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重要奠基者

叶显恩

业师梁方仲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中国经济史学会、清华大学历史系和中山大学历史系在广州联合主办国际学术研讨会，隆重纪念方仲师百年诞辰。值此之际，方仲师的哲嗣梁承邺研究员撰写的《无悔是书生——父亲梁方仲实录》一书完稿，我有幸先读为快。奉读之余，不胜感慨系之。承承邺兄嘱为本书写序文，我欣然写下如下的感受和看法，以就正于广大读者。

方仲师逝世后，他的同事、朋友、弟子以及学术界的同仁，已经先后发表一系列的纪念文章，对他的一生的学术生涯、学术成就，做了追忆、评论。承邺兄是我读武汉大学本科时的同学，是一位造诣深、贡献良多的植物学家，原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所长。他撰写的《无悔是书生——父亲梁方仲实录》一书，较全面地展现了乃父一生的学术授业生涯。本书传主的活动内容，几乎都属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范围。名人子女的回忆录的可靠性问题，素来备受争议。为此，本书的取材，几乎都引用书面材料，足以佐证传主走过的道路及其业绩。从此可见，本书非属亲情的回忆录，而是作者利用家藏的档案，并广泛搜集有关资料，耗费了巨大的精力与工夫写成的纪实传记。不难看出，作者尽量避免做主观评判，只是述而不作，有意采用纪实方式来叙述方仲师一生走过的起伏跌宕的道路和取得的业绩。

作者将传主置于当时国内外史学界的大背景下，以翔实丰富的资料来说明方仲先生的学术造诣及其在国际汉学界的地位和影响；论述了他在构建中国经济史学科中所充当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也描述了他的家学渊源，为人处世，以及在民族危难时的政治热情和文革期间的蒙冤罹难，从中可使读者看到当时知识分子的心态和际遇。不仅要读者知道他做了些什么，同时也让读者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做。尽量罗列史料，让史料说话，使学术界一些敏感的事件得以还原呈现。因此，我认为本书具有学术价值，可供专业研究人员和爱好史学的读者参考。对从事学术史研究者，尤其具有参考价值。

冲破家庭牢笼，走自己的道路

方仲师（1908—1970）出身于仕宦书香世家，出生地为北京。1911年底随父回归故里广州。其父为他命名嘉官，号方仲，显然期望他智圆行方，赓续仕宦家业。他自幼受家学熏陶，奠下深厚的国学根基，擅长文章诗词。他既受传统文化的浸染，又受“五四”运动新思想、新文化的激荡，身处新旧思想缝隙间。以他的家庭背景，走官宦道路当是轻车熟道，也是先辈所期待的，但他一出生，科举已经废除，做官也是为他所轻蔑，不屑为之。未来之路，究竟在何方？

方仲师自做抉择，自选方向，走自己的路。自幼拒用“嘉官”之名，坚持以号“方仲”行世，显示其具有叛逆的性格。他抵制家庭只读四书五经与古文、不准入洋学堂的旧规，坚决北上求学，以求新知。1922年五六月间，他回到出生地北京，先上汇文小学三年级，继而跳级进萃文中学，后又转入北京崇实中学，皆系教会学校。1925年，“五四”运动爆发，反对帝国主义的浪潮汹涌澎湃。由于美国长老会主办的崇实中学校长（美国人）动手打学生而引发师生的愤怒，先生抛弃在该校的一年学籍，毅然转入天津南开中学，以示抗议。1926年9月，先生以高中一年级的学历考入清华大学农学系。他认为中国自古“以农立国”，沧桑世变，皆与“农”有关，入清华选农学系，源自于此；因农学系被取消，转入经济系，也是为了研究农业经济，以实现其宿愿；入清华研究院后，选定“明代田赋史”为研究论文，也与此有关。

方仲师1930年从清华经济系毕业，继入清华研究院，1933年毕业，得经济硕士学位，1933年冬，入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方仲师的学术生涯自此始。

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农村、农业、农民问题（即所谓“三农”问题，时至今日依然是有待解决的问题），其国民经济基本上是农业经济。方仲师终生的学术研究课题正是着眼于农业经济，围绕着“三农”问题而展开的。他所着力探究的田赋、户籍、人口等课题，以及由此而牵涉的银矿、白银、驿运、番薯的输入、预备仓、食货志研究、土地制度与利用等等问题，无不直指“三农”问题，旨在以此为基础构建中国社会经济史。他对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应当说是潜心矢志，从未动摇，耗费了毕生的精力而无恨无悔。

方仲师坚持自己选择的道路：以研究农经为职志，钟情、陶醉、献身于学术与授业，“不以私自累，不以利烦虑”，书生清高之节，始终如一。

为创建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筚路蓝缕，奉献终生

刚步入学术界的方仲师，是一位满腔热血、富有朝气、充满激情的青年学者。他攻读的是经济史，服务的单位是北平社会调查所（后并入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社会调查所和合并后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皆由陶孟和（1887—1960）担任所长。陶氏是“中国最早的专业社会学家”，是中国社会学主要创始人。方仲师是陶氏门徒，一直为陶氏所赏识，且得到加意培养，寄意“成璧”，这是方仲师将经济学和社会学结合之始。他一生的学术实践，都致力于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创建、拓展。20纪30年代前中期，方仲师撰写的一系列著作，如《明代鱼鳞图册考》、《一条鞭法》、《明代黄册》等，为中国社会经济史学起到开拓性和奠基性的作用，赢得国内外学术界的赞誉，被称为“明代社会经济史专家”。

为了推进这一学科的研究，方仲师与志同道合的吴晗、汤象龙、罗尔纲、谷霁光、夏鼐、朱庆永、刘隽、罗玉东和孙毓棠等10人发起“史学研究会”，于1934年5月2日在北京宣布成立。尔后，张荫麟、杨绍震、吴铎、李埏、王崇武、缪鸾和等先后加入。“史学研究会”提出三大主张，即：一、研究“整个民族”为主体的“社会变迁史”；二、先有“专门的研究，然后才有产生完整历史的可能”；三、注重史料搜集，“没有大量的历史资料，是不可能写出好的历史的”。这些主张在当时是振聋发聩的声音，今天看来依然是我们所追求的目标。以上提及的“史学研究会”的成员，后来都是学术界某一方面杰出的专家。

1944年9月，方仲师应聘前往美国哈佛大学作为期两年的研究，1946年9月转往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当时，哈佛的阿歇尔教授和伦敦大学的托尼教授（1880—1962）都是负有盛名的经济学家。阿歇尔是生产力（生产技术）决定论者，而托尼则相信经济的发展是历史变迁的主要动力。与这两位学者接触、切磋学术后，方仲师对阿歇尔的理论并不欣赏，而对托尼的许多学术观点，或有认同或则相近。托尼是他在伦敦大学学术研究的指导者，方仲师自认受托尼“启发不少”。

托尼是费边学社的创始人之一。他的《16世纪的土地问题》、《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和《乡绅的兴起》等都是社会经济史的著名论著。托尼研究的不是纯粹的经济史，而是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交叉史。这正是方仲师与之见解近似之处。

方仲师重视历史文献的搜集、整理和考辨，视历史资料为历史学的生命。资料的搜集，务求其完备。除正史、官书、政书、文集等外，注重搜罗散佚于民间的文书、档案、文物、契约、碑刻等资料。他1934年入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之后，就积极参与清代档案的发掘整理。这批档案，嘉惠学林，许多学者，如汤象龙、罗玉东、刘隽、吴铎、李文治、彭泽益等，都据此选定课题，并取得丰硕成果。方仲师为了掌握更多的史料，总是趁在海外考察、研究之便，尽量利用时间到各国的图书馆去广为搜集。他在日本，曾到宫内省图书寮、上野图书馆、东洋文库、金泽文库、静嘉堂文库、前田氏尊经阁等处，查阅和抄录公、私藏罕见之明代方志、文集以及其他有关资料。《明代一条鞭法年表》一文参考的书籍，就逾千种，其中多罕见版本。资料的翔实和丰富，是方仲师著作的一个重要特色，并一直为学界所称许。

方仲师所写的著作，所作的论断，都是在详尽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做出的，他最忌讳在脱离资料，或没有尽可能多地占有资料的情况下，作漫无边际的推论和臆测。方仲师读他人的著作，不仅注意著者的结论，尤其重视著者所引用的资料。在他读过的书中，每每发现他对著者所引用的资料作了校对，有时还夹有批语。在他看来，原始资料是不能更改的，而结论却可随着资料发掘的不断增多而屡做改变。但是，这些资料也经历着被史家复活的过程。他善于把零散的、似乎互不相干的、不说明问题的资料按时、空、人、事串起来，使它说出话来，呈现出甚至从未被人注意的历史现象。先生之所以注重民间文书、档案和民间俗本、平话之类的资料，是因为愈被视为平常、愈是大量发生的事情，往往为正史、政书所忽略，而这些正是重建基层社会经济史所必需的史料。即使是虚假的资料，通过揭开其背后隐藏的意图、动机，说明伪造者当时的情形，也可获得新的真实史料。

实地调查是社会学的重要研究手段，历来为陶孟和所注重。加盟陶氏主政的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自当以实地调查为学术研究的重要手段，对此，方仲师不仅认同，而且亲身历练。1935年，他就同朱炳南、严仁赓到浙江兰溪县、安徽当涂县进行土地陈报的调查；1936年又与严仁赓往江苏、河南、陕西做地方财政的调查；1939年7月，受陶孟和之命，往四川、陕西、甘肃等省调查农村经济，此行除重点访问延安之外，还在绥德、米脂、榆林、天水、宜川、秋林、城固、西安、汉中等地做了实地调查，先后历时8个多月，搜集了大量有研究价值的资料。

方仲师对当年他参加创办的“史学研究会”提出的三大主张，终生服膺，一直孜孜不倦地追求。他以田赋制度作为国家与基层社会之间的衔接点来研究，正是放眼于中华民族历史的总体，尤其着重于以农民为主体的基层社会变迁史。方仲师视资料为史学的生命，其著作以史料翔实而丰富见长，也正是服膺他和他的学术同仁当年提出的重视史料的主张。至于当年提出的先作专题研究，在此基础上作整体史研究的主张，方仲师也是遵循无误的。他本计划在他围绕田赋史（包括明代以前的田赋史）已写出的专题文章的基础上，先完成《13—17世纪中国经济史》，继而撰写《中国田赋史》，再进而写《中国经济史讲义》，构建他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学术体系。

方仲师不仅对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有奠基开创之功，而且终生为这门学科的拓展、完善作了无怨无悔的奉献。

三部著作，堪为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丰碑

诚如罗尔纲先生所说，方仲师是一位“专攻经济学，而博学多能”的“通人”（罗尔纲《忆梁方仲教授》），但是他的博是为了专，由博而返约。他博古通今，国学功底深厚，擅诗词；他学贯中西，在清华大学、哈佛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研究期间，受过西方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的训练。他眼界高远，视野广阔，他主张学术研究应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局部的研究，应当观照整体。也就是说，对某一历史事件或某一制度，不能孤立地进行研究，要同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联系起来考究。在他看来，各学科间本来存在着互相联系、互相渗透的关系。研究经济史离不开社会史和文化史，甚至同其他学科也有密切联系。没有广博的知识是不能适应专业的研究的。

方仲师著作宏富，他逝世后，中山大学历史系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已经派专人搜集整理遗著，但仍难免有缺漏。中华书局推出的《梁方仲文集》（2008年版），当是收录方仲师著作最完整的一部文集。

我认为《一条鞭法》、《明代粮长制度》和《中国历代户口、土地、田赋统计》三部可称方仲师的代表作，堪为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丰碑。

方仲师先以明代田赋史作为研究目标。与此同时，他对田赋史相关的问题以及明代前后的历史也作必要的关照。在他看来，非如此不能把握明代田赋问题，也不能了解明代田赋问题在中国历史格局中的地位。在对明代田赋史的研究中，他就是先从各个方面作专题研究。于1933年8月在《史地月刊》第8期，发表了《明代鱼鳞图册考》一文。鱼鳞图册，是明代征收田赋的依据。此文除利用《明史·食货志》、《明太祖实录》等基本材料外，还利用大量地方志史料，论述鱼鳞图册的由来、内容和作用并阐述其与黄册的经纬关系，把这一问题推进了一步，得到国内和日本史学界的赞誉。日本东京大学仁井田陞教授称此文为这方面研究的代表作。记得我在1993年访问日本横滨时，横滨大学的鹤见尚宏教授就曾同我谈及当年他读先生此文的感受。方仲师在此文之后，又围绕明代田赋史问题发表了一系列有分量的论文，如《明代户口田地及田赋统计》、《明代两税税目》、《明代的户帖》、《明代黄册考》、《易知由单的研究》、《明代粮长制度》、《田赋史上起运存留的划分与道路远近的关系》等等，都各有创见，为学界所称许。

也许有人会认为，易知由单、两税税目、户帖等是一些小题目，不仅投射面有限，而且对建构总体史意义也不大。从社会效果上看似乎有其一定的道理，因为它不能概括可供借鉴的大范围的经验；但从学术功能上着眼，入手处不妨小，所见及者则不能不大。探讨一个小范围的题目，并从此折射出大千世界，因其功夫扎实，实证的可靠度高，反而更显得接近真实。一代史学大师陈寅恪正是以此见长，其影响随着时光的流逝而弥彰。至于囊括大范围的课题，由于涵盖面广阔，如果不就所涉及的众多问题，一一着手研究，必然以猜想代替实证，或借用他人的成果来拼凑而成，这是为什么通论性的著作，往往学术生命短暂的缘由。先生主张先专题而后的综合研究，正源自于此。对学术成果的评估，主要以其学术价值为依据，而不以研究范围的大小来论定。

方仲师把田赋问题置于国家与基层社会之间的关系来探讨，进而把握明代的社会经济。他以“一条鞭法”为中心，考究了明代田赋制度的变革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关于一条鞭问题便先后发表了《一条鞭法》、《明代十段锦法》、《释一条鞭法》、《明代一条鞭法的论战》、《明代一条鞭法年表》、《明代江西一条鞭法推行之经过》等论文，用力最深。《明代一条鞭法年表》一文，参考的书籍，已逾千种，其中多罕见版本。他在《一条鞭法》一文中，以锐利的眼光，考察了明代赋役制度的变革及其对社会经济演进的影响，指出一条鞭法“可以说是现代田赋制度的开始”，它“打破了二、三千年来的实物田赋制度”，标志着货币经济的抬头，显示出16世纪中国传统社会内部历史发展的趋向。此文于1936年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发表之后，在国内外历史学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次年，在日本被译成日文在《历史学研究》杂志连续刊载。1945年美国太平洋关系学会特约请王毓铨先生对该文进行英文草译，1956年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将《一条鞭法》和《释一条鞭法》（1944年发表）两文合并编译为英文本（经哈佛大学杨联陞教授校正）出版，作为《哈佛东亚丛刊》第一辑刊行。费正清教授为英译本写的“序言”中，高度评价了这一著作开辟历史材料搜集的卓识和分析材料的精细，以及由此所得出的透彻明确的结论。指出“这篇专著是论及明朝后期赋税和劳役系统地改换为以银折纳制度迄今最深入的研究，它对于近代中国货币经济发展的任何研究有着奠基的作用”。在学术界只要提及一条鞭法的问题，就会自然地联想起方仲师。

方仲师对明代粮长制度的研究，也同样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粮长为朱元璋所设，见载于正史。但在文献记载中互相歧异，矛盾百出。先生经过对繁杂混乱的大量史料作条分缕析的详细考订，论证了粮长制度的产生、演变和破坏过程。明确指出明中叶以前，粮长由地方首富，实即绅衿地主充当。其职责，除对所辖粮区赋税进行催征解运外，还负责丈量土地、编造鱼鳞图册，劝诫农耕，在有的地方还兼听理狱，或检举地方官吏不法事宜等，起基层政权的作用。这一制度主要推行于长江流域征漕各省，并不如正史所说通行于“天下”。明中叶之后，随社会经济的变化，粮长改为由农民充当，其性质也由“半官方”的性质转为对农民的徭役。先生还阐明了粮长制与里甲制的关系，粮长制的演变与整个社会经济的关系。关于这一问题，先生前后经历20年的反复思索和研究。经过五易其稿，扩充成一部近十万字的专著，于1957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一出，同样赢得史学界的普遍赞誉。

方仲师的最后一部巨著是脱稿于1962年的《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此书上起西汉，下迄清末，首尾两千余年。对历代户口、土地、田赋分门别类，综合编辑，制成统计表格235份。内分正编、附编、别编三部分。后附有度量衡之变迁、历代户口地升降比较统计图。每表之末有注明资料来源，且多附有详细注释。全书将近百万字。征引书目达325种，其中很多是大部头线装书，其数不下数千卷。李文治先生回忆，这部巨著的图表，早在30年代已开始着手编制。40年代初在四川李庄时，已见先生查阅古籍制表。此书至1961年方脱稿，可见也经历了二十多个春秋。此书提供了经过整理、考订的关于历代户口、土地和田赋的数据，对学术界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每当面对这一部巨著，固然叹服先生的学识渊博，尤其敬佩其锲而不舍的毅力。没有“板凳甘坐十年冷”的精神，是不能完其功的。此书交稿后很快印出清样，原计划于1962年出版。因“文革”十年浩劫，竟拖至1980年才得以问世。遗憾的是此书出版时，方仲师已是墓草久宿，永远看不到、听不到史学界对它的赞誉了。

此书一出，史学界的名家，如杨联陞、全汉昇、佐竹靖彦、傅筑夫、彭泽益、谷霁光等先生，都交口称赞。记得1980年，我作为一个青年学者出席由郑天挺先生主持的南开国际清史学术研讨会，聆听何炳棣教授作报告时，在限定的15分钟内，他竟用了7分钟来称赞先生的学术，对此书尤其赞誉有加。当时我想：先生如果还幸存，如果也在场，他一定会摘下眼镜，含有几分羞涩地笑道：“过誉了，不敢当！不敢当！……”何先生还满怀敬意地在《南宋至今土地数字的考释与评价》一文中称先生为“明代赋役制度的世界权威”。

带着未遂所愿的遗憾，匆匆走了

方仲师的一生，可谓是为学术而生，为学术而死，是一位对学术执著追求，一丝不苟的儒雅学者。他忠诚于自己的专业，孜孜不倦，把一切无私地奉献给自己所追求的学术。他识见太高，追求的目标自当远大。他本着先专题而后总体史的研究途径，逐步拓展其研究，以求最终建立其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体系。

可惜天妒英才，解放后，先生在绵延不断的政治运动的缝隙中苦心孤诣，夜以继日，力图在有生之年，完成自己理想的目标。经过三四十年代的四方求索和积累资料，五六十年代，先生的学术人生，正当展开。谁料“文革”十年浩劫，“反动学术权威”、“为三反分子吴晗辩护”等罪名，横加诸先生头上，超负荷的承受和折磨，方仲师患了不治之症（肝癌），竟带着未遂所愿的遗憾，于1970年5月18日，以不足62岁的学术英年匆匆离去！留下的是史学界同仁的悲伤与叹息！

流年似水，先生撒手人间已经38个年头了。但先生的音容笑貌，师生相处的情景，历历在目，宛然如昨。我经常想，先生数十年碌碌奔走于国内外图书馆搜集资料，与国内外的同行交流学术心得，学融哲经文史，识贯中外古今，孜孜不倦地上下求索，其目的正是为了实现其理想的目标，写出鸿篇巨制的信史（如《中国田赋史》、《中国经济史》等）。如果没有十年浩劫，如果能给先生一个宁静的环境，他怎会如此匆匆离去！他的理想不是可以实现了吗？

方仲师是一位摆脱世俗功利、特立独行的学者。他的研究始终保持独立自由的精神，不为政治时尚所左右。他反对学术的功利性和依附性。在他看来，学术研究是为了求真而悦学，不是视学为术以取利。因此，其著作并未因时光的流逝而失去其价值，相反，它作为某一学术领域的时代路标，被代代相传，益加彰显。

他的学养、阅历、操守、才智和识悟，造就了他具有国际学术的视野，具有与国际学术对话的资格。我们看到半个多世纪前，他已经与国际上经济学、社会学的先贤对话，进行学术交流。他在很大程度上借鉴或融通了西方的理论，以多学科交叉综合运用的研究方法，为中国社会经济史学作奠基性、开拓性的研究。他的学术既承继了中国史学的传统，在当时也已经与国际学术接轨。

他注重文献资料的记载，也重视通过田野调查搜集散落于民间的各种资料。他曾到浙江、安徽、江苏、河南、四川、陕西、甘肃等省进行田野调查。通过实地调查来验证文献记载，从现实中受启迪，加深对历史问题的理解和把握。时至今日，依然是学术的规范和学术的潮流。在其著作中所体现的学术思想、治学方法乃至学术规范，仍然是后学者得窥学术门径，走学术道路的指针。

在我看来，方仲师这样一个在中国社会经济学界奠基性、开拓性的杰出学者，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威望，应当有不同形式的传记作品出现。关于他的业绩、他的思想、他的精神，需要从不同的场景描绘他不平凡的活动，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他多彩多姿的精神风貌。要通过他反映时代，以他所处的时代来理解其人。他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活动的，他既对当代起作用，又为该时代所制约。既要让人们知道他做了些什么，更要使人们了解他为什么这样做。要再现这位富有学术魅力和人格魅力的先贤之业绩、理想、精神及其丰富多彩的人生。当然，也需要真实与生动，这是传记作品的生命。承邺兄这《实录》已为其他版本先师传记的出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相信日后将证明此非虚言。

2008年11月于广州番禺洛溪海龙湾水如轩幽篁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