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扎基定向在清华

2—1 清华求学七载

1926年秋父亲以高中一年级学历跳两级报考清华大学，发榜前心里一直忐忑不安，一知榜上有名，惊喜莫名。据统计，清华大学1925年新生录取率为13.27％；父亲报考那年（1926年）考生978人，录取122人，录取率仅12.27％。他报清华的主要原因是：其一，慕清华之名气与深具特色，并看到清华地位正迅速上升。与当时名校相比，清华校龄仅属弟弟辈，其创校时间较之平津地区的北大、燕京、南开、辅仁以及外地的金陵、圣约翰、武大等大学均迟。1911年清华学堂开办后，由于经费较有保障，师资阵营日益强大，新式教育色彩浓厚，办学成绩显著，留洋机会多等多种原因，在较短时间内迅速崛起，跻身国内名校行列，并在国外亦有好名声。其二，他所读天津南开中学是北方乃至全国的著名中等学校，有人称之全国最好之中学，师生水准皆高，该校毕业生报读名牌大学成了一个传统，其中1925—1926年共被清华录取了47人，占直隶（河北、北平）被清华录取者总数96人之近一半。父亲报考清华之另一原因，乃他自幼对清华有印象并密切注视它的发展。众所周知，清华学堂乃靠庚子赔款之退回款而兴办的，而负责向美交涉索回退款以及将退款专用于办学诸事，皆与时任我国驻美公使梁诚有关。梁诚（1864—1917）是广东番禺黄埔村人，是父亲曾祖父肇煌的同村同族同辈兄弟。据家人传述，梁诚早年得以幼童身份留学美国和后跟随张荫桓出使美国，皆曾得肇煌的荐助。梁诚成为职业外交官后仍与我家前辈时有来往与合作，如清末收回粤汉铁路自办运动中，就跟曾祖父庆桂、祖父广照国内外紧密合作，梁诚和梁庆桂曾分别当选为粤汉铁路南段正副总办。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藉梁诚等族人（亲戚）的关系，父亲很小时便把清华这名字深深印入了脑海中，挥之不去。叔叔嘉彬晚年（1992年）曾专门撰文谈此事。

梁方仲于清华园学习时照

清华大学经济系师生合影

父亲曾言，中学阶段他受一好友影响，很早便懂得“民以食为天”的道理和中国长久以来属农业大国的现实，他深信中国农业问题的极端重要性，立下要为中国农业问题的解决出力的志向。因此，他报读了清华大学的农学系。不料，入读一年后，校方以学生不足为由，裁撤了工程、农学、音乐与体育四个系。此时，他要么转去农学很有名的金陵大学，要么转读他系继续留在清华。考虑再三，父亲“舍不得清华那块有名的招牌”（父亲语），一直对北京感情深的家长也反对他转校。第二年开始，便转读西洋文学系，旨在将自己的外语水平提高一步，第三年才读经济系，他认为经济学与国家民生关系密切，农业经济问题当属该系的教学和研究的重要范畴。1928年清华大学法学院仅有经济与政治两系（1932年始增设了社会学系）。1929年经济系之教授有陈总（陈岱孙，院长兼系主任）、李守坤、蔡可选、周炳琳、萧蘧、陈肇彰；政治系的教授包括吴之椿（主任）、浦薛凤、王化成、张奚若、Q．Wright、胡道维等。

大学毕业照

尽管四年读了三个系，父亲1930年秋仍如期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系。适值毕业前一年（1929年）清华决定开办现代意义的大学研究院（Graduate School of Tsing Hua University），1930年首次招生，父亲深感有必要再深造，并得其老师陈岱孙、陈锦涛等之鼓励，决定入读研究院，成为了该院第一届研究生，于其经济研究所继续研读经济学。在此研究院建立前清华尚有另一研究院（The Research Institute of Tsing Hua College）。两者乃在清华不同时期而性质有别的研究院，先父曾撰文专门介绍新研究院第一级的情况。1925年建立，1929年撤销的清华（学堂）研究院，它涉及的修研领域仅国学（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学生来源多不属本科毕业生，主要来自更大比例同等学力的学生，后人为免于混淆于后来（1930年）建立的研究院，将之称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国学研究院在吴宓领导下，聚集了大名鼎鼎的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大导师和著名学者李济等，短短四年中培养了国学学生68人，对中国国学研究建设贡献殊大，影响深远。

很有趣的是我无意间检出了一份父亲手写介绍清华大学研究院第一级的草稿（该稿大概是为校内刊物或墙报、谈话而写），在该稿中父亲从当事者（研究生）角度，以浅白轻松的方式介绍了清华大学研究院第一级之某些具体情况和它与国学研究院（所）的差别。考虑到它也许有一定参考价值，故录下以飨读者：

研究院第一级介绍

提到我们研究院，许多人或者会联想到本校于十四年开办十八年结束的那个国学研究所。在这里我们要声明一下，就是：两者性质是截然两样的。显而易见的分别，举个例来说，他们的年龄平均计算起来至少都有值得我们“以兄事之”的资格——据说他们当中有一两位已经儿女满堂，年近不惑的同学（自然这句话可靠与否，还得考证），但我们的平均岁数，也不过二十二、二十三左右。由此我们研究院至少在同学的年龄方面，便与昔日的国学研究所不同，更不必讲到入学的手续与毕业的期限……种种的分别了。

本院正式成立是在十九年秋季，我们侥幸都算是院的长子。我们这一级同学共有十一人。其中六位是直接从本校毕业后免考入学的，其他五位全是考取的了。考取的同学本来有八位，但有两位没有入学（他们在后一年才入本院），还有一位入了不两个月便因为有所高就就“去而之他”了。考取的同学计南开大学三人、燕京大学二人和本校毕业同学三人。他们都是经过七天十种课目每种三小时的试验，时间时在盛暑，回想起来，真叫不易。

我们十一人当中属于历史学系的四人，政治学系三人，经济学系二人，中国文学及物理学系各一人。说到籍贯北方人只有一人，说到性别女生仅一人，而且说也奇怪，这个女生正便是那位“独一无二”的北方之强者，也叫不易。

按照清华的不成文法，凡大学四年级的同学都自称或被称为老大哥，这样的比例上说起来，我们研究院的同学都似乎应当自称作“老爷”了——不错，以前国学研究所也是有这个尊称的；我们为什么得不着呢？简单的答复，不过就是因为，我们人老而心不老，行为更不老，这可以从各方面看出来：

普通心理学、生理学或人类学告诉我们：年青人与年老人最大的分别，在于前者好动而后者不好动。所以研究院同学老否，即可从他们好动与否去观察之。在用功时期而心猿意马，蠢蠢欲动者，我们当中当然少有；至于课外一切活动，我们的范围就不见得会十分亚于大学部的同学了。学校学生会每次对外的活动，我们总有同学在里面赞助，运动会和其他各种比赛，我们也尽有同学参加（助兴一层更是不用说的了）。图书馆、科学馆固然是我们常在的作息所，体育馆和运动场也是我们时常出没的地方。联络内部感情，我们有级会；增进外面的友谊，我们又有篮球等各种球队的组织。说到玩的人才，我们也不见得缺乏，如几位鼎鼎大名的运动大将如有萧涤非君外，至于中乐西乐，昆曲二簧，也有人能胡来一气。总之：我们是活而静的团体。我们老否，当思过半了。

至于我们能否能以这种长生不老的精神，用于学术上的研究，以谋中国学术的独立（这是本校设立研究院的目的），这固然是在本院同人的努力，但应有待于师长和同学们的指导和督促！

依清华大学的规程，研究院的宗旨在“训练毕业生继续研究高深学术之能力，并协助国内研究事业之进展”。公开招生，修业期初定3年（后遵教育部令改为2年），除专题研究外，第一年得修12—18个学分，第二年6—9学分，第三年6个学分，共24—33学分。毕业条件有四条：1．第二外语合格（按：父亲修德语）；2．历年学分平均合格；3．毕业学科口试及格；4．毕业论文及格。研究生住宿免费，另设研究生奖学金，每名每年320元，有一套严格的招生培养制度。

父亲求学于清华大学七载多（1926年9月至1934年1月），其时正是该校呈现大变化，迅速发展之时期。学校体制和机构变动颇大，1925年设立大学部，1928年学校改隶教育部，1929年设立大学研究院，撤销国学研究院。清华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抗战爆发前，无论在校园面积、学科建设、学生人数、教研设备诸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校园面积由1200亩扩大至2000亩，先是正式成立大学本科文、理、法三个学院，将原先独立的14个系重新调整，裁去了3个系，新增哲学、算术、地理、法律4个系（罗家伦主持时代）。后除加强文、理、法三个学院外设立工学院，该院有原来土木工程系外，增设机械工程系与电机工程系，成立了三个特种研究所（农业、航空、无线电）（梅贻琦主掌时代）。学生人数由1928年的473人增至1934年的888人（1936年为1308人）；教师人数则从1928年的87人增至1934年的216人。这时期的教师阵容也较前期开放，接纳国内其他大学优秀师资，融为一体，显然已建立一个有国际学术地位的学府，优秀的人才与领袖相继由此而出。此间完成了图书馆、体育馆的扩建和生物学馆、博物馆、气象台、化学馆、水力试验馆、机械工程馆、电机工程馆、航空工程馆的新建；改造了发电厂；新建男女宿舍四座及教职员新住宅40所；全校58个实验室和研究室配备优良设施；图书馆藏书由1928年的103914册至1933年的244421册，净增1.4倍。

就办校方针、校园文化建设而言，此时的清华大学秉承并发扬清华学堂的优良传统，贯彻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校训，实施通才教育方针，努力学贯中西，强调清华为学术而生存和贡献社会的理念，鼓励研究问题，要态度认真，谦虚，勉力和敢于争辩，排除“浮夸，宣传，虚声，机会（投机）的心理”，要求守纪律，生活朴素，积极开展营造活跃的文体生活，支持有益的社团活动等等，以上就是多位专研清华校史的方家给我们描绘出当时的清华校园文化的概貌。

20年代后半期至于1937年（抗战爆发），清华的规模、水准与信誉迅速提升到一个新层次，跻身到国内顶尖行列，及至一些科目已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水平。不少人将这段时期称为清华大华最好的历史时期，创造出“在近代中国动荡不安，欲振无力的高等教育困境中，是一个难能可贵的样板”。父亲与其他清华学子幸运地碰上这难得的机遇，沐浴于这阵春风中，从大学到研究生阶段都受到严格的训练与磨炼，在学识增长，研究能力提高，严谨学风和关心社会、国家情操之陶冶等方面获益殊多，终身受用。

2—2 “谨醇益友滋”

2—2—1 相善众师友

“谨醇益友滋”是父亲在清华大学求学时期交友广、好友多的真实写照。“在家有父母，在外靠朋友”是老百姓的经验之谈，“以文会友”是读书人之信条，父亲自幼深受这些传统观念的教育，当成年读书时也难“挣脱”这种影响。二三十年代清华人渗透着民主、平等、自治的生活理念。学生生活既严肃又生动活泼。学校社团活动很发达，内容丰富多彩，包括各级社组织，如清华学生会、政治研究会、戏剧社、文学社、清华乐园、清华周刊社以及同乡会、同学会等等，不下数十个。文体活动更频繁，几乎人人参与。清华之所以社团活动活跃，与该校受美国学校影响大和校方鼓励学生以及教职员于课业之余，从事体育、智育与德育方面的活动之政策很有关系。目的是培养健康、快乐与具有创造力与领导力的人才。父亲算不上这方面特别积极活跃的分子，但也非落伍者。他常打篮球，参加长跑队（皆属级队代表）。诗歌文艺活动，他偶也到场。1930年他曾出任过在校内外皆颇具影响的《清华周刊》的主任编辑。

清华大学第二级（1930年级）篮球队合照（后排右四为梁方仲）

清华这种严肃活泼的校园文化，大大有利于学生间以及师生间的交往和了解，萌生出友谊。父亲生性谨淳，待人热情真诚，有“为朋友牺牲个人利益”的精神（父亲20世纪50年代一份自我鉴定材料里如此评定自己）。在清华他比较熟识的师友不下数十人，且离开学校后彼此间仍有来往乃至互助不断。例如，由于修课与志趣等原因，他与老师陈岱孙、陈锦涛、黄宪儒、吴之椿、叶企孙等接触较多，感情也真；因为爱好文学诗歌，与当时外语系的“清华诗人”曹葆华，戏剧奇才曹禺以及后来闻名于影界的张骏祥相交；缘于文史知识增进的驱动，与国学研究院的王力、刘节、陈守实、徐中舒、萧涤非等有较多交往。此外，基于佩服一些同学追求光明、打破黑暗之精神，与当时政治上活跃的同学李乐（家）光、唐明照、冯仲云、牛佩琮等也不乏交往。大学期间经常来往则有吴达元（外语系）、黄仕林、陈仲秀、丘申文、谢兆芬、张德昌（经济系）、林文奎（地理系），除丘、张两人外，其余皆为广东同乡。同乡缘故，他们与父亲的关系颇像中小学同学那般来往多感情好，有时还到彼此父母家去串门，因而吴、黄、陈、谢、林家人与我祖父、祖母也十分熟络。

清华大学经济系老师陈岱孙赠照

2—2—2 学兄张荫麟

若从私人情谊与学术切磋两者统观而言，父亲在清华的挚友和诤友当推张荫麟和吴晗（吴春晗）。张荫麟（1905—1942），号素痴，广东东莞人，1925—1929年就读清华大学历史系，后赴美国斯坦福大学学习，获硕士学位，1934年归国回母校清华历史系任讲师，不久升教授，后在西南联大和浙江大学任教授，英年早逝，1942年病殁贵州遵义，享年仅37岁。张氏除历史学贡献殊大，于中西文学、哲学亦有精湛研究，名震一时。张氏大学时代已露头角，写出10篇论文，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明史研究方面已取得瞩目的成绩，三十年后著名的机械工程史专家刘仙洲赞叹“他的不少论文直至今天对研究机械创造史仍有参考价值”。张氏博学多才，还是一位闻名的文论家和雄辩家。1923年他未满18岁写了一篇题为《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统的质疑》，直质梁启超。梁氏阅后叹曰：“此天才也！”足观张氏的才思和创新精神以及梁氏的大家风范。在大学期间，他对著名学者顾颉刚、冯友兰、胡适、朱希祖、郭沫若、梁漱溟、陈寅恪等均写有辩论性的文章。惹得吴宓认为张对清华国学研究院出的《国学论丛》的稿子“骂得太过火”。父亲入清华不久，结识了此著名“老乡”，被他的才气和好学勤奋精神所折服，两人很快相熟起来，时常切磋学术问题。父亲曾告诉我，他俩交谈起来热烈认真异常，简直不知时辰。两人有一次在父亲住处，不知不觉谈到半夜，父亲只好催张陪伴他回其住所，路上天黑人静，边走边谈。到了张住所前，谈锋仍炽健，张不欲停话，硬拉先父掉头，再回先父住所继续他们的谈话，直至天边已现鱼肚白。此种情景不仅发生一次。有一次，因谈得太累，张手执未熄香烟，昏昏合眼，致使床被烧着了。张的敏思、好学、博学、锲而不舍的精神与学术造诣给父亲留下深刻的印象，无形中影响了父亲，使父亲后来很注意专家与通人之辩证关系，也帮助父亲树立为学术真理而坚持争鸣的风格。1934年父亲在《大公报》图书副刊上发表的《评陈登元著〈中国土地制度〉》那篇书评，其严肃态度和尖锐笔锋显然有张氏的痕迹，该文正是张氏推荐给《大公报》的。1929年张氏去美国斯坦福大学留学，分手时曾赠手书一扇面给先父，书云：

廿八年六月将之美洲，海上书此为方仲弟留念。白香山诗：

红颗珍珠诗可爱，白须太守亦何痴。

十年结子知谁在，独向庭中种荔枝。

张荫麟1929年赴美留学前赠扇面

1934年张从美国回到清华任教时，两人友谊仍笃。随即张以讲师（后不久升教授）身份参加了父亲等人组织的史学研究会。

1942年当听到张荫麟突然病逝于贵州消息时，震惊悲痛之下，父亲即时书写《哭张大荫麟（诗三首）》，表达了无比沉痛的心情，无限惆怅的怀念：

（一）

兰魄先秋萎，凄其一夜风。

无求贤自负，有好卓能工。

忧国心难死，传书道未穷。

它年文苑传，应为表孤忠^*。

*君生前为《大公报》撰写社论数篇，死后始获发表。

（二）

风靡鸾吪日，孤怀委断琴。

并时谁独健，万马已齐喑。

岂以文章著，无端忧患深。

九原如可作，柯史事堪任^*。

*君欲仿莆田柯氏《宋史新编》义例未成而殇。

（三）

同坐南楼月，疏星向晓残。

野梅香破睡，典雅发幽欢。

苦语探尼采，新笺注纳兰。

鼻酸千古事，指痛百年弹^*。

*著《饮水词笺注》一书，已交商务印书馆付印，“一·二八”之役竟为寇火所毁。

同时，他于张氏辞世后的次年，以《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编辑部名义写了一题为《张荫麟君事略》悼文，纪念张氏。全文如下：

张荫麟君事略

张君讳荫麟，自号素痴，广东东莞人。少歧嶷，读书通大旨。年十六，毕业省立第二中学，考取清华中等科三年级。民国十八年夏卒业高等科，以高第派遣留美，入斯丹福大学，得文学士、文硕士学位。二十二年自美取道欧洲返国，遍历英岛欧陆诸邦。二十三年任清华大学专任讲师，授课哲学历史两系。越二年晋教授。卢沟桥事起，孑身南下，应浙江大学聘，讲学天目山中。旋去，之长沙。二十七年主讲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二十九秋复就浙江大学聘于遵义。教学劬苦，遂婴痼疾，三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竟不起。年仅三十有九（按：实享年为卅七）。君资禀英迈，于文哲诸学靡不窥其奥要，尤邃于史，雅擅为文。生平著述都凡百万余言。壮思泉涌，词锋飚发。其文赡，其辞丽，其识精，故其旨远。理致条达，笔端恒挟情感，誉之者谓新会梁氏以后一人焉。常病国史芜累灏瀚，而时人治之者，或因于挦扯，博而寡要；或侈陈考据，割裂支离，皆为未识其大。思欲钩玄抉精，溯史迹之渊源，探人群之苦乐，进求因果之关系，旁及时空之歧异，而以文化之价值为笔削之准绳。勒为长编，运以冥搜神会之功，驭以镕裁严谨之法，融会众说，整齐异闻，不以一家一隅之史观自囿，使史之本来面目真实层序，灿然复睹。其平居抱负多在是，遗著《中国史纲》其发端也。君哲学思想凡三变：少年笃嗜尼采、叔本华之说，其表见于文史者为奇思苦语，劲骏跌宕，中岁转宗新实证主义，颇亦学《易》，复精研数理逻辑，史学之作亦造平实。乱离以来，潜心宋史，于陆学往往能发其微；病中则又颇爱博格森之直觉论，时复讽籀庄老之言，而史观益趋超放。省君遗著，当可征验。君论议谔谔，喜言时政得失，生民艰虞。愤悱之情，时时呈露不自遏。曾任本刊主编，有《宋史兵志补阙》、《北宋土地分配与社会骚动》数文登载本刊，阐微订讹，甚为学人所称。至其文章志节学术行谊，世论之者已详。今兹仅就见闻所习，摭其崖略，以志哀思。

论曰：自经史殊辙，淹贯维艰，学者之所获遂浅。君以天挺之资，浸淫周秦诸子、宋儒之说，覃心西土名物、理数之旨，镕经铸史，深造自得，用能蹊径独辟，壁垒森严，盖亦一时之俊义也。不永其年，惜哉。

文原载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第七卷第一期，由父亲和陶孟和主编，民国三十三年六月。当期《本刊启事》云：“本刊原设有编辑委员会，除本所研究人员以外，另聘请所外专家张荫麟、吴晗、谷霁光、孙毓棠、朱庆永、夏鼐诸先生担任之，兹因抗战期内，委员分处各地，无法聚会，编辑事宜暂由本所同人负责，诸先生对本刊热诚爱护，贡献良多，合书数语，用志不忘。本刊前任主编张荫麟先生悼于去年秋间病逝，同人等谨撰事略一篇，刊诸卷首，以记哀悼。”

2—2—3 喜交吴晗

父亲读研究院时最知己的朋友是吴春晗（后改名吴晗）。吴氏1931年入读清华本科史学系，两人读不同系，他们的相识实乃得叔叔嘉彬的介绍所致。嘉彬叔叔那时正读清华史学系三年级，他与先父个性颇不相似，为人好动、豪放，爱发议论，爱写文章，学生期间便在报刊上发表不少文章。1929年在系主任蒋廷黻指导下开始对广东十三行的研究。专题论文《广东十三行考》（《清华周刊》三七卷五期，1932年3月）甫出，“师友之间，咸称道之”。吴晗也是一个学生时期爱写文章的，他与叔叔嘉彬同在一系学习，很快便熟络起来，成为好友。1932年叔叔毕业离开清华时，吴晗曾赋长诗一首赠别。

嘉彬叔叔与吴晗结交后，随即介绍后者与先父相识。或许父亲与吴晗都有追求学术的共同愿望，双方性格上有相当程度的刚柔相济，而彼此能充分识识与尊重对方的优点，宽容其缺点，两人便一见如故，很快成为莫逆之交，一生知己。他俩友谊发展之快、之深，嘉彬叔叔为此很感诧异。

两人志趣相投，切磋学问不断，深获相互支持启迪之惠。吴晗曾颇费心思说服先父下决心将其研究生论文定为《明代田赋制度述要》，后来历史证明了这对先父后来很快成为明代田赋史专家是很关键的。吴氏在明代史料上不时给予先父帮助，如《明代鱼鳞图册考》的撰成在资料上便得吴氏之助。下边吴氏一函之影件，也是此方面的一个明证。估计此函写于20世纪30年代上半叶，很可能是为父亲在其《近代田赋史中的一种奇异制度及其原因》（1935年）中解释江南重赋现象其原因之一——政治说而代查资料的。同时，大概亦在同期，父亲专门写过两篇读史札记，题为《户部不用苏松江西浙江人》（二十七年五月三十一日）、《地方官本籍》（二十七年五月廿三日），该两文已收入《梁方仲文集》卷七《梁方仲读书札记》（中华书局，2008年）。

与清华同学合照（左起：黄仕林、吴晗、梁方仲、谢兆芳、谢文通）

吴晗致梁方仲便函

同样，吴晗也在其撰写过程中时与先父切磋，吸收意见。例如对吴氏的《朱元璋传》，先父曾十分认真阅读并提出许多修改意见。

两人在做学问上相互帮助，在生活思想方面也显知己本色。清华求学时期，吴晗经济很困难，学费生活费全赖自筹，还负担其弟妹上学之费用，他工读生的补助和勤快写稿之收入，不足以应付支出。见吴氏如此窘迫，尽管父亲手头并非很宽裕，他总想方设法挤出部分济急吴晗（父亲自谓“一人学费两人用”）。吴晗对先父的友善慷慨很为感谢，铭记在心。经济上这种帮助，其实后来已变成互动式的。父亲曾有如此表述：

1937年春方仲自北平东渡，先严日常费用恒由友人吴晗兄代课接济，先严念之不能去怀，常谓吴君风义，求之古人亦所罕见。去夏方仲将重游首都，先严方撰俪语使媵之吴君，方仲曰今世已不尚此矣，乃中止……

他们在恋爱婚姻问题上也彼此关心。1937年“七七”事变后，先父母在广州匆匆成婚，吴晗当时正由北平取道香港走越南入昆明云南大学任教，闻讯后，他专程到广州为先父母结婚礼当证婚人。而吴晗与袁震之相识相恋以至后来成婚，父亲可谓关心备至，尽了挚友之责。吴晗与袁震之恋爱结合，在如今一些报刊上已作为反抗封建旧礼教，追求自由恋爱，坚持爱情忠贞不渝原则的典型之一。袁震，湖北人，青年时代便与其姐袁溥之一起追随革命家董必武闹革命，遭到当局不断的监视，追捕，其父母遭到杀害。袁溥之1929年底从苏联中山大学回国后从事地下革命活动，被捕并判无期徒刑。哈佛大学毕业的吴之椿（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为袁震的才貌、气质所吸引，产生爱慕之情，他利用关系帮助袁震，使袁震姐溥之判之罪得以由无期减至三年。吴之椿在清华学堂转为大学时（1926年）到清华法学院任教授，1930年时劝袁震由武汉大学转学到了清华史学系。后者念两年后却患上严重的骨结核病，只好停学留医于结核病院，卧床几近一年。吴之椿一直追求袁震不舍，并时常来院看望并欲娶她。袁震虽很感激吴之椿对她姐妹的关心与诸多帮助，碍于志趣等之不同，只能表示“我可以和你结婚，但不会爱你”。吴之椿为此失望至极，遂离清华转至他地任教，临行前专托与之相熟的先父定期常去照料袁震。当时袁震还得到原来同室读书的室友蒋恩钿、杨绛的经常看望与帮助。后来先父离开清华去广州探亲，而蒋氏又因工作关系不在北平时，大家都认为应该有一男性朋友负责照顾袁震为妥。父亲便请求吴晗并将之介绍与袁震认识。吴晗为人既豪放不羁，更忠厚诚笃，极为认真负责地照料袁震，每周都有数次与袁见面交谈，一直到1937年自己离开北平。袁才高貌美，独立自主的精神尤深深吸引了吴晗；而已为著名青年学者而忠厚诚笃的吴晗同样在袁之心目中的位置越变越重。交往多、了解深，两人终生爱情。袁患的是骨核病，出院后仍一直躺床，不能站起，其行动与生活全赖他人，而且医生诊断袁已无生育能力，吴晗对袁仍不弃不离。吴晗之母亲认为儿子若同袁震这样的病人结合，将是吴家一“大包袱”，更是“断后”之大事，坚决反对袁嫁入吴家。吴晗的弟弟以及一些朋友都不解吴的痴情。吴晗因而陷于忠（爱情）与孝（母亲）难两全的矛盾痛苦中。最后，众所周知的孝子吴晗以“袁震有重病，需有人照顾”为由，违抗母命，于1939年10月在昆明与袁震登报成婚。对于吴袁相恋成婚之事，父亲是一直予以鼓励与支持的。1939年9月父亲离开昆明在西北调查途中，曾寄两诗给吴晗，其中一首便是催吴成婚：

再寄辰伯

抗尘走俗慵开眼，金石论交自久要。

尚记须龄同此地，每于明史吊南朝。

十年感旧萍逢踪，一夕相思朝暮潮。

春月祠堂花事好，缓归只恐负良宵^*。

*君家舍下同在昆明落索坡，凭唐家祠而居，其门外建小丘，遍植水蜜桃，君订婚已久，尚未完娶，故此促。

2—3 未忘校事国事

清华园宛如世外桃源一般宁和静谧，这是清华的一面，另一面则由内外一些社会因素所影响，二三十年代的清华又难免出现变动乃至骚动争斗之场面。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清华“三赶校长”之风潮便属一例。1928年南方国民政府的北伐军把奉系军阀赶出了北京，国民政府接收了清华，旋即将清华改为国立大学。罗家伦（北大毕业生，忠实的国民党员）在蒋介石亲自授意下，被安排出任改制后清华的首任校长，罗氏提出“四大化”（学术化、民主化、纪律化、军事化）的教育方针，一上台便积极推行有关改革。由于他的政党色彩浓厚之背景，又非清华出身，改革方案中又有偏颇且显急于求成的等原因，遭到了多数教师和学生的反对，上台二年余便只好下台离校。应当指出，平心而论，现今不少研究者都认为罗氏对清华的发展上贡献良多，功不可没，他是位有抱负有作为的校长。罗走后正值中原大战，北方政府占了上风，阎锡山便派乔万选去接掌清华，殊不知遭到学生们高举“拒绝乔万选”的旗牌的“欢迎”，无法遂愿履任。1931年南方政府重新得势，蒋介石又选派中央政治学校副教务主任吴南轩出掌清华，这又引发了“驱吴”风潮。被清华师生坚拒，吴氏却拟强行入主清华，双方互不退让，事态闹得很大，当局无奈只好将吴撤职。在清华校史上颇有名的这“三赶校长”风潮里，父亲算是比较“积极”的一分子（父亲自谓）。他支持叶企孙、陈岱孙、冯友兰等这些自由色彩重的老师，抗拒官方的决定，其实也是父亲不尚政治、厌恶官场，生怕政客干预学校和影响学术自由的心理在起作用。（父亲在“文革”中一份检查材料所陈。）

校里不平静，国事更显激荡，当时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挑衅入侵我国。大学期间父亲与友人结伴曾往东北旅行，写有诗四首，其中一为：

石峦濯濯路回环，奋臂争登打虎山^*。

纵目烽烟多处望，愿坚众志济时艰。

*至打虎山又须修理，停车半日，因与旅伴数人同登绝顶。

细读这诗后，不难看出先父在记述游踪，欣赏名胜，思索历史之余，着意表述其对东北时局的忧心，“愿坚众志济时艰”之心曲。

1931年“九一八”事件爆发后，全国人民，当然也包括清华师生义愤填膺，反欺侮反侵略的斗争如火如荼地展开。父亲愤然写下一些诗词：

书愤九一八事变

车隐隐，炮隆隆，

隐隐传闻将军仓黄连夜走，

隆隆声是虏炮猖猖急进攻。

何不急走没命宵逃将，

早使授首传辽东！呜呼！

彼罪虽诛尚不容，

彼罪虽诛尚不容。

榆关失守书愤两首

（一）

沈辽血泪尚斑然，又报长蛇荐食前。

九合兵车微管仲^*，百年衽发见伊川。

边关又撤藩篱后，荜路谁通上国先。

始识杞人非过虑，眼前大浸已稽天。

（二）

谁令拱手献雄关，铁案分明定若山。

生聚十年容有待，燕支一夺已无颜。

此时鼙鼓声多死，何日河山旧可还。

会见义师张挞伐，先诛首恶戮神奸。

*时当局乞怜国联调解。

父亲口诛笔伐，更积极与清华的十几个同学道赴保定、定县、石家庄等地进行抗日宣传二十多天。该抗日宣传队由万家宝（曹禺）带队。

在当局政治腐败、国难当头的那个时代，一些热切关心国家命运前途的学生，或是投笔从戎，或是积极从事学生运动。父亲对那些（包括倾向或是加入共产党的）同学求正义、爱祖国的热情，从心底里敬佩；相反对某些尽管学识不错、社交能力强但热衷从政当官，追逐个人名利，盲从当局错误政策的人不抱好感。这与父亲自幼承受的家训和在校所受之教育直接相关。1932年当局军警来清华逮捕同学牛佩琮，未入校门已被父亲和牛的朋友王秉厚所发现，他们马上跑去通知牛，牛得以逃脱一劫，回到了山西。以后两年，牛氏都寄了贺年卡以谢父亲和王秉厚。1933年前后唐明照、关士俊在北平下狱，父亲设法营救并托友人去慰问他们。20世纪60年代唐氏到广州时，曾特地到中山大学寓所看望先父。旧友重逢，畅叙一番。冯仲云是当时清华的中共地下党员，一直被当局密切监视，父亲等多位同学虽然怀疑他可能为中共地下党员，却颇关心其安全，一有当局异常行动的消息，他们会告诉或提醒冯氏。冯氏后来离校失去踪迹，原来去了东北参加和领导抗日联军。1962年，冯参加国家科学技术规划会时曾专门找了当日清华同学冯秉铨、先父等人聚会，畅谈起往事与他后来的经历。后来，同学李乐光（新中国时任北京市统战部部长）下狱时，父亲和同学张锄非（新中国时在上海市中学任教）一起去探问过他。有人说父亲太重感情，其实这是他对为人正直、能舍己为人（劳苦大众）的友人总存敬意，自然会做出关怀的举动。下面一首诗就是这种情感的表白：

送友人出狱归楚中

八年北寺黄门狱，一笑南冠楚调卑。

蛰污潜蛟归大泽，行空天马脱重羁。

汉皋此返无多路，卷土还来有后期。

父老相逢惊痛定，涕余唾骂党人碑。

2—4 矢志学术路

2—4—1 循清华学生之基本走向

回顾父亲一生，他之所以从未脱离学校或科研单位，终生潜心于学术与教育事业，与他入读清华大学极有关系。这段长达七年多的学习经历，是他人生道路上的重要部分。民国期间清华培养的学生后来多数从事教育、科研以及业务性行业，其中成为学者乃至著名学者颇多，比较而言，他们在政坛上所起的作用并不显著。父亲的走向正是那个时代清华学生的主要走向。他坚定终身奉献学术、教育事业的志向。苏云峰曾依1929年至1947年清华和教育部呈报登录的19届本科毕业生名册，一一搜集其生涯经历，制成《清华大学毕业生名录（1929—1947）》，进行详细的统计分析和论述。他还指出清华毕业生在海峡两岸以及国外，多数从事教育与学术研究，长期以来在政治上所起的直接作用不强。至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才出现“中国政坛的清华现象”。

在分析清华教育对父亲一辈学生之影响时，读葛兆光、齐家莹、黄抚萍合编的《学术薪火——三十年代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科毕业生论文选》（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一书后，颇受启发。该书收了11篇论文，各有所长，“不乏上乘之作，其选题之专精，论述之精密为今日大学生所不及”（该书《编后语》）。选编者葛氏写道：

说句实在话，看到这些毕业论文，我产生的第一个感想就是，那个时代的人文社会学科的大学生，初一出手，竟然有如此的水平，这不能不让今天还在教书的老师反省，也不能不使现在号称做学术的人汗颜。

葛氏还说，当时学生论文中有的长达300页，足有十五万字以上，超过十万字者也不乏见，限于篇幅，无法收入他们的《选》书中。

由此可见清华30年代本科生毕业论文水平普遍很高，学生为学术研究的信念之强和劲头之足可窥一斑。至于研究生毕业论文的评估，迄今尚无详析（很可能我未闻见）。苏云峰曾评价清华研究生为：“总之，研究生因精细挑选，人数极少，但个个优秀。”

2—4—2 水到渠成论文出

入研究院有利于学生独立科研能力的获得与提高，更加深了他们为学术而生存的信念。清华研究院与大学本科的要求不同，而研究院中各研究所（系）的课程与论文要求也不尽相同。经济研究所以毕业论文为主，修学分为次，给研究生充足研究时间。经济理论乃必修课，选修课包括会计及商业、经济统计、货币银行、财政与国际经济，从中选两门。父亲的志趣未变，仍主修财政学，研究农业经济及其有关问题，计划以田赋问题（财政学）为中心（切入点）来撰写毕业论文。最初他曾想以现实问题作研究对象，吴晗却力劝他作明代田赋史的研究，反复解释历史研究也可为当前服务，况且学术研究只要有价值便成，不可急功近利，并表示在明史材料上可给予帮助。父亲考虑再三，也自信自己的文史基础足可应付，于是便听从了吴晗的劝告，选定明代田赋史作为毕业论文的主题。

为完成修读课程和撰写毕业论文，父亲竭尽全力，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搜集阅读大量文献资料，经仔细分析综合，终按期交出毕业论文《明代田赋史述要》并顺利通过答辩，成绩优异获得法学硕士学位（考试委员会成员为陈岱孙、萧公权，导师黄冕儒）。该项论文资料详实，内容丰富，涉及明代田赋制度中许多方面，提出了不少新问题新看法。父亲并从论文中抽出部分内容，写了几篇文章于毕业前发表。这包括《明代鱼鳞图册考》（《地政月刊》第1卷8期，1933年）、《明代田赋初制定额年代小考》（《清华周刊》40卷1期，1933年）、《明初夏税本色考》（《清华周刊》40卷11、12期，1933年），翻译了《纽约市制》一书印行（北平立达书局，1933年6月）。据了解，其毕业论文《明代田赋史述要》篇幅逾二十万字，而在毕业前仅拿出其中少部分内容写成三篇篇幅不长的论文发表，由此可看到，在发表文章上，父亲一开始就坚持了审慎负责而追求高标准的原则，不求篇数和每篇字数，采取成熟一篇，发（印）一篇的态度。事实上其毕业论文中的其他内容在其研究生毕业后3—4年内，陆续整理、补充后才分别写成了十多篇论文刊出（见后）。父亲在研究生学习期间还写了一篇近三万五千字的读书札记——《马苏尔经济理论述要》，直至逝世前他一直压着未公开发表。

《明代鱼鳞图册考》从鱼鳞图册之内容，名称之由来，图册之来源，明代攒造鱼鳞图册之经过以及它与黄册之关系等方面，论述明代鱼鳞图册问题。该文一出便获师友同行的称赞，旋即引起日本学者的好评并加以参考引用。日本东京帝大东洋文化研究所仁井田陞称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明代鱼鳞图册研究之代表作”。半个世纪后。何炳棣引用此文，并感叹曰：“已故梁方仲教授是明代赋役制度的世界权威，早岁《明代鱼鳞图册考》一文已表现出对明代文献的过人功力。”

在《明初夏税本色考》中父亲指出“关于明初两税本色，各书皆以秋粮之本色为米，殆无异词。若夏种之本色为何物，则各书所载殊不一致，粗分之约有以下五说”，即：（一）农桑丝说，（二）丝绵说，（三）布说，（四）钞说，（五）麦说。该文乃对此问题予以了辨证，在对“五说”逐一分析后，认为除麦说正确外，其余四说皆误，结论应是“夏税本色为麦”，匡正了明初夏税本色的内涵问题。《明代田赋初制定额年代小考》对明初役法、赋法之初制定额年代问题进行了探讨。他认为“关于制定赋役两法之年代记载，《明史稿》、《明史》更是错误不堪，《实录》似未有记载”。然后他依据一些文献对制定赋额年代进行了推测。最后得出“暂时结论”为：“①明初均工法（按：役法）定于洪武元年。田赋之制为定额似在丙午至丁未之间，明初赋法之制定，似非同时……②有明一代赋役两法之制，至洪武十四年攒造黄册时始告大成。”

梁方仲兄弟姐妹五人等1932年在北京合照

梁方仲全家1933年在广州合照

《本色考》、《小考》、《图册考》三文，篇幅都很少，文字皆十分精炼，然可从中看到，父亲是阅读了大量史籍，艰辛爬梳、分析各种史料而发前人之未发，提出了自己的新看法。后人所云，先父具有严谨科学态度，“过人功力”，具开创之功的评说，应属不谬。

毕业后去哪里任职？作为清华经济所（系）的研究生，先父比一般人文科学的毕业生有较大的职所选择空间。职所中有些待遇较丰厚，说得俗些，则“钱”途光明或“仕”途有望，这包括了政府有关部门、金融机构、公司和其他营利机构。此时父亲却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去社会公益型的科研所——北平社会调查所（不久改名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个中原因，若从清华整体毕业生的状况（如前述）以及父亲本人的实际情形来理解，应是容易找到答案的。在清华优越办学条件下和优良校风、学风熏陶下，父亲经受了七年多严格的培育与磨炼，清华那种为学术而生存的信念，已深深扎根于父亲脑际，毕业论文的完成和有关文章的成功发表，更增强了他矢志潜心学术研究的决心和信心，在毕业论文基础上深入研究明代田赋史和中国经济史的想法也油然而生。这就是他选择奔向北平社会调查所的根本原因。

1. 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三联书店，2001年，第197—198页。
2. 前揭苏云峰书，第206—207页。
3. 罗香林《梁诚的晚年与其家属及所遗文件》，《台湾传记文学》第13卷第4期，《番禺梁氏家谱》卷四（宗支谱）。
4. 梁嘉彬《番禺黄埔梁氏五世传略（初稿）》，《史学汇刊》第7期，1976年，中华学术院史学协会及中国文化学院史学研究所出版，第85页及第102页。
5. 梁嘉彬《记清华和我家的一小段因缘》，台湾《清华校友通讯》新第一一八期校庆特刊，1992年4月26日。该文从梁诚谈起，后涉及梁庆桂赴美加办侨校，文内有云：“清华的大名，我家兄弟在童年早已向往。记得在1923年（民国十二年）我刚十四岁，便和胞兄方仲（原名嘉官，长我两岁）一同从北京（当时不叫北平）赶回广州应考北京清华……大致我考的最低一级，胞兄考的高我两级，结果胞兄考得备取，我却名落孙山。”
6. 见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28—1937）》，第18页。
7. 《国立清华大学十八年度教授及讲师一览》，国立清华大学校刊86期（民国十八年8月16日）。转引自苏云峰前揭书，第108—109页。
8. 陈岱孙（1900—1997），福建人，早年入读清华学堂，后留学美国，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教于母校清华学堂（大学）和西南联大。新中国院系调整后调至北大任教直至其辞世。父亲清华七年皆受教于陈氏，离清华后与其师仍保持密切联系。
9. 陈锦涛（1871—1939），广东南海人，早年毕业于香港皇仁书院。1901年官费留美，1906年获耶鲁大学博士，专攻政治经济学。9月4日应清廷部试，获法政进士，后任大清银行监察、度支部预算司长、印铸局长。1912年任南京临时政府财政总长、审计处总办，1916年后曾任段祺瑞政府财政总长。1926年入清华大学，任经济系教授。1938年任汪伪政府财政部长，次年病死上海（参见李盛平主编《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父亲清华时期受业于陈锦涛门下，父亲好友吴达元是其女婿，清华期间三人交往较多。
10. 该文名为《清华大学研究院第一级介绍》，刊《梁方仲文集》卷八《梁方仲文存》，中华书局，2008年，第177—178页。
11. 见前引苏云峰书（1911—1929），第332—333页。近见另一本有关专门著作（孙敦桓《清华国学研究院史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亦相当全面深入地介绍了该院的历史，有关导师的贡献及其学生之表现和该院在教育史上之意义。
12. 按“11人”此数字与《清华大学史料选编》（册2下，第638—643页）中所录的数字——新生人数15人不同。若按父文所述该年考取的新生尚有3人未入学，则新生登录最多也只有14人，两文稿所载数字有歧异，不知何故。
13. 此文收入《梁方仲文集》卷八《梁方仲文存》，中华书局，2008年，第177—178页。
14. 《清华大学一览》（1932年12月）第18页和《清华大学研究院章程》，转引自前引苏云峰书（1928—1937），第68—69页。
15. 前引苏云峰书（1928—1937）第四、五章，黄延复《水木清华——二三十年代清华校园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以及谢泳《谢泳自选集》（百化文艺出版社，1999年），他们的有关论述很有参考价值。
16. 见苏云峰前揭书（1929—1937），第248页及第90页。
17. 苏云峰前揭书（1929—1937）第248页有这么一句话：“所以理工学院学生的学分，大部分可能得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等校的承认。”又第103页云：“总之，清华在短短几年内，已建立起国内第一流的理工学院，与原先已有基础的文法学院，构成具有国际水准的大学。”
18. 梁嘉彬前揭《哭七兄病殁故里》诗。
19. 黄延复《二三十年代清华校园文化》，广西师大出版社，2000年，第177—228页，黄氏在此书提供详实的有关讯息，很值一读。
20. 按：1930年《清华周刊》的总编辑为张德昌，主任编辑有余冠英、张大安、郭可咏、马全鳌、梁方仲。参见清华大学第二级毕业委员会编《国立清华大学第二级毕业记念册》民国十九年（1930）八月，国立清华大学第二级出版。
21. 吴达元（1905—1976），原籍广东中山，成长于上海。1926—1930年就读清华大学外语系，1930年去法国留学，1934年回国后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授，抗战胜利回北平清华大学任教。1952年任北京大学法语教授兼系副主任。（参见《广东近现代人物辞典》，广东科技出版社，1992年，第196页）
22. 黄仕林，原籍广东台山，父母在北平有颇大生意经营。黄氏经济系毕业，30年代便去美国留学并定居。
23. 陈仲秀，经济系毕业后，在一些商业金融机构任职，曾任信托局襄理，后去联合国长期任职。
24. 丘申文，在经济系毕业后去美留学。谢兆芬毕业后任职财经界，曾任中央信托局主任、副理。原籍广东新会，上海出生长大的林文奎，清华地理系毕业后去意大利航空学校学航空，回国后到国民政府的中央航空学校教书，后去台湾。张德昌毕业后长期投身教育界，曾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院长。
25. 黄延复在其《二三十年代清华校园文化》一书的第514—517页中以“雄辩家——张荫麟”为标题，简约而生动地描述了张氏在清华的表现，我在此对张氏的叙述主要吸收了黄氏之说。当然之前许多名家和研究者（如顾颉刚、钱穆、竺可桢、宋晞、冯友兰、童书业、张其昀、吴晗、贺麟、谢幼伟、谢文通、张岱年、陈寅恪、钱钟书、朱自清、王芸生、李埏等）皆对张氏有评述和悼念诗文发表，其中王家范的《被遗忘的个案：张荫麟及其〈中国史纲〉》一文对张氏生平与治学特点、成就评述颇详。（详见周忱编选《张荫麟先生纪念文集》，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2年）
26. 按：该三首诗曾发表于《文史杂志》第2卷第7、8期，第57页，1943年元月。
27. 朱希祖《广东十三行考》序，载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国立编译馆，1937年。
28. 此诗已收入梁嘉彬撰《广东十三行考》，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01页，“章文钦补注”内。
29. 1983年笔者与叔叔晤面时道出此想法。
30. 此事在苏双碧、王宏志《吴晗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2—53页有述及。
31. 梁方仲等《先父梁广照逝世哀启》（1951年）
32. 有关吴晗与袁震相识相恋，冲动破阻力成婚，直至“文革”中的生死与共，不幸死难，世人皆敬佩不已，尊为忠贞不渝爱情的范例，许多报刊皆予以歌颂。有关文献有苏双碧、王宏志的《吴晗传》，1998年，第77—79页；马紫梅的《时代之子——吴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261—270页；袁溥之的《万金难买生死情——记吴晗、袁震的爱情生活》，1982年9月11日《羊城晚报》等。
33. 袁溥之（1904—1994），湖北人，抗战爆发后入延安。建国后先在煤炭工业部任副司长，后随其夫婿原煤炭工业部部长陈郁调至广东，任高教局副局长，陈郁则任广东省省长，中共中南局书记。
34. 见罗尔纲《怀吴晗（序二）》，载苏双碧、王宏志《吴晗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35. 有关袁溥之、袁震姐妹和吴晗与袁震结识、相恋至成婚诸事详见马紫梅著，曾越麟等译校《时代之子——吴晗》。这可能是吴晗与袁震这段经历最详细的记录。
36. 袁震姐妹三人（包括堂妹袁熙之）1939年春由北平南下昆明与吴晗会合，并住在一屋，俨如一家人，但未完婚。
37. 如黄延复前揭书，第38—41页；苏云峰前揭书（1929—1937），第32—33页。苏氏列出罗氏的主要八大贡献，认为“人皆以为梅贻琦是清华大学的功臣，而不知道罗家伦的奋斗成果，实为梅氏铺下了一条康庄大道”。
38. 牛佩琮（1909—1990），山西定襄人，清华大学研究院肄业。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河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办公室、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副主任，国务院财贸小组副组长，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参见《中国人名大辞典·当代人物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年，第209页）
39. 唐明照（1910—1998），广东恩平人，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起任中共北平市委组织部长。1933年赴美，入加州大学历史系学习，任美国共产党加州大学支部书记兼组织部长、宣传部长。1937年毕业后，任纽约华侨洗衣馆联合会英文干事，纽约华侨日报社长、总编辑等。1950年返回中国大陆，任外交部专员，中共中央对外联络处处长和副秘书长，联合国副秘书长，南开大学兼职教授，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参见李盛平主编《中国共产党人名大辞典（1921—1991）》，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1年，第655页。按：唐明照英文造诣甚高，“文革”中得到毛泽东重用的唐闻生即唐氏的女儿。）
40. 冯仲云（1908—1968），江苏武进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清华大学中共党支部书记。后到东北，任东北反日总会中共党组书记。中共满洲省委秘书长，抗联第三军政治部主任，中共北满省委书记，抗联第三路军政委。抗战胜利后，任松江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建国后，历任东北人民政府委员、北京图书馆馆长、水利部副部长、水利电力部副部长。“文革”中曾受到迫害。（参见李盛平主编《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年，第116页）
41. 见葛兆光、齐家莹、黄抚萍合编《毕业生论文选》一书。
42. 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28—1937）》，第157页。
43. 苏云峰前揭书（1929—1937），第69—70页。
44. 有关毕业论文选定问题，父亲在不少材料（包括检讨材料）中均有提及。
45. 该文已收入《梁方仲文集》卷八《梁方仲文存》，中华书局，2008年，第87—117页。
46. 仁井田陞《支那与土地台帐“鱼鳞图册”研究的动向》，《历史学研究》第4卷第6期，昭和十年一月一日（1935年1月1日），第93页。
47. 何炳棣《从南宋至今土地数字的考释和评价（上）》，《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2期，第1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