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婴所“历之君，皆暗主也”，侍奉的灵公、庄公、景公三位国君均不甚英明，甚至于昏庸；兼之国内有大夫势力兴起、乱臣贼子作乱，国外有晋、楚、吴等国虎视眈眈。齐国可谓处于政治上外强中干、经济上国库空虚、社会上人心思变、军事上大不如前、诸侯间声望下降的状态，国家综合实力已经较之以前相当薄弱。可以说，晏婴仕齐之初，齐国已处于逐渐走下坡路的时代，仅勉强维持着一个东方大国的地位。

为使齐国在当时列国激烈竞争中在生存的基础上得到发展，晏婴在审时度势后提出了“内安政，外归义”的富民强国之路，对照当时齐国实际情况而言，这一道路不失为可行之道。在这一指导思想下，在政治领域方面，晏婴提出了“以礼治国”“廉为政本”“以民为本”等为政之道，并通过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积极付诸实施。上述政治主张，充分体现于晏婴在齐国的政治活动中。一般地说，晏婴仕齐56年期间，他的从政生涯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两个时期各有侧重点：前期的活动主要是在灵公、庄公时期，积极主张以礼治国、偃武修文，极力反对齐国参加对外侵伐战争；后期即在景公时期，在坚持以礼治国的同时，还积极主张为政以德、节俭廉洁、爱民惠民、宽政省刑，以反对横征暴敛，乱施酷刑。宋代大文豪苏辙说：“晏子事灵、庄、景皆庸君，功业不足道，使晏子而得如管仲之于桓公，其所成就当于郑子产比耳。”他对于晏婴在不可选择所侍之主的情况之下，仍旧尽最大努力地发挥个人的能动性，取得了不错的政绩，给予了恰如其分的评价。可以说，在晏婴的辅佐下，齐国出现了“政平民和”“百姓亲之”、国内社会秩序井然、综合实力得以增强的安定局面。这一良好政治局面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晏婴为政之道即从政的智慧付诸实施的产物，可谓来之不易，它为后来的齐威王等再现齐国的强国雄风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晏婴的一生主要在齐国的政治舞台上度过，其“以礼治国”“廉为政本”“以民为本”等执政理念及其实践取得了卓越的政绩，声誉闻于诸侯。他所出使的晋、鲁、吴、楚等国，虽一度有言行交锋，但国君皆以上宾之礼相待，晋、鲁、吴等国国君还以治国之策相询。这使晏婴基本上以高山仰止的政治家形象而千古流芳，成为中国历史上与伊尹、周公、管仲、萧何、诸葛亮等齐名的宰相。而晏婴在执政过程中发生的“二桃杀三士”、“智让贤名”等脍炙人口的故事，并没有伴随时光荏苒而湮没，反而千百年来在我国民众之间口耳相传，又不断为时代所添枝加叶，历久弥新，不断折射出熠熠智慧之光。在与时俱进的新时代，晏婴的智慧之光照耀世人，给政界、商界等社会各界以巨大的启示，“以礼治国”“廉为政本”“以民为本”等执政理念更与中央提出的“以德治国”、“以民为本”等执政理念有一定的关系，可见晏婴精神在当代也有古为今用的价值。

（一）以礼治国

（1）以礼治国的理论阐述

周代“以礼治天下”，孔子梦寐以求的是恢复周代礼制，汉代韩婴《韩诗外传》卷四说：“礼者，治辩之极也，强国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统也。王公由之，所以一天下也，不由之，所以陨社稷也。是故坚甲利兵，不足以为武；高城深池，不足以为固；严令繁刑，不足以为威；由其道则行，不由其道则废。”这些言论都高度重视以礼治天下。但是，在晏婴当政期间，处于周天子威望衰落、王室大权旁落、齐国公室日益衰微、私门（大夫）日益强大、大夫专权日益严重的春秋后期。在这一“季世”，礼崩乐坏、国运靡常的局面日益严重，乱臣贼子蜂拥而来，晏婴就遇到过权臣弑齐国国君的情况。至于其他国家，子弑父、臣弑君、兄弟相残、大臣肆无忌惮的现象，亦屡见不鲜。

晏婴从小接受奴隶制礼教宗法教育，礼的观念渗透于他意识的深处，他本人对于礼制也有深厚的研究，其对于周礼的深刻了解就连博古通今的孔子也表示钦佩。他可谓懂礼、崇礼亦遵礼。晏婴给“礼”下的定义：“夫礼者，民之纪，纪乱则民失。乱纪失民，危道也”，堪称经典。同时，晏婴作为齐国复礼运动的主持者，为了使齐国官员守礼、百姓有礼、国家稳定、社会安宁，多次说：“礼之可以为国久矣，与天地并。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君令而不违，臣共而不贰，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爱而友，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正，姑慈而从，妇听而婉，礼之善物也。”（《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就是说，实行礼治，可以让“五伦”和谐，秩序井然，社会安定，可以让国家长久，与天地并存。晏婴的另外一番话，内容与上面一段话类似：“今齐国五尺之童子，力皆过婴，又能胜君，然而不敢乱者，畏礼也。上若无礼，无以使其下；下若无礼，无以事其上。夫麋鹿维无礼，故父子同麀。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者，以有礼也。婴闻之，人君无礼，无以临其邦；大夫无礼，官吏不恭；父子无礼，其家必凶；兄弟无礼，不能久同。”（《晏子春秋·外篇》）

然而，“礼崩乐坏”的现实让立志维护礼制的晏婴痛心疾首。他认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在于“凡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者，以有礼也”，认为礼是区别人与禽兽的标准。晏婴相信可以将礼作为一种制约力，作为规范人们言行的伦理道德准则，作为抑制强悍士风的精神因素，来约束勇力者恃强凌弱、横行无忌、弑君乱政的行为。正所谓“夫勇多则弑其君，力多则杀其长，然而不敢者，维礼之谓也”，因而以礼治国，就会出现井井有条的良好社会秩序：君正、臣忠、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指出礼不仅可以治国，还有调节君臣、父子、夫妇等人际关系的功能。但是，如果国君不用礼，就会出现“上若无礼，无以使其下；下若无礼，无以事其上”的局面，整个社会就处在一种无序的混乱状态。他认为，礼是一种维系社会秩序的行为规范。

基于上述认识，在开国以来礼治比较薄弱的齐国，晏婴突出地强调礼治，认为礼是统治百姓的工具，是治国最重要的措施之一，更是维系国家命运的工具。他声称：“礼者，所以御民也……无礼而能治国家者，晏未之闻也。”（《晏子春秋·内篇谏下》）故而把礼提到治国的高度，可见礼在晏婴心目中的地位。

晏婴提出了以礼治国的主张，他坚持礼治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性，甚至到了治国非礼不可的地步。在肯定礼治的功效上，晏婴与孔子等人观点一致，但注重实效的晏婴，他的礼治思想博大精深、简单易学，具有博采兼容、注重实用，制暴力、化民俗，将礼与俭的推行有机结合、以礼治提倡节俭等特点。

在景公支持下，晏婴将以礼治国的主张付诸实践。在当时“礼崩乐坏”的大背景下，他的这一主张与实践，在当时是积极的，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他的躬身亲践，竭力推行，在挽救因缺乏礼治而日渐衰败的齐国、维持姜齐社会安定方面取得了一定的实效。

（2）说服景公重视礼治，率先守礼

晏婴认为国君的守礼是十分重要的。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因而他时常劝谏景公要率先守礼，如他劝说景公按照礼乐制度来宴饮作乐，说：“君子无礼，是庶人也；庶人无礼，是禽兽也。”又说：“礼仪，是约束百姓的纲纪，纲纪混乱就会失去百姓；而失去百姓，就是危险的前兆。”对于他的劝说，只知道崇尚勇力的庄公基本不予理睬，景公则大多采纳。

他采取以身示范的方式劝说景公接受礼治的幽默经历，就是一出具有喜剧色彩的“二变”表演。

一天，景公举行酒宴，酒到半酣，便对大臣们说：“请为无礼。”即请各位痛快畅饮，不必讲究礼节！晏婴闻言，劝道：“人之所以比动物高贵，原因在于遵循礼节。现在齐国五尺高的儿童力气却都超过我，也胜过您，但是，他们不敢作乱的原因就是敬畏礼节。禽兽都是以雄健有力者为首，以强凌弱，所以经常在更换首领。大臣们如果抛弃礼法，国家一定混乱，就有更换国君的危险，敢问您将如何处理呢？所以人不能离开礼法的约束。”

景公颇觉扫兴，转过脸去不听。不久，景公有事要出去，除了晏婴安坐不动之外，其他大臣都站起来相送；景公完事返回时，晏婴也不起身相迎；景公要各位大臣一齐举杯，晏婴却旁若无人，先把酒喝了。晏婴不守礼，此为“一变”。

见晏婴如此无礼者三，景公生气地对晏婴说：“你刚才讲述礼法如何重要，而你自己却一点都不讲礼法。”晏婴离开席位，来了“二变”，他毕恭毕敬地施礼后回答道：“臣不敢无礼，请您息怒。我只不过是想把不讲礼节的实际状况做给您看看。您如果不要礼节，就是这个样子。”

景公恍然大悟，忙说：“看来是寡人的错啊！先生请入座，我听从你的劝谏。”

在这一过程中，景公从主动宣布“请为无礼”到有人真的无礼后却怒而色变，这种自相矛盾的思想与行为已经显现出荒唐；与此相伴的是，晏婴也从郑重其事的劝谏一变而为“出入不起，交举则先饮”的“无礼”表演，二变而为遵守礼法的毕恭毕敬，颇为幽默、有趣甚至具有滑稽意味。正是在这貌似滑稽的幽默之中，晏婴的话句句说中要害，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举动，使景公自作自受，在亲身体会到遭受“无礼”的不悦后，采纳了劝谏，景公连称“善哉”，“吾今而后知礼之可以为国也”。

还有一次景公打猎休息，坐在地上吃饭，晏婴后到，自拔芦草垫在地上当席子坐。景公不高兴，说：“我没有垫席子坐在地上，其他几个人也没有垫席子，而你独自拔草当席而坐，为什么？”晏婴回答说：“我听说披甲戴盔之人坐不垫席，诉讼之人坐不垫席，尸体停放堂上坐不垫席，这三者都是使人忧伤的。所以不敢以忧伤的礼仪侍坐。”景公说：“是。”命令为他铺下席子说：“大夫都坐席子，我也坐席子吧。”（《晏子春秋·内篇谏下第九》）景公也越来越重视礼仪，称“寡人今而后闻此礼之上也”，甚至出现过景公整天向晏婴问礼之事。

此后，晏婴辅佐景公完善礼制，整顿法度，“修礼”治国。由此，齐国官员守礼，社会秩序井然，百姓肃然有礼。

（3）不行礼治在君位继承上的直接恶果

晏婴多次谏止齐景公违礼之行、废礼之言，告诫他“如果国君不用礼，就不能治理国家；大夫不讲礼，就会杀掉他的国君；儿子不讲礼，就可以杀掉他的父亲；兄弟之间不讲礼，就可能互相残杀”，讲明了不用礼的后果将不堪设想。对于晏婴关于礼治的规劝，景公大致听得进，愿意采纳。但是，在废立太子等违反礼法的少数场合，景公并未听从晏婴的“合礼”建议，导致了景公始料不及的恶果。

景公在位早期，已有正妃所生的五个儿子，即“嫡子”阳生、嘉、驹、黔、驵等，景公为他们各自聘请了一位“有车百乘”即拥有一百辆兵车的大臣当老师。

景公分别对每个儿子的老师说：“请尽力啊！寡人将以你辅佐的孩子立为太子！”等到召见晏婴将要委任他为老师时，晏婴推辞道：“国君命令臣子根据自己肩负的责任尽力而为，臣子怎么敢不尽力呢？现在拥有一百辆兵车的大夫都是全国有权势的臣子，您对老师说：‘请尽力啊！寡人将以你辅佐的孩子立为太子！’这样从中离间、树立朋党、使国家倾覆的做法，我不敢从命。希望国君好好考虑。”遗憾的是，景公并未采纳这一建议。

后来，淳于国（今山东省安丘县东北十公里处）人向景公进献了一位美女，景公接纳后，不久该女生了一子，取名为“荼”，在当时礼法制度下属于“庶子”。此时，“嫡子”阳生已经被立为太子。但是景公很是宠爱荼，产生了废掉阳生而立荼为太子的打算。几位宠臣知道了这件事，商量促成此事。

晏婴得知后，认为废嫡立庶是违礼的举动，就规劝景公说：“不能这样做！以贱抗贵，是国家的大害；废长立幼，是祸乱的根源。阳生年长并且受到了国人拥戴，国君不要废掉他！”他还说：“立太子有一定的礼法制度，所以庶子不能僭越嫡长。希望国君能够用礼来教导荼，使他不要陷入邪恶；用大义引导荼，使他不要贪婪于私利。长幼各按其道行事，那么，嫡庶长幼就有序不乱而合乎伦理了。”

可惜的是，景公不听从晏婴的劝告，最终还是立荼为太子。后来，晏婴去世。景公五十八年（公元前490年），景公病重，命贵族国惠子、高昭子立少子姜荼为太子，逐群公子，迁之东莱。九月，景公卒，国惠子、高昭子拥护太子荼登位为齐君（史称“晏孺子”），荼的异母诸兄阳生、嘉、驹、黔、驵等怕诛，皆出逃国外：阳生、驵奔逃鲁国；嘉、驹、黔逃往卫国。荼在位仅一年就被权臣、新兴势力代表大夫田（陈）乞在武装政变中杀害。田乞另立阳生为国君（史称“齐悼公”），自立为相；不久，田乞又杀悼公，另立了简公；最后，田氏将简公、平公（简公之弟）连同几家强大的贵族如鲍氏、晏氏等全部消灭，并于公元前391年废掉齐康公，自立为国君，完成了田氏取代姜氏的过程，彻底将齐国据为己有。

蓬勃发展而又不守礼义的大夫势力就是孔子深恶痛绝的“乱臣贼子”，后来孔子作《春秋》，就是要“使乱臣贼子惧”。在这一点上，晏婴和孔子两位智者的观点是完全相同的。

（4）利用礼治处理内政外交

第一，在国内，抑制（私门）大夫势力的发展

晏婴强调礼治，并重视运用礼仪来抑制（私门）大夫的发展，《左传》《晏子春秋》均有相关的记载。

根据《左传》《晏子春秋》的记载，当时齐国新兴大夫的代表之一——田氏（陈氏），在客观上采取了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政策。田氏，系陈国公子陈完的后裔，齐桓公时，公子完为逃避陈国的内争，亡命齐国，改姓田氏，齐桓公欲封公子完为卿，公子完不受，只接受任齐“工正”（技术官员）一职。田氏一族到春秋中期时势力逐渐强大。田氏在自己的封邑内，采取了向百姓征收赋税时用小斗收进，赐给百姓粮食时用大斗的惠民政策。这种暗中向百姓施以恩德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民众的生活，笼络了民心，结果田氏扩大了自己宗族的势力，同时扩大了自己的经济势力和政治影响。面对田氏势力的迅速增长，景公也不加禁止，而晏婴等贤明大夫都十分担心自己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他在与怀有同样忧虑的晋国贤大夫叔向等人的多次讨论中，明白无误地谈到齐国的末日到了。“齐国的政权最终要归到田氏的手里”，原因在于“公弃其民，而归于陈氏”，人民对于田氏的态度是“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他也曾直言不讳地向景公指出大夫代为执政，并取代姜氏在齐国获得统治将是时间早晚的问题。针对这一现状，晏婴开出了延缓公室统治的治标良方——以礼遏制。

一天，晏婴陪同景公坐在路寝（诸侯处理政事的宫室）里。景公不无感慨地说道：“这宫室多美啊！将来谁会据有这里呢？”晏婴直言不讳地说：“将来据有这宫室的，恐怕是陈氏吧。陈氏虽无大德，然对百姓却多有施舍。豆、区、釜、钟这几种量器的容积不同，向百姓征税时就用小的，向百姓施舍时则用大的。您征税多，而陈氏征税少，百姓自然心归于他了。长此以往，他的封地就将变成国家了。”

景公深受震动，请求晏婴帮助想办法来遏制田氏势力的增长。晏婴在回答景公时，提出的手段就是以礼遏制。他直接指出：“只有礼可以阻止这种情况。”因为按照礼的规定，家族的施舍不允许扩大到国人，国人不得迁移，农夫不得挪动，工商不得改行，士不失官，官不怠慢，大夫不允许占取公家的利益。“只有大行礼义，国君发令，臣下才能恭敬。父慈子孝，兄爱弟敬，丈夫和蔼，妻子温顺，婆媳和睦，姑嫂欢愉……如此治国，何患天下不平、国家不强？”意思是，根据礼的规定和要求，大夫不能对国人妄施恩惠。国人即平民，国人为国君所有，大夫施及国人，便是与国君争夺民众。国人不能懈怠劳作，财货不能迁移，工商不能改行，士人不能失职，百官不能怠慢，大夫不能聚敛属于国家的赋税，如此，齐国的文武百官、平民百姓就会一心为国，就会避免大夫等私人势力的过分强大。为了使臣民懂礼、守礼、保持社会稳定，抑制大夫势力的发展，晏婴劝谏君主在守礼方面为天下百官和百姓做出表率。这样，天下有礼之士就会簇拥在齐国国君的身边，从而为治国安邦打下良好的基础，而那些无礼之士就难以容身。如果能做到这样的话，就会使姜齐政权得到稳定。

除了劝谏国君之外，晏婴还主动劝谏齐国的新兴大夫田氏（陈氏）等，与他们保持着一定的关系，这也有利于新兴大夫接受他的建议，运用礼义间接抑制大夫私门的发展，从而延缓了大夫代齐的历史进程。

景公十六年（公元前532年），齐国发生了大夫之间的激烈战斗：陈氏、鲍氏与栾氏、高氏互相残杀。《左传·昭公十年》记载：当年夏季，景公、陈、鲍氏之军和栾、高氏之军在齐都的稷里激烈战斗，由于平民的参加，结果是栾、高氏之军一败于齐都的稷里，二败于齐都的庄里，三败于鹿门，最后栾、高氏只得亡命鲁国。

取胜的陈、鲍二氏乘机要瓜分栾、高两氏的财产。但是，晏婴指出这是违背礼义的行为，他义正词严地请田无宇（即田桓子）转告诸公：“让，德之主也，让之谓懿德。凡有血气，皆有争心，故利不可强，思义为愈。义，利之本也，蕴利生孽，姑使无蕴乎！可以滋长。”意思是说：谦让是德操的体现，谦让即是美德；凡有气血的人，都有争夺之心，可知“利”并不是凭武力就一定能强求，而应该以仁义为基础；仁义，是“利”的根本，如果见利忘义，一味聚敛财富，由此所生的灾祸将是不可避免的。

在晏婴看来，义、利的关系是相当明确的，见利思义，利不可强求，义为利之本。换言之，义、利相比，义是根本，只有以义御利，才能克制私欲，避免违礼的越规行为；否则，见利忘义，就必然招来祸患。他明白无误地向田无宇指出：必须把栾、高二氏的财产献给国君景公。

作为新兴势力的代表，处于上升时期的田无宇比较开明，能够理智地权衡利弊，并采纳合理化建议；兼之，他平常与晏婴关系不错，景公要赏赐晏婴时，有时也派田无宇去办理。一次，景公听说晏婴身为宰相，仍旧穿粗布衣服，吃糙米蔬菜，就派田无宇去布达自己的赏赐，将台、无盐等封邑以及新马车等封赏给晏婴。晏婴拒而不受。田无宇还多次目睹晏婴不受庆氏之邑，从心底里钦佩晏婴的言行一致和清正廉明，公开赞同晏婴所谓的“足欲则亡”的道理。因此，田无宇对于晏婴的话基本予以采纳，将栾、高二氏的财产都献给了景公，并且自动请求退隐莒国以养天年。在这一事例中，晏婴所讲的道理，与同时代孔子的早期儒家的义利观是一致的。

通过运用礼义讲道理，使人明晓利害关系，晏婴巧妙地遏制了新兴大夫的利欲。然而，在当时那种公室衰微、政出私门、陪臣执国命的大变革时代，晏婴不可能逆转历史的趋势，只能将尖锐的矛盾予以局部缓和，维护公室的局部利益，延迟姜齐政权的衰败和将被陈氏（田氏）所取代的命运。后来，田无宇的后代见齐国公室太过于腐败，最终取代了公室，自己在齐国执政。

第二，在诸侯间，以礼退兵，上上之谋

景公时期，中原的强国——晋国谋划进攻齐国，又不清齐国的底细，于是先遣大夫范昭出使齐国，刺探有关情况。

范昭在齐国，以不符合礼义之举，故意挑衅试探，为晏婴、齐国乐师先后识破，予以正义的反击。事后，景公还有些担忧，晏婴向景公指出：“范昭为人，不是浅陋而不懂礼义，而是想试探我国君臣，所以拒绝了他。”

果然不出所料，范昭回国后报告平公，认为齐国是不可以攻伐的。晏婴凭借自己的智慧，将礼治思想成功地运用到外交活动中去，强调诸侯相交以礼为先，反对诸侯间的无礼和非礼之交，取得了使列国宾服、不战而退敌国之兵的胜利。这一胜利，符合《孙子兵法》所言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顶级策略——“上上之谋”。

正是由于晏婴重视礼义，强调以礼治国，这才使当时的齐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维持桓、管霸业的余绪，不失为大国而声显于列国之间。但由于生活于春秋末世，以氏族宗法家长制为基础的奴隶制宗法礼教社会并未能够给晏婴提供实现愿望的条件，这使得他以礼治国的实际效果也打了不少折扣。

（二）以民为本

晏婴之前的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认为，君为邦民之本，即“君为邦本”。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都清楚地表述了这种由来已久的政治观念。晏婴上台后，漠视“君为邦本”的老调，却喊出了“社稷是主”“以民为本”的口号。这一全新主张实质是“民为邦本”，是与“君为邦本”完全相反的，是晏婴最可贵的思想之一，堪称是时代的最强音。

在景公即位之初，晏婴治理东阿地方时，前三年就奉行惠民、爱民的“以民为本”政策，并且由于惜民、乐民却导致“毁者众”，说坏话的人甚多。但是，通过此事，世人清楚地看到了晏婴的民本之心及爱民行动。

晏婴敏睿地察觉：“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晏婴认为国君与社稷的利益，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是完全一致的。当国君的利益与社稷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应以社稷利益为主为重。在社稷与国君分离的同时，开始了与民的结合。齐景公九年（公元前539年），景公使晏婴聘晋（出使晋国），与贤明大夫叔向谈及齐国政治时，晏婴说：“公弃其民，而归于陈氏……其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又说：“齐政卒归于田氏，以公权私，有德于民，民爱之。”晏婴看到田（陈）氏“有德于民，民爱之”而感触良多，由此深为齐国的未来担忧，判断姜齐的统治已走到尽头，国家将被田（陈）氏取而代之了。这一谈话充分反映了晏婴对于民心向背决定政权、国家存亡道理的深刻认识，以及对这一社会发展规律的认同。

晏婴忧国忧民，在长期的政治实践活动中，进一步将“有德于民，民爱之”等认识升华为以民为本的思想。他说：“民，事之本也。”“事大则利厚，事小则利薄，称事之大小，权利之轻重，国有义务，民有加利，以此举世必成矣。”意思是说，谋划的事情大获利就大，谋划的事情小获利就小；衡量事情的大小，权衡利益的轻重，使国家增加荣誉，百姓增加利益，以这些为原则来做事，就一定能成功。晏婴又说：“卑而不失尊，曲而不失正者，以民为本也。”（《左传·昭公三年》）即是说，地位卑下而不丧失尊严，处境贫困而不丧失正直的人，是把百姓看作根本。他认为“以民为本”是使齐国发展并逐步强大的必备条件之一。

晏婴主张以民为本，以天下苍生为重，他多次强调指出：“先民而后身，先施而后诛。强不暴弱，贵不凌贱，富不傲贫。百姓并进，有司不侵，民和政平。”又说：“德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意莫下于刻民，行莫贱于害身也。”（《晏子春秋·内篇问下》）就是说，既然民为邦本，那么治国理政就必须坚持爱民、乐民，而不是刻民、害民，最高的德行就是“爱民”“乐民”。这里，晏婴明确地提出了“先民而后身”是国君“长保威强勿失”的根本保证之一，又把“爱民”看作是最崇高的思想。晏子的这种重民、爱民的思想跟后来孔子的仁政、孟子的民本思想非常接近。这一重民、爱民思想与晚清启蒙思想家王韬所说的“天下之治，以民为先，所谓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也”也是何其相似，而那时晏婴已去世2300多年。此外，晏婴的“以民为本”思想在事实上与当今政府奉行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也是一致的。

在“以民为本”原则的指导下，晏婴根据当时齐国社会刑法严酷、横征暴敛的实际情况，提出不少对应的政治主张，如减省刑罚。景公时，齐国刑法严酷，法网严密，致使齐国“藉重而狱多，拘者满圄，怨者满朝”。民众受刑罚者日多，以致市场上出现了“屦贱踊贵”的奇怪现象，足见当时酷法已使民众到了无法生存的地步。晏婴深忧于此，主张对严酷的刑罚加以改革，不赞成对民众滥施暴力，要求景公“弛刑罚，若死者刑，若刑者罚，若罚者免”。即减轻刑罚，如果是死罪的就减为徒刑，如果是徒刑的就减为惩罚，如果是惩罚的就免罪释放。

晏婴反复地向景公强调“民本”思想，反对统治者穷奢极欲，劝诫国君要实行“善政”，不要增加民众苦痛。

在一次景公修筑了观赏台后，颇为满意的景公又想铸造大钟。于是晏婴进谏道：“作为国君，不可以贪图享乐而造成民众的苦痛。国君的欲望难于满足，既修筑了观赏台，如今又要造钟，这会加重对民众的赋敛，民众必定痛苦极了。如增加民众苦痛而达到自己的享乐，是不吉祥的，不是一国之君应该做的。”景公于是取消了造钟的打算。（《晏子春秋·内篇谏下第二》）

晏婴反复地向景公指出：统治者奢侈腐化，就是“与民为仇”，其结果会导致“民叛”，得罪于民的国君，将会遭到“民诛”。

晏婴经常劝诫国君，不仅不要“与民为仇”，而且要“爱民”，但有些情况下齐君并不理睬，史称“晏子数谏景公，景公弗听”（《史记·田敬仲完世家》）。景公一生做了不少扰民之事，如其为了享乐，滥用民力，强令民工造大台，搞得众百姓怨声载道，民不聊生，晏婴对此深感忧虑，以直谏、婉劝甚至请求辞职，为民请命，最终达到了减罢徭役的目的。而晏婴代君受过而智让“贤名”的事例更是其中著名的一桩。

在“爱民”之后，晏婴更经常引导国君，使其采取了薄敛省刑、宽政惠民等一系列政治上的改良措施，以缓和上下尖锐的矛盾，稳定局面，概括地说，就是“惠民”。

景公时，齐国统治者为了满足骄奢淫侈的生活，不顾社会民众的承受能力，“斩刈民力，输掠其聚”地横征暴敛，把三分之二的民财据为己有，致使民不聊生。晏婴强烈反对统治者横征暴敛的行为，指出“赋敛如撝夺，诛戮如仇雠”，揭露齐国当时赋税繁重的现实——“布艺无常，征放无度”，认为重税重役会引起人民不满，激化社会矛盾，威胁到统治者。

一次，景公因久病不愈而欲诛祝史，晏婴趁机劝谏景公实行仁政，说处死祝史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山中的木材，由衡鹿看守；沼泽的水草，由舟鲛看守；荒野的柴草，由虞侯看守；海洋的渔盐，由祈望看守。因此，人民都无法取用。偏远乡野之人，也都来到齐都服役；靠近齐都的关卡，向商旅横征暴敛；世袭大夫的家人，强行向商人索贿；处理政务不遵守法律，对人民谋求无度。可是宫殿却每天都在兴建；靡靡之音日夜不停，后宫的宠妃在市场上巧取豪夺；朝廷上的宠臣，到各地去任意勒索，淫欲一天天强烈，如果不满足，就诬陷人民入罪，人民痛苦不堪。祷告是有益处，诅咒却有坏处，齐国境内的人民很多，不论祝史如何善于祭祀，又怎能胜过千万愤怒人民的诅咒呢？贤君假若要诛杀祝史，还不如修好自己的品德而行仁政。”

景公听了晏婴这番话，感到很有道理，就立刻下令各级官吏推行仁政，并且撤销首都的各处关卡，重新开放禁止百姓平民进入的场所，一度大幅减轻了赋税的征收。景公自己也下罪己诏，向国人谢罪，从而使民受惠而国以安。（《左传·昭公二十年》）可见，晏婴的赋税思想在历史上曾起到过积极的作用。

在晏婴“民本”思想的潜移默化以及“民本”实际言行的感召下，齐国国君有所触动，在对待人民的态度上也有所变化。景公就部分认同“民本”这一思想理念。

一次，景公出游麦丘，晏婴陪同，遇到了一位85岁的老者。老者对景公说：“希望您长寿，希望您不要得罪百姓。”景公听了不高兴，认为只可能百姓得罪国君，哪里有君主得罪百姓的呢。晏婴趁机进言：“君过矣！彼疏者有罪，戚者治之；贱者有罪，贵者治之；君得罪于民，谁将治之？敢问：桀纣，君诛乎，民诛乎？”意思是说，桀、纣是得罪了君王还是得罪了百姓呢？是被君王杀死的，还是被百姓杀死的呢？的确，桀纣这样的国君，是国君杀的呢，还是百姓推翻的？一句话深刻阐明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景公如梦方醒，马上表示：“寡人过也。”并将麦丘作为封地赏赐给了老者，感谢他给了自己忠告和智慧。这表明，景公对晏婴以民为本的治国理念有所认同。

再如，景公在认同“民本”思想理念的前提下，经过晏婴的引导，也采取了一些有利于民的措施。

一年，齐国连续17天降大雨而不止，洪涝灾情严重。景公不闻不问，依然“日夜相继”饮酒作乐，还派官员巡视国内寻找“能歌者”。晏婴奏请景公救济灾民都被拒绝，请求了多次都不被许可。于是，晏婴便把自己家的粮食分发给灾民，把车马、器物等放在路旁供人们使用，然后徒步匆忙前去见景公，劝说道：“连绵阴雨下了17天了，房屋倒塌的，一乡之中就有几十家；断炊断粮的百姓，一里之中就有好多户。许多百姓年老体弱，挨冻受寒不能得到粗布短衣遮体，肚子饥饿不能得到糟糠之食果腹，生活艰难无处可逃荒要饭，四下环顾无人可诉说艰辛。可是您不加体恤，日夜饮酒，不停地作乐。您的马吃的都是府库里的粟米，您的狗被过分地宠养，处在三室的姬妾都给准备好了充足的肉食。狗、马、室中妾，您给的待遇如此优厚，对于遭难的乡民百姓您却不闻不问，不是太冷漠太刻薄了吗？百姓在家乡处于困境而无处求告，必会对国君不满意；饥饿而无人求助，必会不喜欢君主。晏婴我同百官，使人民饥饿穷困却无处申告，纵容主上沉湎于享乐而不体恤人民，这是我的莫大罪过啊！”说完之后，晏婴行了两次跪拜礼，弃职出走。

景公大受触动，令人驾好车马自己星夜兼程地追赶，也没赶上晏婴。到了晏家，发现晏家的粮食都给村民分光了，装粮食的容器还摆在道路上。景公又连忙驱车追赶，终于赶上了晏婴，景公连忙下车，对晏婴恳请道：“寡人有罪，您背弃寡人于不顾，寡人就不说了，但是您就不顾及国家和百姓了吗？希望您能留下来保全寡人。寡人愿意拿出齐国国库的粮食财物来救济灾民。”晏婴于是返回来，命令官员巡视查访灾民家，家中有一布一线而没有粮食吃的，让他们有一个月的粮食；家中连一布一线的储备都没有的，让他们有一年的粮食；没有被分到财物的灾民就给他们提供柴薪，使之有足够的柴火来度过连绵的寒雨天。晏婴还命令巡查官员如果三天后没有查到位，就是巡查官员的罪过，以此敦促官员尽早解决灾民的困难。

三日后，调查报告说，受灾贫困的民众有一万七千家，用去赈灾粮九十七万钟（钟：古代表容积的计量单位），柴薪用了有一万三千辆车；毁坏房室有二千七百家，用去修缮费用三千金。景公听毕，回到宫内下令降低了饮食标准，不再击鼓奏乐。晏婴又请求景公裁减侍从，辞退使国君移情丧志的歌儿舞女，景公一一应诺，侍从被裁减，三千歌儿舞女被辞退。

可见，景公在部分接受“民本”思想理念的前提下，经过晏婴劝谏、引导，为百姓做了不少好事。景公是个典型的公族出身人物，追求享乐的生活，爱狗、爱马、爱鸟、爱异花、爱奇木、爱打猎、爱出游、爱美酒、爱美女、爱靡靡之音、爱奇装异服、爱巨冠长履、爱宫室台榭，经常游乐其间……由此性情波动，暴虐无常，虐待下属、残害民众简直成为家常便饭。如景公爱马死，公怒，马上令人操刀肢解“圉人”（养马的官员）；景公爱犬死，公哀，下令厚藏之，而不顾民众饥寒交迫；景公射鸟，野人骇之，公怒，令吏诛之；景公命令官员烛邹主管喂鸟而鸟飞走了，公怒，将加诛；景公爱槐好竹，立护槐令，置守竹吏，重刑伤槐者，至于游、猎多日，扰民更甚……在晏婴的劝谏、引导下，景公采纳了他的建议，如解除了护槐令，养马的官员、骇鸟的野人、亡鸟的官员、伤槐者、伤竹者等等都免除了酷刑，保住了性命。由于晏婴的劝说，景公宽恕了犯错者。此类的事例甚多，可谓俯拾即是，不胜枚举。凡此，无不渗透着晏婴的爱民、乐民而不刻民、害民的进步思想，也是他作为一名务实的政治家落实“以民为本”政治思想的具体表现。景公的所为在一定程度上安定了民心，同时对于缓和当时齐国国内不断激化、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维护百姓的安定生活，有一定积极的社会意义。

晏婴身体力行，勤政爱民，堪称典范。他的以民为本的思想，被战国中后期儒家学派的大思想家孟子发展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崭新高度，晏婴之功，自不可没。在“以人为本”已经成为社会、政府、公司、社会团体领导重要理念的当今，晏婴以民为本的主张及政治实践，除了值得人们怀念之外，更有发扬传统优秀文化、服务当代社会的作用。

（三）为政以德

中国向来有以道德教化为治国的原则，以及“为政以德”的传统。可以说，在中国传统政治文明及国学典籍中，尧舜禹汤为楷模，文武周孔作榜样，“为政以德”堪称是老生常谈。

尧庙——纪念尧帝之庙

舜祠

商汤像

周文王石像

周武王像

周公像

先贤们反复强调，“为政以德”，教化大兴，则天下大治，垂范千古。细而言之，正反两方面的事例很多。反面教育的事例，有桀、纣、周幽王帅天下无德，暴虐臣民，而万民亡之。而正面教育的事例，在晏婴之前，有姬昌（后来的文王）治岐，宽厚仁爱，家国为则，淹有天下；周公（姬昌，文王姬昌第四子）辅政，握发吐哺，制礼作乐，天下归心；等等。在晏婴之后，有文、景布衣粗食，闻过则喜；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唐太宗容谏改过，视贤如命；等等。他们以身践行着“为政以德”“以德治天下”的法则。

司马迁特别强调指出：晏婴为政，“其在朝，君语及之，即危言；语不及之，即危行。国有道，即顺命；无道，即衡命。以此三世显名于诸侯。”（《史记·管晏列传》）就是说，晏婴为政期间，在朝廷的时候，国君谈到的事，他就直言；国君没有谈到的事，他就秉公去做。国家有正义，就顺理而行；国家无真理，就权衡利害而举措。因为这样，在灵公、庄公、景公三代，他的名声在各诸侯国间颇为显赫。可见，晏婴强调道德对政治生活的决定作用，主张以道德教化为治国的原则，大力提倡“为政以德”。显然，晏婴也是“为政以德”的忠实信徒。

“为政以德”是晏婴学说中很有价值的部分，表明晏婴治国思想的基本原则是“德治”（“礼治”与此相关，甚至被包括于其中）。这一思想，与孔子儒家学派的修身为本、以德治国的思想主张相近，而与战国时代法家学说的严刑峻法以治国有较大的区别。

“为政以德”是一个传统的政治概念，一代哲人孔子曾总结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第二》）孔子的意思是治国的统治者，以道德教化来治理政事，就会像北极星那样，自己居于一定的方位，而群星都会环绕在它的周围。地球的北轴是指向北极星的，所以无论地球怎么转，北极星的位置是不动的，看起来就是众星拱卫；如果治国的统治者是崇高道德的化身、完美人格的标本，进行德治的话，他们如北斗居中一般闪耀，群臣、百姓就会自动围绕着运转。这段话代表了孔子“为政以德”思想的精髓。

一次，盼望恢复祖先霸业的景公突然心血来潮地问晏婴：“寡人想穿与古代圣王一样的衣服，住与圣王一样的宫殿，如果这样，四方诸侯就会来朝吗？”晏婴肯定不能赞成这一天真的想法，但他趁机讲明了为政以德的道理。他明确提出：“夏禹、商汤、周文王并不穿同样的衣服而统治天下，并不是因为服装来使诸侯归服的，而是由于真诚地爱护百姓，成功地施行善政。古时曾有身穿极为简朴的衣服而享有天下的，天下人并不钦佩他们的服饰，而是归顺他们的德政；古时曾有居住木巢洞穴而享有天下的，天下人并不礼拜钦佩他们的居室，而是归顺他们的仁政。国君应该在节俭上起带头作用，不能以服饰来号召诸侯。爱护百姓，多做善事，天下就会被国君的德行所感动，并从而取得信义。国君专门在服饰、宫殿上讲究，用力甚多，用财甚费，与民为仇，恐国家就危险了。这样的话，还想取得诸侯的信任，实在是太困难了。”在这里，晏婴将远古“有巢氏”以及夏、商、周三代的开国之君夏禹、商汤、周文王行德政、施仁义与政治清明联系在一起，也就是将施行德政、仁政融为一体，认为它与良好的政治密不可分。

景公听了，无言以对。在这里，晏婴明白地向景公强调了与民为善、与民为仇的两种不同结果：与民为善、爱护百姓，就会感动天下；与民为仇，恐怕国家有难。

晏婴劝谏景公与民为善、爱民便民，在某些方面，对于景公而言是要求太高了，但是景公也有遵照办理的。

比如景公建成了正宫里的路寝台后，一天，一位名叫逢于何的平民的母亲去世了。逢于何便在路上等待晏婴，看到晏婴的马车到了，就在晏婴的马车前两次叩拜。晏婴下车回礼说：“请问有什么事情要我做吗？”他说：“我的母亲死了，我家的墓地正好在正宫路寝台墙下，我想请求国君准许母亲与父亲合葬。”

晏婴明知这样做有很大的困难，但是他仍旧进宫求见景公，说明了逢于何想父母合葬的想法。景公变了脸色，不高兴地说：“从古到今，你曾听说过有请求母亲合葬在国君宫中的吗？”

晏婴诚恳地回答说：“古时候的国君，修建宫室很有节制，不侵占活人的住宅，不毁坏死人的坟墓，所以没有听说过有谁埋葬在国君宫中的。如今君主建宫室，侵夺活人的住宅，残毁死人的坟墓，使活人忧愁，不得安居；死人离散，不能合骨。为了增加自己的欢乐扩大游观，不顾及生者、死者，这不是仁爱之君的行为；只追求满足自己的欲望，不爱护小民，这不是保国图存的道路。死人不得安葬，活人就蓄积忧愁，蓄积忧愁就生怨恨，那就危险了。主君不如准许他的请求。”景公只好答应。逢于何于是把母亲埋葬在正宫的路寝台墙下。（《晏子春秋·内篇谏下第二十》）

这件事说明了晏婴劝谏景公，景公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为政以德”。

“为政以德”的精神培育了中国传统政治鲜明的民族特色，作为“为政以德”的忠实信徒，晏婴的相关思想及政治实践丰富了“为政以德”的内涵。历史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国际形势在风云变幻，对于现当代社会而言，“为政”的内涵与以往有了巨大的变化，但“为政以德”仍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它告诫世人，倘若注重思想修养、道德品质的提高，“为政”仍旧以“德”（只是这个“德”，在政坛指官德，即为官者“敬业奉公”的职业道德；广而言之，为士、为农、为工、为商、为艺、为医、为军、为教等行业皆有职业道德）的话，必定会受到广大民众的拥戴。

（四）以廉为本

晏婴被后人称誉为一代名相或贤相，他之所以被称誉为名相、贤相，在很大程度上与他是一位“廉相”密不可分。而为政清廉既是晏婴的为政之本，又是晏婴的处世之道。

晏婴清廉刚直、公正无私，堪称古代廉洁奉公的楷模，既是早期中国最为著名的清官廉吏之一，更是卿大夫阶级力倡廉政而且躬行不怠的第一人。在“廉”这一点上，他与同为齐国贤相的管仲强调“奢”是截然不同的。

对于晏婴来说，以“清廉俭约”为突出特色的“廉”，不仅是他为人之道、生活之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更是他治理国家的重要理论与实践指导方针。晏婴在言行中明确提到“廉政”二字，反复强调、谆谆告诫齐国贵族田无宇等人说，“廉者，政之本也；让者，德之主也”，“廉之谓公正，让之谓保德”。后一句的意思是说，廉洁就是公正，谦让就是美德。在这里，晏婴认为节俭廉明不仅仅是官吏应具备的基本素质，而且是治国之本，长治久安之策，将廉洁、谦让提升为治国修身的根本原则。晏婴廉政的核心是节俭，即节约财用，生活俭朴，认为从国君到群臣，从衣食住行到娱乐田猎以及个人生活等方方面面，应以节俭为本，力戒奢华，力戒荒淫享乐。

晏婴虽为国家的重臣，但他对物质没有过多的追求，不重视自身财富的积累和物质上的享乐。他不仅不主动邀赏请爵、索取报酬，就算国君主动赏赐给他的封邑、田地、金银、马车等也很少接受，甚至于在某些场合，就连一些与自己身份、职位相称的生活待遇也辞谢不受。他以自己的俸禄及收入养活着五百户人家；在庄公、景公时代，他曾多次说服国君退还封邑、自降俸禄。其政治操守和道德修养堪称楷模，为后人所赞誉和敬仰。

晏婴的廉政，强调君臣上下应体察民情，恤民爱民，以民为本，强调君臣的表率作用，不重在理论，而重在实践。在他在谏言中、在治理国家的56年实践生活中、在一生的身体力行中，时时恪守着廉洁奉公这一准则，处处体现出廉洁奉公的高风亮节，在中国历史上树立起为国为民、鞠躬尽瘁的廉相形象。因此，在晏婴以身作则的影响和倡导下，齐国兴起了清廉为公的良好政风，并使得当时齐国上层的腐化享乐之风有所收敛，对于遏止和改变不良风气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晏婴实行廉政的客观效果也是好的，的确减轻了民众的负担，保全了下层民众的生命财产，使危机四伏的齐国稳定了几十年的时间。就这一点而言，晏婴的廉政虽出自于通过行廉政来缓和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矛盾的主观愿望，但是客观上却是进步可取的。

晏婴选拔的人才大多都能清廉自持。如大臣弦章便深受晏婴的影响，在拒绝赏赐等场合公开表明是以晏婴为参照的，所以历史记载誉之为“弦章之廉，晏子之遗风也”。

晏婴的廉政、节俭言行，在当时的齐国倡导了一代良好的政风，对后世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齐国的后学如战国时代宋钘、尹文“以禁攻寝兵为外，以情欲寡浅为内”的学说，与晏婴的相关言行有密切关系。至于世风，齐国一地的“尚侈”之风也有所转变。《隋书·地理志》载：“齐地男子务农桑崇学业，其归于俭，则颇变旧风。”明朝嘉靖年间《青州府志》评论道，齐国故地在汉朝以后“尚俭倡廉”，与晏婴谦抑自制、崇尚俭朴的思想有某种继承关系，可见晏婴尚俭倡廉思想与行为的影响之深远。这对于当今社会的廉政建设仍具重要的借鉴价值和启迪意义。

（五）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晏婴两次治阿的经验教训

晏婴为政，采取了廉政、以民为本等多项政策。在事实操作上，他能够做到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因而决策比较客观。之所以如此，应该与他本人两次治理东阿地方的经验教训有关。

晏婴办公图

景公执政后不久，对晏婴并未重用，只是委任已是三朝大夫的晏婴任东阿宰，即东阿（今山东阿城镇）地方的行政长官。

晏婴足智多谋，大公无私，到了东阿就任后，根据实地考察、了解民情的结果，大张旗鼓地肃清不正之风，力图依法重整东阿的社会秩序和风气，施行爱民的“仁政”，亲自指挥修筑道路，开垦荒地，维护社会治安，净化民俗民风，惩治懒人恶人，处事不卑不亢。“属（同‘嘱’）托不行，货赂不至，彼池之鱼，以利贫民”，也就是说他拒绝开后门拉关系，严禁贿赂，池塘里的鱼都用来造福穷人，老百姓没有挨饿的。照理说，经过三年的精心治理，东阿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百姓乐业，一派兴旺景象，晏婴取得了骄人的实绩应该得到主上的赞许。可是“治阿”的三年期间，景公陆续听到了许多关于晏婴的坏话。这些“佞人”，上至达官显贵，下至平民百姓，甚至还包括其手下和身边左右的人，他们都告晏婴治理东阿不力，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于是景公召回晏婴并大加训斥：“你把东阿搞乱了，现在‘毁闻于国’，到处都可以听到有人说你的坏话，你还是回家去闭门思过吧。”

晏婴的态度很好，没有强辩，而是请求景公再给他一次机会，说道：“我知道自己的过错了，请允许我换一个办法再去治理东阿，不出三年，必定会‘誉闻于国’。如果治理不好，我情愿以死谢罪。”晏婴很严肃地立下军令状，保证能让齐国国君很快在全国听到自己的好名声。景公于是同意晏婴再去管理东阿三年。

晏婴再度治阿时“改道易行”，实行了与以往完全相反的政策：不修路，不理事，不惩治懒人、恶人，决狱断案，袒护豪强；甚至营私舞弊、欺上瞒下，又广开后门，大行贿赂，加重老百姓的赋税，造成一半的百姓饿肚子；而且搜刮来的财富很少进入国库，大都用来孝敬景公左右的人，就连池塘里的鱼，也都送到权贵们的家里。晏婴改换的这一招果然灵验，三年中“政绩突出”，赞誉之声传遍了全国。景公听到有许多人赞誉晏婴的好话，非常高兴，于是大宴群臣，并要嘉奖晏婴。

晏婴却坚辞不受，景公颇感好奇，细问其故，晏婴便把两次治理东阿的真相说了出来。他说：“我三年前治理东阿，尽心竭力为老百姓做实事，修路筑桥，动用民力，整顿社风，后门全都关死，没有贿赂。池塘里的鱼都造福穷人了，老百姓没有挨饿的。而您反而要治我的罪，原因何在呢？我堵住小路，关紧后门，邪民很不高兴；我奖励勤俭孝悌的人，惩罚小偷坏人，懒民很不高兴；我断案不偏袒豪强，豪强很不高兴；您左右的近臣求我办事，合法我就办，不合法就拒绝，您的近臣不高兴；我侍奉权贵不超过礼的规定，权贵们也很不高兴。邪民、懒民、豪强这‘三邪’在外边说我的坏话，您的左右和权贵这‘二谗’在里边进我的谗言。整整三年都是这样，谁会有好名声呢？后来三年，我小心地改变了政策，百事不管，一心对上迁就，忙于应酬，也不做什么实事。不关后门，邪民很高兴；不奖励勤俭孝悌的人，不惩罚小偷坏人，懒民很高兴；断案时讨好豪强，豪强们很高兴；您左右的近臣求我办事，我一概答应，您的近臣很高兴；侍奉权贵超出了礼的规定，权贵们很高兴。于是‘三邪’在外边说我的好话，‘二谗’在里边说我的好话，三年下来，好话就灌满了您的耳朵。其实，前三年您要惩罚我，那时正是我应该受到表彰和奖赏；现在要提拔我，正是我应该受到惩罚。所以，您的奖赏我不敢接受！”

这一番两次治理东阿的真相之谈让景公十分感叹，他深为晏婴之言打动，于是真正认识到了晏婴的贤德，知道晏婴的确是个贤才，而深悔自己以前听信了谗言，错怪了晏婴。于是，景公将国政委以晏婴，让他辅佐自己治理齐国。又一个三年后，齐国大兴。

对于晏婴的两度治阿，如果用“人民满意不满意”的标准来衡量，显然第一次施行的是一套公正廉明、于民有利的政策，达到了“民无饥者”的效果，取得了明显的“政绩”，理应受到褒奖，却被训斥；第二次百姓“饥者过半”，却要被表彰和奖赏。同一个晏婴，在同一个地方，同一个工作年限，因为前后做法和效果截然不同，评价竟然出现毁誉迥异的巨大反差，使后人在看到了晏婴大智慧的同时，不由深思“晏婴现象”的根源。

这个故事，当代学者吴思称为“晏氏转型”。“晏氏转型”这一怪圈指出在当时社会，晏婴遵循“显规则”的合乎仁义道德的做法顶不住当时世俗社会巨大的奸邪压力，只能被迫向那些隐藏于官场表面之下却又力量非凡的“潜规则”低头。好在晏婴最终有时机为自己洗刷清白。

在这两次治阿的六年中，晏婴以自身的行为告诫景公“利于国者爱之，害于国者恶之，则天下治平，百姓和集”（《晏子春秋·内篇谏上第七》）。也就是说，判断一个人是否忠诚、贤能，不能凭个人好恶，道听途说，而应客观公正、准确评价，这样才能慧眼识才、知人善任，如此也才能使国家安泰清明，百姓和睦团结。从晏婴治阿的六年经历中，可以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经验教训让齐国君臣上下得到了一次政治教训。

（六）借鬼神于政事：鬼神为我用的智慧

在2500多年前大动荡大分化的春秋时代，商周以来的鬼神天命观遭到了普遍的怀疑及某些人士猛烈的抨击，已经延续千年的神权政治哲学基础发生了动摇，不再是神圣不可侵犯，“疑神论”和“无神论”等唯物主义思想不仅应运而生，而且得到了迅猛发展。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晏婴的观念顺应潮流，与时俱进，形成了自己进步的政治哲学思想。

晏婴的思想与孔子、墨子的思想都有相近的地方，总的说来，与孔子的儒家思想最近。二者相近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对待鬼神、人事相互关系的问题上观念一致。在对待鬼神的问题上，晏婴与墨子的观点大不相同：墨子“明鬼”，是为了证明鬼神有灵，令人相信；晏婴“言鬼”，则是为了证明鬼神无灵，不可迷信。从中可见，晏婴注重人事与德性的作用，而远离鬼神。在这一点上，晏婴与“不言怪力乱神”的孔子在思想上颇为相通。晏婴所信奉的哲学思想也和孔子一样，属于调和的折中主义，他既不反对传统的天命论，但又强调人为的作用。在人事、鬼神孰重孰轻的问题上，他重人事而远鬼神、轻鬼神。这一政治哲学观，充分表现在他处理政事及其他事务上。

（1）反对祈神、祈天

晏婴把天、山、河、日、月、星等自然界看作是无神灵的客观事物，并有理有据地阐明它们本来就是无知的，说它们有神灵是人们附会给它们的，不足为信，因而反对祭祀上天、山神、河神。这充分体现出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

第一，谏止祭祀山神、河神

晏婴对于国君常常晓之以理，解其疑惑，堪称国师。他谏止祭祀山神、河神就是一例。

《晏子春秋·内篇谏上第十五》记载：齐国久旱不雨，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景公认为是高山大河作祟，打算增加赋税的征收，用来祭祀灵山。晏婴进谏说：“不可！祭祀高山没有用。灵山本就是以石头为身，以草木为发，天久不下雨，头发就要枯焦了，石头身也将发热，它难道不需要雨吗？祭祀它是没有用的。”景公转而打算祭祀河神“河伯”，晏婴又谏止说：“不可！河伯以水当作它的国家，把鱼鳖当作它的臣民，天久不下雨，泉水下降喷不出，无数条大河干涸了，它的国家就要灭亡了，它的臣民也将灭绝了，难道它不想下雨吗？祭祀它是没有用的！”景公就打消了祭祀山神河伯的想法。晏婴这里运用形象生动的比拟，阐明山神、河神均自身难保，急需雨水而无雨水，又怎么能给人降雨呢？因此岁旱祭祀山神、河神祷雨是无用无益的。

第二，反对祈天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晏子春秋·外篇第六》记载，公元前516年，齐国的天空出现了彗星，按当时的迷信说法，这是一个不祥之兆。因而景公恐惧，以为天必降灾于齐，要派作为祭祀官的“祝官”设坛祈天，以求消灾。

晏婴阻止说：“无益也，只取诬焉。天道不谄，不贰其命，若之何禳之也！且天之有彗，以除秽也。君无秽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秽，禳之何损？”意思是说：没有益处，只能得到一些假话。天道是不变的。即使照迷信的说法，彗星也是扫除污浊的。如果君王的德行并不污浊，又何必祈祷解除；如果真是污浊，祈祷又有什么用处呢？晏婴认为这种做法没有用，只能招得欺骗。

晏婴并援引了《诗经》中《大雅·大明》中的诗句“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国”，即以周文王的事迹为例，说周文王办事小心谨慎，明白侍奉上帝，得来更多福分。他不违背德行，所以受到邦国的崇敬。以此来暗喻景公要多修养德行，以成为一个贤德的国君，而不是靠禳祭去消灾免祸。

第三，反对责罚祝史

《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子春秋·内篇谏上第十二》均记载说：公元前523年，齐景公先得疥疮，后患疟疾，一年都没有痊愈，诸侯国纷纷派使者前来问候。景公命令祭祀官祝佗、史固遍祭山川祖庙，但祭祀后病情还不见好转。于是，景公认为是祝史祷告鬼神没有效果，左右的“社鼠”之臣梁丘据、会谴说，祭祀鬼神，比先君还要丰盛，但是景公之病却未好转，因此罪在祝史失职，未能尽心竭力地向鬼神祈福而消灾。他们建议景公诛杀祝史，以祈天灭灾，并便于向诸侯解释。

景公把这个意思告诉晏婴，晏婴坚决反对这种荒唐和残酷的做法。他向景公谏言，从两个方面指出：第一，若是有德行的国君，内政外事不荒废，上下无怨恨，举动不背时，那么祝史向鬼神陈说实情，也不会有什么惭愧。因而鬼神也会飨用祭礼，国家也会受到福泽，祝史也可以从中得到好处。但是，如果是淫乱的国君，远贤臣、亲小人，堵塞了进谏之路，而且，掠夺老百姓的财富，从而酿成过错，招致了国人的诅咒，祝史向“上帝”（即“上天”）祈祷，只能说谎。他还指出“上帝神，则不可欺；上帝不神，祝亦无益”，当然就不会有好效果。第二，“民人苦病，夫妇皆诅”，两个人祝祷您，即使是最会祝祷的人也胜不过一国人的诅咒。所以，晏婴反对祈神，并指出“惩罚了无罪恶的人，这正是夏商两代灭亡的原因”，反对处死史祝二人。

晏婴的这次进谏，表现了重人事而远鬼神的品质，蕴涵着进步的品质，而“祝不胜诅”的说法有无神论和人民性的倾向。景公听了这番谏言后说：“你真会解除我的疑惑。”他认为很有道理，于是宽恕祝史，指示实行宽政、毁关、去禁、薄敛，裁减了一些不利于百姓的机构和法令。可以说，晏婴的进谏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

（2）不信占梦，但用占梦

在当时社会尤其是上层统治阶级普遍信仰鬼神、占卜、释梦等迷信的背景下，晏婴不信占梦，但用占梦这一形式达到了自己的政治目的。

一次，景公举兵将攻伐宋国。齐国军队出发，在经过泰山的那个夜晚，景公梦见二男子“立而怒，其怒盛”。景公很害怕，梦醒后，马上命人招来占梦者询问。占梦者附会说：“军队经过泰山而不祭祀，所以泰山的神灵发怒了，请赶快召唤祝史来祭祀泰山山神吧！”第二天，晏婴朝见，景公便把占梦者的话告诉了他。晏婴认为占梦人不足信，是虚言欺人，但是景公却深信不疑，于是考虑利用释梦的机会进行婉谏。在思考了一会儿后，他借题发挥说，二位男子就是宋国的先祖成汤和伊尹，据此为景公“占梦”。晏婴说：“成汤、太甲、武丁、祖乙都是天下盛德的国君，不应该没有后人。现在唯一的后人只有宋国了，而君王攻打他们，所以成汤、伊尹要发怒，请求撤回军队来保全宋国。”晏婴通达古今，机智灵活，凭借自己丰富的历史知识、将计就计的“圆梦”方式，耐心劝导景公，从而阻止了齐国伐宋之举。（《晏子春秋·内篇谏上第二十二》）

又一次，景公患了水肿病，卧数十日，一天夜里梦见与二日搏斗，不胜。景公将梦境告诉晏婴，担忧自己会死去。晏婴为了消除景公的思想疑虑，特意编造了一段虚言说：“公所病者，阴也；日者，阳也。一阴不胜二阳，公病将已。”他说景公的病因是阴性的（指水），太阳是阳性的。一阴不能胜二阳，景公的病就要好了。并让占梦者按照他编造的这段虚言去为景公占梦，从而缓解了景公心中的焦虑。果然，不出三天，景公之病大愈。（《晏子春秋·内篇杂下第六》）

可见，晏婴不相信占梦者的谎言，但因势利导，借用“占梦”之法，或出于自言令君疑，或借占梦者口述令君信，最终达到了正义的政治目的。

（3）戳穿迷信骗局

对于太过分的迷信骗局，晏婴多次毫不犹豫地予以揭穿。在《晏子春秋》的记载中，这样的事例有三起。

一天，景公身边的佞邪之臣裔款将来自楚国的巫师推荐给景公。楚巫善于察言观色，很讨景公欢心。楚巫说：“您是英明圣德的国君，是能够成就帝业的国君。您即位十七年了，没有成就什么大事，是因为神灵还没降临。请让我请来五帝，让您的德行彰明。”景公应允。楚巫巡视了国都的郊外，说五帝的位置在牛山（今淄博临淄南，又名牛首山），要求斋戒后方可登山。景公毕恭毕敬，言听计从，奉楚巫为神明，命百官供奉斋祭的用品于楚巫之所，由裔款主持此事。

晏婴闻听，进谏劝阻说：“古时的王者，不轻易地频繁祭祀，也不轻视自己而依靠神巫。如今政治混乱而行为邪辟，却怎么能求五帝来彰明德行呢？放弃贤人而任用巫师，却想求得五帝之业，百姓是不会随便迁就坏德行的，福祉也不会随便降临，您想成就帝业，不是很困难的事吗！可惜呵！您的地位这么高，所发的言论却这么低浅。”晏婴以景公的行为，证明其距离五帝之明德甚远，告诉景公“民不苟德，福不苟降”，要想使德行光大，只有勤加修明。晏婴持论有据，言之成理，戳穿了楚巫的鬼话，提醒景公不要被楚巫的胡言乱语蒙骗，指出鬼神不是支配人的无上力量，而是听从人安排的。

景公斟酌后如梦方醒，放逐了楚巫，并将裔款投入监狱。（《晏子春秋·内篇谏上第十四》）。

此外，齐国太卜为了讨得景公赏识，向景公吹嘘说他能使地动。晏婴以天文地理知识讲明“非能动地，地固将动”的真相，说明地动是自然运行的规律，从而戳穿了太卜的骗局，并令其主动向景公认罪。（《晏子春秋·外篇》）

齐国史官柏常骞利用职务之便宣称自己能为国君“除邪祈寿”，晏婴及时洞察了柏常骞的阴谋，并以丰富的天文地理知识揭穿了他的欺君谎言。（《晏子春秋·内篇杂下》）

楚巫能致五帝、太卜能使地动、柏常骞能除邪祈寿，凡此种种迷信骗局均逃不出晏婴的锐眼，一一被他彻底戳穿，也教育了景公及其他大臣。

（4）借鬼神以明人事

晏婴还多次借用鬼神机智巧妙地以达到现实的目的，这充分表现在他处理的多桩政事及其他事务上。

在齐国，一度流行驾车时相互撞击车毂，并以此为乐。政府虽然多次禁止，但成效甚微。这让晏婴感到十分烦恼。

一天，晏婴乘坐一辆新车出门，故意与其他车相撞，事后说：“与人撞车是不吉祥的凶兆，难道是我祭拜神明时心意不够诚敬，平日居家待人不够谦和吗？”于是弃车离去。从此，齐国人不再以撞车为乐。

可见，虽然在表面上晏婴并没有完全否定鬼神、巫术等迷信的存在，但是他坚决反对用鬼神、巫术等迷信掩盖政治弊端，而是通过强调人事与德性的决定性作用达到政治目的。这实际上彻底否定了天命鬼神对政治施加影响。同时，晏婴还以对鬼神、巫术等迷信的批判作为政治批判的先导，不失时机地提出各种积极的政治主张，可谓是巧妙利用鬼神、占星等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七）二桃杀三士：一石三鸟的安邦之策

有文士以“志见出师表，好为梁甫吟”的对联来概括三国时期诸葛亮（孔明）的一生。“好为梁甫吟”指诸葛亮在隆中隐居时经常吟读乐府诗《梁甫吟》。诸葛亮在《梁甫吟》诗中赞扬晏婴道：

步出齐城门，遥望荡阴里。

里中有三坟，累累正相似。

问是谁家冢？田疆古冶子。

力能排南山，文能绝地理。

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

谁能为此谋？相国齐晏子。

诗中，“二桃杀三士”讲的便是晏子智除“三士（害）”的故事。古籍《青州图经》记载：临淄县南一里，有三士冢，三坟周围一里，高二丈六尺（今已不存）。

景公朝时，齐国武士田开疆、古冶子、公孙接三人，均以武力为国为君立有大功。田开疆帅师征服徐国，打败敌人三军，有拓疆开边强齐之功。古冶子曾以勇力侍奉景公，很受景公宠爱。有一次随侍景公渡黄河，河里的大鳖咬住驾车左边马匹的脚，马受惊便拉着车奔入激流中，古冶子逆流百步，又顺水九里，把那只鳖杀了，因而有斩鳖救主之功。而由田开疆推荐的勇士公孙接曾接连与二虎搏斗，有打虎救主之功。“三士”以武力获得景公的赏识与宠爱，景公为奖其功劳，嘉赐“五乘之宾”的荣誉。三人也结拜为兄弟，自号为“齐邦三杰”。

世间万事瞬息万变，往往臧否相伴，福祸相倚，在名誉、成就之前，人杰如果谦虚为怀，小心谨慎，就会趋利避祸，继续飞黄腾达；但是如不能够正确面对，骄狂自大，飞扬跋扈，就有转化为人渣的可能，如此则必有祸灾降临。“齐邦三杰”恰恰属于第二种情况。

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征战、斩鳖、杀虎之功定国救主为一国称颂的“齐邦三杰”不再谦虚从事。他们自恃勇猛，挟国恃军，不仅凌虐闾里，横行霸道，而且内结党羽，怠慢公卿，甚至在景公面前也狂妄地以你我相称，目中无人，全无礼仪，逐渐危害到齐国国家的安定。“齐邦三杰”成为了“齐邦三害”，他们的骄狂已经埋下了日后的祸根。如果“三害”能够如同历史上的周处一样勇敢地改过自新，那么“三害”仍然能够再次成为“三杰”，可惜“三害”并无此行动。

面对这股恶势力，晏婴深感忧虑。对于有勇无礼者的高度警惕，早在晏婴年轻时从政就产生。他认为任用这种人想求得国家的永存是不可能的，但他劝谏庄公却未被采纳，成为他辞职离开庄公的理由之一。现在“三害”出现，他想直接除掉三人，又担心景公不允许反结怨于三人，于是思考计除三人。正巧鲁国国君昭公来访，为晏婴创造了时机。

这天，鲁齐二国结好，鲁侯昭公率臣子叔孙嬉来访，景公宴请昭公，晏婴便设下了“以桃除害”之计。酒至半酣，晏婴奏请开园取金桃为两国结盟祝贺。景公准奏后，晏子引园吏亲自监摘。摘得六枚金桃，“其大如碗，其赤如炭，香气扑鼻”。晏子献六桃，依礼，齐鲁二国君各食一枚；景公又使齐鲁二国国相晏婴与叔孙大夫各食一枚。此时，盘中尚剩两枚金桃，晏婴提议：“主公可以传令诸位臣下，将桃赏给功劳最高的臣子，以表彰他的功绩。”景公应允答应，令诸臣自我荐功，由晏婴评功赐桃。

两枚金桃由谁来吃呢？

首先是公孙接跳出，说：“过去跟从主公于桐山打猎，诛杀猛虎，为主公解围，这个功劳很大吧！”古冶子说：“打虎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当年在黄河的惊涛骇浪中，浮沉九里，斩妖龟之头，救回主公一命。”二人一自荐功劳，晏子就肯定了二人的功劳大，景公均允之。晏婴便将金桃与美酒赐予二人，两人高兴地将桃吃掉。

汉代画像石《二桃杀三士》

这时，田开疆出来，述说自己的开疆拓边之功：“本人奉命攻徐国。斩其将，俘甲首五百余人，以至徐国被迫投降，使莒、徐盟于齐，为国家奠定了霸主地位，这算不算功劳呢？该不该受赏赐呢？”

晏婴赶紧奏曰：“田将军开疆之功卓著，比公孙接与古冶子两位将军大十倍，只是可惜桃子已经赐完，只能等到来年桃熟，再行奖赏，特赐酒一杯。”景公亦安慰田开疆说，虽然你功劳最大，但说得晚了，待后补赐吧。但是，田开疆却不能接受，他按剑言曰：“斩鳖打虎，小可事尔！吾血战之功，反不能食桃，受辱于两国君臣之间，为万代耻笑，何面目立于朝廷之上耶？”他自以为这是一种耻辱，说完就自刎而死。看到这种惨烈的场面，随后公孙接和古冶子相继因功小食桃而感到耻辱，也相继自刎身亡。

三人死后不久，晋国举兵攻伐阿、甄，燕国也侵扰河上，齐国军队节节败退，景公非常忧虑。于是，晏婴向景公推荐了田穰苴。田穰苴精通兵法谋略，景公很高兴，便任命田穰苴为将军。获齐军统帅后，田穰苴不负众望，在抗击晋、燕入侵的战斗中身先士卒，与士卒共甘苦，深得士兵的拥护，且军纪严明，依军法斩杀了迟到的监军庄贾，从而三军军威大振，奋力杀敌，收复了全部失地，取得了自卫反击的胜利。齐景公亲自到郊外迎接，犒赏三军将士，拜田穰苴为大司马（又称司马穰苴）执掌齐国军权。从此齐国文有晏婴，武有穰苴，二位社稷之臣辅佐齐景公重振了国威军威，造就了齐桓公之后的姜齐“中兴”局面。

齐国三位“人杰”转变成“人渣”，因骄傲“自”大而“自”招杀身的灾祸，说明了这些灾祸源自当事人自身，算是咎由自取。类似的事例在中外历史上有很多，如东汉的“跋扈将军”梁冀、三国“恃才傲物”的杨修等均属此类。机敏过人的晏婴以自己的智慧，没费吹灰之力，仅用两枚桃子就除掉了三人，事情办得干净利落，既替国家除了害，消除了齐国隐患，起到了“清君侧”的作用，又使君王不担任何罪名，自身亦未结下仇怨。这一“二桃杀三士”之策真可谓一石三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