受到重视，不少报纸结合报庆30周年或35周年纪念活动，组织力量写出了一批像《北京日报三十年》《湖南日报三十年》《甘肃日报三十年》《黑龙江日报三十年》《沈阳日报三十五年》等这样的回顾一个时期报纸历史的文章。由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牵头编写的《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的准备工作，正在积极进行，并已打印出版了一本由十名进修教师合写的《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专题论文集》，收录了他们撰写的和当代新闻史有关的十篇研究论文。这些成果都和当代新闻史的研究有关，都或多或少地弥补了这方面的空白，但是还很不够。

一是对历史上的反面报刊的研究还不够。宣传要研究敌友我，目的是知己知彼，克敌制胜。新闻史也需要研究敌友我，目的是为了更全面地总结历史的经验。由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敌友这两类报刊的性质，有的时候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特定的条件下，在一定的时期内，两种报刊之间，还会发生一定程度的转化。有些反面报刊，也并不始终处于反面的地位。对于这些，我们都应该辩证地看待，进行公正的、历史的分析。历史上既然客观地存在过大量敌友两类报刊，就有必要加以研究，给以评价。没有这部分内容的中国新闻史，就不是一部完整的中国新闻史。对敌友两类报刊，特别是其中属于“敌”方的反面报刊的研究，近7年来也作过一些工作，先后发表在《江海学刊》《上海文史资料》《重庆文史资料》《广东文史资料》等刊物上的有关资料和论文近15篇。1985年4月出版的《新闻研究资料》第30辑，还开辟了一个“关于国民党报刊”的栏目，集中刊载了四篇介绍国民党报刊的文章。但是，总的说来，和历史上这类报刊的数量，它们出版的时间，发行的数字，以及它们在人口众多的白区（国统区）的实际影响比较起来，这方面的研究还很不够的，还应该有步骤有计划地逐步开展，填补好这方面的空白。

此外，有关广告、发行和报纸经营管理等方面的历史的研究，相对地说，也略嫌不足。

其次，是人力不足。这几年来，尽管新闻史研究工作者的队伍在不断扩大，从事新闻史研究工作的人不断增加，但是和整个新闻史研究的众多任务对比起来，仍嫌不足。除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和人大、复旦、暨南三个大学的新闻系从事新闻史研究的人较多外，其他十几个新闻系，多的只有一两个人，少的只有一个人。其他各省市的新闻学会和报社下属的新闻研究所（室）分工从事新闻史研究工作的人员也不多，其中配备力量较强的如《文汇报》《吉林日报》，也只有七八个人。湖北的新闻研究所只有四个半人，实际上是三个人。湖南、河南都只有三个人。黑龙江只有两个人，有的则连两个人都不到。

最后，是资料不足。搞历史需要调查研究和搜集材料，不能为无米之炊。研究和编写新闻史也是这样，需要走访很多当事人，需要查阅大量和报纸历史有关的原始资料，特别是报刊原件和有关的档案材料。一般说来，访问当事人的问题还不大，只要掌握线索，勤于走动，又诚恳求教，被访问者一般都会积极支持，热情接待的。困难主要出在资料上。首先是资料的先天性不足。这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除了《申报》《大公报》《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大众日报》《晋察冀日报》《文汇报》等一部分报纸保存比较完整外，大多数的报纸都不完整，有的早已荡然无存。例如吉林、河南两省的同志就找不到当地早期出版的报纸。曾经在河南出版过的《鄂豫皖报》《冀鲁豫日报》，省内连一张也没有。湖南的同志们作过一个统计。解放前湖南地区出版的644种报纸，现有存报的不到1/3。一些新闻史上知名的报纸，如曾经发表过毛泽东文章和郭亮小说的早期的《湖南通俗报》和田汉主办的《新长沙报》，张天翼主办的《大众报》等，至今都没有找到。著名记者邵飘萍主办的《京报》，现在跑遍全国也凑不全。这种情况之所以产生，一是由于各地图书馆历来不太重视藏报；二是由于人为的破坏；几次国内战争时期丢失了一批，沦陷时期让日本人烧掉了一批，“文化大革命”中又毁损了一批。这样，保存下来的自然就不多了。其次是借阅困难。现存的报纸大多收藏在各地的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图书馆和博物馆收藏的旧报，现在借阅的手续繁多，需要层层审批，有的干脆就不借。河南、湖南、湖北、黑龙江、广东等地的同志，都反映过借阅报纸（主要是建国前出版的旧报）困难的问题。河南的同志去上海的一家图书馆借阅报纸，人家根本就不让看。带去了省级机关的介绍信也不管用。湖南的同志去邻省的一个图书馆借阅报纸，被顶了出来，转到南京的一家图书馆，也不借，好说歹说，才让抄回了一份藏报目录。广东的同志想查阅一下广州出版的《群报》，明知北京的一家图书馆有，带了介绍信千里迢迢地赶去，硬是不借，说是已经让人借走了。这当然是一个托词。档案馆的借阅手续，较之图书馆、博物馆更为繁杂。有些档案馆宁可让报纸堆在那里发霉，也不出借。想查档案材料，同样费事。有的档案馆连档案目录也不愿提供，怕借阅的人知道线索后，大量借阅，给他们增加麻烦。有的干脆实行封锁，来者一概挡驾。下面摘引一段来信和一段访问记录，以见借阅报刊和档案材料的困难程度之一斑。

复旦大学新闻系新闻史专家宁树藩在来信中说：

查阅材料困难，……主要是民国前的报纸不给看。我校研究生×××在××图书馆看《字林西报》，起初还给看，后来发现他要看好多年该报，就停看，这是什么理由就不知道了。所以他不得不把研究的范围缩小到义和团运动时期。我校××同志在××档案馆看材料，馆领导批准让看了，而管理人员却不开放，收藏材料的目录和索引也对外保密，根本就不知道它的家底。要看时，一定要讲出材料名称，一次只能看一点。要想环绕一个专题进行综合查阅，那就困难了。（1985年9月16日发自上海）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张之华同志在接受访问时说：“去××博物馆，想看一看他们的藏报目录。带了学校的介绍信，还不让进。打电话进去，说明情况，才让上楼，但仍不让看。说：要看我们的目录？那不是把我们的家底都看去了吗！去××档案馆查阅四野机关报《前进报》，想弄一份复印件。档案馆离城很远，一去半天。第一次带了党委介绍信去，回说查查看，但久无回音。隔几天，打电话去问，回说还在查。第二次再跑一趟去催，说正在整党，顾不上。第三次又去找，说：查了，没有！我说肯定有。1958年前后在他们那儿看过。仍然回答说：没有！最后只好在书上注明：暂缺。”（1985年7月22日的访问记录）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都这样。热心支持新闻史研究工作的单位还是不少的，例如《申报史》《上海新闻史》的编写工作，得到了上海图书馆的大力支持，有关邵飘萍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就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和该所图书资料室同志的热情帮助。《湖南新闻史》和《大刚报史》在编写过程中，都曾经使用过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大量敌伪档案材料。没有这样一些单位和个人的热心支持和帮助，新闻史的研究工作，将会寸步难行。

解决查阅旧报资料困难的办法，一是加快旧报复制、影印或缩微的进度，增添缩微阅读设备，使大部分的旧报既得以保存，又有利于开放利用。北京图书馆的报库近年来正在进行这项工作，其他图书馆也在着手进行。由各出版社影印出版的旧报，到今年为止，已近30种。希望这些工作的进度能够加快。一是在制度上作一些有利于科研的改变，为新闻史研究工作者提供更多的方便。

中国是新闻事业历史悠久的国家，也是新闻学和新闻史的研究活动开展得比较早的国家。从20世纪初到30年代这一段时期，我们的新闻史研究成绩，在世界上是处在领先地位的。中国著名新闻史学者戈公振所写的《中国报学史》，很早就有了外文译本，在当时就具有国际影响，就达到了世界水平。此后，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新闻史研究活动，一度趋于沉寂，进展缓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以空前的速度发展起来。现在，中国的新闻史研究活动正处在兴旺发达的时期。一个花枝春满，蝶舞蜂喧的局面已经形成，大面积丰收的季节即将来临。我们的新闻史研究成果，通过国内和国际的学术交流，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时刻，已经为期不远。让我们为尽快地实现这一目标而共同努力吧！

（原载1986年《新闻研究资料》第34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