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段苏权率团赴老挝

●段苏权发现乘务组已换成越南人，没多久，列车便在《解放南方》的歌曲声中缓缓驶动了，朝着异国他乡驶去。

●段苏权率领工作组深入老挝农村进行调查，他们走乡串户，遍及老挝的各个角落，并与农民同吃同住，宣传革命道理。

●毛泽东最后说：“还是那句话：中国是你们的坚强后盾和可靠后方！”

段苏权研读老挝资料

一天深夜，段苏权正在忙着整理资料，妻子走过来催促他睡觉，他不得不熄灭台灯。

他拖着疲惫的身躯来到卧室里，看着熟睡中的孩子欣慰地笑了。再过些日子，他就要离开祖国，离开自己的家人去异国他乡，到时候他一定会想念他们的。

段苏权躺在床上对妻子说：“我们跟老挝确实是亲兄弟，我们湖南人跟老挝还要亲一层呢。”

在漆黑的夜晚，月光洒满了房间，远处传来低沉的狗吠声。段苏权轻声对妻子讲起了中国和老挝的之间历史和一些典故。

原来，段苏权被总理点名后，很兴奋，同时也感到责任重大，为了去老挝的事情，他整日忙碌着。

这些天，段苏权闷头扎在中央军委办公厅的一间房子里。他埋没在阅读有关老挝问题的材料堆中，即使回家，他也把大部分的时间用在阅读《通史》、《老挝史》上。他深知，不懂历史就搞不了政治，搞不好工作……

段苏权讲完后对妻子说：“担子很重哟！”

此刻他满脑子里都是老挝的影子，让他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躺了一会儿，他掀开被子溜进了书房。在微弱的灯光下，他继续研读老挝的资料。

他准备参加一个中央小组会议，并准备在老挝问题上的发言，想到这些他又低头看起来。

在书本里，他仿佛看到几天前的情景：那天副总参谋长、中央老挝工作组组长杨成武上将指着地图上一点对他说：“苏权同志，你们就是到这里———桑怒。以你为组长的这个工作组是属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派出的相当于大使级的秘密机构。”

杨成武把“秘密”两个字说得很重，这大概和工作组所处环境及工作性质有关系吧。

当时，总政治部副主任肖华走过来对段苏权说：“老挝工作决定的环节，还是发展人民党武装的力量。过去那里的主要问题是没有阶级分析，没有充分发动群众。没有形成打歼灭战的意识……”

此刻，段苏权伏在桌子前看了一会儿材料，之后就睡了，在梦里，他仿佛看到了老挝人们那期盼和平的脸庞，他们对着段苏权在微笑……

段苏权阐述援老问题

周恩来和外宾会谈这天，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召见段苏权，他说：“苏权同志，你们到老挝去，首先要进行社会调查。”

段苏权坐在一旁，他一边记录，一边轻轻点头，小小的本子上记得满满的。

李富春还说：“有了阶级分析，才有可能制定正确的政策，发动群众，建党、建军、建政，建设巩固的根据地，才有可能坚持自力更生，以及形成拳头打歼灭战！”

段苏权点头：“革命最终还是靠自己。”

李富春拿出一根烟，点燃抽起来，接着说：“你去老挝，不要只知老挝，甚至只知桑怒。这是国际一盘棋，各个方面都要了解。”

李富春做个手势：“所以，要有战略头脑，要有极强的政策观念。”

段苏权在旁边听着，并不住地点头记录，对于明天在中央小组会议上的发言，他也知道该说什么了。

第二天，老挝问题中央小组会议在军委办公厅一间小会议室里召开。里面坐着总参谋部和外交部等党、政、军重要部门的有关负责人。

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听完大家的发言后，看了看段苏权说：“苏权同志，这是一场大戏，要成龙配套。你也是个唱主角的，下面是不是请你谈谈想法？”

段苏权轻轻站起身来对大家说：“1962年日内瓦会议之后，越南军队撤出老挝。在美国压力下，中立派开始分化，富马、贡勒等倒向右派，土匪猖獗，内地被分割。看趋势，富马在琅勃拉邦、万象是培·萨纳尼空，富米是沙湾纳吉，文翁是占巴塞。为了逐步改变敌我力量对比，根据中央指示，有三个问题必须解决。”

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说：“一条条讲。”

在大家的注视下，段苏权讲了需要解决的问题，他所说的内容如下：

第一、关于拳头的问题。军队是建制分散还是逐步形成主力，形成拳头；是保持统一战线式的军队还是从内容上根本改造旧军队，逐步建立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和民兵三级武装制的问题。

第二、根据地问题。他们过去是打到哪里，那里就是根据地。军队走了，根据地就没了，不注意发动群众和政权建设。

第三、打歼灭战的问题。现在是打跑就算赢，不懂得消灭敌人有生力量。

段苏权继续讲下去：“把群众发动起来，建党、建政、建设巩固的根据地，才可能形成拳头打歼灭战。还有自力更生问题，外援是必要的，但要受到交通条件、敌人封锁破坏等客观条件限制。依赖思想不能有，说到底还得自己解放自己，这条还得跟老挝同志讲解清楚。”

姬鹏飞插话说：“这个问题很重要。如果打游击，连粮食问题自己也解决不了，怎么能行？”

总后勤部装备部部长接着姬鹏飞的话头说：“主席曾指示，哪里搞革命就向哪里援助。总理根据主席这一思想，明确了四点：一是援助是为了支援受援国家的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二是援助要促使其自力更生，不要使对方养成依赖思想……”

装备部部长讲完后，段苏权继续把自己的发言讲完。之后会议室里沉静下来，只能听见大家喝水和翻资料的声音，在这段时间里段苏权又想了很多问题。

过了一会儿，总参装备部部长放下茶杯，清清嗓子，对大家说：“我们的对外援军分为三类：一类被援助国家，是我们有的他们都有，甚至我军尚未配置的装备也先给他们；二类被援助国家也是有求必应，根据我们的可能；三类被援助国家则要看看他们的具体政治动向……策略性很强。”

段苏权认真听着，并追问说：“老挝地处前沿，看来属一类？”

装备部长笑笑，他没有马上回答段苏权的话，而是继续往下说：“不过，中央要求驻外军事代表，第一，口要紧，要体谅国内困难，不要随便答复对方要求，更不要替对方搞大方案，要留有余地；第二，拟定的方案必须切实可行；第三，对受援国军需装备的消耗定额、维修保养能力要心中有数……”

段苏权点点头，接着装备部长的话说：“如果根据地建设和武装斗争搞得好，国际形势又朝着有利于老挝革命的方向发展，斗争过程可能相对短些，否则将要拖长。无论出现什么形势，甚至爆发世界大战，老挝都必须独立地坚持长期的根据地斗争。”

姬鹏飞赞同段苏权的观点。他对大家说：“斗争是长期的，老挝根据地建设差，过去注意发动群众和政权建设不够。”

副总参谋长对段苏权嘱咐说：“你们先到老挝调查研究，情况熟悉后。争取能帮助他们打歼灭战，帮助他们发动群众和建党、建军。”

杨成武副总参谋长一笑，说道：“不要指望一帆风顺，要让人家接受意见，首先要同人家搞好关系，让人家感到是同志式的。”

姬鹏飞这时也交代段苏权说：“我们驻万象使馆的斗争，除服从我国的外交方针外，还应该配合根据地的斗争。”

杨成武又强调：“桑怒工作组不是由外交部派出的驻外使馆，但是按独立使馆的待遇。”

杨成武把双手一按一抬，笑着说：“一个是公开的，一个是秘密的。”

这时，姬鹏飞笑着对段苏权说：“你们要知道的情况。使馆不一定都需要知道。但使馆需要的情况，你们都要知道哟。”

段苏权坐在那里，听着诸位领导对他的嘱咐和建议，他都一一记在心里。同时，他又感到自己肩负自己重要的使命，他必须认真对待。

到老挝去，不是到异国他乡旅游观光，而是帮助老挝人民抗击侵略者，这将是一场艰苦、复杂、秘密的国际援助……

聂荣臻叮嘱段苏权要多建议

在去老挝前，聂荣臻要召见段苏权，当他跨进元帅的大门时，聂帅已经在客厅静候他了。

进入客厅后，段苏权立正为聂荣臻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并大声：“首长，段苏权奉命来到，请指示！”

聂荣臻和蔼地笑着，紧紧握住段苏权的手说：“来来，来，坐下谈。”

聂荣臻点燃一支烟，身子躺在沙发里，感慨地对段苏权说：“老挝的斗争跟我们抗日战争时期的情况很相似。我们打日本人，他们打美国人，都是反抗外来侵略。我们面对了国内反动派，有几十万伪军，他们也要打国内反动派。”

聂荣臻吐了一口烟，笑着说：“什么富米·诺萨万，什么文翁，还有那个萨纳尼空……老挝共产党就是和这些右派打。”

段苏权说：“抗日时，我们还要和国民党顽固派作斗争，老挝也有顽固的中间派。”

聂荣臻点点头说：“那个富马和贡勒，在两种政治力量之间动摇不定。跟巴特寮闹摩擦，打打谈谈，谈谈打打。国民党搞了几次反共高潮，他们也搞。”

段苏权轻轻地笑出声来：“日本人也打国民党。老挝的右派，一边拉富马，一边把支持富马的贡勒的军队搞掉了。”

聂荣臻又吸了一口烟说：“不过，现在条件好多了，我们去援助老挝人民革命党和那些受苦受难的人民啊！”

聂荣臻又问：“你带了几个有根据地斗争经验的红军干部？”

段苏权答道：“只有我一个，其他是一些经历过抗战和解放战争的同志。”

聂荣臻接着问“做地方工作的呢？是不是抗战时期领导根据地斗争的？”

段苏权点点头：“是的。”

聂荣臻把烟灰弹进烟灰缸里，轻轻地说：“哦，抗战时期的连排干部没有全套根据地建设的亲身经历。一定要配备几名有着全套根据地建设经验的干部。老挝的问题，一个是打歼灭战，不打歼灭战就难以改变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局势就得不到改观。再一个就是根据地建设、军队建设的问题。”

段苏权把元帅的话一一记在心里。并说：“是这样。中央老挝问题工作会议几次都谈到这个问题，我们这个工作组去了首先是调查研究，了解情况，然后，争取有针对性地提出一些意见供老挝人民党参考。”

聂荣臻把烟头摁在烟灰缸里，站起身来说：“到那里只是提意见，不要颐指气使，不是当家做主。任何一个国家的革命，只能由那个国家的人民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来搞，旁人只能提些建议，不能越俎代庖。”

段苏权点点头，说道：“这样的经历我们不是没有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嘛！”

段苏权也站起来，又大声保证：“请聂帅放心，中央也再三强调过，我们一定谨记！”

聂荣臻回身握住段苏权的手和蔼地说：“那好，苏权同志，你带点警卫部队去，带几个有经验的战士。每人除带支短枪外，还带一支自动步枪，再带挺轻机枪，这样可以保证你们的安全。”

段苏权望着聂荣臻慈祥的脸庞，听着他温暖的话语，一股暖流就涌遍他的全身，让他站在那里不住地点头。

刘伯承指导段苏权援老工作

段苏权从聂荣臻出来后，又去见刘伯承元帅，他十分希望得到刘伯承的重要指示。

进门后，段苏权大声报告说：“报告刘帅，段苏权奉召来见！”

刘伯承此刻正坐在椅子上，柔和的阳光洒满了整间屋子。他近来身体不好，很少出门活动，但见段苏权进门，就和蔼地笑着，试图从椅子上站起来。

段苏权见状，马上走上前去握住刘伯承颤抖的手关切地说：“刘帅，您不要起来了。”

刘伯承亲切地问：“苏权同志，很快就要走了？”

“是，刘帅。”

“都准备好了？”

“可以说……”

段苏权本来想说“差不多”，忽然又觉得元帅一定不喜欢这样含糊的词，就改口说道：“我们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

刘伯承点点头，用期待的目光望着段苏权说：“你们这次出去，任务很艰巨，很光荣。”

段苏权诚恳地对刘伯承说“我来希望能得到刘帅的指导帮助。”

有人进来为两人倒茶，刘伯承说：“你喝茶。”

刘伯承也端起茶喝了一口，然后说：“首先是政策问题，政策和策略是关键。关于这个问题，你要请小平同志将政策杠杠划清楚。”

段苏权回答说：“小平同志已经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全面指示。”

刘伯承伸出两根指头说：“要形成拳头，要改变那种对峙拼消耗，要打歼灭战。”

他忽然又加重语气说：“打小的歼灭战。1个排、1个连、1个营地吃掉他，力争全歼。”

段苏权认真听着，不停点头表示明白，他把元帅的每一句话都牢牢地记在心里。

刘伯承继续往下讲：“第三是民族问题。苗族是个问题，听说，巴特寮有个苗族高级干部，只是吸大烟就被开除了。吸大烟当然是不好，但要耐心说服教育，要有政策和策略，要有原则性，也要有灵活性，不能脱离实际环境和历史背影，特别是对少数民族。”

“建党、建军、建政、建立根据地、处理好民族问题，坚持自力更生，坚持持久战，这就叫任重道远啊。遇问题难解，要请示中央，请示毛主席。不要以为麻烦中央，要多请示。”

段苏权说：“从没有做过这样复杂的工作，这还是第一次，我一定会努力做好的”

刘伯承对段苏权做个肯定的手势：“坚持国际主义精神，你过去做得好，现在学了‘毛选’更可以做好。过去你能坚持正确意见，坚持做老实人，相信你这次一样能做到。”

段苏权听了刘伯承的指示，心里有些激动，这些话为他以后到老挝开展工作指明了方向。

两人谈完后，段苏权怕打搅元帅休息就起身告辞。刘伯承不顾段苏权的阻拦硬是站起来，拖着病弱的身体把段苏权将军送到大门口。

最后告别时，刘伯承拍着段苏权的肩膀说：“好，你是一个党性很强的人，我相信。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要把政策搞好，多请示……”

段苏权点点头，向元帅保证一定会尽全力去完成党交给他的任务，并让元帅要多注意身体！

段苏权走了，走了一会儿，他回头看见元帅依然在门口站着，虽然元帅平常的话语不多，但他的目光在段苏权的心里永远都是温暖的。

段苏权取道越南前往老挝

1964年1月，段苏权乘北京至河内的5次特别快车驶入中越边境的广西凭祥。

来到凭祥火车站后，以段苏权为组长的中共中央驻老挝桑怒工作组手提简易旅行包，迅速下车，他们走进了国际旅行候车室。

原来，以段苏权为组长的中国工作组将要取道越南，然后秘密进入老挝。

这个时候，段苏权和他的小组成员纷纷加快了步伐，他们由工作人员引导，登上越南的窄轨列车。段苏权第一次乘坐这种列车，这是法国人当年建造的，车厢比较窄，前后也没几个车厢。

上车后，段苏权发现列车上的乘务组已换成越南人，没多久，列车便在《解放南方》的歌曲声中缓缓驶动了，朝着异国他乡驶去。

列车渐渐驶离了凭祥站，周围的建筑一晃一晃地往后倒退，凉凉的风从窗户外吹了进来。

段苏权和其他工作组成员都好奇地看着边境的风光，他们发现，有一条公路和铁路同时向南伸展通向了一道险隘，而在隘口两侧的悬崖绝壁上，嶙峋怪石上长满了枯草。

突然，他们在靠近公路南侧的峭壁上，看到一座两层关楼，段苏权兴奋地说：“看，那就是睦南关！”

睦南关，又名鸡陵关、界首关、大南关、镇夷关。建于明洪武年间，后改称镇南关。至清雍正三年始建关楼一层，在中法战争时被法军焚毁。

从镇南关到睦南关再到友谊关，这些名称的变化，可以看出中国对越南人民兄弟般的情谊。

经过一段时间的行驶，列车驶达越南的河内火车站。段苏权走下火车的时候，站台上有个人大步上前紧紧握住了段苏权的手。

对方笑着说：“老段，别来无恙乎？”

段苏权抬头一看，大叫一声：“哈！朱其文，果然是你啊”

段苏权对中国驻越南特命全权大使朱其文说：“姬外长向我介绍情况时，我不好多问。可料定就是你，不会冒出第二个朱其文。”

朱其文使劲拍了下段苏权肩膀说：“是啊，听说你要到老挝去，我想必定要经过河内。怎么样？这次临危受命，责任不轻吧？”

朱其文又指指旁边的人说：“来来来，介绍一下，这位是越南劳动党联络部的负责同志。”

朱其文把一位中年人介绍给段苏权，段苏权马上伸出双手，热情地和对方进行寒暄：“我们取道河内去桑怒，这可要给你们越南朋友添麻烦了。”

他的热情并没有感染那个越南人，那人只是礼节性地说：“你们辛苦了。”

段苏权心里失落落的，自己的热情却只换来了对方淡淡的一句话。他尽量不让自己的情绪变化出来，而是继续带着微笑和大家说话。

这个时候，朱其文赶忙对小组成员说：“来来！同志们，赶快上车吧。使馆里已经备好了湖南风味的便宴，一为接风，二为饯行……”

吃过饭之后，段苏权等人被安排在驻河内使馆。朱其文向工作组详细介绍了越南和老挝的情况，以及两国间的微妙关系。

段苏权皱皱眉头说“这么说，越南方面是不会在工作上为我们提供便利条件喽？”

朱其文低声说：“不妨碍就不错了！越南不希望我们和老挝直接发生关系。唉，咱们的援老物资几乎全部被越方扣下了，一小部分被他们调了包，以他们的名义‘援助’了老挝。就是你出钱，我请客，这里的复杂和微妙关系，你们慢慢会有体会。”

段苏权觉得处理国际问题真的很复杂，印度支那各国都是独立的，只是在反抗外来侵略上相互支援，互为依靠。而中国的援助完全更是无私的，有很多人为了抗美援越、抗美援老都抱定了牺牲的决心。

当时，工作组成员胡正在出发前还写了这样一段日记，内容如下：

昨天我去办理护照，因为我是到老挝方向去的，外交部护照处优先办了。当我将护照拿到手时，干部处的同志要求把贴在护照上的照片底片交给组织存档。

开始，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舍不得把这张有生以来照得最好的照片给他，想另换一张给他。后来他就干脆明说：“老挝战争很激烈，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不久前，我们驻老挝经济文化代表团的一位同志遇敌机轰炸牺牲了，一时连照片都找不到！

当我将底片交给组织时，我想，我是中国共产党员，我愿意为越南和老挝的独立、解放和自由献出我的生命！

段苏权叹了口气，他默默地想：老挝需要中国的援助，但越南又怕中国的援助促使老挝走向独立、自主，多么复杂的国际关系啊。

段苏权在老挝开展工作

第二天，段苏权率工作组取道越南，秘密进入老挝。到达老挝后，工作组住在桑怒省香苏县，与凯山领导的老挝人民革命党党中央离得很近，后来就有人把这个工作组称做“桑怒工作组”。

在老挝，工作组拜会了老挝爱国阵线主席苏发努冯亲王、老挝人民革命党副总书记诺哈、巴特寮（老挝爱国阵线武装）总司令坎代·西潘敦等人。

之后，段苏权率领工作组深入老挝农村进行社会调查，他们走乡串户，遍及老挝的各个角落，并与农民同吃同住，宣传革命道理。

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段苏权发现，老挝不但经济很落后，生产还维持着刀耕火种的水平；而且民主改革也没有展开，广大群众依然没有摆脱“贡滥主”（封建领主）的剥削。

在老挝，有些乡下的农民，一年要为贡滥主无偿服劳役七八个月，同时交纳沉重的贡赋。

在这种情况下，群众怎么能为抗美救国战争提供更多的人力、物力呢？所以必须进行土地改革。

段苏权去老挝之前，晋见了聂荣臻元帅和刘伯承元帅，聂荣臻称他是个“规矩人”，刘伯承称他是“党性很强的人”，“能坚持正确意见，坚持做老实人”。

1964年7月，出访越南的周恩来在河内召见了段苏权，段苏权详细汇报了老挝的情况。

当时在老挝经常有敌机的轰炸。有一次段苏权回北京汇报工作，周恩来问他，“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讲得是谁？鼓励去老挝工作的同志要有马援的精神。

鉴于老挝和越南的特殊关系，段苏权在老挝轻易不提“老挝应该如何如何做”，只讲中国当年是如何做的。

在段苏权的影响下，巴特寮学会了做群众工作。凯山也同意把寮中央的7个乡建成根据地。

有一天，应凯山的要求，段苏权给凯山讲解过《矛盾论》、《实践论》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凯山称他为老师。

凯山真心把工作组当成了自己的师傅，他希望中方能帮助老挝发动群众抗击美国的侵略。

这天，凯山向段苏权请教说：“我们如何发动群众和补充兵源呢？”

段苏权想了想，他没有直接说，而是引用中国革命的事例进行解答和说明。

凯山听了后十分兴奋，他说道：“我要和工作组共同学习毛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

随着印度支那战争的升级，美国对老挝解放区的轰炸日益频繁，中国工作组居住的茅草屋成为了临时招待所，工作人员只是偶尔去一下。

为了工作组的安全，老挝方面让他们住进了防空洞，于是那里就成了段苏权等人工作和生活的地方。老挝住的岩洞，被称为“老段府”。

到后来，为了避免轰炸，越南驻老挝顾问团、凯山总书记和苏发努冯亲王也住进了防空洞。

人多了，段苏权在防空洞也就不寂寞了，他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和老挝和越南方面的人进行交流。

1965年10月4日，凯山率领老挝人民革命党代表团来北京访问，段苏权也一起陪同。

当天下午，中老两党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举行正式会谈，中方代表邓小平等人参加了这次会谈。

当凯山向邓小平请教什么叫歼灭战时，邓小平笑着说：“这些具体问题不要问我，你问段苏权就可以。他当过军长，打过不少歼灭战，他可以回答你。”

邓小平指着段苏权继续说：“苏权同志是打过多次仗的人，是在最艰苦的条件下工作的，是个将军。现在没资格当将军了，因为没有军衔了，他现在的官衔只能是组长。”

到1965年12月3日，毛泽东在上海接见凯山，这次，段苏权依然陪同凯山。

凯山告诉毛泽东：“我们学习中国和越南的经验，已经取得了一定成绩。段苏权同志的工作组给了我们许多具体的帮助。”

毛泽东告诫凯山：

你们一定要争取群众。不争取群众，群众不站在你们这边，敌人的武装就不易消灭，你们就无法站住脚。

毛泽东最后说：

还是那句话：中国是你们的坚强后盾和可靠后方！

毛泽东用宽大无私的胸怀，表达了中国对老挝人民的抗美救国事业的支持。但是，由于越南因素的影响，中国工作组在老挝的很难施展拳脚。

当天晚上，段苏权心情激动，他在笔记本上工整地写道：

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中国是老挝的可靠后方，美帝想把战争引向老挝北部，我们要尽一切力量援老抗美。我要做好思想准备，随时准备重返抗美斗争最前线。

1966年，中国工作组派出调查小组到老挝农村地区调查，掌握了大量一手资料。

1年后，经过民主改革的试点，中国工作组认为老挝民主改革的主要工作是应该废除“贡滥制”，推翻“贡滥主”。

1966年5月16日，凯山来到老挝民主改革试验地桑怒省香农县，听取了中方关于土地改革的意见。

中方把对土地改革的意见讲完后，越南顾问却大吼声道：“香农没有什么阶级！”

凯山问：“中国云南与香农相似，你们按照什么标准划分阶级呢？”

中方人士说：“是以经济标准划分的。”

凯山听后就不说话了，尔后他赴河内同越南方面商议。11月4日，凯山从河内回到老挝，同中国工作组会谈，内容是如何香农废除贡滥制问题。

凯山提出的具体办法是：只召开群众大会批斗，但不杀人；会后再同地主协商谈判，让他留足土地，多余的土地分给农民，放弃剥削特权。

凯山提出的看法既吸收了中国同志的意见，也听从了越方的主张，但主要倾向于越方意见。段苏权等人看到，中越在援老问题上的分歧越来越大。

从1965年开始，中越关系日渐不如往日，这也影响了中国同老挝的关系。

1967年，中央决定将驻老挝桑怒工作组改成桑怒联络组，段苏权回国，桑怒联络组只剩李文正等少数几个人了。

但根本的原因，还是越南想搞印度支那联邦，不愿有第三者同老挝发生直接关系，给中国工作组带来种种不便。

正是这一原因，越南共产党既需要中国对整个印度支那革命事业做出巨大援助，又不愿意中国与老挝、柬埔寨的共产党发生直接关系，南越方面觉得这样会增强这两个党的独立性。

尽管在援老的工程中产生了一些不愉快，但在此后的几年里，中国政府还是一如既往地帮助老挝抗击美国侵略者。

到1968年，中国再次援助老挝，派出大量的兵力和工程建设人员帮助老挝修建公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