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玄学对诗歌的影响，在南朝时期就得到了比较多地关注，如檀道鸾《续晋阳秋》、钟嵘《诗品序》、刘勰《文心雕龙•时序》及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等对此都有精辟的论述。作为魏晋学术思想的主流，玄学的思想、方法，对魏晋南朝的文学创作与理论建构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汤用彤先生《言意之辨》、《魏晋文学与思想》等文指出玄学与魏晋文学之基本原理有内在的关系，为玄学与魏晋南朝诗学这一课题的研究指出了新的方向。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玄学与文学的关系逐渐成为学术研究中一个重要的课题，出现了诸多这方面的论著，如卢盛江《魏晋玄学与文学思想》、徐国荣《玄学和诗学》、唐翼明《魏晋文学与玄学》、皮元珍《玄学与魏晋文学》、刘运好《魏晋哲学与诗学》、黄应全《魏晋玄学与六朝文论》、黄金榔《魏晋玄学言意之辨及其对后代诗学理论之影响》等，也有不少这方面的论文。总体来看，从玄学与文学这一交叉学科的角度来探讨魏晋诗歌的发展，是目前魏晋诗歌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学界前辈和时贤在一定程度上，对此进行了描述和分析，但就系统性和深入性而言，还有相当大的研究空间。目前学术界对玄学与文学的关系的研究，比较多地集中在玄学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上，而对玄学与文学基本原理、基本范畴的内在关系仍缺乏深入的研究。这是造成目前对这一课题的研究，还未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的基本原因。有鉴于此，本书力求从诗学的基本问题出发，来探讨魏晋南朝诗学与玄学的内在关系。

从逻辑上来讲，有诗歌就有诗学，厄尔•迈纳《比较诗学》将诗学划分为原创诗学与含蓄诗学两种类型^[1]，也就是以理论形式和实践形式存在的两种诗学。先秦以来儒家在阐释《诗经》的基础上建立了理论形态的诗学，但是从传统诗学的发展来看，唐代之前主要是以“含蓄诗学”为主的，所以魏晋南朝时期虽然比较缺乏诗学理论的建构，但由于诗歌创作的活跃，此期诗学的发展却仍是很充分的。因此对魏晋南朝诗学的分析，应从理论与实践这两种诗学形态入手，这也是本书一个基本的研究思路。诗学是一个有关诗歌写作的学问系统，严羽《沧浪诗话》：“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2]“多读书，多穷理”，即属“学”的部分，我们所谓的诗学，就是指诗歌创作中可以通过学习而掌握的方面。从这一方面来讲，可以说诗学本身就是一种学术，它与当时代的思想学术是密切相关的，并以之为自己生成、发展的基础^[3]。从这一点来讲，魏晋南朝诗学与玄学是存在密切关系的。

相对于汉代儒学朴实的特点，玄学在抽象与思辨上有极大的发展，为深入地认识文学创作规律、进行系统的文学研究及文学理论建构提供了思辨的、分析的思维方法。在玄学思想的影响下，魏晋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都进入了新的阶段。魏晋玄学与诗学之间的关系，并不局限于诗歌表现的内容上，某种意义上讲，玄言诗对玄理的表现与演绎，只是玄学影响于诗歌的一个方面甚至是一个比较消极方面。玄学对魏晋诗歌审美趣味、风尚的影响，这些也属于玄学与诗学关系中比较直观、浅层的方面。文学批评是以文学基本范畴的建构为核心而展开的，诗学的发展也往往体现在一些基本的诗学范畴的内涵的发展，以及对诗歌发展中的一些基本问题的处理上。因此就具体研究方法而言，我们对玄学与魏晋南朝诗学的关系的研究，将注重从基本的诗学范畴和诗歌史问题着手，如玄学“言意之辨”与诗学的“言”、“意”范畴的关系、“言意之辨”与诗歌的语言转向、“言意之辨”从“得意忘言”到“言尽意”的发展及其诗史意义、玄学自然观与“体物”诗学的产生、“自然”作为文学批评范畴的确立、玄佛合流的诗学意义等，这些都是玄学与魏晋诗学中基本的又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通过对魏晋诗学的基本范畴及诗歌史基本问题的分析，探讨玄学与魏晋诗学的建构与发展的内在关系，是本书一个基本的研究思路。

[1] 厄尔•迈纳《比较诗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

[2] 严羽《沧浪诗话》，《历代诗话》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88页。

[3] 拙著《元嘉体诗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47页。