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1999年七八月间，有人托我找出先父的老照片，因为家里新老照片堆放一起，颇为零乱，加之诸事缠身，我未克及时履行所托。半年后的2000年春节，有了几天假期，我匆匆买了几本相册，然后将零乱堆放的所有照片来了一次基本清理。随着一幅幅老照片映入眼帘，父亲的音容笑貌连同照片所承载的历史场景，逐一浮现于脑际，特别是见到父亲与其孙松新的一张合照时，我猛然被拉回到“文革”时代的回忆。1966年春夏之际，“文革”正式开始，“吴晗分子”和“反动学术权威”两顶帽子立刻戴在了先父头上，他随即被揪斗，编入了管教队（俗称“牛队”——“牛鬼蛇神队”之简称）受管制教育，历经几年，一直没脱队，身心备受煎熬，健康日益恶化，终于在1970年1月间检查出患上了绝症——肝癌。在“文革”混乱时势下，医疗、生活条件之恶劣当可想见。父亲未能留院医治，只能“蹲”缩在中山大学地窖住所，苦苦在生死线上挣扎。1970年春节期间，在郊区任教的我妻叶秀粦携子松新来中大看望先父母。父亲仿佛黑暗中见到了阳光，欢慰不已，叫松新坐在其病榻前，反复端详，问长问短，频频轻抚之，眼中含着泪花。我夫妇俩都知这可能是爷孙的最后一次见面，预先带着一照相机准备照相留存。由于地窖光线不够强，老式相机无法在地窖内操作，我俩只好搀扶或者说半抱半抬着父亲，将之艰难地移到地窖外的天井（屋檐下）进行拍摄。从照片可看出，穿着厚厚棉衣裤的父亲其时已瘦至皮包骨的程度，他坐在一张老旧藤椅上，用那双衰弱无力的手搭抱在松新肩上，脸上挂起了发自心坎而又艰难露出的笑容。年仅一岁两个月的松新，不谙世事，只感到爷爷的疼爱，怎知道爷爷三个月后便会撒手人世，显露出一副天真可爱，快乐无忧的样子。这幅照片是亲情悲情交织而成的真切历史写照。观此一照，我心潮被猛烈掀动起来，就像冲出了洞闸，不停地泛溢开来，流向父亲的往事和身后际遇之回顾中。抚昔思今，大大加深了我对先父人品、学术的尊敬，也为其对朋友、学生等的关怀与相助所深深感动。适值2000年5月，正是父亲辞世三十周年忌日，又想到再过八年便是其100周年诞辰，更知外间将有撰文或筹开纪念会之举。作为儿子的我，有责任及早作出相应的准备，提笔写文怀念先父和感谢友人的一种创作冲动骤然而生。

梁方仲生前最后一张照片

写什么？如何写？这是我脑子里经常盘旋的问题。为此，在头几年里，我经常利用休息日和工余时间跑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广州图书馆以及中山大学图书馆等处，查阅关于父亲生平和评价以及其论著被引用参考情况的书刊资料，目的是了解对先父研究的进展和存在问题；另一方面则尽力从父亲遗物中或其友人处觅寻可供撰写生平或评价贡献的有关资料。通过几年的查寻，已获这样一批资料、信息：

甲、介绍先父生平的小传（传略）在海内外至少已有十余份（包括有我参加署名的1—2份），不过其篇幅都很小，多数在数千言之间，最长者也仅万余字。各文内容基本上大同小异且有疏漏或偏单薄之感，这是受当时资料所限，不足为怪。

乙、对先父治学授业上的贡献，包括研究规范之树立，治学方法的运用及其特点，研究成果的开拓性、奠基性诸方面，有了不少的评述。然而迄今为止，这些评述较为分散，不很方便读者与研究者的阅读参考。

丙、搜集积累了一批外间未见到或略有所闻但知之不详的有关资料，其中有：

1．父亲一批未发表的遗作，包括讲义、读书笔记、论文、少作、译作和诗词、杂文等。

2．“文革”劫难后幸存下来的一些父亲与友人、机构来往函件以及字画。

3．父亲1957—1969年案头日历记事（缺1960年）。

4．父亲于“文革”及其他政治运动中所写或与之有关的若干材料（底稿或复写纸稿），其中包括有：（1）自传（1949年前之履历，为“文革”中被勒令而写的交代与自我批评书）；（2）“文革”中所写的交代、检讨和回答外调之材料（皆复印纸稿），其中含一些专题性的，如抗战时期西北农村土地调查、研究生培养，教材、讲义撰写，与吴晗等关系之类；（3）《与梁方仲先生谈红专问题——大字报选集》（中山大学历史系编，1958年6月）等等。

在“丙”类材料中，“1”、“2”、“3”项无疑对于了解与研究先父生平以及与之相关的其他问题（学术组织、学人交往、学术史等等），深具参考与使用的价值。对于“4”项材料，由于它们属不正常状况下的产物，一般不适直接引用，但若做好“去表入里”工作，仍可从中发现许多内存的事实（史实），属不可忽视的有用材料。

依照需要与目前已有之条件，我便下了决心编撰一部较详尽全面介绍先父生平及其治学特点、学术贡献的书。本书之具体目标，首先是，在对先父生平的了解与研究上能补现有文献之不知或知之不详之处，修正某些不确乃至以讹传讹的说法。其次，通过一些原始资料的披露和一些分散零碎材料的搜集综合，既对先父的学术研究特点及其贡献的了解与研究有好处，也可能对有关学术史的认识与探讨，提供某些帮助与思路。最后，与此同时，查照父亲一类学人的治学态度、采用的研究方法以及处事待人态度，对加强健康学风的建设，或许有些促进作用。

如何写此书方面，鄙意认为有两点应清楚交代：一、原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朱杰勤悼念先父文中有一语，云先父“以读书、交友、著述、讲学为乐事”。本书就是以此四点为叙事内容之基本线索，结合父亲生平各时期所处家庭、学校、服务机构和社会、国家的具体情况来介绍其经历，希望内容编排上收到重点突出，眉目清楚之效果，更可突显一个有个性有责任心有创造力的传统知识分子一生风貌及其形成的原因。二、本书旨在为读者、研究者提供可信乃至可用的资料（史料），同时企望在读者范围由“圈中人”向“圈外人”的扩展上做点尝试。撰写时，强调了所述事实要真实可信，言必有据，力戒断章取义，或错读所据之误。写法上采用了多摆事实，适当议论，即使一定要议，也尽可能多用他人和父亲的原话来表述；引文、注释较多且接近完整；文字尽量平实浅白。这样的做法似属必要，也较适合我身份，因为，避后人写先人不客观之嫌，减少非同一领域专业人士撰写时易犯疏漏、失误之毛病，这些问题都必须考虑。这样的写法也有些“无奈”，或许会使部分读者，特别是专业研究者可能感到书中某些部分叙述文字可简约些。本书就是在如此复杂以至矛盾心态下展开撰写的。

1. 朱杰勤《纪念梁方仲教授》，载汤明檖、黄启臣主编《纪念梁方仲教授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