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婴所“历之君，皆暗主也”，侍奉的灵公、庄公、景公三位国君均不甚英明，甚至于昏庸；兼之国内有大夫势力兴起、乱臣贼子作乱，国外有晋、楚、吴等国虎视眈眈。齐国可谓处于政治上外强中干、经济上国库空虚、社会上人心思变、军事上大不如前、诸侯间声望下降的状态，国家综合实力已经较之以前相当薄弱。可以说，晏婴仕齐之初，齐国已处于逐渐走下坡路的时代，仅勉强维持着一个东方大国的地位。

为使齐国在当时列国激烈竞争中在生存的基础上得到发展，晏婴在审时度势后提出了“内安政，外归义”的富民强国之路，对照当时齐国实际情况而言，这一道路不失为可行之道。在这一指导思想下，在政治领域方面，晏婴提出了“以礼治国”“廉为政本”“以民为本”等为政之道，并通过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积极付诸实施。上述政治主张，充分体现于晏婴在齐国的政治活动中。一般地说，晏婴仕齐56年期间，他的从政生涯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两个时期各有侧重点：前期的活动主要是在灵公、庄公时期，积极主张以礼治国、偃武修文，极力反对齐国参加对外侵伐战争；后期即在景公时期，在坚持以礼治国的同时，还积极主张为政以德、节俭廉洁、爱民惠民、宽政省刑，以反对横征暴敛，乱施酷刑。宋代大文豪苏辙说：“晏子事灵、庄、景皆庸君，功业不足道，使晏子而得如管仲之于桓公，其所成就当于郑子产比耳。”他对于晏婴在不可选择所侍之主的情况之下，仍旧尽最大努力地发挥个人的能动性，取得了不错的政绩，给予了恰如其分的评价。可以说，在晏婴的辅佐下，齐国出现了“政平民和”“百姓亲之”、国内社会秩序井然、综合实力得以增强的安定局面。这一良好政治局面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晏婴为政之道即从政的智慧付诸实施的产物，可谓来之不易，它为后来的齐威王等再现齐国的强国雄风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晏婴的一生主要在齐国的政治舞台上度过，其“以礼治国”“廉为政本”“以民为本”等执政理念及其实践取得了卓越的政绩，声誉闻于诸侯。他所出使的晋、鲁、吴、楚等国，虽一度有言行交锋，但国君皆以上宾之礼相待，晋、鲁、吴等国国君还以治国之策相询。这使晏婴基本上以高山仰止的政治家形象而千古流芳，成为中国历史上与伊尹、周公、管仲、萧何、诸葛亮等齐名的宰相。而晏婴在执政过程中发生的“二桃杀三士”、“智让贤名”等脍炙人口的故事，并没有伴随时光荏苒而湮没，反而千百年来在我国民众之间口耳相传，又不断为时代所添枝加叶，历久弥新，不断折射出熠熠智慧之光。在与时俱进的新时代，晏婴的智慧之光照耀世人，给政界、商界等社会各界以巨大的启示，“以礼治国”“廉为政本”“以民为本”等执政理念更与中央提出的“以德治国”、“以民为本”等执政理念有一定的关系，可见晏婴精神在当代也有古为今用的价值。

（一）以礼治国

（1）以礼治国的理论阐述

周代“以礼治天下”，孔子梦寐以求的是恢复周代礼制，汉代韩婴《韩诗外传》卷四说：“礼者，治辩之极也，强国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统也。王公由之，所以一天下也，不由之，所以陨社稷也。是故坚甲利兵，不足以为武；高城深池，不足以为固；严令繁刑，不足以为威；由其道则行，不由其道则废。”这些言论都高度重视以礼治天下。但是，在晏婴当政期间，处于周天子威望衰落、王室大权旁落、齐国公室日益衰微、私门（大夫）日益强大、大夫专权日益严重的春秋后期。在这一“季世”，礼崩乐坏、国运靡常的局面日益严重，乱臣贼子蜂拥而来，晏婴就遇到过权臣弑齐国国君的情况。至于其他国家，子弑父、臣弑君、兄弟相残、大臣肆无忌惮的现象，亦屡见不鲜。

晏婴从小接受奴隶制礼教宗法教育，礼的观念渗透于他意识的深处，他本人对于礼制也有深厚的研究，其对于周礼的深刻了解就连博古通今的孔子也表示钦佩。他可谓懂礼、崇礼亦遵礼。晏婴给“礼”下的定义：“夫礼者，民之纪，纪乱则民失。乱纪失民，危道也”，堪称经典。同时，晏婴作为齐国复礼运动的主持者，为了使齐国官员守礼、百姓有礼、国家稳定、社会安宁，多次说：“礼之可以为国久矣，与天地并。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君令而不违，臣共而不贰，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爱而友，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正，姑慈而从，妇听而婉，礼之善物也。”（《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就是说，实行礼治，可以让“五伦”和谐，秩序井然，社会安定，可以让国家长久，与天地并存。晏婴的另外一番话，内容与上面一段话类似：“今齐国五尺之童子，力皆过婴，又能胜君，然而不敢乱者，畏礼也。上若无礼，无以使其下；下若无礼，无以事其上。夫麋鹿维无礼，故父子同麀。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者，以有礼也。婴闻之，人君无礼，无以临其邦；大夫无礼，官吏不恭；父子无礼，其家必凶；兄弟无礼，不能久同。”（《晏子春秋·外篇》）

然而，“礼崩乐坏”的现实让立志维护礼制的晏婴痛心疾首。他认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在于“凡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者，以有礼也”，认为礼是区别人与禽兽的标准。晏婴相信可以将礼作为一种制约力，作为规范人们言行的伦理道德准则，作为抑制强悍士风的精神因素，来约束勇力者恃强凌弱、横行无忌、弑君乱政的行为。正所谓“夫勇多则弑其君，力多则杀其长，然而不敢者，维礼之谓也”，因而以礼治国，就会出现井井有条的良好社会秩序：君正、臣忠、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指出礼不仅可以治国，还有调节君臣、父子、夫妇等人际关系的功能。但是，如果国君不用礼，就会出现“上若无礼，无以使其下；下若无礼，无以事其上”的局面，整个社会就处在一种无序的混乱状态。他认为，礼是一种维系社会秩序的行为规范。

基于上述认识，在开国以来礼治比较薄弱的齐国，晏婴突出地强调礼治，认为礼是统治百姓的工具，是治国最重要的措施之一，更是维系国家命运的工具。他声称：“礼者，所以御民也……无礼而能治国家者，晏未之闻也。”（《晏子春秋·内篇谏下》）故而把礼提到治国的高度，可见礼在晏婴心目中的地位。

晏婴提出了以礼治国的主张，他坚持礼治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性，甚至到了治国非礼不可的地步。在肯定礼治的功效上，晏婴与孔子等人观点一致，但注重实效的晏婴，他的礼治思想博大精深、简单易学，具有博采兼容、注重实用，制暴力、化民俗，将礼与俭的推行有机结合、以礼治提倡节俭等特点。

在景公支持下，晏婴将以礼治国的主张付诸实践。在当时“礼崩乐坏”的大背景下，他的这一主张与实践，在当时是积极的，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他的躬身亲践，竭力推行，在挽救因缺乏礼治而日渐衰败的齐国、维持姜齐社会安定方面取得了一定的实效。

（2）说服景公重视礼治，率先守礼

晏婴认为国君的守礼是十分重要的。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因而他时常劝谏景公要率先守礼，如他劝说景公按照礼乐制度来宴饮作乐，说：“君子无礼，是庶人也；庶人无礼，是禽兽也。”又说：“礼仪，是约束百姓的纲纪，纲纪混乱就会失去百姓；而失去百姓，就是危险的前兆。”对于他的劝说，只知道崇尚勇力的庄公基本不予理睬，景公则大多采纳。

他采取以身示范的方式劝说景公接受礼治的幽默经历，就是一出具有喜剧色彩的“二变”表演。

一天，景公举行酒宴，酒到半酣，便对大臣们说：“请为无礼。”即请各位痛快畅饮，不必讲究礼节！晏婴闻言，劝道：“人之所以比动物高贵，原因在于遵循礼节。现在齐国五尺高的儿童力气却都超过我，也胜过您，但是，他们不敢作乱的原因就是敬畏礼节。禽兽都是以雄健有力者为首，以强凌弱，所以经常在更换首领。大臣们如果抛弃礼法，国家一定混乱，就有更换国君的危险，敢问您将如何处理呢？所以人不能离开礼法的约束。”

景公颇觉扫兴，转过脸去不听。不久，景公有事要出去，除了晏婴安坐不动之外，其他大臣都站起来相送；景公完事返回时，晏婴也不起身相迎；景公要各位大臣一齐举杯，晏婴却旁若无人，先把酒喝了。晏婴不守礼，此为“一变”。

见晏婴如此无礼者三，景公生气地对晏婴说：“你刚才讲述礼法如何重要，而你自己却一点都不讲礼法。”晏婴离开席位，来了“二变”，他毕恭毕敬地施礼后回答道：“臣不敢无礼，请您息怒。我只不过是想把不讲礼节的实际状况做给您看看。您如果不要礼节，就是这个样子。”

景公恍然大悟，忙说：“看来是寡人的错啊！先生请入座，我听从你的劝谏。”

在这一过程中，景公从主动宣布“请为无礼”到有人真的无礼后却怒而色变，这种自相矛盾的思想与行为已经显现出荒唐；与此相伴的是，晏婴也从郑重其事的劝谏一变而为“出入不起，交举则先饮”的“无礼”表演，二变而为遵守礼法的毕恭毕敬，颇为幽默、有趣甚至具有滑稽意味。正是在这貌似滑稽的幽默之中，晏婴的话句句说中要害，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举动，使景公自作自受，在亲身体会到遭受“无礼”的不悦后，采纳了劝谏，景公连称“善哉”，“吾今而后知礼之可以为国也”。

还有一次景公打猎休息，坐在地上吃饭，晏婴后到，自拔芦草垫在地上当席子坐。景公不高兴，说：“我没有垫席子坐在地上，其他几个人也没有垫席子，而你独自拔草当席而坐，为什么？”晏婴回答说：“我听说披甲戴盔之人坐不垫席，诉讼之人坐不垫席，尸体停放堂上坐不垫席，这三者都是使人忧伤的。所以不敢以忧伤的礼仪侍坐。”景公说：“是。”命令为他铺下席子说：“大夫都坐席子，我也坐席子吧。”（《晏子春秋·内篇谏下第九》）景公也越来越重视礼仪，称“寡人今而后闻此礼之上也”，甚至出现过景公整天向晏婴问礼之事。

此后，晏婴辅佐景公完善礼制，整顿法度，“修礼”治国。由此，齐国官员守礼，社会秩序井然，百姓肃然有礼。

（3）不行礼治在君位继承上的直接恶果

晏婴多次谏止齐景公违礼之行、废礼之言，告诫他“如果国君不用礼，就不能治理国家；大夫不讲礼，就会杀掉他的国君；儿子不讲礼，就可以杀掉他的父亲；兄弟之间不讲礼，就可能互相残杀”，讲明了不用礼的后果将不堪设想。对于晏婴关于礼治的规劝，景公大致听得进，愿意采纳。但是，在废立太子等违反礼法的少数场合，景公并未听从晏婴的“合礼”建议，导致了景公始料不及的恶果。

景公在位早期，已有正妃所生的五个儿子，即“嫡子”阳生、嘉、驹、黔、驵等，景公为他们各自聘请了一位“有车百乘”即拥有一百辆兵车的大臣当老师。

景公分别对每个儿子的老师说：“请尽力啊！寡人将以你辅佐的孩子立为太子！”等到召见晏婴将要委任他为老师时，晏婴推辞道：“国君命令臣子根据自己肩负的责任尽力而为，臣子怎么敢不尽力呢？现在拥有一百辆兵车的大夫都是全国有权势的臣子，您对老师说：‘请尽力啊！寡人将以你辅佐的孩子立为太子！’这样从中离间、树立朋党、使国家倾覆的做法，我不敢从命。希望国君好好考虑。”遗憾的是，景公并未采纳这一建议。

后来，淳于国（今山东省安丘县东北十公里处）人向景公进献了一位美女，景公接纳后，不久该女生了一子，取名为“荼”，在当时礼法制度下属于“庶子”。此时，“嫡子”阳生已经被立为太子。但是景公很是宠爱荼，产生了废掉阳生而立荼为太子的打算。几位宠臣知道了这件事，商量促成此事。

晏婴得知后，认为废嫡立庶是违礼的举动，就规劝景公说：“不能这样做！以贱抗贵，是国家的大害；废长立幼，是祸乱的根源。阳生年长并且受到了国人拥戴，国君不要废掉他！”他还说：“立太子有一定的礼法制度，所以庶子不能僭越嫡长。希望国君能够用礼来教导荼，使他不要陷入邪恶；用大义引导荼，使他不要贪婪于私利。长幼各按其道行事，那么，嫡庶长幼就有序不乱而合乎伦理了。”

可惜的是，景公不听从晏婴的劝告，最终还是立荼为太子。后来，晏婴去世。景公五十八年（公元前490年），景公病重，命贵族国惠子、高昭子立少子姜荼为太子，逐群公子，迁之东莱。九月，景公卒，国惠子、高昭子拥护太子荼登位为齐君（史称“晏孺子”），荼的异母诸兄阳生、嘉、驹、黔、驵等怕诛，皆出逃国外：阳生、驵奔逃鲁国；嘉、驹、黔逃往卫国。荼在位仅一年就被权臣、新兴势力代表大夫田（陈）乞在武装政变中杀害。田乞另立阳生为国君（史称“齐悼公”），自立为相；不久，田乞又杀悼公，另立了简公；最后，田氏将简公、平公（简公之弟）连同几家强大的贵族如鲍氏、晏氏等全部消灭，并于公元前391年废掉齐康公，自立为国君，完成了田氏取代姜氏的过程，彻底将齐国据为己有。

蓬勃发展而又不守礼义的大夫势力就是孔子深恶痛绝的“乱臣贼子”，后来孔子作《春秋》，就是要“使乱臣贼子惧”。在这一点上，晏婴和孔子两位智者的观点是完全相同的。

（4）利用礼治处理内政外交

第一，在国内，抑制（私门）大夫势力的发展

晏婴强调礼治，并重视运用礼仪来抑制（私门）大夫的发展，《左传》《晏子春秋》均有相关的记载。

根据《左传》《晏子春秋》的记载，当时齐国新兴大夫的代表之一——田氏（陈氏），在客观上采取了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政策。田氏，系陈国公子陈完的后裔，齐桓公时，公子完为逃避陈国的内争，亡命齐国，改姓田氏，齐桓公欲封公子完为卿，公子完不受，只接受任齐“工正”（技术官员）一职。田氏一族到春秋中期时势力逐渐强大。田氏在自己的封邑内，采取了向百姓征收赋税时用小斗收进，赐给百姓粮食时用大斗的惠民政策。这种暗中向百姓施以恩德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民众的生活，笼络了民心，结果田氏扩大了自己宗族的势力，同时扩大了自己的经济势力和政治影响。面对田氏势力的迅速增长，景公也不加禁止，而晏婴等贤明大夫都十分担心自己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他在与怀有同样忧虑的晋国贤大夫叔向等人的多次讨论中，明白无误地谈到齐国的末日到了。“齐国的政权最终要归到田氏的手里”，原因在于“公弃其民，而归于陈氏”，人民对于田氏的态度是“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他也曾直言不讳地向景公指出大夫代为执政，并取代姜氏在齐国获得统治将是时间早晚的问题。针对这一现状，晏婴开出了延缓公室统治的治标良方——以礼遏制。

一天，晏婴陪同景公坐在路寝（诸侯处理政事的宫室）里。景公不无感慨地说道：“这宫室多美啊！将来谁会据有这里呢？”晏婴直言不讳地说：“将来据有这宫室的，恐怕是陈氏吧。陈氏虽无大德，然对百姓却多有施舍。豆、区、釜、钟这几种量器的容积不同，向百姓征税时就用小的，向百姓施舍时则用大的。您征税多，而陈氏征税少，百姓自然心归于他了。长此以往，他的封地就将变成国家了。”

景公深受震动，请求晏婴帮助想办法来遏制田氏势力的增长。晏婴在回答景公时，提出的手段就是以礼遏制。他直接指出：“只有礼可以阻止这种情况。”因为按照礼的规定，家族的施舍不允许扩大到国人，国人不得迁移，农夫不得挪动，工商不得改行，士不失官，官不怠慢，大夫不允许占取公家的利益。“只有大行礼义，国君发令，臣下才能恭敬。父慈子孝，兄爱弟敬，丈夫和蔼，妻子温顺，婆媳和睦，姑嫂欢愉……如此治国，何患天下不平、国家不强？”意思是，根据礼的规定和要求，大夫不能对国人妄施恩惠。国人即平民，国人为国君所有，大夫施及国人，便是与国君争夺民众。国人不能懈怠劳作，财货不能迁移，工商不能改行，士人不能失职，百官不能怠慢，大夫不能聚敛属于国家的赋税，如此，齐国的文武百官、平民百姓就会一心为国，就会避免大夫等私人势力的过分强大。为了使臣民懂礼、守礼、保持社会稳定，抑制大夫势力的发展，晏婴劝谏君主在守礼方面为天下百官和百姓做出表率。这样，天下有礼之士就会簇拥在齐国国君的身边，从而为治国安邦打下良好的基础，而那些无礼之士就难以容身。如果能做到这样的话，就会使姜齐政权得到稳定。

除了劝谏国君之外，晏婴还主动劝谏齐国的新兴大夫田氏（陈氏）等，与他们保持着一定的关系，这也有利于新兴大夫接受他的建议，运用礼义间接抑制大夫私门的发展，从而延缓了大夫代齐的历史进程。

景公十六年（公元前532年），齐国发生了大夫之间的激烈战斗：陈氏、鲍氏与栾氏、高氏互相残杀。《左传·昭公十年》记载：当年夏季，景公、陈、鲍氏之军和栾、高氏之军在齐都的稷里激烈战斗，由于平民的参加，结果是栾、高氏之军一败于齐都的稷里，二败于齐都的庄里，三败于鹿门，最后栾、高氏只得亡命鲁国。

取胜的陈、鲍二氏乘机要瓜分栾、高两氏的财产。但是，晏婴指出这是违背礼义的行为，他义正词严地请田无宇（即田桓子）转告诸公：“让，德之主也，让之谓懿德。凡有血气，皆有争心，故利不可强，思义为愈。义，利之本也，蕴利生孽，姑使无蕴乎！可以滋长。”意思是说：谦让是德操的体现，谦让即是美德；凡有气血的人，都有争夺之心，可知“利”并不是凭武力就一定能强求，而应该以仁义为基础；仁义，是“利”的根本，如果见利忘义，一味聚敛财富，由此所生的灾祸将是不可避免的。

在晏婴看来，义、利的关系是相当明确的，见利思义，利不可强求，义为利之本。换言之，义、利相比，义是根本，只有以义御利，才能克制私欲，避免违礼的越规行为；否则，见利忘义，就必然招来祸患。他明白无误地向田无宇指出：必须把栾、高二氏的财产献给国君景公。

作为新兴势力的代表，处于上升时期的田无宇比较开明，能够理智地权衡利弊，并采纳合理化建议；兼之，他平常与晏婴关系不错，景公要赏赐晏婴时，有时也派田无宇去办理。一次，景公听说晏婴身为宰相，仍旧穿粗布衣服，吃糙米蔬菜，就派田无宇去布达自己的赏赐，将台、无盐等封邑以及新马车等封赏给晏婴。晏婴拒而不受。田无宇还多次目睹晏婴不受庆氏之邑，从心底里钦佩晏婴的言行一致和清正廉明，公开赞同晏婴所谓的“足欲则亡”的道理。因此，田无宇对于晏婴的话基本予以采纳，将栾、高二氏的财产都献给了景公，并且自动请求退隐莒国以养天年。在这一事例中，晏婴所讲的道理，与同时代孔子的早期儒家的义利观是一致的。

通过运用礼义讲道理，使人明晓利害关系，晏婴巧妙地遏制了新兴大夫的利欲。然而，在当时那种公室衰微、政出私门、陪臣执国命的大变革时代，晏婴不可能逆转历史的趋势，只能将尖锐的矛盾予以局部缓和，维护公室的局部利益，延迟姜齐政权的衰败和将被陈氏（田氏）所取代的命运。后来，田无宇的后代见齐国公室太过于腐败，最终取代了公室，自己在齐国执政。

第二，在诸侯间，以礼退兵，上上之谋

景公时期，中原的强国——晋国谋划进攻齐国，又不清齐国的底细，于是先遣大夫范昭出使齐国，刺探有关情况。

范昭在齐国，以不符合礼义之举，故意挑衅试探，为晏婴、齐国乐师先后识破，予以正义的反击。事后，景公还有些担忧，晏婴向景公指出：“范昭为人，不是浅陋而不懂礼义，而是想试探我国君臣，所以拒绝了他。”

果然不出所料，范昭回国后报告平公，认为齐国是不可以攻伐的。晏婴凭借自己的智慧，将礼治思想成功地运用到外交活动中去，强调诸侯相交以礼为先，反对诸侯间的无礼和非礼之交，取得了使列国宾服、不战而退敌国之兵的胜利。这一胜利，符合《孙子兵法》所言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顶级策略——“上上之谋”。

正是由于晏婴重视礼义，强调以礼治国，这才使当时的齐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维持桓、管霸业的余绪，不失为大国而声显于列国之间。但由于生活于春秋末世，以氏族宗法家长制为基础的奴隶制宗法礼教社会并未能够给晏婴提供实现愿望的条件，这使得他以礼治国的实际效果也打了不少折扣。

（二）以民为本

晏婴之前的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认为，君为邦民之本，即“君为邦本”。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都清楚地表述了这种由来已久的政治观念。晏婴上台后，漠视“君为邦本”的老调，却喊出了“社稷是主”“以民为本”的口号。这一全新主张实质是“民为邦本”，是与“君为邦本”完全相反的，是晏婴最可贵的思想之一，堪称是时代的最强音。

在景公即位之初，晏婴治理东阿地方时，前三年就奉行惠民、爱民的“以民为本”政策，并且由于惜民、乐民却导致“毁者众”，说坏话的人甚多。但是，通过此事，世人清楚地看到了晏婴的民本之心及爱民行动。

晏婴敏睿地察觉：“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晏婴认为国君与社稷的利益，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是完全一致的。当国君的利益与社稷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应以社稷利益为主为重。在社稷与国君分离的同时，开始了与民的结合。齐景公九年（公元前539年），景公使晏婴聘晋（出使晋国），与贤明大夫叔向谈及齐国政治时，晏婴说：“公弃其民，而归于陈氏……其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又说：“齐政卒归于田氏，以公权私，有德于民，民爱之。”晏婴看到田（陈）氏“有德于民，民爱之”而感触良多，由此深为齐国的未来担忧，判断姜齐的统治已走到尽头，国家将被田（陈）氏取而代之了。这一谈话充分反映了晏婴对于民心向背决定政权、国家存亡道理的深刻认识，以及对这一社会发展规律的认同。

晏婴忧国忧民，在长期的政治实践活动中，进一步将“有德于民，民爱之”等认识升华为以民为本的思想。他说：“民，事之本也。”“事大则利厚，事小则利薄，称事之大小，权利之轻重，国有义务，民有加利，以此举世必成矣。”意思是说，谋划的事情大获利就大，谋划的事情小获利就小；衡量事情的大小，权衡利益的轻重，使国家增加荣誉，百姓增加利益，以这些为原则来做事，就一定能成功。晏婴又说：“卑而不失尊，曲而不失正者，以民为本也。”（《左传·昭公三年》）即是说，地位卑下而不丧失尊严，处境贫困而不丧失正直的人，是把百姓看作根本。他认为“以民为本”是使齐国发展并逐步强大的必备条件之一。

晏婴主张以民为本，以天下苍生为重，他多次强调指出：“先民而后身，先施而后诛。强不暴弱，贵不凌贱，富不傲贫。百姓并进，有司不侵，民和政平。”又说：“德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意莫下于刻民，行莫贱于害身也。”（《晏子春秋·内篇问下》）就是说，既然民为邦本，那么治国理政就必须坚持爱民、乐民，而不是刻民、害民，最高的德行就是“爱民”“乐民”。这里，晏婴明确地提出了“先民而后身”是国君“长保威强勿失”的根本保证之一，又把“爱民”看作是最崇高的思想。晏子的这种重民、爱民的思想跟后来孔子的仁政、孟子的民本思想非常接近。这一重民、爱民思想与晚清启蒙思想家王韬所说的“天下之治，以民为先，所谓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也”也是何其相似，而那时晏婴已去世2300多年。此外，晏婴的“以民为本”思想在事实上与当今政府奉行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也是一致的。

在“以民为本”原则的指导下，晏婴根据当时齐国社会刑法严酷、横征暴敛的实际情况，提出不少对应的政治主张，如减省刑罚。景公时，齐国刑法严酷，法网严密，致使齐国“藉重而狱多，拘者满圄，怨者满朝”。民众受刑罚者日多，以致市场上出现了“屦贱踊贵”的奇怪现象，足见当时酷法已使民众到了无法生存的地步。晏婴深忧于此，主张对严酷的刑罚加以改革，不赞成对民众滥施暴力，要求景公“弛刑罚，若死者刑，若刑者罚，若罚者免”。即减轻刑罚，如果是死罪的就减为徒刑，如果是徒刑的就减为惩罚，如果是惩罚的就免罪释放。

晏婴反复地向景公强调“民本”思想，反对统治者穷奢极欲，劝诫国君要实行“善政”，不要增加民众苦痛。

在一次景公修筑了观赏台后，颇为满意的景公又想铸造大钟。于是晏婴进谏道：“作为国君，不可以贪图享乐而造成民众的苦痛。国君的欲望难于满足，既修筑了观赏台，如今又要造钟，这会加重对民众的赋敛，民众必定痛苦极了。如增加民众苦痛而达到自己的享乐，是不吉祥的，不是一国之君应该做的。”景公于是取消了造钟的打算。（《晏子春秋·内篇谏下第二》）

晏婴反复地向景公指出：统治者奢侈腐化，就是“与民为仇”，其结果会导致“民叛”，得罪于民的国君，将会遭到“民诛”。

晏婴经常劝诫国君，不仅不要“与民为仇”，而且要“爱民”，但有些情况下齐君并不理睬，史称“晏子数谏景公，景公弗听”（《史记·田敬仲完世家》）。景公一生做了不少扰民之事，如其为了享乐，滥用民力，强令民工造大台，搞得众百姓怨声载道，民不聊生，晏婴对此深感忧虑，以直谏、婉劝甚至请求辞职，为民请命，最终达到了减罢徭役的目的。而晏婴代君受过而智让“贤名”的事例更是其中著名的一桩。

在“爱民”之后，晏婴更经常引导国君，使其采取了薄敛省刑、宽政惠民等一系列政治上的改良措施，以缓和上下尖锐的矛盾，稳定局面，概括地说，就是“惠民”。

景公时，齐国统治者为了满足骄奢淫侈的生活，不顾社会民众的承受能力，“斩刈民力，输掠其聚”地横征暴敛，把三分之二的民财据为己有，致使民不聊生。晏婴强烈反对统治者横征暴敛的行为，指出“赋敛如撝夺，诛戮如仇雠”，揭露齐国当时赋税繁重的现实——“布艺无常，征放无度”，认为重税重役会引起人民不满，激化社会矛盾，威胁到统治者。

一次，景公因久病不愈而欲诛祝史，晏婴趁机劝谏景公实行仁政，说处死祝史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山中的木材，由衡鹿看守；沼泽的水草，由舟鲛看守；荒野的柴草，由虞侯看守；海洋的渔盐，由祈望看守。因此，人民都无法取用。偏远乡野之人，也都来到齐都服役；靠近齐都的关卡，向商旅横征暴敛；世袭大夫的家人，强行向商人索贿；处理政务不遵守法律，对人民谋求无度。可是宫殿却每天都在兴建；靡靡之音日夜不停，后宫的宠妃在市场上巧取豪夺；朝廷上的宠臣，到各地去任意勒索，淫欲一天天强烈，如果不满足，就诬陷人民入罪，人民痛苦不堪。祷告是有益处，诅咒却有坏处，齐国境内的人民很多，不论祝史如何善于祭祀，又怎能胜过千万愤怒人民的诅咒呢？贤君假若要诛杀祝史，还不如修好自己的品德而行仁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