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玄学对诗学的影响虽是多方面的，但是诗歌与哲学思想体系毕竟有不同的性质，因此本书探讨玄学与诗学的关系，并非以用玄学的思想方法建构一个诗学理论体系为目标，而是探讨玄学与魏晋南朝诗学和诗歌史的基本问题的内在关系，各章节皆以具体的问题而展开，所以本书各章虽相对独立，但在与玄学的关系上又有内在的关联。

本书分为六章。

第一章，探讨玄学“言意之辨”与诗学的关系。

“言意之辨”是玄学基本的思想方法，对魏晋文学理论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是魏晋文学研究的一个重点，但是当前对玄学“言意之辨”与文学理论的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言意之辨”对“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意象”论的影响上，而对“言意之辨”与魏晋文学本质观的关系则缺乏清楚的认识。这影响了我们对魏晋文学理论的深入认识，特别是造成对陆机《文赋》的理论体系缺乏准确的评价。作为玄学的新方法，“言意之辨”对魏晋学术和文学的影响都是非常显著的，陆机即在“言意之辨”的影响下，首次抽绎出“文”、“意”、“物”作为文学的三要素^[1]，并在“文”、“意”这两个范畴的辨证关系基础上，确立以“意”为文学的表现范畴。《文赋》中“意”源于作家对自身思想的冥搜幽讨，而明显地忽略了文学创作的现实基础。因此“意”作为文学的表现范畴蕴含着古典主义的文学本质观，这一本质观是《文赋》古典主义文学理论体系建构的基础。《文赋》在论述文学创作时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点，如“述先士之盛藻”、“颐情志于典坟”、“游文章之林府，嘉丽藻之彬彬”、“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这些都可以说是属于古典主义的文学观的。从建安、正始到西晋，文学经历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到古典主义的发展、转变^[2]，这既有社会现实的原因，更与玄学思想及“言意之辨”的方法论有直接之关系。由古典主义本质观又派生出注重辞藻、自觉追求语言艺术技巧的语言观及立意造辞的写作策略。这几个方面构成了魏晋南朝诗歌古典主义转向的基本内涵，使诗歌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具有重要的诗歌史意义。

另一方面，就“言意之辨”自身而言，魏晋以来玄学这一思想方法也在不断地自我发展转变，形成了多种观点，对诗学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其中影响最深远的是王弼的“得意忘言”与王导的“言尽意”论。两晋以来，随着玄学从王弼“贵无”论到郭象“独化”论的发展，作为玄学思想方法的“言意之辨”也相应的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即由“得意忘言”到“言尽意”的转变。这一转变对两晋士人的思想观念产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当前学术界对王弼“得意忘言”及其影响做了比较深入的探讨，而对王导“言尽意”论则缺乏足够的重视，对其内涵和意义更没有充分的认识。但是两晋以来思想文化和文学上一些重要的问题，如清谈风格的变化、语言观的发展、玄言诗的演变、晋宋诗歌变革等，以及这些问题相互之间的关联，都与“言尽意”有密切的关系，这使“言尽意”论具有重要的诗史意义。

第二章，分析玄学“自然”观的内涵及其诗学意义。

“自然”是道家和玄学基本的思想概念，随着玄学的发展，玄学自然观对魏晋南朝的诗歌创作和理论建构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首先，在诗歌创作实践上，玄学自然观是体物写景的山水诗的思想基础。体物是诗歌艺术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整个传统诗歌史来看，“体物”诗学在元嘉时期才真正地确立起来。从汉魏晋诗歌以自然景物为引发情感的媒介的“感物”诗学，到元嘉山水诗以自然景物为审美客体的“体物”诗学，这是传统诗学的一个重要发展，体现了诗歌表现范畴的拓展和写作艺术的新变。“感物”到“体物”这一诗学发展过程是相当复杂的，与魏晋以来自然观的变化密切相关。在玄学和佛学的影响下，东晋人摆脱了天人感应的束缚，确立了具有现代意义的新自然观^[3]，这为“体物”诗学的确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其次，玄学自然观对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建构亦有直接的影响。魏晋以来在玄学的影响下，“自然”被用于文学艺术批评中，成为重要的文学理论范畴。但是由于道家和玄学的自然观存在歧异，因此，以之为思想基础的文学范畴之“自然”也相应的具有不同的内涵，这一点在《文心雕龙》中得到明显的体现。从《文心雕龙》本源论与艺术论相结合的理论结构来看，“自然”具有“自然之道”的文学本源论与“自然雕饰”的艺术论两种基本内涵，对这两种“自然”之间关系的处理是刘勰文学理论建构的一个基本课题。以“自然之道”的文学本源论为基础，而使“雕缛成体”的文学艺术具有自然之本质，是《文心雕龙》建构“自然”文学理论的基本思路，刘勰以体用结合的思想方法实现了文学的“自然”与“雕饰”之间的整合，深化了传统的自然文学论的内蕴，也是玄学“自然”观诗学意义一个重要的体现。

第三章，探讨玄学与魏晋南朝诗史发展中的一些基本课题的内在关系。

首先，是玄学与魏晋叙事诗学的衰落的关系。中国传统诗歌的叙事艺术到汉乐府时得到显著的发展，但是魏晋之后乐府的叙事传统又迅速走向衰落，这是传统诗学史上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重要问题，其原因虽然极为复杂，但与玄学实有重要的关系。魏晋玄学的兴起使诗歌的创作观念和方法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陆机《文赋》提出文学产生的根源是“课虚无以责有”，这与汉乐府的“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有根本的区别，这是汉魏以来诗学观念的一个重要转变，这种观念在魏晋时期被普遍接受，是造成魏晋以来叙事诗学走向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而这种文学源于“虚无”的观念正是在玄学思想影响下形成的。

其次，是玄学与“缘情”论诗学的关系。陆机《文赋》提出“诗缘情而绮靡”，被后代很多诗论家认为是对儒家“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诗言志”观的突破，因此从“诗言志”的角度，对这一诗学观念进行了诸多的批评。“诗言志”是儒家诗学的本源观，因此从“诗言志”的角度批评“诗缘情”，其实质是将“诗缘情”作为与“诗言志”相对立的诗歌本源论的。但是从《文赋》与陆机的诗歌创作实践来看，“感物”才是陆机的诗歌本源观，而“缘情”则是一种艺术论，两者又具有内在的关联，构成了“感物缘情”的诗学理论。这一诗学理论既是陆机对魏晋以来文学创作实践的总结，又与玄学有密切的关系。在玄学影响下，“感物”既是情感活动又是理性的思考^[4]，情感、理思和辞藻构成了“感物缘情”的基本内涵，对西晋以来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第三，玄学与魏晋南朝诗歌语言观的发展。魏晋以来注重诗歌语言艺术是诗学发展的一个基本的趋势，体现了从追求辞藻到巧构再到自然的诗歌语言转向的过程。诗学的这一个发展过程与玄学的思想方法是密切相关的。玄学“言意之辨”对语言与意义的思考，促进了诗歌语言艺术在诗学的中心地位的确立，而晋宋以来玄学“为而不知其所为”的自然观，又进一步指引了诗歌语言向由雕琢而返于自然的方向发展。从魏晋之前的自然流露、自然抒发，到刘宋元嘉时期锤炼而返于自然，构成了魏晋南朝诗歌的语言转向和发展的过程。

第四，分析两晋玄言诗学的发展流变。玄言诗是东晋诗歌的主流，从诗史来看，这是对魏晋以来以玄理入诗的这种非主流诗学的发展的结果。两晋以来玄学的发展，特别是东晋时期玄佛合流，对玄言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玄言诗学也有一个发展流变的过程。对这一诗史现象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入地了解玄言诗学的形成、发展及其基本内涵，理清两晋玄学与诗学之间关系的发展脉络。

第四章，探讨阮籍、嵇康的竹林玄学思想与其诗歌创作。

阮籍、嵇康的玄学思想是在对魏晋易代之际的现实困境的特殊感受中发展出来的，将玄学由一种政治哲学发展为生命哲学，玄学发展到嵇、阮这个阶段，更为注重自我意识和精神境界，正是在现实中发展起来的浓厚的生命感，使嵇、阮玄学思想与诗歌具有极为密切的内在关系。本章即结合阮籍、嵇康的玄学思想的特点探讨其诗歌创作。

阮籍《咏怀诗》是诗史上的巨著，也是诗歌史研究的重点，但是《咏怀诗》的创作性质、创作时间，这两个最基本的问题现在仍未得到真正的解决。《咏怀诗》独特的诗风之形成与诗人内在的思想情感和精神境界具有密切的关系。《咏怀诗》存在的诸多难解之处，如主题的展开与矛盾、组诗的创作性质及创作时间等，都可以在现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结合阮籍玄学思想的发展与特点进一步深入地探讨。

嵇康的玄学思想以“自然”为基本内涵，“自然”的玄学思想是在深刻的现实体验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因此直接影响其诗歌创作。嵇康将“越名教任自然”的玄学主题发展为诗歌主题，以“自然”为旨归的隐逸和游仙成为嵇康诗歌的基本内容。嵇康“清峻”诗风的形成也与其对“自然”的精神境界的追求密切相关。

第五章，分析玄学与魏晋南朝诗歌艺术的关系。

首先，探讨陆机在玄学影响下天道思想的变化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天道思想是陆机思想的重要内涵，从陆机的整个思想来看，其天道思想有明显的发展变化。以入洛为界，陆机的天道思想可以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入洛前，其天道观受汉儒天人感应思想的影响，带有神学的性质，对诗歌的写作起消极的阻碍作用；入洛之后，在玄学思潮的影响和改造下，陆机的天道思想实现了玄学化的转变，对其诗歌创作及诗风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其次，分析玄言诗对兴寄艺术的发展。兴寄是传统诗歌重要的艺术手法，东晋中后期之后玄言山水诗开始比较多地关注山水审美意象，兴寄艺术得到了新的发展。首先是兴寄的内涵，由情感的寄托拓展到山水审美与哲理的体悟；其次则是对作为取兴之象的山水景物的刻画不断深入，逐渐实现了兴寄与体物写景的结合。东晋注重山水审美的玄言诗，其取象手法及在山水审美中体玄悟理，促进了兴寄艺术重要的发展，对传统山水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三探讨玄学与陶渊明、谢灵运诗歌创作的关系。晋宋之际玄风很盛，作为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两位诗人，陶渊明和谢灵运的诗歌创作也都与玄学有关联，但是陶、谢二人对玄学的态度不同，因此其诗歌受玄学的影响也有很大的歧异。陶渊明的思想不主一家，他从其性之所适出发，理解和接受道家、玄学的自然思想，特别是郭象的“独化”、“自性”的玄学思想契合了他追求自然的要求，而对其诗歌创作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陶诗之“自然”、“怀古”等皆与玄学有关系。谢灵运则对玄学有自觉的追求，东晋以来谢氏是一个玄风很盛的士族，谢灵运的思想、人格即深受玄学的浸染，这对谢灵运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诗歌主题的发展变化、山水诗的艺术手法及玄言尾巴的存在、“自然”的诗美观的形成等，皆与玄学有密切的关系。

第六章，探讨东晋玄佛合流对文学艺术的影响。

山水诗的兴起是晋宋诗歌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学术界对此做了诸多研究，但是对慧远佛教美学思想的内涵及其在山水诗学的形成和发展中的意义，目前仍缺乏深入的研究。慧远在佛教信仰活动的基础上，综合玄学和般若思想，发展出处理本末、有无的“形象本体”之学。“形象本体”之学强调以“形象”的审美体悟“本体”，蕴涵了重视“形象”的美学思想内涵，为晋宋之际山水诗学奠定了美学思想基础，具有重要的诗史意义。

东晋佛学的发展对艺术创作及理论建构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宗炳《画山水序》的山水画理论的建构即受到慧远佛教思想深刻的影响。宗炳《画山水序》是我国绘画史上第一篇论述山水画理论的重要著作，学术界对《画山水序》的各种理论命题做了深入的探讨。但是对宗炳在传统山水画创作远未成熟的情况下，建构系统的山水画理论这一超前的现象，目前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山水作为审美客体的确立是山水画理论建构的前提，这需要一种重视山水景物客观形象的美学思想。慧远强调以“形象”的审美体悟本体的“形象本体”之学契合了这一美学要求，为山水画理论的建构奠定了美学思想基础。宗炳追随慧远问道的经历使其真切地理解并接受“形象本体”之学，这是《画山水序》超越绘画实践建构具有超前性的山水画理论的内在原因。

魏晋南朝是思想学术与文学艺术关系极为密切的时期，玄学思想方法对此期诗学的影响是确实存在的，但是文学史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玄学对诗学的影响也只是整个魏晋南朝诗学发展史的一个方面，事实上笔者在从事这一课题的研究时，就已意识到仅仅从玄学的角度无法完全解决魏晋南朝诗学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诸多问题，在这一课题的研究工作即将结束之际，这种感觉可以说是更为明确的。但是在立足文学自身的基础之上，深入地探讨玄学与魏晋南朝诗学的基本范畴、基本问题之间的关系，仍有助于我们进一步逼近这一段诗歌史的本来面貌。这是我们对这一研究课题的一个基本认识，也是本书的基本目标。

[1] 钱志熙认为：陆机《文赋》“文”、“意”、“物”三要素的提出与当时的《易经》研究有关系。特别是王弼解《易》，倡“得意忘象，得象忘言”之说，引起人们对“言”、“意”、“象”的关系进行辨证分析的兴趣，对陆机《文赋》文学三要素的提出产生了直接的影响。（《魏晋诗歌艺术原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4页）

[2] 钱志熙《论〈文赋〉体制方法之创新及其历史成因》，《求索》1996年第1期。

[3] 参见钱志熙《魏晋诗歌艺术原论》第五章第四节“东晋文人的自然观与山水诗的肇兴”的论述（第296-300页）。

[4] 钱志熙《魏晋诗歌艺术原论》，第2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