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1992年6月在首届中国新闻史学研讨会上所作的专题发言）

中国的新闻事业有1 200年以上的历史，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和各时期的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社会活动有着紧密的联系。作为信息的传播媒介和舆论的载体，每一项新闻事业都必然的从属于某一个阶级，成为某一阶级的舆论工具。因此，不论是研究中国的政治史，还是经济史，都离不开中国的新闻史。

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的新闻史也属于中国文化史的范畴，是后者的重要组成部分。近现代中国文化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和重大战役，如几次大的思想启蒙运动，哲学和文学战线上的几次大的论战，各种新思潮在中国的传播，新文化运动的诞生和发展，各种文学流派的形成及其代表作品的问世，著名作家、表演艺术家的崭露头角和得到社会承认，以及某些科学文化知识的普及和传播等，都无不和报刊有着密切的联系。研究文化史离不开各个时期的报刊。加强中国新闻史的研究，既充实了文化史的内容，也有助于文化史各个部门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工作，正规地说来，是从1927年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问世以后，才全面开始的。在此以前，则是它的史前时期，或准备时期。其代表作则有1838年英国人马礼逊写的《京报分析》、1873年《申报》上发表的未署撰人的专论《论中国京报异于外国新报》、1901年《清议报》上发表的梁启超的《中国各报存佚表序》和1917年被作为附录随《上海闲话》一书一并出版的姚公鹤的《上海报纸小史》等。这些篇什都只对中国报刊的历史现状作了简单的勾画和描述，内容比较零散，还谈不上系统的研究。

1927年出版的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改变了这种状况，它成为中国新闻史研究工作全面展开的一个标志。从1927年到现在，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可以大体上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起于1927年，止于1949年，属于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奠基阶段

这一阶段，先后出版的各种类型的中国新闻史专著，不下50种。其中属于通史方面的代表作，有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黄天鹏的《中国新闻事业》、蒋国珍的《中国新闻发达史》、赵君豪的《中国近代之报业》等；属于地方新闻史的代表作，有项士元的《浙江新闻史》、胡道静的《上海新闻事业之史的发展》、蔡寄鸥的《武汉新闻史》、长白山人的《北京报纸小史》（收入《新闻学集成》一书）等；属于新闻史文集方面的代表作，有孙玉声的《报海前尘录》、胡道静的《新闻史上的新时代》等；属于报刊史人物研究方面的代表作，有张静庐的《中国的新闻记者》、黄天鹏的《新闻记者外史》、赵君豪的《上海报人之奋斗》等；属于新闻史某一个方面的专著，则有赵敏恒的《外人在华新闻事业》、林语堂的《中国舆论史》、如来生的《中国广告事业史》和吴宪增的《中国新闻教育史》等。在这一时期出版的以上专著中，以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最见功力，影响最大，是中国报刊史研究的开山之作。它自1927年初出版问世后，一再重印，并且曾经被日本学者小林保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是旧中国的新闻学著作当中唯一有外文译本的一本书。50年代初，这部专著曾经由三联书店再版，1985年又由中国新闻出版社重新排印发行，因而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唯一再版过的旧中国的新闻史学专著，至今在中国新闻史研究工作中，仍然有很大影响。其余的专著，汇集了某一地区、某一时期、某一方面的报刊史方面的材料，也都各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这一阶段报刊史著作的普遍不足是：（1）偏于报刊名称、出版日期、编辑人员等基本情况的介绍，缺乏必要的论述和分析；（2）立场观点比较陈旧，多数著作以统治阶级出版的官报和其他报刊为正统，视革命、进步报刊为异端，对后一部分报刊的介绍，既简单又有偏见，个别作者站在既得利益者的立场，为帝国主义和官僚军阀所办的报刊涂脂抹粉，发表过不少不慎乃至于错误的议论；（3）少数作者功力不足，率尔操觚，辗转抄袭，缺少新意。此外，由于工作不够严谨，或所见材料不够完全，不少著作还有史实上的讹误。考订精详如戈公振《中国报学史》那样的专著，近年来经已故报刊史研究工作者杨瑾铮和宁树藩、王凤超等先生的复查，尚且发现有两百多处错误，其他就可想而知了。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中国新闻史研究，在中国新闻史的各个领域都有所开拓，取得了不少成果，初步奠定了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基础。但除了《中国报学史》等少数几部专著外，多数新闻史著作的水平还不高，分量也稍嫌单薄。

这一阶段还出现了一些外国人研究中国新闻史的著作，其中较有分量的是美国人白瑞华（R. S. Britton）所写的《中国报刊》（The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和日本人曾我部静雄所写的《支那政治习俗考》一书中有关中国报纸历史的部分章节。白瑞华曾任燕京大学新闻系教授，他的这部《中国报刊》出版于1933年，是外国人写的有关中国新闻史的第一部英文专著。其中有关外国人在华办报的部分，引用了很多英美传教士和在中国从事办报活动的外国人提供的第一手资料，论述十分精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国报学史》的不足。曾我部静雄的那部书，则翻阅和利用了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引用了很多当时还不曾为国内新闻史研究者注意的有关中国古代报刊的珍贵资料，对中国古代封建官报和民间小报，特别是宋代邸报和小报的历史，作了较为深入的开掘，同样也弥补了《中国报学史》的不足。

第二阶段起于1949年，止于1978年，即从南京国民政府迁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前近30年的这一段时期

这也是中国新闻事业史的研究工作全面展开的一个时期。

这一时期的中国新闻史研究工作，海峡两岸同步进行。大陆方面的研究重点，为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中共领导的革命和进步报刊的历史。50年代初期，以中共中央党校新闻班为基础，联合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一部分教员，共同编写了一部《中国现代报刊史》讲义，着重介绍和论述了五四运动以后至建国以前的近30年的革命和进步报刊的历史。1962年，复旦大学新闻系编印出版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闻事业史讲义》，1966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编印出版的《中国新闻事业史（新民主主义时期）》，则是高校的教师以这部讲义为基础，根据教学需要，各自重新编写出来的。中共从1921年建党时起，就十分重视办报活动。在历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及抗日战争时期，都创办有不少报刊，为抗日战争和民主革命的胜利作舆论上的鼓吹，在社会上曾经起过重大的影响，而这一部分报刊的历史，过去还不曾有人研究过，也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这几部讲义和教材的出版，弥补了中国新闻史的这一空白，对中共报刊史研究的进一步开展，具有重大的意义。此外，这一时期还出版了一批带有资料性质的新闻史参考用书，如《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中国现代出版史料》，及阿英的《晚清文艺报刊述略》和徐忍寒的《申报七十七年史料》等。与此同时，一些新闻业务报刊和文史刊物上也发表了近150篇有关报刊史的文章。其中，李龙牧所写的有关《新青年》和《每周评论》历史的文章、丁树奇所写的有关《向导》历史的文章，以及王芸生、曹谷冰合写的有关《大公报》历史的文章，吴范寰所写的有关《世界日报》历史的文章等，都有一定的影响。总之，这一时期的报刊史研究，特别是中国报刊史的研究，是有成绩的，但是受“左”倾的思想影响，开展得还不够深入。一般地说，对中共党报以外的同时期的其他类型报刊历史的研究不够。中共党报史中，对党报史的人物活动和报刊业务活动的研究不够。新闻史的教学与研究也还没有得到普遍的重视。

这一阶段，台湾方面的新闻史研究工作也有很大发展，累计出版的新闻史方面的各类专著不下30种，主要的有曾虚白主编的《中国新闻史》、赖光临的《中国新闻传播史》、朱传誉的《宋代新闻史》和《报人报史报学》、冯爱群的《华侨报业史》、陈纪滢的《报人张季鸾》《胡政之与大公报》等。其中，曾虚白主编的《中国新闻史》，曾经接受美国亚洲协会的资助，由“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等单位的近10位研究人员以协作方式共同完成。从开始规划至完稿付印，历时5年之久，全书共17章70余万字，是戈公振《中国报学史》问世以来出版的又一部内容较为详备的有关中国新闻史的通史性质的专著。朱传誉的《宋代新闻史》，充分利用了保存至今的宋代文献资料，开掘较深，是戈公振《中国报学史》问世以来出版的唯一一部专门研究古代报刊历史的专著，也是一部有关中国报刊历史的断代史性质的专著。冯爱群的《华侨报业史》，则是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问世以来最先出版的一部有关华侨报刊历史的专著。此外，台湾出版的《报学周刊》《报学半年刊》等新闻学刊物和《传记文学》等专业刊物上，也刊有不少有关中国新闻史和中国新闻史人物的文章。这些专著和论文，相当大的一部分是作者精心研究的成果，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少部分虽因作者的政治立场不同，带有偏见，但所汇集的资料，仍有参考价值。一般地说，这一时期台湾出版的这些专著和论文，在中国古代报刊史的研究、华侨新闻史的研究和个别近代报刊报人历史的个案研究上，有较高的造诣，可以补内地新闻史学者的不足，为后者提供一定的借鉴。在现代、当代新闻史的研究，特别是当代内地新闻史的研究上，则因观点分歧，又缺少足够的第一手资料，明显不足。

这一阶段，国外的新闻史研究工作者有关中国新闻史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方面的成绩主要来自日本的学者，其代表性著作有牛岛俊的《中国的新闻》、小野秀雄的《中共的新闻》和《台湾的新闻》、藤田正典的《中国共产党新闻杂志研究》、小京忠吾的《中西之交流与邸报》、小野信尔的《民吁报的斗争》、小野川秀美的《民报索引》和足立利雄的《中国报纸史研究》等。其中，小野信尔的《民吁报的斗争》引用了不少曾对清朝政府和上海租界当局施加压力，对《民吁日报》的被封起了直接影响的日本外务部的档案材料，对研究同一报刊史的研究工作者，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小野川秀美的《民报索引》，则对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及其增刊《天讨》《莽苍园文稿余》和附录部分的全部名词，包括人名、地名、书名、篇名和各种专有名词，作了十分详细的注释和索引，按笔画排列，注明号、页、行，并且附有《民报解题》《人名检索表》和《欧汉译名对照表》等。全书分上下两巨册，内容十分周详。为《民报》史的研究，作了大量的先遣工作。为了编写这部书，小野川秀美从1960年起到1972年止，花了近13年的时间，工作异常勤奋。一个外国人，对中国新闻史的研究能够下这么深的功夫，是十分令人钦佩的。

第三个阶段从1978年到现在，是中国新闻史的研究空前繁荣的时期

这一阶段，由于党中央执行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政策，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休止的政治运动，在学术问题上贯彻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学风，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工作有了迅猛的发展。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新闻史教学与研究工作者的队伍扩大了。“文化大革命”以前，从事新闻史教学与研究的只有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少数几个大学新闻系或新闻专业的教师和个别的新闻史研究工作者；总数不过二三十人。“文化大革命”期间，大学的新闻史课程停开，这一支队伍也基本上改了行，新闻史的研究工作陷于全面停顿状态。直至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一煮鹤焚琴的局面才宣告结束。1978年起，首先在几个老的大学新闻系中恢复了新闻史课程，到1990年止，已有近50所大学的新闻系或新闻专业开设了中国新闻事业史课程。1978年以后，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新闻系相继招收新闻史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同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新闻研究所，开始组织力量从事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并招收新闻史方向的硕士研究生。1985年以后，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新闻系又开始招收新闻史方向的博士研究生。这些措施，为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增加了一大批骨干力量。此外，1980年以后，北京及各省市自治区纷纷成立新闻学会和新闻研究所，并在会所的领导下，设置新闻史组，组织会员从事新闻史方面的研究。其中仅首都新闻学会的新闻史组，就有近40名成员，全国各新闻学会的新闻研究所也都有专人从事新闻史的研究。以上种种，使新闻史的研究工作者队伍迅速扩大，到1990年止，累计已接近500人。

其次是出现了一大批丰硕的研究成果。1978年以来陆续出版的中国新闻史教材和专著，举其大者有《中国古代的报纸》（方汉奇）、《中国古代报纸探源》（黄卓明）、《中国近代报刊史》（方汉奇）、《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尹韵公）、《中国新闻事业简史》（方汉奇等）、《简明中国新闻史》（丁淦林等）、《中国新闻业史》（梁家禄等）、《中国新闻事业史》（丁淦林主编）、《中国新闻事业史》（谷长岭、俞家庆）（两书同名，前者为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教材，后者为全国电大教材）、《中国新闻史》（王洪祥等）、《中国新闻事业史稿》（李龙牧）、《新华日报史》（韩辛茹）、《中国广播事业简史》（赵玉明）、《中国人民军队报刊史》（黄河、张之华）、《邓拓传》（顾行、成美）、《范长江传》（方蒙）、《戈公振年谱》（洪惟杰）、《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等50余种。其中有通史，有断代史，有专史，也有新闻界人物的传记。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一批像《新闻研究资料》《新闻界人物》《新华社史料》《广西新闻史料》《天津新闻史料》《武汉新闻史料》《成都报刊史料专辑》《重庆报史资料》等这样一些以“新闻史料和新闻史料研究为主”的定期和不定期的新闻史方面的专业刊物，累计发表的有关新闻史的各类文章（包括论文、史料及回忆录）近4 000篇。其中仅《新闻研究资料》一种，从1979年创刊至1992年底，就出版了58期，发表了有关报刊史的各类文章近1 100多篇，1 300余万字。因为端正了思想路线，克服了“左”的影响，树立了实事求是的学风，这些文章的质量，也有明显地提高。

最后是新闻史的研究活动全面展开，空前活跃。除通史、断代史、编年史以外，某一部分的新闻史、地方新闻史，以及个别报纸、刊物和新闻界人物历史的研究，这一时期也都有专门的班子或专人在分头进行。拿某一部分的新闻史的研究来说，中国共产党党报史、中国国民党党报史、中国广播电视史、中国军事报刊史、中国企业报刊史、中国铁路报刊史、中国通讯社史，以及特殊门类的各种新闻史的研究工作，均有专人进行，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中央广播电台简史编写组编写的《中央广播电台简史》、郭镇之的《中国电视史》、姚福申的《中国编辑史》、胡太春的《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徐培汀、裘正义的《中国新闻学术发展史》、方积根、胡文英的《海外华文报刊的历史与现状》等，就是其中较为突出的成果。

盛世修志。这些年来，随着各省市地方志编写工作的蓬勃开展，地方新闻史志的研究和编写工作，也有了很大的进展。不少省市都建立了专门的机构，组织人员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成为新闻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军。湖南报刊史和湖南省志的编写工作同步进行，启动最早，已经写成初稿，正在做进一步修改。湖北和武汉地区的报刊史研究工作者，为了编写省市新闻史志，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对省、市内历史上的近千种报刊进行了调查，积累了数以百万计的文字资料，写出了大量的论文和专著。其中，孙东海、戴叔圭主编的《襄樊报业志》，张学知、李德林主编的《武汉市志新闻志》，刘望龄的《黑血·金鼓——辛亥前后湖北报刊史事长编》等，均已公开出版。浙江省新闻史志的编写工作，也进展得比较快。已经完成的有《浙江新闻简志》（吴士圣）、《萧山新闻志》《绍兴市志新闻篇·报刊章》《杭州报刊史概述》（徐运嘉、杨萍萍）等。后一种已公开出版。黑龙江省新闻学会负责的黑龙江地方报刊史的研究工作，已经完成了部分初稿。此外，北京、上海、天津、吉林、陕西、河南、河北、山西、四川、广东、广西、新疆和张家口等省、市、自治区的地方新闻史研究工作和香港地区的新闻史研究工作，也正在积极进行。《北京妇女报刊考（1905—1949）》（姜纬堂、刘宁元）、《上海近代报刊史论》（秦绍德）、《太岳新闻事业史略》（徐一贯等）、《当代广西新闻事业》（周中仁）、《广东革命报刊研究》（广东省和广州市新闻学会）、《肇庆报业史略》（范步遥）、《香港报业春秋》（钟紫）等，就是其中一部分成果。

重要报纸刊物历史的个案研究工作，这一时期成绩十分显著。除《新华日报史》外，已经出版的还有朱民编著的《大众日报五十年》，马明华等编著的《东北日报简史》，夏衍、杨奇等合著的《华商报业史话》，广西日报新闻研究室编辑、夏衍等合写的《救亡日报的风雷岁月》，文汇报报史研究室编写的《文汇报史略》，张林岚编写的《新民晚报四十年》，张天来、梅詹益等人合写的《光明日报四十年》，廖井丹等人写的《战斗的号角——从〈抗战日报〉到〈晋绥日报〉的回忆》等。晋察冀日报史学会编写的《晋察冀日报史》，已经交付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主持的延安《解放日报史》的编写工作，也即将完成。其余如《大公报》《立报》《申报》《新蜀报》《时事新报》《盐阜大众》《健康报》《大连日报》等近百种有影响的报刊的历史，也都有专人分别进行研究，写出了一些有分量的文章，出版了一些文集。其中以《申报》史的研究工作开始最早，投入的力量最大。上海新闻学会还特地成立了一个《申报》史编写组，对这个1872年创刊，1949年停刊，历史悠久，影响深远，内容丰富的老报纸的历史，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已完成部分初稿。《人民日报》史的编写工作，也在积极进行中，作为先遣工作，已经编辑出版了一部《人民日报回忆录》。

新闻界人物——一些著名报刊活动家、著名报刊政论家和名记者的研究，过去是一片空白。1978年以后，也有很大进展。经《中国新闻年鉴》“中国新闻界名人简介”专栏以列传方式介绍过的中国历史上的著名报人，到该年鉴的1991年版为止，累计已达1 217人。经《中国近代名记者》《中国当代名记者小传》《新闻界人物》等书刊详细评介的名记者，累计已达100余人。个别名记者、名报人的传记，如史量才、张季鸾、赵超构等人的传记，也已有专人着手编写，其中旭文编写的《邵飘萍传略》已经出版。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42年，建国以来的这一段新闻历史急待总结，当代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工作也开始受到重视。第一部记录建国40年以来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报刊发展历史的专著《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已经完成，即将由新华出版社出版。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正在进行中的多卷本《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的编写工作。这部通史从先秦两汉一直写到当代，上限起于公元前3世纪，下限止于1990年，时间跨度达2 200年。内容以报刊为主，兼及通讯社、广播、电视、新闻摄影、新闻纪录电影、新闻漫画、新闻广告等新闻事业的多个领域，范围则包括内地、港澳和台湾。全书共25章，180万字。这部多卷本通史开始规划于1987年，当年即被中国社会科学基金会列为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项目。经过近5年的经营，业已接近完成，将于近期内陆续出版，第一编（含第一章至第七章）约70万字，已经发排。这是一部有关中国新闻史的鸿篇巨制。它的问世，必将对中国新闻史的研究，起重大影响。

这一阶段，台湾的中国新闻史研究工作也有很大进展。李瞻的《中国新闻史》，赖光临的《中国近代报人与报业》《七十年中国报业史》，朱传誉的《先秦唐宋明清传播事业论集》，陈孟坚的《民报与辛亥革命》，陈纪滢的《抗战时期的大公报》等，都是这一时期出版的。李瞻的《中国新闻史》是一部有关中国报刊历史的论文集，收集了近期发表的台湾报刊史研究工作者的有关论文近30篇，对清末的京报、述报、苏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国民党中央直属党报及立报、扫荡报、前线日报、中美日报等报的历史，都有较深的开掘。朱传誉的《先秦唐宋明清传播事业论集》，则是他个人的报刊史论文集，所收论文，对唐以后的邸报、宋代的小报、明清的报房及塘报等古代报业的历史，做了进一步的探讨。论证绵密，提出了不少精辟的见解。二陈的两部专著，同属于对历史上著名报纸的个案研究。其中，陈孟坚的那一部，分上下两册，共1 518页，近百万言，是研究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历史的最为详尽的一部专著。和大陆这一时期的新闻史研究工作比较起来，台湾的研究成果有独到之处，但研究工作者的队伍相对较小，研究的面也不够宽。新闻史的教学工作，在高等院校中也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外国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工作，这一阶段也有所发展，涌现了不少可喜的成果。不少国家的研究生，把中国新闻史的一些待研究的课题，选作自己的学位论文题目，如哈佛大学博士生汪康禄岛（Lutao Sopllia Wang）的《中国近代旧报人与中国的政治文化》，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远东历史系博士生穆德礼（Terry Narramore）的《中国报学史与企业报纸之发展》（1925—1937年），苏联卢蒙巴人民友谊大学的副博士生谢尔盖耶夫的《从邸报到人民日报——中国报纸2000年》，日本创价大学硕士生原田繁的《从新华日报看当时中国的言论自由》等。这些论文均已通过答辩。其中，谢尔盖耶夫的那一篇，已作为专著在莫斯科出版。目前他正在进行中国民主党派报刊历史的研究，准备以《中国民主党派报刊史》为题，进行博士论文的写作。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新加坡学者这一时期完成的两部专著：卓南生先生的《中国近代新闻成立史》（1815—1874年）和王慷鼎先生的《新加坡华人报刊史论集》。前者已有日文版，出版于1990年，即将在台湾和内地出中文版。这部专著根据作者在海外搜集到的大量第一手材料，对19世纪在南洋群岛及华南沿海一带创办的近代化中文报刊做了深入的研究，订正了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及近年出版的中国新闻史专著及教材中的不少失误，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后者出版于1987年，内容涉及近代华侨在海外的办报活动，对中国近现代新闻史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以上三个阶段的情况表明，戈公振《中国报学史》问世以后的60多年以来，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工作有了很大的进展。其中，尤以1978年以来的14年，发展最快，成绩最大。目前，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工作正逐步向纵深方向开拓前进，队伍的日渐扩大，前景十分喜人。

为了推动中国新闻史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发展，今后还应该注意抓以下几点：

一、加强重点报刊、重点广播电台、电视台和通讯社的个案研究

对历史上曾经起过重大影响的新闻单位和新闻工作者，应该逐个进行个案研究。有了较深入的个案研究，才能进行必要的定量定性分析和面上的综合概括。这一类研究，近年来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但还有不少缺口，还有不少课题有待研究工作者继续探讨。只有个案研究的水平提高了，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整体水平，才能得到提高。对于年轻的新闻史研究工作者来说，从个案研究入手，也较易出成果，较之泛泛的面上的研究更有价值。

二、重视新闻史资料的积累

搞新闻史离不开有关的史料。没有必要的史料，新闻史的研究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是难乎为继的。当前的新闻史研究资料的积累工作，应该包括原始报刊和有关档案资料的积累，也包括图片、录音、录像、缩微等现代化资料保存手段的积累。应当敦促和鼓励从事过新闻工作的老新闻工作者，把自己亲身经历十分熟悉的那一段历史，用专著、回忆录、论文、札记等方式写下来，以便把这些材料留之名山、传之后人。新闻史的研究工作者，也可以根据已经掌握的线索，对他们作一些必要的专访。新闻史研究急需的报刊原件和文献文物资料的搜访、征购、收藏、影印、复制等项工作，也应该加强。在新闻史资料缺口很多、深虞匮乏的情况下，我们希望各个新闻史资料收藏比较丰富的单位和个人，互通有无，互相开放。能够外借复制复印的，尽量地互相提供方便；能够结集出版的，尽快结集出版；使分散在各处的珍贵资料，成为新闻史研究工作者共同的财富。

三、加强新闻史研究工作者之间的协作

首先是国内各地区各院校各研究部门的新闻史研究工作者之间的协作。这方面的工作近年来有很大进展。已经结束和即将结束的《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和《中国新闻事业通史》这两个研究项目，就都是以协作的方式完成的。后一个项目共有24个单位的47名新闻史研究工作者参加，在如何协作完成研究课题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中国的新闻史研究工作者历来有互相协作的好传统，同行之间是战友，不是冤家。这一好的传统，应该继续发扬。其次，是海峡两岸新闻史研究工作者之间的协作。这方面的协作，近两年来已有所开展，除了互赠图书资料、交流研究成果之外，还在某些研究课题的协作问题上做了一些尝试。如国内出版的《中国新闻年鉴》“中国新闻界名人”栏中有关台湾新闻界名人的传记材料，从1990年版起，即开始由台湾新闻史研究工作者负责提供。海峡两岸收藏的历史报刊和新闻史资料，各有缺口，互为短长，协作对双方都有利。最后，是海内外中国新闻史研究工作者之间的协作。海外的中国新闻史研究工作者拥有使用海外各图书馆收藏的孤本珍本中文报刊资料的便利，在个别的中国新闻史的研究课题上，有一定的优势。加强海内外中国新闻史研究工作者之间的协作，互以所长，相补所短，将有助于整个中国新闻史研究水平的提高，促进这门学科的进一步繁荣。

经过几代中国新闻史研究工作者的努力耕耘，中国新闻史这块园地已经姹紫嫣红，春意盎然。目前这门学科正处在枝繁叶茂、欣欣向荣的黄金时代。让我们每一个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工作者，都为它的茁壮成长而欢呼，为它的进一步繁荣，做出自己的无愧于前人的贡献吧！

（刊1992年第59辑《新闻研究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