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悔是书生：父亲梁方仲实录 - 第一章粤中望族人，老少尽洗礼

第一章粤中望族人，老少尽洗礼

1—1 清末生京城，重作岭南人

光绪三十四年六月二十一日（1908年7月19日），父亲出生在北京宣武门外前青厂周宗大院番禺新馆关帝厅。依现今国际以及国内之通例，每个人之生平履历表中“出生地”是不可或缺、更是不可弄错的一条栏目。说来惭愧，二十多年前有我参加署名撰写的《梁方仲传略》文中，仅笼统说先父是广州市人。后来一些介绍父亲的小传里，不是没提到他的出生地，便是把籍贯（原籍）与出生地混为一谈了，这恐与我们那篇《传略》不无关系，主要责任应由我负。为此我曾遭到叔叔梁嘉彬由台湾来函质问，指出他与先父皆清末出生于北京。追忆起来，父亲确曾提及过他自己的出生地，只不过当时他并未强调这点，我又不在意，未能铭记于心。值得高兴的是，在后来一篇文章中，对于父亲的原籍与出生地已有了正确的提法。

父亲原名为嘉官，可许久以来几乎无人知道梁方仲与梁嘉官为同一人，或者说不知道有梁嘉官此人。祖父梁广照（1877—1951，号长明）为先父取名嘉官，自有其缘由与用意。祖父为近代外贸史上颇为特殊的清代广东十三行行商的后代，其四世祖梁经国为十三行之一——天宝行行主，其曾祖父梁同新、祖父梁肇煌以及父亲梁庆桂都考取功名，长期在清廷当官。同新（1800—1860）原名纶机；肇煌（1827—1885）字檀甫，父子两人皆进士、翰林，都曾任顺天府尹和其他地方的高官。梁庆桂（1858—1931）字小山、筱珊，举人、内阁侍读，学部上行走。在书香门第、簪缨世家中，祖父自幼便有秉承家统的宿愿。他少时勤奋读书。十二岁毕五经，十七岁完十三经，十八岁专研诗经，其后随康有为、朱稚箴、梁鼎芬诸人讲习三传三礼及古今诗体，又得其父庆桂教以骈文，张锡麟（务洪）教之词学。光绪二十二年（1896）考得秀才，次年（1897）仲冬派充广东端溪（今广东肇庆市）书院监院。光绪二十五年（1899）报捐主事，签分刑部，旋东渡日本留学，毕业于东京法政大学速成科。归国后仍官刑部主事。光绪三十二年（1906）刑部改为法部，祖父任典狱司主事、宥恤司司副，后升举叙司员外郎（五品，也说四品或七品）。祖父在部前后十年，勇于任事，敢于建言，深得法部尚书戴鸿慈的倚重。父亲出生时，祖父事业颇顺，官运向好，由主事升员外郎，其时年仅29岁，可谓青年有为，踌躇满志，为其子取名嘉官，自有志庆之意，更希冀其子日后加官晋爵，光大宦门。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被推翻，广照旋即携妻（黎淑婉）、子（嘉饴、嘉彬和先父）、女（翘葆）南返故里广州，父亲开始了近十年重作岭南人的幼年生活。在之前不久，原在北京清廷学部任上行走的曾祖父庆桂已离京回到广州，继续鼓吹立宪和自治改制，1911年与梁鼎芬、黄节（晦闻）、汪兆铨、汪兆镛等重组广东南园诗社。曾祖庆桂诗文造诣很深，是清末广东诗坛上的重要人物。

1—2 庭训又私塾，国学奠初基

1—2—1 幼承庭训

祖父、祖母携子女返抵广州后，便住进坐落于市区下九甫路的祖居——京兆第，该第为我高祖肇煌所建的四进大屋，其时肇煌已辞世，该屋由其二子（出嗣长子）梁庆桂住管。这样，梁庆桂、梁广照和父亲等三代数十人同住。先父及其兄嘉饴、弟嘉彬、姐翘葆，自幼在北京和广州便受到上两辈的同时管教。在这个传统的书香世家中，孩子受启蒙教育早，国学基础的要求很严，加上家中藏书颇丰，俨然一小图书馆，有利孩子们的学习。他们兄弟姐妹四人逐渐培养出对诗文的爱好。祖父（广照）、曾祖父（庆桂）经常督促检查他们的学习，更不时在诗文以及书法上予以辅导。先辈施教者中除祖父、曾祖父外，从已查到的文字资料来看，至少还有两位亲人对孩子们付出的心血亦殊多，且在父亲的幼小心灵中留下深刻的印象，长大后仍铭感不已。一位是他们的舅祖张锡麟（务洪），另一位则为其祖母周曜云。

张锡麟是饱学之士，精诗词，善书法。清末民初掌教广州广雅书院，1911年后曾参安福军幕，是清末民初广东名人，常指导先父学诗习字乃至做人，曾书条幅赠之，诗曰：

上士爱清晖，开门向翠微。

抱琴乘鹤去，枕石待云归。

野座苔生席，高眠竹挂衣。

旧山东远望，惆怅暮花飞。

此诗流畅飘逸之中，又流露惆怅之情。这种诗风在父亲幼年诗作中留下了影响。抗战爆发后不久，父亲有一首题名《无题》之诗，题言写道：“读外舅祖乡居之作，感而有怀，爰步原韵有序。”诗的头一句便抒发了缅怀受教之恩，即：“幼诵先生苏体诗，津梁初得口难离。”

家中另一位经常关心与辅导孙子孙女学习的长辈便是先父的祖母周太夫人（周曜云）。周氏个性贤慧，相夫教子孙竭尽全力。先父等孙辈们刚学会讲话时，便在周太夫人的要求与监督下认真背诵诗词。周曜云善诗，身后刊有《幽兰轩诗选》。戴鸿慈为《诗选》作了序，赞叹曰：“皆本性灵之作，卓卓可传，得不谓奇女子哉！余官京师获交哲嗣长明得受而读之，且知其嘉言懿行甚详，因志其略如此。”周曜云之所以“奇”，显然与她自幼受其工诗善画、名噪南粤的外祖父黄培芳（香石）之影响关系至深。

周曜云知孝思贤，漠视私利，乐善好施的品质在其诗作多所反映，更“奇”的是，这位传统居家妇女的诗豪迈深沉，多有咏史诗者，常赞岳飞、伍子胥、苏武等英雄贤能，旨在弘扬正气，教育子孙励志坚操。

父亲与祖母生活在一起，受其照料教育的时间四年多，感情甚深厚，叔父嘉彬诗云：“兄幼知孝道，一家喜爱之；祖母作仙游，兄哀一何悲！”曾祖母周曜云去世后，父亲和伯伯嘉饴、叔叔嘉彬都满怀感情地承担她的遗稿《幽兰轩诗选》的再校对工作。父亲一生喜爱诗词，经常背诵，不时作诗，以此抒发心曲（尽管生前极少公开发表），显然这与自幼得到祖父、曾祖父，特别是外曾舅祖张锡麟、曾祖母周曜云的悉心培养熏陶极有关系。在此似还应指出一点，祖母黎淑婉出身广东东莞一大户人家，或许还受其家婆周曜云的影响，亦略晓诗文，这对儿女的教育自有些帮助。

1—2—2 受教书院与家师

庭训固然重要，但从授课的系统化、多样性，特别在教授时间的保证来考虑，它都存在不足之处。入私塾、书院或请老师到家里授课，便成了当时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解决孩子们求学问题的常用办法。据父亲日记本一条简记，他5—6岁时曾入学广州文澜书院。文澜书院乃由广东十三行商伍怡和、卢广利以及梁经国等议约，共同捐出位于广州西关下九甫绣衣坊公产房屋，于嘉庆十六年（1811）七月十二日创办的。

家里长辈特别是祖父一直不想孩子们入读新式学堂，很怕他们得不到足够的国学基础教育和受到新思想文化的“不良”影响，担心孩子们日后难以依他们的设想成长发展，不时请一些老师到下九甫寓所来给孩子们授课补习，先是陈知白，后于1919年前后请了邬庆时（伯健）。邬氏国学造诣甚高，授课批改作业皆十分认真负责，先父等几兄妹获益匪浅。“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传统观念对父亲这一辈人的影响甚大，长大成年以至投身社会参加工作后，他们仍与老师保持联系，最后变成亦师亦友。父亲服务社会后有多首诗作与其师邬庆时唱和，表达了门生对老师的谢恩和期望：

一、步韵敬答建老赐赠之作（七首之六）

文字缘深待溯源，百年有梦到师门。

半帆强落危樯在，岁晚沧江寂不喧。

二、舍下小集，翌日建老赐诗，谨步原韵

物外身无累，神完道不遐。

乘风归正颂，志乘达邦家。

草草盘餐薄，摇摇酒贵赊。

高轩如再过，犹及醉春花。

三、建师以手稿数册见付

鸿词巨制蔚成编，什就难忘付托虔。

今日门生头欲白，一灯谁是剑南传。

父亲遗物中还有一篇题《鲁兰小传》标明“美国迈德兰原著，番禺梁方仲翻译”的习作，全文约一万六千字。内容主要讲述小英雄鲁兰被日耳曼帝查理曼发掘，得到重用的故事。它是一篇适合青少年口味的近乎历史武侠小说性质的作品，父亲少年时读之亦译之。老师（邬伯健）评阅此译稿时曾对个别用字予以矫正，在结尾页写上“译笔明净，颇能传原著精神”的评语。这篇译稿估计产生于父亲十一岁前后（十三岁时他离穗北上求学），虽显稚气，然可看出幼年时代的父亲，经过庭训、家教和私塾教育已具有较强之中文驾驭能力和一定的英文基础。对此，我脑里产生了一个疑问：父亲的英文基础来自文澜书院抑或他处？此点至今尚未找到确切的答案，而在广州期间父亲未入过洋学堂或新式学校则是确定无疑的事实。民国初年的广州，书院、私塾和新式学堂或新式学校已呈现并存的格局。某些书院以至私塾所授课程有所变革，往往增加了一些自然科学、外文内容。因而，父亲的英文基础来自书院，或家庭教师的可能性很大。还有一个事实，恐也值得考虑，即辛亥革命不久，清廷时当过粤督的岑春煊一度投靠新政权，曾主持过一段时间粤省的军政大权，曾祖父、祖父与岑氏由于粤汉铁路收回自办运动结怨，祖父广照长期离穗在香港办学教书；曾祖父庆桂则怕岑氏再扰，也去香港、澳门躲避了一些年月，先父和其兄弟姐妹曾跟随去过香港，是否在香港学校里学了点英文，有待查证。其兄嘉饴就读香港圣保罗英文书院也是那段时间发生的事，其弟嘉彬也曾在香港蒙学一段日子。

梁方仲与其弟梁嘉彬少儿时广州合照

庭训、私塾和家庭教师的严格训练，打下了父亲及其兄弟姐妹四人良好的国学基础。父亲、叔叔长大后专攻人文、社会科学，乃得益于幼时基础的奠定。伯父嘉饴、姑妈翘葆的国学基础亦相当好。伯父嘉饴经常写诗，20世纪五六十年代，常有诗作发表于香港报刊上。兄弟间亦有唱和，先父有一首四十年代的答诗为证：

步韵答家兄寄诗

祖居初步接西来，往恨弥襟黯不开。

乔木百年怀土旧，中朝几辈具臣陪。

雁行遥盼云间字，鸡尾新停海外杯。

锦绮铅华吾早谢，廿年勤苦足低徊。

姑妈翘葆身为女辈，长大后当了医生，儿时的国学训练在其一生中留下的痕迹与效用，其子女印象仍十分深刻。其女黎美勤在其一文中写道：

母亲国学基础深厚，每在余暇总教我们（指其兄弟姐妹）读古文、四书、诗、词等，她尤爱李后主及李清照词选，也总吟诵再三才罢，她之书法尤劲挺有力，为同辈所推崇……

1—3 自幼多磨炼，少年变老成

父亲小小年纪得到长辈的爱护与信任，与长辈交流和接触社会机会增多之同时，难免会在待人接物、性格与思想形成诸方面留下成年人的烙印，这塑造了早熟的他。记得父亲与我聊天时曾讲到：曾祖父庆桂有一坏习惯，坐马桶方便时，常常看书，并沉迷其中，时间总拖得很长。曾祖父作为当时省城著名缙绅，时常有客来造访，碰上他“方便”时间，不免主客都着急。为免使来客久等而显失礼，曾祖父常叫先父出面先招呼客人就座。倒茶上烟自不用说，不时还得扮老成，与客人拉话题，拖长时间以打破窘境。由于父亲在大人面前已练就了不怯场的能力，曾祖父庆桂或祖父广照出门访友时常会带上父亲同行，既当了“随从”，又从大人圈中得到一些人间世态变幻和处世的知识。从父亲收藏残存的书画中发现有温肃、胡裕培、高衍瀛和曾习经、区其玮写给他的扇面，所署日期为庚申年（1920），他们皆为清末民初名人或“遗老”。1920年父亲年仅12岁，居然得长辈的墨宝，自然因其父广照、祖父庆桂跟温、胡、高、曾等相熟，也与父亲自幼常随家人跟前辈打交道，颇得他们的青睐有关。

父亲还告知，儿时他们所住的大屋坐落在当时广州最繁华的商业中心——下九甫路，一出家门迎面排列有不少商店、书店、报摊、酒楼和戏院。只要手中有点零钱，他往往会走进书店看书买书，或步入戏院欣赏娱乐一番。其时戏影院为招徕观众，推出观后感有奖征文活动，父亲兴之所至，感之有来时，也急就“胡写”起来。有一次，他认为某戏的主旨过于媚俗，无聊，其观后感充满感情色彩，反复加重语气地说：“有何益哉！有何益哉！有何益哉！”殊料短文居然入选，得了免费戏票一张。尝到甜头，他又写了好几次，虽然不会都中选，也非“颗粒无收”。父亲说到这些往事，对自己儿时过于老成而不失天真幼稚的举止，可笑可乐的心情难以掩饰。事实上，当时就有人笑戏父亲“少年老成”乃至“老气横秋”。

若从父亲少年时代表露出的某些思绪，说他“少年老成”应属不假，看看他那个时期（11岁前）的诗作（习作）已流露出感慨殊多的情绪，兹录引几首可资佐证：

秋日游岐山偶赋

（一）

长堤十里草长长，两岸秋虫不忍听。

悄立桥头谁作伴，斜阳又上小旗亭。

（二）

四处炊烟送客舟，可怜天气又新秋。

我来饱览青山色，到处游行似白鸥。

夜静偶成

回栏愁倚遍，暗暗动闲情。

怕听寒虫唱，惊闻夜鹤鸣。

秋深风浪细，夜静月轮明。

壮志何时遂，昂头问太清。

无题

疏砧沉罢夜钟沉，剩有窗前月动临。

零落栏杆风细细，萧条庭院雨深深。

不堪回首当年事，那遣而今一片心。

九转回肠原欲断，怎能禁得百愁侵。

落花

随风着雨作闲游，片片飞来动客愁。

岂是怕沾污俗土，纷纷故作水东流。

秋翠堆红黯淡天，落花狼藉我犹怜。

无情最是狂风雨，镇日吹来古道边。

秋夜

潇潇疏雨滴梧桐，

一夜阶前叠万重。

最是凄凉听不得，

疏林遥响不更钟。

对于先父这些习作，老师邬庆时写了500多字的长篇评语，其中有这样的话：“不是穷愁之人，不见穷愁之事。不见穷愁之事，不作穷愁之语。纵勉强学之亦必不似。既必不似，何如不作。易曰和顺积于中，英华发于外。本吾真诚以立言，信笔疾书，使成佳作。……少年人尤不宜作此穷愁之语。……作者诗笔甚清，由此加功成就，当不可限量。惜好为穷愁之语，诚恐习焉不察，故不觉其言之长。”（按：其言之长乃邬氏指自己的评语。）为教导学生特别是少儿写好诗，邬氏之批评无疑极正确，然而他似忽视了一点——先父乃“下九甫梁”的局内人，自比局外人更知局内发生的事，因为，那时“下九甫梁”（现今广州西关一些老人尚记有此说）这名噪省城达百年之久连续显达四五代的粤中望族已是风光在外，败弱其内了（详见本章1—5），可谓“恼人事”乃至穷愁事不少，父亲藉诗宣泄某些感受似属必然。

1—4 “家变”有阴影，自小厌官称

父亲原名嘉官，但他少年时代便坚拒用此名，一直到病逝他仅以方仲行世，个中原因诚值探究。生活在一个四代官宦之家的孩子，经常有机会耳闻目睹和体验官场情状，特别是长辈的遭遇及其言论更有教育效应。儿时得到的印象与认识，往往强烈、难忘乃至影响其一生。从留下的文字资料来看，先父少儿时期跟曾祖父庆桂生活的时间大大长于跟祖父广照的时间，在学习知识、为人处事以及思想意识等方面所受的影响似乎更大些，两人感情也殊深。

庆桂1858年生，自幼读书勤敏，光绪二年（1876）十八岁时中举人，在同年龄人中属凤毛麟角。后官内阁中书、侍读，29岁时，其父肇煌丧，居粤潜心文史，与梁鼎芬、康有为来往密切，成兰契交，友谊一生。由于志趣相同，庆桂积极参与了康氏领导的公车上书（1895），先入强学会（1895），再入保国会（1898）。1901年庆桂由内阁中书升以侍读。清末立宪运动中庆桂是广东自治研究会的发起人和社长，积极致力于政改。1908年受清廷学部派遣赴美、加劝学育才，几经一载，足及美国旧金山、萨克拉门托、洛杉矶、盐湖城、华盛顿、纽约、芝加哥、波特兰、新奥尔良、西雅图和加拿大的维多利亚、温哥华，开办了八所侨民学校（离美不久增加四所，合共十二所），因而被后人称为倡导北美侨教的“开山祖”。1909年庆桂回国后，北美华侨曾联名禀报学部，要求表彰他的劳绩和为国家社会贡献家财的高风亮节，禀文内有：

……今各地学堂，已次弟成立，其校内之经营设备，与夫教员之选择，教科之规定，学级之编制，皆经梁侍读规划周详，足垂久远。商等已先后将各学堂办理情形，详列簿册，呈请转达钧部在案。窃思侨校之设，事体至巨，士民生长异国，罕读中国之书。虽于西政西艺，学有专长，终难为祖国之用。今者讲舍宏开，儿童就傅，诗书之泽，普及遐陬，念兴学之功，所为感谢者也。

抑商事对办学员之劳绩，有不能已于言者。美国用金，物价高昂。凡夫饮食器用汽车逆旅各费，比诸吾国皆贵数倍。梁侍读带同译员，来往是间，动需巨款。况夫乃关劝学，须与绅商人等应酬款洽，方能相与有成，故伊常由家中汇千金以资接济，赔垫至巨（按：另有资料亏累计逾万两），此为商等共闻共知。至其归国时，绅商皆馈尽酬劳，彼皆坚意辞谢，一介不取，尤为奉使异国者所难。虽其志不在表扬，而商等感念贤劳，缅怀风化，亟应将事迹具陈，应否奏请奖叙，以表公忠而励风节之处，出自钧部裁察施行。

通过以上简介庆桂的一些事迹，不难理解为什么父亲在《式洪室诗文遗稿》之跋中对其祖父有“清风苦节，海内所知”的评语，更是他对庆桂之辞世“朝夕哭奠既三”的缘由。

曾祖父庆桂以及祖父广照在收回粤汉铁路自办运动中所持的态度与所作贡献无疑值得书上一笔。他们后来的遭遇与父亲“厌官称”想法的形成以及爱国爱民的强烈愿望，直接相关。19世纪末列强为瓜分在我国的势力范围，展开了用矿权、筑路权、设厂权等的激烈争夺。粤、湘、鄂绅商则进行了一系列收回路权的斗争。曾祖父庆桂、黎国廉道台、吴道镕、伍铨萃诸人皆为广东保路运动主要组织者。护路斗争以1905年8月与合兴公司签订合约，赎回粤汉铁路告终。粤汉铁路收回自办后，围绕着是官办抑或商办问题在广东引起了激烈的辩论。梁庆桂、黎国廉等绅商鉴于以往官办和官督商办弊病甚多，同时广东商绅财力较足，力主采用招股商办形式经营粤汉铁路广东段。但粤督岑春煊坚决反对商办，坚持官办方针（张之洞亦持此见），拟加征粮税、盐税、炮台捐，更欲借外债来筹款，以抵制商办。广州知府陈望曾受岑春煊派遣到广济医院会同绅商协商，梁庆桂、黎国廉等绅商发言，强烈反对官府抽捐，并痛斥官场腐败。官府来人恼羞成怒，拂袖离场。当天晚上岑春煊密令番禺知县紫维桐拘捕梁庆桂、黎国廉。深夜国廉被捕下狱，庆桂幸得人通风报讯，急忙化装避走至香港。岑督又上疏奏请革去庆桂侍读，国廉道员衔。岑氏此举旋即招致广东绅商，市民和广东籍京官强烈不满和反对，祖父在京上奏弹劾岑督，广州曾有数千商民罢市，致使清廷派人稽查，最后庆桂、国廉官复原职，岑春煊离任粤督。这件事对梁家很多人（包括先父）的心理冲击都相当大，心中阴霾久之不散。梁家与岑家两世论交，情谊原本很深。岑春煊之父岑毓英与梁庆桂父肇煌为兰契交，前者曾受惠于后者；同样庆桂与春煊原亦投契，春煊任粤督时曾邀庆桂出任学政。后来只因政治主张和某些办事方法有歧见，原先好友，马上翻脸，乃至演变成激烈争斗，这种官场上屡见不鲜的例子又应在梁庆桂与岑春煊之间的关系上了。此事对梁家的影响颇大颇深，梁家人自称为“家变”。祖父庆桂横遭打击，而显赫一时的曾祖父肇煌其生涯后期也被排斥，郁郁寡欢。

无独有偶，家中祖母（黎淑婉）的父亲黎家崧（清末广东东莞县一大缙绅），只因小事得罪了跋扈逞强的岑春煊，招致“抄家”。祖母生性倔强，不拘传统，以女儿身积极奔走，到处申冤，请求签名，力劾岑督，最后黎家得以“平反”。事隔几十年，祖母对我这辈年青人还反复多次道及此事，言语中怨气、怒气甚盛。

耳闻目睹家人之官场遭遇，幼年的先父很容易自觉不自觉间形成了一种看法（可能其中还有偏见）：官场派系斗争激烈，诡秘难测，争名夺利，是非莫辨……父亲很早就弃用“嘉官”名字，只用其号方仲行世，而从学校毕业服务社会时又坚决不入政界，一生潜心于学术与授业，其历史脉络应该追溯到其儿时。

1—5 老少受洗礼，走向存异同

1—5—1 上辈归隐家境日窘

梁庆桂、梁广照在民国前的政治主张和主要从事的活动，应基本上属于顺应或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列，积极参与重要变革活动并作出了一定贡献。民国后庆桂和广照（其时肇煌已殁二十多年）之走向的最大改变乃脱离了官场。庆桂在原来南园社基础上，又参与组织了九老会，经常聚会唱和，活跃了广东诗坛。庆桂民国后曾总办广州自来水公司，与丁仁长、汪兆镛总纂《番禺县续志》（有资料表明他曾婉拒出任总纂《广东通志》之约），肆力诗文，以此自娱。当时他虽然以在野之身常受大府造庐咨询而未再从政。1923年其旧友徐绍桢任广东省省长，屡次劝之出山问政，均谢拒。民国后不少原清廷旧官员或是转变立场服务新政府，或是乘机混入民国政府，以求保持权位乃至伺机复辟清廷者不乏人在，袁世凯等乃最典型之例。庆桂、广照父子此时不愿问政，其厌倦政治的心态在起作用，更与其忠于清廷的政治立场有关。

近寻见民国后梁鼎芬致庆桂信函数十封之抄本（一直未示世），可知两人间仍密切交往，情谊不变，其“遗老”思绪之浓重也可窥见一斑。

祖父广照的清朝“遗老”的思想也颇强烈，据先父等家人说，他民国初年里仍保留长辫子，不忍剪掉。如同其父庆桂一样，祖父之同窗及好友，民国时多有显达者，常邀其出山问政，或厚礼罗致，祖父终不为所动。民国建立伊始，祖父即弃官出走，投身教育界，先是北上应唐山铁路学堂（唐山铁道学院前身）聘，充监学及国文教员，自此与讲学结不解之缘，后在香港自办中学两所，曰灌根，曰长明，几十五年，并在香港官立汉文中学任教，成材甚众；抗战胜利后，返粤曾受广州私立知用中学及国民大学国文教席之聘。授课之余，满足于唱和著述，与沈太仵、潘飞声、谈瀛客等继续“著君吟社”活动，与吴唯龛、谭荔垣集“宋社”。著作原颇丰，撰三十余卷，凡二三百万字，惜屡经变故，丧失殆尽，已付刊者仅《中庸撮钞》一卷。1962年其女梁春华曾搜集其遗稿，刊行《柳斋遗集》一卷于香港印行。

民国后，庆桂、广照自逐于当时主流政治社会，他们的经济状况也不断恶化起来，这是因为，缺失了固定的薪俸（遑论失去权位后所造成连带影响）和草率投资以亏本告终以及大家庭开支实在庞大。梁家开始不断变卖家产以维持大家庭运转，至1920年前后，其积蓄已趋近告罄，家境窘迫，日显破落。叔叔嘉彬的诗应是梁家的真实写照，也是他和父亲等这辈在青少年的切身感受，诗曰：

高祖京兆尹，未余一粒粟。

曾祖布政使，护理两江督。

身后亦萧条，只剩两破屋。

四世三卿位，粤中一名族。

水清濯我缨，水浊不濯足。

家贫莫须忧，境苦莫须哭。

1—5—2 小辈求新学

民国前西方的新思想、新文化已逐步引入中国，对国人产生愈来愈深的影响。直至“五四”运动之爆发，科学民主的新思想、新文化顿时传遍神州大江南北，山陬海滨，尤其在青年人心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父亲兄弟姐妹四人皆身历其境、心受其染，对家庭上辈坚持旧礼教、旧观念，加诸他们的种种束缚（如不允入读洋学堂），益加不满。他们逐渐意识到在新时代出现与发展的形势下，不能仗赖上辈的余荫，更不可依照上辈的要求行事，将来唯一出路在于自己，必须寻找新路。先是伯伯嘉饴，率先考入洋学堂，就读于香港圣保罗英文书院，毕业后去北京上大学和工作；后是姑妈翘葆离家出走，在亲友帮助下改名换姓考取广州的教会学校培道女中，当寄宿生。翘葆姑妈生性倔烈，自强自立意识特强，祖父祖母久寻她不获，长辈们又急又恼，父亲兄弟三人知道她的下落，却帮助隐瞒其行踪。后翘葆姑妈又单身赴上海入读东南医科大学，毕业后自己开业行医，成为一个十足的反叛新女性。父亲和叔叔嘉彬当时都佩服姐姐的勇气，在姐姐勇敢行动最终得到了父母无奈默认的鼓舞下，他们向我祖父祖母和曾祖父表示坚决要回北京读书，几经恳求抗争，终获得批准。父亲于1922年5、6月间回到了其诞生地北京，不久叔叔嘉彬也尾随而至。

北京中学阶段梁方仲、梁嘉彬合照

到北京（平）后，父亲先读汇文小学三年级，春假后第二学期（春节后）跳级考入英国教会办的萃文中学旧制一年级。一年级下学期暑假后（1923年）再转读崇实中学初中三年级，高中一年级（半学期）。汇文、萃文、崇实这些学校教学水平皆佳，在北京享有名声。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反对帝国主义列强浪潮波及各处，教会学校当难以平安无事。崇实中学乃由美国长老会主办，校长为美国人，因干涉学生反帝活动，动手打学生，引起学生们的愤怒。为示抗议，父亲与十多位同学愤而退学，相继转读他校。父亲放弃了一年学籍（已读了半年高一），毅然转赴天津南开中学继续读高一。1926年秋他以高中一年级学历考入清华大学，在四年内完成了在平、津的初等、中等新式教育。

在京（平）、津小学、中学期间叔叔嘉彬与父亲基本上同时同校就读，1928年叔叔嘉彬也由天津南开中学考入清华大学政治系，一年后改读史学系。兄弟俩相互间有所照顾，大大减轻了远离父母、曾祖父等亲人之孤独感，也增强了青年人的独立生活意志，增加了自主处理各种事务的机会，这对他们的成长帮助甚大。

最初抵北京时，祖父以及曾祖父委托其老友李民欣等就近照料这两位求学青少年。他俩曾在李家短暂住一阵子，事后一直铭感不已。除李家外，可能其他一些人士多少亦给予一些帮助，至少兄弟俩与一些祖父的旧友时有交往。由此亦看出父亲的“少年老成”性格在起作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北京，兄弟俩也遇到一些亲戚，其中他们与堂叔梁广谦一家，来往尤多。梁广谦为清末武举人，后到日本士官学校（六期）和帝国陆军大学（二期）学习，毕业后回国，服务于军界并在军校执教，1924年广州黄埔军校成立伊始，他被孙中山、蒋介石邀去任首要教官（军阶最高者），称得上民国早期军界的前辈之一，只可惜几年后便辞世。广谦有子女多人，年纪皆比先父小些，父亲和嘉彬叔叔假日常到其家拜访和玩耍。梁广谦长女梁丽金后来与燕京大学学生谢文通由相识、相恋到结婚，皆由父亲牵线而成。

父亲在平、津小学、中学学习阶段，碍于原来之基础主要在旧学，对新学课程有一相当艰苦的适应过程，学习紧张自不言而喻，然其诗歌爱好并未改变，下面几首乃其时的作品：

书怀

少年不好弄，郁郁多苦意。

非无行乐心，所忧天下事。

春月言志

立愿锄非种，难图防蔓生。

底须烧野急，芟去绝根萌。

初闻蝉声

晚来月爽又风轻，入耳新蝉第一声。

最好良朋乘兴到，高槐树下话衷情。

晚春西楼远望

不管墙东暝色催，碧桃欲老杏争开，

一春日日西楼上，目断天南雁未来。

北平汤山温泉公园掬泉亭

风斜日薄柳毵毵，远近山光辨翠岚。

凉沁泉亭明一角，有人拜起月初三。

见汤明檖、梁承邺、黄启臣《梁方仲传略》，载晋阳学刊编辑部编《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四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79页。该文只提父亲为“广东省番禺人（今广州市人），生于一九零八年七月十九日”。
这散见于多份有关先父的小传中，如关国煊《梁方仲》中云“生于黄埔乡”，刊刘绍唐主编《传记文学》第六十四卷第三期《民国人物小传》栏，第136页。又如叶显恩、谭棣华《梁方仲传略》（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有“生于一九零八年，原籍广东番禺，清代中叶起，一直侨居广州”语，刊《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四辑），1985年。汤明檖、黄启臣《梁方仲传略》（载《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集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52页）中仅写“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县黄埔乡人”。
叶显恩《对学术执着追求，一丝不苟的儒雅学者梁方仲》，载张世林编《学林往事》（下册），朝华出版社，2000年，第1295页。
按：端溪书院为清代广东书院中历史久，规模大者，在省内影响颇大，由两广总督所主办，因其时监署设在肇庆。
按：在多篇有关先父的《传略》以及父亲解放后自己书写的材料中都曾提到过祖父广照是“清朝七品小京官”。叔叔嘉彬见此表述，曾函我，认为有悖事实。今查阅有关清官制之书籍，得知员外郎应属从五品。至于有文云“子广照四品衔法部举叙司员外郎加四级语”（见陈知检《幽兰轩诗选》序）是否属实则不得而知。参见梁嘉彬《梁广照传》，《广东文献季刊》第7卷1期，1977年9月，第49页。
周氏辞世时梁鼎芬和冯愿（鲁若）所写挽联道出此情，挽联分别曰：早寡抚佳儿，母有恩，子有名，侍药东还悲怆山。周宗仰端操，雪不凋，风不陨，拈花西去定升天。是大士现代身，此身不垢不净不生不死已成佛果。以宜人期其子，若子可士可农可工可商宽慰母心。
梁嘉彬《哭七兄病殁故里三首》，载《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集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75页。
按：周曜云去世时，黎淑婉曾写下《谒墓礼成述哀赋》长达900字，可知她与家婆间的情深；也看出她具有一定的诗文能力。
邬庆时（1882—1968）字伯健，号伯坚，广东番禺人。早年就读广州时敏学堂，1912年入两广方言学堂，1916年毕业后历任香山、龙门、宝安、高安、新兴等县教育局长。1922年后曾先后在民国政府，大元帅大本营政府和广州国民政府财政部任职。1926年任中山大学庶务主任兼文科讲师。抗战时期曾一度任伪广东省府秘书和广州市财政局局长，后移居香港。建国后回广州定居。毕生致力于地方志的研究和编纂工作。
《鲁兰小传》，全文见《梁方仲文集》卷八《梁方仲文存》，中华书局，2008年，第246—254页。
按：批改先父译文的邬庆时（伯健）曾就读并毕业于两广方言学堂（1912—1916）。该学堂设英文、德文、日文、法文等班，是晚清时期以至民初广东学习外国语种较为完备的一间学校。可推知邬氏外文应具相当水准。
按：伯父原诗已佚。
黎美勤《歌者心语》，刊《女中音黎美勤独唱会》，台北市，1983年3月20日。
温肃（1878—1939），字毅夫，号檗庵，广东顺德人，1903年举进士、授编修，继任国史馆、实录馆协修官，1910年任湖北道监察御史。民国后志在复清，1922—1924年跟随溥仪，后任香港大学汉文讲师。
胡裕培字寿三，云南呈贡人，光绪十一年拔贡，官至法部员外郎，清代画家，工书，擅山水、竹木。
高衍瀛（1870—1960）字亭云，广东番禺人，光绪二十九年翰林，书学颜体，笔力甚重。
曾习经（1867—1926）字刚甫，号蛰庵，广东揭阳人，光绪十六年进士。曾创税务学堂，清帝逊位前一日辞官，民国屡征不起。工诗词、书画，与梁鼎芬、罗瘿公、黄晦闻（节）合称岭南近代四家。（参见管林主编《广东历史人物辞典》，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76—67页）
区其玮，广东顺德人，书法家。
叔叔嘉彬一致我函（1985年1月27日）中写道：“读邺侄来书，竟不知其父生于北京。生时其父适升官，故命名嘉官号威仲。梁鼎芬同官京师，见之曰官以方为正，岂得持威，故改号方仲。”
1911年底父亲兄弟姐妹四人随同祖父、祖母由北京返穗便与曾祖父庆桂住在一起很多年，而祖父广照回穗不久又应聘北上去唐山铁路学堂充任学监与国文教员，继后又转回到香港开办中学，执教鞭近二十多年，实际在广州时间不久。1931年曾祖父病逝，其时父亲正在北平清华大学研究生院学习，闻讯后立即请假回穗奔丧，并整理曾祖父的遗稿，编成《式洪室诗文遗稿》。该书1962年由叔父嘉彬负责在台北印行，可知父亲以及其兄弟姐妹与曾祖父庆桂之间的感情深厚。
方仲兄弟姐妹四人犹记幼时呼梁鼎芬、康有为分别为大叔公、二叔公。
《广东地方自治研究目录》第1期，1907年。
刘伯骥《美国华侨史》，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67年，第366页。
转引自刘伯骥《美国华侨逸史》，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1年，第401页。
《梁方仲文集》卷八《梁方仲文存》，中华书局，2008年。
有关粤汉铁路收回自办斗争的始末和本节有关梁庆桂、梁广照参与过程所述内容，主要参见刘宜柏《梁庆桂与晚清广东维新运动》，《学术研究》2004年第7期，第103-105页，马祖经《前清光绪甲辰粤路风潮纪实》，广东文献季刊第一卷第一期，1971年1月，转引自梁嘉彬《番禺黄埔梁氏五世传略（初稿）》，载《史学汇刊》第7期，第110—111页，台湾中华学术院史学协会及中国文化学院史学研究所出版。
同治五年（1855）梁肇煌到云南履任学政，与岑毓英（岑春煊之父）一见如故。毓英为人豪爽跋扈，犯怒众人而遭劾报。清廷交云贵总督劳崇光严查处理。劳氏与肇煌相熟，驰书调查岑之为人行事。肇煌复书言岑忠勇可大用，滇乱之平不可无此人。劳崇光据以上告，岑氏得以免难，并渐受清廷倚重，后为云贵总督。（参见梁嘉彬《番禺黄埔五世传略（初稿）》，第84页）
岑春煊光绪十四年（1888）出任广东布政使，因与粤督谭钟麟失和，被迫转任甘肃布政使，梁庆桂赠诗鼓其气为之践行：送某藩伯移节甘肃燕山洱海忆前尘，慷慨谈兵共此身。两世论交风义在，十年话旧鬓华新。碧幢遥指潼关月，元石长留庾岭春。醉后赠君双玉剑，相期无负胆轮囷。光绪二十八年（1902）初岑春煊督粤时有电由戴鸿慈转庆桂：“（北京）南横街户部右堂戴鉴：久别相念，菲材重至珂乡，既惭且悚，非得本地贤才相助，难期治理。外电请致梁小山二哥鉴：省会学堂诸要政非贤不治，夙仰兄孝友廉能，学术纯正，请即日回粤，商定学务诸事，切勿见却，若承俯允，到省即奏，速复节庵，煊青。”见梁庆桂《式洪室诗文遗稿》，文海出版有限公司，第46页和图片。
从现有资料判断，至少他11—12岁时已弃用“嘉官”名，如其少年译作《鲁兰小传》已署名梁方仲。
按：九老会成员为：吴道镕、陈伯陶、汪兆镛、张学华、伍铨萃、黄浩、桂坫、金芝轩和梁庆桂。
民国五年（1916年6月24日美国旧金山《世界时报》载题《梁庆桂却广东修志局聘书》一则）庆桂回函予以婉拒，函曰：“顷奉大示，屡蒙嘉招，猥以通志重修，委以总纂一席……庆桂学味鼠坻，才惭獭发，楹书徒读，未观曾巩官板之全，华蕈重修，雅羡曹仑典籍之富……感雅意之拳懃，叹学殖之荒落。”（转自梁庆桂《式洪室诗文遗稿》，文海出版社，1962年，第33—34页）。
按：祖父广照1908年在京师参加沈太仵发起组织的“著君吟社”和旨在介绍推广国学的《国学萃编》（原名《国粹一斑》）。有关该社、该杂志的发起人和参加者主要名单在桑兵《民国学界的老辈》（《历史研究》2005年第6期，第8页）有所罗列，祖父名列其中。加之早年他有充广东端溪书院监学一段经历，这些因素无疑也是民国他辞官后，全心转入教育界的重要原因。
按：那个时期庆桂、广照分别在广州总办广州自来水公司和香港自办两间中学，都需投入相当数量的资金。
按：据家人传述，光是与庆桂、广照一同生活的梁家成员及其用工起码百人左右，而庆桂、广照作为掌门人，其地位、责任都相应很重。
广州培道女中1888年至1899年间由美国基督教传道会派容懿美女士开办，该校专招女生入学。
参见《孙大元帅委张崧年任职令》，转引自《黄埔军校史料（续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页，原载1924年6月21日《广州民国日报》。《任职令》为：陆军军官学校校长（按：蒋介石），呈请任命林振雄为陆军军官学校管理部主任，周俊彦为陆军军官学校军需部主任，宋荣昌为陆军军官学校军医部主任，梁广谦为陆军军官学校上校教官，钱大钧、胡树森、陈继承、顾祝同、文素松、沈应时、严重为陆军军官学校中校教官，邓演达为陆军军官学校总队长，王俊、刘峙为陆军军官学校少校教官，俞飞鹏为陆军军官学校军需部副主任，张松年为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副主任，张嘉瑞为陆军军官学校中文秘书。均照准，此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